潘琦坐庄 “银河系”陨落 一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何以能在被实施市场禁入的情况下，依然如故实现对上市公司操控？ST天成（维权）（600112.SH）与ST银河（维权）（000806.SZ）的投资人正遭遇至暗时刻，股价跌至近10年来最低。两家公司未来是否还有机会重新赢得市场尊重？眼下，没有一丝消息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仅以市值而论，截至7月24日收盘，两家上市公司市值加总不超过37亿元，这个数不过是它们巅峰时刻的零头。现在，两家公司的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正在被债权人以各种法律手段团团围困。 债权人指出，银河集团无视上市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无视上市公司信披制度，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等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用上市公司的名义为银河集团及其关联方的债务做担保，而以上种种违规手段在银河集团资金链断裂之前无一得以披露。 《中国经营报》记者溯源两家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所有公告发现，早在2005年2月7日，北海市人民政府就对ST银河及实际控制人潘琦开出罚单，其原因之一正是银河集团在2002年、2003年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在后来的2004年、2005年，ST银河再次发生违规事件，最终被证监会认定为“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之大成”，被予以重罚，实际控制人潘琦被实施10年市场禁入。 博士猎手 5年把企业从零干到上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9日公布的限制消费令显示，潘琦，生于1963年，成都人。 1982年至1988年，潘琦在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完成本科与硕士学业，随后他前往西南财经大学，于199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次年，他前往海南。北海银河股份有限公司（ST银河上市之初的公司名称，以下简称“北海银河”）招股说明书显示，来到海南后，潘琦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有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这一时期，下海创业潮席卷中国南北大地，一批又一批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士放弃公职铁饭碗下海创业。1993年1月，潘琦创立北海通台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北海通台”），这是他经商的起点，这一年他30岁。 同年，潘琦找来另外4家单位——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招商中心、广西建设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北海办事处、上海远东银联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公司、海南南华金融公司，与北海通台共同于1993年6月20日发起成立北海银河，北海通台为第一大股东，潘琦为董事长。 记者查询到，潘琦找来的4家单位中，前两家为广西当地国资股东、第三家的股东背景是中国工商银行，第四家股东背景则是深圳发展银行，即平安银行（000001.SZ）的前身。 为成立北海银河，5家股东共募集资金6000万元。这些募集资金干了两件事：花4750万元在北海市广东南路盖了一栋楼，名为银河科技大厦；花1250万元于1994年5月买了四川星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星华”）51%的股权。 直至披露招股说明书之时，北海银河名下的核心资产事实上正是四川星华51%的股权。虽然招股书列示了北海银河有三大主业——高科技产业、珍珠养殖加工业、服装制造业，但《中国经营报》记者查询发现，后两个产业所在的4家附属公司加总注册资本仅400万元，公司上市前主要利润来源正是四川星华。招股书对公开发行股票后所得实际募集资金1.18亿元的投放，正是放在四川星华所在的电子元器件这一产业载体上。 不足5年，潘琦通过联合国资背景股东、买资产这种方式，完成了一个企业从无到有再到上市的全过程，1998年4月16日，北海银河正式登陆深交所。 据记者统计，自1990年中国资本市场诞生7家上市公司以来，2000年以前，广西的上市公司仅10余家；在北海银河上市以前，北海市的上市公司仅1家，即恒逸石化（000703.SZ），北海市急需向资本市场推介更多的本地企业，使本地上市公司名单显得不那么难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北海通台是北海银河的第一大股东，但北海银河方面宣称自己没有控股股东。 坐庄银河系 牵涉贵州高官王晓光落马案 成都市新都区地铁站“马超西路”以西，是香城大道所在，这条大道有一截区域被命名为电子路。之所以如此命名，正因为这条路上坐落着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星电子”）。它是ST银河当前持股99.34%的子公司。 永星电子的前身正是四川星华，最早则追溯至国营永星无线电器材厂。1998年底，北海银河投资4500万元在四川星华原址注册成立永星电子，它成为北海银河的家底。 上市之后，为扩大家底，潘琦在北海之外，如成都、西安、南宁等地通过增资入股的方式收购了一大批资产，产业也不再局限于电子元器件，电力设备、软件开发等均有涉及，如与母校南京大学合作成立南京大学银河软件开发中心。 以北海银河为起点，潘琦亦开始编织自己的银河系，于2000年9月29日在南宁设立控股平台——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2亿元。几经更名后，变更为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2002年，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老牌国有上市公司长征电气（600112.SH，ST天成的曾用名）年度巨亏近2亿元，这一惨淡局面不得不逼迫控股股东遵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国资公司”）考虑控股权转让之事。潘琦抓住了机会，双方于2003年3月10日迅速达成股份转让协议。 记者查询当时的收购报告书及相关公告，为完成这笔收购，潘琦调动了银河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力量，以银河集团为收购人，以银河科技（注：上市公司北海银河于2000年更名为银河科技）持股96.15%的子公司——北海银河科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电气”）为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分别从遵义国资公司手中接过4644万股和3816.296万股，每股价格均为1.63元，总计耗资1.37亿元。 这笔收购进行得相当顺利，于2004年初即完成过户，银河集团持股27%，银河电气持股22.19%，双方合计持股49.19%，实现了对这家老牌国有企业的绝对控股，潘琦也成为两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银河系就此形成。 在并不长的时间内，潘琦先后成为两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然而其连续数年违法违规，仅被证监会处罚就达3次之多。 早在2002年，银河科技就开始虚增收入，财政部广西专员检查这家公司会计信息时发现，2002年、2003年两年间，这家公司共虚增收入高达2.63亿元、隐瞒银行借款2.7亿元，并且银河集团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3.93亿元。为此，2005年2月，北海市人民政府对单位与包括潘琦在内的3人合计开出25万元罚单。对于这张罚单，时任银河科技董事长的潘琦决定不予公布。迟至2006年，投资人通过媒体报道方知此事始末。 2004年3月，银河科技启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9.5亿元，为了使这一发债计划早日获得证监会审批，银河科技对其2004年、2005年销售数据进行了全部包装。这一动作后来被证监会认定“是系统性、团体化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大案”。 银河科技通过制作虚假出库单据、开具虚假销售发票的方式虚增2004年销售收入1.79亿元，虚增2005年销售收入3476万元。此外，银河科技还隐瞒2004年向关联方划款5.44亿元，未披露2005年向关联方划款共计3.85亿元，隐瞒2004年对外担保3.42亿元，隐瞒2005年对外担保3.1亿元等。 证监会在调查后认定，潘琦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以及银河集团的董事长，“是银河科技一系列信息披露严重违法行为的主谋、主使和主要参与者，系负有最主要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予以严惩”。 上述行径自2006年被曝光后，证监会于2006年8月16日启动立案调查。5年之后，证监会的处罚才落定：潘琦被处以10年市场禁入，对银河科技及包括潘琦在内的14人共计处罚307万元，其中对潘琦个人处罚30万元。 处罚到来之时，银河科技的董、监、高们早已换了人，上市公司甚至声明“本次行政处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2003年2月至2006年4月，银河集团利用14位自然人在两家券商开立的证券账户交易长征电气，获利30.53万元；关联方苏州银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河”）在2003年2月至2007年4月，利用26位自然人在5家券商开立的证券账户交易长征电气，获利102.8万元，苏州银河的董事长为潘琦的弟弟——潘勇； 关联方苏州工业园区盛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银投资”）于2003年2月至2007年6月，利用221位自然人在11家券商开立的证券账户交易长征电气，最终亏损947万元，盛银投资的董事长蔡惠正是潘勇的岳母。 这段经历，带给银河集团、潘氏兄弟及相关责任人的后果是共计412.7万元的罚没款。证监会这一处罚的到来是在潘氏兄弟违法行为发生的3年后。 2018年8月，潘勇被证监会处以10年证券市场禁入，被罚没共计约8960万元。原因是潘勇于2016年2月至2017年4月20日利用内幕消息通过他人账号交易“天成控股”（上市公司长征电气经历次更名后，名为天成控股）、“银河生物”（上市公司银河科技经历次更名后，名为银河生物）。 在潘勇内幕交易案爆发之时，贵州省官场发生震荡——贵州省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2018年4月1日深夜宣布被查。 据《廉政观望》杂志报道，王晓光的这些内幕消息来源正是潘氏兄弟。 银河系陨落 故伎重演无力回天 “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指潘琦）在这里没有设办公室，都是我们董事长（指叶德斌）在管。”一位行政工作人员介绍。记者提出采访需求，永星电子管理层包括叶德斌在内的8位董事全部选择回避，工作人员转述道：“领导们也有在的，只是当前正在忙年中工作会议的事，没有时间接受采访。” 风险能回避吗？银河生物与天成控股已分别于2019年3月28日、5月23日实施风险警示，成为ST银河与ST天成。7月16日，ST银河披露，控股股东银河集团持有的85.9978万股被司法划转至某自然人手中；6月18日，ST天成披露，上市公司子公司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20%股权被司法拍卖。 由于被控股股东债务拖累，两家上市公司名下任何资产都极有可能被债权人向法院提起偿债申请。 自2018年8月起，两家上市公司先后披露控股股东银河集团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消息。ST银河直至2019年2月21日方陆续将银河集团、上市公司及潘琦等相关人士因债务问题涉诉的消息披露出来；ST天成则迟至2019年4月23日才披露类似消息。 银河系两家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失控亦引来沪深两地交易所的关注。ST银河方面2019年3月28日回复，截至回复日，银河集团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涉诉金额为6900万元，通过其他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2.5亿元。此外，上市公司及子公司未履行审议审批程序为银河集团及关联方提供担保额高达6.36亿元。 ST天成方面2019年7月9日回复，截至回复日，银河集团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发生总额为3.34亿元。其中，截至2018年末，控股股东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借款达1.9亿元；上市公司替银河集团还款或其他原因造成资金占用达1.4亿元。除资金占用，ST天成亦违规为银河集团的借款提供了担保，截至2019年7月9日，在没有履行内部审批及相关程序的条件下，ST天成为银河集团借款提供了高达3.95亿元担保额，当前已有1.32亿元涉诉。 上述行径不过是当年的故伎重演。这一重演是如何实现的？上市公司的人事安排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以ST银河为例，当前公司董事长、总裁为徐宏军。徐宏军自2000年起进入这家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5年担任上市公司董秘，而这期间正是公司大规模业绩造假的年份。 2006年深交所对上市公司所有董事公开谴责处罚后，徐宏军辞去董秘之职，于当年9月升至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2007年辞职，两年之后于2009年7月以总裁身份归来，直至2010年12月换届离任。2011年、2012年在上市公司一子公司担任法人代表，2013年至2016年均未在上市公司任职。2017年至今，他以上市公司董事长、总裁的身份回归。徐宏军履职上市公司董事长、总裁之时正是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违规占用资金等行为再次发生之时。 在私人事务方面，记者查询，潘琦为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理事，负责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而后者的秘书长正是徐宏军，所留的地址是银河集团在北京的一个办公地。 记者就此对徐宏军本人发去采访函，上市公司董秘办以时间紧迫为由没有正面回复这一问题，而是谈到了控股股东的当前进展。 银河集团的还款进展如何？据最新消息，银河集团向部分债权人已偿还1.8亿元。ST银河董秘办回复《中国经营报》记者称：“目前银河集团财务状况较为困难，但银河集团及其各下属子公司仍在持续经营。为消除资金占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银河集团已向公司出具《承诺函》，并且正积极与战略投资者协商，拟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债务结构，优先解决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涉及违规担保的债务问题。关于违规担保问题，公司将继续督促银河集团尽快偿还债务，解决诉讼问题；同时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应诉，以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利益。” ST天成7月25日公告显示，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与7月9日数据相比仅减少了130万元，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违规担保金额则减少了3.027亿元。 至于徐宏军的任职问题，董秘办回复称，公司董事长及其他人员均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也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对上述人员的任职审议审批程序。 两家上市公司披露控股股东股份被各地法院轮候冻结的名单仍在增加，其实际控制人潘琦早在2018年8月27日就被灌南县人民法院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两家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失效何时才能整改完成？近期，ST天成董秘在履职不过数月后被辞，由董事长代职。“他的工作方式与公司的理念不符合，所以被辞退了。”ST天成证券部一位工作人员称。 潘琦曾以中国民主建国会委员的身份成为第10届、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当前，潘琦被相关法院实施限制消费令，各种高消费、G开头高铁所有座位均不能乘坐。
融资寒冬下 多家地产企业靠销售回款“续命” 继7月30日中央再度强调“房住不炒”原则并首提“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后，多地银行上调首套房贷利率的消息不断传出，楼市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实际上，五月份银保监会下发“23号文”已经对地产融资释放了收紧“从严”的信号。 但今年恰恰是房企们的偿债高峰期，内外因素叠加，促使地产企业纷纷举起“现金为王”的大旗，并把重点工作放在销售回款上面。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房企强调销售回款实际是为了“续命”。同策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宏伟向《红周刊》记者表示，采取降价措施加快项目销售或将成为大部分房企下半年的重要战略之一。 地产调控“再升级”地产公司陷销售回款“围城” 中央在7月30日对房地产市场的新定调，彻底击破了房地产调控放松的幻想。受政策收紧影响，申万行业分类数据显示，在7月31日至8月8日的7个交易日内，房地产开发沪深股及港股市值分别缩水1168.07亿元和3833.89亿元，两市合计缩水逾5000亿元。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红周刊》记者表示，“730会议”是房地产调控“再升级”的标志。他告诉记者，在7月份合计56次的房地产调控中，有接近10次调控内容都是中央发布，其中针对房地产企业资金收紧的内容非常多。“特别是7月份以来，连续2次针对房地产信托及美元债，均单独针对房地产行业发布资金收紧政策。” 这种“收紧”已经反映在房企的融资成本上，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内地房地产企业海外债今年上半年发行规模激增，发行利率均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2个百分点。据记者了解，小型房企融资成本增加明显，美元融资利率超过10%。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红周刊》记者表示，房企在下半年主要有三大压力，包括资金压力、库存压力和政策压力。“其中，资金压力是当前最大的压力，尤其是融资端的收紧，使得相关房地产企业需要积极把控金融风险。而从库存压力看，这和房企的销售目标等有关，房屋销售不好则会倒逼降价。 当前，扩大销售回款几乎是地产界的共识。不过，近年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销售回款走势却不乐观。2018年下半年开始行业销售回款持续下行，安信证券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12月份行业的销售回款总额为8153亿元，同比增速下滑0.2个百分点，环比下滑6.8%。以销售回款占销售金额的比重计算回款率，2018年6月份以来行业内销售回款率低于60%。 吴建斌向《红周刊》记者表示，龙头房企的操盘项目数量较大、覆盖城市层级较广，故在回款方面的进程差异也较大。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房企而言，操盘相对容易，回款速度较快也是正常现象。 严跃进也指出，“其实上面提到的小型房企也是50-200名，某种程度上这些企业规模也不会太小，相对来说操盘策略比较灵活，抓销售回款也会相对比较到位一点。” 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小型房企提升销售回款率的空间几乎到了尽头，大型龙头提升销售回款率面临着项目所在区域、项目实施进程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所有地产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却又寄托在销售回款上。 泰禾集团、滨江集团两大“典型样本” 最先喊出“活下去”的龙头房企是万科，近三年的平均回款率仅为71.68%。但国泰君安（601211）的研究表明，低回款率本身并不致命，但如果房企本身也有盈利能力较差或者高负债的特征，那就值得引起注意了——万科显然并不属于此类企业。 《红周刊》记者梳理TOP100房企财务数据发现，同时具备高负债、低回款“特质”的高杠杆房企当属泰禾集团（000732）。股权质押、高息发债、财务资助及对外担保规模激增等高杠杆资本运作在泰禾集团的运营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泰禾集团2016年至2018年的回款率分别为51.96%、32.17%、35.32%，近两年回款率甚至不足40%，但其资产负债率却高达87%，有息负债规模高达967.4亿元。 现金流方面，数据显示，泰禾集团2018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刚实现转负为正，此前连续四年间经营活动现金流一直为负。不过其近五年的投资活动现金流一直处于流出状态。此外，一直依靠融资补充资金的泰禾集团，2018年却出现了筹资活动现金流指标近9年来首次为负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泰禾集团2018年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现金流支出中，共计有211.34亿元用于收并购子公司或项目公司及支付其他单位借款。截至2019年7月5日，泰禾集团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已高达33.41亿元。从其最近一批提供财务资助的参股公司情况来看，泰禾集团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位于20%-40%之间，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共计22.9亿元。然而《红周刊》记者注意到，上述8家标的公司2018年1-12月经审计净利润均处于亏损状态，其中有5家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100%，最高者甚至达到470.67%。 此外，泰禾不断激增的对外担保规模也成为其一大发展隐患。2019年以来，泰禾集团公布的公司公告中有20条涉及向关联公司提供债务或融资担保。从担保余额来看，截至2019年7月31日，泰禾集团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841.5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55.92%。而据《红周刊》此前报道，其各被担保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并不乐观，多数子公司存在营收净利双低、亏损严重、资产负债率畸高等情况。 值得警惕的是，泰禾集团于7月11日发行的一笔利率高达15%的美元债进一步引发了业内对泰禾集团资金链情况的质疑。虽然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一直对外宣称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资金链问题。但据泰禾集团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总资产2472.78亿元，同比增加1.7%；账面持有的货币资金约206.42亿元。流动负债总额共1254亿元，短期借款14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高达315.5亿元，短期偿债压力凸显。 为回笼资金，泰禾曾于今年陆续将旗下苏州淀山湖项目、广州增城项目、佛山泰禾院子项目、杭州蒋村项目、南昌茵梦湖项目、漳州红树湾项目及杭州同人山庄部分股权出售予世茂，累计回笼资金77.2亿元。不过，泰禾集团出售长安中心部分房产的事宜却不太顺利，其全资子公司曾于2017年12月8日将上述房产作价18亿元出售予北京量钭科技，但由于对手方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全部交易对价款，双方于今年7月5日取消了原《买卖合同框架协议》。 雪上加霜的是，因踩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泰禾集团的再融资项目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虽然上述项目仍有恢复审查的可能，但这一纸终止审查通知书无疑给资金局势紧张的泰禾造成了一定压力。 与泰禾集团类似，滨江集团（002244）也在低回款率中面临负债水平升高、杠杆较高等问题。 滨江集团2018年回款率不足30%，可公司仍在加杠杆，2018年资产负债率同比上升5.1个百分点至77.9%，但其2018年预收账款规模却同比下降1.3%至252.5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滨江集团2018年的资产受限之困开始显现。虽然从货币资金储备和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流动负债的规模来看，滨江集团短期偿债压力并不大，但其2018年度受限资产期末账面价值高达282.06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1108.69%，总资产受限率达27.06%。在受限资产中，除货币资金外的资产受限原因均为“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值得一提的是，8月6日，滨江集团刚公布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签署共同承担债务协议”的公告，对其控股子公司19亿元的债务按50%的控股比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此外，由于滨江集团大本营位于浙江杭州，其项目分布也主要遍布在长三角一带的热点城市，受一城一策调控影响较大。公司公告显示，2018年公司项目所在的杭州、上海、湖州、平湖、义乌、温州、宁波、温岭等区域市场先高后低，上半年各地市场成交火爆，下半年行情有所回落。在2019年以来楼市调控政策及房产金融政策双双收紧的背景下，滨江集团的业绩是否会因市场波动受到更大的影响仍是未知数。 北辰实业、富力的“非典型”案例 正如前文所述，部分中小型房企由于项目数量较少、操盘较灵活等因素，回款率往往高于龙头房企。但回款率高并不意味着公司的业绩就“好”。 以北辰实业（601588）为例，公司近三年的销售回款率一直处于高位。虽然北辰实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2%，但债务结构相对较为合理，2018年末及2019年一季度的短期借款余额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共计93.64亿元和101.36亿元，公司账面上的货币资金分别为137.57亿元和118.18亿元，短期内偿债压力并不大。 同时，北辰实业近三年的业绩增长较为稳健，今年上半年扣非归母净利润预计同比增加93%至106%。北辰实业表示，净利润增幅较大主要由于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可结算面积大幅增加使房地产业务结转收入增加，同时结转产品主要为公司权益占比100%的项目。 但北辰实业的“大本营”——北京地区及重点投资的长沙地区的业绩表现却令人担心。《红周刊》记者注意到，北辰实业2018年北京地区和长沙地区的营业收入分别同比下滑46.86%和71.3%。2017年，北辰实业长沙地区营业收入占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44.18%，但至2018年，该值仅为10.97%。 从北辰实业年度报告中不难看出，导致其北京地区和长沙地区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是长沙北辰三角洲、北京北辰墅院1900、北京当代北辰悦MOMA三个项目销售情况不佳。以长沙北辰三角洲为例，该项目一直被北辰实业在年报中描述为“长沙市销冠项目”，2018年度可供出售面积达57.45万平方米，签约面积则为43.29万平方米。其在2017年的营业收入为61.6亿元，而2018年仅为9.43亿元，同比下滑84.69%。2018年以来，该项目还陆续被《三湘都市报》《红网》等媒体曝出存在“住改商”、“捂盘惜售”、工程质量等问题。 像北辰实业这样的“非典型”案例还有富力，富力有多个项目违规被责令暂停销售，这对其销售回款情况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据记者了解，5月1日，富力红树湾项目由于大规模破坏了周边的红树林，收到海南省澄迈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下发的通知，被责令暂停销售。据悉，红树湾项目是富力在海南最大的项目，目前还剩余150万平方米待开发的总建筑面积。今年上半年，淄博市富力万达广场（富力城）项目、成都“富力中心”也因精装房与宣传不符、违反限贷等政策相继被监管部门暂停销售。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国建设报》近日报道，被称为“华南五虎”之首的富力地产首先确立了“下半年暂停拿地、全员销售抓回款”的战略目标。 在地产商们抓销售回款之际，易居研究院百城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底，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45203万平方米，环比增长0.4%，同比增长6.0%。当前库存规模已呈现了连续7个月的同比正增长态势。 对此，张宏伟向《红周刊》记者表示，下半年，采取降价措施加快项目销售或将成为大部分房企的重要战略之一，为了消化库存及现金回款压力，一些项目“亏本销售”或将成为常态。■ （记者谢长艳对此文亦有贡献）
定增三次生变 南京银行“心病”何解 140亿元定增方案再度生变，南京银行补充资本之路颇为坎坷。 作为首家资产破万亿的城商行，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最新的上半年业绩快报上显示，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87%。 在今年的业绩说明会上，该行董事长胡升荣曾坦言：“尽管我们（南京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不降反升，但还是相对较低。这是我们的一块心病，必须要下决心解决资本补充的问题，否则对全行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不过，两年多来，定增一直“未果”，如何解决资本“心病”仍将考验着南京银行。 定增波折 南京银行定增方案要追溯到两年前。2017年7月31日，南京银行董事会首次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发行对象共5名，分别为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紫金投资”）、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京高科”）、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太平人寿”）、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凤凰集团”）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交通控股”），合计拟认购不超过16.9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0亿元。 该预案随后通过股东大会审议，获原江苏银监局核准，但遭到证监会否决。 2018年7月30日，南京银行公告称，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获得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同年9月28日南京银行收到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决定》，根据规定，在决定作出之日起6个月后方可再次向证监会提交申请文件。 遂至2019年5月21日，南京银行再次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发行对象由5家改为4家，分别是法国巴黎银行、紫金投资、交通控股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下称“江苏省烟草公司”）。可以发现，此次定增方案中，原来拟参与认购的太平人寿、凤凰集团、南京高科纷纷退出，法国巴黎银行、江苏省烟草公司则是新面孔。发行数量和募集金额仍保持与上一方案相同。 约两个月后，该行定增方案再度生变。8月1日公布的《南京银行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对5月通过的定增方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最显著的变化是紫金投资弃购，发行对象因此降为3家——法国巴黎银行、交通控股和江苏省烟草公司，分别拟认购不超过1.31亿股、9.99亿股、3.94亿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6.96亿股调整为不超过15.2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140亿元调整为不超过116.19亿元。 此次定增若能按计划实施，法国巴黎银行（含QFII）持股比例将为14.04%，交通控股持股比例将为9.99%，江苏省烟草公司持股比例将为3.93%。 关于紫金投资退出定增计划的原因，南京银行方面回复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紫金投资因个别财务指标未达要求，未获监管部门批准，不再参与本行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 一位券商银行业分析师分析认为：“紫金投资在选择认购南京证券的3亿元股份后，可能其权益投资比例已接近其净资产的50%，所以才选择退出南京银行的定增。” 值得一提的是，修改后的定增方案公布后不久，曾退出南京银行定向增发的南京高科转向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南京银行股份。公告称，南京银行大股东南京高科于8月6日、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1520.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8%。 此次增持计划至2020年4月30日止，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增持不高于8亿元的公司股份。在2017年公布的定增方案中，南京高科曾拟认购不超过7268.57万股。 为何南京高科会弃定增而在二级市场增持南京银行股份？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了一种可能性：“定增减持规则导致风险收益下降，如果想增加持股，定增没太大价格优势，但却减持麻烦，且锁定期太长，不如二级市场增持。” 此外，王骥跃称，定增不顺不止南京银行一家，也存在政策性因素导致很多公司定增批文到期失效。 内部管理“阵痛” 伴随定增筹划之路的两年同样是南京银行内部管理的“阵痛期”。 在140亿元定增重启的第三天，南京银行行长束行农因工作调动辞职，于今年5月24日向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南京银行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行长、财务负责人以及公司授权代表职务。后赴南京新农集团就职。随后，南京银行行长职责暂由董事长胡升荣代为履行。 束行农亲历了南京银行借力银行间市场发展壮大的历程，他是金融市场的老兵，债券行业的第一批交易员，自1994年告别军旅生涯到金融行业后，长期在该行工作，见证了南京银行“债券之王”的美称和培养一批债券业务的先行者。 在束行农辞职之前，南京银行发生了一件震动市场的大事，即“戴娟案”，戴娟今年2月份被带走调查，其曾是束行农得力干将之一。今年2月20日中午，南京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资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董文昭及该行投资机构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雁三人，因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职。 自2012年开始，南京银行债券投资余额的增速超过总资产增速，2015年债券投资余额的增速达到最高点，同比增长高达69.7%，此后开始回落。另外在开展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行动，同业业务首当其冲。 南京银行今年上半年业绩快报上披露，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87%，同比上升0.43个百分点，较今年初上升0.36个百分点，但在A股上市银行中排名靠后。 事实上，南京银行在2007年上市后，曾多次发行二级资本债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和优先股等方式募集资金补充资本，集中于2014-2016年间。譬如，2014年、2016年该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累计150亿元补充二级资本；2015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79.22亿元，用于补充核心资本；2015年、2016年，两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共募集资金净额98.49亿元，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上述五次募资活动共募集资金327.71亿元。 面临资本充足率承压，南京银行方面对记者表示：“我行通过结构调整、加快战略转型、增加内部积累作为提高资本的首要途径，适时通过非公开发行等方式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记者了解到南京银行方面的态度是，关于可转债、永续债等可以补充资本充足率的手段正在做研究，“但首先要把定增做完，再研究进行其他补充资本的工具。”
中泰信托违约背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黔南样本 8月5日，中泰信托发布了一则临时信息披露公告。公告显示，“中泰-弘泰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弘泰11号”）交易对手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江城投”），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已多次未能按合同约定足额偿付到期应付款项，经受托人多次与交易对手沟通，但仍未能向受托人足额支付。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泰信托已于7月17日在上海金融法院申请立案并获受理。 中泰信托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资方在7月29日提交了初步的还款方案（电子版），但具体的交易要素还在磋商中。截至7月31日，融资方和担保方未就延期方案与中泰信托面对面沟通，亦未出具正式的红头文件。 记者多次联系清水江城投、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等相关方，截至发稿，尚未有任何回应。 2.7亿本金难收回 据了解，弘泰11号成立于2017年7月7日，共8期，成立金额2.741亿元。信托类型为应收账款买断类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预期年收益7.0%~7.2%，期限24个月。 中泰信托官网显示，该项目融资方为都匀经济开发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公司），应收账款债务人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由黔南东升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担保。募集资金用于受让都匀经开投因代建都匀经济开发区11号路（西段）道路工程项目形成的对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应收账款共计人民币7.27亿元。 早在今年7月初，弘泰11号违约已现端倪。 2019年7月8日，中泰信托发布弘泰11号临时信息披露。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7月4日，交易对手尚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本信托计划当期标的应收账款，信托财产专户内，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受益人预期信托利益。融资方表示，将尽快通过多种渠道如银行贷款、国家补助款项以及资产处置等方式筹集资金，拟于2019年7月24日前将本期应付款项支付完毕。 弘泰11号2019年二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弘泰11号信托计划的资产总额为2.75亿元，信托收入3686.90万元，支出为971.52万元，累计收益分配2678.07万元。截至公告发布时，交易对手尚未按合同支付2019年6月21日标的应收账款。 7月24日，中泰信托再次发布临时信息披露公告。中泰信托向各交易对手发送《关于弘泰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标的应付账款提前偿付通知函》，宣布后续各期信托计划于2019年7月18日提前结束，要求交易对手于2019年7月19日16时前将各期应付款项划入信托专户。 7月24日，投资人收到了最后一期应付利息，但是却还没有等来应归还的本金。 三大还款来源虚实 融资方为何迟迟无法兑付应付账款？ 记者了解到，弘泰11号有三大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的财政收入，第二还款来源为清水江城投的经营收入，第三还款来源为担保方黔南东升的经营收入。黔南东升（AA主体评级）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对中泰信托的偿债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都匀经济开发区2019年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82577万元，其中省级政府专项置换债券转贷资金支出177909万元。2019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拟安排23236万元，支出拟安排21858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拟安排82515万元，2019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拟安排82515万元。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41000万元；债务还本付息支出3800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515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660万元。 中泰信托在书面回复本报记者时提到，2019年都匀市1~6月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速，全市GDP完成119亿元，同比增长10.4%。中央和省级政府大力支持黔南州的发展，脱贫攻坚战中黔南州共获得省级以上涉农资金31.2亿元，占比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为26%。 身为第二还款义务人的清水江城投已身陷债务泥潭。除面临弘泰11号的违约之外，清水江城投目前还身负国元信托“国元·安盈·201702003号”计划的贷款。 资料显示，清水江城投成立于2011年6月17日，由都匀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国有股）出资组建，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0万元。主要经营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等行业。经审计，截至2016 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6.69亿元，负债总额50.8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32%， 营业收入0.96亿元，净利润0.24亿元。 据《证券时报》报道，安盈201702003号在2018年第四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书显示，截至2018年11月末，清水江城投资产总额152.89亿元，负债总额85.56亿元，资产负债率55.96%，所有者权益67.33亿元，公司2018年1至11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3亿元，净利润2282.63万元。担保人黔南东升资产总额162.07亿元，负债总额40.73亿元，资产负债率25.13%，所有者权益121.34亿元，公司2018年1至11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09亿元，净利润3889.22万元。 2018年12月，清水江城投相继移除贵州匀利管理项目咨询有限公司、贵州新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匀东开发建设置业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 此外，记者在天眼查上查询到，2019年6月12日，清水江城投的大股东发生变更，从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从股东退出，前后变更所占股份未发生变化，均为83.33%。实际控制人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国有资产管理局变更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而二股东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6.67%，自2017年至今，作为被执行人冻结股权8次，最长冻结期限至2022年4月22日。 记者注意到，2018年10月，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南州投”）通过中信信托发起成立一款信托产品“贵州黔南州都匀开投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规模不超过7亿元。 信托资金用于收购黔南州投持有的子公司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原“都匀经济开发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83.33%的股权收益权（简称“标的股权”），标的股权账面价值为13.12亿元。 就为何在逾期前夕更换股东，会否损害中信信托项目的投资人利益，到期回购义务及相应的债务是否将转由都匀经开区管委会承担等问题，本报记者分别向清水江城投、都匀经济开发区、黔南州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联系采访。截至发稿，未得到明确回复。 根据中泰信托方面反馈，此次变更为上级政府主导，区里事先并不完全知晓。作为区所属的平台公司，清水江城投的经营收入已经在区级债务化解小组的统筹安排下，应对区级债务问题。目前已无额外的现金流进行偿付工作。 违约背后的区域困局 都匀开发区国资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弘泰11号债务属于当地政府隐性债务。“黔南州独山县、三都县政府债务问题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较大，目前当地资金链仍处于断裂状态。对于逾期债务近期会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解决，目前已上报州政府和省政府协调解决。” 记者统计发现，2018年下半年以来，投向贵州黔南州的资管产品违约较多，产品类型包括信托、私募基金、期货资管、定向融资计划等。 截至目前，单是独山县逾期的资管产品就已达10亿元，黔南州地区已相继被曝光十余个逾期项目，包括：首誉光控黔东南州凯宏资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1号、三都城投应收债权私募投资基金、金政一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嘉泰220黔南三都圣山大道专项私募基金、乾堃二号三都城投应收账款投资私募基金、“2016独山县下司镇基础设施建设”定向融资计划、迈科瑞茂资管计划、中经宏熙政信3号基础设施私募投资基金和11号等。今年4月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困难系数”显示，贵州省的财政困难系数为76.25。系数越高，表示地方“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基本硬性支出压力较大，财政上更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贵州省地方债和城投债的债务余额总计约1.14万亿元，债务负担（债务余额/GDP）为77.25%，为全国最高。同时，贵州全省2018年的公共财政收入为1726.80亿元，公共财政支出为5017.32亿元。 以前文提到的三都县为例，三都县的财政数据显示，其2017年实现公共财政收入3.55亿元，但支出却高达25.97亿元。2018年财政支出增至28.53亿元，收入却跌至3.07亿元。 行政层级低、经济造血能力差、财政入不敷出，债务压力极大，类似三都县的问题并非个案，这些尴尬局面长期以来存在于贵州各市县。此次违约的都匀市，全市财政总收入为40.46亿元，其中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22亿元，同比增长1.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44.43亿元，是收入的两倍。 因此，依靠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和外部融资来填补，这都是贵州不少市县的财政常态。比如，《三都水族自治县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8年三都县政府性基金收入5.57亿元。得益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这一数字较2017年增长了468%。另外，上级转移支付25.36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4.45亿元。 清水江城投后期计划通过挂牌出让土地收入、申请政府债券资金、申请上级政府临时应急资金等方式来筹集资金兑付债务。目前全区尚有4000亩的土地指标，希望在下半年进行资产处置来缓解流动性压力。 有信托公司的内部人士分析指出，投向黔南州等地区的非标资管产品违约频发，主要是地方经济财政实力弱，近年来过于强调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地方平台公司融资激进。 相较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黔南州市县平台公司通过信贷、发债的方式融资难度更高，因此更依赖于非标融资，尤其是区县级平台前几年大量发行非标产品。但是，由于2018年政策环境骤变，政府平台融资环境收紧，很多非标产品难以续发。 “部分低层级城投，尤其在过去几年存在大干快上、融资过度的地市县，一旦发生违约，就容易陷入‘有心无力’的债务困境。”某券商债券分析师表示。 中泰信托称，贵州省各级政府正组成相应的金融工作小组，积极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信托计划受托人，中泰信托与投资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已经也更将采取积极的催收措施，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信托法律文件约定，积极、审慎履行受托人职责，维护和保障投资者利益。
险企偿付能力报告扫描：25家寿险仍亏损、15家资本告急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姜鑫 孙昊曈保险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随着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次第披露而浮出水面。 记者梳理69家寿险公司、71家财险公司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发现，在保费收入上，今年上半年，华夏人寿、前海人寿均超千亿，超过了新华保险，后者在2018年保费收入排名第六。此外，在净利润方面，目前依然有25家寿险公司、29财险公司出现亏损。 寿险位次再度生变 寿险公司方面，保费收入较去年相比整体向好，但位次再度发生变化。根据上市险企披露，今年上半年，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分别实现原保费收入4462.4亿元、3782亿元、3213.82亿元、2070.25亿元以及739.94亿元，由于部分公司为综合统计，并不能体现出人身险业务排名，但却可以在非上市险企的披露中窥探行业变化。 根据已披露的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华夏人寿、前海人寿保费收入均超千亿元，泰康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天安人寿紧随其后，保费收入分别为568亿元，550亿元和396亿元。而新华保险上半年原保费收入为739.94亿元，这意味着华夏人寿、前海人寿保费规模已经排在新华保险前面。此外，天安人寿、工银安盛、中邮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和百年人寿等险企的保费都超过300亿元。 而在2018年，人身险业务保费收入前十的位次是国寿股份、平安人寿、太保寿险、华夏人寿、太平人寿、新华保险、泰康人寿、人保寿险、富德生命人寿和天安人寿，原保费分别为5362.1亿元、4468.8亿元、2013.4亿元、1582.8亿元、1236.2亿元、1222.9亿元、1173.6亿元、937.2亿元、717.3亿元和585.7亿元。 财险方面，市场集中度依然很高。数据显示，上半年，财险“老三家”公司保费收入4336.18亿元，平均增速12.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人保财险保费收入2353.35亿元，增速为 14.92%；平安产险保费收入1304.66亿元，增速为9.75%；太保产险保费收入 685.98亿元，增长12.28%。三家的合计市场份额达64.66%。此外，华安财险、国寿财险、中华财险、阳光产险的保费收入在百亿之上。 25家寿险企业亏损 根据已披露的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25家寿险公司在上半年交出了亏损的成绩单。幸福人寿、弘康人寿、天安人寿、爱心人寿、招商仁和人寿、君龙人寿、横琴人寿、复星保德信人寿、汇丰人寿在亏损榜单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幸福人寿、弘康人寿、天安人寿亏损额度超过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8年底，幸福人寿一度交出几十亿亏损的成绩单并在市场引起很大关注，2019年第一度，公司一度扭亏，而第二季度又陷入亏损。 今年7月初，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曾发布公告称拟全部出清所持幸福人寿股权。2019年7月29日，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公告称，下调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下调2018年资本补充债券（18幸福人寿）信用等级为AA。 25家寿险陷入亏损的同时，也有不少险企释放了利好的消息。例如，此前，几家大型上市险企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新华保险净利预增80%，中国人寿净利润预增115%到135%，中国人保预增40%到60%。险企利润大增，得益于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此前，财政部、国税总局此前下发的《关于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因执行该政策，险企2018年度应交企业所得税大幅减少而使得利润得以释放。此外，受益于权益市场的投资收益增加也有利于利润的增长。 在已经披露业绩的保险企业中，泰康人寿、东吴人寿、阳光人寿、民生保险、富德生命人寿二季度盈利状况居于前列，其中泰康人寿以62.82亿元的收入排在首位，其他几家公司净利润则在13亿元至31亿元之间。 财险方面，已披露的险企中有29家财险公司二季度处于亏损状态。泰康在线以2.49亿元的亏损额度出在首位，此外，阳光信保、中路保险、珠峰财险的亏损额度也在1亿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季度有42家财险公司处于盈利状态，而在第一季度，已披露第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71家公司中仅有35家盈利。 谁的偿付能力告急 在偿付能力上，2019年第二季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延续前两季度D级评级的长安责任险和中法人寿外，君康人寿的评级由B调降为C。 根据相关规定，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成为偿付能力达标的门槛。 中法人寿的评级情况仍不乐观，再次延续了前几季度的D级评级，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再次下滑，已至-10425.91%。其在偿付报告中称，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面临着偿付能力不足、流动性不足、人员不足等风险。长安责任险也再次得到了D级评级，在2018年踩雷网贷平台履约险后，偿付能力持续不达标，长安责任险曾在第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表示：公司偿付能力的下滑主要是受保证保险业务的影响。公司在2019年5月收到了银保监会的监管措施决定书，在已被采取监管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两项监管措施，一是责令公司限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二是责令公司上海，山东，河南及宁波4个省（市）级分支机构停止接受责任险新业务。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统计，在68家寿险公司中，15家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50%，占比22%；在71家财险公司中，仅3家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50%，占比4%。 数据显示，部分险企偿付能力处于红线边缘，珠江人寿、百年人寿、前海人寿核心偿付能力分别为77.85%、84.6%和68.82%。综合偿付能力上，富德生命人寿、弘康人寿、昆仑健康保险、中融人寿、华夏健康保险、建信人寿、上海人寿、信泰人寿、前海人寿、天安人寿、君康人寿、长安责任险、中煤保险、渤海保险等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低于150%。 珠江人寿在上一季度被评为C级，而在本季度评级升为B级，但偿付能力充足率较上一季度均有所下滑。百年人寿的情况亦是如此，此前其曾连续两个季度被评为C类，直到本季度才被评为B类。百年人寿曾在今年3月成功发债20亿元，并在今年8月1日发布股权变更公告，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连乾豪坤实置业有限公司、大连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将所持百年人寿的8亿股、2亿股、8000万股股权，转让给奥园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奥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百年人寿10.8亿股，持股比例13.86%。
现金贷平台搭售高价意外险 “砍头息”换“马甲”再现 近日，用户“李铉祖”在黑猫投诉网站上发起了对国美易卡官微的投诉，当事人李先生称其于2019年7月19日在国美易卡贷款6200元，到账后未经同意，被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安财险”）划走372元。 无独有偶，7月22日，用户黄女士也因类似情况而投诉微贷网平台的多米贷，其申请借款5000元，实际到账4000元，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掉1000元保险费。 《华夏时报》记者在黑猫投诉网站上搜索“贷款搭售保险”关键字，共显示540条投诉，现金贷平台捆绑销售意外险的情况屡见不鲜。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兆庆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砍头息”指出借方给借款者放贷时先从本金里面扣除一部分钱，这部分钱就称之为“砍头息”。而上述当事人的遭遇无疑是变相收取“砍头息”。 7月22日，银保监会财险部向各财险公司发送了《关于开展现金贷等网贷平台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自查清理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开展对现金贷等网贷平台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的自查清理工作，若有相关业务，应及时彻底进行业务清理，防止出现强制搭售、捆绑销售等不良行为。 “砍头息”屡禁不止 针对黄女士遇到的借款金额与实际收到金额不符的问题，《华夏时报》记者致电微贷网多米贷，对方客服称需要借款人对所遇到问题直接进行咨询，自己没有权限与非借款人进行沟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黄女士在多米贷借款5000元，实际到账只有4000元，但仍需按照本金5000元进行还款，这无疑是一种变相收取“砍头息”的方式。 在央视3·15晚会曝光“714高炮”高息现金贷等乱象后，现金贷的“砍头息”套路也换了“马甲”，以看似合规的方式暗中操作。 遭遇投诉的诸多案例中，大量现金贷平台存在诱导或强制借款人购买保险的情况。购买保险前，借款人并不知情，或在借款页面，如果不勾选购买保险的选项，则无法进行借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指出，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李先生在未经自己授权的情况下“被保险”，这种捆绑销售也违反基本市场交易规则，触及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底线。 “714高炮”曝光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下称“互金会”）曾发布《关于开展高息现金贷等业务自查整改的通知》并组织召开防范化解高息现金贷等业务风险专题座谈会。 互金会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初本德表示，各相关机构应充分认识防范和化解高息现金贷等业务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遵循协会3月6日发布的风险提示要求，严守法律法规底线，不得开展高息现金贷、“校园贷”、收取“砍头息”、暴力催收、侵犯用户隐私等违规活动。 网贷平台的盈利深坑 李先生向本报记者展示了国美易卡向他提供的保单，由永安财险承保，2019年7月20日生效，保险期间为1年，与借款时间一致。 这份借款人意外险，保额仅为6200元，但是一年期保费却高达372元。记者在永安财险官网找到一款类似的一年期综合交通意外险产品进行对比后发现，在购买页面显示，最高330万保额，对应的保费仅为99元。 由此可见，平台搭售的保险产品价格远高于市面上常见的意外险，而保额也低很多，6200元的保额，显然没有办法为李先生提供充足的保障。如此低的性价比，难以令消费者主动购买，诸如此类的借款人意外险，更多是网贷平台与保险公司共同牟利的双赢产品。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险公司产品经理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市面上网贷平台捆绑销售的借款人意外险，其佣金通常在70%左右，甚至可以高达98%，平台抽取费用作为盈利，保险公司则获得保费规模。 对保险公司来说，意外险产品看似稳赔不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是借款人意外险保额低，如上述李先生“被保险”的产品；二是理赔门槛高，其产品设计可能仅保障借款人身故，而不包含因意外导致伤残或意外医疗等保障，如果出险，其提供的保障微乎其微。 据“P2P评论”此前统计，在黑猫投诉网站，包括永安保险、华海保险、易安保险、众安保险、阳光保险、大地保险、中国人保、华泰保险、天安财险、利安保险、海保人寿、浙江中华联合保险、昆仑保险、永安财险、海保人寿、富德保险等18家保险公司与众多网贷平台进行合作搭售保险。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曾指出， “砍头息”存在的背后，是“714高炮”等各类高利贷的屡禁不止。高利贷利润超高，使得一些公司利用监管的漏洞，在互联网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变更名字，变换形式，铤而走险获取利润。同时，从需求端，确实也存在部分急需用钱、对高利贷认识不足的借款人，导致高息现金贷无法根除。 一位业内人士则向本报记者指出，此次银保监会重拳出击叫停现金贷搭售保险业务，是对平台收取砍头息的一项有力打击。现金贷换个马甲逃避监管的手段层出不穷，要杜绝砍头息等乱象，不仅要对细化监管方案，对网贷机构和保险公司进行管控，追根溯源，还要鼓励借款人对合理需求去选择合法产品。
首家A+H上市农商行真的要来了！ 证监会9日晚间公告称，重庆农商行将于8月15日正式上会。如果顺利过会，这家全国最大的农商行将成为第34家A股上市银行、第12家A+H上市银行。 事实上，2017年底才提交A股上市申请材料的重庆农商行，实际上在A股银行上市排队序列中并不靠前，此番却凭借较好的发展资质后来居上，较早的进入上会阶段。 万亿级农商行即将上会 8月9日，证监会发布第十八届发审委工作会议公告，公布了两家上会企业名单，重庆农商银行赫然在列，成为今年第二家A股上会的商业银行。 此前招股书显示，重庆农商行计划登陆上交所，发行不超过13.57亿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1.95%。 成立于2008年6月的重庆农商行，是在原重庆市农信社和39个区县行社基础上改制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全国第三家、中西部首家省级农商行。 今年6月底，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顺利突破万亿大关，成为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资产规模突破万亿的农商行。 重庆农商行彼时表示，站在万亿资产规模的新台阶上，该行将围绕“强管理、稳发展”的经营思路，夯实科技、人才、风控“三个基础”，加快推进金融创新、A股上市、智慧银行“三项工作”，在乡村振兴、绿色金融、普惠民生上实现“三个作为”。 截至去年末，重庆农商行总股本为100亿股。其中，重庆渝富资产、重庆城投、重庆旅投3家市国资企业分列前三大股东，分别持股9.98%、8.17%和5.89%。 值得注意的是，郭广昌控股的复星国际通过旗下企业近年连续增持重庆农商行H股，到去年末已合计持有1.76亿股，占该行总股本的1.76%。 与A股的故事 从2018年1月公司首次预披露，到下周即将上会，重庆农商行的A股IPO之路历时近600天。而关于这家银行与A股的故事，还在更早之前。 2008年成立伊始，重庆农商行的下一个重要目标就被提上日程——计划2012年至2014年间实现A股上市。 2009年7月，时任重庆常务副市长的黄奇帆到重庆农商行视察，亦希望该行尽快实现跨区经营与上市。此后该行开始筹备此事，并聘任野村证券、大摩为上市服务机构。 但随后受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各城商行和农商行的A股上市审核工作基本停滞。重庆农商行决定另辟蹊径，改道H股。 速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2010年初迅速走完赴港上市的内部决策流程之后，重庆农商行在年底就正式登陆港交所，比预定的上市目标时点整整提前了两年。这是首家赴港上市的地方银行，也是全国首家上市农商行。 2015年年中，地方银行A股上市曙光再现，排队已久的江苏银行在当年7月顺利过会，也引来一波中小银行上市潮，其中就包括在港股上市的重庆农商行。 次年4月底，重庆农商行董事会通过关于A股上市的系列决议，拟登陆上交所，发行不超过13.57亿股。 此后，重庆农商行A股上市有序推进。2016年6月初，该行在当地证监局办理了上市辅导备案登记，接受中金公司辅导A股上市；6月下旬，该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A股上市议案；9月底，重庆银监局批复同意该行A股发行计划。 而在2017年9月完成一轮定增后，总股本增至100亿股的重庆农商行，也在年底正式提交A股上市申请材料，并于次年1月初获证监会受理，正式加入A股上市排队序列。 透视三大经营亮点 重庆农商行年报显示，2018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60.9亿元，同比增长8.9%；全年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90.6亿元，同比增长1.4%。 记者也梳理了该行2018年年报中的部分经营亮点： 零售业务连续两年位列第一大收入来源 数据显示，去年该行实现零售业务营业收入97.2亿元，同比增长18.4%。零售业务也连续两年位列重庆农商行第一大收入来源，收入贡献度同比提升3个百分点至37.2%。 其中，零售存款的增长又被业内普遍认为是零售业务发展的最大支撑。到去年末，重庆农商行零售存款余额超过4500亿元，较年初增长9.6%，零售存款占比也进一步提升至73.8%。 更为重要的是，去年该行整体存款成本率低至1.65%，远远低于大部分上市银行。“存款立行”重新被认同之时，吸储能力优势为该行业务发展和上市增色不少。 特色业务持续发展 招股书中，重庆农商行将三农金融业务、小微金融业务列入全行特色业务。 其中，县域是该行开展三农金融服务的主阵地，也是该行长期的战略重点。去年末，该行县域金融业务贷款余额近1800亿元，较年初增长16.3%，县域存款余额超过4200亿元，增长9%。小微业务方面，去年末，该行银保监全口径小微企业贷款客户数超12万户，较年初增长14%，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1200亿元，较年初增长10.5%，也成功完成“两增两控”的监管目标。 年报还提及，该行聚焦金融科技赋能，举全行之力加快金融科技创新。其中，在三农、小微金融业务方面都有广泛应用。 不良认定严格 资产质量方面，重庆农商行稳定在合理区间。截至去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29%，仍处于上市银行较低水平，且环比三季度末下降0.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该行去年关注类贷款双降，逾期贷款占比也有所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该行年末不良贷款偏离度仅为70.9%，比年初大幅下降33.9个百分点，处于上市银行极佳水平。严格不良认定的同时，该行并未放松拨备，年末拨备覆盖率接近350%，仍居上市银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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