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年终策划】我的2020 2020即将过去，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被不少人称为“糟糕”的一年。 “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年里，中国由于率先控制疫情，经济逐渐复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搜狐财经将目光聚焦各行各业最普通的个体，讲述他们的2020故事，希望通过每个个体的故事，拼接出最真实的经济世界。 今天推出专题第七期，体悟多重冲击下海淘代购者的跌宕2020。 你预想中的2020是什么样子？ “预想中，2020年应该是规模更上一层楼的一年，想在国内招几个代理扩大客户规模，希望业务量能在2019年的基础上再提一提。“ 现在呢？ “年中业务几乎完全停滞了4、5个月。和去年相比，即便是现在，流水也整体打了对折，少了一半还多。” 2020年，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生活的节奏，一时间，封城、停运、街道萧条、店铺歇业……在此背景下，以旅游和留学产业为主要动力源的代购业，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现在已经不是能够靠做代购发财的年代了” “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2017年，丹阳登上了前往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飞机，开启了留学生涯。 一开始丹阳只是帮家人、朋友代购一些澳洲的小玩意儿，后来在朋友的推动和鼓励下，才逐渐发展成了副业。 如今，丹阳拥有自己的代购群，通过客户们的口碑营销，群成员已近300人，月流水十数万。 在澳洲的商品中，最受国人欢迎的无非奶粉和保健品了。 每天十点，丹阳会从位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家中出发前往附近的商业街，那里有着许多家大型超市和药店，也是丹阳最主要的采购地。 采购后，丹阳会将商品统一打包成箱寄回国内的家中，之后由母亲帮忙寄往国内各地。 丹阳说，2019年是她做代购以来收入最好的一年，每月流水超过20万，月平均净收入达2万人民币，“但今年非常不好，过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完全停滞了” 。 受疫情影响，丹阳的代购生意停滞了近5个月，直到6、7月，国内和澳洲的疫情都相对稳定后，她才逐渐恢复营业。但采购频次降为1-2周才去一次，每次购买一大批，7、8月后，才恢复到原来每日一买的模式。 国际运输放缓对代购生意的影响也很大。丹阳说，商品从澳洲寄往国内，正常来讲，物流周期在1-2周，但现在最快也要3周才能到。而在疫情最为严重的阶段，直飞航班中断，国际航班通航情况瞬息万变，丹阳甚至遇到过一箱商品辗转各国历时三个月才得已抵达国内的情况。 疫情、物流等诸多因素对代购行业的影响很直观地体现在了收入上。 丹阳透露，现在她每月流水大概在11-12万，平均利润在1万人民币左右，且极不稳定，“和去年同期相比，现在流水打了对折，少了一半还多”。 月入一万，听起来足够高，但在澳大利亚这个高收入高物价国家，1万元人民币仅够丹阳支付每月房租费用，不含水、电、网络。 丹阳和朋友们在塔斯马尼亚合租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房租每周500澳元，折合每月房租9900元人民币；另有网费折合每月500元，水电按季度缴纳。 “现在已经不是能够靠做代购发财的年代了”，丹阳感叹道。 有人黯然离场，有人伺“机”启航 在澳大利亚，购买奶粉是有限额的。在药房，一人一次性最多可以购买四罐奶粉，超市则更为严格，一次购买最多只售两罐。 “很多留学生都在国内出不来，导致代购少了很多。去年人最多、代购最夸张的时候，超市会有营业员专门盯着买奶粉的人，防止有人买完两罐后又重新排队继续买。”丹阳说。 据统计数据，疫情前，澳大利亚约有15万人从事代购行业，除了专业代购，还有许多游客和留学生充当着临时代购的角色。 2019年，澳大利亚代购行业价值已超过25亿澳元（约118亿元人民币）。同时，得益于代购行业的火热需求，澳大利亚有近1000家的实体专卖店开放了代购业务。 然而，受疫情、山火等诸多因素影响，今年以来，赴澳游客、留学生数量急剧减少，澳大利亚的代购行业也随之进入“寒冬”，目前已有约30%的代购专卖店宣布暂时或永久关闭。同时，澳洲最大的代购物流公司蓝天物流，也已在今年5月宣布破产。 但正所谓“有危便有机”，有人离开，自然便有人逆势入行，陈然便是其中之一。 陈然的代购生涯始于今年8月，虽然也是兼职代购，但不同于丹阳的“独立买卖”模式，陈然只负责“卖”，业务模式类似于代购代理。 陈然家中在韩国做旅行社生意多年，但其主营业务并非带团旅游，而是承接国内旅行团及个人的消费服务。 在韩经营多年，陈然家中积累下了许多韩国免税店和连锁商场的资源，因而往往能够拿到比商场活动更低的折扣。 也因此，“许多大代购都和我们家有合作关系，他们用我们的账户采购，一来我们的黑卡拥有最低的折扣，二来还有店铺返点”。 但“疫情也使得代购们亲自来国外采购变得艰难”，陈然家中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冲击，“自救式转行”迫在眉睫。 结合自家在韩多年的经营优势，陈然家将目标瞄准了代购们的上游市场——国外采购端——为不便出国的广大“韩代们”提供商品，降低成本。 同时，陈然家还在深圳建立了货物仓库并组建了专业的国内代理团队，陈然便也由此入行。 虽然具体盈利情况陈然不便透露，但可以肯定的是，转型是成功的，目前陈然家的业务已逐步走出韩国，“现在和日本、欧洲的一些公司都达成了合作，全平台在售商品种类已经突破400了”。 “一单平均只赚10块钱” “今年代购行业的惨淡，疫情影响占七成，另外三成是国内电商和直播的影响。双11的时候，国内直播间卖的保健品，价格比澳洲药房还要便宜”，丹阳叹息道。 2019年时，申万宏源证券便已对全球19个大牌的52款明星产品的专柜价、免税店价格以及天猫双11预售价三种价格进行对比分析。其数据表明，最为大众流行的52款化妆品中，有37款的天猫双11预售价不但比专柜便宜，更是便宜过免税店。 需求永不灭，促销永不眠。在商家活动、电商平台补贴满减、直播间主播独家福利的层层优惠加持下，近年来，电商平台的大牌商品价格连年走低，销量也自然水涨船高。 而与此同时，代购群体面临的却是潜在客户群体的缩小和利润空间的一再降低。 除了国内电商的竞争，在化妆品行业，陈然认为，“压死”代购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品牌专柜和免税店的大幅降价。 由于疫情期间线下门店人烟稀少和民航近乎停滞等因素，各大品牌专柜和机场免税店纷纷“出招儿”以求“自救”，开放线上平台、开放线下直邮，甚至启动“跳楼式降价”。 中免集团免税店里，雅诗兰黛集团旗下品牌曾打出了3件及以上6折的优惠，150ml的海蓝之谜修护精萃液价格更是低至513元每瓶（官网价830元/瓶）。不过很快，上海浦东机场日上免税店的促销活动，就因价格过低影响了国内专柜的销售而被投诉取消。 对此，积极响应疫情前期“囤货潮”的代购小七也怨声载道，“年初，雅诗兰黛小棕瓶100ml卖720元，我囤了十几瓶，结果免税店活动一来，不赚钱也就算了，每瓶还倒赔120，就像被免税店割了韭菜”。 陈然也表示，“之前日上（免税店）搞活动的时候，小程序崩了整整一天。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跳过了代购这个步骤，通过线上直接和免税店建立联系了，代购的日子更难过了”。 内外重重压力之下，代购的利润空间业被压缩得越来越小，“现在一单平均就只能赚10块左右了”，陈然无奈道。 “如果疫情反弹的不是很严重，国内的经济能再景气些，明年应该还是会继续做这个行业的。但现在代购确实越来越不好做了，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如果未来还持续这种很难很难的模式，也许会放弃吧” ，面对未来，丹阳这样展望。 （文中丹阳、陈然、小七均为化名）
作者 | 胡东辉 屋漏偏逢连阴雨，蚂蚁集团上市被暂缓后，又传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的消息。与此同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近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这些强监管措施，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阿里整改不力监管再出手 蚂蚁集团上次被监管部门联合监管约谈，是在11月2日，约谈的具体内容未公布，约谈的消息于当日晚间公布。随后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暂缓”，中签投资者所缴股款被退回。当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强烈政策信号，以为只是因为蚂蚁集团的估值太高，部分金融业务需要调整，整改以后仍然还能上市。现在看起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次的联合监管约谈，采取了预告的方式广而告之，这是非常罕见的，说明这次联合监管约谈很重要，监管部门也是有意要公开释放强监管的信号。再配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立案调查，因此对互联网巨头的强监管态势已经非常明确。 按理说，此前联合监管约谈已经谈过了，当时蚂蚁集团也回应称，蚂蚁集团会深入落实约谈意见，继续沿着“稳妥创新、拥抱监管、服务实体、开放共赢”的十六字指导方针，继续提升普惠服务能力，助力经济和民生发展。为什么短短两个半月后，监管部门又要联合约谈蚂蚁集团，而且声势更大？这至少说明，蚂蚁集团的后续整改措施并没有让监管部门满意。这从蚂蚁集团的回应中也可以看出，整改一笔带过，只谈提升服务能力。两个半月下来，监管部门觉得还必须再来一次联合监管约谈，并且还要立案调查来敲打阿里巴巴。 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次监管部门的火力全部集中在阿里巴巴身上，其实也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意味。阿里巴巴是互联网企业的龙头，对阿里巴巴的强监管，足以对其他互联网巨头产生足够的震慑威力。就说这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立案调查，“二选一”不是只有阿里巴巴一家这么干，其他互联网巨头也这么干过，过去也不是没人投诉，但都不了了之。这一次拿阿里巴巴开刀，上升到反垄断的高度，就是要惩一儆百。不是监管部门要跟阿里巴巴过不去，而是上面发现阿里巴巴做大做强以后，还有别的诉求，此时不给阿里巴巴来一个下马威，以后“大到不能倒”就不好办了。 配合这次对阿里巴巴的强监管，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可见这次对阿里巴巴的强监管行动非同一般，而是具有更深的用意。联想到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次都提到要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因此，对阿里巴巴强监管的根本目的，是要遏止资本的无序扩张。这些年来，很多中小企业都经历过创业难，但是这些互联网巨头似乎创业并不难，几乎是搞一个成一个，而且纷纷上市或在上市的路上，根本原因就在于背靠强大的资本力量垄断资源。最近互联网巨头还进入社区团购领域，直接把居民的菜篮子抢到手里，让小菜场里的摊主失去了生路。 互联网巨头规模或受限制 这次对阿里巴巴的强监管是否意味着监管政策有所改变？正式的说法是没有改变，但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时间回到10月份，那时对蚂蚁集团上市是一路绿灯，上交所更是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因为蚂蚁集团上市后科创板的总市值将提升好几级台阶。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觉得蚂蚁集团上市有什么问题，但联合监管约谈后，问题便接踵而至。先是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然后是阿里巴巴因为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50万元，接着又是互联网存款产品被下架，现在则是再被联合监管约谈，还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刚刚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处罚了阿里巴巴，现在又立案调查，监管从严已是不争的事实。 可以看出，监管实际上也在被推着走，因此，在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对阿里巴巴这样的“巨无霸”公司，罚款50万元算什么？现在更主要的目的恐怕已经不是罚款这么简单了，而是要遏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防止互联网巨头“大到不能倒”，形成垄断。这恐怕也是推特、脸书、谷歌等国际互联网巨头话语权越来越大给出的警示，今后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在规模上或许将受到限制，现在购并已经受到限制，必要时被强制拆分也不是不可能的。 (文中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红周刊》立场。)
12月28日，央行官网刊登题为《资产透明度、监管套利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工作论文，文中谈到，近期的包商银行被接管、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等事件表明市场资金存在违规使用和信用下沉问题，设定更高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标准、提高银行投资透明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 以下为论文摘要： 引言与文献综述 银行资产透明度指的是银行外部人(特别是存款人和监管者)从银行财务报表中获得的银行资产风险等重要信息的容易程度，银行资产透明度直接影响到银行的资产组合选择和风险水平。一方面，银行资产透明度越高，存款人就越容易基于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确定要求的存款利率，随着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上升，存款人要求的风险溢价上升，银行吸收存款的融资成本上升，存款人的监督将会约束银行的资产组合选择和银行的风险水平。另一方面，银行资产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银行监管，约束银行通过监管套利承担更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不少学者认为银行资产缺乏透明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监管套利是导致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银行资产不透明和同业关联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批发型融资形成的不透明债务网络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与以往危机的不同之处(Brunnermeir, 2009)。监管套利一般指银行利用政府监管差异，通过将资金从监管完善的市场流向监管薄弱的市场以规避监管限制实现获利和过度风险承担(Houston et al., 2012)，其形式多样如跨国银行并购(Karolyi and Taboada, 2015)、影子银行(Demyanyk and Loutskina, 2016; Buchaket al., 2018)等。本文关注批发型融资与零售型存款在存款人市场监督上的差异(Granja, 2018)以及批发型融资存在的监管套利问题。银行批发型投融资不同于贷款等传统资产，批发型融资绕开了投资者和存款人监督，监管难度更大，使得银行资产透明度下降，银行更有动机承担更大风险。为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发生，2008 年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更加担忧银行过高的系统性风险(Hanson et al., 2011;Acharya and Ryan, 2016)。 与美国银行业不同，我国银行批发型融资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是我们认为我国的同业市场所起到的作用与美国银行批发型融资相类似。大型商业银行因为存款来源广、资金稳定等原因，往往担任同业市场的资金提供者，中小银行利用同业资金进行利差套利、非标投资期限套利等套利行为导致其对自身风险水平的低估(Houston et al., 2012)。包商银行被接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包商银行在 2019 年 6 月被接管前的不良贷款率仅 1.68%，资产透明度低，同时包商银行过度依赖同业募集资金，其负债端存款占比持续下降而同业资金占比飙升。 银行资产透明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约束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许多文献认为银行资产透明度提高了市场纪律，促进了有效清算。高质量信息披露促使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缓冲(汪莉, 2017)，缓解监管压力导致的影子银行风险上升(刘莉亚等, 2019)。市场参与者得以倚仗对银行风险定价(Cordellaet al., 2018)或“挤兑”威胁限制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Acharya and Ryan, 2016)。因此，充分的信息披露会降低银行破产几率或系统性风险(Bushman et al., 2015;Granja, 2018)，高透明度的银行向外界传达偿付信息的能力更强从而更容易吸引外部再融资，不透明导致偿付能力不确定可能引发银行危机(Ratnovski, 2013)。实际上，新的巴塞尔协议也十分重视银行资产的信息透明度和市场纪律在保证银行系统稳定性中的作用。传统银行理论认为银行风险是独立的(Borio and Zhu, 2012; Dell’Ariccia et al.,2014)，相关讨论以银行个体风险为主。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银行风险关联性成为理论模型的焦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在新的金融监管背景下迅速增加(Brunnermeir, 2009; Anginer et al.,2014; Dell’Ariccia and Ratnovski, 2019)。系统性风险是个体风险系统化的结果。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风险只有具备关联或传染性才视为系统性风险。一些研究讨论了银行非利息收入、资产价格泡沫、影子银行、监管政策等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Engel et al., 2014; Brunnermeir, 2020a;2020b; 郭晔和赵静, 2017b; 陈国进等, 2020)。也有文献对二者进行比较(Bushman et al., 2015; Strobl, 2016)。目前关于资产透明度和监管套利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或实证研究还比较少。 传统审慎监管主要是基于资产负债表内业务的监管，如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产生了将资产负债业务从表内移到表外的动机，从而躲避金融监管，获得监管套利的利润。基于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研究都表明，缺乏监管约束必将加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郭晔和赵静, 2017b; 邱晗等, 2018)。同业市场提供了银行同业之间流动性风险共担的机制(Hachem and Song, 2017)，可以缓解流动性风险(挤兑风险)导致的金融系统脆弱性，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Dietrich, 2019)。但从系统性维度看，同业市场可能会加强银行间的过度关联和资产同质，为银行的风险转移提供便利，加剧金融风险的传染(Mistrulli, 2011)，特别是在监管缺失或银行不透明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为了进一步分析资产透明度和监管套利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我们首先在经典银行道德风险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银行透明度以及关联性监管套利，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分析了资产透明度、监管套利等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其次，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利用滚窗估计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透明度进行测度，基于 SRISK、MES 等方法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在充分控制可能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层面特征、宏观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银行资产透明、监管套利等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水平的影响，探讨了资产透明度、监管套利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机制。本文可能的贡献有：(1)本文是银行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研究。大量银行文献从个体风险角度进行研究，Allen et al.(2011)、Dell'Ariccia et al.(2014)是独立投资组合的情形，本文放松了独立性设定，在异质投资组合情形下(允许关联性)引入资产透明度。 Bushman et al.(2015)基于美国商业银行的延迟预计损失(DELR)实证研究了银行会计选择与个体风险和系统风险(银行间风险依赖)的关系。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资产透明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监管套利的机制。(2)利用关联性和债权债务银行的设定，我们得以研究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存款市场监督的非对称性反应。这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 Iyer(2019)对“大而不能倒”银行扭曲零售存款市场的研究。(3)相比于零售型存款市场领域(Iyeret al., 2016; Chen, 2019)，本文增加了批发型融资市场、银行系统性风险视角的研究，也填补了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Buchak et al., 2018; 郭晔和赵静, 2017b;邱晗等, 2018; 刘莉亚等, 2019)批发型融资相关研究在银行透明度方面的空白。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监管套利和资产透明度是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前沿课题。本文在道德风险理论模型中考虑银行风险的关联性特征。加入套利投资和透明度设定，探讨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基于资产透明度和系统性风险的测度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资产不透明、监管套利(以同业为例)均会提高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水平。使用 SRISK 和 MES 不同测度指标和不同资产透明度的计算方法，结论仍然一致。(2)本文对二者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发现监管套利弱化了资产透明度(存款市场监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约束作用。(3)债务银行和债权银行间存在异质性风险传染。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的债权银行受到同业套利的影响更显著，而债务方的中小银行受到资产透明度的约束更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在当前利率双轨制背景下，银行存在借同业通道规避监管行为，同业套利不利于系统性风险防范。其次，银行的不透明可能是造成风险累积的重要因素。近期的包商银行被接管、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等事件表明市场资金存在违规使用和信用下沉问题，设定更高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标准、提高银行投资透明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最后，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复杂的评估体系，不同国家的银行监管情况也存在差异。监管当局应当结合我国金融系统的特点，注意规范银行间市场的投融资行为以及商业银行同业债权类资产认定范围与条件。对信息披露提供 MPA 考核评估激励，增设资产透明度指标，对商业银行实施全面、持续和穿透性监管。同时，应当讲究不同政策工具间的配合、及时完善评估体系，对不同重要性的银行应当建立更加灵活动态的差异化监管。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的有效风险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外商投资范围再扩大】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28日公开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增加呼吸机、ECMO、监护仪、PCR仪制造，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办公系统开发与应用服务，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研发与应用等65条，修改51条。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增加62条、修改37条。属于鼓励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享受税收、用地等优惠待遇。(新华视点) 发改委还表示，《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已经2020年11月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11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商务部审定，并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27日起施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同时废止。 附件
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及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答卷。(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熊丽)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无论绝对额还是相对GDP比重，都比较大。目前来看，“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的目标任务将如期完成，大规模减税降费正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董碧娟) 在困境和压力之下，中国外贸产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一方面，中国外贸企业迎难而上，在市场压力下茁壮成长。另一方面，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贸易合作注入活力。(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冯其予) 当前，消费仍是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虽然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商品销售仍保持较快增长势头。随着我国经济加快恢复，再加上一系列促进消费增长政策落地落实，消费仍将保持回暖态势。(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冯其予)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不利气候影响，为确保粮食安全，全国各地加大对粮食生产支持力度，积极落实支农惠农、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粮食播种面积止跌回升。(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刘慧) 面对疫情冲击，我国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各地保基本民生力度持续加大，及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提高城乡低保、社会救济等保障标准，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得到有力保障。(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熊丽)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稳就业政策落地见效，重点群体就业得到较好保障，就业大局总体稳定。特别是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扶持政策，强化兜底保障，稳住了就业基本盘。(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韩秉志) 今年以来，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稳投资政策不断落地见效，特别是随着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抗疫特别国债等资金陆续下达，投资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增速不断回升，结构继续优化。(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熊丽)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国内外复杂严峻的不利环境，工业领域率先扭转生产大幅下滑的局面，呈现出增速逐季加快的持续稳定恢复性态势，表明我国工业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黄鑫)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市场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服务业复苏态势持续。11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7%，高于上月0.2个百分点，9月份以来持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熊丽)
曾几何时，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中是个“小池塘”。到今天，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成长为辽阔海洋。截至2020年12月25日，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已突破4133家，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年总市值首次超过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成为全球第三大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启动，新三板精选层拉开大幕，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助力科创企业融资 12月7日，新致软件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科创板第200家上市公司，开启了“科创板200+”的新征程。 截至12月25日，今年科创板新上市141家公司，融资额2179.21亿元，占同期A股融资总额近一半。从无到有，短短一年半时间，科创板从小苗长成大树，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量已达211家。 “这表现出一种趋势：上市公司的增量部分聚焦科创企业。”中大期货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景川表示，科创板自设立以来始终立足于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融资，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为科研成果资本化带来便利，推进了中国证券市场与标准化的国际市场接轨，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不仅科创板，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注册制改革从增量改革走向存量改革。截止到2020年12月25日，创业板通过注册制发行上市公司已有61家，IPO合计融资648.13亿元。 至此，我国资本市场形成了从科创板到创业板、再到全市场的注册制“三步走”改革布局，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增强，上市的效率更高、更加透明、更可预期。 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2020年，我国金融开放进程明显加快。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市场、产品、机构的全方位开放。 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取消QFII额度限制，以及与全球知名的股票和债券指数公司开展合作等一系列开放举措，使得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明显提升，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便利性不断提升，参与程度不断深化。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证监会在稳步放开跨境投融资限制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规则的深层次对接，不断增强政策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 目前，已有8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批，首家外资全资基金公司已成功落地。外资私募基金公司进入我国已成趋势，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有关人士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进市场和产品开放。在现有沪深港通、QFII、RQFII等方式基础上，研究推出更多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提高A股在明晟等国际指数中的纳入比例。 “制约我国资本市场更快更稳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机构投资者占比还不够高，而更多引入境外成熟机构投资者是一条见效快的途径。”业内人士表示，监管层将建立健全境外企业在境内市场发行CDR、在境内第二上市等制度，为我国资本市场引入更多优质上市公司。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表示，开放中能否实现市场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能力，特别是跨境监管能力的提升。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建立健全数据通报、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跨境监管合作和执法机制，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提供坚强保障。 市场生态明显改善 2020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重不利因素影响，A股市场保持了总体稳定，韧性增强，重点领域风险趋于收敛。 以股票发行注册制为龙头的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带来资本市场整个生态的变化，也带来市场投资力量和投资理念的变革。 2020年，境内专业投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无论是持仓还是成交占比都创新高，投资者结构出现边际改善。 从交易情况看，2019年初至今年11月底，境内专业机构A股交易金额合计约112万亿元，占全市场交易金额的比例为17.75%，较2018年上升1.34个百分点。 从持仓情况看，截至今年11月底，境内专业机构持有A股流通市值合计11.50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6.26万亿元，增长1倍多。境内专业机构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17.83%，较2018年末上升3.47个百分点。 在投资者结构中，改善的最大亮点是公募基金。截至11月底，公募基金持有A股流通市值的占比较2018年底上升2.63个百分点，达到6.67%。在优化公募基金注册机制、完善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银行理财入市取得积极进展等务实举措推动下，A股投资的专业化水平有所提高。 “公募基金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公众也更加认可公募基金的投资能力，两者逐步形成了良性互动。”刘锋表示，对标美股个人投资者，也经历了从青睐股票到投资普通公募基金、ETF基金的投资风格转变，A股成熟理性的投资文化正在形成。 2020年，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全面落实，市场生态也明显改善。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刑法修改，与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相适应，和证券法修改相衔接，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场4类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为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截止到11月底，今年以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上市公司已超过80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是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的最主要原因。此外，监管层不断压实发行人、中介机构的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初步得到市场验证。
原标题：效率不再万能，新金融才是终局 文/孟永辉 当金融行业的进化进入到深水区，仅仅只是以科技的概念来掩盖金融本质的发展模式越来越站不住脚。说到底，金融行业需要的是一场表里如一的进化，而不仅仅只是假借科技的概念行金融之实，做的依然是收割流量的买卖。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头部金融科技巨头遭遇监管，再度告诉我们，金融行业的进化并不仅仅只是将金融与科技两种元素进行简单相加，而是需要从底层改造金融行业的本质，从而为金融行业在收割流量之外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尽管当下金融行业的进化与互联网金融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以撮合和中介为代表的经典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开始被深度赋能和改造金融行业的新发展模式所取代，但是，从头部玩家们的表现可以看出，真正要理顺金融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并且真正形成一种全新的金融发展新模式尚且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样一个转型关键期，思考金融与科技之间的角色与定位，并且找到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方式和方法，或许才是保证金融进化真正摆脱互联网式的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纵观当下的金融市场，无论是金融玩家，还是科技玩家都开始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改造金融行业本身的发展方向上。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在金融行业广泛应用，在这种氛围下，金融行业的效率的确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相对于互联网金融式的模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仅仅只是改变金融行业的效率，而不去改变金融的本质，所谓的改变或许仅仅只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等到发端于新技术的金融改造完成，金融行业的发展依然会面临新问题。 因此，我们在看待金融进化的问题上并不仅仅只是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科技的应用上，而是应该更多地去思考如何才能促进金融行业本身的进化，以金融新物种为标准来衡量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成败。当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有了金融新物种的产生，金融行业的发展进化才算是真正跳出了互联网式的发展怪圈，否则，所谓的发展和进化仅仅只是互联网金融的代名词而已。 金融新进化，始于效率，终于新物种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野蛮生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供给效率过于低下，金融需求的集中释放导致了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然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告诉我们，仅仅只是关注效率，忽略了金融的本质，所谓的金融进化依然是不健康的。以效率提升为始，以新物种的产生为终，才能真正让金融的进化跳出互联网金融的怪圈，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以效率提升为根本的金融进化无法持久。人们之所以会对改善金融行业的效率有如此大的兴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互联网金融式的去中间化带来的快速发展。然而，玩家们并未真正意识到这种以去中间化或者是以替代传统金融元素的方式和方法，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使金融行业的效率得到提升，但是，当金融行业的效率提升与金融行业的自我蜕变无法对等，所谓的效率提升其实是以加大金融行业的风险为代价的。当金融行业无法承载效率提升带来的风险时，这种以效率提升为终极追求的发展模式必然会面临困境。 仅仅只是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效率的提升上，而忽略了金融本身进，所谓的金融大发展或许仅仅只是昙花一现。等到金融的自我进化无法与金融行业的效率相匹配，金融行业必然会面临类似互联网金融式的困局。当下，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玩家几乎都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效率提升上，但是，却忽略了金融本身的进化，最终他们口中的进化仅仅只是获取用户、收割用户的一种噱头，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来讲毫无裨益。等到效率提升无法再给他们带来新的流量时，这种以效率提升为终极追求的发展方式必然面临困境。 金融进化的本质在于新的金融物种的产生。同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模式一样，互联网金融并未真正改变金融行业的本质，仅仅只是改变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渠道而已。虽然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但是，这种建构于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进化，仅仅只是一个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渠道而已。 等到了金融科技时代，虽然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新技术在金融行业当中的应用，但是，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仅仅只是在于为金融行业节省成本，而不是专注于金融行业新产品和服务的产生。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发展模式依然是以效率提升为终极追求的发展模式。只不过是金融科技时代的效率提升的方式从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去中间化转变成为了金融科技时代的去传统元素而已。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以优化传统金融运行逻辑的方式是无法产生新物种的。同样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以金融科技为终极追求的发展模式同样无法持久。 当金融行业的进化以新物种的出现为衡量标准时，它的发展才算是真正进入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金融新物种的产生并不是建立在对于传统金融运行逻辑的优化和整理的基础至上的，而是建立在对于传统金融的重构与再造的基础至上的。当金融新物种产生，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金融行业的效率与质量协同发展的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可以避免顾此失彼带来的不平衡，真正将金融行业的发展带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可见，以效率提升为终极追求的金融进化仅仅只是建立在对于金融行业上游和下游的收割基础之上的。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但是，这种效率的提升是建立在不均衡的发展逻辑之上的。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以效率为终极追求的发展模式无法持久，真正以效率提升为始，以新物种的产生为终，才能真正将金融行业的进化带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新金融：金融进化的终局 经过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洗礼，金融港进化的脉络开始变得清晰。在效率提升无法获得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找金融进化的正确方向，成为决定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越来越多的迹象开始表面，以新金融为终极目标，才能真正将金融行业的进化带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新金融，重建了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当人们开始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模式开始反思，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融距离实体越来越远，让金融回归实体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当我们真正以新金融作为金融进化的终局，所谓的金融不再是一个脱离了实体的存在，而是重建了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关系，让两者之间再度结合。 当产业互联网时代来临，实体经济正在发生一场以数字经济为终极目标的全新发展变革。曾经我们耳熟能详的诸多实体经济样本开始向数字经济转型，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在这个大背景下，金融行业的数字化同样需要进行一场数字化的深度变革，才能让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再脱节。 新金融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金融行业的数字化。当金融行业数字化，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行业的功能和属性将不再仅仅只是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和理财上，而是开始出现更多以数字化为导向的全新功能和属性。这个时候，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将不再仅仅只是资金上的支持，而是更多的以数字为导向的新赋能。以数字化金融为导向的赋能和改造，成为金融与实体之间再度建立新联系的关键。由此，金融开始重新回归实体，人们孜孜以求的金融回归实体有了全新的注脚。 新金融，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供求关系。无论是在互联网金融时代还是在金融科技时代，金融行业的供求关系其实都没有发生本质改变。金融行业的供给端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金融行业的需求端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用户。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所做的是基于传统的金融供求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从本质上来看，供求关系其实是没有发生本质改变的。 当进入到新金融时代，金融行业的供求关系不再是以撮合和中介为主导的，而是以新供给与新需求的对接为主导的。在这个时代，金融行业的供求两端的关系不再是信息不对等的，而是开放式的。在新金融时代，金融行业的供给端提供的并不仅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且还包含以数字为主导的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金融行业的供求关系不再是固化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当金融行业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又全面的变化，金融行业的发展才算是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结语 越来越多的迹象开始表明，专注于效率提升的金融行业的发展模式开始走入死胡同。寻找提升效率之外的金融进化新模式，真正以金融新物种作为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才能将金融行业的发展带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以金融新物种——新金融作为金融进化的终极追求，并且建立金融与实体之间的新关系，金融行业的发展才能跳出效率至上的陷阱，真正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完— 作者：孟永辉，资深撰稿人，专栏作家，特约评论员，行业研究专家，战略咨询顾问。长期专注行业研究，累计发表财经科技文章超400万字。支持保留作者来源的分享，转载请保留作者版权信息，违者必究。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