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5G网络建设呈现明显加速趋势，而5G在金融业的应用前景也被广泛关注。 “5G与金融业的融合应用，一方面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将加速金融移动化、线上化迁移，助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12月15日发布的《“5G+金融”应用发展研究报告》（下称“报告”）中表示。 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统计，截至2020年9月，全球5G用户总数超过2亿，其中，中国用户超过1.6亿，预计2025年将超过9亿。基站方面，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已累计开通5G基站超69万，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已初具规模。 在5G赋能的诸多行业中，金融业高度关注5G技术应用。一方面金融机构希望抓住5G应用窗口期，积极合规创新，探索新业态和新模式，提前应对可能带来的周期性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影响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加速，都要求金融业积极利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自身数字化发展能力，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报告认为，5G会提升金融感知能力，将带来更广泛的金融感知对象、更全面的金融感知流程、更丰富的金融感知数据。在核心能力支持下，金融创新工具、风控能力、运营成本、渠道触点、业务流程等要素都将得到明显升级，最终服务于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用户三类主体的各层需求。 报告还重点分析了“5G+动产融资”、“5G+智能客服”、“5G+保险定价”、“5G+智能理赔”等八大典型应用场景。 参与报告编写的众安保险金融科技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举例称，在智能理赔场景下，车主遇险后可进入APP或小程序实时视频连线客服，通过在 5G环境下融合视讯技术，配合丢帧补时和直播技术等，远程完成从报案、查勘、定损、交单、理算到核赔、结案的整个传统车险理赔流程，获得快速的智能定损及理赔打款服务。 报告认为，作为典型的数据密集型行业，保险行业的智慧时代已经来临，行业形态持续重塑，5G时代将给保险业注入创新活力和服务价值，在多样化场景定损、理赔、防灾防损等环节都带来巨大的应用空间。 不过，报告同时分析称，5G与金融行业融合应用还面临着硬件采购维护成本偏高、5G网络覆盖率有待提升等问题，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技术能力、硬件投入不足，对5G保持观望态度。 此外，行业还面临金融场景下的5G应用标准研究欠缺、金融业对5G带来的赋能价值挖掘不够等挑战。5G与金融业融合应用过程是也是5G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融合应用于金融业并最终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过程，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需多重要素共同推进。 报告呼吁，推出针对性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引导更灵活的投融资方式进入5G与金融业融合应用领域。同时，应发挥运营商、银行、保险、证券等各领域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通过龙头企业之间合作共建的5G+金融应用示范，广泛进行市场教育，形成共性方案，推动规模化复制。同时，应鼓励ICT（信息通信技术）企业、金融企业和垂直行业龙头企业开展联合研发，支持技术标准验证，实现跨行业、跨产业行业共同制定5G+金融标准，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我国5G+金融业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进入国际标准。
信用债违约风波仍在持续。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12月16日，今年债券市场已有139只债券出现违约，涉及金额达1606.14亿元，已超去年全年的1495亿元，创近年来违约规模新高。 尽管延续了去年的高违约态势，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和以往相比，今年债券违约出现明显不同，其中之一就在于高评级主体占比提升，如国企违约占比达到了40%，呈现出集团化违约的特征。而随着违约增多，延期兑付与破产重整的企业数量也在增加，债券违约处置相关制度建设正不断推进。 与此同时，此轮信用债违约潮也使得评级机构迎来“信任危机”，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再被提及。对此，监管层正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日前央行就提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我国评级技术的进步、提高评级质量，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进一步推动评级监管统一。 高评级主体违约占比提高 我国首单债券违约还要追溯至2014年，彼时“11超日债”的违约结束了以往债券全部刚性兑付的历史，拉开了信用债违约的大幕。在业内人士看来，自2014年以来，债市违约主要分为了三个阶段，分别是2014年前后的周期性行业下行、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2020年以来的疫情影响。 从规模上看，债券违约呈逐年走高之势，特别是在今年，受疫情影响，原本财务风险及流动性风险已较高的企业，流动性压力骤然攀升，进而不少企业出现违约。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债券违约金额已超去年全年，创近年来新高。 具体而言，截至12月16日，已有139只债券出现违约，涉及违约金额合计1606.14亿元；2019年全年，184只债券出现违约，涉及违约金额合计1494.89亿元；2018年全年，125只债券出现违约，涉及违约金额合计1209.61亿元；2017年全年，34只债券出现违约，涉及违约金额合计312.49亿元；2016年全年，56只债券出现违约，涉及违约金额合计393.77亿元。 “2018年可以说是我国债券违约的一个高峰，当年违约规模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民企债大量违约。”华北某券商投行人士对记者说道，但今年来看，民企违约的趋势已有改善，相较之下，国企违约占比提高。 这也是业内的共识。中证鹏元研发部资深研究员史晓姗近日在中证鹏元2020年信用风险年会上提及，今年违约情况和往年相比，高级别主体占比明显上升，达到了40%的水平，其中集团化的趋势比较明显，比如房地产行业、煤炭行业等受影响较大。 在史晓姗看来，大型主体违约率上升的本质还是与自身财务杠杆率较高有关，这导致公司受再融资弱化的影响很大。 光大证券统计的一组数据显示，年初至12月11日，新增违约主体中，民企共计有18家，较去年同期的34家大幅减少，同时民企违约债券余额也有较大降幅。据统计，年内民企违约余额为603.74亿元，同比下降了45%。 “但国企违约超预期，虽然违约数量未明显增加，但违约余额提升显著。”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对记者称。今年国企违约余额已从2019年的129.3亿元增加到了518.97亿元，这些主体债券存量规模大，违约前均为AAA评级，违约事件对市场冲击较大。永城煤电、华晨集团等大规模国企违约更是冲击了市场信仰。 违约之下，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对信用债投资更趋谨慎，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再加上信用债发行利率大幅波动，越来越多的企业被迫取消债券发行或遭遇发行失败，信用债一级市场的融资功能明显弱化。 除了国企违约占比的提高，史晓姗对记者表示，今年债券违约还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违约区域分布并不明显，且扩大到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比较大的地区；二是周期性行业违约整体数量不高，而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的地产、交通运输和汽车行业违约增长明显；再者是境内外债券市场联动，疫情同样使得美元债受到冲击，企业境外再融资受阻，叠加境内债务到期，境内外债务风险高度重合。 另外，随着违约增多，延期兑付与破产重整的企业数量也在增加。有业内人士呼吁，市场需更加关注违约债券处置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约30只债券宣告延期；有12家新增违约主体进入破产重整阶段。 史晓姗分析称，从累计数据看，国有企业破产重整的比例为30%，远高于民营企业；从全市场角度来看，违约回收率约为7%，若不考虑技术性违约和破产重整，则达11%。“相较之下，国有企业回收时间短于民营企业。不过未来还需加强国有企业基本面分析，加强流动性财务风险分析。” 评级行业需“挤水分” 近期信用债市场违约潮的出现在引发信用风险分层与重估的同时，也使得评级机构迎来“信任危机”，尤其是部分企业在违约前仍拥有高评级，这导致评级机构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再被提及。 事实上，评级虚高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信用评级领域中，企业的话语权相对更大一些，比如两家评级机构给某企业信用评级分别是AA+和AA，那么企业自然会选择高评级机构，评级高了之后，发债成本将会降低。 “整体来讲，买方市场下难以避免评级趋高。对于评级机构而言，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高评级亦有助于其提高市场占有率。” 有业内人士直言。另外，评级行业的挑战还在于评级标准体系不够科学，形式评级特征明显。 对于上述问题，目前，监管层正加大监督管理力度。近日央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座谈会上表示，信用评级是债券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关系到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大局。央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我国评级技术的进步、提高评级质量，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进一步推动评级监管统一，真正发挥评级机构债券市场“看门人”的作用等。 另外，北京证监局日前公布了对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要求东方金诚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期限为3个月。据悉，东方金诚存在部分项目评级模型定性指标上调理由依据不充分、未对影响受评主体偿债能力的部分重要因素进行必要分析等多项违规事项。 而在严监管下，评级机构未来又将如何发展？中证鹏元总裁李勇在信用风险年会上表示，经过30年发展，中国评级行业已经在人才、技术和经验上有了一些家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发展的路径越来越清晰。他说，评级机构自身要完善公司治理。在他看来，评级机构的内部独立依赖于评级机构的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又与股权结构相关。一方面，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保证评级机构决策的内部独立；另一方面，股东主业与评级具有相关性也有利于评级技术进步和信用文化、合规文化的形成。 另外，李勇还强调，评级技术上要回归本源和常理，即分析发行人的现金流创造能力和现金流与债务匹配度；不仅要分析过去，更要着眼于未来；重新认识评级中的支持因素，对支持因素要有审慎的态度和科学的依据。“经过这些违约事件，评级机构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评级理念和评级模型，信用分析要更多的回到报表和发行人本身素质上来。”李勇称。
新冠疫情给商业健康险创造了机遇。在一季度保险业原保费收入同比仅增2.29%的情况下，健康险依然保持超过20%的增速。虽然总体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势头，但一些问题仍然存在。 12月16日，在银保监会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说，目前在售的产品主要都是短期健康险，大多都是以一年期为主。这种短期险带有一点“快餐食品”性质，容易给投保人形成不正确的健康保障消费观念。此外，还存在打价格战、保额高但实际理赔支付金额较少等问题。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定调人身险“扩面提质”措施，包括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等。 “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我们把政府的养老保障叫第一支柱，企业年金叫第二支柱，个人养老金叫第三支柱。”黄洪表示，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统一规范，有利于充分发挥其长期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特点，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制度标准，进一步提升第三支柱的保障水平。 尽量推出一些保险责任期限长的长期健康保险 数据显示，今年截至11月末，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了7641亿元，同比增长了16.4%；赔付支出2531亿元，同比增长22.4%。 此次疫情下，中国消费者的健康保险需求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变化也体现在保险产品的购买地。近年来，“赴港购险”一度成为一股热潮，但从近年来数据来看，已有退潮迹象。从市场看来，这与内地保险公司加大高性价比产品研发销售密切相关。 黄洪表示，近几年内地到香港买保险的人是在减少的。内地人到香港，大多是买的健康保险，尤其以重疾险为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健康保险尤其是重疾险的保险产品价格比内地要便宜。但这几年内地加大了疾病发生率表的修订完善，加大了对保险公司降低管理成本的监管政策措施，所以现在内地在售的主流健康保险产品，特别是重疾险产品在价格上基本与香港差不多。 但黄洪认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也存在着在售的产品期限比较短、保额很高但实际上能够理赔支付的金额比较少以及无序竞争、打价格战等三方面问题。 比如，目前短期健康险大多都是以一年期为主。但黄洪认为，因为健康保险产品大多是消费品，购买的人群都是年轻人，虽然保费低廉，但人随着年龄增长得病概率就越高，所需医疗费用也会越多。这种短期险带有一点“快餐食品”性质，容易给投保人形成不正确的健康保障消费观念。 如何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黄洪表示，应从扩面、固本、增效、强基、提质五个方面着手。扩面，即着力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固本是要回归本源，强化保障功能。 目前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虽然保额很高，但实际上能够理赔支付的金额比较少。 黄洪介绍，现在很多商业保险产品的医疗费用支出是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通常讲，医疗卫生有三个目录，如果一个人得了大病，是需要用很多目录外的药，这是要个人支付的。 “一是要尽量推出一些保险责任期限长的长期健康保险，二是要鼓励引导保险公司在商业健康保险保障范围设计上，尽量把目录外合理的医疗费用作为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责任范围，降低人民群众的实际医疗负担。我个人认为，目录外的自付医疗费用恰恰是商业医疗保险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提供长期保障，加快长期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可以平缓和减轻经济波动的冲击，与基本医保形成结构互补，稳定参保人保障预期，减少后顾之忧。”黄洪强调。 增效是鼓励人民群众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尤其是要鼓励年轻的同志通过积累方式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为老年医疗提供更加充足的保障；强基是要加强一些基础建设，包括信息系统建设、精算制度建设、定价规则建设，特别是要进一步对疾病发生率表的完善。 黄洪说，目前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商业健康险的时间太短，数据积累太少。“保险是大数法则。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全国统一的疾病发生率表，但我国有14亿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有31个省市自治区，不仅东中西经济发展差异很大，不同的区域，一些疾病也具有地方性质。如何精准定价，就要精准制定一套不同地区，起码要做到以省为单位、通过数学模型以及积累数据编制的疾病发生率表，这样我们的产品定价会更加精准。”黄洪称。 此外，提质就是要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服务能力，尤其是要积极参与管控不当的医疗行为，要积极参与医疗卫生综合治理和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对不当医疗行为进行管控，减少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缓解“医疗通胀”问题。 加快建设第三支柱 与发达国家成熟保险市场相比，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仍较为滞后。数据显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具有养老保险功能的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在全部保费收入里占比约为50%，而养老年金保险保费收入占比超过35%。而到今年三季度末，我国养老年金保险原保费收入仅为551亿元，在人身保险原保费收入仅占2.1%，积累的保险责任准备金超过5600亿元。 随着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养老保险也成为了当前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来加快建设。 黄洪表示，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一是加快发展专业化经营市场主体。支持设立养老保险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机构，扩大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养老保险机构坚持专业化发展方向，深耕养老金融业务领域，积极探索长期养老金管理和养老金融服务新路子，在第三支柱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扩大商业养老保险领域对外开放。通过引入国外成熟的养老保险业务经营和养老金管理经验，提升我国保险业经营水平，服务好人民群众差异化养老保障需求。 三是加大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适当扩展保障责任，提供更加灵活的养老金积累和领取服务，支持保险机构立足消费者需求，创新发展提供具备长期直至终身领取功能的养老年金保险，特别是能够与其他养老金融产品所积累的养老资金有效对接的即期年金产品。鼓励保险机构面向创新创业就业群体的保障需求，开发有针对性的养老产品，支持保险机构探索运用互联网、金融科技等方式，优化业务流程，改进服务质量。 另外是强化养老保险基础建设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
（原标题：重磅官宣！我国5支新冠疫苗冲刺中，正做好大规模生产准备，相关产业链公司即将迎来爆发期，潜在受益股有这些（名单）） 5支国产新冠病毒疫苗进行了Ⅲ期临床试验，正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生产准备。国产新冠病毒疫苗冲刺中昨日晚间新华社报道：我国目前已有5支新冠病毒疫苗在进行Ⅲ期临床试验，数量位于全球前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疫苗研发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我们处于全球第一方阵，但不为第一而抢跑。”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和有关方面以战时状态推进疫苗各方面工作，科研人员争分夺秒、奋力攻关。目前5条技术路线共15支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已经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包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2支灭活疫苗、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的1支灭活疫苗、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中科院微生物所和智飞生物公司联合研发的重组蛋白疫苗。为何说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5只疫苗是处于冲刺阶段呢？这里为大家简单介绍，临床试验一般分为Ⅰ、Ⅱ、Ⅲ、Ⅳ期：Ⅰ期临床是初步的临床药理学及人体安全性评价试验，为新药人体试验的起始期，又称为早期人体试验；Ⅱ期临床试验为治疗作用初步评价阶段，评价药物对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Ⅲ期临床试验为治疗作用确证阶段，进一步验证药物对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评价利益与风险关系，最终为药物注册申请的审查提供充分的依据；Ⅳ期临床试验是指新药在获准上市后的进一步的研究，在广泛使用条件下考察其疗效和不良反应，上市后的研究被称为“IV期临床试验”。可以发现，通过Ⅲ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已经达到药物上市的标准，可以获准上市销售，也可以认为进入Ⅲ期的疫苗离正式面世并不遥远，且5只疫苗同时进行Ⅲ期临床试验，成功率上也有保障。部分参研单位曾经表示，新冠肺炎疫苗预计会在2020年底或2021年年初上市。我国新冠疫苗正做好大规模生产准备昨日报道中，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表示，“我们正做好大规模生产准备。”新冠疫苗研发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与之息息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疫苗的生产、保存、储运、接种也被国内正式提上日程。国外的DHL等企业也已宣布启动新冠疫苗国际配送业务，将DHL承运的首批疫苗配送至以色列。DHL还专门组建了包括超过9000名专业人员的专家团队，通过其全球网络，为包括制药商、医疗器械商、临床试验和研究机构、批发商、分销商以及医院和医疗保健提供商在内的全价值链利益相关者提供服务。除疫苗的研发、生产外，因为疫苗的特殊性，为保证活性及安全，对容器、运输条件、接种器具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部分疫苗甚至需要零下几十度的超低温度条件。在疫苗接近大规模量产的时期，疫苗瓶、疫苗冷链、注射器等成为争抢的资源。按需求预计，这些都可能成为市场紧俏资源，其紧缺程度可能不亚于前几个月的口罩熔喷布。目前能够存放疫苗的玻璃瓶需要由化学性质稳定且不易发生反应的硼硅玻璃制成。但这种玻璃瓶的技术门槛较高，实现量产的难度非常大，且费时程度不亚于疫苗的生产。机构预测，若每人接种3次，新冠疫苗全球渗透率达到20%时，需要疫苗瓶50亿支，全球渗透率达到70%时，需要疫苗瓶将近160亿支。据报道，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参与新冠疫苗研制的生物医药公司都在排队抢购疫苗瓶。公开资料显示，仅强生一家公司就已购买了2.5亿个疫苗瓶。在冷链运输方面，目前已经出现超低温存储冷柜供不应求的局面，美国超低温存储冷柜已经出现脱销，中国部分企业的产品订单出现暴增。业内人士推算，疫苗研发成功后冷链运输市场的新增量在7.2倍以上，有望接近16000亿元。此外，大规模接种对于注射器的需求也将大幅提升。据境外媒体报道，美国已经预定（至少）数十亿支注射器，以备未来注射潜在的新冠肺炎疫苗。欧洲联盟日前也提醒，一旦新冠疫苗开始大规模接种，可能面临注射器、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短缺风险，敦促各成员国考虑联合采购。接种新冠疫苗已在安排日前，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发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采购结果的通知》，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格均为200元/支。这是国内省级平台第一次公布疫苗采购价格，国内新冠疫苗大规模使用或将越来越近。四川也在推进新冠疫苗的采购工作，部分地区也开始试点。对于新冠疫苗的价格，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教授透露：四川的新冠肺炎疫苗每支价格为200元/支。在新冠疫苗全球紧缺的情况下，中国疫苗成为全球发展国家最重要的依仗之一，中国新冠疫苗安全性获国际社会认可。阿联酋成为首个正式批准使用中国新冠疫苗的国家，巴西、巴林、埃及等国也接收了国产疫苗。A股的潜在受益股有这些新冠疫苗的研发逐步推进，A股关于疫苗相关题材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一大批牛股扎堆逐渐涌现。随着前期热度下降带来的部分回调，新冠疫苗产业的相关个股安全边际相对提升，未来具有的上涨空间获得放大，疫苗在2021年有望获得大规模应用，产业链的概念股值得长期关注。疫苗研发、生产、代销的概念龙头股，包括康希诺、智飞生物、复星医药、康泰生物、西藏药业、冠昊生物等；疫苗瓶的概念股包括正川股份、山东药玻等；疫苗冷链的概念股包括冰轮环境、海尔生物、澳柯玛等；注射器方面，概念股有华仁药业、康德莱、万邦德、三鑫医疗等。（数据宝 王林鹏）
记者获悉，12月15日，全国首单境外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下文统称“QFII”）认购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WFOE PFM）基金产品在上海顺利落地，这标志着QFII首次实现对境内私募基金的投资。 此次QFII资金认购的是外资私募在境内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即霸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下称“霸菱上海”）发行的霸菱中国综合债券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这一模式的落地能有效解决外资私募在中国境内募资难的问题。后续也不排除QFII会将触角伸向中国本土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但这仍需要一段不短的考察期。 QFII首次认购境内私募基金 此次认购距离相关政策的落地仅不到3个月。 9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等三部门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下称“QFII新规”）。新规及配套规则修订内容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就是“稳步有序扩大投资范围”，即新增允许QFII、RQFII投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私募投资基金、金融期货、商品期货、期权等，允许参与债券回购、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 对于投资范围的扩大，外资机构期待已久。随着QFII可以投资境内的私募证券基金，不仅中资私募有望获益，不少初来乍到、业绩曲线有待积累、面临募资挑战的外资私募，也可获得熟悉的海外投资机构通过QFII投入中国境内的资金。据记者了解，此次投资霸菱上海私募基金的QFII资金就来自于霸菱海外母体。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方面表示，该模式落地为外资资管机构募资开辟了新路径，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有益探索，是配合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机构海外母体可通过QFII/RQFII提供种子资金，有效帮助其拓展境内私募基金业务。该局将实时了解这一模式的障碍和瓶颈，积极帮助解决企业困难和诉求，助力该模式首单正式落地。 据了解，霸菱上海也是上海第五批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机构，于2019年1月发行QDLP产品。2019年6月，霸菱上海登记成为WFOE PFM，同年11月发行境内私募基金产品。 全面布局仍需时间 尽管霸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但根据了解，要实现QFII全面布局中国境内私募基金，仍需要一段不短的考察期。 就目前而言，更多是在华外资私募的海外母公司通过QFII来认购子公司产品。“一般而言，母公司每年都会用一定的自有资本扶持旗下的子公司（即'种子资金'），但早年因监管限制，外资在中国的私募无法获得这笔资金，同时外资私募在中国境内募资又存在一定挑战，”野村投资管理上海总经理吴海锋此前对表示，"QFII新规于今年11月1日正式落地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母公司的资金来作为种子资金。” 在吴海锋看来，除了来自母公司的QFII资金，未来在华外资私募更需要争取的是来自第三方QFII的委托资金。随着全球负收益资产扩容，众多全球大型养老基金等都不得不下沉到新兴市场来寻求收益，而中国是必然的选择。但要获得这类资金，就要求在华外资私募能够以“业绩服人”。因此，他表示，在监管政策不断放松的同时，外资自身也需要不断提升投研能力。 除了在华外资私募，更多本土私募也希望获得QFII资金。但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QFII开始会更倾向于投资理念、文化、风控流程与自身更契合的在华外资私募，能够提供24小时的服务、进行无障碍的沟通等都是关键。而且，QFII资金对于投资组合的换手率要求较高，同时需要花较长的时间考察被投机构，因此大规模布局中国本土私募仍需一段时间。
当前，数字化变革大势已经扑面而来，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都带来深刻影响。在此，我们需要厘清背后的发展线索，形成共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面临内在挑战，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 为什么要讨论数字经济、数字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理解。 有从宏观经济角度的理解。近些年来，全球面临经济增速、贸易增速下滑的问题，而贸易增速下滑背后可能与WTO格局遭受冲击有关；长期经济增长为什么下滑，背后的因素非常多，如要素的角度、需求端拉动力缺乏的角度、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恶化的角度等。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些亮点，比如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预期只有中国有可能呈正增长，中国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管理疫情挑战的一系列机制，其他国家都没有。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内在的挑战，压力也非常大。以前中国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但是规模扩张、不断提升的趋势逆转了。原因很多，其中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口问题，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所有商业模式研究最终也是人的问题。实际上，人的问题影响非常之深远。具体看，第一，人口自然增长乏力，虽然放开计划生育约束，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大家谈的已经很多了。第二，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金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举一个例子，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下降，会带来金融结构的一些深远影响，如未来更加风险可控的固定收益产品，可能在整个金融结构当中不断地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在经济层面影响更多。从区域之间的差异看，按照2019年末的统计，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大约在18%左右，在这样一个平均数基础上，一线超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差异，北京大约比这个低一点，是17%左右，深圳相对来说是最年轻的城市，刚刚跨越10%，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上海是超大型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大约在35%左右，这一现状背后带来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二、数字化不一定成功，但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 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之多，怎么办？短期内是活下来的问题，中长期是活得更好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高增长确实是信息经济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动力是宽松货币政策、房地产加金融。2008年危机打破原有的格局之后，全球经济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龙头拉动力，但可以总结的是，在当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情况下，大家多多少少都要追求利用数字化变革来改变一下原有的发展路径。 我认为，数字化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而中国在拥抱数字化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国经济体，经济腾挪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交易活动前所未有的复杂，但是大量低效率的“折腾”意味着经济活动效率没有那么高。对此，我认为需要利用数字化来解决原有的这些矛盾。 如果用几个主题词进一步描述数字化，我认为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透明化。正如当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信息不对称，很多领域才能赚大钱，信息畅通很多领域就很难按照传统模式赚钱，不透明对于体制、机制、政策带来了大量摩擦成本，阳光化其实是一切低效率的天敌，数字化第一个带来的就是透明。第二是公平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如前段时间所热议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群有6亿左右。数字化变革如果只着眼于中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未来少不了“木桶理论”中的短板制约。第三是标准化。利用数字化机制确定的是底线原则与天花板原则，做什么事情是有计划、有规律的，遵循一定标准的，所以标准化是重中之重。 三、从需求侧、供给侧看，金融拥抱新技术突飞猛进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例如大工业时代，需要大规模的IPO支持，当整个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依靠数字化进行解构，原有的生产分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类主体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必然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便捷化、体验化，这是来自需求端巨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技术本身就给金融带来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金融机构的形态、金融产品的设计。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金融拥抱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必然的，金融的核心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在对此反思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好地展望中国金融的明天。 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冲击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研究金融有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宏观视角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概念边界已经受到深刻的影响。货币是什么？你问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就像数学家很难回答1+1是否等于2一样。在微观层面，风险定价在前沿领域都受到新技术的深刻影响，利用新技术可以更有效的判断微观个体的行为。 例如，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前沿学派叫“神经金融学”，研究每一个做出金融行为选择的个体，其脑电波、生物特征发生了变化，只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关联、得出信息流，就可以做金融创新。这就体现出新技术对金融理论前沿的影响，最终很可能传导到金融市场实践中。 当然，另一方面，金融数字化变革仍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前些年谈到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有人说让传统金融走下神坛，人人都要做金融，但现实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这是需要反思的。 四、当金融拥抱新技术，发生了什么？ 现代金融也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科技不断进步，金融活动越来越复杂，到了新世纪，新兴技术突飞猛进，金融活动更加复杂，两个复杂的东西叠加在一起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以支付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讨论中国的零售支付体系时，政策层做了一个选择，不再发个人支票，直接跨到卡时代。为什么能做这种政策选择，就是金融电子化、信息化、电算化到上世纪末已经可以支撑做这样的选择了。 当然我始终强调看任何问题都不能片面化。很多人都说中国新金融在全球受瞩目，最受瞩目的是移动支付。但这离不开两大节点，一个是在2011年的快捷支付，一个是在2014年的条码支付，这两个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2011年如没有快捷支付，后面的“支付+创新”就难以开展。比较来看，直到2018年欧元区国家推出一个法令PSD2，才推动银行把自己的数据进一步开放，允许银行放开网关与快捷，跟第三方机构合作。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当你看到令人眼花缭乱、高大上的模式背后，有可能就是一些节点造成的，这个节点背后不是理论能解释的，而是多元因素在那个节点造成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同样可以看到，2014年条码支付，从叫停到快速发展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无论如何，当前这个变化是全球性的，各国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都在纷纷拥抱金融科技，为什么呢？归根结底有两点：第一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金融竞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到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会发现，金融业态已经不再集中在高楼大厦里，金融要素已经分散化、数字化、分布式，竞争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国与国是这样，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这样。第二是数字化时代的焦虑感。数字化时代最大的作用就是整个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加快，两个企业之间是这样，两个城市之间是这样，竞争速度与激烈程度快速提升。 现在为什么地方纷纷争取进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金融机构纷纷拥抱数字化？另一个意思是，你不做可以，我不做可以，你做了我必须要做，否则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数字化时代，信息互动有时候很可怕，大家都有极度的焦虑感。 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的价值，还要看能否：1、提高金融效能：竞争力、运行效率；2、弥补功能短板：服务长尾、普惠；3、保障金融安全；4、在经济社会层面发挥价值外溢效应。 （本文转载自《金融科技TIME》）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金融业迎难而上，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也是本轮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金融时报》记者获悉，截至10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4.96万亿元，同比增长33.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05万亿元，同比增长47.9%。 “制造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中长期资金需求较多。但过去几年，受金融服务新兴制造业的能力不强、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不良贷款核销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增速一直不高，占全部制造业贷款的比重也比较低。”人民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金融时报》记者，目前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上述负责人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融资问题，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幅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信贷政策指导，强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着力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截至今年10月，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上升，金融服务制造业的质效明显提高。” 应对疫情冲击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今年以来，制造业贷款投放力度持续加大。 “今年以来，制造业贷款投放规模明显多于以往同期。对此，可从多个维度理解。”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告诉《金融时报》记者，从短期看，加大对制造业的投放力度是上半年积极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他表示，疫情发生以来，民营、小微企业资金周转接续压力显著增大，其中很多都是制造业企业。为帮助企业维持正常经营，助力稳增长、稳就业等目标实现，监管部门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同时，鼓励银行业加大对相关企业优惠利率信贷、无担保信用贷款的投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减费让利措施。 具体来看，疫情暴发初期，人民银行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紧急出台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30条措施，其中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制造业的信贷支持，特别是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1月31日，设立第一批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银行向医用物资生产、食品加工等行业重点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进入有序复工复产阶段，人民银行于2月26日增加第二批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包括农资生产、外贸加工等制造业领域近60万家企业复工复产。 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阶段，人民银行于4月20日增加第三批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6月1日又发布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银行服务普惠小微企业。 在此前接受采访时，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将上述主要措施概括为18个字——“扩总量、保供应、促增长，降利率、调结构、保主体”。 易纲表示，在不同的情形下，政策含义是不同的，数量越来越大，利率越来越市场化。其中，3000亿元再贷款采取的是企业名单管理，5000亿元和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采取的是市场化运作。商业银行使用上述工具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低成本贷款，有力支持了稳企业保就业。 加大考核力度 强化信贷政策指导 为了保障政策落地，激励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投放，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评估（MPA）中增设制造业贷款专项指标并提高考核权重，加大对金融机构的考核力度。 5月，金融管理部门进一步明确，积极引导和督促大型银行发挥“头雁”作用，提升服务制造业的战略层级，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全年制造业贷款余额增速不低于5%”等目标，推动金融业加大对制造业的资源倾斜。 除了投放规模，推动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些方面，相关政策引导不断加强。记者了解到，人民银行牵头出台了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的相关政策，指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对高技术制造业予以重点支持。此外，为推动提升产业链整体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国家战略及关键领域核心企业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还会同多个部门印发了《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 上述政策已经起到了阶段性成效。数据显示，制造业贷款结构进一步优化，10月末制造业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29.41%；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全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21.13%。两项占比较去年同期都有所提高。 促进企业融资接续 推动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协调配合 今年的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制造业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8904亿元，同比增长123.2%。 上述人民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0年，央行推动运用信用增进工具等支持低评级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债融资，促进企业融资接续。此外，还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小微金融债、双创金融债、资本补充债，扩大资金来源，提升制造业信贷投放能力。在上述政策的综合作用下，大型企业提升了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为小微企业腾挪出更多信贷资源。” 与此同时，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配合也在协调推进。为了更好推动制造业发展，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银保监会建立了工作会商协调机制。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等重点支持领域和方向，并与金融机构加强相关产业信息共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则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优化资源配置、加强金融科技运用等多个方面，提高自身服务制造业的能力，努力为制造业重点领域、重大项目提供精准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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