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报告显示，1985-2018年间，全国（不含港澳台，下同）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其中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三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打工人”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40岁。 东三省“打工人”平均年龄最大 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1.85岁上升到了2018年的38.42岁，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3.44岁上升到了2018年的38.37岁。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湖南。 东三省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15~64岁人口占比为76.25%，位居全国第4；吉林这一比例为74.94%，位居第6；辽宁这一比例为73.88%，位居第7。 据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来看，东北劳动人口结构尚属乐观。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据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表示：东北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过着“候鸟式”养老的生活，一到冬天，他们就会去海南等南方地区。因此，虽然从户籍人口统计上看东北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但从在住人口来看，其实没有那么多。 第二，少儿占比较低，是东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另一大原因。数据显示，黑龙江0~14岁年龄段的占比为9.97%，在31个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辽宁这一占比为10.2%，位列倒数第三；吉林这一占比为11.76%，位列倒数第六。尽管东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但近几年整体人口数量在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净流出17.99万人，吉林净流出11.03万人，辽宁净流出4.11万人，当年三省人口共减少了42.73万人。 除此之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位居全国后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 相比东北地区，劳动力平均年龄最小的5个省份分别是西藏、贵州、海南、新疆和广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恰恰是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地区。出生率较高，在一定程度消解了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京沪“打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 从教育的指标看，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上升到了10.4年，其中城镇从8.2年上升到了11.3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了9.0年。2018年，平均教育年限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教育程度最低的五个省份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 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其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相应的较长，如北京、上海、天津；而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较短，如西藏、青海、云南。从省内的城乡比较来看，所有大陆省份的城市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都大于农村受教育年限，而且经济不发达省份的这种差别会更大。例如西藏城乡的受教育年限差别高达4.95年，而北京只有2.78年。 数据显示，我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国从1985年的6.24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10.36年，农村从1985年的5.60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9.02年，城镇从1985年的8.24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11.27年。 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1.8%上升到了39.8%，其中城镇从26.1%上升到了52.7%，乡村从7.2%上升到了20.7%。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2%上升到了19.2%，其中城镇从4.3%上升到了28.6%，乡村从0.2%上升到了5.4%。 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在2018年达到2614万亿元 报告采用国际广泛使用的计算法，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发展动态进行了综合估算。2018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2614万亿元，其中，城镇为2288万亿元，农村为326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7.5%和12.5%。 报告称，1985-2018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11.2倍，年均增长率是7.8%。近十年（2009-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0%，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8%，而农村为1.9%。 2018年，人力资本总量前五位为山东、广东、河南、江苏及河北，后五位为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及西藏。2018年，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942万亿元，其中，城镇为755万亿元，农村为187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0.1%和19.9%。 1985-2018年间，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增长10.4倍，年均增长率是7.5%。近十年（2009-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4%，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6%，而农村为3.0%。 2018年，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前五位为山东、广东、江苏、河南及浙江，后五位的是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2018年，中国人均人力资本按当年价值计算为229万元，其中城镇为313万元，农村为79万元。 同时，报告指出，1985-2018年间，我国的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7.3%。近十年（2009-2018年），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0%，其中城镇年均增长率为8.2%，而农村为5.0%。2018年，人均人力资本前五位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及安徽；排名后五位的是西藏、新疆、云南、甘肃及青海。 2018年，中国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按当年价值计算为116万元，其中城镇为156万元，农村为57万元。2018年，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前五位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及安徽，排名后五位的是湖南、海南、云南、甘肃及青海。
考“公”热度不减。周末刚刚结束的深圳市公务员考试中，逾13.3万人报考，计划招录1069名公务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深圳定向港澳招录放出5个工作岗位，共吸引了446名港澳籍人士报名，这也是深圳公务员考试首次有港澳籍人士参加。 深圳市考定向招录5名港澳籍公务员 深圳公务员收入优厚，城市发展潜力大，向来是怀揣梦想年轻人的热门选择。今年深圳服务“双区”建设专项招录公务员计划招录1069名公务员，其中急需紧缺专业职位393人，市区机关职位147人，基层一线职位472人，国际化人才职位52人，定向港澳选拔职位5人，涵盖全市36家市直单位、11个区。最终报名人数为155453人，最高竞争比达1269:1，平均竞争比例为154:1。 这是深圳市首次专项招录公务员，还特别拿出5个职位“定向”对港澳开放选拔。据悉，“定向港澳选拔职位”是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研究推进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报考内地公务员工作”要求，支持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港澳优秀青年融入国家、参与大湾区建设。报考资格条件包括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要求为应届生。 五个“定向港澳选拔职位”分别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录用职位是 “医疗监管”，岗位是“从事工伤待遇审核、定点医疗机构监管等工作，录用后安排在下属基层单位工作”； 深圳市罗湖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录用职位是“城市规划”，岗位是“从事城市规划、城市更新等工作”；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录用职位是“金融发展与监督”，岗位是“从事协调推进金融发展与监管工作”；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办事处录用职位是“行政综合”，岗位是“从事行政事务、人事党务、纪检监察、综合调研等工作”；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事处，录用职位为“涉外管理”，岗位是“从事翻译涉外人员管理等工作”。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招考中的5个定向港澳选拔职位均要求为应届生，办公地点集中在福田、罗湖和南山等市中心城区，其中福田区福保街道办更是地处河套，距离香港较近，其“行政综合”岗位吸引了244人报考，成为热门岗位。 近年来，支持港澳居民报考内地公务员队伍的呼声越来越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研究推进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报考内地公务员工作，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综改试点方案中也提出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此次定向港澳选拔公务员，意味着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深圳18举措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 为给港澳青年“北上”发展创造适宜环境，深圳近期还推出了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的18条举措。 18条举措涵盖港澳居民在深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4个方面。学习方面有6条，主要涉及港澳青少年来深交流、义务教育、高校奖助学金、深港澳职业教育合作、深港澳教育交流与合作、港澳机构来深办学等；就业方面有3条，主要涉及港澳学生来深实习见习就业、专业资质认定范围、人才政策等；创业方面有4条，主要涉及创业补贴、创新创业活动、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创业引导基金等；生活方面有5条，主要涉及居住证政策、人才住房保障政策、交通优惠、深港澳社会保障合作、打造综合服务平台等。 在18条措施中，与深圳户籍市民同等待遇有4条：包括进一步支持港澳学生来深实习见习就业；进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参加创新创业活动；为来深的港澳居民提供公共交通优惠；进一步推进深港澳社会保障合作等。与非深户籍市民同等待遇有2条，包括进一步为港澳籍学生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便利；进一步落实港澳居民居住证政策。略优于市民待遇的有7条，比如，进一步加强高校港澳籍学生奖助学金支持力度；将创业补贴政策覆盖到在深的港澳青年；设立港澳青年在深创业引导基金；进一步完善来深发展的港澳人才住房保障政策，等等。 截至今年10月，在深圳前海注册的港资企业超过11000家，深港前海青年梦工场孵化的香港创业团队也累计超过200个。
近日，四川证监局连发3条对川财证券管理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究其原因，是川财证券在开展债券交易业务过程中，存在部门经营管理混乱、债券交易行为管控不足、交易对手和交易债券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经查，川财证券在开展债券交易业务过程中，债券交易业务部门经营管理混乱，债券交易部门岗位人员未有效隔离和管理，债券交易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风险控制、清算交收等关键岗位存在混合操作；债券交易行为管控不足，部分业务人员利用个人通讯工具询价，部分交易询价记录缺失，个别交易存在先成交后申请的情况；交易对手和交易债券管理不到位，资管产品投资债券的交易中，存在买入的债券未入池公司债券池白名单的情况。 12月9日，四川证监局披露了对川财证券副总裁吴琼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吴琼在2013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分管川财证券自营业务，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分管资产管理业务。四川证监局认定吴琼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对其出具了警示函。 此外，四川证监局同日还披露了对川财证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安健、川财证券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赵彤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文丨西部菌 10月底，《求是》杂志刊发重磅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其中明确提出： 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城镇化是否再度转向的讨论。也让部分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强省会”模式将宣告终结？ 从现实来看，显然并非如此。 据日前多地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已至少有三个省份（自治区）把打造“强省会”明确为未来5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贵州提出： 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加快构建以黔中城市群为主体，贵阳贵安为龙头，贵阳-贵安-安顺都市圈和遵义都市圈为核心增长极，其他市（州）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 广西提出： 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深入推进北钦防一体化，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共建北部湾城市群，建优建强北部湾经济区，扬起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龙头。 山东提出： 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济南打造“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在“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提出后，为何仍有多地明确再提“强省会”战略？又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跟进？ 01 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注意“避免一市独大”，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 到底何谓有条件，这个当然要看具体情况，但它至少说明一点——不能“一刀切”。 这方面，济南、南宁、贵阳三个城市，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最明显的一点，这三个城市都称不上是“独大”。 济南自不用说，即便是在合并莱芜后，其2019年的GDP在山东省内排名也依然只能屈居第二，比第一名青岛足足低了2000亿以上。 要知道，这可是全国经济第三大省份的省会，连GDP万亿都没过，实在说不过去。 此外，济南要在多个城市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没有一定体量的支撑，胜算无疑要低得多。 此次建议中把实施强省会战略放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前面，足见这里面的逻辑关系。 还要提醒的一点是，济南可曾是被点名“引领带动作用不够”的七大中心城市之一。 所以，不管是对内挑起山东冲刺国家中心城市的重任，还是对外承担起国家对副省级城市的期许，做大做强济南都是山东的必然选择。 02 再来看南宁。 去年广西其实就印发实施了《关于实施强首府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把南宁市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 从广西的城市格局来看，做大做强首府，的确是非常现实的发展路径。 与济南不是“独大”不同，南宁则是连“大”都称不上。2019年，南宁GDP才4500亿，在万亿GDP城市即将突破20个的情况下，这一规模确实很是尴尬。 何况，广西和南宁的志向一直不小，目前不仅有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国家战略的加持，在《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意见》中，南宁也被点名要提高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 毫无疑问，首府目前的体量，显然难以支撑广西和南宁的发展野心。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沿海省份，广西一直被外界视为一把好牌被打坏的典型，在发展方向上可谓几经蹉跎。明确提出打造“强首府”，也算是一种务实选择。 一句话，存在感亟待增强的广西，需要一个更强的首府的支撑，国家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也需要一个更强的支点。 03 贵阳和南宁的境遇其实很像。GDP规模都在4000亿级别，算不上“大”，更难言“独大”。 今年上半年，贵州第二城遵义与贵阳的GDP差距，已经缩小到不足200亿。 在遵义加速融入成渝双圈的大背景下，贵阳确实需要有更大的危机感，才能真正“把全省城镇化的龙头舞起来”。 尽管这些年，贵阳以发展速度著称，但截至到2019年，其GDP才刚迈上4000亿台阶，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排名，仅高于太原、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银川、海口、西宁、拉萨。 这样一种体量，对于贵州的发展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劣势。 比如，这些年贵州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目前即将实现“市市通高铁”，如果省内没有一枚具有足够资源吸纳能力的“定海神针”，这不仅是对基建优势的浪费，也不利于人口的持续回流。 且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为贵阳的“做大做强”提供了现实抓手。 此次建议，把“贵阳贵安”一起定位为贵州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的龙头，也足见贵州层面的战略用意。 两者的融合发展，既利好贵阳，也有助于把贵安作为国家级新区的政策优势最大化变现。对贵州和贵阳来说，这样的优势和机遇，当然不能错过。 04 当然，衡量省会的“强弱”，不单单只是看其经济体量的大小，也要看它在省内的地位。这方面一个最直观的指标是首位度。 根据西部菌统计的2018年数据，济南、贵阳、南宁都属于GDP相对较低的省会城市。尤其是济南在2019年合并莱芜后，其仍处于首位度垫底的状态。 所以，它们实施强省会战略，是完全具备空间的。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两年明确提出强省会战略的省份除了贵州、广西、山东，还有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等。它们虽然并不完全来自中西部，但对应的省会城市，都无一例外属于低首位度。 为何不管东中西，省会首位度低的省份，都几乎无一例外要实施强省会战略？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都市圈时代，必须要有更强的中心城市的带动。 众所周知，与城市群不同，都市圈是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融合发展，相应的，中心城市的能级可以说决定了都市圈的边界和融合发展程度。 颇为巧合的是，此次贵州和广西在强调强省会战略的同时，也都提到了都市圈。前者是贵阳-贵安-安顺都市圈和遵义都市圈，后者是南宁都市圈。 在这个角度可以说，打造强省会，实际是各省谋求在都市圈时代的卡位。 05 尽管说愈发成为一种趋势，但社会对强省会战略还是多少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质疑。 比如，成都目前是强省会的代表城市。很多人习惯拿省内其他城市与成都的差距来评价成都强省会地位的得失。 但是，要注意的是，到底何时选择强省会，何时避免“一市独大”，只要遵循实际条件，就无所谓对错。 比如，在目前其他低首位度省会城市纷纷谋求做大做强的同时，成都则在都市圈建设上开启了大手笔。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动作是，上个月四川首条跨市城际轨道——资阳线，正式开建。 此外，四川在2018年就已明确提出要打造多个经济副中心。 同样的，在省会长沙首位度超过30%的湖南，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明确了要建设岳阳、衡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 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在强省会战略上的选择差异，其实只是一种阶段化的不同而已，几乎不存在可以例外的情况。 或许有人会说，一些东部省份在没有强省会的情况下，照样做到“多点开花”，难道不香吗？ 对此，西部菌想说的是，“多点开花”是需要资本的，不是每个中西部省份在一开始都有条件支持“多点开花”。 更何况，现在如济南、南京、福州等东部省会城市，也都喊出了强省会战略。 对大多数省份来说，强省会只会“迟到”，不会“缺席”。
近期，网络流传一份关于野村东方国际研究所违规的信息，主要涉及电话会议纪要发送方式违规及专家观点涉及敏感话题。 对此，野村东方国际于12月13日通过官网声明的形式进行了回应。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发布的声明显示：一、公司作为首批新设外资控股券商之一，一直重视合规文化建设，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同时，持续推进合规文化建设和合规管理。 二、所谓“传闻”已严重侵害公司良好声誉及公司员?名誉，公司保留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的所有权利。 三、就“传闻”事件，公司已按规定向相关部门进行汇报。 今年以来，对业内时有发生的研报未经审核发布、违规转发等行为，监管力度持续加大。 2019年1月，监管层向券商下发《加强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流程管理 规范证券分析师服务客户活动》的通报。通报列举了相关违规执业案例，并提出了监管要求，强调要加强研报发布规范。 2020年5月22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宣布，为加强对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的自律管理，促进证券研究业务健康发展，协会组织对《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证券分析师执业行为准则》进行了修订，自2020年6月21日起实施。
互联网风口上的社区团购近日站在了舆论的风口。不仅如此，在产业及资本层面也引发了不小的反应。一时间，社区团购最终会不会“一地鸡毛”的讨论声不绝于耳。 目前，社区团购仍处在早期阶段，在补贴的诱惑下，其“预售+次日达+自提”的模式是不是真需求还有待验证。需要警惕的是，部分玩家借社区团购这一概念向资本市场讲述了一个“生动故事”，并无心恋战，等补贴战难以维持，最后只能留给供应商、小摊贩、消费者“一地鸡毛”。 更需要警惕的是，社区团购再次演化为一两家巨头的垄断游戏，“吃人家的终究要吐出来”，最后让供应商和消费者“困”在模式里，反被平台“薅了一把羊毛”。 回头看，社区团购，这个因疫情“吹又生”的买菜模式，实际上是由于互联网巨头进入再次成为焦点的。换句话说，一些用户的社区团购新需求并非来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被互联网巨头们刺激倒逼出来的。 有人形容，资金入场、重金补贴、大举招人，互联网巨头们亲自下场“抢菜”的画面，像极了每一次风口到来的前夜。现阶段，补贴是推动社区团购开疆扩土的有力武器，这一招术对这些靠补贴起家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并不陌生，甚至称得上驾轻就熟。 但社区团购并非只是流量生意，而是对供应链资源、精细化运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能力的沉淀又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这就注定了社区团购是更为残酷严格的消耗战。在财务报表及投资人的压力下，玩家们的“补贴大旗”能扛多久？补贴停止后，用户黏性、团长积极性是否依然存在？ 不应忽视的是，补贴下的社区团购已开始显现出受人争议的一面。近日，多家粮油商发文抵制社区团购平台补贴卖低价，原因是社区团购平台低价销售冲击超市客户，粮油商收到大量超市类代理商的投诉甚至要求退货。而另一个较大的争议是，社区团购是否夺走了小摊贩们的生计。虽然我们不应秉持道德化、静态视角看问题，但互联网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显然有待于提高。 据了解，目前社区团购主要玩家已在北京、上海开启“地推模式”，全面进军一线城市已提上日程。也有玩家表示，会加速在全国各地开城，提供服务。希望玩家们在追逐市场份额和单量的同时，创新业务模式，加大技术赋能，保证商品质量，不“薅羊毛”，更不“留一地鸡毛”。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社区团购”争议背后，是对互联网巨头科技创新的更多期待》所指出的那样：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昨天上午，首届新基建投融资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上，正式宣布揭牌成立新基建投融资产业联盟和新基建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据悉，新基建投融资产业联盟和新基建投融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将致力于加强新基建资源整合，搭建新基建投融资的标准体系和专家智库。 北京投融资商会执行会长苗谦在会上发言时表示：“当前新基建正在成为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数字经济的热点风口，投资行业的关注焦点。”据介绍，新基建投融资产业联盟将创新投资建设模式，支持多元主体参与，搭建新基建投融资的生态圈和合作平台。新基建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将致力于加强新基建的创新投资建设模式的研究和探讨，配合制定新基建的各种标准规范。 此外，北京投融资商会作为北京市投融资行业的专业商会和北京市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将依托新成立的新基建投融资产业联盟和新基建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打造新基建投融资的生态圈和工作平台。其将作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智库助手，配合推动新基建投融资行业标准的设立；同时将配合为新基建项目投融资及REITS的实施搭建绿色快捷通道；并将作为基金证券业投融资企业的合作伙伴，配合梳理培育新基建优秀项目资源。 以新基建数据中心为例，未来将计划在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投融资技术白皮书基础上，与国家发改委现代经济研究院密切合作，推动数据中心有关国家标准规范的设立。在数据中心运行维护与管理标准白皮书基础上，整合数据中心优质管理运维资源，推动设立数据中心管理运维平台公司，有效服务未来数据中心REITS项目。还将依托北京雄厚的险资和年金资源，推动设立百亿级的数据中心专项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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