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王青（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以下简称“11条”）。我们认为，这体现了在疫情特殊背景下，包括信贷、股市、债市、票据以及资管等各类融资渠道正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全面动员起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同时，一些具体措施也体现了监管层进一步打击金融违法行为，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决心。 以下就改革涉 的国内融资部分做重点解读： 1、受疫情冲击影响，当前小微企业正在成为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前期监管层持续通过定向降准、MPA考核指标调整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本次“11条”则进一步聚集两个关键点：一是“落实尽职免责要求”；二是“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前者解决“不敢贷”问题，后者解决“不能贷”问题。我们预计，下一步各商业银行会将尽职免责规定进一步细化，着力解决基层信贷人员的后顾之忧；同时，中小银行资本资本补充渠道有可能进一步拓宽，除普通股、优先股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等手段之外，部分中小银行还可能通过改革重组等方式，引入外部资金。 2、针对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本次“11条”对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出了降低保费等具体要求。据我们了解，很多中小微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不仅包括贷款利率，还有担保费、评估费、财务顾问费等非息费用，这些利率之外的附加成本加总后甚至可能达到利率的1-2倍。我们判断，除本次提及的担保费之外，未来监管层还可能出台更多措施，解决贷款非息费用过高问题。 3、在创业板和股转系统改革方面，主要是通过推进注册制实施，加快新三板改革，支持企业通过股权方式融资。这一方面有助于激活股市融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宏观杠杆率。 4、本次出台《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我们认为主要由于票据是当前中小微企业的重要融资手段，而商业银行从控制风险等角度考虑，也倾向于通过票据方式向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将票据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后在债券市场流通，支持资产管理产品投资标准化票据，能够从供需两端强化这一融资手段，也能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供应链融资。 5、本次发布《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并对存量“非非标”资产给予过渡期安排。我们认为，资管新规发布两年以来，金融严监管效果已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下一步的重点将适度转向挖掘资管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时对资管新规过渡期给予灵活安排。我们判断，未来社融中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收缩幅度将进一步放缓，不排除持续转向小幅正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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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启动订立“港区国安法”程序，得到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赞同与支持。今天，香港长和集团李嘉诚发声支持：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 至此，香港四大地产商新地集团、长和集团、新世界(行情600628,诊股)集团、恒地集团近日均表态支持国家安全立法。 从港股市场来看，港股近日呈现触底震荡回升行情。 香港文汇报今日报道，香港富豪、长和集团高级顾问李嘉诚就“港区国安法”表态，主要有三点：1.任何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问题都有权责，大家不必过分解读；2.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3.特区政府责无旁贷，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 据香港文汇报昨日报道，李嘉诚长子、长和集团主席李泽钜表示，目前香港正处于政治纷乱及营商环境不明朗的氛围中，他期望“港区国安法”能稳定香港的局势，恢复社会及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 包括李泽钜代表的长和集团在内，香港“四大地产商”均表态支持“港区国安法”，认为其能够稳定香港局势，将为香港建构起更安定有序的投资、营商和社会环境。 香港恒基兆业集团主席李家杰则表示，现在香港“当务之急是要不遗余力地去保就业、护民生，……这一切都必须在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得到保证的情况才能进行，否则任何努力亦属徒然。”新地集团主席郭炳联称，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订立“港版国安法”可有效缔造香港安定有序的投资、营商和社会环境，保障市民大众的利益，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世界集团主席郑家纯指出，对于一切可以保障国家安全，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和促进特区长远发展的法律及政策表示支持，相信有关法规会为本港建构更平和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气氛。 港股市场波动加剧 上周，全国人大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有关决定。消息一出，港股市场波动加剧。 上周五，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港股5月22日大幅跳水，时隔两个月后再度跌穿23000点大关。香港恒生指数当天收盘报22930.14点，下跌1349.89点，跌幅达5.5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也下跌423.29点，跌幅达4.30%，收报9426.78点。 随后在周一、周二强力反弹，恒生指数两天暴涨近500点。 不过，今天，港股表现再次呈现疲软状态，收跌0.36%。 私募看好港股：吸引力在增强 南下资金抄底超100亿 而对于港股，私募普遍认为，港股的吸引力在增强。 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邓晓峰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港股一直是以外部的欧美资金为主，容易有比较大的折价。但未来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发生改变，有两大原因。第一，未来更多的公司会在香港上市，尤其是很多中概股回归，会让香港的资本市场结构上变得更合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增强；第二，通过港股通，南下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地参与港股市场，分享这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带来的成长机会。 我们已经看到了北上的资金对国内投资风格带来的改变，下一步南下的资金也会逐渐改变香港市场的风险收益特性，而且这会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状态。当港股通完全打通了之后，港股上市公司更丰富、更多元化了之后，港股市场能更好地反映经济体的长期发展结构之后，可能比目前国内的市场机会更好。 凯丰投资首席经济学家高滨表示，近期事件性因素对香港市场冲击巨大，导致股票市场深度低迷。未来政治环境安全度的提升，会大幅减少经济不确定性，加之一些优秀的中概股的回归，会趋势性提升港股的吸引力。 朴石投资创始合伙人向朝勇认为，本次会议对深化改革与加大新基建的战略布局更加强调，包括全国人大提出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发布涉港草案7条措施，这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长期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与发展。总体来说，这些政策措施与法规出台都是有利于构建中国长期竞争力，朴石投资也会观察这其中的长期战略性机会。 而从港股通的数据来看，5月22日、25日、26日，南下资金3天抄底港股超100亿港元，分别为44.14亿港元、27.21亿港元、42.11亿港元。 对于港股的波动加剧，西部证券(行情002673,诊股)分析称，中国香港“国安法”议案推出。拟“打通”内地与中国香港法律系统，在中国香港《基本法》基础上共同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并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与制定执行【机制】，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等，切实防范和惩治分裂、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等活动行为。 《决定（草案）》对市场的短期冲击影响。一）对于部分利益冲突者或因担心未来触及法律界限提前撤离中国香港；二）倾英、美的富商或因局势变化不得已撤资中国香港；三）部分海外机构投资者，或因中国香港局势尚不稳定撤离投资；四）市场担忧美国或取消中国香港特殊关税地位；五）市场担忧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定位动摇，或导致大批外资“玩家”流失。 西部证券研报中给出了《决定（草案）》中长期影响及港股趋势研判： 首先，港股基本面受到的冲击或较为有限。“港股A股化”过程中基本面更受到国内经济增长影响，且近五年期间港股与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正相关性已上升至0.75以上，倘若国内经济于2020Q3呈现“NIKE”形改善，将从基本面对港股形成有力支撑！ 其次，良币驱逐劣币过程中，港股估值中枢有望逐步抬升。在“国安法”及相关制度、措施落实的影响下，将大大降低频发的“社会事件”对港股估值的压制，有利于估值中枢抬升及市场波动率水平下降。 最后，中国香港M3或呈现“先降后升”态势。过去5年港股与M3的正相关性高达0.8，资金成为驱动港股市场表现的核心动力之一。 不可否认，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自由贸易港地位倘若遭到削弱，必然会对港股市场的资金增量及活跃度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如此不堪一击？ 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海外机构“玩家”大量流失令中国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削弱？或仅是一个不尽合理的猜想。 二是中国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驱动力正发生着重要变化。 再看美国取消中国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最后一张“王牌”是否会轻易打出？ 我们判断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走向极端化之前，美国或因“利益关系”与“牵制战略”继续保留最后的“王牌”。那么，M3如何才能再次回升？ 我们预判港股M3显著回升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国安法”推出之后中国香港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二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显现，流动性剩余向新兴市场溢出；三是中国经济率先筑底，中美经济预期差趋于扩张。这意味着在美元走弱、人民币走强及全球流动性剩余的叠加影响下，港股占MSCI新兴市场指数20%以上或再次受益于全球资金布局人民币资产。 广发港股策略也分析称，造成周五港股大跌的直接催化剂为“港版国安法”审议： 海外机构和香港本地投资者担心去年本地社会事件重演，对香港局势不确定性的疑虑再度增加；也不乏有人担忧香港独立关税地位被取消，导致资金持续大量撤出。短期内，资金流出的风险客观存在，但我们并不认为中长期的“悲观情形”会出现。 另外，短期内港股面临资金面和情绪面的双重“逆风”：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快贬、Hibor利率跳涨；另一方面，风险溢价和波动率上行，市场做空比例提升。一个低斜率级别的“外资抽离”逻辑可能再度强化，但充裕“北水”下的“南下逆势增配”仍会形成对冲。 广发策略称，短期可能面临多重压力，但中期内基本面积极因素可能增加，而流动性宽松的逻辑很难出现逆转，因此若市场继续显著回调，“估值下跌、盈利上调”的错配将吸引更多海外和国内长期资金的流入。假定经济环比改善后EPS增长预期趋稳，若估值继续回调6%-7%，恒指动态股息率可能升至4%以上的极端值。 部分综合香港文汇报、北京日报
对于“剁手族”而言，又一个“剁手”的机会来啦。 5月27日，快手与京东达成了合作——今年的京东618，快手用户将可以在快手上直接购买京东自营的商品了。 具体而言，京东与快手将进行供应链方面的深入合作。京东将优势品类商品提供给快手小店，双方共建优质商品池，由快手主播选品销售。快手用户可以在快手小店直接购买京东自营商品，并能享受京东优质的配送、售后等服务。 这次京东618，京东把“直播带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与快手合作的传闻也不绝于耳。没想到，这次京东与快手的合作真的是相当“深度”。 要知道，快手的日活用户已经超过了3亿，这3亿日活用户，哪怕是稍微心动、稍微“剁剁手”，都会让京东今年的618绽放异彩。 什么叫优势互补？这就叫优势互补。 为了这个优势互补，双方的掌门人都亲自出来站台了。 （市井中人/制作） 对于此次合作，京东零售集团CEO徐雷表示，零售行业面临消费需求、消费场景越来越多元化的机会和挑战。京东零售拥有国内领先的零售供应链，以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赢得用户信赖，并致力于通过全面的开放战略驱动零售行业变革。快手是深受数亿用户喜爱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双方通过合作，将在更丰富的场景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购物体验。 快手科技CEO宿华表示，今年以来，短视频直播电商作为电商行业新业态迎来快速发展。作为日活超3亿的国民级短视频直播平台，快手是直播电商行业最早的探索者与引领者，在用户体量以及直播电商的新场景打造上具有领先优势。京东零售作为高品质的电商平台，具有行业领先的供应链的优势，此次合作将为快手用户带来更优质的购物体验。 其实呢，快手与京东并不是今天才好上的。 2019年6月，快手电商就宣布接入京东，用户可以在快手跳转京东购买商品。此次双方合作进一步升级，将使快手小店在货品端实现重要补充和提升，也契合了快手电商向品牌和高品质商品扩展边界的目标。对京东而言，也将在新兴市场用户触达和直播电商上获得增益。 今年以来，快手电商发起“超级品牌日”活动，前7场成交额达到6.2亿元，吸引了李宁、美特斯邦威、阿迪达斯、完美日记、宝洁等品牌加入，品牌成为快手电商重要组成部分。5月10日，快手与格力带来格力卖货专场，这是快手电商第一次与3C家电品牌做大规模卖货活动，最终战绩是3小时成交额突破3.1亿元，这也让董明珠信心大增。 快手的优势在于用户体量以及直播电商的场景。目前，快手日活用户已经超过3亿，用户涵盖一至N线城市，与京东以一二线城市为主的用户结构存在互补性。作为直播电商赛道的领跑者，快手的老铁黏性以及高转化率使得快手直播电商成为当前数一数二的直播电商平台。 快手的使命是“提升每一个人独特的幸福感”，而京东最新升级的品牌主张是“不负每一份热爱”。 幸福+热爱，这不就是“剁手”时的感觉吗！
意见领袖丨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稳定，复工复产进展顺利，但由于欧美国家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经济陷入停摆，未来几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萧条是大概率事件。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仅外需下降，而且产业链也将因欧美停摆遭到上下游夹击，这个时间短则一两年，长则可能持续三五年。 对各地区而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做好自己的事、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根本之道，而其关键在于如何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源，以下五个方面值得重视和注意。 合理规划城市群都市圈空间架构 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因此，接下来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围绕一些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都市圈、城市群应当成为我们新形势下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而这需要高瞻远瞩地做好规划布局。 一是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任何大城市，都有居住、商务、产业、教科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集聚区，在布局上应结合城市地形地貌和人文特色，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策略。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上述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依靠自然山水体系和城市绿化带合理分隔，并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最优的现代化大都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二是科学安排城市群内部功能结构。世界知名的城市群一般都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城镇化率在70%以上； 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这种比例不能过大，过大了如同齿轮模数不配无法啮合那样，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功能传递和要素流动就会受影响； 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 对中国的很多超大城市而言，其发展规划一定要考虑三个圈：即超大城市本身2000~3000平方公里的核心圈、以超大城市为中心100公里的半径形成都市圈、包含超大城市在内的以200公里为半径范围内其他大中小城市共同形成的城市群。超大城市有义务带动周边、照应周边，不仅要考虑自己市域范围的事情，还要考虑到整个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一方面，要将部分资源让渡给都市圈、城市群，以促进后者更快地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后又会众星拱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超大城市实现更好发展。 三是规划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都市圈、城市群要形成有机整体，综合交通网络是其血管系统。要重点建设以下四个交通： 一是承载区域枢纽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铁路、机场、港口通道等，这是城市群提升辐射带动能力的基础要件。 二是承载各城市之间连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市群的动脉血管。 三是承载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内部交通，通过城市道路、地铁轨道及公交站场建设，确保城市平均车速达到30公里每小时，高峰时段不低于15公里每小时。 四是承载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过渡的换乘枢纽。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城市运行效率和区域地位，对助推城镇化极其重要。 积极构建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此次疫情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引起广泛关注和担忧。从目前复工情况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些地方的电子制造相关产业的配套零部件，超过80%是在本地生产。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凸显其竞争力。 这种在一个地方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与传统的水平分工区别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尽管还是国际化水平分工，但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而是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小时到3小时车程半径内（50~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这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寿命周期。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能为地方政府调结构、转方式起到核心支撑作用，是不容易垮掉的。疫情之下，我们更应该倒逼自己去补齐产业链集群的短板。具体方式上，要推动三种集群： 首先是制造业上游、中游、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实现本地化生产。又如，搞电子产业，笔记本电脑有2000多个零部件，就要几百上千家零部件企业，从集成电路到液晶面板，从印刷线路板到机壳，各种各样关键零部件都能实现本地产。 其次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在一个大产品产业链集群形成之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地方有希尔顿也有喜来登，有可口可乐也有百事可乐，这样就使得这个产业东方不亮西方亮。否则，如果只有一个世界级企业，今年它订单多了，就可能大发展，明年如果丢了几个大单子，就可能出现20%、30%的负增长。这样会使地区经济大起大落，进出口也大起大落。但只要形成了这种同类企业集群，即使有个别龙头企业遇到困难，就产业整体而言，是稳定的，是持续向上的，整个产业集群就能健康发展。 最后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这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类产业在本地集聚。同时，在产品销售过程中，还会产生结算和物流等环节。比如，产品在全球销售、在全国销售，就会使得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服务型企业集聚扎堆，围绕着制造业集群来布局产业链。这种集群背后往往是各大企业集团的销售中心和利润中心的聚集，是价值链的整合，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源泉，理应全力争取过来。 提升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建立了极为丰富的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像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也得以发育并茁壮成长。与商品市场中有千千万万的品种、规格、性能的商品不同，要素市场一般品种相对单一，场所或平台相对集中，一般具有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维护市场秩序功能、集中竞价功能、资金枢纽功能和大数据汇集功能。 成功的要素市场前提是能够在业态上做到三个集聚：一是交易量的集聚能力，往往能集聚区域性或全国性80%以上的相关要素交易资源。二是交易会员单位、中介机构等各类企业的归集和集聚。三是物流通讯的枢纽集聚功能。作为一个成功的要素市场，理应有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以支撑这个要素市场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枢纽条件。基于此，要素市场的效率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成为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竞争的核心能力体现。相比较于普通经济体，那些拥有全球要素市场影响力的经济体竞争优势更为突出。 由于种种原因，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的许多措施属于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是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疫情下的发展，除了在需求侧进行逆周期调控外，很重要的是要在供给侧方面下功夫。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是供给侧方面重大改革。但凡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性的改革，会带来每年万亿级的红利。在当下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显得尤为珍贵，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有关地方应抓紧抓好这方面改革的落地工作。 比如，针对土地要素，文件提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城市盘活现有利用低效的工业用地，促进腾笼换鸟、转型升级，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再如，针对劳动力要素，文件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不仅将直接改善进城农民工待遇、促进农民工变市民，还有利于在现有基础上延长有效劳动时间，增加劳动供给，释放潜在人口红利。落实好这些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为区域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 持续改善区域发展的营商环境 疫情之下，广大企业承受重压，需要各地及时出台措施亲商安商，帮助企业过难关。从长远看，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仍是各地方工作的共同任务。 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尽管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方向不会改变，在非常时期各地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不会改变。接下来，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高度都将有进一步提升，集中体现在自贸区有望扩面提质、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以数字经济引领经贸规则制定等方面。对此，有条件的地方应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争取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为中国进一步开放探索经验。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地方政府层面，应按照竞争中性、同等待遇的原则公平对待各类企业。尽管这在认识上容易统一，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千差万别，疫情之下政府机构更应在办事细节上付诸实践，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以规则公平确保竞争公平。谁在这方面率先塑造出公平信誉，谁将赢得下一轮资本竞争的青睐。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当前大国之中，唯有中国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发达国家一些创新成果希望能到中国进行转化，以收获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带来的产业效益。那些知识产权保护有力的地方将是吸引这类成果落地转化的首选。 打造便利化营商环境。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各类隐性制度成本和显性成本如物流成本：一是加快将铁路引入规模以上开发区，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发展公铁、水铁和空铁无缝对接的多式联运；三是优化企业园区布局，促进产业在空间上集聚，节约上下游运输成本。要采取措施将这些年投入巨资建设的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的综合效率发挥出来，以更为便利的运输体系将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由15%降到10%以内。 如果把上述几方面工作做好，区域经济的营商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本地区的竞争力、软实力和创新活力都将持续存在。 着力汇聚用好各类高层次人才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结合实际工作，着重汇聚和用好三类人才： 一是培养和选拔务实专业、讲党性、肯担当的党政人才。需要地方主要负责人带头形成真抓实干的氛围，营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人用人导向，还要加强培训和培养，丰富和完善党政人才的年龄结构和能力结构，以备发展之需。我们既需要懂得城市管理“绣花”功夫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善于在地区竞争中捕捉机遇的战略人才，还需要能有效把握科技和产业革命大势、积极应用最新科技成果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能的高层次人才。 二是引进或培养敢冒风险、敢打敢拼的优秀企业家人才。企业家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灵魂。一个地方要在发展中占据优势，团结和招引一批优秀企业家人才来本地发展是不二法门。这里就涉及如何有效招商安商亲商，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其中，招商的关键是要研究这些企业家及其产业短板，以己所长、补其所短。安商的关键是要信守承诺，不能前任承诺的现任就不管，更不能做“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事。亲商的关键是在确保“清”的前提下保持与企业家的热络度，随时掌握产业发展新动向，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 三是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近年来，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进。特别是最近两年，成果发明人享有股权比例可以达到50%甚至75%，极大地释放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热情。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基础创新的设计发明人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人、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完全不同体系的人才。术业有专攻，给予这些科研人才过多的股份、过强的激励，反而制约了其他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我们应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理顺产业转化有关机制设计，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本文原发于《瞭望》新闻周刊
5月27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人福医药(行情600079,诊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杰两会建议，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加大对生物医药企业的引导和扶持。 近两年医药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全面开展药物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普通仿制药盈利时代已成为过去式。药企要生存，必须走高仿、首仿、原研相结合的道路。但研发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研发环境的优化以及新项目的推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排名前十的药企平均研发投入较上年增幅超过20%，前五名达到39%。可以看出，大型药企的研发投入增长很快。 对此，李杰建议，进一步优化税费政策，并出台更多涉及资金方面的政策，支持企业研发创新。 李杰表示，我国现有基层医疗机构96万家，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如果能发挥更大作用，将有效减轻大型医院的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通过这次疫情，我个人体会较深的是基层医疗机构能力需进一步增强。”李杰说。 李杰建议，从设施升级、人才培养、激励政策三个方面入手，实现基层医疗能力的全面提升。2019年国家在基层医疗领域投入近30亿元专项资金，建议今后不断加大这方面投入。 李杰表示，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确定了五大研究主攻方向，包括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一些有实力的生物医药企业参与其中。但新药研制能否成功并上市，存在很大风险及不确定性。“需要国家统筹和引导，避免重复投入造成资源浪费。可以出台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相关基础研究，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李杰说。
过去几年，冯柳在为数不多的几篇访谈中阐释了自己的投资体系和核心方法，引来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盛誉之下，“冯柳概念股”备受关注，很多人想要“抄作业”。但在记者看来，很多人没有读懂冯柳，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此，近日上证报记者特地与冯柳沟通，请他对自己以前阐述的一些观点作进一步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投资要义或许不在于走什么“道”，而在于明晰“道”的使用前提和边界。我们不仅要理解观点和原则的真谛，更要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因道而化用之。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只能启迪。 上证报记者：不管是以前个人做投资，还是如今在机构做投资，您的投资业绩都非常抢眼，但超额收益不一定是靠市场主流品种取得的，您是如何做到的？ 冯柳：我把投资风格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买大家都知道它好的公司，投身大势之中，核心是把握宏观、把握牛熊，参与到风格牛市之中去。这种能力最难得，要求也最全面，需要在考虑多种因素多个变量后作出判断，回报也是最高最快的。但难点在于稳定，毕竟因子和变量太多了，需要具备大师级的能力才能驾驭。 二是买别人不知道它好但你知道，或者是别人都知道它好但你知道其实更好的公司，这需要对个股有深入的研究，能做到这点的通常是专业人士、资深基金经理等。这种能力需要积累和机缘，其回报高且效率也不低，但难点在于积累与机缘都是高门槛，且不容易重复，毕竟你懂这个公司不代表也能懂另一个公司。 三是买大家都不知道它好的公司。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好，所以它就没有相应的定价。如果它还是不好，那也亏不了多少钱，而万一好了却可以挣到不少钱。这种方式从整体上看回报不高且效率最低，好处就是没有门槛，只要把心气放平就可以了，完全是一个碰运气的体系。如果是一个经常会发生变化和有意外发生的增量世界，那么采取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有意外之财；如果是一个固化的存量环境，就会很沉闷且没有惊喜；而如果是一个减量的环境，那就会有点危险。 我过去主要采取第三种模式，找到几个有增量的好行业成体系地去碰运气，未来可能会增加对前两种模式的探寻。 上证报记者：如何理解“经常会发生变化和有意外发生的增量世界”？如何区分增量、固化和减量这些概念？ 冯柳：就是看行业是否处在扩容和发展期，是否分出了胜负，有没有变局和反复的可能。如果有，那就找到有利基支撑之处去等待可能性。这个阶段研究的准确性会降低，因为条件值会经常变，比较适合博弈。固化就是座次已定，无法博弈，但研究的可靠性升高，可以投资于结构化的机会。减量就是泥沙俱下，研究和投资的价值都不复存在。 上证报记者：在选择个股时，很多人通常会看基本面等因素。你运用定量选股方法选出标的后去做进一步研究时，主要关注哪些因素？ 冯柳：理论上，大家看的方面我也会看，只不过权重不同而已。在操作中，我把市场是不是有机会看得最重。打个比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都在研究淑女有多好，用各种标准去评判，而我首先考虑的是她有没有嫁人？有几个人在追？光研究她好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掂量一下是否有机会，有机会她的好才有意义。 很多时候，对我来说，不到位的研究还不如不研究。当时重回A股市场的时候，我在底部选出了很多日后成为大牛股的标的。但我跟我的助理讨论后，大部分标的都被否掉了，没有买。包括后来表现抢眼的科技龙头股、游戏龙头股，都是先选出经讨论后被放弃了，在它们涨了很多后才理解，代价极大。事后我也在反思，为什么好票都被研究后否掉，不好的票反而留下来了？其主要原因是留下来的票大家都不熟，就没人提反对意见，而熟的票在底部往往伴随着理直气壮的偏见与负面信息。我尽量要求在研究时只做框架性分析，因为如果你对它的认识没有达到非常高的层次，很容易被信息牵引，成为被信息驱动的低等生物，那还不如回避信息，只做框架覆盖，利用方法论和体系去参与。 记者：因为被否掉而没有买入，那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判断呢？ 冯柳：我不太强调判断，我是让市场推着我去做选择的。我筛选个股比较快，但会跟踪很久。我不是很喜欢用坚持这个词，真正想明白的东西是不需要坚持的，它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行为。 上证报记者：对于价值股和成长股，您是否有偏好？ 冯柳：如果成长和价值可以预定的话，那肯定是成长股好，因为成长才是最大的价值，但难点是它们有时会转换。如果你错判成长并以成长股的价格买入了价值股，那应该就是股市里所能碰到的最大风险了。 所以，成长股投资是需要锐度保护的，你得识别出成长的锐度，同时还需要对它不断跟踪与验证。前者我偶尔能做到，但后者需要付出一点精力，所以在有更省心机会的时候，我可能会优先采取其他类型。而投资价值股的好处是你可以期待它变为成长股的可能性。不过，如果仅是出于价值低估去关注它，这是我不赞成的，我不愿意占市场便宜。你可以要求估值保护，但不能寄望于估值回归，因为这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信息看，您也偶尔会选择那些在基本面或商业模式上不是公认的好公司。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情况的？ 冯柳：我买的公司偶尔会有点瑕疵，但利润也来源于瑕疵消失。其好处是我通常买在低位，即使错了也不会亏大钱。我觉得，不能太教条地看待商业模式，股价在低位时最重要的是竞争力与格局，股价在高位时商业模式才会更重要些。 上证报记者：如何做到买错了也不亏钱？ 冯柳：买错了肯定会亏钱，否则怎么叫错了呢？无非是尽量少亏点，别亏伤筋动骨的大钱。这就需要有安全边际和操作纪律。根据我的体系，价格大幅向下变动后就必须无条件地行动起来，要么加要么减，不加就要减，没有中间状态。如果加了，自然就摊低了成本；如果减了，那就降低了仓位。所以，我一般不会在重仓股上出现很大的亏损。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行为机制，主要是强迫自己去面对和解决，不使自己陷入被动和丧失行动力。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往往是拖延和麻痹使自己陷入深渊。犯错不重要，哪怕一动就错也远比丧失行动力要好，因为后者会令人无力且自欺欺人，越陷越深。 上证报记者：您以前说过，靠天赋、靠品质都走不远，一定是靠科学的训练、系统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最终形成恰当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上述“无条件的行动机制”，您是如何训练出来的？ 冯柳：对专业的投资者来说，得出结论和判断不是件太难的事，但人总是不愿意面对痛苦，总希望在更舒服的状态下去解决问题，而市场一般都是在不如意的位置上让我们作出选择，这就容易造成拖延和回避。所以，得给自己设定一系列的机制，同时把难度分解掉，大的行为做不出来那就做小行为，先获得行动力最重要。心动即行动、随心所欲这两点是我非常重视和强调的，要有心理建设的能力，把自己从对错得失中抽离出来。 上证报记者：之前介绍过您的弱者理论，重常识而轻能力，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能再补充一下吗？ 冯柳：打个比方吧，平地走路人人都会，这并不难，但如果把他们放到高楼的边缘去，大家可能都会紧张到无法迈步，这是因为得失巨大到足以令人动摇心性。我不是说能力不重要，会跑的自然比只会走的要快，但很多时候大家还没到赛跑展示能力的阶段，而且真到高楼边缘，会跑和会走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被恐惧控制得无法行动。所以，只要你要求的回报不是特别高，大部分时候回归本能与常识就很好了，关键是清明心性，不被得失牵引。 上证报记者：清明心性也是一种能力啊，要做到并不容易。 冯柳：这是向内的能力，只需要求自己就能获得，向外的能力需要资源和机缘，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 上证报记者：您的弱者体系或源于此前没有好的研究支持，如今到高毅以后，可以有业内一流的研究作支持，投资策略跟以前有变化吗？ 冯柳：基于“弱者体系”的投资策略基本没有变化，人还是有路径依赖的，加上也习惯了过去那种较为闲适的工作生活方式。我不是事业型的人，也不要求自己做优等生，所以大体框架基本没变。 近来，我偶尔会接触券商分析师，科普些基础知识，不要求传递信息，主要是了解相关行业的背景、商业模式和发展趋势等，这些还是蛮有帮助的。另外，我与助理的工作关系是分工而非协作，我很少会对他们的工作内容做审核，一般是直接选择是否采信。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极大地节省时间和精力，养成他们独自对结论负责的态度，可以胜任比其他方式更大的工作规模；坏处是容易导致混乱和遗漏，毕竟大家的倾向点不同，这就要求培养非常稳定默契的关系，它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上证报记者：从您的最新持仓情况看，也有一些股票是在涨幅较大之后买入的，而且仓位还不小，这与您之前强调逆向投资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冯柳：看下跌股票的好处是可以有很多时间去思考，不至于被市场催促着去行动，且在风险暴露的情况下不容易有意外。但如果对那个股票之前有深刻理解，那么在它上涨后买入其实是提高效率和准确度的正确方式。当然，其缺点是不容易买够量，除非它未来空间足够大，可以支持你边涨边买。有时候可能之前研究过但错过了，后来被时间和市场教育后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介意追涨的；而如果没有之前的跟踪做铺垫，我就不太会去追，主要原因是避免冲动，不想把自己放到陌生环境中去面临诱惑。但如果我了解它，我是不介意追涨的。事实上，我在加入机构之前做投资时也追涨买过很多股票。很多人说我只买跌，这是误读。 关键是你得清楚是运气体系还是实力体系。在实力体系中，要善于集中突破，放胜负手，毕竟好不容易有了几个了解的机会，不全力抓住就太浪费了。有的股票，我持有了较长一段时间，天天感受它的涨跌逻辑，这是在培养强者体验，在合适的机会就进行模式切换，这并不冲突。当然，考虑到我的能力和积累不够，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遵循运气体系，不去追涨。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数据看，您的持仓调仓换股相对频繁。如果对业绩归因的话，交易和选股对业绩的贡献情况如何？ 冯柳：利润一定是来自于选股，交易是实现选股的方式，它是成本项。换股主要和自己的知识积累不够有关，看到机会又担心错过，那只能先上车再慢慢思考、学习。利润一定是来自正确的选择且持有不动，动就意味着纠正和改变。换仓频繁说明存在错误，犯错的部分怎么可能还贡献业绩呢？ 当然，交易可以平息内心波动。没买的时候渴望拥有，思考的客观性难免受到影响；得到后，怕被伤害的担忧又会产生，这样可以平息内心的波动，在反复中认清自己。我不是个很理性的人，极度情绪化，所以交易有时也是平息情绪的方式，先满足一个无法克制的贪婪与恐惧，然后再找到真正的需求，进入“贤者时间”后才能知道是否是真爱，这是我需要反省的地方。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披露的资料看，您很多重仓股票都卖在了高点，您是如何做到的？ 冯柳：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是大家的误读。我是长时间满仓的人，有卖就有买。如果你看见我卖在高点，那很有可能另外一只股票也买在了高点。我从来不会预先设置好卖出操作，而是让自己的主观性降到最低，永远是迭代它。有些明明不好的持仓，为什么没有处理？因为有比它更需要优先处理的股票。所以，大家看到有的股票我卖了之后会跌，但也会看到更多的股票我反复“坐电梯”，甚至还有卖掉后翻好多倍的股票。这些情况在过去几年的公开信息里都能看到，总体来看，卖了后继续涨的次数多于卖在高点的。 上证报记者：您是如何进行迭代排序的？ 冯柳：很快，每天花十分钟把持仓看一遍就行。谁多谁少内心会有感觉的，就跟着心情走，随心所欲，把念头放大，决不隐忍它。很多人说守股如守寡，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与坚持，我恰恰相反，有一点不舒服就会去处理掉它。如果你现在就不舒服了，市场有无数种办法让你更不舒服，隐忍和坚持只能让你在更被动的时候去放弃。跌10个点你不舒服了，却告诉自己还能忍，然后跌30个点甚至50个点后忍不住割了，那么，这种痛苦的意义何在呢？我觉得，好的持仓应该是很舒服的，是一种很愉悦、放心、可理解的状态。如果产生焦虑和不安，那一定出现了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那就降低它的配置直到恢复轻松愉悦，哪怕减在最低点也没什么，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不该你挣的钱错过了也没什么好难过的。不怕犯错是获得行动力的关键，更可以帮助你从负面情绪里跳出来。 上证报记者：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2018年下半年以来，您管理的产品出现在多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上，调仓换股也比较频繁，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冯柳：我之前持仓主要是港股，2018年下半年A股大跌后，有战略转移的想法，所以将资金陆续转向A股市场。由于基金的规模不小，要在很短时间里承接主仓位转移，就会面临同时买入几十只股票的情况，有点仓促，来不及精挑细选。事后来看，确实买了一些不太好的标的，导致战略选择对了但没有很好地落地，反而给2019年上半年投资制造了隐患。后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19年二季度后陆续调整了持仓，一个个地去处理，慢慢地优化，在这个过程中就给大家留下了调仓非常频繁的印象吧。其实主要是犯了错，那自然要去纠正。这次的经历也给了自己一个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强制给自己一个必须完成的要求，否则很容易被要求牵引而导致变形与迷失。越是紧迫的时候，越要从容，越要规范好每一个动作。 另外，由于我满仓换股的风格，会造成每当我有新主意的时候都得卖一点老股才能买入，所以会给人持仓变动频繁的印象。其实，我每一次操作都着眼于长期投资，无奈主意太多钱太少。另外，由于我很少调研，对有些信息的变动不能及时掌握，所以选择在赔率高的阶段去承担不确定性，但在股价已经部分演绎后，就需要更多假设以应对意外，由于我不紧密跟踪去消除这种意外，所以很容易在股价还会有很大表现前离开。 我的投资理念本来就是要勇于承担现实风险，同时要怯于面对理论风险，所以就会经常出现买了就跌、卖完了又涨的情况。但盈亏同源，因为放弃了这些，组合也就相对更稳健些。 上证报记者：您现在管理规模很大，不少持仓是中小市值公司，会否对市场造成扰动？你的选股会偏好于小市值公司吗？ 冯柳：我大部分持仓品种都是在公司遭遇利空或下行趋势时买入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容易买到足够的量，有的公司我都买到临近举牌线了，但从开始买到建仓结束，通常只会波动10个点左右。价格是抢出来的，只要没人竞争，资金与筹码其实干扰不了市场。价格只是通过资金与筹码来反映，真正影响定价的是人心与情绪。 我不是风格型选手，对行业和市值大小都没有偏好，现在的持仓品种，市值从几十亿元、几百亿元到上千亿元乃至万亿元的都有。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有一只超过万亿元市值的大蓝筹一直是我前几大重仓股，只是大家在公开信息里看不到而已。小市值公司更容易进入前十大流通股股东而为外界所关注，实际上的持仓占比往往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加上披露出来的持仓品种是不完整的，有不少重仓股未被披露，所以参考价值不大，无需太过重视。 仅仅通过外部渠道来推算我管理的基金规模不是很准确，因为公开信息以外的持仓也是有一定规模的。 上证报记者：网上有很多人研究您的持仓，很多粉丝学习并模仿您的投资策略，您觉得“抄作业”这种方式可行吗？在您看来，学习运用您的策略，要注意哪些方面？很多人说看不懂您的持仓，原因是什么？ 冯柳：“抄作业”这种方式肯定行不通。毕竟大家看到的公开信息是延迟很久的，而且我是从一个组合以及流动性上综合考虑的，未必完全是个股逻辑，很多时候的增减操作可能只是应对临时的仓位或资金调动需求。并且我有多种打法，有的是投资模式，有的是碰运气模式，有的只是很简单，怕忘记就先买来再研究，更有的只是为了满足高仓位需求的填仓而已，非常随心所欲。因此，看不懂很正常，毕竟大家的出发点和需求不同。 每个人的自身条件和积累不同，可以借鉴参考，但很多话是有语境和条件的，不能仅仅从直观上来理解。比如我说不太做研究，并不是什么都不看，基本的几个框架点还是要把握的，无非是尺度放得比较宽而已。并且，这种不研究是相对于资深的机构投资者来说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和他们的差距有多大。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毕竟我还是个有价值信仰和基本商业判断力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借鉴市场观点才会更有效一些。 另外，逆向投资不是去找冷门股和垃圾股。我以前也常说要找高关注度低买入度的股票，意思就是要拥抱人群，到群众中去，和而不同就可以了。当然，有人会说我也买过很多冷门股，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冷门股和垃圾股，这是我视野不够宽广与知识积累不够造成的，是需要弥补纠正的地方。我是一个有很强框架认识但知识积累很弱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会因为知识与信息掌握不充分而产生扭曲，旁人照着我做的去模仿肯定是会有大问题的。很多人讲“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我不赞成这句话，因为对真诚的人来讲，“言”是反映内心的理想追求，“行”却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影响。 上证报记者：对不少投资人来说，规模通常是业绩的敌人。随着管理基金规模的增加，您如何保持良好的业绩？接下来投资策略会如何进化？ 冯柳：其实，恰恰相反，规模是有助于保障业绩的持续和稳定的，市场中不乏“规模小更容易做”的说法，其实未必尽然。小资金对人的心性和运气要求更高，因为机会变多，诱惑也随之变多，更容易诱发出内心的贪婪与恐惧，也更容易陷入侥幸从而作出违背原则和纪律的事情。另外，在小规模的时候你面临的是存亡生死而不仅是荣辱盈亏，这是完全两种性质的压力，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和体会。此外，小资金的外部资源更少，更容易暴露自身能力的不足。 “规模小更容易做”往往是错觉或只是与某种特定打法适配而已。对逆向投资者来说，规模大才能更好地发挥体系的作用，避免运气不佳和情绪冲动的偶然性影响，更容易贯彻自身意图。就我来说，我没有感受到过规模对投资策略的影响。我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规模，明显感到，随着规模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轻松自如、更不担心意外了。在策略方面，就更没有感受到差别，几百亿元跟几十亿元甚至几个亿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多买一些股票而已。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机动仓位操作风格的人，没有利用过小规模的灵活性。我的工作强度也一直很低，产能始终有富余，经常处于想法多过资金的状态，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挺无聊的。这个市场这么大，没有觉得规模大会带来什么影响，虽然买卖的冲击成本提高了、业绩的弹性也降低了，但变得更稳定、更持续了，还降低了意外发生时造成的伤害。这很公平，有补偿就不能算损失，本来我们的目标就不是追逐暴利的高波动，稳健持续自然更好。事实上，近几年如果没有规模的保护，我很可能会因为一两笔错误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我是欢迎规模变大的，这也符合客户的长期利益。 上证报记者：在您持仓中，有一些在A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公司，您没有买折价很多的港股，而是选择贵很多的A股，是如何考虑的？ 冯柳：每个市场有其风险偏好和运行机理，我很难去穷尽理解并阐述清楚，只能按照自己的原则与框架进行，不占市场的便宜是我的信仰。毕竟我不是来纠正宏观市场差异的，占便宜是需要支付对价的。这个对价也许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但因为它的隐蔽导致我不容易判断，所以就干脆不纠结它。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市场卖不同的价格不是很常见吗？为什么到了股市就不能接受呢？相对贵一点说明这个地方更能体现它的价值，这没什么毛病。况且从我过去的多次经历看，选贵的带来的回报反而更多。我很庆幸在这方面抵御住了低价诱惑而没有放弃自己的体系与原则。 上证报记者：过去几年来，市场经历了多次极端时刻。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您都在大幅调仓。您如何做到“不畏逆势，知止有定”，果断调仓？ 冯柳：我就把自己放到框架原则和常识里去，绝圣弃智，让环境推着我行动。谈不上勇敢和果断，就是顺其自然而已。不这样做可能才需要勇气吧，因为在人群之中是更恐惧的状态，它需要更加坚定和智慧判断。 上证报记者：您每次讲投资理念，经常会提到“不争、绝圣弃智”等道家哲理，您也曾表示受二十四史影响很大，在投资经历中它们是如何启发您的？ 冯柳：我读过很多年的古籍和历史，里面有很多人生与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和命运真的很重要。同样的事情，相同的选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相反的却也可以有相似的结果。所以，个人的判断是很微不足道的，要习惯把自己交给命运，要善于把自己托付给信仰和信念，有一个适应巨复杂体系的世界观，但也要找到简单而坚定的信仰或人生观、价值观作依托，这样才不容易陷入焦虑、迷惑与自责之中。 上证报记者：不少投资人会为市场波动而焦虑，遇见风险会想尽办法从身边切割出去才会舒服。您说过，从做投资以来，并没有真正焦虑过。您如何做到与风险相伴而安然？支撑你免于焦虑的东西是什么？您很少接触外界，这是为什么？ 冯柳：市场波动时也会心情不好，只是没有达到焦虑的状态，这里涉及词义的界定。我认为，只有陷入了无法面对和解决的状态才能称之为焦虑，如果只是不愉快和情绪起伏但能很快意识到并解决，那只能说是情绪化。我是一个高度情绪化且不太有自制力的人。很多人以为我压力会很大，甚至有传闻讲还可能抑郁。那怎么可能，我一向是零压力，因为有问题发生就去解决掉它，不会有问题和情绪的积累。如果解决不掉呢？那更没有压力了，说明这超出了你的能力，已经不适合面对这个事情了。人没必要为自己配不上的事情而焦虑，如果你不配这个金钱与名声，那越早放弃越好，想得到和维持自己不应有的东西是很不明智的行为，这就是贪婪和恐惧。我们最绕不开的是自己，要善待自己，要令自己感到轻松、幸福、愉悦，为了某些并不本质和重要的方面去勉强，导致自己失去了喜乐，这就太想不开了，太执迷于物了。 现在大家对我评价很高，我否认就被说成是谦虚，但我身边亲友却是相反的评价。其实，无非是我更了解自己，知道客观的自己是怎样的，在拒绝过高或过低评价时就会给人造成完全不同的感受吧。我工作不忙，大部分时候都比较悠闲，接触外界一般在现有的熟人圈，公开场合就很少。偶尔会接到去做分享的邀请，这种情况一般会拒绝，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都是依据常识在做，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就像一个人去讲课，如果总是去说1加1等于2之类的正确但无意义的话，那听众肯定会觉得极其无聊。你问到我可以回答，但是你让我说，我不愿意专门去说。 上证报记者：在您的操作中，我们感受到两点非常突出：愿意主动承担风险、敢于全部托付给市场。但您强调自己是极度情绪化的人。我们感受到的您，和您的自我认知，差别为什么非常大？ 冯柳：这不矛盾，因为风险无处不在，你不想承担不代表就没有承担，无非是从看不见的风险转移到看得见的风险上去。对我来说，看见风险反而会更心安些。另外，正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所以我才不信任自己，转交由机制去行动。也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次情绪摇摆，我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失控、什么情况下不会，那就事先找到能让我情绪波动后还能恢复平静的力量后再去介入，这可以是基本面的强劲也可以是赔率上的补偿。就像很多影视剧里描绘的某些人含着泪告别家人去做一些很艰难痛苦的事一样，含着泪的痛苦那自然表明情绪上不想去，但机制或者信仰迫使你去。所以，情绪和行动是两码事，这就是机制以及信念和价值观的作用。 上证报记者：您经常提到淡化宏观，但从现实操作情况看，不管是2016年初的南下，还是2018年下半年的北上，您对宏观大局做到了前瞻取势，对市场的感知也很敏锐。您是如何感知市场的？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冯柳：我头脑里没有宏观的概念，当然不是说宏观对我没有影响，而是即便有影响我也处理不了，所以我不会去分析和判断环境，能少操心就少操心。但我只是淡化日常的判断，主要的方向还是会关注的。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投资生涯中对主要的风险和机遇区间的感知还是比较到位的，但这更多的来源于我不参与对这些的利用和把握，就更容易体会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否则你的心可能会随着得失对错而剧烈摆动。这就是个测不准的市场，你参与了就不容易看清楚，你不参与看清楚又没什么帮助。所以我更强调的是应对而不是预判，让风险与机遇推动着你去前行，而不是你去无限地追逐，该去哪该怎么换都是被动应对，不去操太多心。 （声明：本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于受访当时的分析、推测与判断，所依据信息和资料来源于公开渠道，并含有前瞻性陈述，不保证其准确性、充足性或完整性，相关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广告、销售要约，或交易任何证券、基金或投资产品的建议。本内容中引用的任何实体、品牌、商品等仅作为研究分析对象使用，不代表受访者及其所在机构的投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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