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之泽 5月18日，西凤酒召开经销商大会，西凤酒主要领导和宝鸡市国资委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现场，已不现西凤酒营销公司副总经理任伟俊的身影，同时任伟俊所代表的西凤酒二股东绵阳基金此前也已经正式从西凤酒股东名单退出。 西凤酒新晋二股东陕西地电集团和其背后陕西省国资委也未有相关人员出席。 近日，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凤酒”）公布的股东名单，公司持股15%的第二大股东悄然变更，由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绵阳基金”）变为陕西地电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绵阳基金由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产投”）执行，已布局西凤酒十年之久。 而十年间西凤酒四度冲击上市失败。如今随着绵阳基金存续时间到期，不得不进行转让，最终由拥有陕西省国资委背景的陕西地电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接盘。 中信产投操盘十年获利超6倍 对于绵阳基金退出的原因与交易金额，西凤酒方面回应搜狐财经表示，系绵阳基金到期，双方以市场方式自主交易。 公开资料显示，绵阳基金于2008年12月成立，由中信产投投资设立并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封闭方式运作，存续期为12年。2020年为绵阳基金到期年限。 2010年6月，绵阳基金以6元/股认购6000万股，总斥资3.6亿元成为西凤酒持股15%的第二大股东。 中信证券持有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5%股权，同时中信证券也为西凤酒上市过程中的保荐机构。 2020年为绵阳基金到期年限，西凤酒在期限内上市已经无望。 中原基金执行合伙人、酒业专家晋育锋告诉搜狐财经，基金退出通道常规有上市、并购、转让、回购几条路。“现在西凤酒上市被堵死，回购不现实，并购在一年的短期内可能不好找合适的。综合考虑，中信产投只能转让绵阳基金所持的股权。” 虽然未能助推西凤酒上市，不过中信产投的这一笔投资并不算失败。 对于本次股权交易的具体金额西凤酒并未直接回应。但西凤酒最新招股说明书显示，2014年，公司第八次股权转让价格为17元/股，明显高过绵阳基金6元/股的成本。 晋育锋以西凤酒2017年营收31.7亿、净利润4.48亿，按10-12倍市盈率计算，对应估值约44-54亿元。绵阳基金所持的15%股权，对应当时估值为24亿元，收益6.67倍。 曾助力西凤营销改革，上市计划却四次夭折 中信产投操盘绵阳基金曾在资本市场斩获颇丰。投资的江河幕墙、贝因美、盛运股份等纷纷登陆A股。入局西凤酒十年却未能上市成为遗憾。 2009年至2010，西凤酒通过改制重组先后两次增资扩股，引进了9家战略投资者（绵阳基金为其中之一）。时任董事长喻德鱼宣布公司将于2012年上市。 短暂运作两年后，2012年准备上市的西凤酒却被曝光2010年财务业绩造假，公司不得不中断首次IPO计划。 不过中信产投等资本的引进确实改变了西凤酒传统的经营结构。 2010年中信产投进驻，随即请出原五粮液酒厂副厂长徐可强担任西凤酒董事、总经理。在徐可强的主导下，西凤酒进行了一系列营销改革，一方面做大自营产品市场成立旗帜西凤酒营销公司，成立上海、成都等销售公司；另一方面收回经销品牌西凤酒成立十五年六年营销公司等。 到2016年3月，在中信产投助推下，精心筹备了6年西凤酒第二次计划上市，并首次公布招股说明书。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西凤酒营收分别为32.47亿、36.75亿和33.2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35亿、2.56亿元和1.68亿元。 业绩不稳定是由于徐可强一系列营销改革。营销改革期间西凤酒品牌经销商收入占比逐渐下滑，分别是78.11%、74.93%和66.50%，这削弱了西凤酒品牌经销商的强势，但同时也直接影响了西凤酒营收和净利业绩。 可惜精心运作6年，西凤酒又一次折戟于上市的路上。 2016年西凤酒被曝出财务高管多次挪用银行承兑汇票，公司因此暂时停止上市计划。而2016年年底，时年71岁的徐可强也因身体原因从西凤酒离职，不再担任西凤酒董事、总经理。 此次上市计划夭折和徐可强的离任导致西凤酒元气大伤，后续西凤酒两次更新招股书冲击上市仍以落败告终，而且西凤酒走到一半的营销改革步伐也不进则退。 在徐可强离任之后，西凤酒总经理一职由西凤酒董事长秦本平担任，西凤集团重新取得了西凤酒经营主导权。而中信产投则派驻任伟俊接替徐可强任职于营销公司总经理。 到2017年，西凤酒更新招股说明书企图再次冲击上市。但是随即又因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在此前的改制中受贿事件东窗事发而第三次折戟。 2018年4月，西凤酒最近一次更新招股说明书冲击上市。但是随之却迎来了“塑化剂”丑闻。上会前夕，西凤酒紧急撤回IPO文件，上市计划也因此第四次折戟。 西凤酒始终跌倒于上市的路上。 在徐可强淡出西凤酒的时间段里，西凤酒的市场又开始回归以往品牌经销商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2015年至2017年，西凤酒品牌经销商贡献的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66.75%、71.88%和75.45%。 到了2019年6月，西凤酒再次改变营销体系，解聘任伟俊营销公司总经理职务，转聘为副总经理。 2019年1月，任伟俊还曾以营销公司总经理的身份现身西凤酒经销商大会，今年的西凤酒经销商大会已经不现任伟俊的身影。中信产投控制的绵阳基金也正式从西凤酒股东名单退出。 地电集团收首入白酒行业，西凤称未来择机上市 从绵阳基金手中接盘西凤酒15%股权的是陕西地电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电股权”）。 天眼查显示，地电股投成立于2019年10月3日，与西凤酒本次股权转让的时间十分接近，注册资金20亿元。地电股投由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其背后实控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投资西凤酒是陕西地电集团首次进入白酒行业。 天眼查显示，陕西地电集团此前在房地产、物业管理、酒店业等行业有所布局。地电股权背后的陕西省国资委也是首次进入西凤酒。 就陕西地电股投的进入未来西凤酒董事会和管理层是否有调整这一问题，西凤酒回应搜狐财经称，股东有权向公司推荐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公司将依照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 不过刚刚召开的西凤酒经销商大会上，陕西地电集团和其背后陕西省国资委未有相关人员出席。 对于有陕西省国资委背景的陕西地电股投进入西凤酒的原因对公司的影响，西凤酒方面并未正面回应搜狐财经。西凤酒回应，陕西地电对西凤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在中原基金执行合伙人、酒业专家晋育锋看来，陕西省国资委里出手接盘西凤酒15%股权，可能是因为宝鸡市没有合适的、资金充裕的接盘者；同时省国资委也能参与到西凤酒管理，改变宝鸡市主导主控西凤酒的局面。 晋育锋同时强调，“其他地区国有省酒龙头企业，一般多由省里主导。” 目前宝鸡市国资委和陕西省国资委分别位列西凤酒第一大和第二大股东，分别持有西凤酒44.03%和15%股权，国有法人总持股达到59%，其中宝鸡市国资委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搜狐财经就公司目前的上市规划提问，西凤酒方面给出模糊回应：公司目前以强管理、补短板、拓市场为主，未来会择机进入资本市场。
5月15日，央行宣布开展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中标利率为2.95%，与4月持平。5月MLF利率为何保持不变？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经过2月以来的降准、大规模流动性注入以及多次调降政策利率之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当前市场流动性已处于较高水平。今年5月初以来，DR007等利率已经处于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监管层已认为当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 流动性充裕也是MLF操作缩量的原因。此前一日，5月14日有2000亿元MLF到期，央行当日未续作。不过，光大证券(行情601788,诊股)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表示，总体来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增加了，而且利率下降了、期限延长了。“14日到期的2000亿元MLF利率为3.30%，而15日新操作的MLF中标利率为2.95%，且15日定向降准第二次落地释放出约2000亿元低成本资金，因此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也是下降的。”他表示。 民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亮表示，央行依照惯例在月中开展MLF操作，但并未下调MLF利率，体现了货币政策的定力和底气，背后原因在于我国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通畅。 根据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从降低贷款利率看，3月份企业贷款利率为4.82%，较2019年底下降0.3个百分点，较2018年高点下降0.78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超过同期1年期MLF利率和LPR的降幅。政策利率下降的效果放大传导至实体经济，LPR改革有效发挥了促进贷款利率下行的作用。 “相比海外央行，中国央行定力明显较强，底气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较好，未来货币政策的主要看点在于结构性工具。”解运亮说。 张旭进一步表示，如果市场对于政策利率有着持续调降的预期，是不理性的，也是央行极力避免让市场形成的。从历史经验来看，MLF中标利率不会逐月连续下降，而是给予其一定的政策观察期，待政策效果充分传导后再进行操作。例如，在2019年11月MLF中标利率下降后，下一次利率下降出现在2020年2月，此后是2020年4月MLF中标利率下行了20个基点，幅度较大，需进一步观察政策传导效果。 王青还表示，受宏观经济总需求不振、企业订单萎缩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未现大幅上升，也是制约货币边际宽松节奏的原因。 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明显高于2009年二季度的上一个高点水平（57.2%）。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但一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仅上升0.7个百分点至66.0%，比2009年二季度要低17.7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不仅远低于历史高点，环比上个季度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 “如果没有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配合，货币宽松易于引发金融空转套利抬头，甚至引起房地产泡沫快速膨胀。”王青预计，后续宏观政策会着重发力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这也将是未来可能出台的一揽子宏观政策的主要关注点。除此之外，内外部均衡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汇率因素可能是制约当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继续调整的因素之一。近期美元指数重新站上100上方，受此影响，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 3月以来，央行基本没有进行过逆回购操作，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市场的疑惑。张旭表示，逆回购鲜有操作这个表象是由当前流动性投放的特点所决定的。今年以来，银行体系流动性投放主要依靠于降准、定向降准以及MLF，这类工具已经可以使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合理充裕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逆回购操作的意义，一是熨平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短期波动，二是在有突发事件时进行逆回购操作并引导调整中标利率。3月以来，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的波动较小，并没有投放逆回购资金熨平波动的客观必要，因此人民银行仅于3月30日进行了一次“利率引导”式的逆回购操作。在5月MLF利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考虑到新LPR报价以MLF利率为主要参考，王青预计，5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LPR报价保持不动的概率较大。“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央行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适度让利，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报价小幅下调的可能性。”他表示。
连日来，各地复工复产都在努力跑出加速度，紧锣密鼓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通过优化政务服务、深入推动改革来促进相关行业的转型升级。总体来看，遭遇新冠疫情一季度的“大考”后，中国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在快速恢复中展现出了充分的韧性，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接下来，凝心聚力，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瞄准可能的风险隐患早做准备，着力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两会”召开在即，面对今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各界都热切关注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越是不确定性增加，“保”的意义就更大。围绕“六保”、“六稳”，如何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怎样才能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期待参会的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在凝聚共识中增强信心、共克时艰。 宏观调控的优势就在于相机抉择，及时让政策奔着问题去。当前经济运行整体上处于恢复期。同时，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增加，只能依靠扩大内需稳住基本盘。所以，今后一段时间的调控主攻方向要放在抓“六稳”、促“六保”上，及时完善税费减免、金融支持、降低成本等助企纾困政策，期待更多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 保经济基本盘要先保市场主体。亿万市场主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企业在员工就在，经济回升就有动力，就业就有支撑，收入与消费就可持续，就能形成良性循环。或许有人说，基层税收的压力太大，银行信贷的成本过高，但看问题要分主次、看长远，应急状态下的短期付出，如果能换来基本盘稳定，重回正轨的生产与消费将会迅速回补政府财力，信贷风险也将有效修复。因此，如何保住亿万市场主体，增强中小企业化危为机的信心，更需群策群力。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试行的产业链负责制很值得推广，就是选派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下沉企业一线，担任“产业长”，协调相关企业的上下游供需关系。千万不要觉得这背离所谓的“市场本意”，政府的“有形之手”就该在这时出手、积极作为、为所当为。只有保证链条不断，企业生产线才能坚持下去，相关的就业、信贷才有依托。此外在加快全面复工复产中，为保住更多就业岗位，必须抓紧实施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托底。 保市场主体的另一面是淘汰落后产能。之前“去产能”的艰难行进，在当前形势下可能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大浪淘沙，必然有些落后产能、高污染行业要在竞争中淡出，这也是实现市场出清和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但是社会政策如何托底，如何让保障措施落到每个企业、每个家庭，考验着代表委员们的智慧和技能。 把脉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把制度优势和市场规律结合好，汇聚发展澎湃动力，我们就一定能稳住经济基本面、挺起经济基本盘，就能为渡过难关赢得时间、创造条件，实现稳中求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2001年“911恐怖袭击”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 今天，很多人说21世纪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 恐慌与混乱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袭击、次贷危机、新冠危机，每个历史分水岭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运动到一定时候，不可能在现有框架里稳定有序地解决，无解了，就只能以脱轨的方式，破坏性地宣泄。 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 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就像1346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却也是中世纪落下帷幕的开始。 在那场横行欧洲大陆的鼠疫中，2500万人丧失，是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灾难无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信条就动摇了，教会不再万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卫生准则，以及为弥补手工业者数量下降而探索机器的应用，从旧的苦难中，新时代渐渐走出。 危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回看历史，人们发现，危机中最悲剧的一幕不是鼠疫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人类之间的摧残。 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时一些地方的居民发现当地的犹太人没有被传染，因此犹太人被视为“异类”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确也抓住了一个往井里“投毒”的犹太药剂师，他叫阿济迈，他最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毒药，让犹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毒死所有欧洲人。 阿济迈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严刑拷打，被烙铁烫腋下、脚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铁钳将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绞索将身体的各个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处审讯，到处招供，到处杀害，连军队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的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6万犹太人被杀。 犹太人极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比欧洲人更讲究个人卫生。他们每周的安息日都会沐浴，而当时很多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洗过几次澡。 这是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人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气候、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动的挑战（14世纪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传遍欧洲，2003年的SARS病毒从香港传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时），那么灾难就有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开端。 而这需要团结，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国际合作一直存在，有政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人道主义之光始终照耀。G20宣布将把全球最贫困国家偿还债务的时间延期一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动员合作伙伴筹资约1140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应对疫情的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灾难救济信托基金，帮助受影响的贫困国，并考虑减免其部分债务。 危机面前，大国合作尤其重要。 当年的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通电话，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雷曼兄弟破产令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境时，中方也与美方携手化解。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很负责，表现很出色。 人类是从一次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共同的危机往往能起到强化团结的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并不困难，因为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有责任看到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在战争中的关系一样强大。” 但团结并不容易。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就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国都把病毒当作共同的敌人，协同作战，病毒将会早日消失。否则，它会找到更长的生存空间。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启黄金时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为天下大势。30年过去，此时此刻，即使对全球化的明天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危机和“911”、次贷危机的一个不同是，后两者爆发时，主要大国间很团结。而新冠危机中，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对立一直延续，甚至升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不间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丧失常识和共情的攻击。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最新说法是：“我们可以中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如果与中国断绝所有关系，美国将节省5000亿美元。” 中国习惯了特朗普的疯言疯语，网友一句“中国很忙”的回应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不过，这真是这个星球上最吊诡的事情之一——头号大国的头号领导人，靠着整个国家积存了200多年的实力和信用，信口开河，好像也不会得到什么教训，因此更加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几乎没有哪个没有被特朗普攻击过。近年他多次指责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说“世贸组织太可怕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得到了很多美国得不到的好处”，“让中国逃脱了不公平的国家补贴”。 美国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摆，无法对各国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进行裁决。 在新形势下，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规则确实要变革，“入世”后强劲崛起的中国也愿意参与变革，就政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调整。但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是视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职7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第二个任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年。他说：“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这是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着手寻找值得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者了。” 其实，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与伤害，暗中都标注着代价。只是何时还、如何还、谁来还的问题。国家形象变成个人赌注，随便透支，在更深的意义上还让人思考，在民粹主义和“制造假想敌”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还是不是可靠的纠错机制？选票和纠错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针对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讨，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见全球化》），中国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去应对。 曾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主要讲规律的阶段。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等等。 这一阶段最经典的例子，是奥巴马在硅谷访问时问乔布斯，“苹果一年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线了，要做一个重大修改，中国是半夜12点，富士康的厂长发出指令，1.2万工人立即起床，8小时后产能已经规模化，美国8个星期也做不到！ 其实中国制造的特征不仅是工人效率高，还有整个供应链网络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的阶段。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2017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240亿美元；2019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个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也就是更加关注地缘政治利益，更加关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加关注价值观因素的阶段。这是“和谁做生意”的阶段，而且已经有很多明显迹象。 一方面，为了保障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降低供应链对单一国家过高的依存度，并对愿意回流、在岸生产给予补贴；多国出台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国的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战略性资产、关键基础设施等被外国资本收购，原来不需要审的项目现在要审，原来大的投资才审，现在小的投资也要审。 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另一方面，以合规、经济制度、价值观等为口号，以美国为代表，对中国企业进行各种抑制和打压。 其措施包括：将大量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在未经特别批准的情况下购买重要的美国技术；直接干预或叫停中国公司对一些美国科技创新企业（如涉及到数据信息的企业）的投资，有的已投资的也被勒令退出；对在美从事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科研工作的华人学者严加设防和调查；酝酿撤销2007年对中国电信在美开展业务的许可；美国证监会提醒投资中概股的风险，管理联邦雇员养老金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推迟对中国股市的投资，等等。 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开始被迫考虑B计划，也就是到香港二次上市，甚至退市转往内地重新上市。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已经有点疑神疑鬼。 今年3月6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宣布拟将公司所持有的Grindr （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网络）98.59%股权以约42.15亿元（约6.085亿美元）的对价，转让给美国的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昆仑万维此举纯属无奈。 2019年5月，昆仑万维、Grindr与美国财政部、司法部代表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协议》，对Grindr的数据访问进行了限制，理由是Grindr的用户中有美国政府、军方以及情报部门雇员的信息，如果中国情报部门获得这些人的性取向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等敏感个人信息，可能要挟这些人士提供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该协议要求昆仑万维要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个或多个主体出售其持有的Grindr股权。公告显示，昆仑万维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约31.64亿元。 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压最严重的无疑是华为。美国对华为最新的制裁措施是：华为/海思使用任何美国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都需获得美国许可；任何根据华为/海思设计生产的芯片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美国还一直试图限制台积电为华为高端芯片代工，在压力之下，台积电最近宣布将赴美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 怎样看待上述这些情况？ 首先，客观地说，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降低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脆弱，这是正常的选择。 美国不少智库提出美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加强那些“关键到不能倒”的技术行业，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对先进制造的关键构件给予税收激励，为国内的生产规模扩大提供资金，增加法规监管的力度，等等，也是美国在反思“经济金融化，制造外包化”之后的必然调整。 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如发布《高性能计算国家战略》和《确保美国半导体领导地位和创新报告》），在特朗普时代进一步加强（如国会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和《保证美国5G未来安全》报告），尽管加强国家干预有违自由经济原则，但也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必须看到的是，美国有时候讲的并不是规则和信任，而是政治，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无依据地抹黑中国企业，以此耸动视听，为打压创造条件。 例如，这几年美国媒体包括素负盛名的《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发表了多篇主题先行、缺乏依据的报道，试图证明中国企业在偷窃美国技术，并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其中最轰动的一篇，是2018年《彭博商业周刊》关于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打入美国服务器制造商SuperMicro在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将米粒大小的“间谍芯片”植入其生产的服务器主板，由于这些服务器被卖给近30家美国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门，中国情报部门就可以通过芯片窃取高度机密和敏感的信息。 这篇报道引用的17个信源全是匿名，当事公司SuperMicro矢口否认产品曾遭入侵，苹果和亚马逊更是在报道发表当天即公开声明，他们进行过多次严格内部审核，完全没有发现报道中提到的被侵入的硬件，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安局甚至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恶劣影响已经不胫而走。 美国如此“讲政治”，媒体如此“讲政治”，则整体上对中国敌意的上升，以及一些中国企业遭遇无妄之灾，就是很自然的事。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企业该怎么办？试以被打压最猛烈的华为为例。 首先，华为通过以客户为本和创新奋斗，不断增强核心技术，并准备备胎和备份方案，同时依照国际惯例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积极通过交叉许可、商业合作等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其次，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商业道德方面，华为提出，贸易合规、网络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环境保护、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等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企业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和稳健发展的必要前提，“恪守商业道德、遵守国际公约和各国相关法律法规，是华为全球合规运营的基石”。 华为已在100多个业务相关国家完成对标当地与ICT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要求、行业协会要求，拟制了各国子公司法律合规手册；正在全球所有子公司明确合规责任，选拔、培训和任命合规官，并设立子公司监督型董事会，对各子公司的合规运营进行管理和监督；通过与政府主管机构积极、开放的合作与交流，顺利通过了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审计；主动对重点合规领域引入外部顾问进行审视，以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心态，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华为的合规理念与实践，持续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最后，在遭遇打压和诉讼时，华为通过法律途径应诉，并主动向海内外媒体打开大门，展示透明形象。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美方有点非致华为于死地而不可的态势，您认为美国是敌还是友？”他回答：“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对方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否则怎么能先进呢？科技公司不先进就一定死掉了。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不能有狭隘主义，还是要认真向美国学习，因为它最强大。” 在谈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时，任正非说，美国公司也要生存下来，现在我们还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国政府提高标准，有一部分就不能买了，这些要替代。“菲律宾在疫情情况下停产了两天，我们都很紧张，担心供应部件（问题），要想办法帮助它，菲律宾关两天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美国了。” 在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美国特朗普总统说的”时，任正非说：“人类要共同奋斗，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公司的选择。既然不想躲在自己家里，要到别人已雄霸几十上百年的世界市场上分食，并依靠实力最终取而代之，怎么可能轻而易举？怎能不备受打击？这就是命，而冲过去，就会天降大运。 从全球商业文明和消费者福祉的角度看，华为的了不起在于，它用知识的创新和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服务，为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了贡献。为了这样的使命，华为面对美国依然保持了学习借鉴合作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自信。一拍两散很容易，用气斗狠也不难，难的是在更高的维度上，选择文明，选择长远，聚焦那些旨在提升核心价值和创新能力的事。 历史会证明，今天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打压方式，即使是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也不是明智之举。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挡不住的，这是由中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后发学习效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面对挡不住的力量，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标准、规则、知识产权、文化、资本等等，最大化地分享这种成长，而不是将其阻断。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援引的一家专业调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研究很有意思。到今年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禁运名单刚好一年，华为智能手机有什么改变呢？在拆解了华为Mate30 5G手机后，发现中国产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额计算已经从25%左右上升到约42%，而在4G版中占比达到11.2%的美国零部件只剩下玻璃壳等极少部分，占总体价值的1.5%。中国零部件企业真的要“感谢”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新制裁后，有接近官方的中国媒体称，如果制裁成真，中国也会激活实体清单，制裁高通、思科、苹果，不买波音飞机。中国当然需要有反制美国的措施，但其实不必针尖对麦芒。中国买美国产品是公平交易，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干嘛不买？如果制裁高通，也不要忘了，中国的OPPO、vivo、小米已经走向世界，如果它们买不到高通的芯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会下降，市场会萎缩，间接导致它们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进入衰退。所以反制也要讲策略，要聪明地反制，不逞鲁莽之强。 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要用更高远的、更符合全球消费者利益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很多摩擦与冲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道酬善。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发展中，各个国家对于外资、外企都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和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更高的文明要求，都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污染、洗钱、贿赂、项目舞弊、走私逃税、财务造假、侵犯隐私、剽窃知识产权、罔顾劳工权益等行为。这方面，一些中国企业或多或少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别人指责、打压，有时也不冤枉。 美国近年对在美国的很多华人专家另眼相看，反映了政治扩大化、意识形态极化等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有的专家长期在两边同时任职（有些是主要领导岗位的实职），同时拿工资，拿研究经费，且申报不全，防火墙缺失，这就难免给人抓到把柄，觉得这些专家是在利用美国的条件进行技术腾挪。 中国企业从大到强大，到令人尊敬的伟大，并获得全球认可，这还是漫漫长路。如果用文明的光，照亮前边的路，照亮自己的心，我们就会更谦卑，更合规，更平和，更开放，更自强。 最后总结一下最近关于全球化变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文明选择的思考： 1、全球化变局的核心是美国的变化。美国仍是超强的国家，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越来越令世界不知所措，与其说是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不如说是美国的精神在退化。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最近说，在新冠疫情后，只要美元仍是轴心货币，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等以美元偿还美元债务，且用美元购买商品，美国仍能维持世界的主导权，但是迟早将发生美元债务的违约，美元作为轴心货币的价值将下降，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力也将下降。“继美国之后掌握主导权的是中国。由于供应链和科技进步，围绕哪个国家掌握主导权，将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成为主角。不过，中国的人民币成为轴心货币还需要较长时间。” 这一判断是中肯的。中国理应自信，也要有定力，人民币要成为轴心货币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信用、以及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作为后盾，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要聚精会神，不可自满和焦躁。 2、开放和合作仍应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变局的主基调。这是中国发展之需，也是世界发展之需。我们仍应抱着开放的善意，尽一切努力保持和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特别是决不放弃和美国各界的接触与合作。共识是通过接触产生的。合作在互利中才能长久。 中国应该为建立新的、中立的国际合作秩序努力，为此和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否则世界将会无序，中国自身也将受害。国际社会有大量公共议题，只有通过集体参与才能更好解决，如环境、气候、安全、移民、人权等等，也包括公共卫生。这都是中国的用武之地，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裨益。 3、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开放、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化大有潜力可挖，应该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以民企的“三公”待遇为例，最近很多企业家都在议论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去年1月1日到今年4月，国企与民企分别新发行公司债31406亿元与2368亿元，国企是民企的13倍，今年3月国企发行了402只合计3174亿元的疫情防控债，民企仅获发行73只合计388亿元。从公司债净增融资走势看，2019年至今的国企公司债合计净增规模为22353亿元，单月净增规模均为正增长，而同期民企的公司债合计净增-1660亿元，单月净增规模仅在去年4月、今年2月与3月为正增长，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国企发债的扩张与民企发债的持续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 又如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比较极端的扬中抑外情绪，这种情绪和对贫富分化的声讨相结合，让不少身份为外籍的民营企业家惴惴不安，担心有朝一日被“清算”。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我们希望企业家都拿中国护照，但应该平等对待那些换了身份的企业家，只要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也要相信，通过努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样的前提只能是切实保障人权，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还想特别提出的是，在出版、教育、传播等领域，对于国外先进知识、学术的输入，应该更加开放和积极。例如，中国有些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国际版权合作，已经具备了和国外出版社同步出版学术著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发扬光大，而不应被削弱。 4、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力争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正向输出者。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必要斗争当成自己某些不当行为的挡箭牌，明明是不合规的问题，却要打上国家牌、民族牌，混在一起，这也影响了国家形象。 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类似，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最近又开始流行。但从深层次看，很多冲突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因素的冲突。正如导致近3000名平民死亡的911袭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的冲突。真正的文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步，中国已有相当的基础，攀登人类新文明和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我们有条件为全球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价值观不是“特例”，也是全球文明价值观的实现。 我们理应和全球文明有更加通约的连接。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类还可能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无常的袭击，希望中国一直是文明价值的守卫者、创造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凌云之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文明的一边，以文明为坐标。 文明，也将让我们更加踏实和自豪。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作者丨李之泽 5月19日，洋河股份举行2019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就公司经营情况答投资者提问。 2019年洋河股份营收231.26亿元，同比下滑4.28%；净利润73.83亿元，同比下滑9.02%。洋河在年报中表示，业绩下滑主要是公司主动进行控货调整导致。 年报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洋河股份营收下滑36.49%，净利润下滑幅度扩大到78%。有投资者问及公司第四季度业绩进一步下滑的原因。 洋河股份回应称，2019年公司积极推进营销调整转型，为保证调整结果，四季度延续了调整转型策略，继续实施控量、挺价等一系列措施，导致单四季度业绩出现下滑。 洋河副总裁丛学年坦言：“洋河在过去的十多年高速发展中累积一些问题，为了长远健康发展，公司主动进行战略性调整，从去年6月份起主动进行了控货去库存，并且积极构建新型厂商关系，在组织架构、人事等方面都进行了配套调整，造成公司业绩短期内小幅下滑，我们期望通过调整彻底解决市场问题，为企业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积蓄势能。” 洋河股份在会议中透露，公司2019年蓝色经典系列收入占比超75%，其中梦之蓝产品线贡献营收超30%。 洋河股份还表示，在“双轮驱动”战略下，2020年将把双沟品牌打造成为洋河股份重要的增长引擎。 “公司在双沟品牌事业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双沟销售公司，专门负责双沟品牌的独立运作。将通过板块市场的持续深化运作、战略新品的布局、高端化拓展等，逐步深化双沟品牌的全国化运作。” 会议中，有多位投资者表示关心洋河股份2020年一季度以经销商的保证金和抵押金为主的其他应付款从期初的65.21亿变为期末的16.99亿；并对有洋河经销商退网的传闻进行求证。 洋河股份回应称，2020一季报中其他应付款的变化主要系根据新修订的收入准则重分类调整以及上年末收取经销商的备货保证金，本期符合收入确认条件转入经销商购货款所致。全国范围内经销体系非常稳健。 洋河股份表示，经销商保证金转为购货款主要是为减轻当前疫情情况下经销商资金压力。 关于肺炎疫情对洋河股份市场渠道的影响，洋河方面表示，当前终端市场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50%以上。但洋河股份同时表示，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公司渠道库存与往年同期相比是略高的，公司二季度的市场动销压力较大。 对于疫情的影响，洋河股份称：“公司已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并全力推进库存消化，整体进展符合预期。”
“快递员本就赚的是辛苦钱，在丰巢向客户收费后，短短几天时间，客户压力一层层传递，最终还是压在了较弱势的快递员身上。” 圆通速递(行情600233,诊股)上海一站点负责人王强（化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几度哽咽，这也是很多快递员现今的真实感受。 据王强介绍，快递员本就一直被丰巢收费，在丰巢再次面向用户收费后，现在快递员平均工作时长达10小时，延长了2小时，另外，一大波投诉也接踵而至，而用户的一个投诉就可能让快递员一天白干。 半个月前，丰巢定没想到“5毛钱”会引发一场影响整个快递柜市场的“血案”。 或许在丰巢看来，向快递员收费进展顺利，在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向用户收取0.5元的超时费用无可厚非。然而，现实却是，认为被侵犯知情权的用户在得知丰巢两头收费、“一鱼三吃”后愤怒不已。 这一次，他们不仅在网上“口嗨”，有房产的部分用户还展开了“封巢”行动，并直接拔掉小区内丰巢的电源线，自费买入智能快递柜运营，从源头上谢绝被“割”。 一边是“哭穷”的丰巢，一边是愤怒的用户，最后还有叫苦不迭的快递员，这场由“五毛钱”引发的“血案”日渐焦灼。除了这混战的三方，当初引入丰巢的物业、律师、多地监管部门、中消协也陆续参与了进来，但即便如此，丰巢仍坚称“超时收费按计划进行”，这种底气究竟是因为“不收费就要退出市场”的破釜沉舟，还是资本的吃相本就难看？ 近日，《国际金融报》记者深入调查了整个事件的多方立场和细节，试图还原丰巢“一鱼三吃”的商业真相。 1 “五毛钱”引发“血案” 4月30日，丰巢正式实行超时收费。彼时，引发不少用户争论的焦点还停留在用户知情权、快递员应该送货上门、应该经过了本人同意后放入丰巢，以及将超时时间从12小时延长至24小时上。 据财经网一项统计，当时有超六成用户认为在快递员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放入丰巢最终导致的超时收费是可以接受的。这时候，事态的发展或还在丰巢的掌握之中。 不过，劳动节后，各方的矛盾不断激化，首先是杭州东新园小区宣布禁用丰巢快递柜，其认为丰巢未事先征得业主同意向业主收取超时保管费，有违当初丰巢进驻小区谈判时介绍的情况；随后，上海中环花苑小区业委会给丰巢的一封公开信（下称“公开信”），因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一经发出便迅速刷屏。 上述公开信撰写者何剑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称，当时丰巢进入小区签订协议时说的是免费，但现在却要开始收费，业主肯定会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 但这并非公开信的爆点。这封公开信还将丰巢“一鱼三吃”的商业逻辑摆到了用户面前，“你们（丰巢）只提进场费，从没有向公众透露过对快递员收取的使用费用，丰巢柜分大中小三种格子，分别收0.45元、0.4元和0.35元每单”。 何剑指出，丰巢“哭穷”并非快递柜不挣钱，而是意图“割韭菜”来复制一台接一台的赚钱机器。丰巢提到的“进驻小区每年支付高昂进场费”与实际情况不符，他们小区每组快递柜平均每天的场地租金费用（含电费）就十几元，丰巢通过收取快递员费用完全可以覆盖这部分费用，而且还有盈余，预计其每天利润率高达240%，况且丰巢还有广告收入。 不少丰巢用户愤慨地向记者指出，在看到这封公开信之前，对丰巢收取快递员费用毫不知情，既然已经收费，再向用户重复收费就更加不合理了，丰巢“吃相”太难看。 对于何剑所说，《国际金融报》记者联系到丰巢首席营销官李文青，对方仅回复称“丰巢财务数据都有相关的公告信息，对此不作回应”。丰巢并非上市公司，对于营收和成本的具体项目并未有公开数据，李文青表示不方便提供。 事实上，在处理这起“五毛钱血案”时，丰巢的态度一直颇为强势，对于用户提议将超时时间从12小时改为24小时，丰巢方面称“不会更改”；面对用户声讨，丰巢称“可以不用”；对于小区抗议收费断电，丰巢回应“小区属单方面违约，将追索”。 也许是丰巢这种高傲的姿态，为整个战况再添了一把火。据记者了解，目前抵制丰巢的小区数量持续增加，地区也由原本的杭州、上海扩大至全国各地。 记者从众蚁社区（以业委会工作为中心的互联网平台）上查询得知，截至5月13日晚，在平台上抵制丰巢的小区业委会已经高达117个，要求丰巢在现有合同期内免费或经协商后签署补充协议，明确收费标准并提醒快递员投放时须经本人同意，以及延长超时的时间标准。 不少业委会在众蚁社区平台上留言称，“丰巢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缺乏对业主尊重。” 公开资料显示，在丰巢与速递易合并后，丰巢已拥有市场份额达到69%。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根据法律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50%即应当认定为具有垄断者的法律地位。若丰巢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如存在经营者合并行为构成经营者集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用户进行收费等，则涉嫌构成垄断，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权进行调查。若调查后构成垄断，可根据《反垄断法》规定要求丰巢承担相应行政、民事责任。 2 不止“一鱼三吃” 为了求证何剑所言是否属实，《国际金融报》记者先后采访了上海多位不同快递公司快递员和站点负责人，受访人均提到丰巢一直对快递员收费，价格从0.3元-0.5元不等，均价为0.4元，单组快递柜一天下来至少收入有30余元。 此外，记者近日采访了上海多个小区业委会成员和物业公司管理人员，他们的说法也基本与何剑一致，即丰巢一组快递柜进小区平均每天的管理费为十几元，通过收取快递员费用完全可以覆盖。 上海市普陀区一小区的业委会主任高林（化名）向记者介绍，2017年，丰巢在小区内安置了6组快递柜，按照合同，6组快递柜收取的年费共计3.6万元，包括场地租金、电费和日常的清洁维护。由此计算，该小区一组快递柜的日均成本在16元左右。 采访过程中，多位业主向记者表示，丰巢的租金并不高。浦东新区靠近中环的一小区业委会主任李健（化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小区和丰巢签订的合同中，场地使用费为6000元/年（含电费）。除此费用外，丰巢并不向本小区交纳其他任何费用。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中环内的住宅小区，我们认为此费用不仅不高昂，甚至带有公益性质。” 事实上，除了向用户和快递员直接收费，以及广告收入外，物流信息互通共享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员王志彬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丰巢快递柜还有客户寄件收费和其他增值服务收费的直接业务收入，另外，依托于丰巢快递柜的客户群体，丰巢能够获取大量相关数据和流量，对数据及流量进行开发应用变现，这是丰巢的隐形业务收入。 现在丰巢寄件收费虽然占其比重还不高，但总体订单量已经非常可观，王强向记者指出，因为通过丰巢寄快递不需要等快递员，增加了便捷性，另外，其价格跟用户直接找快递公司寄差不多。 王强表示，用户去丰巢寄快递时，会有一笔费用，这笔费用是丰巢直接收走的，丰巢每单拿出2.5元给快递员，再把运输的成本给快递公司，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寄件这一块正在发展的业务比快递员投件收入高几倍，“寄一个快递的收入肯定是投几个快递的钱”。 从王强口中，记者也了解到，相比丰巢针对用户的收费，其对快递员的市场教育明显快太多。丰巢从一开始推出就仅给快递员免费用了几个月，之后便一直是收费的，而且在几年时间内经常对快递员涨价。 王强回忆称，刚开始，丰巢最大的格口对快递员收费才0.3元，现在其收费涨至为0.45元和0.49元，“在价格方面快递员基本没有话语权，丰巢说涨就涨了”。 3 为何仍亏损 尽管在用户看来，丰巢两头收费的吃相很难看，但丰巢连年亏损也是事实。 公告数据显示，丰巢的母公司丰巢开曼2019年营收为16.14亿元，净亏损7.81亿元；2020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营收3.34亿元，净亏损2.45亿元；长期持续亏损的情况下，截至2019年年末，丰巢的资产总额近108亿元，负债71.5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2%。 为何单柜利润率超3位数的丰巢还会持续亏损？ 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物流供应链和数字化业务负责人宋旭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因为从丰巢公司的角度来说，场地使用费和电费只是其成本中的一部分，固定资产的投入、安装维护、管理费用、开发费用等其他投入，相对而言都是巨大的。 王志彬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丰巢前期投入、运营成本高，以收取快递员费用为主，在规模化不足的情况下，盈利较困难。 而持续亏损的背后，即便是背靠顺丰，丰巢的融资进程也已经暂停超2年。根据天眼查信息，丰巢最后一笔融资发生在2018年1月，融资额为20.7亿元。 因此，丰巢方面表示，“我们公司向用户收取超时费用实属无奈，不收费以后再也没办法继续给各位用户提供服务了。”而向用户收费无疑是增加丰巢营收的一条快速通道。 根据丰巢方面向记者提供的资料，目前，丰巢已经为全国110余城市、超过2亿的用户提供无接触的交付服务。在不考虑用户充值会员的情况下，假设2亿名用户中，只有一成的用户会超过12小时取件，那么丰巢一天的超时收费金额也会在1000万元，如此计算，丰巢的这笔入账一个月约有3亿元。 这笔入账远高于丰巢现有的营收，只要用户不因此次收费“用脚投票”，无疑会成为丰巢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能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盈利问题。 “但现在，收费的最佳时间点以及丰巢究竟该向谁收费等问题还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一位不愿具名的快递专家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际上，一些国家已有完善的快递柜设施配套，主要由政府主导建设或者物流企业建设，基本上都向用户提供免费的相关服务，如美国是快递柜投入成本与节省的快递员成本相互抵消；而德国的普及率已经高达90%，所以能够实现盈利。 上述专家表示，丰巢当务之急还是应该集中发展规模，而不是急于向用户收费。 值得注意的是，宋旭军和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提到了“规模化”的字眼，杨达卿指出，“在没有规模化粘性客群支撑，智能快递柜企业需考虑生态价值优化，水管铺的越多越完善，快递柜的出水口效应和磁吸口效应才能最大化，最终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 4 “用脚投票” 无论收费之举是受资本寒冬、融资不利导致资金紧缺、生存所迫，抑或是割韭菜继续开疆拓土，还是投资者在背后推波助澜，丰巢目前对用户超时收费这一步棋走得都非常坚决，但据记者调查发现，这步棋能否真的实现效益仍待考。 “目前快递公司没有那么快对丰巢收费进行很好的调整，但一线员工也就是快递员已经开始做出调整，即减少投放丰巢的件数，因为很多客户已经开始明确表示拒放快递柜，而此前只有少量客户才会如此。”王强向记者表示。 不少用户告诉记者，丰巢在原本的保管设置中默认用户在全部时间和全部快递公司都许可放入其快递柜，他们在得知此事后均取消了全部勾选，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快递被放入丰巢。王强向记者指出，这也是最近很多快递员无法投件进丰巢的原因之一。 除了目前用户量已大量减少，在实际操作中，用户和快递员也发现了很多规避付费的方法。 “你点‘我再想想’，然后不同意付费，就可以不用付费，但两次之后丰巢可能就不允许你放他的快递柜了，所以以后如果你超时了，直接打电话给我，我通过我的后台给你开门不需要另外付费。”在记者询问快递员丰巢超时收费问题时，快递员如是回答道，因为快递员放进去，已经交了费用，再开柜可不用缴费。 记者发现，在上海闵行区一个小区的丰巢快递柜上，快递员为了避免被投诉，已经将规避缴费的方法写在了快递柜上。 王强指出，除了用户抵制外，快递员也有“出走”的迹象。在丰巢宣布收费后，现在快递员每天增加的工作时间将近2个小时，而且最近来自丰巢的投诉占比量非常大。随着事态的发展，如果用户抵制情绪继续高涨，坚决要求快递员在投放丰巢前打电话问询，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和电话费等成本，所有快递员都有可能放弃丰巢，选择直接上门，这就回到了几年前的状态，相应的快递行业效能也会大大降低。 站在王强的角度，丰巢推出超时收费的说法非常“冠冕堂皇”：“丰巢说超时收费是为了减轻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压力，但这只是他收费的一个借口，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介绍道，丰巢早就针对滞留快递对快递员进行了相关约束，如果用户超过48小时还未取，快递员必须拿出来，不然其他快递投不进去。 王强指出，虽然确实会经常出现快递柜不够投的情况，但不能因为个别地方不够投，就向用户收费，因为大部分用户并非恶意超时不取，很多超时件都是用户存在特殊情况而导致，因此而收费未免不近人情。 从小区的角度来看，业主们并不是希望丰巢就此离开小区。多位业委会成员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丰巢对业主们日常收寄快递有利有弊，业主们也并非不愿意付钱，他们真正不满的是丰巢没有与业主们进行协商就单方面下发了通知。 在采访最后，小区业委会主任李健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企业与消费者诉求有明显分歧时，应该倾听和协商，而不是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店大欺客，以傲慢的态度回应消费者的质疑，这样只会招致消费者“用脚投票”，对企业形象及长远发展亦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本报记者 舒娅疆 5月18日，新希望集团在京召开线上媒体交流会，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证券日报》等媒体采访时透露，在今年全国两会中，他计划提交6项提案，在扶贫攻坚、疫后发展、解决农村耕地抛荒、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等方面建言献策。 同时，刘永好还围绕互联网企业和房企“跨界”养猪、企业传承、网红带货等热门话题与媒体展开了交流互动。 建议加速恢复生猪产能 刘永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参与全国两会，28年来积极建言献策，共提出提案、议案近180份。今年，他将会针对哪些领域提出多少条建议呢？“我今年有6项提案，提案基本上成型了，还在打磨过程中。”他介绍道。 2019年，新希望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新希望六和的生猪养殖“三全模式”引领行业发展，实现“全区域统筹、全产业布局、全生态发展”，全年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近四成，公司市值增长近两倍，受到业内广泛关注。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刘永好计划提交《关于双疫情影响下加速恢复生猪产能实施综合性提振复产措施的提案》。 为促进在双疫情压力下加速恢复产能，刘永好在该提案中建议实施一组综合性的提振复产措施：第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在国家层面设立生猪产业发展母基金或发行特殊国债；第二，支持养猪用地“聚零为整”，适当推广聚落化养殖模式；第三，鼓励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加大养猪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第四，加强跨区域协调，适应产能恢复期的跨区域生产布局需要。 建立城乡一体扶贫保障体制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但之后，国内仍有可能产生新增贫困人口，相对贫困现象将长期存在。刘永好认为，针对性的扶贫减贫将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总结前期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转变精准方向、制定新的贫困人口判定标准，增加精准措施、搭建新的应急救济、长效帮扶、社会管理体系。 他在《关于做好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产业衔接建立城乡一体扶贫保障新体制的建议》中提出：适应新形势，制定新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体系；建立新的城乡一体扶贫保障体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加深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加快农村金融普惠转型；加强普及劳动技能培训，建立欠发达地区就业双向补贴机制。 而在民营企业的发展方面，通过《关于切实落实民企新28条推进地方政府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提案》，刘永好建议：从预防角度，规范项目审批管理，落实项目资金到位；建立地方政府信用制度；加强对企业投诉问题核实督办的力度。 此外，刘永好还计划提交《关于推进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应用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提案》《关于解决农村耕地抛荒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提案》《关于后疫情时代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提案》。 “跨界”养猪是好事 针对近期受到市场关注的互联网企业、房地产企业“跨界”养猪现象，刘永好表示：“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来养猪，猪就多了，技术水准、能力就高了，这是好事。”但他同时提出，行业内和行业外的企业都来养猪，虽然形成新的高度和热度，但今年猪肉相对短缺和价格高这种格局还会持续存在。本次猪周期拉长了，可能会延续更长时间，但是一定会有过剩的时候，而最后拼是就是综合竞争力，最终受益的将是全国老百姓——因为猪肉价格下来后，人们将实现“猪肉自由”，同时，这也将对国家CPI的下降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以来，新希望集团着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并通过李佳琦带货、抖音直播等方式积极拥抱线上营销、线上推广等新模式。“疫情不单单带来了困难，也看到了机会，我们培育了新的销售模式，新的服务模式，要拥抱新的变化。”刘永好认为，网红带货成为拉动消费和企业营销的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格局还会加快。本次疫情下受益最大的是流量的提供者，包括网上授课、带货、销售等，这也对农产品的销售带来根本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刘永好还对近期舆论关注的企业传承与接班人话题进行了回应。他表示，新希望集团在5年前就开始推进年轻化，提出“五新”理念，其中“新的机制”就包含合伙人机制，用更多年轻人来进入管理岗位。他评价，刘畅接班“做得相当不错”，而新希望集团拥有2000多名中级以上管理员，平均年龄30多岁，“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人接班，我们要培养几千个中层以上管理干部的接班。后浪推前浪，后浪成为主要群体，中浪是中流砥柱，后浪是未来，他们更有创新的意识，是我们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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