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讯 近日，杭州本地智能电动汽车企业零跑科技宣布完成B轮融资，融资金额43亿元，超募逾10亿元，将用于产品研发、渠道布局以及品牌推广等方面，助力企业实现“换挡加速”。 记者了解到，本轮融资的战略投资方包括国投创益、浙大九智、涌铧资本等，零跑科技创始股东、大华股份（002236）董事长傅利泉，零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朱江明继续增持。同时，零跑科技与合肥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肥政府投资平台也参与了零跑科技的B轮融资，后续双方计划展开更多合作。 零跑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2015年创立以来，企业已完成多轮融资，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中车资本、上海电气（601727）等知名机构。过去五年来，零跑科技坚持核心技术的自研自造，自建AI工厂、拥有三电车间，掌握智能网联、智能驾驶和三电系统等关键技术，推出国内首款智能车载芯片凌芯01，拥有整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目前零跑已推出S01、T03、C11三款车型，2020年累计销量达11391台，且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最新推出的零跑C11应用了凌芯01，致力于打造新能源汽车15万-20万元级纯电标杆产品，自今年1月1日开启预售，订单量至今已突破2000台。 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新能源汽车行业正进入井喷前夜，零跑将基于务实的资金使用逻辑和较高的资金利用率，最大程度将钱花在刀刃上，持续增加技术研发投入。通过资本的支持，零跑将进一步扩大自研自造的优势，为消费者提供更智能、更具价值的出行解决方案。
近期，AI公司科创板排队IPO引人注目。 11月3日，以智能语音技术为核心的AI公司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知声”)在科创板披露了招股书。 截止到12月1日，云知声科创板IPO审核状态变更为“已问询”，有望成为寒武纪之后国内又一家AI上市公司。 云知声自2012年创办以来，8年期间总共获得9轮融资，其中不乏高盛、奇虎360、京东等知名企业，且估值达12亿美元，早早便戴上独角兽光环。 但同绝大多数AI公司一样，云知声面临着“行业标配”般的亏损难题，报告期内净利润亏损持续扩大、累计亏损7.9亿元。 云知声三年半累计亏损7.9亿元，存在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风险 据招股书显示，2017年-2020年上半年，云知声营收分别为6114.07万元、1.97亿元、2.19亿元和8468.93万元；净亏损分别为1.74亿元、2.13亿元、2.79亿元和1.06亿元，三年半已累计亏损7.9亿元。 云知声称，亏损主要原因为主营业务营收乏力，但更糟糕的是，公司至今没有找到稳定的商业之路，其管理及销售等投入费用远高于行业水准。 鉴于行业存在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及投入大的特点，云知声在招股书风险提示部分称：“若公司净利润持续亏损，则会导致累计未弥补亏损继续扩大，存在未来持续无法进行现金分红的风险。若公司未盈利状态持续存在，或累计未弥补亏损继续扩大，可能导致触发退市条件，存在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风险。” 对于云知声巨额亏损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 首先，从投入方面来说，云知声在科技研发上面可谓是下了大功夫，作为由一群理工博士创立的企业，该公司始终注意科技研发投入，2019年、2020年上半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大于100%，可以说，云知声把挣到的钱都又投入到了企业的下一轮研发中。 其次，从收入方面来讲，大量的研发投入的确让云知声占据了AI跑道的前列位置，然而，技术落地渠道仍然有拓宽的空间，2020年上半年，公司存货金额比去年增加926万元，销售很明显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最后，从行业发展过程来看，AI刚刚走过科技研发的前中期，如今已经到了大规模落地的阶段，前期投入变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盘和林谈到的这些原因来看，这些综合因素都将导致以云知声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工智能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 云知声经营现金流表现惨淡，仅2019年现金流负3.4亿元 据云知声招股书显示，公司现金流量净额一直为负，且从2017年-2019年所流出的现金流量净额一直在增加，在2019年达到了3.4亿元。 截至2020年上半年，云知声可供周转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2.0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9.16%，仅适合短期及日常非付息债务。 禾父领鲜说
又一束光照进了东北。 日前，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称“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进而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市场振奋。在全国生育率连创新低的大背景下，不少人认为东北即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的第一枪，人口政策也将迎来近40年来的最大变局，就连A股中的二胎概念股都纷纷迎来大涨。可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就能拯救东北了吗？ 1 东北人口形势非常严峻，首先体现在历年的出生率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直以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见图1）。这种情况在早些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计划生育年代，早早实现工业化且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充分贯彻了国家的号召，计划生育执行得更为彻底，独生子女众多，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然而，自2015年开始，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淡化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只有5.73‰、6.05‰和6.45‰，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充分彰显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人口外流。 这一点，相信各位不会陌生，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称，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还净流入36万。从正36万到负180万，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再看最近几年，东北人口流失的态势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数据表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开始呈现连续的负增长之势（见图2），而2015~2019年期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总共累计减少了182.4万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的人口外流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减少，与之相应的还有另外两个“外流”： 一是适龄劳动力的外流，即年龄在15~64岁、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以黑龙江为例，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黑龙江流到省外的人口当中，适龄劳动力占比在80%以上，其中20~29岁的人口约占30%。 二是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质及名校人才。公开信息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1.89%，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7.2%、27.02%和27.54%，而这些东北名校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发达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他们人生的下一站，有人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这一现象。 一面是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普遍低迷，另一面是以大量年轻劳动力与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人口外流，两方面因素叠加，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单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其结果便是年轻人都到其他地方去安家立业，而留守本地的都是中老年人，再加上新生儿供给跟不上，最终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少子老龄化程度的日渐加深。 两组数据可以反映这一事实：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3.78%、13.29%和15.92%，而全国整体水平为12.6%；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小学在校学生数比2013年分别减少了26.13万、17.62万和9.35万，平均每年分别减少4.4万、2.9万和1.6万。 而就在此时，国家卫健委表态支持东北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可谓正当其时。 2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东北人口问题的严峻呢？ 就生育意愿走弱这一层面来说，除了多年以来计划生育的持续影响之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东北居民也面临着不爱生娃的境遇，具体包括：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生育和养娃成本太高，高房价和高教育投入等让人们对生娃望而却步；很多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而不是甘于做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主妇，担心生娃成为自己职业发展的阻碍，等等。 但这些并非东北人口问题的全部原因，说到底，比起单纯的不爱生娃，人口的持续外流可能更加令人担忧，尤其是大量高素质的适龄劳动力接连减少，对本就低迷的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最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于东北经济的转型乏力。 东北大地，曾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那里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坚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重振经济，国家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主要建设阵地就是东北三省。于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带着国家无与伦比的期许，率先从战后的废墟中苏醒。 在计划经济制度红利的赋能下，东北经济堪称“风口上的猪”，其快速发展引来大量人口涌入，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木材等资源型行业对全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绝对引领作用，同时诸如鞍钢、哈电、一汽、一重、沈飞、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随之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榜样。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各级政府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其结果便是民营经济与各种新兴产业在东北的体制环境下难以健康成长，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活力不佳，还落下了一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名声。 反观东南沿海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整个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层次地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而东南沿海地区也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依托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其地位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不断攀升。 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诸多奇迹的东北，却在市场经济时代陷入沉郁，曾经高歌猛进、热火朝天的记忆日渐淡去。于是，很多“用脚投票”的东北年轻人都到外地求学发展，甚至还有许多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到南方工作生活”。 正因为上述原因，东北陷入了“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龄化程度加剧→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怪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 话说回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东北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仅靠放开生育限制，断然是不够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同时在其他方面有所调整，那么即便是东北未来的新生人口增多了，无非也是给经济发达的省市输送劳动力而已。 换句话说，除了“产人”，东北更应该想想怎样“留人”。 毕竟，任何一个地区要发展，都离不开人，而当今人才最为重视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生活环境、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只有年轻人真正愿意留下来，才能为东北经济一扫颓势提供动力之源，继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下，并在东北大地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于东北而言，当务之急是要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为契机，继续大力提振经济，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优质土壤等等，同时要下大力气留住人才，给予在住房、教育、养老方面的相应支持，真正降低生育成本。若非如此，只怕东北还将继续彷徨在怪圈之中。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以前，收购期货公司的主要是金融机构(证券、银行和信托)，而近几年产业资本开始积极在期货市场“排兵布阵”。 日前，期货日报记者注意到，在证监会最新的期货经营机构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及审核情况公示中，“期货公司变更5%及以上股权”一栏中的大连良运期货股权变更审核信息“下架”。 记者从中期协官网的公开信息中发现，大连良运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连良运期货）已于2021年1月26日进行了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51%股权共5100万元转让给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良运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30%股权共3000万元转让给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19%股权共1900万元转让给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 股权变更后，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成为大连良运期货唯一股东。与此同时，大连良运期货注册资本也由10000万人民币变更为40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由“李树祥”变更为“尤国培”。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连良运期货的高管人员信息中，尤国培于2021年1月25日任公司董事长。资料显示，尤国培在2007年08月13日―2011年06月23日担任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负责人，2015年11月17日―2020年07月31日为宁证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也是在2021年1月25日，刘雪芬担任大连良运期货的监事，李峰、刘千涵任大连良运期货的董事。 记者在“企查查”上查询发现，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为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恒力集团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58.0269%。 不难看出，大连良运期货背后的“金主”其实是恒力集团。记者第一时间联系恒力集团相关负责人，但未得到答复。 产业资本收购期货公司意在何为？ 事实上，恒力集团收购期货公司已早有“苗头”。去年9月初，恒力集团就曾向期货市场抛出了“橄榄枝”，计划收购期货公司，招募期货业务精英，打好期现融合的“专业”牌。 作为全球化工行业龙头企业，恒力集团目前已经成功打造“原油―芳烃、乙烯―精对苯二甲酸（PTA）、乙二醇―聚酯（PET）―民用丝及工业丝、工程塑料、薄膜―纺织”的完整产业链。恒力集团现拥有全球产能最大的PTA工厂、全球最大的功能性纤维生产基地和织造企业，企业竞争力和产品品牌价值均列国际行业前列。恒力集团2020年总营收6953亿元，现位列世界500强第107位、中国企业500强第28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4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8位，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全国就业先进企业”等殊荣。 正是因为具有强大的现货背景，拥有产业链上、中、下游丰富的产业资源及信息渠道，恒力集团希望可以进一步推动“现货―期货”高效协同发展。 恒力集团此前公开的招聘信息显示，公司计划通过收购某国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控股权，倾力打造集团的业务板块。积极打造“现货―期货”期货平台，促进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发展，进一步实现整合优势资源和完善集团产业结构的长期目标。与此同时，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引领更多的行业生产企业及客户参与进期货市场，实现期货平台同产业链有机融合。 近年来，国内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业客户和机构客户等法人客户的比重在增加。 “产业资本在运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期现套利、含权贸易以及其他衍生品工具方面越来越娴熟，期现融合度也越来越深入。”光大期货研究所所长叶燕武此前如此说。 而随着期货工具运用、期现结合模式的日渐成熟，一些大型产业企业逐渐产生了控股期货公司的意愿和需求，为的是让期货能更直观、更便捷、更迅速地为企业及产业链客户服务。 新湖期货研究所所长李强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些年不少产业资本收购期货公司股权，说明实体产业对期货服务实体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利用期货公司平台对期货服务实体的理解，更容易让实体产业将期货融入到生产经营中。这对于企业的战略模式、现货理解、人才梯队等方面的优化都很有帮助”。 目前，在国内期货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具有产业背景。在叶燕武看来，产业资本进入期货公司优势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通过有针对性地打造期货公司研发、技术和服务团队以及风险管理公司，能更好地服务好自身需求；二是产业资本能更好地整合集团内部资源和相应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规范化和示范化集群，更好地应对市场不确定性风险。 期货工具运用娴熟，打好期现结合根基 提起恒力，在PTA期货圈中，它无疑是近些年来聚酯行业“期现结合”的 “标兵”。 恒力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恒力石化（600346），2020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033.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38%；实现净利润98.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16%。公司2020年上半年营收规模与盈利水平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去年8月份，在江苏地区调研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恒力石化2020年半年报成绩喜人，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在在原油处于低价位区时，加大采购量囤积了较多的低价原油；二是企业产品端维持着零库存。 据恒力石化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没有期货的品种，公司在现货市场提前超卖，2020年春节之前就将放假期间的产品提前销售，避免了存货跌价损失。对于有期货的品种，则通过期货工具的合理使用做到每月产销平衡，月底零库存，也避免了存货跌价损失。 “通过PTA期货市场卖出套保，我们实现了较好的销售目标。”上述恒力石化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借助期货工具，PTA企业错峰避开低谷，分流销售压力，管控产销平衡，避免了2020年上半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现货交易池可能发生的价格战。 实际上，从近几年走访市场的情况就可以看出，PTA企业对PTA期货的认识程度及运用模式在逐渐加深。 随着期现结合的模式越来越多样化，PTA企业期现融合度也越来越深入,而这也为恒力集团此次收购期货公司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产业与期货市场深度融合是大趋势 此次恒力集团并没有走“新设期货公司”这条路，而是直接选择了收购期货公司。 “近几年，期货公司收购和重组有一个时间延续。以前主要是金融机构（证券、银行和信托）来收购期货公司，将期货牌照纳入金融版图，当时期货公司对金融集团也很依赖，越来越多的期货公司无论在股权还是名称上开始向金融集团靠拢。近两年很明显的感觉是，产业资本迫切想参与到期货公司经营中。”叶燕武说。 “如果产业资本进入期货行业，新建期货公司初始投入大，无论是技术、研发、结算还是业务团队的搭建都要从零开始，期间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叶燕武说，而现有的中小型期货公司“小而全”，只是缺少一定的客户体量和盈利能力，如果产业资本有这方面的资源可谓“取长补短”，要比新建期货公司更加“划算”。 事实上，近几年，产业资本进入期货行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些产业企业起初只是成立一个专门的期货业务部，后来发展到收购期货公司为其服务。 京博石化原来的期货部门有20多人，研究、交易、风控健全，公司一把手为期货业务主要负责人。2016年年底，京博石化母公司京博控股通过旗下子公司收购盛达期货股权，目的就是想把平台做大。 实体与衍生品的互融是实体经营模式的进步，改变了以往实体中信息不透明，通过更加透明化的市场预期，并形成对企业经营战略和战术的调整，来实现未来可预期的盈利。 “产业资本需要尽快熟悉和掌握新的期现运行规律，深入了解期货工具本质，建立期现结合的分析、购销及经营思路新模式，合理利用期货工具指导现货经营，实现风险的有效管控。”叶燕武说，“积极应对，妥善处理”是产业资本应对“期货来了”的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资本进入期货行业一方面说明产业资本已经深刻意识到期货市场的重要性，介入意愿很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期货行业在服务实体产业方面仍有欠缺和不足，不能有效满足产业客户的需求。 “对期货公司来说，既要看到产业资本越来越看重期货的大机遇，也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在服务产业方面的不足。”叶燕武说。 在李强看来，更多的产业资本进入期货行业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期货公司差异化经营。“近年来期货公司同质化竞争激烈，各家公司都希望能够在某一领域有一技之长，这就需要期货公司差异化经营，产业资本的进入则为相关期货公司差异化经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说。
经参时评·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为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特别提出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存在较大短板，根本原因是我国住房体系长期偏向于“重购轻租”。1998年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以买卖为主，住房租赁市场处在自发性发展状态，租赁立法滞后，金融、土地、税收等政策体系不健全，大中城市有效供应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租赁品质不高、租购不同权等问题突出，租赁市场在解决城镇居民特别是新市民住房问题上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各地方、各部门加大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社会资本也积极投入到租赁领域，以长租公寓为代表的规模化、机构化租赁企业发展速度很快。 从趋势看，“十四五”期间仍是我国城镇化较快推进的阶段，农业转移人口、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向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流动的态势没有变化。这些城市往往房价高，新市民群体短期内主要通过租赁市场来解决阶段性的住房需求问题，租赁需求会保持旺盛态势。 为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切实让新市民感受到通过租房也可以在城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下一阶段的住房租赁市场，要坚持以市场化为主的方向，针对新市民群体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政府要承担起基本保障责任；对新市民中的中高收入群体，则要以市场化租赁为主，维持租客合法权益。 为此，土地、金融、财税、监管、立法等制度政策体系，要多措并举，增强政策支持的精准性。一方面要有利于增加有效供应、净化市场秩序、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首先，以盘活存量房源为主增加大中城市租赁住房有效供应。人口流入多、租赁需求旺盛的大中城市，要“有地出地、有钱出钱、有房出房”，形成多主体租赁住房供应格局，切实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当前我国大中城市工业、商业办公用房闲置率较高，要以工改租、商改租为突破口，改建、扩建为租赁住房。尽快制定改扩建非住宅用于租赁的规划调整、建设标准、消防认定等办法，优化容积率、车位配比、商业配套等规定。改造后的租赁住房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按照民用标准执行。加大住房持有环节税收调节力度，鼓励多套房家庭将多余住房用于市场租赁。 其次，切实加强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加快推动出台《住房租赁条例》，明确规定租赁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市场行为，保护各方权益，推动形成长期稳定的租赁关系。住房租赁交易登记备案是维护租赁双方合法权益、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待遇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全国范围内要加快租赁住房登记备案工作，通过租赁平台加强管理服务，政府加快搭建住房租赁服务平台，减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另外，还要加强住房租赁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行业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严重失信个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和相关责任人依法纳入“黑名单”管理。 最后，要持续提升租赁住房居住品质。结合城镇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完善市政配套和小区公共设施，为新市民群体提供成本低、安全性高的租赁住房。新建租赁住房，要选择在交通便利、邻近就业单位的产业园区，集中建设一批租赁住房，促进职住平衡。(邵挺)
近三年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在多年高速增长后已进入平台期，同质化的产品越来越难唤起消费者的换机欲望。Digitimes Research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12.4亿部，同比下降8.8%，出货量位居前六的智能手机品牌分别为三星、苹果、华为、小米、OPPO和vivo。从Canalys发布的国内数据来看，中国智能手机市场2020年全年出货同比下跌11%至3.3亿台，华为（含荣耀）、OPPO、vivo、小米、苹果分别占据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前五。 时局变幻莫测，面对潮起潮落、漫漫前路，手机厂商会作何选择？和任正非、雷军这些明星创业者相比，OV的掌门人比较低调，外界并不熟知。2021年2月3日，vivo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沈炜在向vivo全员作新春致辞时，提出“不忘初心，埋头种因”，包括“坚持长期主义”、“坚守利他共赢”、“设计驱动和用户导向”三种导向，以此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智能手机市场十年间的大浪淘沙中，vivo不是尖子生，却一定是成绩最稳定的那个。稳扎稳打的行事风格，就像vivo“本分”的文化和价值观，而将这种本分坚持在长期赛道上，就是品牌、产品、技术、设计的厚积薄发。不常被给予厚望，却总会带来惊喜，体现在vivo近几年的发展脉络中，尤为凸显。 2018年就是vivo产品科技力爆发的一年，连续发布APEX概念机、NEX旗舰机，开启业界屏幕指纹潮流，首创升降式摄像头将全面屏发挥到极致，一时风头无两。2019年增投百亿研发5G，子品牌iQOO横空出世。 2020年，vivo开启与百年品牌蔡司的合作，蓝蓝CP正式出道，双方志在打造专业影像旗舰。vivo还通过自研已推出两代微云台产品。此外，推出全新OriginOS系统，以完美、优雅的方式俘获消费者的心――这一点，即是沈炜所说的要全面践行“设计驱动和用户导向”。 “设计驱动不是设计师驱动，设计驱动的底层是价值观的驱动。设计驱动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产品的意义，思考我们能改变什么，赋予什么，然后抛开杂念，用完美和优雅的方式去实现，为用户为社会创造价值，正如我们推出的 OriginOS之思考初心。” 这是在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发展进入平台期，去思考产品真正价值的应有之义。技术永远在进步，参数永远在变化，“唯参数论”、“唯技术论”都太片面。沈炜认为，不变的唯有人们对美的追求，对成就和愉悦的追求，对自我意义的追求。他直言，设计驱动是成为伟大品牌的关键所在。 2021年是vivo品牌十周年。在全球市场第六、中国市场第三的成绩单下，沈炜对vivo未来做出诸多规划，号召全员“不忘初心，埋头种因”。 首先便是“要凡事坚持长期主义”。沈炜说，“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才能更好的保持平常心，不受短期压力、诱惑的干扰，才更有可能去做正确的事，并把事情做正确”。 只看短期，会导致企业的技术货架空空如也。在沈炜的蓝图下，vivo要提前36个月做技术扫描与预研，逐步搭建真正有竞争力的技术货架。在产品的规划上，要以N+3的模式来开展，做到上市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规划一代，真正实现从技术到产品的贯通路径。 其次，要想企业走得长远，就必须有区别于他的经营之道。沈炜提出“要始终坚守利他共赢”，颇有些稻盛和夫的味道。他认为，独木难成林，唯与合作伙伴众乐乐。“只有我们永远心怀利他共赢之心，并且言行一致的践行，才能不断积累无价的信任，把我们大体系、上下游伙伴、生态开发者等众多的根系连接在一起，用足够长的时间从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跨越，真正成长为坚不可摧的森林。”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在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复苏，有望在2021年迎来一个兴盛的“大”年。寒冬将过，新春已至，各手机厂商或许早已摩拳擦掌，而低调如常的沈炜坚信，“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但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特殊困难仍需加以帮扶。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做好政策接续和合理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会议确定，明年一季度要继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且期限不少于6个月的地方法人银行，继续按贷款本金1%给予激励。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继续按贷款本金40%给予优惠资金支持。实施好和适当延长上述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帮助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尽管我国经济稳步回暖，但经济恢复态势还不稳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仍面临较大困难。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十分及时和必要。这是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稳定小微企业信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指出，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体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有助于小微企业更好地渡过难关，实现稳定持续稳健的经营，也有助于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目标的实现。此外，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的延期有助于降低中小银行资金成本，提高中小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在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并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更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总体来看，上述政策的延期有助于金融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对于会议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董希淼认为，一些非法集资活动打着金融创新等旗号，利用新型金融概念炒作，增加了欺骗性和隐蔽性，加大了非法集资的防控打击难度。针对非法集资，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安排及监管职责划分，存在一定监管空白。金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使一些人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这也为非法集资提供了一定空间。 “出台《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助于厘清金融风险防控和金融组织的监管职责，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更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更好地保护公众合法权益。”董希淼说。(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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