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装备条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14章100条，明确了体现实战化要求、“战”与“建”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围绕落实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的要求，完善了装备领域需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的战略管理链路；着眼提高装备建设现代化管理能力，优化了装备全系统全寿命各环节各要素的管理流程；立足破解制约装备建设的矛盾问题，构建了灵活高效、竞争开放、激励创新、规范有序的工作制度。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6日讯小康股份(601127.SH)今日跌停，截至收盘报17.63元，跌幅10.01%。此前2个交易日，小康股份连续涨停，12月14日，小康股份收报17.81元，涨幅10.01%；12月15日，小康股份收报19.59元，涨幅9.99%。 昨日晚间，小康股份公告称，公司股票价格于2020年12月14日、12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小康股份称，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除公司已经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小康股份公告中还提示了业绩风险，称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7.25亿元，业绩大幅下滑。公司业务发展受到内外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目前公司市净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较大估值风险。 截至三季度末，重庆两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两江战略基金）持有小康股份3054.51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3.272%，是其第五大流通股股东；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39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小康股份1519.68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1.628%，是其第八大流通股股东。 资料显示，两江战略基金成立于2015年10月28日，公司持股比例超过15%的股东包括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重庆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3.28%、18.15%、15.13%、15.13%。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6月1日，注册资本35.75亿人民币。公司股东为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69.84%、30.16%。
继《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落地约1个月后，第一个相关配套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发。 随着互联网保险业务迎来快速发展，竞争加剧，市场参与主体增多，互联网获客成本直线上升，保险本身确实不易销售等因素，出现了销售端倒逼保险公司产品出品方，非理性价格竞争、同质化产品大量出现，以往线下保险的一些弊病也出现在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误导，信息混乱等弊病逐渐浮现。 这次《通知》的一大核心要点，即明确互联网人身保险的经营门槛，即具备一定能力的保险公司才可以经营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 首先，对保险公司主体有一个明确的要求： 1、连续四个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20%，核心偿付能力不低于75%； 2、连续四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 3、人身保险公司连续四个季度责任准备金覆盖率高于100%，财产险公司连续四个季度的责任准备金回溯未出现不利进展； 4、保险公司公司治理评估为C级（合格）及以上； 5、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其次，保险公司经营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还应具备《通知》要求的技术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以技术能力为例，保险公司应具备独立、稳定的业务系统，能够支持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长期持续经营，具有符合业务规划的并发处理能力，具备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手段和管理体系；还应具有满足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开展所需要的财务系统，设立专用账户，实行独立核算。 这些规定对保险公司的软硬件要求较高，但是办法同时规定符合条件的全国范围内不设分支机构，经营互联网人身险业务。这对于新设立或者分支机构不全又符合规定的保险公司是一个靴子落地式的利好。 从监管日渐明晰的互联网保险看，保险公司在互联网保险监管逐渐清晰，互联网销售路径日渐完善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自己布局自己的互联网保险销售，希望摆脱线上中介渠道逐步看齐线下销售渠道高佣金，而面对竞争又不得不在产品价钱上不断让步的两难局面。而对于中介渠道，在获客成本不断上升，而自己有无实质的产品控制能力，竞争壁垒不断削弱，面临更难的突破。流量成本的增加，中间渠道只有不断突破客单价，方能盈利，使得线上线下的产品逐步同质。销售误导，信息混乱等弊病将不可避免的从线下蔓延到线上。值得行业和消费者警惕． 此外《通知》严格要求保险公司对于互联网保险专属产品的定价责任和管理责任，以及要求公司总精算师负上审慎定价责任。 具体要求如下：保险公司如存在未按照《通知》要求定期回溯、使用虚假数据、定价风险长期未改善等情况，除按照前款规则予以处理外，监管部门还将向公司董事会提示相关风险、向全行业公开通报，同时追究总精算师直接责任，以及公司主要负责人、互联网渠道分管负责人的管理责任。 保险公司总精算师对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回溯承担直接责任，包括在产品开发时恪守精算职责，科学审慎定价；在回溯工作中确保所用数据全面真实，计算方法符合精算原理，整改措施及时有效。 对于追求性价比的互联网渠道，先快速上新，新品上线再炒停获利等弊病由于对保险公司和精算师的直接追责，将获得有效抑制。 保险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金融商品，服务一定重于营销，越来越科学完善的监管必定为行业带来全新发展。
2020年12月3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通过社交平台质疑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300015）医院对其治疗不当，此举让3000亿市值的爱尔眼科陷入舆论漩涡。 当日，爱尔眼科股价正创下历史新高，当天报收74.89元/股，总市值3086.6亿元。 为了妥善处理上述纠纷，爱尔眼科当即组织集团工作调查组1月1日晚急赴武汉。1月4日早上6点，公司向e公司记者提供的核查报告认为；艾芬右眼视网膜脱离与本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 此外，爱尔眼科提交的证据显示，艾芬符合白内障手术指征，且术后第一天裸眼视力恢复到0.6。同时，核查报告认为艾芬无手术禁忌证。 患者有明确手术适应证 核查结果显示，艾芬于2020年5月26日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行右眼白内障手术，术后第一天检查裸眼视力为0.6，术前术后的眼底检查发现为高度近视眼底改变，无视网膜脱离。2020年10月23日艾芬女士诉右眼视力下降，10月24日医院检查发现右眼视网膜脱离，在外院行视网膜脱离复位手术。 对于艾芬及外界质疑的主要问题，核查报告一一进行了调查回复。 关于手术适应证与禁忌证。核查报告认为，医院按照《眼科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第9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关于白内障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的说明，结合艾芬女士的术前检查结果进行了综合评估。 在手术适应证方面，核查报告显示，艾芬术前右眼裸眼视力0.2，晶状体混浊，眼底B超未见视网膜脱离，OCT影像隐约可见黄斑形态基本正常；艾芬双眼有临床意义的屈光参差合并白内障，双眼有角膜激光近视矫正手术史；患者希望白内障术后同时解决看远和看近的问题，减少对眼镜的依赖；有明确手术适应证，术后第一天裸眼视力恢复到0.6。此外，核查报告认为艾芬无手术禁忌证。 需要关注的是，核查报告认为艾芬的右眼视网膜脱离与本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 核查报告提出三点依据佐证上述重要观点，艾芬手术过程顺利，无并发症；视网膜脱离发生在白内障手术5个月后；术眼眼轴29.06mm，属超高度近视，是视网膜脱离的高危因素。 在手术流程方面，集团工作组检查了艾芬的手术病历，在病历记录上有术前眼底检查记录和术后第1天眼底检查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艾芬曾认为爱尔提供的术前白内障照片有误，并希望爱尔公布她正确的术前照片。核查报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医院为艾芬提供的白内障照片为其本人的真实资料。 虽然核查报告认为艾芬右眼视网膜脱离的现状与手术无直接关联，但武汉爱尔眼科医院仍然检讨了在本次诊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仅有术后第一天的复查记录；未明确交代术后复查时间；术后其他时间的复查未挂号，也未作病历记录；主诊医生未按医院规范规定及时上报不良事件。 通过自查，爱尔集团工作组指出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在此事件上存在医疗管理规范执行不到位、责任心不强的问题。 希望申请医学会检查鉴定 再从艾芬的视角回顾上述纠纷始末。2020年12月30日，艾芬在个人微博发视频称：2020年5月视力明显下降，经熟人介绍，来到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医治。 武汉爱尔检查完后，表示她的右眼患上白内障，建议换高档人工晶体。5月25日，副院长王勇给艾芬做了白内障摘除并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包括手术费在内的费用2万9千多。 但艾芬称手术后未见视力好转，她于2020年10月在自己就职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检查，结果显示其右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几近失明。 艾芬认为，按照常规流程，做晶体置换手术之前就该检查眼底，如果早发现、早用激光治疗，情况可能不至于如此。艾芬质疑爱尔医院隐瞒视网膜病变问题，夸大晶体植入的作用，耽搁了真正眼疾的治疗。 对于上述事件，12月31日晚上，武汉爱尔眼科发布声明称，医院第一时间对诊疗全流程开展自查，患者(即艾芬)右眼为高度近视并发性白内障，有手术适应症，术前检查、手术和术后复查等各环节均符合医疗规范。术后恢复结果显示，患者视力较术前明显提高，眼底视网膜平复。 不过，艾芬对武汉爱尔的声明并不认同，并在1月1日再次通过个人微博提出多处异议，她表示：术前B超和OCT检查是按照爱尔的要求做的，这两个检查有没有异常和眼底视网膜平复不是一个概念；白内障病变程度很轻，根本遮盖不了视网膜周边；希望爱尔公布她的正确的术前白内障照片。 1月2日上午，爱尔发布声明称：对于艾芬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的眼病诊治事件，爱尔眼科医院集团高度重视，迅即成立集团调查工作组，并于1月1日连夜赶赴武汉进行调查。 而在之前，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表示，正积极通过多种途径联系艾芬女士，期待当面交流，解答疑问、提供帮助，以实事求是、诚恳平和、理性友好的方式解决问题。若仍无法当面解答困惑，公司将通过其微博及武汉爱尔网站、微博给予回复。 此外，核查报告最后还表示，“对于我们的自查，或许有主观因素，或者更需要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与艾芬女士一道申请医学会和相关部门的检查和鉴定，给艾芬女士一个更加客观和公正的答复。”
据大连发布微信公号消息，按照大连市强化冷链行业疫情防控工作部署，2020年12月15日，相关工作部门在对金普新区大连港(601880,股吧)毅都冷链有限公司“应检尽检”人员定期例行检测中，发现4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大连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工作专班，组成流调、消杀、核酸检测等12个工作组，迅速开展流行病调查、密切接触者转运隔离等工作。就地立即封存冷链货物，涉事产品未流入市场。目前，正在对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全力排查并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编辑 戴玉玺来源：大连发布微信公号原标题：大连港一冷链企业4名工作人员新冠检测呈阳性 防控应急处置工作已全面展开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出席“2020上海货币论坛——疫情冲击下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并做了题为《关于当前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问题的思考》的演讲。 他指出，当前我国财政总体比较困难。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六稳”“六保”等政策措施的持续落地，财政困难会进一步加剧。若要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他认为，一方面要加强财政自身的建设，加快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任务，为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可以从自身角度，以及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的角度予以支持，具体来说：一是帮助财政扩大篮子，增加财政实力；二是帮助财政降低融资成本；三是支持财政进一步提升资金投向的精准性；四是跟财政部门一道，对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效果进行适当的评估。 以下为演讲整理。 一 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评论 在讲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问题之前，先对现代货币理论（MMT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评述。其实今天的论坛我更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乔秘书长把我安排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这个讨论环节了。我是不太赞同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政策主张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假设有问题，MMT认为货币是政府开出来的借据，央行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但恰恰是这个假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货币实际上是包括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内的所有社会经济运行部门开出来的借据，是信用的表示。最初物物交换时代没有货币，但当出现交换的时滞情形下，就需要借据代表未来偿付的信用。政府、私人部门都可以开借据，借据多了，就产生了一家集中处理这些借据的机构，由它来负责登记、托管和清算这些借据，这就是中央银行。这里，央行只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把所有这些借据综合起来，类似于一个借据交换所、清算所，这样可以反映全社会信用的总和，既包含作为政府部门信用的借据，也包含作为私人部门信用的借据。到后来，出于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考虑，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标准化的借据，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使用，这就是货币。 央行统一发行标准化借据的数量标准，就是整个社会各类市场主体所需借据的总和，它代表了全社会信用总和。在不是由央行统一开具借据的情况下，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出票人和持票人之间；而在央行统一发行标准化票据的情况下，债务人由央行集中代表，持有央行集中发放的借据的任何市场主体，对这些数量借据所对应的商品或劳务，都具有偿付请求权或追索权，这就是央行发行法定货币的无限法偿性。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法定货币虽然已经不是贵金属货币或者具有足额的贵金属或硬通货作为储备支撑，但仍然首先是央行的负债，具有无限法偿性。因此现代货币即使是信用货币，它最后也是必然要偿还的，市场主体不愿意持有或者对其不信任时，就要申索其债权，兑换该货币所能偿付的商品或劳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民币国际化，境外市场主体持有任何数量的人民币，中国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其承担无限法偿的义务。为什么？任何境外市场主体持有这些人民币，就意味着他可以到中国境内购买他需要的东西。即使他不想购买东西，也可以将这些人民币兑换成其它货币。其实，这种权利对于国内市场主体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对于开放的成熟经济体，货币的无限法偿性最终由市场主体来选择并体现，当人们不需要或者不信任该货币时，是可以用脚投票的，要么兑现为商品或劳务，要么兑换成其他货币。 可见，货币并非像MMT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政府开具并由私人部门持有的借据，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开具的借据。在由央行统一出具借据、形成法定货币并具无限法偿性的情形下，货币代表全社会信用，名义上是央行的负债，但实际上其请求或追索的是全社会的商品或劳务，代表了全社会的经济交换活动。即使是在仅有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两部门经济中，央行也不属于政府部门，更不是代表政府发行作为借据的货币，而是作为独立第三方，负责政府和私人部门出具的所有这些借据（或货币）的集中交换和清算。无论是把央行发行货币看作政府行为，还是把央行发行的货币视为政府向私人部门出具的借据，都是不妥当的。 二 当前财政总体比较困难 总得来说，现在财政比较困难。刚才余永定老师讲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数据，是很好的说明。财政收不抵支，而且财政的那几本账还不平衡，结构上也很窘迫。2020年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比2019年下降5.3%；公共预算支出247850亿元，比2019年增长3.8%，增速是过去十几年来的最低点。财政赤字37600亿元，比2019年增加10000亿元，其原因是收入减少10112亿元，而不是支出扩大10000亿元。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六稳”“六保”等政策措施的持续落地，财政困难会进一步加剧。因此，财政篮子需要扩大，财政需要支持，否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凯恩斯主义者——首先得解决眼前的问题，要想办法帮助财政扩大篮子、优化结构。 其次，财政政策确实就跟前面晓灵行长所说的那样，目标不太清晰，预算的编制、资金的投放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疫情之后，最需要救助的是家庭部门、中小微企业，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恶化的速度最快，恶化的程度最严重。当然，可以搞新基建，也可以搞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与疫情冲击之下的最需救助的部门相比，可能没那么紧迫。另一方面，在精准度上，能不能把公共资金真正投放到那些嗷嗷待哺、揭不开锅的市场主体口袋里？总体看，成熟市场国家财政政策目标通常非常清晰，有一整套关于财政政策的框架、边界、工具及其实施规则，比较强调财政支出的效果。我国财政缺乏独立性和清晰的目标，其职能更接近政府出纳，财政支出的方向、目标很大程度上由发改委等决定，长期以来倾向于支持基建、政府投资等领域。 第三，与此相关，我认为财政的投入产出效率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说过去财政投入可以换来一些就业、GDP的增长，但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有非常好的数据表明，单位财政投入产生的回报有明显递减。每一笔财政投资，对于推动经济复苏的边际回报怎么样？同样一笔财政支出，用于救助中小微企业和家庭部门、修复其资产负债表，还是在某些领域开展公共投资、建成若干“新基建”项目，会更有利于推动GDP增长、带来更明显的边际产出提升？即使是对于公共投资，也要考虑哪些领域的投资边际产出相对更高、回报更明显。 不仅如此，还要考虑财政支出的负效应，如挤出效应、分配效应、金融周期效应等。过去我国财政支出聚焦于基建投资、政府直接投资企业等，对民间投资、私人部门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在当前经济受疫情冲击情况下，财政资金如果不能精准救助中小微企业和家庭部门，一方面无助于修复中小微企业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不急需救助的部门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甚至一部分资金流向了资本市场，从而形成负向分配效应。财政投向如果不精准，还容易激励杠杆率较高的一些企业更容易从商业银行、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支持，进一步推高杠杆率，加剧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周期效应。过去，通常由发改委确定“铁公基”项目，现在强调投资“新基建”，但在财政资金有限、公共投资回报递减、财政投资负效应日益明显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投资的产出效率进行评估。 第四，财政融资成本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扩大财政预算篮子，除了税收以外，还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融资，其成本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投入产出效率。随着最近一批特别国债的发行，资金价格上升得非常快，幅度也比较大。2020年4月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2.5%左右，但是到了六月份超过了3.1%，而且基本维持在3.1%甚至更高的水平。这对财政进行大规模融资带来了一些挑战，财政负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吗？ 总得来说我觉得要对财政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一方面，加强财政自身的建设，加快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任务，为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可以从自身角度，以及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角度，想一些办法，支持缓解当前财政存在的迫切困难。 三 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晓灵行长刚才谈及的大框架非常清晰，例如，怎么进一步做好预算，关注预算的质量比关注预算赤字更重要；如何进一步明确财政的目标和方向，等等。我想从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角度，提供一些探讨。 首先，还是可以也有必要帮助财政扩大篮子，增加财政实力。因为这个时候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可更注重结构，更具有帮扶救助的意义。支持财政扩大篮子有很多办法，如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等。中央银行能做什么？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中央银行其实也是可以支持财政的。有必要强调一下，如前所述，我一直是不赞同MMT理论的，因此，我说央行支持财政扩大篮子绝不意味着像前一阵子一些观点所讨论的那样，希望央行直接为财政埋单。虽然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实践，比如2007年为了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发行的特别国债，就是中央银行持有的。再比如1998年，央行就开始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之后的例子还有PSL支持棚改，等等。 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由于疫情导致的美国金融市场动荡过程中，美联储设计了非常好的机制，配合财政进行必要的救助。比如怎么成立一个特殊目的载体，财政和央行各出多少比例，在承担损失上谁优先谁劣后等，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更有力地应对危机。央行不是不可以介入，但如果要介入，一定要按市场原则，事先要明确机制，明确责权利边界，明确事后怎么退出。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学习。在机制和产品设计上，财政部和美联储并不是自己拍脑袋，而是请最好的投资银行做设计，确保尊重和反映市场规律，具有可持续性。 另外，我认为条件比较具备时，中央银行可以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对此，刚才余永定老师通过非常技术性的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分析，其实讨论得非常清楚了。人民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并不违反人民银行法，2000-2003年我们就曾积极参与国债二级市场交易。据我所知，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和交易国债。在美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60%左右，占整个国家发行国债总量的将近40%。在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占日本所有国债余额的比例大概50%左右，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80%。德国的情形也差不多。成熟市场的中央银行都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和交易国债，既不违反法律，也是货币政策操作通行的做法。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改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和质量，增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能力。 我国的公开市场操作如何？我觉得与成熟市场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约37万亿，但大多数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任何变动不仅会影响基础货币，也会影响汇率。人民银行账上有一些国债，大致1.5万亿左右，仅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4%多一点，占我国国债余额的9%左右，这两个比例都非常低。而且，这些国债大部分都是历史上形成的。有些是过去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持有的，有些是一些商业银行与央行做MLF过程中持有的，属于银行的抵押品，一般不能用来做公开市场操作，所以几乎没有流动性。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缺乏足够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资产，会导致央行对市场利率、特别是短期利率的调控缺乏充足的市场化手段。当然，总体看，目前国债市场的规模、品种和流动性本身也存在问题，要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也还不太具备充分的条件，需要做很多工作。 其次，要想办法帮助财政降低融资成本。财政在一级市场上发行国债，总是希望发行利率相对低一点。但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势必对市场流动性及利率产生影响。这个时候，如果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具有比较好的流动性，资产端就可以通过一定的公开市场操作把政策利率确定得更加符合期望目标，更加吻合市场走向，从一个侧面帮助财政降低融资成本。历史上，1998年特种国债、2007年特别国债均以定向发行方式为主，由人民银行适时出台措施稳定市场流动性，对债券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机制设计也是可以讨论的。比如，有讨论提出，商业银行购买了特别国债，是否可以用来缴纳存款准备金？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案，我认为可以研究。 再次，支持财政进一步提升资金投向的精准性。财政本身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特别要准确判断哪些领域是当前最需要财政救助的，哪些领域是最需要政府投入的，而且单位投入产生的就业增长或GDP贡献比较高，相应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精准地投放到这些领域去。在这方面，中央银行有一些优势。一方面，中央银行有覆盖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各级国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有覆盖全国和几乎所有市场主体的现代化支付系统，甚至可延伸到每一个人的手机终端。在最需要政府投入的领域，特别是疫情冲击下对于那些最需要政府救助的领域，中央银行可以充分发挥贴近市场、直达乡镇、数据充分、技术先进等优势，与财政部门一道，采取措施，不断提升财政资金投向的精准度，把财政资金投到那些最需要的部门、机构和市场主体手里，特别是很多非常困难的小微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口袋里。 最后，中央银行还可以跟财政部门一道，对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效果进行适当的评估。当前，我国市场化程度日臻成熟，每一分财政资金都要精打细算，花得物有所值。这是要做一些计算的，对此晓灵行长讲的很清楚，她说预算制度安排、预算管理要比预算执行本身更重要。中央银行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能力，尤其是国库实际上是设在央行的，央行有完备的国库业务系统和统计体系。不论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这类突发性外部冲击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周期问题、金融周期问题，如果财政资金支出的投入产出效率高，央行可予以积极支持，帮助降低财政资金成本，甚至可以配套金融资源放大财政投入规模。而在有些领域，如果通过绩效评估发现效果不佳，则应建议控制财政资金支出的边界，或在融资规模和成本上予以体现。不仅要评估财政支出的正向效应，如实现精准救助、解决失业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创新等，而且要评估财政支出在降低负向效应方面的作用，如分配效应、挤出效应、金融周期效应等。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财政做到晓灵行长所说的，不忘初心，为老百姓把钱花好、把钱用好、把经济搞好。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纽交所启动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摘牌程序事宜答记者问：纽交所直接公告启动对三家公司的摘牌程序，是由美国政府针对所谓“中共涉军企业”的行政命令引发的。美方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行政命令，完全无视相关公司实际情况和全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赖于全球企业和投资者对其规则制度包容性和确定性的信任。近期美国一些政治势力不惜损伤美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地位，持续无端打压在美上市外国公司，体现规则制度的随意性、任性、不确定性，这是不明智的行为。我们希望美方尊重市场、尊重法治，多做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有益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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