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题：提速数字化！政府工作报告传递哪些“云上中国”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张辛欣、屈婷、张千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如何推进？如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云上中国”的新动向受到关注。 政府工作报告将发展工业互联网作为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力举措。代表委员认为，当下，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凸显了用数字技术平抑风险、化危为机的重要意义。 “在工业供应链方面，数据的实时性、精确性有待提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认为，迫切需要加快工业互联网普及应用，建立健全短期应急和中长期预测等机制，实现对供应链的灵活精准调节。 “我国数字产业化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产业数字化仍有差距。”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认为，工业互联网为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推进产业数字化提供路径。在推进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同时，也要加大对计算能力的布局和提升。 相关研究表明，预计今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将达到3.1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11%。 工信部提出，将加快工业互联网外网建设和内网改造稳步推进，大力发展新型智能化计算设施，不断提升工业互联网“赋能”水平。 报告中关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表述，同样引发代表委员的热议。 “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塑造新优势的关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认为，报告提出拓展5G应用等举措，是对数字经济基础技术推进的再部署。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加大对新一代信息网络、5G等推进力度，将降低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成本，全面提升各行业的生产效率。 疫情防控期间，国网杭州供电公司通过电力大数据协助政府服务复工复产。不少产业园区、电商平台也通过供应链大数据、物流大数据等灵活调整生产节奏。大数据的“魔力”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打造数字竞争新优势，重在收集、用好各类数据。”徐晓兰建议，在采集端更大力度推进数据共享的同时，加大算法和算力的支撑以及软硬件配套能力，让数据释放更多动力。 发展数字经济，生态圈的打造很重要。刘多建议，从开放数字资源、降低数字资费、加大数字应用等方面设计扶持政策，加快推动企业“上云”，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生态圈。 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建议加快推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重点增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软硬件安全，加强数据中心、云平台等可靠性保障，夯实数字经济的安全基石。
本报记者 李乔宇 “消费券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阻碍”“拿到4张，用了一次，真香”“消费券刺激没刺激到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是刺激到我了，每天都在想怎么把它用出去”……5月22日，《证券日报》记者在搜索公共社交平台时注意到，多位消费者发出感叹。 疫情期间，“消费券”被推上风口。据商务部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8日，疫情以来全国已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190多亿元消费券。 “这次疫情对经济冲击很大，我们在中国搞数字消费券是一次创举。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像中国这样，能够利用数字消费券来拉动经济。”在调研了消费券的支付宝模式之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日前公开表示，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度是全球最高的，部分城市已陆续发放总额高达数亿元的数字消费券，“盛况空前”。 1元支付宝消费券 平均拉动8元消费 胡晓明关于“1元消费券撬动8元消费”的描述正在将消费券的杠杆具象化。 “1元数字消费券平均能够拉动8元消费。”蚂蚁集团CEO胡晓明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据来自支付宝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在消费券与小长假的双重刺激下，有800万小店今年的收入已全面超过去年同期，其中有500多万小店单日收入是去年五一假期的2倍以上。 截至目前，逾100个城市正在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消费券，其中，杭州消费券五一假期核销金额超过60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金额超过10亿元，杠杆撬动比例超过1：15。 “数字消费券在促进消费、释放消费需求，特别是帮扶小店经济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数字消费券相比以前的纸质消费券，可追溯、安全性高，可以定向给不同的商家和人群，消费提振效果可以观测。 “作用非常明显。”谈及数字消费券，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尤其是疫情期间的消费窗口，数字消费券尤其是很多企业通过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张云勇认为，企业与政府一道推动数字消费券的发放，并将其用在刀刃上，能够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窗口以及关键的业务场景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有助于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良性健康发展。 “我们呼吁运营商也深度参与其中，希望运营商也享受到消费券给运营商业务带来的提升。”张云勇如是说。 发放消费券 需四个主体形成合力 在疫情推动下，“消费券”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产物正在被呼吁以数字化的形式走入常态。 “数字消费券不仅可以作为疫情期间救助小店经济的临时应急措施，也可以作为未来帮扶小店经济的一个政策工具。”肖钢坦言，“我们对小店经济、小微企业的帮扶，远远不是现阶段就能解决的，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希望把数字消费券作为一个长期化的政策工具。” 肖钢同时指出，今后消费券的重点应该放在帮扶小店上，这对于稳住就业、解决贫困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肖刚同时提醒称，“建议针对小店，发放小店专项消费券、定向消费券，精准扶持，额度不宜太大。” “我们呼吁，应该把消费券的良好作用延续下来，将短期的应急手段转为长期的政策杠杆，通过政府主导、平台运营、多方参与，让消费券成为下一步复工复产、拉动消费的核心措施。”胡晓明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接下来，消费券的发放要注意发放对象，体现出公平正义。”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强调，“发放种类要体现细分多样。另外，还需要充足的筹措渠道，政府、企业、商家要共同出力。” 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则建议各地方政府量力而行。他认为，“地方出台促消费政策，要考虑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同时让广大群众真正受益，把好事办好。” 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券发放过程中，消费者的身份或许并非是简单的受益者。在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副董事长屠光绍看来，消费券的作用，需要政府、商家、线上平台、消费者等四个主体共同形成合力，才能将效用落到实处。 未来如何让四个主体形成合力，消费券如何发放，如何推动小微企业商家线上线下转型，或将成为数字消费券接下来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屠光绍强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四个主体都要发挥作用。”
本报记者 刘琪 5月18日，央行召开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既检验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科技发展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金融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金融网络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金融业科技治理任重道远。要客观分析新形势和新挑战，积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线下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利用科技应用，在疫情期间开展无接触服务，成效显著。主要表示在几个方面：一是金融科技保障了金融机构业务的平稳开展，机构对于技术在降本增效上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二是金融科技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三是疫情导致了信用风险的普遍上升，机构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防控和贷后工作，相对有效控制了不良率的上升，防范了金融风险；四是在监管上，疫情期间推进了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扩容积累了经验。 而暴露出的不足，于百程则认为主要表现在金融科技在区域和机构间发展的不平衡，金融科技应用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大的金融机构中，区域金融机构在技术、人才和经验上都比较欠缺，数字化能力依然不足。另外，在金融科技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标准上，依然需要进一步明确，以防范金融与和技术的风险。 对于如何补短板、强弱项，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第一，要重点开拓对公领域的金融科技，对标产业或者工业互联网，用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再配合商业模式的创新，尽可能地去带动产业互联网的数字化的转型，从而推动金融科技的进步。第二，要扩大金融科技对金融业务流程影响，让行业自律组织或新型研发机构来粘合金融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针对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联合研发、联合打磨产品。第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包括法律、政策等，一方面要避免监管空白，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一刀切，因此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立法。但是立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鼓励更多的专业机构、行业协会等建立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既能让相关业务有规可循，也能为立法储备一些经验和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还对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其中，特别提出要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 实际上，近几年央行的科技工作会议均对“数字央行”的建设有所部署。早在2017年3月30日，在央行在江苏扬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就提到，“今后一段时期，央行科技工作应以建设数字央行为目标，重点打造一支专业型、复合型、学习型、创新型的央行金融科技队伍；实现架构转型和大数据利用两个突破；完善风险防控、科技治理、技术研发三个体系，构建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央行决策平台、以分布式系统为核心的央行服务平台、以数字货币探索为龙头的央行创新平台。” 央行科技司在2018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架构转型和以大数据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央行建设。央行2019年科技工作会议也提出，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央行”建设。一是大力加强科技资源整合，深入开展大数据应用推广，持续推进架构转型优化，努力打造现代化央行科技体系；二是指导协调金融科技应用。建立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强化金融科技规范应用，加快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研究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三是加强金融标准化管理协调力度，助力提升金融治理水平，强化金融标准供给、狠抓金融标准实施；四是守牢安全底线，持续强化“三道防线”，做好金融行业网络安全统筹指导和人民银行系统风险防控，加快建设金融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和信息共享平台。 车宁认为，数字央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央行工作流程向所谓的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数字央行建设不仅是自身工作及工作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同时也要向外输出，提供更多规范数字金融及金融科技的公共产品，同时也要提供数字化、科技化的监管等。另外，数字央行本质上也是打造一个行业性的公共基础设施，而这种公共基础设施不仅是技术上的建设，还要以此为基础提供一些监管政策性和法律制度性的公共产品。（编辑 刘睿智 上官梦露）
5月18日，人民银行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2019年以来科技工作成果，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并就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筹指导，推动落实金融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屏障等。 5月19日，A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指逼近2900点整数关口，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涨幅超过1%。两市合计成交6415亿元，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其中，数字货币、区块链概念股大面积飘红，超七成股票当日上涨。 数字货币概念股超70%飘红 上个月频掀“涨停潮” 5月19日，A股市场闻风而动，数字货币、区块链概念股表现强势。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截至当日收盘，数字货币指数收于1013.56点，上涨1.67%。31只数字货币概念股中有23只上涨，占比74.19%，其中昆仑万维、中装建设分别以7.25%、5.45%的涨幅居前；区块链指数收于883.26点，涨幅为1.14%。205只区块链概念股中上涨的近160只，占比78.05%，恒生电子、通策医疗当日涨幅均超过4%。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央行数字货币脚步临近，数字货币概念股极受投资者追捧。受央行利好消息影响，短短一个多月里已掀起数轮涨停潮。 4月7日，数字货币概念股全线飘红，板块整体涨幅更是高达7.21%。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当日收盘时，数字货币指数为945.33点，涨幅达7.21%。具体来看，32只数字货币概念股中，奥马电器、美盛文化、海联金汇等16只涨停，其余个股也全线飘红。业内普遍认为，此次涨停潮与此前一个工作日央行数字货币利好消息密切相关。4月3日，央行2020年全国货币金银和安全保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要加强顶层设计，坚定不移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等。 4月16日，数字货币概念板块再度掀起半数个股涨停潮。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收盘，数字货币指数大涨6.97%至1012.19点。32只个股集体飘红，金冠股份、汇金股份、众应互联、广电运通等15只个股涨停，彼时，数字货币概念的爆发主要源于当时央行数字货币的利好消息。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将带来多重利好，保持技术领先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金融科技的应用技术和监管技术升级进步。 新时代证券在研报中指出，数字货币有助于打击诈骗、腐败、反洗钱、偷税漏税、恐怖组织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可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弥补金融监管制度的空白，使得宏观慎重监管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数字货币将会提高监管的透明度。“数字货币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好，包括大银行带动数字货币和钱包的推广，客户黏性被提高；其次数字货币减少了纸质货币在流动过程中的成本，提高了银行的运营效率；同时负利率的数字货币推动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提升；拓展商业银行业务，促进银行业发展；最后商业银行可借助数字银行进行信息化系统改造。” 中泰证券认为，保持在数字货币技术上的领先是央行目前的主要目标，大规模应用还比较远。央行会积极开展数字货币的技术研发及测试，在技术能力和推进进度上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国盛证券表示，随着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的推进，势必需要新的风险管理机制，金融科技将央行数字货币的功能使用和监管两个层面共同发挥作用。 央行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 一年来多次点名“金融科技” 人民银行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既检验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科技发展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金融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金融网络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金融业科技治理任重道远。要客观分析新形势和新挑战，积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新冠肺炎暴发以来，疫情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或许将会深刻的改变公众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也有望加快银行业务结构和服务模式变迁。从近年来看，我国的银行业坚持以金融科技为引领，将产品和服务从电子化到线上化甚至是向智能化演进。” 会议要求，要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筹指导，推动落实金融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屏障；推动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LEI应用，优化标准供给，提升金融标准治理水平；突出党建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科技干部队伍。 事实上，一年来央行多次强调发展金融科技，尤其在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出台后，金融科技被提及的更为频繁，金融科技顶层设计脉络也愈加清晰。2019年8月，央行正式披露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随着这个领域有了顶层设计的第一份科学、全面的三年发展规划，相关政策也紧密出台，开启了金融科技行驶的列车。 2019年10月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央行发布了《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第一批）》和《金融科技产品认证规则》，公布了11款首批被纳入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和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的基本认证模式，对于金融产品的定义给出了答案。紧接着12月5日，央行宣布推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北京率先开展，中国版“监管沙箱”正式启动。 在去年12月30日，央行召开了金融科技委员会，会议上央行强调了2020年要坚持发展与监管“两手抓”，持续推动金融科技行稳致远。同时会议研究部署了2020年六项金融科技重点工作。包括“跟踪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发挥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助力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020年进入了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的第二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年。5月13日，央行的金融科技委员会2020年第1次会议上重点提到关于金融科技标准、金融科技发展指标体系及动态监管等重要工作。会议提到，要充分发挥央行系统内外部力量深入开展金融科技研究，加强研究成果与监管、应用、标准等工作的衔接，为金融科技监管提供理论基础，为政策制度出台提供科学依据，为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随着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持续有力的政策引导，越来越多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向金融科技“要业绩”，成为其提质增效的一大助力，不过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则是人才尤其是高端复合型人才缺乏。 当前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金融行业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国内市场上，高端人才将成为银行发展的关键。但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时间相对比较短，供给紧张是高端人才市场面临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在金融科技人才总体存在缺口的情况下，尤其缺乏具备创新精神的金融科技领军人才，“一将难求”局面时常出现。 王军进一步说道，相对国内，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科技发展时间比较长，人才市场相对也更成熟，所以从海外引进金融科技人才或许会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渠道，取得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对通晓管理能力、业务模式、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技术与业务人才的融合发展，传统银行组织限制被打破，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高效人才交流机制的建立就变得很有必要了。（编辑 上官梦露）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洪章（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数字货币，在现在金融服务日益深入人们生活的时候，是一个绕不过去，而且马上就要面对的货币现象，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定义，或以什么方式流通，它都会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交换中发挥作用。我们要讨论的是，它的形式、内容、使用范围和如何去使用，以及如何与主权货币衔接或独立于主权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显示它比目前所有的传统货币、各类已发生的虚拟货币更科学，更有效率，更低成本。杨东教授编撰的《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做了一个重要的诠释。 进入21世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金融打开了智慧之门，科技助力金融效率提升、成本降低、服务模式改变的同时，由于金融特性叠加网络效应，金融领域的科技创新风险相较其他行业来说，传播范围更远、危害程度更大、受害群体更广泛，经历过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人们，已开始意识到金融科技的“双刃剑”，是不是所有从事金融的人都认识到了，未必。 数字货币，至少在舆论层面，堪称最炙手可热的金融创新概念。数字货币拥趸推崇的分布式去中介化、可信交易、加密价值储存，似乎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当下货币金融面临的难题。随着数字货币的内涵和应用不断丰富，社会的看法和要求也呈多样化，监管部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应该以更加理性、客观、全面的视角去观察这一创新货币业态。 以美国脸书公司宣布开发Libra币为例，相比国内的热炒，西方经济学界和金融领域并未出现轰动，Libra币仅得到来自货币管理和法律部门的较密切关注。但是，并不意味着Libra就此罢了，现实需要和新概念是勇于创新的人永远追求。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数字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共有属性并不“神奇”，具有这类属性的商品数不胜数。但Libra币要充当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角色，必须解决自身定位的“两难”选择：一是与主权货币挂钩，可以在一定场景下支付、计价、流通，同时不会对现有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也不会酿成重大金融风险。但违悖了 Libra 币将自己定义为“稳定的、无界别的数字货币”的初衷；二是不与主权货币挂钩，可以替代央行直接发行主权货币。但这种操作不仅隐含极大风险，现阶段也不具备实现可能性——在线下经济社会进行商品交换时，目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仍是主权货币（黄金为最后支付手段）。 相对于数字货币，支付系统建设更重要。Libra建立的是支付系统，用于取代美元现有支付系统。数字货币的开发与推广，着眼于数字形态下主权货币的全球支付系统建设可能更重要。我国目前正在测试的法定数字货币，正是试图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和可调控的货币支付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就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是否应该付息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讨论，如果付息，则央行等于创作了一种新的货币资产，其间涉及的宏观经济影响需要审慎对待。如果不付息，按照央行现阶段数字货币的实现路径，仅替代M0，则建议从主权货币的数字化直接入手，转换成数字主权货币，逐步去替换传统主权货币，而不是去设计一种新的货币资产，此事说岀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货币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无论数字货币怎样设计，它被最终认可的程度，取决于创作数字货币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信用能力和水平。在疫情影响之下，我国举全国之力，采取科学果断地应对措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成为当前全球抗疫斗争最早的胜利者。我国作为最先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有能力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有计划地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而数字货币的概念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一书，凝聚了两位作者在活跃但喧嚣的金融创新中的冷静思考，恰当地运用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的合理因素阐述金融创新的突破性。内容带有鲜明的法律和监管色彩，须知金融创新的生命线即在于合规，在厘清数字货币法律性质，确定数字货币金融服务法律行为的基础上，使i数字货币契合于监管框架，这无疑对于数字货币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本书的视角没有陷于书牍与空泛，而是以数字货币发展历史和重大事件为线索，在还原事物本原的过程中加入了诸多先见性思考，例如在讨论Libra时，不仅论述了全球稳定币及其支付网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Facebook对于数据争夺的野心，呼吁我国应有所应对。书中强调未来国家之间的数据争夺将会愈演愈烈，Facebook试图构建的国际支付体系便是一个和平的争夺数据的战略。 笔者提出应对Libra等数字货币挑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创新制度，来巩固中国已经取得的在数字支付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本来依靠移动支付的便利，换道超车赢得了领先，但是现在Libra也存在再次换道超车的可能性。不能以阻止技术发展的方式规避可能的风险，让美国的企业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数字货币体系，能够威胁甚至超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这两个已经取得全球移动支付领先地位的中国机构。应当鼓励创新，尤其是鼓励支付机构、跨境支付机构大胆创新，为此，应该加大对这一方面的政策扶持，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本书尤其适合在实践工作中需要对数字货币有所了解乃至需要在具体应对中寻求启发的领导干部阅读。同时，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是连贯的，作者也会能够就不断出现的新情势，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不断完善，使本书保持旺盛而持续的现实回应力。期待杨东老师及本书其他作者不断的有新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学习、交流。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人大重阳 本文作者：范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随着近期数字人民币将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等地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的新闻曝光，可以预期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正式应用正在一步步临近。虽然各国数字货币目前尚未正式进入流通，但就人们所关注的几种主要的数字货币出行而言，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和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如2019年脸书公司（Facebook）提出的天秤币（Libra）。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如人民银行正在测试的数字货币。 理论上，货币具有5个方面的主要职能，分别是价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职能主要表现在货币可以用于计价和商品交易。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表示货币可以用于清偿债务和贮藏财富。世界货币则表示的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货币这几个方面的职能大致上呈现递进关系，其中较为复杂的职能以其基本功能为基础。 目前人民银行正在测试的数字货币，英文全称是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由此可见，当前人民银行对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位集中在完成交易媒介职能这个层次。简单来讲，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目前的主要定位是以数字化的人民币取代流通中的现金。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与天秤币的区别 虽然都被称为数字货币，但我国央行正在测试的数字货币和脸书公司正在开发的天秤币（Libra）除了在技术上都没有完全依赖区块链和去中心化技术之外，在稳定机制、用途、使用范围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首先从稳定机制上来看，Libra的发行是以发行公司的资产和销售天秤币的收入作为价值基础的。如果脸书的公司价值或者销售天秤币所获收入的再投资收益出现加大波动，甚至再投资资产计价货币之间的汇率出现较大波动，都可能会影响到天秤币价值的稳定。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完全建立我国央行和政府信用基础之上的，以国家法定强制力保证其流动，不涉及和外币的交换，因此更有价值稳定的基础。 第二，从基本用途来看，根据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天秤币预期将基本覆盖货币的全部职能。不仅可以用于交易媒介，脸书公司更是野心勃勃的将其发展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从这一点上，天秤币有点类似“货币+共同基金”的概念。脸书公司甚至开始研究天秤币与其他主权货币之间的汇率问题。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目前定位主要用于发挥交易中介职能。由于为避免和商业银行的不对称竞争，央行暂不对数字货币支付利息，因此目前尚不具备作为投资资产的价值。 第三，从使用范围来看，天秤币将业务中心地注册在瑞士，再加上其价值基础是各种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因此天然具有国际货币的属性。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目前只是在国内替代人民币现金使用。同时其发行也主要依赖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不会对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直接冲击。 第四，从监管角度看，天秤币是基于私人部门商业行为发行的数字货币，出于保障投资者利益的目的，需要各国政府联合对其进行监管。我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虽然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发行，但却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行为，监管风险低得多。 央行数字货币进入正式流通之后的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进入正式流通之后，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将进一步取代现金的使用。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技术和移动支付技术的快速发展，非现金交易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极大方便交易的同时，也降低了现金的使用成本。事实上，现金的使用和维护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包括现金发行、运输乃至防伪的巨额支出。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将有利于进一步减低现金的使用。与此同时，随着大额现金交易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将有利于央行和监管机构加强对洗钱、地下经济等非法活动的监管。 第二，与现有的非现金支付工具相比，央行数字货币将进一步促进交易便利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与目前主流的支付宝和微信等商业化支付工具不同，央行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提供的数字化支付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成本由国家通过财政负担，降低了个人和中小企业使用数字支付工具的成本。除此之外，央行数字货币对电信基础设计的要求更低。据报道，央行数字货币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仍然可以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安全性相对支付宝和微信等商业支付工具更高，也更加有利于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地区的地区普及使用。这对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进一步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央行数字货币推出将促进我国数字支付产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一些基本的，对增值服务需求较低的支付交易会从现有的支付平台转移到央行数字货币。这将对现有支付企业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促使电子支付企业开发更具有细分性和针对性的新型数字支付产品和服务。 第四，在初步试验成功之后，央行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领域也大有扩展空间。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作为交易的副产品产生，并且能用于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在私人企业垄断交易数据的情况下，不仅难以全面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和个人利益还可能遭遇侵害。央行数字货币交易所产生的大数据由公共部门控制，在保障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向全部企业开放，促进数字经济大发展和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最后，央行数字货币在公共支出方面具有广阔的使用空间。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央行数字货币的流动具有较高的可追踪性。这种特性可用于对政府公共支出进行追踪，保证实现专款专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近年来，新闻媒体屡屡曝光财政资金被挪用的案例。例如有报道称中央银行为应对疫情所发放的贴息贷款进入楼市，推高了部分地区的房价。如果类似的政府公共支出可以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将对保证财政资金的正常用途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 本文原发于网易研究局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彭文生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01 数字经济的微观效应 在讲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之前，数字经济的一些微观效应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简单来讲，数字经济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经济互动的模式。那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和影响经济结构（包括就业、收入等方面）？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活动有何不同？其实有很多的技术进步都会影响经济活动，为何单独强调数字经济呢？这些其实都与数字经济特殊的微观层面特征有关。 非竞争性 数字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即数字服务、数字资产或数字商品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征。传统经济不一样，比如有一个苹果，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但数字经济不同，比如ZOOM软件开发出来后，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也不增加其他人使用的边际成本。有人说数字是当代的石油，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话既有道理也没道理。数字、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投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经济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数字类比石油是对的。但数字和石油还是有着根本性差异，石油开发出来了，我用了一桶，世界上就少了一桶，别人就用不了了。而数字不一样，它是可以重复地几乎零成本地使用。所以非竞争性使得数字经济实现了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 从供给端看，数字经济能实现零边际成本。经济学教科书讲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反而下降，效率越高。数字经济尤其特殊。当然传统经济活动也有规模经济，比如一家汽车制造厂，从年生产10万辆车到年生产100万辆车，分摊到每辆车的固定成本可能会下降。但传统经济的规模效应是有限的，一个机器的使用率也是有限的。要多生产汽车，就必须要增加更多的厂房，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而数字经济不一样，比如微信能同时服务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它的规模效应非常大。这就体现为所谓的零边际成本。传统经济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产量和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不太可能降到零，规模效应也就因此受限。 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有网络效应（可以服务双边市），使用的人越多，对大家越有利，效率就越高。还是用微信举例，我们使用微信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同事、亲人都在用，联系起来方便。如果开发一个软件很少人用，即使免费你也不会用，为什么？因为它对你没有价值。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范围经济 还是举微信的例子，微信的用途越来越多，从一种服务扩展到另外一种服务，带来了不同的业务线、产品和服务。这种相互协同可以提高效率。 机器替代人还是赋能人？ 关于数字经济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讲，数字经济是否会带来机器替代人？我们是否要担心大规模失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否意味着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面临下行压力？比如美国这次总统大选，有个华裔的民主党候选人叫杨安泽，是搞IT出身的。他认为，特朗普上台的原因在于其抓住了美国贫富差距加大这一主要矛盾，但特朗普发现了症状却诊断错了病因。特朗普责怪外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杨安泽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机器替代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让很多人担心，现在看起来很习以为常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被技术替代。这些问题对我们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历史上，经济学家其实一直有这样的担心，从两百年前的李嘉图到一百年前的凯恩斯，都担心机器替代人。经济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即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失业。所以这种担心是贯穿于历史的，很有争议。 在当下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次疫情中的无接触经济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机器赋能人。机器既可以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机器增加我们的能力，提高我们生产的效率。 02 无接触经济启示一： 机器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 机器对人的赋能，体现在很多领域。比如餐饮外卖行业，如果没有数字技术、智能手机、GPS定位等技术支持，那外卖员的配送效率就会非常低；再比如这次疫情下的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等无接触经济，它并不是替代老师，不是替代我们这些还在办公的人，医生也没有被替代，这其实是一种赋能。数字技术使得我们在疫情冲击、社交隔离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它和人是互补的。当然机器也可以替代人，比如无人物流、无人配送、正在发展的无人驾驶等。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短期来看机器赋能人，长远来看取代人？这种想法似乎有道理，但也没那么简单。其实无论是在近期还是在远期，机器既可以赋能人，也可以替代人。 数字经济：中美之别 来看一下中美数字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中美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我把它总结为中国是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美国是资本友好型数字经济，也就是说，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替代人，资本深化替代就业。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和劳动力互补，对劳动是友好的。美国的劳动力替代型数字经济体现为，常规性、简单重复的工作比如一些制造业流水线能被机器代替，同时甚至有一些不是很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也能够被机器替代。中国的劳动互补型数字经济则体现在一些非常规的服务上，比如说外卖、快递、送货员、专车司机、视频主播等等。 为什么有差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供给端来讲，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很多。即使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力成本、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道理很简单，同一个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是可贸易的，在套利行为驱动下，机器人在全球的价格会趋同，但劳动力的可贸易性要低得多。因此在美国，更多地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具有合理性，而在中国，这种成本收益比反而不具有经济性。所以在中国，机器与劳动力更多是互补关系。 从需求端来讲，中美两国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人口数量和密度。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些利用数字技术做劳动力的服务很容易就达到合适的成本收益比。以外卖为例，在美国可能要开车半小时以上才能送达一单，成本收益比并不划算，但在中国，一个外卖员或者快递小哥服务一栋楼，可能就足以覆盖他的成本，甚至还能挣他的工资。所以人口密度高、大城市多，也是中国数字技术和劳动力互补的原因，机器可以跟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中国：数字经济偏向劳动 中国的数字经济偏向劳动。中国的人口密度高，实际上就是中国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大。同样一个劳动力，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服务更多人，提高效率，这就是平台经济模式。一份关于2015年全球独角兽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1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独角兽有176家，而中国占到了64家，数量排名第一。数字技术跟劳动力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这其中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很多人认为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技能，才能够不被淘汰。这种观点肯定有道理。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不完全是这样。 其实我们说机器赋能，实际上是机器降低了对人的技能的要求，不需要特别高的技能，人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外卖员、快递员，或者做一个网红销售。 过去对出租车司机要求的技能其实是蛮高的，因为没有GPS定位，没有通讯效率高的智能手机，要成为一个好的出租车司机，必须熟悉城市里的街道，才能快速地把旅客送到目的地，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把一座城市彻底摸清楚。但现在不一样了，数字技术的赋能降低了对出租车司机技能的要求。 所以我们发现，反而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有了新的就业机会，不容易被替代。有些所谓的有一定技能的工作，却被替代了。因此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这其实不是新现象。工业革命之前织布纺纱、做木匠，都是需要技能的，需要跟着师傅学习好多年。后来技术进步后，反而对技能的要求降低了。所以纺纱织布在工业革命前是一个高技能的工作，工业革命后没有受过太多培训的劳工阶层，都可以在大规模生产的厂房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体现，其实是为技能较低的人群提供了就业机会。当然这不代表低技能的人有工作之后收入就高。在工业革命早期，因为一些社会保障、公共政策跟不上，贫富差距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有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西方国家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这样使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对社会公平的冲击就会小一些。同样地，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这个问题，比如零工经济——劳动者不是和某个单位签订正规的长期合同，而是以计件等方式获得收入，这可能会为一些人提供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但它也带来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在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中美数字经济差异之宏观含义 中美之间数字经济的差异，在宏观上的一个含义是什么？美国的数字经济多是替代劳动力，所以对劳动力不利、对资本有利。中国的数字经济多与劳动力互补，所以对劳动力可能反而是有利的，对资本不利。我们可以从宏观数据来验证这一判断。 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美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但资本回报率是上升的，当然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因素导致其间有些波动（图2-3）。所以过去20年美国股市大牛市其实是有基本面因素支撑，也就是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在上升。 在过去20年的前半段，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也是下降的，但在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却转而上升。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效率的提升以及中国劳动与技术的互补性等。与劳动报酬上升相对应的，是中国过去十几年资本的回报率下降，所以从长远的趋势来讲，过去20年尤其是2007年以来中国的股市为何没有美国股市表现的那么好，和资本回报率的趋势性下降是有关系的。 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含义，它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和就业。总体来讲，机器替代人带来的失业问题，其实没有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严重。机器在某些方面赋能人，就算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技能较低的人来说，机器也不一定都是坏事。这还要看具体的技术模式、技术形式的发展。 03 无接触经济启示二： 服务业可贸易 服务业可贸易 在经济学里我们谈到国际贸易，通常会把商品和服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贸易品，另一类是不可贸易品。一般来说商品是可贸易的，所以制造业是可贸易的，比如中国制造的冰箱、空调、手机出口到美国，美国制造的飞机可以出口到中国。 但服务业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因为服务业的活动往往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而人是不能自由跨境流动的。 这次疫情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什么？就是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了人员流动，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措施达到的效果类似于国家之间移民的限制，这时我们通过无接触经济、数字经济的应用，使得过去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完成的工作或消费，在无接触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所以数字经济克服了人员不能流动的障碍，意味着服务业可贸易，使得未来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我们过去的传统认知。 这几年英文的文献里有一个时髦的词，叫Telemigration，我把它翻译成“远程移民”。这个词的意思是，虽然没有移民，但达到的效果实际上类似于移民。比方说，你人在中国，线上被美国的一家公司聘用。远程移民以及所谓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的。我们用ZOOM共享 PPT的时候，就达到了类似现场的效果，大家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就能看到我共享的PPT。 现在的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共享PPT，还能够使得不同的人同时控制一个PPT。比如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远程办公并在线上共享PPT，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可以同时在PPT上改动。这样就类似于在一个办公室现场工作的情景了。线上的通讯与面对面的交流差别之一是延时问题，信号延时会使得线上交流可能没有在办公室交流效率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5G的应用，延时也会降低，线上交流越来越接近现实，这就使得我们的很多服务性工作，不需要从北京飞到上海，或者从北京飞到合肥，也能够完成。所以不可贸易性，它不仅体现于国与国之间的跨境，也体现于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因为空间距离所带来的障碍，而数字技术能够克服这一点。在过去，服务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是不能交易、不能互通的，但现在也可以互通了。 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 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从我们经济学的历史来看，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是看不起服务业的。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他讽刺嘲笑乐手、牧师，认为他们不能生产粮食、面包，也不能织布、纺纱，因此是无法创造价值的。再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说生产活动涉及到服务业、生产需要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虽然他承认生产需要服务业，但即便到了后来，大家仍然把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讲的就是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书中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后来被广为引用，就是虽然过去几百年技术在不断进步，但音乐会的四重奏还是要4个人，并不是2个人或3个人，由此鲍莫尔认为服务业的效率低。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与其非贸易品的属性有很大关系。那制造业为什么效率高？因为贸易品的生产效率提升快，效率提升快又是因为竞争充分。在中国生产的华为手机要卖到全世界，那产品的竞争对手就会增加，想要取胜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才能赢得更大规模的市场。与此同时，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率高，那么它就会领先，也就能享受规模经济。 因此对于可贸易品的行业来说，贸易会带来技术外溢，带来新的思维、理念和技术，其成熟业态可能会趋于头部集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市场规模小、竞争有限，效率提升比较慢，也没有规模经济，技术外溢也有限。比如在北京的服务业，就只能服务北京当地，甚至只能服务北京某一个小区。所以，如果服务业从不可贸易转变为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增强，那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数字经济：服务业是劳动生产率的新增长点 过去我们说农业、工业发展提高了效率，服务业效率很难提高，所以服务业很难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如果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将会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 公共政策在这其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推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措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这次疫情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可能是会促使各国政府加大宽带、5G等数字基建以提升效率。同时公共政策还应促进竞争、降低垄断。这可能会极大影响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比如 Facebook、谷歌，中国的腾讯、阿里等等。这些企业现在已经占据垄断地位，未来他们会是创新者还是成为创新的阻碍，就要看公共政策如何引导。 经济发展模式之辩 在过去，中国等东亚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制造业和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带来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高，就能够吸收非技能劳动力并推进城镇化，同时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外溢和技术转移。 在未来发展上，前面我提到数字经济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数字经济也可能会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如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环节能够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企业不需要搬迁到中国或者越南，在本土就可以用机器来生产，因为通过节省运输成本，制造业生产离消费者越近效率就越高。所以数字经济发展可能的一个颠覆性影响，是制造业可贸易性的下降。 关于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想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但短期看不会因增加关税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就能轻易实现。然而如果我们看远一点，二三十年以后，如果整个制造业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制造业回流了。所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颠覆性影响，在于颠覆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认知，制造业变得不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下降，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上升，进而对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重大挑战。 现在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有两派观点，一派是比较悲观的，认为机器替代人或成为趋势，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制造业将会回流。这也就意味着非洲、中东等落后国家或地区，想继续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实现了。这些落后国家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低收入陷阱的问题。当然也有比较乐观的一派，认为虽然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可贸易性下降，但是服务业可贸易性上升，那些落后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仍然有优势。印度就是靠低劳动力成本提供服务出口的，未来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可以学习印度经验，靠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其实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也一样，如中国内部的上海和贵州，东部和西部。我们过去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把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但如果未来机器替代人了，制造业就可以放在东部。那西部靠什么来发展呢？答案是服务业。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大的宏观议题。 04 生产率与收入分配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我们继续讨论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的含义。关于国外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从图6可以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过去10年甚至20年来都在下降，这和我们直观的感觉是不一致的。现在大家都在讲数字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通信的改进，人工智能、机器替代人，那效率肯定是提高的。为什么美国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放慢的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Solow在1987年讲过一句话，“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statistics．．．”那为何微观感受和宏观数据会有偏差？一般有三种解释。 低生产率的三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GDP的统计误差，在数字经济时代，GDP作为反映我们生活水平、价值创造、速度提升的指标，它的误差越来越大。因为GDP统计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些市场交易行为没有价格，或者说价格是0即零边际成本。我们用微信或ZOOM，基本都是零成本。这些活动因为没有市场交易，没有货币化，就很难被统计到GDP中。尤其是一些无形资产创造的价值，例如知识产权、创新、品牌和新的商业模式，也很难被衡量。在传统经济中GDP比较容易统计，如厂房、机器设备、交易、制造业等显然都是以货币来衡量的。 第二种解释是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通用技术影响经济、渗透经济需要时间。过去人类发明电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渗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在数字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可能还没体现出来，未来才能观察到。 还有第三种解释，认为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这个听起来有点悖论，不同于我们的直观感受。这就是前面提到的Baumol Disease。Baumol 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由于不是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能提升，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说汽车制造行业，机器替代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会出现剩余的劳动力呢？如果这个部门生产的产品需求是无限的，那这个部门的效率再提高，也没有剩余劳动力。但一般来讲，人们对某种商品或产品的需求总是有限的。需求有限就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部门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流向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因为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这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在整个经济里的重要性反而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工作，这样我们在计算宏观的劳动生产率时，发现它反而是降低的，这就是Baumol Disease。 Baumol Disease： 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 技术进步使得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但其实是有合理性的。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由此就导致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过去人们在用机器织布前雇佣了很多人，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织布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其他部门。农业生产也一样，过去中国农村需要大量劳动力在田里耕作才能解决全国温饱问题，后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了制造业。但制造业也一样，冰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人们对冰箱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剩余劳动力就继续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所以我们说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与收入分配是有关系的。 我们前面讲对就业的担心，其实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到底未来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地受益？数字经济提升的效率，到底哪些人能够享受，哪些人不容易享受？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就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可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比如说，冰箱、汽车生产的效率提升很快，但不代表冰箱或者汽车制造业的工资就能上升，反而是那些效率低的部门的工资上升。因为它效率低，供不应求，我们效率提升，业务收入增加，人们就增加对所有商品的需求，那些效率低的商品价格上升会更快，进而效率低的行业工资会上升。 哪些行业/人更受益于数字经济？ 哪些行业或人群更多受益于数字经济？这并不是说技术进步行业就不会享受数字经济的福利，它享受数字经济的前提是供给有限，即垄断。比如说专利权或者关键的技术人员，人的角色不能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这类垄断要么是技术垄断，要么是自然垄断，本质上受益于效率提升。 有一些行业产品需求无限或者近似无限，譬如攀比消费、时尚品牌。作为品牌的著名设计师，每人每年能设计的时尚服装有限，效率不可能高，攀比消费使得产品价格上升，时尚品牌就此受益。 至于零和经济活动，它不创造经济价值、不增加供给，主要在于分配。比如说警察和罪犯就是零和经济，在此并不是诋毁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但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讲，警察和罪犯的行为是相互抵消的。至于网络诈骗、比特币交易，关于这方面我的观点可能存在争议，我认为比特币交易和一些衍生的金融交易，包括一些期货交易，其实都是零和经济活动。因为一个人受益了，另外一个人就受损，整体上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还有利益集团游说，离婚律师，数字技术、大数据的应用，虽然可以帮助离婚律师打赢官司，挖掘对方隐瞒的财产，但并不创造价值，离婚的双方一方受损一方受益，还是属于零和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它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新的供给，所以它的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不断把资源投到这些领域。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房地产？ 数字经济时代，房地产既面临有利也面临不利的因素。 有利因素是指土地不可贸易、不可再生，生产效率很低。其他部门生产效率提升，用创造的收入去购买效率较低、供给跟不上的土地，这会对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房价有推升作用。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远程提供服务成为可能，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销售等工作生活方式，使得人们不需要住在市中心，从这个角度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市场是不利的。 数字经济对房地产的影响，取决于有利和不利因素哪个驱动力更强。同时，它也面临着公共政策的问题，假设有利因素更强，土地供给有限、生产效率低，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都投入土地中，继而导致上海、北京的房价不断上升，这能否被社会接受？能否被公共政策接受？此时公共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也是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这次疫情下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无接触经济，它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促使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行为改变，也会激发私人部门增加对数字经济投资的热情。公共部门、数字基建等也会因这次疫情而增加未来的投入。当然它也会带来问题，尤其是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 这次为了控制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个人隐私实际上是严重侵犯的。现在大数据能把每个人的行踪都记录下来，为了控制疫情无可厚非，但疫情过后能否退回原点，如果不退回，会对大家的生活、工作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可能就是社会学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技术进步创造的收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进步部门从业人员所享受，它更多的是一种垄断租金收入。以明星为例，明星收入高一些是可以接受，但是网红效应带来的收入效应，真的合理吗？而谈及专利权，专利的保护应该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次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专利会收费吗？我相信不会。救援疫苗的专利不应和传统的专利一样，但如果是其他的药品或者其他的技术进步呢？假设中国或美国的公司这次研发出疫苗，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专利的收益。那为什么其他的专利要有收益？当然专利对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有利的，但任何事情都存在程度是否合理的问题。 还有刚才提及的房地产，随着技术进步如果收益都投入房地产，社会能否接受？是否会拉大贫富差距？整个经济学可能都会面临挑战。过去上百年，经济学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称其为政治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涉及到政治、社会、人文，实际上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包括技术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财产税是否应征收这些问题。 05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货币 无接触经济呼唤数字货币 这次疫情加速了数字货币的发展。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现金交易都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替代了，而这次疫情就显示了其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减少因接触带来的可能感染。这次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财政支持，一开始也有人提议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行货币。所以数字货币也是此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所带来的新现象。 货币金字塔架构的演变 传统的货币金字塔，最高层是央行或财政部发行的货币，安全性最高；第二层是银行信用货币，企业和居民在商业银行存取款，或者在银行账户之间用信用卡、支票和借记卡转账；第三层，即便不是银行存款，某些非银行信用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起到流动性资产的作用，相对较安全，比如以未来现金流为抵押品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货币架构会发生变化，在中间层次商业银行外出现了数字平台，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Facebook酝酿推出的Libra等，这类数字货币依托社交平台或电商平台发展支付模式，在零售层面并不通过银行。 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现在，在商业银行、数字平台之外，央行可能也会发行数字货币。近期有媒体报道，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推出数字人民币体系（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s， DC/EP）。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主要是电子支付，类似于支付宝、微信支付，作用是替代现金M0。至于是不是匿名？可能是一定程度的匿名，但不可能完全匿名，因为央行肯定了解数字货币所支持的支付行为。 由于现金没有利息而数字货币起着替代现金的作用，所以数字货币也是零利息。未来可能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都有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和实物钱包一样，里面不可能也没必要放很多现金，因为现金和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都是零利息，是有机会成本的。 但实际上数字货币起到的替代现金作用并不会特别大，反而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可能有挤压。因为除了偏远地区可能有些老年人还是用现金，现在国内现金基本已被替代，大部分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已不使用现金。当然一些人在参与某些活动时，因为不愿意被他人知晓可能还是使用现金的。 央行数字货币为什么会挤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呢？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没有察觉，但商户实际上要给支付宝或者微信以一定的比例付费。而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收费，那么未来有可能商户会提出消费者用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就可以打折，或者商户更愿意收取央行数字货币。 对此我认为未必是坏事，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什么要对商户收费呢？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不是会促使支付宝、微信支付减少甚至取消对商户的收费呢？如果能免除收费对消费者还是有利的。 当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不应被完全取代，或者说央行的数字货币不应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产生过大挤压。因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支付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微观层面而言，蚂蚁金服、腾讯的金融服务都与大数据有关。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不存在了，这些数据全部汇入央行手中，央行作为公共部门、政策部门，又能利用这些数据创造什么价值呢？当然这涉及到另一问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创造这些数据后，该怎么来保护隐私和促进公平竞争？会不会因为这些海量数据形成自己的垄断市场？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 数字货币发展的大趋势，会挑战很多公共政策问题，包括隐私、垄断、公平竞争等，这些需要市场和政府部门协同，来创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介绍：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原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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