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吉利日前推出2021款吉利新缤瑞上市，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售价区间为9.18万-10.9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4T发动机，最大功率141马力，匹配CVT无级变速箱。吉利品牌销售公司总经理宋军表示，吉利不会缩减轿车投入，缤瑞新车型将承担吉利在轿车市场“扩圈”任务。 “因为牛年春节时间较晚，所以春节前有一个半月都将是旺季”，宋军谈到，从12月份的市场表现来看，基本上每周环比销量都在提升。在宋军看来，2021年上半年的中国车市肯定会比2020年强。 对于2021年吉利品牌最大的变化，宋军介绍，吉利现有车型将逐渐升级、换代。在宋军看来，从2.0时代到3.0时代，吉利已经完成了10万元的价格破题，进入4.0时代，希望在市场价格上进一步提升。 另外，对于保持并增强渠道的优势，宋军指出，吉利渠道的扩张是和销量规模、产品数量、相关盈利能力有关，它不是单一的，并且同时要考虑对客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在2021年以后，吉利在硬件建设上，基本覆盖城市多个商圈。“吉利不变的品牌方向是希望做中国最大多数消费者心目当中零距离、最靠近他内心的品牌。” 同时，吉利品牌还将加强渠道梳理。目前吉利品牌旗下有16款车型，已有的G网和L网已经无法很好适应现有车型需求，所以2020年吉利的4.0时代产品开始进入V网销售。在具体车型上，吉利旗下SUV和轿车的市场贡献占比在三年前基本是50:50，但是目前SUV车型已经为吉利贡献了超过60%的市场，轿车的贡献度在下滑。 宋军指出，这也是目前自主品牌面临的普遍问题。2020年11月中国轿车市场销量迎来突破，总销量再度攀升至100万辆至上，但自主品牌只占据20%左右的份额。在轿车销量前十排行榜上，此前吉利帝豪榜上有名，而眼下随着特斯拉model 3以及日系的发力、德系的恢复，自主品牌轿车均已经无缘榜单前十。 “得轿车者得天下，轿车是吉利的立身之本，是吉利品牌向上发展和直面全球竞争的重要基石。”宋军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于轿车的喜好程度在全世界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吉利即便是在目前国内SUV市场火热背景下，在轿车领域也不可以减少任何一点投入。 宋军指出，目前吉利的轿车矩阵包括星瑞、博瑞、帝豪、远景以及新推出的缤瑞。在这其中，缤瑞承担着吉利在轿车市场“扩圈”重任，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俞立严）
12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官网公告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等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 公告显示，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收购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等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了调查，并于2020年12月14日依据《反垄断法》第48条、49条作出处罚决定，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阅文集团和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2014年3月至2017年6月，阿里巴巴投资先后三次合计收购银泰商业73.79%股权，成为银泰商业控股股东，2018年，阿里巴巴投资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2018年8月，腾讯控股子公司阅文与新丽传媒等签署协议，收购新丽传媒100%股权；2020年5月，丰巢网络以换股方式取得中邮智递100%股权。 根据反垄断法第48条的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认为，集中处罚三起互联网领域未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案例，加上双11前一天颁布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确实可以看出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将互联网领域作为下一步进行反垄断执法的重点领域。 “对于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一般不会采取要求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这种处罚措施，除非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严重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赵占领表示。 江苏科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戴伟告诉搜狐财经，根据该法律规定，处罚的上限即罚款50万元，已经进行顶格处罚。如果罚款缴纳完毕后，从法律来说，公司经营没有什么影响。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公开表示，虽然平台经济领域竞争呈现出多边市场、动态竞争、跨界竞争、网络效应等一些新的特点，但传统的反垄断法律规则仍然适用。我多次强调，平台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律法规，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律师向搜狐财经表示，对相关企业适用反垄断法（未依法申报）的处罚略显牵强，50万元的罚款对公司实际影响有限，也不解决问题。 “如果行为违法，应该禁止其行为，或者分拆业务进行专门处理；而如果要达到反垄断的目的，除了（收购银泰）这件事，还应该对阿里整个企业和它的产品进行整体的分拆等等，目前美国的脸书已经在进行反垄断诉讼。”上述律师说道。 此外，市场监管总局最新表示，正在依法审查广州虎牙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并等涉及协议控制架构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 “之所以多次强调这个问题，不是说在此之前涉及协议控制结构的经营者集中无需申报，而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和重申对依法开展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2月12日，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金融如何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助力“30·60目标”？日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的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开展了一系列讨论。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提出四条建议：一是以碳中和为约束条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保证绿色项目、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目录中的项目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二是建立覆盖面更广的、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逐步将披露要求扩大到金融机构，碳排放和碳足迹应该成为披露的基本要求；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并适时要求其披露环境和气候风险敞口、压力测试或情景分析结果，尤其是煤电行业的风险；四是强化碳市场金融属性，金融机构要参与进来，需要有碳远期和其他金融产品来作为管理工具，也希望通过这些工具来提升碳市场流动性。此外，要注重发挥绿色科技在农业、工业领域的运用；要利用多边开发机构催化器的作用，撬动更多其他方面的资金和资源。 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殷红表示，为实现“30·60目标”，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是个很好的抓手和切入点。2017年12月，作为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成果，中英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启动。工商银行与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分别担任中方及英方试点牵头机构，组织推动试点金融机构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气候信息披露框架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三年来，试点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参与机构已增至15家，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业态，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及首席财务官莱斯利·马斯多普（Leslie Maasdorp）表示，“绿色”和“可持续”越来越受到金融机构关注，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已经成为趋势。除了中国，其他金砖国家及许多其他国家也开始关注绿色金融，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逐步深化。多边开发银行在推动绿色金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进一步在金砖国家及更广泛的范围内助力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些挑战，例如，绿色金融的创新和科技手段的使用仍需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绿色金融标准尚未统一等。 香港能源交易公司首席执行官黄杰夫表示，推进中国碳市场和碳金融的发展，要充分借鉴欧洲、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碳市场和碳金融方面的经验。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到碳市场的金融属性，强化碳市场在碳减排和配置绿色金融资源中的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发展碳金融产品和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提高市场流动性，帮助管理碳价格；另一方面，在借鉴国际经验推动碳定价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现状与国际实践的差异性，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能力建设。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孟萌表示，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金融合作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比如与香港建立了粤港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机制，成立合作小组，制定2020年粤港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计划；在环境信息披露、碳标签等方面与港澳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还与港澳一道组建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为大湾区绿色金融协同发展提供支撑。未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将在跨境人民币通道参与广东碳市场的实践基础上，为粤港澳投资机构参与广东碳市场提供支持，并探索以碳普惠等自愿减排产品为切入点，推动大湾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淡马锡新加坡总部企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及管理常务董事吉姆·赫里（Gim Huay）分享了淡马锡在实践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三类经验。首先是测量投资组合当中的碳排放，淡马锡已开始测量和管理碳足迹，在关注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关心ESG影响；二是追随可持续发展的脚步，尤其是在农业、工业和材料等行业，发展和利用新兴技术、黑科技等，通过全球行动减缓气候变化、减少全球碳排放；三是通过融资支持碳市场发展，推动碳减排。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在“高峰对话”环节，在中国国债协会会长孙晓霞的主持下，香港交易所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史美伦，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三位嘉宾围绕“资本市场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高峰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孙晓霞（主持人）：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发展的历程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加速融合的三十年。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序幕。内地互联互通的进程逐步加速推进，两个资本市场不断地融合和发展，是互利互惠共赢的过程。 我想听听三位嘉宾对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想请问一下九十年代就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剑阁理事长，作为亲历者、推动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剑阁：我们三个人各有特点。如果说最早入行的应该是史主席，她是最早进入证券市场的，入行早、资历深。三位中最早在中国证监会任职的是我，而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最长的是屠主席。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从一开始香港证券界的专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当然就不用说了，因为细节可能更多，因为双方一跨界就到了，来往非常密集。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书面资料介绍，朱镕基同志当时是在上海任书记兼市长期间，根据中央的要求，也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当时朱镕基同志邀请香港证券界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原以为是一般的交流。会见时，朱镕基同志请当时香港联交所的主席介绍证券交易市场。利国伟老先生说“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事儿，我不能谈”。朱镕基同志就说，今天我们不谈主义，只谈技术。请你们先把技术问题讲清楚。所以应该说上海交易所的建立是听取了香港的很多专家的意见，对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职以后，联交所主席李业广带领香港证券界人士来拜会。我想那个时候史主席应该是香港证券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李业广建议中国的企业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震动：中国国有企业居然可以到香港上市！朱镕基总理当场表态我们肯定愿意积极地做这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需要什么条件。李业广说，主要是法律问题和会计制度以及其他问题。朱镕基总理立即要求相关部门配合香港证券界共同研究，很快就成立了两地五方联合工作小组，史主席是香港方面的主要牵头人。总的来说，香港证券界对内地的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才主持人说史主席是香港联交所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主席，其实在中国证监会史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的副主席，史主席也是唯一在内地担任副部级官员的香港人士。所以今天请了有这几个“唯一”头衔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特别是对内地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的历程，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十分精彩。史主席是三十年历程的见证人，所以下面让史主席来说说当年的情况。 史美伦：说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刚才剑阁理事长也提到，九十年代，香港交易所的主席是李业广先生，他带队到内地去，探索发展香港市场，让内地的企业到香港来上市是当时的一个考虑。 从香港的角度来讲，我们感觉香港的市场比较窄、能够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已上市，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当时得知内地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我感觉这两个方向造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构思，因为内地还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国有企业也还没有股份化。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国有企业能到香港来上市呢？国内的领导朱总理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在香港上市，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制度化、市场化。当然大家知道，在上市准备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需把企业一些非主要的业务剥开，然后把企业整理得比较完整。这个过程帮助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对香港来讲也是新的上市资源。 1992年，我在香港证监会时，梁定邦是上市委员会的主席。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关系密切，当时内地的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和剑阁理事长、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朋友一起，耗时一年时间，在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框架进行梳理，建立了《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把各种需要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写进了这个必备条款中。之后必备条款也用了十几年。后来内地有了公司法、证券法，就慢慢规范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在国有企业还没有到香港上市以前，外资的投资行认为香港是一个本地的市场，比较小、比较单一化、地产公司比较多。国有企业当时是重型的工业企业比较多，还有各类型的制造企业，这些都给香港市场带来了多元化的角度。当时各方面准备得非常好，也非常受到外界的欢迎，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市场也演变得国际化了。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逐渐进入了规范化的过程。我很幸运，我是当时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跟大家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孙晓霞：史主席在香港证监会一直是把法律关的，那时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不同，法律方面当时我们差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段时间，从您的视角来看现在有没有改进或者趋同？ 史美伦：现在跟1992年相比，内地法律有很大的改善。由于内地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时的内地法律对于公司的一些要求没有界定。公司如果上市，有了其他股东，有了市场上的公众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是什么？董事会跟公司的关系又是什么？跟监管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当时因为制度上没有需要，也没有这个要求。走到上市用证券法这条路，有很多需要慢慢加进去，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要，把框架逐渐补充的过程。现在做的非常不错，虽然体制不一样，但要求基本上都一样，对投资者的保护做的非常健全。 孙晓霞：刚才提到屠主席是三位中在证监会任职最久、看得最多、体会最深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让在座的人都了解一下过去的改革历程。 屠光绍：首先感谢论坛安排这样的环节，能与史主席和李主席一起回顾资本市场，尤其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互动。安排我们三个人同台谈这个内容，说明论坛组织者很有眼力很了解情况，我们三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我与他们两位在不同时期曾是中国证监会的同事，而且又都直接参与并分管过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合作的工作，当然，他们两位是先行者和开拓者。 如果说回忆这个过程，有几个感受比较深： 第一，大概1995或1996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怎么利用好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资本市场的资源，文章题目叫《叩响国际资本市场之门》，这篇文章就是李主席组织撰写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史主席为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讲一个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事情。1997年8月份我刚从证监会调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第三天就来了一拨客人，史主席当时还在香港证监会工作，专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访问，其实主要是我换了岗位要来看望我，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合作，虽然事过多年，但我依然历历在目，也深为感怀。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非常密切。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我分管国际业务，在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同事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我也有更多机会在推进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 当时在香港和内地间有一个叫“两地五方”的协作机制，所谓“两地”就是内地和香港。“五方”就是两个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个交易所，即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合作会议，介绍两地市场发展的情况，研究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我在证监会分管国际部期间每年都会参加。记得特别清楚，会议在上海、杭州、香港都分别开过。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互动，对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彼此合作互动，香港市场利用内地巨大的经济腹地优势和非常丰富的上市资源，内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更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走向国际市场。 反过来，内地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与香港市场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分享借鉴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和经验，如法制体系、监管方式等，从而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两地证监会、交易所以及证券行业的人员学习交流也很频繁，高层交往也非常通畅。 三十年来，通过合作实现了两地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体会。 孙晓霞：资本市场是推动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社会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本的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推进创新资本的形成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请史主席与我们分享一下香港在这方面做法和经验。 史美伦：资本市场主要的功能是资源配置，在资本和投资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台。香港在过去不断地在探索，市场发展很快，现有的体制或者上市条例有些过于苛刻，应该要改善，还有市场上有一些新的产品，我们没有及时回应过来，这些香港在过去几年都不断在探索。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能被监管者接受，监管者要考虑的是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制度上的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都要跟市场的需求来平衡。 过去25年来，最大的一个改革是2018年引进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的要求来自于新经济公司。很多新经济的公司有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当时在香港不承认也不能接受，也不敢要求同股一定要同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我们通过几个月的研究，在市场上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得到了政府和证监会的支持，引进了一系列的创新改革，引进新经济公司的同股不同权，使得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在此之前所有上市公司一定要有三年盈利的要求。这是应了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不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接受了，还是要参考各方面的经验。同股不同权在美国很早就被接受了，可是他们的体制对投资者没有做到完美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引进了这几个方面的改进创新的同时，也把保护投资者的成分加入了进去。 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创新、改革得到了很好的成果。短短两年之内，香港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的中心。一些硅谷人士对我们讲，香港现在是他们可以考虑去的中心。这表明了改革是需要的，但是改革不仅要听市场的需求，也要平衡监管方面的要求，这样改革政策的推出在市场上才能稳定下来。 孙晓霞：目前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情况如何？ 史美伦：目前有好几家大的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我们的限制条件是新经济的公司，而且创始人有股份，这个框架是比较窄的，不仅仅是同股不同权那么简单。有些企业也想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如果不是新经济公司，我们暂时是不考虑的。两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2021年还有几家在排队上市，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孙晓霞：从这两年在香港的法律的执行情况和上市经验来看，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可以借鉴或者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史美伦：我认为，内地已经做得非常好，现在在这方面也有突破。尤其是上海的科创板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企业上市。我想，把这些板块做大是大家互赢互利的很重要的因素。有人说，上海的科创板是不是把香港的一些企业引到上海去了？我认为这是企业本身的选择。上海当然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企业，深圳也会有，各自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孙晓霞：我想接着问一下屠主席，您认为香港这些做法对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十四五”期间会大力发展科技或者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应该或者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屠光绍：首先从国际发展趋势来讲，整个社会从资本形成特别是创新资本形成，应该说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是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属性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美国、香港，也结合内地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市场在创新资本形成方面，以及鼓励、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发挥作用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的变革过程，因为资本市场首先是要满足企业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能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鼓励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对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包括资本市场的功能做转换和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方面确实可以分享香港的经验。举个例子，深圳创业板筹备的时间很长，确实是遇到了98、99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各种影响，但是总的来讲方向上不会错。记得我在证监会的时候也确实在分享、借鉴香港推出创业板的经验，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深交所怎么来准备创业板。当时按照分工，我正好管这块工作，所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深交所怎么推出创业板。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推出来了。在创业板筹备的过程中，分享、借鉴香港创业板的做法和经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借鉴香港的经验，从而使我们自身的创业板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体会。 其实说到后来上海推出科创板，更是反映了资本市场在面对创新资本形成和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方面必须要拓展功能的需要。我最近也提出来，观察资本市场功能的时候，核心就是观察资本市场上的企业结构，即能否有更大的包容性，有没有更宽的渠道来适应创新企业的发展。所以就必须要修改规则。当然我们现在的证券法出来了，注册制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利于适应创新经济的发展、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鼓励、支持更多的创新资本的形成，在充分分享国际经验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自身也加快了发展。 我最近也在观察，比如双重股权架构，注意到一个现象，以阿里上市为例，最先是想在美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选择，但是首先上海被排除了，因为上海当时的制度是不可能容纳这样的双重股权架构，所以后来就到香港，据我了解，因为香港说要修改制度，但是后来制度没有修改成，所以阿里就到了美国。但是我也注意到了2018年以后，香港修改上市规则，所以这两年确实有很多的生物科技等企业到香港联交所上市了。上海的科创板应该说也在这个方面有了快速发展，我记得科创板有一家企业也是实行了双重股权架构，但这是刚开始的尝试。总的来讲，未来的发展要更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创新经济的需要，同时不断地完善修改资本市场制度来适应需要，从而使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方面、创新资本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剑阁：两位的介绍说明资本市场的建立不容易，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也不容易。香港市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当年阿里首选在香港上市，但按照当时香港的证券法规是有问题的。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取得了社会共识，修改了上市规则以后容纳了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上市，后来生物科技板也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有两件事提前布局非常有意义： 第一，九十年代初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为今天香港交易所在世界名列前茅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前几年的数据来说，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量占一半50%，市值大概占60%，交易量每天由内地“北水南调”和内地企业产生的市场交易量占70%。前几年是这个数，现在可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提前布局的事情，使内地企业取得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对香港成为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这几年对同股不同权的改革以及生物科技板的建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腾挪的空间。下一轮中美贸易战可能引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由于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这些企业直接退到内地，还会有很大问题，但退到香港还是可以的。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部分这些公司的第二上市地。对于在美国挂牌的公司，如果未来要从美国退市，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有提前的布局，香港接纳这些公司是完全可以的。这对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有了回旋的空间，这非常重要。 刚才提到史主席到中国证监会任职，曾经被认为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确实使国内监管提高了一个档次。回过头来史主席现在到香港交易所担任主席，我觉得在香港各界来说是不二人选。史主席了解内地的监管，又了解香港的监管，具有其他人绝对不具备的优势。希望史主席多干几年，对内地有好处，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好处，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 史美伦：谢谢剑阁理事长，您说的夸大了，我其实也是团队一份子。补充一下数据，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民企1300多家，现在市值占80%，交易量占超过80%，内地企业是香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内地上市企业金融方面的工作者，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或者融资者，更是市场的持股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香港的市场是大家的市场，也是内地的市场。 孙晓霞：刚才讲了资本市场内地和香港的经验互动，从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经验这个角度看，接下来资本市场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改革如何服务好这一新发展阶段？请屠主席给我们分享。 屠光绍：现在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金融领域，更是国家各个方面都面临的新任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这两年确实迈出了很大的步子，接下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想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金融体系和结构的优化问题，金融体系优化问题面临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加快发展直接融资。 提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印象中写到党代会报告、写到五年规划，也写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直接融资比重始终很难提高，现在最新的数据还是百分之十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下一步根据新的任务，资本市场该如何加快发展？我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需要将三根支柱打得更牢更坚实，从而让资本市场将来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三根支柱分别是： 第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太重要，三十年间不断有制度改革，但是相对来讲基础制度依然要进一步夯实。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搞资本市场。另外，我们发展过程中有阶段性任务和阶段性政策，因此股市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多也有其历史原因。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基础制度的完善，包括注册制以及之前的股权分置改革。 第二，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这也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过去搞间接融资，对于储蓄人来讲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而资本市场是系统工程，投资人要直接面对市场、直接管理风险，而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又特别多，如宏观因素、产业因素、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企业成长性判断等，这就要求资本市场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需要投资银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等进行相应的支撑。服务体系的能力不是保护出来的，也不是管理出来的，一定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而竞争必须要开放。近年来的金融开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 第三，机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不光看数量还要看能力。机构投资人不只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更起到支撑资本市场结构扩展、资本市场功能完善包括公司治理健全等作用。 有了这三根支柱，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才能服务好新发展格局，才能基础更牢、走得更远。 史美伦：我感觉国内过去三十年不断地有突破，我同意刚才屠主席说的几点，尤其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国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已经比较成熟，除了长期持股是市场成熟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外，现在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换句话说，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他们的持股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改善。现在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大企业要求在公司治理里面包含绿色金融、ESG，这些都是机构投资者在向企业施加压力。因为有他们的压力，企业就会改善治理。因此我认为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我感觉内地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衍生工具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在这当中，香港也可以扮演一个为内地市场提供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这样对双方来讲是互利互赢的。 说得比较远一点，目前世界上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需要更多的桥梁、更多的结合点。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的桥梁，可以帮助内地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 孙晓霞：最后请剑阁理事长做总结性发言。 李剑阁：刚才屠主席讲的三个支柱非常有新意，而且很全面，我没有要补充的。屠主席说到三个支柱时，我以为他会把话题切换到养老金的三个支柱。这使我联想到周小川行长这两天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中国资本的市场要行稳致远的话，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和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如果没有养老金的参与，资本市场很难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场的对话的主题和形式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的对话专门讲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和发展，是其他各种纪念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论坛都没有的。而且我们有三位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参加，与具有“三个唯一”头衔的史主席参加同台对话，共同回顾、总结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发展的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有特色、有意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1日讯 周五早盘，三大股指小幅高开，盘初受科技股拖累，震荡走弱，悉数翻绿，随后持续下行，跌幅扩大，临近午间，集体跌逾1%。盘面上，个股普跌，两市仅500余股飘红，涨停不足20家，市场整体氛围较弱。 截止午间收盘，沪指报3338.69点，跌1.03%；深成指报13512.67点，跌1.59%；创业板指报2684.74点，跌1.24%。 沪市成交2213.13亿元，深市成交2728.01亿元，两市合计成交4941.14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4124.76亿元明显放量。 从盘面上看，除养殖业外，板块几乎全线飘绿，数字货币、光刻胶、半导体、5G、消费电子、芯片、软件等板块居跌幅榜前列；油气、汽车、白酒、银行、煤炭等板块跌幅相对较小。 【消息面】 1、商务部监测，11月全国煤炭价格环比上涨1.3%，动力煤、二号无烟块煤、炼焦煤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1%和0.5%；同比上涨0.9%。 2、工信部：预计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130万辆。 3、中汽协：今年国内汽车市场销量预计为2500万辆，增幅有望收窄至-2%，好于预期。 4、苏州数字人民币测试在即。在此次测试中，参与测试的工、农、中、建、交以及邮储六家银行的数字钱包均可接入京东APP。此外，选择工行钱包的中签者还可在美团单车、滴滴出行中使用数字人民币红包，建行可在建行旗下善融商务中使用，中行则可在哔哩哔哩中使用。 【机构热议】 东吴证券表示，市场后续能否再度走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交量的支持，若继续维持缩量震荡格局的同时遇到国际市场的调整则有一定可能成为下跌中继。操作上看，投资者可暂时选择低仓位进行市场热点的博弈，主要采取观望的态度，等待指数确认企稳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操作。 天风证券指出，在经济基本面的加速复苏以及权益投资收益率稳定的前提下，A股长期存在结构牛的机会。顺周期板块集中上行，短期板块轮动将会延续，春季躁动行情来临前调整风险不大，中长期看好受益经济复苏的上下游产业链。继续看好顺周期的涨价品种如化工、有色板块，化工调整提供了很好的二次参与机会。关注12月医药集采利空带来的调整机会，会逐步加强对创新药、医疗器械龙头的关注；看好景气度高的新能源车产业链，光伏产业链，以及受益经济复苏的下游航空航运、酒店、餐饮旅游等，寻找各细分领域的龙头。 A股市场板块及个股涨跌幅排行 外围市场 截至发稿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1日讯 周五早盘，三大股指集体高开，随后受科技股拖累，一路震荡走弱，临近午间，集体跌逾1%；午后继续下行，深成指一度跌逾2%，尾盘汽车股崛起，指数小幅反弹，跌幅有所收窄。盘面上，个股普跌，两市仅700余股飘红，涨停30余家，市场整体氛围依然较弱。 截止收盘，沪指报3347.19点，跌0.77%；深成指报13555.14点，跌1.28%；创业板指报2687.78点，跌1.13%。 沪市成交3798.49亿元，深市成交4550.83亿元，两市合计成交8349.32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7092.27亿元明显放量。 从盘面上看，多数板块飘绿，仅农业种植、煤炭、汽车等少数板块飘红，苹果概念、数字货币、保险、有机硅、光刻胶、5G、软件等居跌幅榜前列；油气、白酒、银行、券商等跌幅相对较小。 【消息面】 1、中汽协：中国11月份汽车销量277万辆，同比增长12.6%；新能源汽车销量20万辆，同比增长104.9%。1-11月累计销量2247万辆，同比下降2.9%，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加3.9%。。 2、统计局：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113亿斤，增长0.9%，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3、12月11日上午，苏州数字人民币红包中签者纷纷收到中签短信，与此同时，作为数字人民币指定运营机构的六大国有银行的合作方也随之得以亮相，包括京东、美团等公司。 【机构热议】 海通证券分析，市场持续上攻的动能不足，大盘短线或仍将以震荡调整为主，投资者可适当关注结构性机会，操作上，板块轮动较快因此切忌追涨杀跌，也不宜盲目减仓，尽量多看少动，耐心等待底部确立。同时投资者也可逢低围绕跨年行情进行布局。 东吴证券表示，市场后续能否再度走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交量的支持，若继续维持缩量震荡格局的同时遇到国际市场的调整则有一定可能成为下跌中继。操作上看，投资者可暂时选择低仓位进行市场热点的博弈，主要采取观望的态度，等待指数确认企稳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操作。 A股市场板块及个股涨跌幅排行 外围市场 截至发稿时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是为下一年的的宏观政策定调的，但今年有所不同。12月会议提出的八项重点任务时效性都不止一年，而是至少在“十四五”期间（2021-2025）都要关注的长期问题。这一时效性的变化突显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增长。 会议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这对改善供应链也至关重要。中美科技脱钩持续升级，给中国自主研发带来极大挑战。尽管拜登政府可能缓解紧张的贸易局势，但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会继续。中国已诉诸“双循环”模式，想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来应对美国的威胁，并相信本土市场的海量规模和复杂性本身就能激发创新。近些年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成功也证实了这种信心。 推动自主创新，企业部门是主力军。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国有企业推动了大多数技术突破，主要用于军工和航空航天。但是，国企的低效和非营利性质并不适合面向消费者的创新。本次会议承诺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即把私人资本引入国企管理以改善激励机制。之后，国企再凭借其先天的资源整合能力，在市场创新中重获一席之地。 监管部门强调通过金融改革支持创新，增加直接融资。中国的金融体系因为不支持实体经济而饱受批评。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变：过去是劳动力和资本，而现在是科技。由于银行业天然保守，中国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无法为科创企业提供所需的风险资金。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更适合此类业务，因为它们在评估新技术潜力方面更专业，且对风险有高容忍度。但这种转变也将是长期的，特别是疫情后企业坏账已经增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改革恐怕必须小步慢跑，避免市场大幅波动。 中国政府在追求创新的进程中，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本次会议提到“市场”的次数比“科技”或“政府”还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退后一步。深圳是这种方法的典型案例。在深圳成为国家创新中心的过程中，深圳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设立100亿元的母基金以吸引天使投资人和高科技公司设立办事处。尽管如此，政府仍需警惕，更明智的应对市场失灵，同时避免浪费投资。当局还表示将加强监管以避免金融风险---这既是对近期债务市场违约的间接回应，也是支持创新和长期发展所必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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