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美股"牛长"A股"牛短"？明年需要规避哪类股票？中外资买方机构这样看） 跌宕起伏的庚子年即将逝去，全球经济因疫情遭遇沉重打击下，积极的宏观政策对冲带来了资本市场良好表现，美股创下历史新高，A股各大股指也表现亮眼，优质公司更是表现突出。已有多家券商发布2021年金融市场策略展望，卖方普遍认为明年市场结构性行情将延续，顺周期、消费、科技等是明年需要重点关注的主题机会。站在买方视角，在2020年收获业绩硕果的基础下，2021能否再创辉煌？明年的投资赛道是否延续今年？又需要规避哪些板块？市场持续受到疫情影响带来的风险，如何伴随波动调整选股策略？为何美股“牛长”而A股“牛短”？后疫情时代股票表现的长期驱动因素会有什么变化？先锋领航策略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兼董事总经理王黔认为，总体来看，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利率将很有可能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些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股市的表现。“疫情加剧淡化了全球化的趋势，这会对公司收益的增长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对于中国而言，宽松的全球流动性将带来溢出效应，面对低收益的全球形势，人民币资产将对外国投资者形成吸引力。”王黔表示。提及明年最有机会的板块，南方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权益) 史博认为，中国医疗保健行业前景广阔。“中国人健康相关的服务有很大的需求，这块需求有很大程度还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说这块市场非常大，未来的空间也比较大。其次，中国有比较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整个消费市场的深度很深、广度也很广、地区差别也比较大，很多中国企业聚焦于内循环，也就是说首先把握好国内市场，再努力地握国际市场的机会；最后，在创新领域，中国企业要想做创新的话，往往是一些应用领域，这些创新又和中国传统的优势，尤其是制造业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制造业升级。”史博表示。全球知名金融集团道富集团旗下道富环球顾问公司全球首席投资官RickLacaille对消费类板块尤其青睐。“我们感受到中国市场机会最大的是消费类板块，尤其是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等等，以及关注气候变化的板块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的消费模式出现整体升级，除此之外，网络游戏也值得关注。金融科技和医疗保健类同样值得考虑，因为中国的创新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包括制药领域及生物科技。”朱雀基金研究总监张治提及为何美股“牛长”而中国股市总是“牛短熊长”，他认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如果市场中大部分公司是周期性行业，即便拥有长线投资者也不会愿意做长线投资，因为公司不存在长期投资的基础。相反，如果有更多的消费和科技公司，有中长期稳定增长，包括散户在内的投资者也更愿意做中长期投资，这样就有利于A股慢牛长牛，牛市的稳定性会更强。张治总结道，明年A股市场总体是向上的平衡式，结构分层扩大的概率更大，风险溢价会出现系统性上升，原因是通胀不会超预期，流动性的回落也不会超预期，通过盈利推动市场缓慢上行。周期股现阶段处于目前周期中最好的阶段，往后看会逐步有所消退，中长期还是会继续关注符合转型方向的优质公司。明年需规避哪类公司？明年的投资中需要避开哪些板块呢？史博认为，至于说规避的一些板块行业，A股市场的主要风险实际上是一些质地比较差的公司，或者说未来前景不太明朗的公司，依然存在被一些投资者用较高的估值进行交易带来的风险，这些股票还是需要回避的。道富全球Rick Lacaille表示，对于专注长期可持续增长效益的投资者来说，应避免那些依赖陈旧的、资本密集度偏高的过时经济市场。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未来获利情况可能较好的领域是与中国消费者快速增长相关的消费板块。市场持续受到疫情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瞬息万变的背景下，明年全球市场仍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如何相应调整选股策略？ 道富全球Rick Lacaille表示，在中国，公司对电子商务和医疗保健以及其他技术公司的投资已取得显著成功，不仅中国市场如此，在中国占主要组成的其他新兴市场中，这一策略也取得成效，所以，我们的投资方法没有改变。未来将会继续专注于高质量的公司，更偏爱由国内主导的行业，例如非必需消费品和医疗股，将采取谨慎态度尽可能充分衡量风险，确保在进入类似于2020年这样的动荡时期时，能够保持平稳。史博表示，目前阶段，策略稍微有一些微调，公司相对淡化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而更多地重视自下而上的行业选择和个股选择。目前阶段在A股市场上，行业选择和个股选择能够帮助机构投资者有望获取相当丰厚的超额收益。那么在进行自下而上的行业选择和个股选择的时候，现在也非常关注风险。今年，中国国内企业债的违约率大幅地上升，出现了很多企业债的违约现象，这说明了经济形势而出现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加大了。这个时候，在选择行业和公司的时候，也需格外重视企业的盈利质量、资产负债率、现金流等指标。
（原标题：“两轮特斯拉”燃了：股价涨几倍，多地生产三班倒仍难赶上进度，经销商排队拉货堵塞厂区道路……） 每经记者 张蕊新日股份三季度单季营收同比增长127.7%，归母净利润超去年全年；雅迪控股上半年净利润增长113.8%，至11月末销量就已达到1000万辆，比去年全年的609万辆高出约七成……即使是在平常年份，这也算得上不俗的业绩，而在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电动自行车行业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绝对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一家头部电动车企业河南区域销售经理赵亮（化名）不无自豪地介绍说，今年开年之初，河南由于挨着湖北，在2~3月份还受到疫情巨大的冲击，但到4月份整个行业就出现全面恢复，“前期积压的需求迅速释放，我们4~5月份销量增幅都在150%左右。”春江水暖鸭先知，业内人总能最先感知行业的脉搏。而电动车行业的表现也的确成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亮点。就在近期，爱玛科技于11月26日成功通过IPO审核，行业内又一家头部企业终于看到了上市敲钟的希望。年销量超过3000万辆，社会保有量接近3亿辆——这是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最新官方数据。而根据工信部统计，今年4月以来，我国电动自行车单月产量同比增速基本都超过40%。近一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在美股市场上走出一波罕见的大牛行情，股价从去年10月的40余美元，到12月9日最高飙涨至654美元，涨幅超过十多倍。而国内市场上电动自行车产销两旺以及股价的大涨，也在业界制造出“两轮版特斯拉”这一美名。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行业的本轮盛宴中，实际上受益更多的是排名居前的几家龙头企业，而对于行业中处于中等规模及以下的大量普通企业来说，今年仅取得有限的增长，甚至有的企业还出现了下降。有小规模电动自行车企告诉记者，在大企业高增长的同时，行业内的中小企业现在一年比一年难做，熬不过的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销售火爆 头部企业股价一飞冲天《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工信部最新数据，今年1~10月，全国电动自行车完成产量2548万辆，同比增长33.4%。事实上，如果抛开受疫情影响的1~3月，在4~9月这6个月中，全国电动自行车单月产量增幅均超过四成（4~8月增幅分别为40.6%、45.4%、48.4%、49.5%、42.6%），而9月当月产量同比增幅更是达到51.5%。稳居行业“第一梯队”的雅迪控股（01585.HK）上半年销售业绩超出市场预期：上半年销量406万台，比去年同期203万台销量翻倍；销售收入76.4亿元，增长87.5%；净利润3.85亿元，增长113.8%。雅迪控股净利润情况（单位：亿元）A股电动车企新日股份（603787，SH）三季度实现营收23.4亿元，同比增长127.7%，归母净利润8614万元，已超越去年全年。新日股份单季营业收入（单位：亿元）新日股份单季营业收入同比增幅（%）新日股份单季归母净利润（单位：万元）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新日股份股价从4月28日的最低点9.53元/股，涨至11月24日的最高点39.92元/股，涨幅达319%。雅迪控股股价从3月19日的最低点1.685港元，涨至10月15日的最高点14.236港元，涨幅达745%。雅迪控股周K线图美股上市公司小牛电动（NIU）股价从3月27日的最低点6.08美元，涨至11月13日的高点37.44美元，涨幅达516%。小牛电动单季营业收入（单位：亿元）小牛电动单季归母净利润（单位：万元）爱玛科技品牌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今年二季度以来，电动车销量的确呈现出持续向上的增长曲线，尤其三季度销量增长非常明显，预计能够占据全年总销量的一半左右。”“用‘暴增’这个词也成立。”新日股份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陈开亚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跟整个市场总体的增长相比，头部企业的增长更为突出。记者探访畅销款等20天都没货除了上市公司，行业内知名度较高的企业三季度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成立于1997年的老牌电动车企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在电动车市场的占有率与新日股份相当。公司总裁倪捷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除去受疫情影响的第一季度，我们今年销量也是大幅增长。”“我们从3月底销量开始迅速回升，4~5月份出现了暴增态势，今年三季度的产量与往年相比会有大幅增长，所以我们各大生产基地都召开会议，进行了扩大产能的任务分配。”自称排在全国前十的五星钻豹电动车浙江区域销售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今年三季度该公司销售的增速创了新高，总体增长了40%左右。同样取得明显增长的还有天津的踏浪电动车，公司董事长张杰对记者透露，今年截至目前销量增长了30%~40%，但如果扣除一季度的大幅下滑，实际上主要的增长均来自二季度末尤其是三季度。由于产业基础好、配套全，天津一直是国内电动车的主要生产基地。用当地一家电动车企负责人齐宇（化名）的话说，基本上所有大品牌都在天津设有工厂，像雅迪、新日即便总部在南方，但简易款（电动自行车）也都在天津建了厂。说起今年电动车生产有多兴旺，今年8月从长沙到天津某大型电动车企入职的沐迪（化名）感受颇深。他告诉记者，今年其所在企业从销售台数到销售规模都实现了大幅增长。“8月我住在工厂宿舍，当时生产线非常繁忙，排班排到很晚，一般23：00都还有工人在流水线上生产，每天都有上夜班上到很晚的。”沐迪说，三季度是电动车行业的销售旺季，在旺季通常是三班倒，公司的几大生产基地都要加班，即便这样往往还是供不应求。除了直观的生产场景，沐迪还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9~10月这两个月里，厂区前面那条路长期水泄不通，因为有大量货车都在排队等着拉货，那条路几乎完全走不动，当时生产和物流都非常繁忙，所以职工停车也是个大问题。赵亮所在的企业也不例外。他告诉记者，当时企业推出的一些新技术车型货源非常紧张，4~5月份时有经销商打款7~10天时间都拿不到货，而到了8月份时供应甚至更紧张，很多经销商向厂商交了支付定金，但常常10多天20天都交不了货，一直在排队，持续到10月上旬都还比较紧张。当记者问到能否从其他工厂调货时，赵亮表示，考虑到物流成本，他所在的河南区域主要从天津、无锡等3个工厂拿货，集团安排生产有总体的计划，每个工厂的产能都是预先分配好的，“你如果从天津拿不到，就得赶紧抢无锡，都抢不到就得往后排，3个工厂都是饱和的。”赵亮说，当时就已经形成卖方市场，经销商订不到货也没办法，如果撤单还得重新排，因为卖得好，大多数经销商还是愿意排队拿货。沐迪所在企业同样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不得不跨区域调配零部件的供应。“比如广东当地的配套资源满足不了生产需求，天津工厂会把烤漆车架等发往广东进行支援，但一般都是部件的调配，成品通常不存在区域调货的情况。”供不应求 头部企业大举“招兵买马”与生产端相比，销售终端市场的火爆更为明显。赵亮坦言，今年河南区域经销商、分销等加在一起新增了五六百家门店，销量扩大以后，工作更细化，以前的人手根本忙不过来。“去年我们有12个业务经理，每人负责1.5个地级市的销售业务，今年新招了4个，调整为每人负责1个地级市，但要做的工作也更细更杂，算下来员工增幅有33%。”“从我个人来说，基本从复工以来就是‘连轴转’的节奏，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睡觉之前随时打电话、沟通事情。”不过多年从事销售工作的赵亮却乐此不疲。记者注意到，一线品牌厂商的招工人数基本都大幅增加。雅迪控股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集团拥有6305名雇员，比半年前的4341名雇员增加了1964人，增幅达45%。同属“第一梯队”的爱玛科技近期仍在大量招聘员工。记者在某求职招聘网站查询发现，爱玛科技有8页共计141条招聘信息，其中以省区销售总监招聘人数最多。沐迪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企业旺季除了要三班倒之外，厂里还新招了很多小时工、派遣工、日结工之类的临时工，来满足产量需求。“整个电动车行业在旺季时都会招人，但工人并不好招，更别提熟练工了。”沐迪表示，企业当然更想找熟练工，尽管熟练工的人工费要贵一些，但因为人工费和工作效率、工作系数挂钩，老员工工作系数是1.0，新员工一般是0.8，而像烤漆和车架等工作，新来的员工只能干最基础的，焊工和喷涂工都是技术工种，这些新招临时工通常是做不了的。记者对北京的多家电动车门店进行了走访。当记者表示看中了一款简易款的电动车时，爱玛一家门店的店员直言“这款没货”，并表示调货都调不了，因为全北京都没货，要凑够1000台才能下订单。“现在北京这边的代理商抢不到货，各地的代理商都在厂家盯着，厂家都是先紧着量大的代理商来配送。”在旁边一家门面不算太大的新日品牌电动车门店里，聊起近期的市场行情，老板告诉记者，“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十多辆，最忙的时候我们中午饭都得下午四五点才能吃上，每天得晚上九到十点才能下班。”电动车终端销量暴增也带动上游电池销售的强劲增长。数据显示，2019年现存电动车中铅酸电池车型占比约为93%。超威动力和天能动力两家电池厂商的市场份额合计占铅酸电池市场的90%以上，它们与各大电动车企均有供应关系。问起今年铅酸电池销量如何，超威动力山东区域一名代理商对记者表示，“从年初到现在销量一直都很好。”“今年铅酸电池销量比去年增长很多，每个县域市场比去年同期都卖得多出很多。”超威动力一位负责保定区域加盟事务的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因为当地是每个县一个代理，每个代理点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一般增长20%~30%的都比较普遍。牛市背景疫情和新经济推动需求猛增市场为什么会出现销量大增？几乎所有受访人士首先提到的都是疫情因素。“由于担心公共交通的传染风险，复工后以电动车为代表的个人出行工具大受欢迎。”光大证券分析师马瑞山认为，这一因素在二季度体现得尤为明显。疫情以来新经济、新消费的推动也是重要因素。陈开亚告诉记者，像外卖、快递、同城配送、共享出行等需求的增长，都刺激电动自行车市场扩张。“电动自行车不仅是一个民生的交通出行工具，更是一种生产资料。”中国自行车协会一名工作人员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据推测当前全国的快递/外卖小哥一共约有1000万人，这就涉及1000万台车，其中绝大部分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是非常活跃的。记者注意到，美团点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从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数达到295.2万人，其中新增骑手达138.6万人。饿了么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不少厨师、健身教练、航空公司地勤人员等开始兼职送外卖。今年1月下旬至6月初，饿了么累计提供了超120万蓝骑士就业岗位。不得不提的是，共享出行也为电动自行车带来市场机遇，马瑞山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预计这将为行业带来500万台的销售增量。今年以来，互联网巨头纷纷加码共享电单车，美团、哈啰、滴滴跑步入场。滴滴自有品牌青桔单车相关负责人此前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今年是各共享两轮企业抢占先机的重要竞争周期，一方面大家比拼投放量和城市规模，整个行业今年总的投放量达到过去电单车两年投放总和的2~3倍。艾媒咨询研报显示，2019年，中国共享电单车数量已超过100万辆，预计2025年投放车辆可达800万辆，收入规模将达到200亿元。一位知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一家头部企业今年接了一个来自美团的大订单，订购了约80万台共享电单车。”陈开亚也明确表示，今年团购（集团用户）市场的扩大，是销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爱玛科技品牌负责人回复记者采访时表示，线上直播带货火热，激发了人们的购车热情。“许多车企及经销商试水社群营销、商城营销、组建直播团队进行电商直播带货等新零售模式，让用户不用出门就能看车、购车，线上销量空前激增。”记者梳理发现，近几个月来，雅迪、新日、绿源等品牌电动车纷纷进入了“直播女王”薇娅的直播间。行业分化“战国中晚期”中小企业退出明显谈销量大增不能不谈行业所处的阶段。若是市场开创初期，销量暴增也属平常，但现阶段的电动车市场显然不符合这一特点。受访的行业内人士常常拿电动自行车与家电、手机等行业进行类比，认为二者的市场演变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最终会形成一个行业前五强能占据80%市场份额的格局。而“洗牌”与“价格战”也成为他们提到最多的关键词。在陈开亚看来，电动自行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已到了“战国时代中晚期”，也就是“大国兼并小国”的阶段，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品牌，市场份额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换言之，今年市场总量增长有限，只不过头部企业增长比较好，而对某些品牌来说，总数甚至还出现了下降。事实上，马瑞山、倪捷、张杰、五星钻豹前述负责人等也都对记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简言之，即“大企业增速快，中小企业退出明显”。齐宇也告诉记者，他的企业每年产能大概有十几万台，被问及今年销量如何时，齐宇坦言，“今年跟往年差不多，只能说凑合，一二线品牌今年应该增长挺厉害的。”天津当地另一家小规模电动自行车企也感叹一年比一年难做。资料来源：方正证券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不过在前述中自协工作人员看来，头部聚集效应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状况，这恰恰可能是产业迈向成熟的表现之一。“2003年非典时期，电动车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在那10年里成长起来的头部企业跟现在的头部企业可能发生了明显变化，未来5年可能又会有新变化，这都很正常。”她说。基于多年的从业经验，赵亮也认为，现在的头部企业也并非不可撼动，不过行业最终会形成像美的、格力那样不可撼动的龙头。在陈开亚看来，头部企业对行业进入成熟期有自己的预判，也会采取相应的策略。比如，五星钻豹前述负责人就表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加速做渠道下沉，“以前他们只做单个市场，现在都下沉到乡镇了。”这里面当然也涉及价格战策略。马太效应新国标将加剧向头部企业聚集在市场向头部品牌集中的过程中，新国标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狭义的新国标指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广义的新国标还包括2019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至此，电动两轮车的定义得以明确。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各项关键性能如整车质量、整车尺寸、最高时速等都进行了修改，如要求车重不超过55kg，最高时速不高于25km等，并提高了电动车准入门槛（要有3C认证）。倪捷是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起草专家组成员，他对记者表示，新国标由原来的部分条款强制改为全文强制，具有非常强烈的强制性。爱玛科技品牌负责人表示，新国标的执行将使整个产业链进入全面规范期，大量人工密集型、作坊式的杂小电动车企业恐被淘汰，市面上劣质产品会被全面清退，行业马太效应将更加明显。在马瑞山看来，新国标使行业门槛进一步提升，同时价格战策略也带来供给侧出清，一、二梯队企业的营收数据增速明显加快。此外，新国标明确了电动车身份，部分“限电”城市开始逐步放开政策限制，而换购需求也为行业带来一定增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销量大增的情况下，很多大企业今年纷纷扩产。这种扩产是否盲目？会不会加剧价格战？马瑞山认为，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头部企业产能偏紧，扩产是为了满足中小企业退出后的市场以及换购潮带来的新增需求。爱玛科技前述品牌负责人表示，扩产不仅是企业应对当下销量激增的短期举措，更是针对未来中长期增长而进行的战略布局。对于价格战，马瑞山表示，今年价格战已经比较激烈，但并非全面的价格战，而是头部企业借着新国标政策红利推出的份额战，挤压的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爱玛科技品牌负责人直言，价格战是今年电动车行业无法回避的话题。政策更迭、产业洗牌以及疫后的消费刺激，都是今年价格战相对激烈的重要原因。“从目前情况看，后疫情时代的特殊环境和产业洗牌对电动车行业的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价格战也将阶段性地存在。”倪捷告诉记者，原来有很多小企业的产品价格很低，但今年在价格战的背景下，他们不再具有优势，一部分小企业就退出了。新国标助力头部企业销售大增之余，也带来一些思考。倪捷表示，新国标与消费者的需求实际上存在一定的错位。比如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时速不超过25km，车重不超过55kg，但消费者更想要速度快一点、续航长一点、车子大一点。“事实上新国标在执行过程中比较难以严格地规范市场，这就使有篡改、超重、超速等各种违规超标行为的企业有了市场。”倪捷说，这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这也是行业火爆背后的隐患。行业动向在售锂电车型份额大增电动自行车锂电化，也是行业向好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新国标要求车重不超过55kg，已经高于旧国标44kg的标准，但多位受访人士认为，由于在旧国标时代多数电动车都难以达到要求，所以55kg仍然是一个轻量化的要求。马瑞山表示，电动自行车设置了55kg重量上限和48V电压上限，大容量铅酸电池只能由锂电池替代，电动自行车的锂电化将成为趋势。新日股份今年启动了“超高端智能锂电车”品牌新定位，由控股子公司新日动力向外部供应商采购车规级电芯，自主设计BMS、电气和结构，向市场推出质保5年的锂电池（行业内一般是3年），并将配套用于公司部分中高端电动两轮车产品。“今年铅酸电动车向锂电电动车的迈进步伐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这也推动了电动车特别是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得以提高。”陈开亚说，今年公司的锂电车型应该会达到30%以上的份额，而过去还不到百分之十。记者在走访北京电动车门店的过程中也发现，目前在售车型绝大多数为锂电车型。记者在北京东三环附近走访时，在邻近的3家门店中只有爱玛旗下一家门店还剩一款铅酸车型在售，但鲜有顾客问津。与店员交谈过程中，店里陆续有顾客前来选购，但都是主动询问锂电车型。一家新日品牌门店的老板直言，“现在不做铅酸车型了，只有锂电车。今年新日推出了‘锂电保5年’活动，对顾客来说比较划算。”“这款车型是今年的主打锂电车型，用了德国博世的电机，20Ah的锂电池，原价4200元，现在赶上‘双11’的活动只要3400元，特别合适。”老板向记者介绍，这款车卖得特别好，10月初从厂家定了60多台，现在（11月6日）还剩9台，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三四辆。事实上，几乎所有受访人士都表示，锂电池代表着电动车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家头部企业的区域销售经理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之前市场对锂电池的认可度不高主要是由于锂电池相对更易爆，成本也比较高。“但是现在，锂电池稳定性与以往相比已经大大提高了，全国能统计出来的爆炸事件也没有几例，特别是像磷酸铁锂电池，包括三元锂电池稳定性都比较好。”这名销售经理介绍，过去锂电池的成本大概是铅酸电池的2~3倍，不过现在规模化生产之后，锂电池的成本也越来越低，已经不到铅酸电池的2倍了，未来还有望进一步降低，可能做到只有后者的1.5甚至1.2倍。一般来说，锂电池的寿命能达到铅酸电池的3倍。该区域经理说，以他所在企业应用的汽车级锂电池为例，已经实现了充放电1500次后电量还有93%，按照每2~3天充一次电的话，那就是至少可用3000天，基本上能到8年甚至是10年。他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铅酸电池一般只有2年左右的寿命，电动自行车正常用6年平均需要大约3组电池，但锂电池只需要1组。“这样算下来锂电池更划算，对消费者而言也更实惠，这也是我们进行推广的主要动力。”正是由于看好两轮锂电车型的未来前景，动力电池巨头纷纷开始大力布局。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亿纬锂能、力神电池、比亚迪均已进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宁德时代已跟爱玛、雅迪、新日、台铃、哈啰出行等多家企业展开合作。预期向好未来一两年有望迎最大规模换购潮销量翻倍、单季度净利超去年全年……这轮强劲增长能否持续？又能持续多久？在马瑞山看来，头部企业的增长并不是短期的、偶然的，行业内一二梯队的企业都有望延续较高速增长。爱玛科技前述品牌负责人认为，在未来3~5年内，行业高增长的态势有望持续。“首先在政策方面，围绕新国标，全国多地都制定了非标电动车的过渡期，相当一部分老旧车辆将在明后年到期。在政策迭代的推动下，预计电动车有望在未来一两年内迎来史上最大一波换购高潮。”陈开亚和倪捷也都认为，从2022年开始，行业还将有较大的增长。“根据我们测算，如果分别按照悲观/中性/乐观的预期，2025年之前，光新国标带来的年均换购需求就能达到1350万/2250万/3150万辆，高峰年份会更多。”马瑞山说。而在需求方面，除了存量市场产品不断被淘汰、升级，细分市场的消费人群也一直在变化、增长。爱玛科技品牌负责人认为，疫情对电动车需求的推动，加之共享出行及换电等因素，将会刺激新的出行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电动车主要以内销为主，但出口也是行业总需求中重要的一部分。中自协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出口量为145.3万辆（占总产量的比重不足5%，仍处于早期阶段），在近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滑22.6%，主要是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及欧盟“双反”等因素的冲击。而到今年5月，欧洲多国政府对电动自行车产品给予补贴，客观上带动我国企业出口大增。马瑞山表示，从调研情况推算，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10%。多位受访人士均表示，电动两轮车是典型的“中国创造”的工业产品，产销量连续多年位于全球市场首位。“我们预计再过两三年，电动自行车出口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陈开亚说。对于整个产业来说，爱玛科技品牌负责人认为，新国标的执行将进一步规范电动车行业，会有更多、实力更强的企业进入，行业的马太效应也将更加凸现，产业规范自然会带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并促使整个产业规模扩大。据方正证券测算，从2021年起，电动两轮车市场规模将超千亿元。陈开亚也表示，市场的增长还将持续两三年，业内的一个共识是：会进一步向头部品牌集聚，并形成类似现在空调、手机等行业的市场格局，前五名占据市场绝大部分份额。爱玛科技品牌负责人表示，2021年预期行业将继续增长，“我们正在积极开展明年的布局和规划，产销量预计将有更大幅度的提升。”一位知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爱玛预计今年全年销售量将达到800万台。记者注意到，10月份，爱玛全球供应商大会宣布，2021年定下保1600万辆冲刺1800万辆的销量目标，这一目标比今年的800万辆足足翻了一番。而据业内人士透露，雅迪内部会议也定下了2021年1600万辆的产销战略目标。 记者手记｜“两轮特斯拉”的春天 可能才刚刚开了个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然而也有一部分企业抓住了发展的机遇，电动两轮车便是实现逆势暴增的行业之一。事实上，在2003年“非典”时期，电动两轮车就曾经历过一轮快速增长的走势。由于担心公共交通的传染风险，今年复工后，以电动自行车为代表的个人出行工具大受欢迎。记者在走访电动车门店的过程中，就有店员感叹“如果疫情一来谁还坐地铁啊，大家都开始骑电动车了”。受疫情影响，外卖快递、同城配送、共享出行等新经济、新消费的需求快速增长，再加上新国标的落地实施将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催生了雅迪上半年销量翻倍、新日三季度净利超去年全年的战绩，也绘就了一幅“经销商打款20天收不到货、各大生产基地三班倒、厂区道路货车水泄不通”的繁忙画卷。资本市场的反应最敏感。今年以来，电动两轮车上市公司股票大涨，行业龙头股价一飞冲天，这也反映出市场份额加剧向头部企业集中。多位受访人士对记者表示，经过20年的发展，当前的电动车市场已经进入到洗牌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或将成为未来行业的常态。 股价的飙升让“上车”的股民心满意足，不过投资者对短期的股价波动需要理性看待。在笔者看来，更需要关注和把握的，是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否能够持续。实际上，新国标带来的需求还可能继续爆发，业界偏乐观的预期认为，2025年之前，年均换购需求可能会达到2000万~3000万辆，高峰年份甚至更多。再加上未来出口增加、市场进一步分化等因素，对于头部企业来说，行业增长的春天，可能才刚刚开了个头。记者：张蕊编辑：陈旭视觉：蔡沛君视频编辑：朱星运排版：陈旭 马原
12月14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退市新规及配套制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退市新规”）。作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市制度终于迎来新的改革。 相比以往规定，本次退市新规做出了多项细化，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退市新规在财务造假的指标认定等方面似乎过于宽松，由此引发了一轮热议。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内部研讨会“《股票上市规则》修订、实施与退市制度改革”。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高西庆，中国证券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安青松及来自市场和学界的专家参与讨论，上交所、深交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进行交流。 与会专家认为，本次退市新规的出台是注册制改革大背景下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改善资本市场整体环境、加速市场优胜劣汰，并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引导理性投资。 多数与会专家也表示，退市新规的确存在部分指标的设定偏宽松、财务造假的认定标准不够全面、对实际责任人的追责表述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限制退市新规的实际适用范围，弱化实际实施效果。 基于上述问题，与会专家给出三方面修改建议：第一，部分指标设定适度从严，增强退市新规的适用性和实际效果。第二，增加对主动退市和退市责任追溯的相关内容表述。第三，鼓励、支持集团诉讼，为保障投资者权益提供法律支持。 一、长期来看，退市新规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退市新规的出台是注册制改革大背景下的重要举措，长期来看能够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改善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退市新规改善资本市场整体环境。退市新规缩短了对财务指标的认定年限，并对净利润指标有更严格的规定，这些修改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保壳的财务成本。 在面临退市风险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想通过资产重组或者出售不良资产等方式来规避退市，就要承担更多成本和不确定性。退市新规能够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与此同时，投行机构也会更加审慎评估类似业务的成功率和可操作性，炒壳、保壳等现象或因此大量减少。 第二，退市新规有助于加速市场优胜劣汰。优势的资源配置会向优质上市公司集中，优质公司将会有更强的流动性溢价，市场流动性会逐渐聚焦于头部公司，在这些头部的一些标的和公司上，优质的公司后续进行再融资资本运作也会更容易拿到钱。 相反，所谓的垃圾股则会进一步丧失流动性，壳资源的价值大幅降低，在退市新规下二级市场流动性显著不足的上市公司会被自动淘汰。 第三，退市新规有助于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引导理性投资。市场化、常态化的退市机制实际上是将投资风险更充分暴露出来，机构投资者在股票配置方面会更亲睐优质公司，这有助于推进中国股票市场的机构化进程。 同时，增加风险警示板并提高对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强化风险揭示和投资者保护力度，有利于充分发挥监管效能，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二、部分指标设定偏宽松，可能会限制退市新规的实际效果 多数与会专家指出，退市新规中部分指标的设定与市场预期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偏宽松。同时，退市新规在指标设定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司的规模差异。这可能会限制退市新规的实际适用范围，弱化实施效果。 第一，市值、自然人股东等退市标准设定比较宽松，实际触发概率可能会很低。退市新规中的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是“连续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3亿元”，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对自然人股东数量的标准分别是“连续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2000/1000/400”。该标准设定与市场普遍预期偏差较大，且中国股票市场仍然是以散户为主的市场，未来触发的概率非常低。 第二，对财务造假的容忍度偏高，且在指标设定上没有考虑到公司规模的影响。对资本市场而言，财务造假是非常恶劣的违法行为。退市新规对财务造假情形的认定既包括造假事件，也涉及对具体财务造假的规模和比例的规定。财务造假情形与公司规模有密切关系—— 大公司一旦存在财务造假行为，造假规模更容易满足“连续三年累计10亿元”的标准，但比例上可能不会超过公开披露净利润或利润总额的100%。 小公司则相反，比例可能会超过公开披露净利润或利润总额的100%，但造假规模未必会满足“连续三年累计10亿元”的标准。 整体而言，退市新规对财务造假导致强制退市的规则设定偏宽松，对财务造假的容忍度偏高，现实中该条件被触发的概率可能会非常低。 第三，对主动退市情形的表述不足，缺乏对退市后企业和投资者的制度安排。从国际经验来看，上市公司主动退市的情况要多于强制退市的情况。退市新规已经明确自动中止上市的主要情形，但缺乏后续安排，难以做到引导部分上市公司理性选择主动退市。同时，退市公司依然是合法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制度中对退市后的企业股份如何登记、投资者如何继续交易等相关制度安排不足，这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在对实际责任人的追责问题上表述不足。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往往能在公司上市时获得巨额收益。如果由于他们的失误甚至恶意的行为，直接导致公司退市，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团队都是实际责任人，应该予以严肃追责，并追求连带责任，目前退市新规中对退市后的追责问题表述不够。 三、对于退市新规的修改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与会专家指出，退市新规在部分指标设定层面存在优化空间，同时可考虑增加部分内容表述。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适度从严设定部分指标，增强退市新规的适用性和实际效果。 （1）适度提高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中的市值和自然人股东数量标准，并及时向市场公开介绍测算逻辑。 （2）增加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财务指标的造假认定。重点打击实际净利润为负但通过造假实现盈利的上市公司。 （3）可考虑将累计造假利润指标从绝对值调整为占同期实际真实利润或净资产的比例，使之与公司实际规模相匹配。 第二，增加对主动退市和退市责任追溯的相关内容表述。 适当考虑为主动退市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帮助，如退回新三板完成资产重组后可在未来再次上市时减少等待时间。同时，涉及到因财务造假而出现的退市情况，应遵循“退市不退责”的原则，不仅强调对实际责任人进行追责，还要对全链条追责，保荐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方都要承担一定责任，特别是承担对投资者损失的赔偿责任。 第三，鼓励、支持集团诉讼，为保障投资者权益提供法律支持。 退市新规应进一步体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精神和原则，在制度和执行层面推动、鼓励并支持投资者对违法违规公司进行集团诉讼，降低投资者维权的成本。涉及到民商法和刑法的内容应同步提交修改建议，加强与公检法等执法机构的协调沟通，让法律手段成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武器。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在“高峰对话”环节，在中国国债协会会长孙晓霞的主持下，香港交易所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史美伦，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三位嘉宾围绕“资本市场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高峰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孙晓霞（主持人）：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发展的历程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加速融合的三十年。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序幕。内地互联互通的进程逐步加速推进，两个资本市场不断地融合和发展，是互利互惠共赢的过程。 我想听听三位嘉宾对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想请问一下九十年代就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剑阁理事长，作为亲历者、推动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剑阁：我们三个人各有特点。如果说最早入行的应该是史主席，她是最早进入证券市场的，入行早、资历深。三位中最早在中国证监会任职的是我，而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最长的是屠主席。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从一开始香港证券界的专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当然就不用说了，因为细节可能更多，因为双方一跨界就到了，来往非常密集。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书面资料介绍，朱镕基同志当时是在上海任书记兼市长期间，根据中央的要求，也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当时朱镕基同志邀请香港证券界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原以为是一般的交流。会见时，朱镕基同志请当时香港联交所的主席介绍证券交易市场。利国伟老先生说“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事儿，我不能谈”。朱镕基同志就说，今天我们不谈主义，只谈技术。请你们先把技术问题讲清楚。所以应该说上海交易所的建立是听取了香港的很多专家的意见，对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职以后，联交所主席李业广带领香港证券界人士来拜会。我想那个时候史主席应该是香港证券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李业广建议中国的企业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震动：中国国有企业居然可以到香港上市！朱镕基总理当场表态我们肯定愿意积极地做这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需要什么条件。李业广说，主要是法律问题和会计制度以及其他问题。朱镕基总理立即要求相关部门配合香港证券界共同研究，很快就成立了两地五方联合工作小组，史主席是香港方面的主要牵头人。总的来说，香港证券界对内地的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才主持人说史主席是香港联交所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主席，其实在中国证监会史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的副主席，史主席也是唯一在内地担任副部级官员的香港人士。所以今天请了有这几个“唯一”头衔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特别是对内地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的历程，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十分精彩。史主席是三十年历程的见证人，所以下面让史主席来说说当年的情况。 史美伦：说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刚才剑阁理事长也提到，九十年代，香港交易所的主席是李业广先生，他带队到内地去，探索发展香港市场，让内地的企业到香港来上市是当时的一个考虑。 从香港的角度来讲，我们感觉香港的市场比较窄、能够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已上市，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当时得知内地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我感觉这两个方向造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构思，因为内地还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国有企业也还没有股份化。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国有企业能到香港来上市呢？国内的领导朱总理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在香港上市，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制度化、市场化。当然大家知道，在上市准备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需把企业一些非主要的业务剥开，然后把企业整理得比较完整。这个过程帮助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对香港来讲也是新的上市资源。 1992年，我在香港证监会时，梁定邦是上市委员会的主席。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关系密切，当时内地的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和剑阁理事长、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朋友一起，耗时一年时间，在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框架进行梳理，建立了《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把各种需要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写进了这个必备条款中。之后必备条款也用了十几年。后来内地有了公司法、证券法，就慢慢规范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在国有企业还没有到香港上市以前，外资的投资行认为香港是一个本地的市场，比较小、比较单一化、地产公司比较多。国有企业当时是重型的工业企业比较多，还有各类型的制造企业，这些都给香港市场带来了多元化的角度。当时各方面准备得非常好，也非常受到外界的欢迎，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市场也演变得国际化了。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逐渐进入了规范化的过程。我很幸运，我是当时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跟大家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孙晓霞：史主席在香港证监会一直是把法律关的，那时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不同，法律方面当时我们差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段时间，从您的视角来看现在有没有改进或者趋同？ 史美伦：现在跟1992年相比，内地法律有很大的改善。由于内地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时的内地法律对于公司的一些要求没有界定。公司如果上市，有了其他股东，有了市场上的公众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是什么？董事会跟公司的关系又是什么？跟监管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当时因为制度上没有需要，也没有这个要求。走到上市用证券法这条路，有很多需要慢慢加进去，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要，把框架逐渐补充的过程。现在做的非常不错，虽然体制不一样，但要求基本上都一样，对投资者的保护做的非常健全。 孙晓霞：刚才提到屠主席是三位中在证监会任职最久、看得最多、体会最深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让在座的人都了解一下过去的改革历程。 屠光绍：首先感谢论坛安排这样的环节，能与史主席和李主席一起回顾资本市场，尤其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互动。安排我们三个人同台谈这个内容，说明论坛组织者很有眼力很了解情况，我们三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我与他们两位在不同时期曾是中国证监会的同事，而且又都直接参与并分管过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合作的工作，当然，他们两位是先行者和开拓者。 如果说回忆这个过程，有几个感受比较深： 第一，大概1995或1996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怎么利用好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资本市场的资源，文章题目叫《叩响国际资本市场之门》，这篇文章就是李主席组织撰写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史主席为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讲一个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事情。1997年8月份我刚从证监会调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第三天就来了一拨客人，史主席当时还在香港证监会工作，专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访问，其实主要是我换了岗位要来看望我，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合作，虽然事过多年，但我依然历历在目，也深为感怀。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非常密切。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我分管国际业务，在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同事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我也有更多机会在推进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 当时在香港和内地间有一个叫“两地五方”的协作机制，所谓“两地”就是内地和香港。“五方”就是两个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个交易所，即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合作会议，介绍两地市场发展的情况，研究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我在证监会分管国际部期间每年都会参加。记得特别清楚，会议在上海、杭州、香港都分别开过。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互动，对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彼此合作互动，香港市场利用内地巨大的经济腹地优势和非常丰富的上市资源，内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更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走向国际市场。 反过来，内地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与香港市场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分享借鉴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和经验，如法制体系、监管方式等，从而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两地证监会、交易所以及证券行业的人员学习交流也很频繁，高层交往也非常通畅。 三十年来，通过合作实现了两地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体会。 孙晓霞：资本市场是推动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社会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本的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推进创新资本的形成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请史主席与我们分享一下香港在这方面做法和经验。 史美伦：资本市场主要的功能是资源配置，在资本和投资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台。香港在过去不断地在探索，市场发展很快，现有的体制或者上市条例有些过于苛刻，应该要改善，还有市场上有一些新的产品，我们没有及时回应过来，这些香港在过去几年都不断在探索。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能被监管者接受，监管者要考虑的是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制度上的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都要跟市场的需求来平衡。 过去25年来，最大的一个改革是2018年引进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的要求来自于新经济公司。很多新经济的公司有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当时在香港不承认也不能接受，也不敢要求同股一定要同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我们通过几个月的研究，在市场上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得到了政府和证监会的支持，引进了一系列的创新改革，引进新经济公司的同股不同权，使得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在此之前所有上市公司一定要有三年盈利的要求。这是应了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不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接受了，还是要参考各方面的经验。同股不同权在美国很早就被接受了，可是他们的体制对投资者没有做到完美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引进了这几个方面的改进创新的同时，也把保护投资者的成分加入了进去。 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创新、改革得到了很好的成果。短短两年之内，香港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的中心。一些硅谷人士对我们讲，香港现在是他们可以考虑去的中心。这表明了改革是需要的，但是改革不仅要听市场的需求，也要平衡监管方面的要求，这样改革政策的推出在市场上才能稳定下来。 孙晓霞：目前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情况如何？ 史美伦：目前有好几家大的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我们的限制条件是新经济的公司，而且创始人有股份，这个框架是比较窄的，不仅仅是同股不同权那么简单。有些企业也想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如果不是新经济公司，我们暂时是不考虑的。两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2021年还有几家在排队上市，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孙晓霞：从这两年在香港的法律的执行情况和上市经验来看，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可以借鉴或者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史美伦：我认为，内地已经做得非常好，现在在这方面也有突破。尤其是上海的科创板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企业上市。我想，把这些板块做大是大家互赢互利的很重要的因素。有人说，上海的科创板是不是把香港的一些企业引到上海去了？我认为这是企业本身的选择。上海当然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企业，深圳也会有，各自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孙晓霞：我想接着问一下屠主席，您认为香港这些做法对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十四五”期间会大力发展科技或者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应该或者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屠光绍：首先从国际发展趋势来讲，整个社会从资本形成特别是创新资本形成，应该说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是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属性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美国、香港，也结合内地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市场在创新资本形成方面，以及鼓励、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发挥作用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的变革过程，因为资本市场首先是要满足企业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能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鼓励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对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包括资本市场的功能做转换和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方面确实可以分享香港的经验。举个例子，深圳创业板筹备的时间很长，确实是遇到了98、99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各种影响，但是总的来讲方向上不会错。记得我在证监会的时候也确实在分享、借鉴香港推出创业板的经验，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深交所怎么来准备创业板。当时按照分工，我正好管这块工作，所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深交所怎么推出创业板。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推出来了。在创业板筹备的过程中，分享、借鉴香港创业板的做法和经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借鉴香港的经验，从而使我们自身的创业板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体会。 其实说到后来上海推出科创板，更是反映了资本市场在面对创新资本形成和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方面必须要拓展功能的需要。我最近也提出来，观察资本市场功能的时候，核心就是观察资本市场上的企业结构，即能否有更大的包容性，有没有更宽的渠道来适应创新企业的发展。所以就必须要修改规则。当然我们现在的证券法出来了，注册制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利于适应创新经济的发展、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鼓励、支持更多的创新资本的形成，在充分分享国际经验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自身也加快了发展。 我最近也在观察，比如双重股权架构，注意到一个现象，以阿里上市为例，最先是想在美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选择，但是首先上海被排除了，因为上海当时的制度是不可能容纳这样的双重股权架构，所以后来就到香港，据我了解，因为香港说要修改制度，但是后来制度没有修改成，所以阿里就到了美国。但是我也注意到了2018年以后，香港修改上市规则，所以这两年确实有很多的生物科技等企业到香港联交所上市了。上海的科创板应该说也在这个方面有了快速发展，我记得科创板有一家企业也是实行了双重股权架构，但这是刚开始的尝试。总的来讲，未来的发展要更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创新经济的需要，同时不断地完善修改资本市场制度来适应需要，从而使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方面、创新资本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剑阁：两位的介绍说明资本市场的建立不容易，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也不容易。香港市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当年阿里首选在香港上市，但按照当时香港的证券法规是有问题的。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取得了社会共识，修改了上市规则以后容纳了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上市，后来生物科技板也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有两件事提前布局非常有意义： 第一，九十年代初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为今天香港交易所在世界名列前茅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前几年的数据来说，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量占一半50%，市值大概占60%，交易量每天由内地“北水南调”和内地企业产生的市场交易量占70%。前几年是这个数，现在可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提前布局的事情，使内地企业取得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对香港成为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这几年对同股不同权的改革以及生物科技板的建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腾挪的空间。下一轮中美贸易战可能引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由于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这些企业直接退到内地，还会有很大问题，但退到香港还是可以的。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部分这些公司的第二上市地。对于在美国挂牌的公司，如果未来要从美国退市，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有提前的布局，香港接纳这些公司是完全可以的。这对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有了回旋的空间，这非常重要。 刚才提到史主席到中国证监会任职，曾经被认为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确实使国内监管提高了一个档次。回过头来史主席现在到香港交易所担任主席，我觉得在香港各界来说是不二人选。史主席了解内地的监管，又了解香港的监管，具有其他人绝对不具备的优势。希望史主席多干几年，对内地有好处，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好处，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 史美伦：谢谢剑阁理事长，您说的夸大了，我其实也是团队一份子。补充一下数据，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民企1300多家，现在市值占80%，交易量占超过80%，内地企业是香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内地上市企业金融方面的工作者，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或者融资者，更是市场的持股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香港的市场是大家的市场，也是内地的市场。 孙晓霞：刚才讲了资本市场内地和香港的经验互动，从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经验这个角度看，接下来资本市场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改革如何服务好这一新发展阶段？请屠主席给我们分享。 屠光绍：现在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金融领域，更是国家各个方面都面临的新任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这两年确实迈出了很大的步子，接下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想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金融体系和结构的优化问题，金融体系优化问题面临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加快发展直接融资。 提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印象中写到党代会报告、写到五年规划，也写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直接融资比重始终很难提高，现在最新的数据还是百分之十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下一步根据新的任务，资本市场该如何加快发展？我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需要将三根支柱打得更牢更坚实，从而让资本市场将来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三根支柱分别是： 第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太重要，三十年间不断有制度改革，但是相对来讲基础制度依然要进一步夯实。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搞资本市场。另外，我们发展过程中有阶段性任务和阶段性政策，因此股市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多也有其历史原因。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基础制度的完善，包括注册制以及之前的股权分置改革。 第二，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这也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过去搞间接融资，对于储蓄人来讲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而资本市场是系统工程，投资人要直接面对市场、直接管理风险，而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又特别多，如宏观因素、产业因素、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企业成长性判断等，这就要求资本市场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需要投资银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等进行相应的支撑。服务体系的能力不是保护出来的，也不是管理出来的，一定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而竞争必须要开放。近年来的金融开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 第三，机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不光看数量还要看能力。机构投资人不只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更起到支撑资本市场结构扩展、资本市场功能完善包括公司治理健全等作用。 有了这三根支柱，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才能服务好新发展格局，才能基础更牢、走得更远。 史美伦：我感觉国内过去三十年不断地有突破，我同意刚才屠主席说的几点，尤其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国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已经比较成熟，除了长期持股是市场成熟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外，现在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换句话说，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他们的持股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改善。现在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大企业要求在公司治理里面包含绿色金融、ESG，这些都是机构投资者在向企业施加压力。因为有他们的压力，企业就会改善治理。因此我认为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我感觉内地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衍生工具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在这当中，香港也可以扮演一个为内地市场提供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这样对双方来讲是互利互赢的。 说得比较远一点，目前世界上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需要更多的桥梁、更多的结合点。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的桥梁，可以帮助内地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 孙晓霞：最后请剑阁理事长做总结性发言。 李剑阁：刚才屠主席讲的三个支柱非常有新意，而且很全面，我没有要补充的。屠主席说到三个支柱时，我以为他会把话题切换到养老金的三个支柱。这使我联想到周小川行长这两天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中国资本的市场要行稳致远的话，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和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如果没有养老金的参与，资本市场很难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场的对话的主题和形式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的对话专门讲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和发展，是其他各种纪念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论坛都没有的。而且我们有三位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参加，与具有“三个唯一”头衔的史主席参加同台对话，共同回顾、总结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发展的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有特色、有意义。
12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官网公告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等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 公告显示，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收购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等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了调查，并于2020年12月14日依据《反垄断法》第48条、49条作出处罚决定，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阅文集团和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截止发稿，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官网已将上述公告删除。 据了解，2014年3月至2017年6月，阿里巴巴投资先后三次合计收购银泰商业73.79%股权，成为银泰商业控股股东，2018年，阿里巴巴投资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2018年8月，腾讯控股子公司阅文与新丽传媒等签署协议，收购新丽传媒100%股权；2020年5月，丰巢网络以换股方式取得中邮智递100%股权。 针对涉事企业，市场监管总局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互联网平台企业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根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应当事先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目前，我们收到一些投诉和举报，反映有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营业额达到申报标准，但在实施集中前，没有依法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相关规定。收到举报后，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进行核实，并对涉嫌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依法调查处理。 “通过公开上述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希望经营者认识到，《反垄断法》适用于所有主体，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目的是要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虽然平台经济领域竞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但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所有企业都应当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律法规，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在下午开盘后，涉事企业股价有一波跳水。截止发稿，涉事企业阿里巴巴跌2.94%，腾讯跌2.64%，阅文集团跌1.97%，顺丰微涨0.8%。
P2P清零了，批判与反思成了主流声音。作为一种投资者警示教育，严厉批评未尝不可；但对金融从业者、潜在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若也把这段历史简单看过，一概否定了事，是无法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的。后视镜思维下，P2P的缺陷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已经把千万种可能性走成了唯一的一条路；身在其中时，受各种正面、负面因素影响，眼前总有多条路可选，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的。正因如此，简单对P2P下个断语，是远远不够的。事出有因谈论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如是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同样，对于P2P，与其抓住事后的问题批个不停，或纠结于“如果当初这样或那样就好了”，不如剖析其兴起的大环境与土壤，寻觅背后的因果关系，知其所以然，然后镜鉴未来。国内最早的P2P产生于2007年，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支付也刚刚兴起，金融线上化的土壤还不成熟。作为一种创业舶来品，P2P几乎一点水花也没能溅起。到了2012年前后，尽管P2P尚不为大众所知，但智能手机驱动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启，电子商务、团购、微博、微信……，越来越多的场景从线下走到线上。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但对于金融业务的线上化，已经做好了准备。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就已经听闻个人金融部的几个同事跳槽去了P2P公司，当时还颇感惊奇，事后来看，或许这便是两三年以后银行员工离职潮的滥觞。2013年，互联网宝宝理财引来全民热议，被视作互联网金融元年，整个社会舆论都不吝赞美之词。支付、理财的线上化，又加速了贷款线上化，在用户心智层面，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渐渐成为一种风尚，成为某种新生活方式的象征。至此，P2P的市场环境才趋向成熟了，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旗下，P2P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2014年末，运营平台1575家，待还余额超过千亿。致命缺陷P2P的快速发展，除了大环境给力，主流平台推出的“担保兑付”模式也至关重要。2009年，红岭创投等平台推出了担保模式，出借人不需再评估单个项目风险，只要评估平台的跑路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也给P2P投资披上一层“低风险”的外衣，为2013年之后P2P乘风而起奠定基础。经历过P2P爆雷潮，我们已知道担保兑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扩大规模的利器，也是风险反噬自身的利刃。除此之外，平台兑付还是资金池模式的元凶。事后看，抛开蓄意欺诈的伪P2P不谈，多数P2P平台都死于资金池，有了资金池就有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简单清晰的信息中介变成了复杂的类银行业务，披着信息中介的帽子又缺乏杠杆约束，不可能不出问题。但资金池并非凭空的“创新”。P2P点对点模式与资金池模式本不相容，之所以从点对点过渡到资金池，中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平台担保兑付。既然平台承诺本息保障，点对点也就不重要了，为提高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池模式应运而生，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担保兑付背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但当时主流的资管产品都有刚兑属性，P2P平台的做法也就不显得突兀。此外，不少平台的本息保障引入了担保公司，也有些平台主打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房抵、车抵或股权质押等“低风险”业务（不论真假，起码宣传上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息保障看上去是可行的。当然，事后看，市场还是低估了担保兑付模式的巨大破坏力，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风险无人识？这几年P2P问题频发，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不能理解：为何P2P快速崛起时，其潜在风险不受重视呢？其实，市场对P2P的风险很早就有认知。2014年虽是P2P大发展之年，也是问题集中显现的一年，先后有275家平台出现问题，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资金兑付出现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更是比比皆是。针对行业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在各种场合给出了解决思路，涵盖了资金第三方存管、严禁平台兑付、严禁资金池、充分信息披露等要求，与后续P2P备案的基本规则一般无二。举例来说，早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已经提出“P2P和众筹融资要坚持平台功能，不得变相搞资金池，不得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这句话对P2P的风险识别是很准的，后续P2P平台出问题，多数都死于资金池运作或非法集资。但看到风险，不代表要一杆子打死。当时，主流金融体系在普惠群体融资难、民间金融规范化、传统金融创新求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市场各方对互联网金融寄予厚望，愿意包容新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普惠群体融资难。截止2014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仅为3.5亿人，年增长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信贷服务基本仍在存量客群中打转。同时，2010-2015年间，除房贷以外的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滑，普惠金融破局变得愈发急迫，这种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贷款模式探索自然被给予厚望，而P2P恰恰是个中翘楚。此外，当时P2P平均出借利率高达18%以上，现在看不可思议，在当时并不算离谱。2014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事实上，市场甚至希望借助P2P的力量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毕竟相比线下，线上模式低成本、高效率特征广为人知。更重要的是P2P行业的规模尚小，一般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市场的容忍度也就高一些。所以，尽管市场人士都呼吁平台不能刚性兑付，不能搞资金池，但也仅限于呼吁。毕竟大家的共识是解决问题需循序渐进，急是没用的。硬着陆可是，当P2P发展速度远超市场预期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破坏力”。2015年中，泛亚金属交易所爆雷，下半年，e租宝兑付出现问题。百亿级平台接连出事，针对P2P的监管提速。但借助互联网威力，P2P扩张的速度远超规则落地的速度，短短两三年内，竟趋近于“大而难倒”之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原则下，大而难倒也不能不倒，不得不以“硬着陆”结束。2014年末，P2P待还余额刚突破千亿大关，2017年9月，便已突破万亿大关。在这期间，P2P监管暂行办法落地，持续夯实地方监管力量，备案开始推进。进展不可谓不快，只是P2P扩张速度更快。同期，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优胜劣汰，一些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继而转向了P2P平台。而P2P大扩张过程中，不少平台为追求规模背离了小额普惠定位，也在积极向企业借款人靠拢。二者的结合，为2018年中的爆雷潮埋下隐患。这次爆雷潮的展开，是环环相扣的流动性危机。2018年6月16日，唐小僧爆雷，市场解读为平台返利模式的陷落，行业内出现了流动性冲击波，但大平台依旧具有吸引力；7月14日，投之家爆雷，市场开始对所谓的大平台失去信心，引发行业流动性恐慌。之后半个月内，日出借人数从2.3万人降至6000人左右，流动性压力袭击所有平台，很多实力薄弱的平台在冲击下陷入困境，引发爆雷潮。当然，此次爆雷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此一役，各方对P2P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之前小心翼翼地整改是为了避免批量爆雷冲击出借人，既然已经对出借人造成巨大伤害，小心翼翼就没有必要了。2018年8月，全国P2P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12月末为限，要求P2P走完“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三道程序，整改全面提速。再后来，在严监管约束下，头部平台加速转型，中小平台持续退出，在此起彼伏的清退潮中，P2P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镜鉴未来“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P2P短短几年的兴衰，尽显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百态，几乎每一类机构，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个剖面。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真正让人感慨的，还是兴衰背后不同平台的不同结局。P2P作为一个行业覆灭了，但并非每一家平台的下场都很惨淡。这背后的区别，便是行业发展蕴含的经验教训之所在。那些成功转型的平台，既没有提前预料到P2P的清退结局，过程中也曾采用“担保兑付”模式，最后之所以挺了过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始终敬畏市场、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客户、风控等），并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愿意着眼于未来随时调整策略。行业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偶然性又受必然性制约，二者互为因果，使得在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也使得预测市场终极走势变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市场保持敬畏，不去做一些与基本规律相左的事情；同时，积极把握能把握的，以不变应万变。P2P的覆灭，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背后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若只是对P2P简单下个断语，不仅会抹杀这段历史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启发意义，也无益于培养我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展望未来，B端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迎面而来，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机会和陷阱。何为机会、何为陷阱，我们无从识别，但如果能吸收P2P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一些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是为下一年的的宏观政策定调的，但今年有所不同。12月会议提出的八项重点任务时效性都不止一年，而是至少在“十四五”期间（2021-2025）都要关注的长期问题。这一时效性的变化突显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增长。 会议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这对改善供应链也至关重要。中美科技脱钩持续升级，给中国自主研发带来极大挑战。尽管拜登政府可能缓解紧张的贸易局势，但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会继续。中国已诉诸“双循环”模式，想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来应对美国的威胁，并相信本土市场的海量规模和复杂性本身就能激发创新。近些年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成功也证实了这种信心。 推动自主创新，企业部门是主力军。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国有企业推动了大多数技术突破，主要用于军工和航空航天。但是，国企的低效和非营利性质并不适合面向消费者的创新。本次会议承诺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即把私人资本引入国企管理以改善激励机制。之后，国企再凭借其先天的资源整合能力，在市场创新中重获一席之地。 监管部门强调通过金融改革支持创新，增加直接融资。中国的金融体系因为不支持实体经济而饱受批评。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变：过去是劳动力和资本，而现在是科技。由于银行业天然保守，中国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无法为科创企业提供所需的风险资金。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更适合此类业务，因为它们在评估新技术潜力方面更专业，且对风险有高容忍度。但这种转变也将是长期的，特别是疫情后企业坏账已经增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改革恐怕必须小步慢跑，避免市场大幅波动。 中国政府在追求创新的进程中，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本次会议提到“市场”的次数比“科技”或“政府”还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退后一步。深圳是这种方法的典型案例。在深圳成为国家创新中心的过程中，深圳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设立100亿元的母基金以吸引天使投资人和高科技公司设立办事处。尽管如此，政府仍需警惕，更明智的应对市场失灵，同时避免浪费投资。当局还表示将加强监管以避免金融风险---这既是对近期债务市场违约的间接回应，也是支持创新和长期发展所必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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