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均衡是事物不确定性表现的相对确定性表达，经济运行达到某种均衡时，常常说明了某种对称性的达成，也意味某种新趋势。现有均衡理论的概念、内涵和层次并不能解释全部的经济现象，均衡思想的内涵尚有待得到深入挖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深入探悉均衡思想的更深内涵出发，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再到凯恩斯主义，追踪均衡思想的演化过程，旨在为均衡概念探究新的内涵并给各类经济主体在配置资源、经济行为合理性分析方面奠定新的均衡方式的思想基础。 不确定性和对称性是世界的两个基本性质，经济学应该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学的庞大分析框架中，均衡理论是最重要的栋梁。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均衡不仅是一种思想、思维方式，理论架构，而且是组织经济活动、配置经济资源、评价经济结构的行动指南。本文通过对均衡思想的演化过程进行梳理，发现了均衡理论的可扩展空间，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均衡思想—异度均衡。 1.对称性、不确定性与均衡思想的演化 对称性是自然界高度进化的法则，否则向弱者、无辜者转移风险的倾向不会得到遏制，风险转移的后果不仅导致弱者、无辜者的灭绝，更会引发自然界整体系统的崩溃。同样地，人类社会中任何倡导公平和正义的法律、规则及道德无不强调着对称性原则。然而，知识尤其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导致人类事务中反倒存在着大量非对称性现象，将风险转移给不同空间的不相干主体，将风险转移给未来等现象都是典型例子。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类科学都是某种程度上试图弥补非对称性或纠正不平衡即追求均衡的不懈努力。 所谓均衡点正是事物不确定性表现的相对确定性表达。经济运行达到某种均衡时，常常说明了某种对称性的达成，也意味某种新趋势。虽然这一均衡很容易被打破：对称性更容易被非对称替代，“均衡点”很容易变成意味着趋势改变的“拐点”。 均衡思想的内涵尚有待得到深入挖掘。现有均衡理论的概念、内涵和层次并不能解释全部的经济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深入探悉均衡思想的更深内涵出发，追踪均衡思想的演化过程，旨在为均衡概念探究新的内涵并给各类经济主体在配置资源、经济行为合理性分析方面奠定新的均衡方式的思想基础。 2.古典主义的均衡思想 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描述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本质，这是第一次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经济学区别于旧的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Murray Milgate，1996）。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其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古典均衡概念的内涵，即“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有“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自然条件”。虽然“自然条件”或“长期正常条件”代表了古典主义最初的“均衡概念”，但真正让“均衡”一词广泛传播的是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在《政治经济学》中对均衡进行了正式论述，开启了新古典主义均衡思想的扉页。 3.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思想 新古典主义均衡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均衡层次深化为“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这两个概念实际上都包含了马歇尔（Marshall，1890）所言的“供求相等、市场出清”的这一核心内容，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上的差别。“一般均衡”最为靠近斯密“自然条件”的内涵，而“局部均衡”则为“幻灯片式”比较静态分析提供了空间。 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本质上依旧是“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动态问题时只能简单地使用类似静态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静态均衡串起来分析他们所谓的经济的动态（John F. Henry，1983）。萨缪尔森把静态向动态的转化称之为对应原理，即在比较静态学和动态学之间形式上存在一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存在并不能让两者划上等号。从本质上看，之所以新古典均衡模型难以处理动态时间问题，是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能用处于历史时间中的因果关系来描述。这种本质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义贡献中依旧难以获得全面升华，而这一工作由凯恩斯主义延续。 4.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思想 均衡思想发展至凯恩斯时代同样受到了这股冲力的巨大影响，走出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定式，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思想是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的。某种意义上看，用“凯恩斯革命”来形容这种均衡理念的变化毫不为过。绝对均衡和相对均衡、静态均衡和动态均衡、主观均衡和客观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这些均衡内涵的多维性扩大都可以追根溯源至凯恩斯的理论贡献。这种均衡思想的“凯恩斯革命”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理念的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凯恩斯的均衡思想包括逻辑清晰的两个层次：一是中间性均衡，以及“有限波动”的规律性；二是移动均衡，以及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的一致性。凯恩斯认为货币经济本身存在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有规则的。它既不会无限地繁荣，以致超过充分就业的限制；也不会无限地衰退，以致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 凯恩斯的均衡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均衡“静态性”、“客观性”、“绝对性”的拴结。“有限波动”意味着均衡可以是相对的，“移动均衡”意味着均衡可以是动态的，而“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对预期的强调意味着均衡可以是主观的。凯恩斯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新古典的均衡观，而将凯恩斯均衡和新古典重新统一融入古典均衡的努力来自于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的理论贡献。 5.均衡分析理论 均衡分析（equilibrium analysis）在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均衡一般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 1874 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他提出“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均衡价格论概念（典型的局部均衡），他指出当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力量处于一种力量相当、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境界，就是均衡。 博弈论的创始人之一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28）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两人零和博弈总是存在“最大最小均衡”。但是，由于零和博弈的特殊性，它在社会科学中并没有普遍的应用价值。随后，纳什（Nash）在1950年到1953期间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划分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标准，另一方面证明了非合作博弈中战略均衡的存在性。从此，纳什均衡成为管理和经济分析的重要概念。 然而，纳什均衡是以主体“唯利是图”为假定前提的，丢失了特定人文环境下的公平需求，这显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现象的本质。一般均衡的假设是建立在相对确定条件下的，似乎也不能全面解释不确性状态下的经济运行机制。 6.异度均衡的提出 通过以上国内外均衡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均衡理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尚有可扩展空间。客观来讲，评价当前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不仅限于当前其带来的经济效用，更应该将其对未来的影响纳入考量体系中。换句话说就是要预测未来波动所带来的收益与损耗的变化并纳入到当前的经济分析中去。一方面，可以观测到的当前是由过去的因决定了现在的果，就如同银行当期效益其实是上年业务发展汇总呈现出来的结果。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波动也深刻地影响了未来。因此，在进行均衡理论研究时，要将过去、现在、未来看成一个统一的、一以贯之的过程，这样才是完整严密的研究逻辑。不确定性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特质是跨时空区域的，鉴于此，我们需要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纳入均衡研究体系中来，其中时间维度主要指时间曲线上的不确定性及波动，空间维度主要指空间变化下的机会成本，而公平尺度是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综合考量。除了设定某种条件下的分析，凡是动态的分析就必须考虑“异度”即不同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经济均衡问题。均衡理论的完善过程，不是新旧替代的过程，而是不同条件下，不同理论框架对经济现象的不同解释。 通过上述文献研究，我们明确地感觉到：目前为止的均衡理论和思想存在的缺陷是：虽然确认经济不确定性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以波动的形式而存在的，但没有认真考虑这种波动对收益和损耗的量化关系。这个波动的过程包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和现在已经在一般均衡和纳什均衡的模型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但未来及未来因波动而产生的收益、风险、公平、机会成本等变量因素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就均衡理论而言，在增加未来这个附有众多经济变量的元素后，事实上这就提出了新的均衡条件和算法的问题。这促使我们从理论上对均衡理论产生完善和补充的动因。也就是在一般均衡，纳什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第三类均衡的观念、方法、工具和一整套思想体系。我们把这一新的均衡关系叫做“异度均衡”。 本文撰写说明：本论文由朱小黄博士主笔，构建了整个论文的学术逻辑和写作内容以及基本观点。杨军博士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并参与了论文的修改完善及建模的讨论，王丹研究员参与了各种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论文文本整理及数据的收集检验。孙伟研究员参与了整个研究过程并对本文所涉及的数学模型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蔡鑫博士在算法及模型支持上及场景的具体计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除此之外，在异度均衡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林嵩教授、张光利博士、谭庆华博士有不少贡献。张微林博士和谢东平博士也提供了帮助。
按语 人类不喜欢不确定性，希望一切都是确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人们的决策基本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因此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确定性进行管理，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管理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对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进行管理。而风险管理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拐点的把握，事物未来的不确定性状况总是充满转折即拐点，拐点代表作新趋势的转折处，经济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寻找各种事物发展规律的拐点，从而预测未来的趋势。异度均衡理论赋予了风险管理及拐点研究新的内涵，引入了空间维度的机会成本以及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公平尺度。 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都已经在实际行为上学会了如何适应不确定性的环境而有效生存，学会了面对不确定性而做出选择和取舍。社会已经在教育、发展规划、技术应用等方面对不确定性做出安排，并创造出天气预报、保险机构、地震防灾、应急预案，甚至银行贷款拨备等机制来适应或补偿不确定性损耗的影响。 追求确定性的预期或是拥抱不确定性，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方式的两种生存方式。承认不确定性并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建立社会治理规则与企图建设一个确定的生存环境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如果有经济学家号称准确预测了某次经济危机或股市涨跌，那其实并不是真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虽然可以计量出某种状态，却不可能给出某种具体确定的答案。 1.经济不确定性原理 经济学的发展，从思想背景上考察，就是从古典的追求确定性向现代的拥抱不确定性的转换。在确定条件下的最优化理性决策很容易解释，但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经济原理如何这是一个普适性问题，但回答起来却不容易。 现代经济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心理与行为的博弈过程，是一种以不确定性为条件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就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当前与未来、此地与异地、此时与它时之间的收益与损耗、有利与不利的取舍。 经济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或者说，只要经济行为者一种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就会产生不确定性。经济学中关于风险管理的概念，指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收益和损失）的分布范围和状态不能确知。只能利用数据对现状和未来作某种程度的表达，通过计量模型和工具寻找最接近真实的计算结果，用以指导人们对现状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判。 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可计量和不可计量两类，所谓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就是对可计量不确定性现象的研究和计算。在经济学领域，奈特（Knight）首次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奈特说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才是风险，才能进行管理。如果一切都可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企业家是不能获利的，奈特的答案是利润来自不可测的部分，来自不确定性，就像是风吹落叶一样，总有几片出乎意外。因此，不确定性才是收益的来源。 2.风险管理与蒙格斯拐点 在不确定性的处理上，人类采取了理性的姿态：对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事件如地震一类的自然灾害，主要是进行事后管理，提高对后果的承受能力。在经济核算中把此类支出列为非预期损失，是对损失均值和预期损失的偏离，所以一旦发生就应冲销资本。不属于本论文深入研究的范畴。而对可计量的不确定性则利用数据和数学模型进行测算，并进行降低这些损失的管理。前者寄托运气和人类经验智慧积累，后者则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得到控制。现代风险管理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可计量的不确定性进行分类和计量管理的理论。 在不确定性研究中，数学模型表示了不确定变化的规律，而经济学的出发点则是确定这些变化的收益或损失的程度应该如何定义或在事先的投资预测中确定是否能够承受损耗。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把风险管理的原理提炼成某种经济学分析的原理也就顺理成章了。 实际上风险管理所指向的是风险成本，即未来由于不确定性所掩盖的很大概率上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损失。 没有收益当然不用承担风险，收益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经营的目标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衡量计算收益能否覆盖风险，从而进行取舍。现实中不存在“零风险”，而没有收益各种经济行为终将失去最终动力。因此，风控和监管不是为了把所谓的“不好的”交易堵死，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不确定性促进市场交易实现收益，这是市场的本质。 我们在经济拐点的研究中，希望用蒙格斯拐点这一概念来表达从不确定性出发借用风险计量的方法预判未来趋势的新的经济观察角度，形成新的经济研究的体系。其逻辑顺序是：因为不确定性，所以风险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可计量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存在正面与负面作用共存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悖论的存在。找到正负两面的均衡点就是解悖，一旦经济事物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平衡关系被打破，经济事物就会沿着某种趋势的方向发展，并达成新的均衡。代表某种新的趋势的转折处，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拐点，即数学曲线上的某个点，在经济学上，可以依据这个拐点，预警未来的某些发展趋势。 蒙格斯拐点与一般经济学中的抛物状曲线中的顶点或低点不同，它是一个事物发展曲线中任意一点，我们要寻找的是其中有着重要状态意义的点。可能是最优点，也可能是最差点。这也许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新思维和新方法。 蒙格斯拐点依靠经济学基础理论认知和其它理论如风险理论、行为科学、法学、社会学等构成理论逻辑，作为建模计算的思想基础。 蒙格斯拐点研究是经济现象的预判研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有大量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计算找到其发展阶段变化的“拐点”，从而指导市场和市场策略的方向。如系统性风险是怎样发生量变、质变从分散走向集中的？整个经济体或某个经济部门或行业在债务上的扩张对其发展有利的边界在哪里？贫富差距的安全阈值是多少？等等。 拐点计量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依据理论逻辑形成函数关系并建立模型。所以拐点可以看作是一种规律性经济现象，实证性寻找或发现某些拐点，可用以解释过去的经济现象，预判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说某一个点是拐点时，是指一个复杂判断下状态的表达。 拐点不是全部却携带了全部，是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宏观趋势的微观观察。搞清楚拐点的意义和它前后的趋势，整个研究才有清楚的框架和标准，在指导经济实务上也更有意义。 3.从蒙格斯拐点到异度均衡 均衡理论在拐点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拐点不是终点，是某种客观存在的均衡被打破之后，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启始点，是新的均衡关系形成之前的某种趋势性的非均衡点。 蒙格斯拐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事物都存在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因此描述的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在过程中观察变化。 寻找事物拐点的过程总是在计量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确定一个最佳状态的拐点，过了拐点，风险成本会越来越大于风险收益，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是蒙格斯拐点所表达的主要含义。所以拐点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展望和风险预警。拐点研究就是对事物不确定性的特殊形式的研究，既是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同时也是对未来风险成本的预测。 蒙格斯拐点理论总是认为事物进展都有收益的一面也有损耗的一面，许多因素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拐点要研究事物中的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的关系。短期的好（收益）可能是长期的不妥（风险）这是一个定律，也是一个陷阱。统计分析容易落入这个陷阱，而拐点分析要考量未来的风险损耗，有利于规避这个陷阱。 因此，当我们站在未来向当前提问时，绕不开风险成本这个陷阱。当我们站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风险时，发现未来不确定及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不仅仅形成了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成本，亦带来了公平和效率的经济学问题和伦理评价。异度均衡的“均衡”不局限于传统风险管理意义上的收益和风险的对称性，还包括空间维度的机会成本，以及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公平尺度。
摘要 【李迅雷：A股结构性牛市仍在延续 传统产业要选龙头】传统产业大部分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比如说像金融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等，还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分化，中国经济在发生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比重在逐步上升，传统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作为资产配置来讲，传统产业要选头部企业、选龙头，新兴行业看科技含量。从上半年基金半年报的披露，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市值前四百大的股票要占到了公募基金配置比的90%以上。 全球经济下行不是问题， 结构失衡才是问题 1、疫情加速经济下行步伐：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全球经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也是变化比较大。既有疫情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同时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等相互交错，所以比较复杂。全球经济处在一个结构的失衡当中，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美国复工之后，疫情爆发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强，疫情持续时间更加变得遥遥无期。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也就是说，没有疫情的话，经济由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增长乏力，经济增速在缓慢地下行；疫情则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改变的是斜率，并没有改变趋势，即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1)美国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拉美、南非、印度失控中 我们在今年2月3日，也就是股市开市的第一天，发布了《疫情拐点何时出现——基于数学模型的新冠病毒传播预测》的报告，对于新冠疫情做了预判。我们当时预判的累计人数是8.8万左右，我国现在累计确诊人数还接近8.8万这个数；同时，我们也预测到中国复工潮不会带来疫情第二波、海外疫情会失控等。 总体来讲，我们对于国内疫情和海外疫情失控这方面做了一个比较早的判断，即对于中国国内的疫情，海外疫情的预测还是比较准确。但是美国的疫情应该是出乎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这主要是它的防范举措研究的不到位，实际上背后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判断的失误。美国行政当局犯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致使疫情蔓延。迄今为止，拉美、南非和印度，这些国家的疫情在失控当中；美国因疫情而新增的确诊人数，当天的新增人数最高是超过8万人，相当于中国累积到今天的确诊人数的数量。 这也反映出对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还是要予以足够重视。比如说，像这轮疫情会不会复发，现在确实也不好说了，因为第一轮疫情到现在还没有过去，谈第二轮疫情会不会再起来，我觉得为时尚早。由于疫情的加剧，使得全球贸易出现了一个增速的下降，中国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700多万，疫情使得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了阻断，从而使得全球贸易更加低迷。而在疫情之前已经有逆全球化的思潮，甚至有些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在这样一种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恶化，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2)全球化告一段落，疫情加剧全球贸易更低迷 2、资本逐利的力量：全球化仍是大趋势 但我还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总书记前不久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了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一些短期因素、人为因素而改变。因为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流动、来自于资本追求投资回报率的需求、来自于人力资本追求更高薪酬的需求，也来自于通过交换或者价差收益贸易的需求，所以我想这种大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在目前疫情之下或者在某些国家的阻碍之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会有所放缓，但这是一个短暂现象。 从过去40年看，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因为中国人多自然资源少，只有在为全球产业资本提供劳动力的过程中，靠为全球消费者打工，获得辛苦收入。在当前贸易摩擦和国际纠纷加大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要加大开放的力度来抵御逆全球化的思潮。 3、超发货币和政府加杠杆必然会加大债务风险 现在要应对疫情、应对全球经济的停摆，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对策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地降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债务问题不断地上升。美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最近美元指数也在下行，这表明了大家对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贬值而担忧。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是下行的，即便是通过货币超发、实行零利率政策，以及大量举债的所谓财政支持政策，它能够使得经济不停摆，能够使得流动性危机不爆发，但它导致的副作用就是债务的增长。 当然，我认为债务的最大风险不是美国，而是欧洲。在欧洲，主要还是被称为欧洲五国的那几个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峻。最近，因汇率问题而把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由3个B下调到了3个B-，这与垃圾债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股市涨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往后移。 我之所以强调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了。不仅发达经济体如此，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以消费主导的经济结构是不利的，因为消费的主力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的危害。结构性扭曲导致全球经济步入到一个低增长、高振荡的态势当中。 全球经济在以往虽然也有很多次波动，但它总是有亮点。比如说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之后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到了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中国经济也放缓了，谁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呢？似乎没有。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所以它起不到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这张图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是全球第二，但中国GDP每年新增的量要占到全球新增的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困惑之所在，因为中国经济在减速，这也使得全球经济也在减速。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 今年政策执行“下限”： 底线思维下的“六保” 1、上半年经济基本分析：存量经济特征日渐明显 在中国经济方面，刚刚公布了2020年的半年报，我们的GDP增速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走势，上半年是-1.6%，其中二季度是出现了3.2%的正增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全年可以达到3%左右的增长。这比货币基金组织给我们的预期要好，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今年中国大概是1%左右的增长。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能够实现3%的增长，但还是一种下行的趋势。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全球经济还是在一个缓慢的下行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下行幅度更大、更加明显。这跟我们的经济体量有关系。当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即便不缩小，那么增长速度也下来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关键是经济能否转型升级。目前来讲，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是越来越明显了。存量经济的表现形式跟增量经济是不一样的。在增量经济下，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在存量经济主导下，则表现为如何来切分蛋糕。这对于投资逻辑，对于我们资产配置逻辑会有指导意义。 整体来讲，今年上半年的GDP表现应该还是略超预期的。因为本来大家预期中国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没想到美国倒成了重灾区。中国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复工复产总体情况也比较理想。二季度GDP增速明显加快，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虽然前两驾马车(即投资和消费)都是负增长，但出口对GDP做了一个正的贡献。从各个行业来看，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比较快；从产品来看，工程机械和新经济相关的产品增长比较快，比如说挖掘机、铲土运输器械、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在上半年都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服务业生产增速回升到了2.3%，恢复还是偏慢。上半年，我们金融行业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可能因为消费少了，储蓄增加了，很多人把储蓄用来投资了。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基建投资、地产投资都还可以，尤其在第二季度表现比较好，制造业还是处在一个负的增长，说明还是需求不足，我们的实际有效需求仍不足。基建投资在4、5月份增长势头比较强劲，6月份反而有所回落。 从全年来看，今年财政刺激可能还不够弥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的缺口，所以政策空间或许没有那么大。我的基本判断是：下半年经济会进入增长平台期。第一季度是下降态势，第二季度是反弹，第三季度则在反弹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平台平稳运行的阶段，下半年大概GDP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还是偏弱，消费偏弱说明整个需求端的恢复进入到瓶颈期了，有部分消费，比如说像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它不可能恢复到100%的水平，在80%左右这样的水平，它就基本上停住了。 从消费结构来看，必需品的消费依然还是保持高增长，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和日用品，它的增速都超过10%。可选消费品首先分化，汽车的零售是负增长，化妆品、家电、通信器材回升比较明显。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必需品的消费增长10%，这里面主要还是靠消费升级，而不是说我们吃东西吃多了增长10%，这与我们整个的消费升级有关系。既然有疫情的话，大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即品质、安全和品牌 。 出口还是要好于预期。这里面有两大因素：第一，疫情产品的高增长对出口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比如，6月份医疗仪器和器械出口增速扩大到100%，纺织纱线、织物制品出口增速高达56.7%，中药材等出口增速也扩大到11.2%。若剔除这些产品，则6月份增速是-2.9%，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是错位，即全球二季度后都在遭遇疫情，中国二季度后复工复产比较顺利，达产率较高，故此，全球有部分订单就被中国拿走了。这是一个错位的因素。 2、2020年CPI:通胀、滞涨还是通缩？ 大家对于货币超发会否引发通胀有比较大的争议。就我的判断而言，整体来讲，我们还是面临通缩的压力。为什么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胀？这缘于我们的资金流向了高端，真正流向低端的并不多。前不久央行也有一个调查，发现居民的储蓄增加了，消费减少了。如果说居民的有效需求没有增加，但产出却增加了，那就会形成一个负的产出缺口。 负的产出缺口就不支持通胀上行，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容易解释的。以日本为例，日本长期的货币超发，但是为什么它的通胀率非常低呢？它还是要想方设法让CPI能够上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结构的问题，就是超发的货币没有能够提供给普通居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都普遍面临的问题。 3、财政政策积极偏稳健，货币政策稳健偏积极 (1)财政政策：力度强于前两年 政策又是怎么样呢？我的判断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发现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偏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力度来讲，它是强于前两年，我们有1万亿的特别国债，把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2.8%提升到了今年的3.6%，这也增加1万亿。另外，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也普遍上升。但我们还要看到财政收入的下降。虽然补充了这样一些支出，但是由于疫情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使得我们财政总支出的规模跟去年比并没有上升多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不能够看一两项数据，而是要把整体的数据汇总在一起，看总收入和总支出到底有多少。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今年的财政实际上还是偏紧的。 (2)广义赤字提升，但比起2016年仍低 我们同样可以算一下广义赤字，也就是包括了政府一般性的财政赤字，也包含了我们三大开发行的负债、新增的负债，也包括地方政府的那些隐形的债务。把这些加总起来，就构成了广义财政赤字。与2016年相比，广义财政的赤字率较低，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部门来讲，今年有一个紧财政的举措，即压缩政府的支出。政府的一些差旅费等各方面是非常紧的，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举措。 美国是为了总统连任，联邦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赤字率是非常激进的，基本上创了近几十年来的新高，财政赤字率达到15%以上，整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这种高举债的方式，我觉得是很难持续的，也会酿成隐患。我们国家可能是从长计议，因为我国的财政举债的能力还是挺大的，即我国政府拥有各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自然资源，也有行政性资产，还有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巨大净资产，规模超过80多万亿，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可以举债的部分都去用掉，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去为我们经济长远发展、为提高经济效率去考虑。 (3)稳货币，宽信用：降准降息，增加流动性 货币政策从今年以来，一年期的LPR也下降了0.46，到了3.85，五年期的LPR下降了0.2个百分点，到了4.65。所以总体来讲，上半年降息幅度还是明显的。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那些举措实际上是一个宽信用，宽信用之后是不是不需要降息了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因为一个社会资金的成本跟经济增速相比还是偏高的，所以需要降下来。单纯通过宽信用的这个政策的用意是明确的，但政策的目标能不能充分得到实现，确实不好说，所以我觉得今后应该还有可能继续降准降息。 (4)货币政策：中长期来看没有收紧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的迹象，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从2019年以来，基本上还是处在持续恢复当中，当前的表内资产的扩张提速明显，我前面也讲到整个利率水平也在一个下行当中。所以整个货币政策，我觉得还是偏宽松的。 (5)去年政策偏重“稳中求进” 今年政策偏重“底线思维” 对于政策的解读，我想用两句话来归纳：第一句话，政策的上限是稳中求进，政策的下限是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的具体表现就是2018年所提出的“六稳”，政策下限之底线思维的具体表现是今年所提出来的“六保”。2018年提出“六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翻番的发展目标，但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不设目标了，所以就变成底线思维了，也就是我们要“六保”，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其实就是确保我们的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严重失业现象，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政策，其实这是这些政策的下限，要有底线思维，所以对于政策的过度刺激，这种预期不应该有。 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疫情促进改革 1、改革驱动：三大部门改革以改善结构 应对此次疫情，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在举措上，除了货币、财政政策类似外，有一个明显区别的地方，即通过改革去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对我国而言，疫情则进一步推动改革、倒逼改革。 那么，改革的部门、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就是要处理好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 哪三大部门呢？就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内部结构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就是要把国债的钱直达地方，这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加杠杆，地方政府至少是稳杠杆，不让它继续上升。另外，政府要对企业降税减费，要处理好与企业部门的结构、企业部门的关系。政府部门除了对企业减税降费之外，也要对居民部门进行减税降费，即减少居民的个税，同时提高对居民社保的补贴，尤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这也表明，三大部门之间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结构、改善结构，解决结构固化的问题。作为企业部门来讲，国有企业也要对民营企业让利，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对非金融企业让利，两会之后，这些举措也都在加快落地。 有人说，不是说“两个毫无保留”吗？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但2019年的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收入是大幅上升的，就是非税收入，非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国有企业通过多上缴利润来支持我们减税降费两万亿规模目标的实现，所以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间接在给民营企业让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银行要给企业让利，尤其要给中小微企业让利。所以总体来讲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明晰的。 (2)改革驱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但是具体怎么来操作呢？主要还是通过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推进，比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大培育技术和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这都是以供给侧来进行改革的。 (3)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促发展 要素市场改革涉及的面非常广，推进力度也是非常大。以金融市场为例，金融市场也是作为一个要素的交易市场，2019年开始进行注册制的试点，当前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这些举措也是要素市场改革的一部分，对我们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资本市场的改革有助于提振市场的风险偏好。 今年以来，无论是开户的数量，还是公募基金发行的规模，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在疫情持续、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之下，资本市场倒是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牛市，当然也有部分人期盼全面牛市，我还是认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它正在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周期，改革的层面也很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等，方方面面都在推进，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于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实体经济都是有利的，这是资本市场的一大亮点。 存量经济下的投资机会 大多是结构性的 1、投资的逻辑因时而变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疫情控制非常好，全球疫情还在蔓延，这样一种疫情错位下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阶段的投资逻辑，投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 我大概归纳过三个阶段，即中国经济与我们的投资相关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短缺经济时代。从1980年开始算起的话，从1980年到1990年代，这个基本上属于短缺经济时代。此时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钱少、资产少，整体来讲，经济百废待兴，要引进外资，要创造更多的资产，我们大搞建设，搞基建、搞投资。 在这个年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钱的。所以温州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到处打工赚钱，不仅在国内打工，还跑到欧洲去打工。我曾写过两篇文章：《跟着温州人赚钱》和《温州人的“一带一路”》，温州人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投资一些加工业，进入产业资本，赚到钱后又去投一些服务行业，继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变成金融资本，从人力资本演进到金融资本逻辑是非常明晰。在短缺经济时代，货币发行的主要是表现为通货膨胀。 2000年以后就变成资金少、好资产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起点差不多，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那时虽然钱少，但是好资产多。如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四大行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坏账率太高，属于技术性的破产，为此设立了四大管理公司把那些不良资产剥离，为什么后来这四大管理公司都赚了那么多的钱呢？因为经济在高速增长，那些原先的不良资产变成了好资产，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资产都盘活了，作为投资来讲就应该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钱少，2006年，M2只有35万亿，现在M2达到213万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只要敢加杠杆，那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此后，随着货币的持续超发，如今早已进入到一个货币泛滥、好资产少的时代，2017年以后，可称之为资产荒的时代，即优质资产化的时代。我在2018年又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即你不需要加杠杆了，因为钱足够多了，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资产、能不能买到好的资产。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用这三个阶段来概括。 2、大类资产配置：增量资产将流向权益、基金、债券 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配置的是金融资产，因为房地产配置比例是最高的。我们红色的部分是住房。住房是中国居民比例最高的资产，今年新房的销量，我想肯定是要回落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房住不炒”，最近对于深圳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非常具体、非常严厉，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大类资产配置方向，其实还是要把增量的资产向权益资产、基金、债券，向部分的理财产品配置。 3、七十年代以来全球进入纸币泛滥的时代：黄金的投资与避险属性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全球经济下行，全球不仅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还会面临新危机爆发的风险，包括局部战争的风险。在这种风险之下，配置黄金有它的逻辑，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避险工具。同时，它不仅是避险工具，还是一个投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50年当中，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为什么说是过去50年？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超发，所以过去50年美元超发导致了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也都在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是一文不值。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黄金价格也在持续上涨，突破历史新高。实际上从1971年到现在，CPI的涨幅其实并不高，美国的黄金的涨幅是超过美股(不算分红)的，而股票的涨幅超过房地产。下图中，美国黄金涨了34倍，美国的股市涨了31倍，房地产的价格上涨12倍，普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5.3倍，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只有1.5倍，所以居民还是远远跑输了通胀。由此，我们尽量地不要去持有现金。目前又面临新一轮的纸币超发，而且美国零利率、日欧负利率，在此阶段，配置黄金应该是没有错。 3、大宗商品：机会有但不大 第二类资产，即大宗商品，我觉得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个别的机会应该有，比如疫情导致全球主要矿产国家生产中断，如铜、铁矿石、粗钢等价格上涨，但用M1-M0来反映企业经营的活跃度，这个指标是领先于大宗商品的，M1-M0增速，整体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当然，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有所反弹，但大的趋势还是下行，因为经济在下行，所以我觉得大宗商品机会整体并不大。 4、房地产进入后周期 至于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下面这张图是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中国房地产总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之合，美国+欧盟+日本是60万亿，中国是65万亿美元， 接近GDP的体量5倍，跟我们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的话也是不相称的，所以存在估值偏高的嫌疑，这也是今年来我国各地坚决执行房住不炒、严格控制房价的原因 。 当然，房地产的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就像我反复强调股市有结构性机会一样。整体来讲，人口的流向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房地产投资的逻辑就是应该跟着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来走。如果这四大“流”整体往某些城市集中的话，那么这些城市的房地产投资还是会有相对多的机会。 具体细分来看，实际上我只看好三条线：第一条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二条是长三角的杭州湾的湾区，第三条是长江经济带，它贯穿于从东到西的长线上面。其他地方虽然有亮点，但是没有足够亮。从人口角度来讲，京津冀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长三角里面除了浙江去年人口净流入85万以外，江苏人口净流入了2.5万，安徽净流入了4.5万，说明从整个长江角来讲，只有杭州湾湾区是足够亮丽的。浙江净流入的85万人里面，杭州与宁波两个城市的占比达到90%以上。 广东经济也是分化的。广东是中国GDP规模第一的省份，广东的GDP跟韩国、俄罗斯的GDP差不多，但其GDP主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带产生的，主要流入的人口就是三大城市，即广州、深圳、佛山。广东其他城市的人口基本不变或是流出的，广东的粤西、粤北、粤南都偏落后，同珠三角的差距是很大的。 长江经济带就是贯穿东西，这里面看好的东部这一段有前面讲到的杭州、宁波、上海，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南通等发达的城市，往中部地区的话就是以长沙、武汉为代表的，往西部地区就是以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人口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在分化的时代，人口在分化，区域也在分化，对房地产投资应该是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但是，与权益资产或黄金相比，房地产的风险收益比不相匹配，而且在居民家庭中的占比过高，未来五年看，减持应该是大方向。 5、债券很难走熊，利率震荡下行 在债券方面，我觉得利率债还是可以配置，利率债的牛市还会延续，主要的逻辑是因为利率还在下行，利率的下行趋势不会改变。 6、人民币：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 对人民币而言，长期以来，尤其是2015年以后，都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贬值趋势当中。由于美元的超发，最近美元指数也持续走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应当有所提升。过去大家担心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卢布或者是下一个卢比，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三个曾经发生过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新兴经济体来比的话，一个明显的不同，即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最大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而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都不具备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比较低。作为国际支付货币或储备货币，人民币的占比目前只有2%左右，但我国GDP的全球占比超过16%。我认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有望加快，将来的全球资产配置，外资应该会看重人民币资产。 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仍在延续 最后谈一下A股。我认为，这一轮所谓的牛市是结构性牛市，起步于2017年，而且结构性牛市还会持续下去。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从技术性熊市变成技术性牛市，这样一种反转主要是疫情所导致的货币超发，导致的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刺激，来带动了资金进入到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的资产。如美国二季度GDP同比降幅9.5%，可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高达11.5%，而居民消费减少了10.7%，所以特朗普补贴给居民的很多钱也流向股市。 A股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上半年消费增速下降11.4%，居民收入减少1.3%，即居民消费减少比收入减少了10个百分点，故储蓄率上升，增量资金持续进入到的A股市场。同时，美元指数下行，外资也流向中国。所以这两张图其实都反映了新成立的偏股型的基金份额在这几个月内均明显上升，海外资金、北上资金，它累积的流入量也在明显地上升，这两大资金都是以机构资金为主，为我们的股市带来了新的增量。 就整个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来讲，目前并没有处在一个历史上偏低的位置，但是基本上是处在中位数的水平。其中，一些行业的估值水平提升比较迅猛，像医药生物、电子、食品、饮料、通讯、计算机等，都处在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这也说明了投资者对这些行业乐观的预期。 传统产业大部分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比如说像金融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等，还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分化，中国经济在发生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比重在逐步上升，传统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作为资产配置来讲，传统产业要选头部企业、选龙头，新兴行业看科技含量。从上半年基金半年报的披露，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市值前四百大的股票要占到了公募基金配置比的90%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案例，美国从1990年到201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大市值股票的市值占比从10%不到，到现在的70%以上，所谓大市值是指500亿美元以上市值的，黄线是指市值的占比，市值的占比要占到了70%以上；蓝线是指大市值股票数量的占比，占比上升到20%左右。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在中国，大市值的股票占比也会继续上升。其次，真正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股票市值的占比也是明显上升的，基金经理更喜欢配置这些有科技含量的新的产业。 总体而言，在疫情背景之下，股票市场的配置思路，第一个要遵循产业趋势，就是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新兴产业，比如说居民的消费升级。如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健康养老的需求在上升。对于线上的那些教育、医疗设备、云计算、住宅经济等等，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没有疫情之前，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疫情只是加速了大家对这类资产的配置。 第二个方面，要关注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像新基建，像对5G的投入，对5G基站大量的投入，人工智能的投入，云计算上面的投入，物联网，对于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等，政策要稳定内需、刺激内需，这个也不是短期的，也是有它的长期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结构的分化。中国经济步入到一个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存量经济跟增量经济根本的不同在于，增量经济的特点是鸡犬升天，所以在2017年之前，小市值股票、绩差股的表现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是散户时代，大家不大关注基本面。现在步入到存量经济时代，此消彼涨是它的特征。所以选择错误要扣分，过去你选错了不会扣分，因为在增量经济时代的话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存量经济时代是如何切分蛋糕的过程，所以在投资上还是要抓大放小，因为头部企业会强者恒强，尾部会越来越弱。 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险，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颇多，对中国采取的无理举措。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包括疫情在内的中国的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同时全球经济还在走弱当中，贸易摩擦、意识形态对立及疫情等还没有结束，也不排除在未来西方国家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像信用危机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警惕的。 第二，是监管政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经济不行，希望股市好，通过股市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想法是比较幼稚的。我觉得，目前的监管比以前更加严厉，新的证券法之后对于违规事件的处置力度明显加大，违规成本大幅上升，有利于资本市场优胜劣汰。同时政策调控越来越趋向于精准化，调控的频率明显提高。在经济下行、各类泡沫滋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是趋向于管控的加强。 回顾历史，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规律：当一个国家经济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管控了，当一个国家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那么就更加市场化了，就更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在经济问题多的时候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目前来讲，我们政策的侧重点在于：资金不要空转，资金要进入到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对于实体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推进，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吃透政策，一定要规避风险。 2017年到现在，尽管经济增速下行、外部环境变化莫测，但A股指数的表现要强于经济，而且，公募基金的业绩大幅跑赢市场，尤其这两年公募基金经理的业绩中位数维持的30%以上——这并不正常，也不可持续，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 今年以来，偏股型公募基金发行规模估计超过2015年，属历史高位，这实际上也带来了基金重仓股的不断自我强化过程，虽与2017年前散户炒概念、题材这些马上可以证伪的逻辑不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相信逻辑，不要幻想奇迹。未来的世界，不确定性在增加，风险因素在增长，纵然有机会，估计也是结构性的。
上半年，在各国宽松政策提振下，全球经济有序复苏，欧美多数国家7月制造业数据明显改善。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多国央行在最新利率政策会议上均选择观望，政策宽松步伐暂时放缓。 由于欧元区、美国和中国7月制造业表现强劲，摩根大通7月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6月的47.9跃升至50.3，是今年1月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分项数据来看，出口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从6月的47.3和46.8上升至7月的51.5和50.7，商业景气度升至近5个月新高。 摩根大通全球经济部门副总裁Olya Borichevska评论称，经济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正在持续复苏，包括出口和新订单指数在内的分项数据已经回到疫情前水平，但经济的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分区域看，根据IHS Markit最新数据，欧元区7月制造业PMI终值从6月的47.4升至51.8，创下2019年2月以来新高。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当月制造业PMI数据均回到50以上。受益于欧元区内需和外需的提振，欧元区新出口订单指数出现自2018年9月以来首次上涨。IHS Markit的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欧元区7月制造业数据为该区三季度经济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暗示8月出口数据将有更好表现。 美国制造业也步入快速复苏轨道。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本周公布的7月ISM制造业PMI为54.20，高于市场预期的53.5，创2019年3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这或许表明疫情对美国经济影响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下半年美国经济能否复苏仍取决于疫情形势的后续发展状况。 中国制造业发展势头持续强劲。8月3日公布的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为52.8，较6月提高1.6个百分点，为2011年2月以来最高。这一趋势与官方制造业PMI基本一致。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制造业PMI为51.1，比6月上升0.2个百分点，且已连续5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OCBC Bank的经济学家威利安·维兰托表示，各国制造业PMI数据总体较好，预示全球经济将趋于稳定。 随着经济复苏节奏不断加快，全球央行的政策宽松步伐也逐渐放慢。 8月5日，泰国央行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利率在0.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央行称，随着限制性措施的放宽，泰国经济正逐步复苏，但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至少需要2年时间，现在仍需担心疫情风险。 瑞士百达资产管理首席策略师Luca Paolini在给记者的邮件中表示，目前全球市场流动性十分充裕，但增长速度有放缓迹象，该机构预计此轮宽松周期的高位即将来临，或许在三季度就会出现。 英国央行将在8月6日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预期，该央行将会维持0.1%的利率政策及7540亿英镑的资产购买规模不变，但会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一日，印度央行也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人士预计该央行大概率维持利率不变。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本周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25%的历史低点，符合市场预期。土耳其央行也已经连续2个月保持利率政策不变。 资产管理公司Brooks Macdonald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此轮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各国央行正逐渐意识到，财政政策将在接下来的危机应对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相关阅读：朱小黄：异度均衡理论——从均衡理论到异度均衡(第1期) 人类不喜欢不确定性，希望一切都是确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人们的决策基本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因此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确定性进行管理，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管理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对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进行管理。而风险管理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拐点的把握，事物未来的不确定性状况总是充满转折即拐点，拐点代表作新趋势的转折处，经济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寻找各种事物发展规律的拐点，从而预测未来的趋势。异度均衡理论赋予了风险管理及拐点研究新的内涵，引入了空间维度的机会成本以及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公平尺度。 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都已经在实际行为上学会了如何适应不确定性的环境而有效生存，学会了面对不确定性而做出选择和取舍。社会已经在教育、发展规划、技术应用等方面对不确定性做出安排，并创造出天气预报、保险机构、地震防灾、应急预案，甚至银行贷款拨备等机制来适应或补偿不确定性损耗的影响。 追求确定性的预期或是拥抱不确定性，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方式的两种生存方式。承认不确定性并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建立社会治理规则与企图建设一个确定的生存环境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如果有经济学家号称准确预测了某次经济危机或股市涨跌，那其实并不是真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虽然可以计量出某种状态，却不可能给出某种具体确定的答案。 1．经济不确定性原理 经济学的发展，从思想背景上考察，就是从古典的追求确定性向现代的拥抱不确定性的转换。在确定条件下的最优化理性决策很容易解释，但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经济原理如何这是一个普适性问题，但回答起来却不容易。 现代经济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心理与行为的博弈过程，是一种以不确定性为条件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就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当前与未来、此地与异地、此时与它时之间的收益与损耗、有利与不利的取舍。 经济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或者说，只要经济行为者一种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就会产生不确定性。经济学中关于风险管理的概念，指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收益和损失）的分布范围和状态不能确知。只能利用数据对现状和未来作某种程度的表达，通过计量模型和工具寻找最接近真实的计算结果，用以指导人们对现状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判。 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可计量和不可计量两类，所谓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就是对可计量不确定性现象的研究和计算。在经济学领域，奈特（Knight）首次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奈特说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才是风险，才能进行管理。如果一切都可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企业家是不能获利的，奈特的答案是利润来自不可测的部分，来自不确定性，就像是风吹落叶一样，总有几片出乎意外。因此，不确定性才是收益的来源。 2．风险管理与蒙格斯拐点 在不确定性的处理上，人类采取了理性的姿态：对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事件如地震一类的自然灾害，主要是进行事后管理，提高对后果的承受能力。在经济核算中把此类支出列为非预期损失，是对损失均值和预期损失的偏离，所以一旦发生就应冲销资本。不属于本论文深入研究的范畴。而对可计量的不确定性则利用数据和数学模型进行测算，并进行降低这些损失的管理。前者寄托运气和人类经验智慧积累，后者则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得到控制。现代风险管理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可计量的不确定性进行分类和计量管理的理论。 在不确定性研究中，数学模型表示了不确定变化的规律，而经济学的出发点则是确定这些变化的收益或损失的程度应该如何定义或在事先的投资预测中确定是否能够承受损耗。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把风险管理的原理提炼成某种经济学分析的原理也就顺理成章了。 实际上风险管理所指向的是风险成本，即未来由于不确定性所掩盖的很大概率上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损失。 没有收益当然不用承担风险，收益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经营的目标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衡量计算收益能否覆盖风险，从而进行取舍。现实中不存在“零风险”，而没有收益各种经济行为终将失去最终动力。因此，风控和监管不是为了把所谓的“不好的”交易堵死，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不确定性促进市场交易实现收益，这是市场的本质。 我们在经济拐点的研究中，希望用蒙格斯拐点这一概念来表达从不确定性出发借用风险计量的方法预判未来趋势的新的经济观察角度，形成新的经济研究的体系。其逻辑顺序是：因为不确定性，所以风险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可计量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存在正面与负面作用共存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悖论的存在。找到正负两面的均衡点就是解悖，一旦经济事物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平衡关系被打破，经济事物就会沿着某种趋势的方向发展，并达成新的均衡。代表某种新的趋势的转折处，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拐点，即数学曲线上的某个点，在经济学上，可以依据这个拐点，预警未来的某些发展趋势。 蒙格斯拐点与一般经济学中的抛物状曲线中的顶点或低点不同，它是一个事物发展曲线中任意一点，我们要寻找的是其中有着重要状态意义的点。可能是最优点，也可能是最差点。这也许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新思维和新方法。 蒙格斯拐点依靠经济学基础理论认知和其它理论如风险理论、行为科学、法学、社会学等构成理论逻辑，作为建模计算的思想基础。 蒙格斯拐点研究是经济现象的预判研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有大量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计算找到其发展阶段变化的“拐点”，从而指导市场和市场策略的方向。如系统性风险是怎样发生量变、质变从分散走向集中的？整个经济体或某个经济部门或行业在债务上的扩张对其发展有利的边界在哪里？贫富差距的安全阈值是多少？等等。 拐点计量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依据理论逻辑形成函数关系并建立模型。所以拐点可以看作是一种规律性经济现象，实证性寻找或发现某些拐点，可用以解释过去的经济现象，预判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说某一个点是拐点时，是指一个复杂判断下状态的表达。 拐点不是全部却携带了全部，是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宏观趋势的微观观察。搞清楚拐点的意义和它前后的趋势，整个研究才有清楚的框架和标准，在指导经济实务上也更有意义。 3．从蒙格斯拐点到异度均衡 均衡理论在拐点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拐点不是终点，是某种客观存在的均衡被打破之后，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启始点，是新的均衡关系形成之前的某种趋势性的非均衡点。 蒙格斯拐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事物都存在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因此描述的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在过程中观察变化。 寻找事物拐点的过程总是在计量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确定一个最佳状态的拐点，过了拐点，风险成本会越来越大于风险收益，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是蒙格斯拐点所表达的主要含义。所以拐点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展望和风险预警。拐点研究就是对事物不确定性的特殊形式的研究，既是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同时也是对未来风险成本的预测。 蒙格斯拐点理论总是认为事物进展都有收益的一面也有损耗的一面，许多因素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拐点要研究事物中的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的关系。短期的好（收益）可能是长期的不妥（风险）这是一个定律，也是一个陷阱。统计分析容易落入这个陷阱，而拐点分析要考量未来的风险损耗，有利于规避这个陷阱。 因此，当我们站在未来向当前提问时，绕不开风险成本这个陷阱。当我们站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风险时，发现未来不确定及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不仅仅形成了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成本，亦带来了公平和效率的经济学问题和伦理评价。异度均衡的“均衡”不局限于传统风险管理意义上的收益和风险的对称性，还包括空间维度的机会成本，以及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公平尺度。
美元指数大概率已经进入熊市，未来很可能进一步走低；但鉴于当前全球范围内不确定性高企、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可能同样面临波折，美元指数快速下跌当属小概率事件，其更可能是在波动中逐渐下行。预计在2020年下半年，美元指数可能跌破90，但进一步下探至85的可能性不大。整体看，目前黄金牛市似乎已经到了中后期，未来波动性将会显著加剧。 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大类资产中最火爆的品种非黄金莫属。伦敦黄金现货价格由2019年年底的每盎司1523.0美元上升至2020年7月29日的1950.9美元，涨幅达到28.1%。这个价格也超过了2011年9月5日、6日的每盎司1895.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一轮金价上涨，美元指数下行是其中一个重要推手。例如，2020年3月19日至7月29日，美元指数由年内新高的102.69下跌至93.28，跌幅达到9.2%；同期，黄金价格上涨了32.3%。换言之，未来黄金价格何去何从，在很大程度上仍要看美元指数走势如何。 观察长时段美元指数的走势不难发现，从上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至今，美元指数已经经历了“三落三起”。第一次牛市是从1978年10月底的84.37上升至1985年2月下旬的164.72，持续时间接近6年半，上涨幅度约为95.2%；第二次牛市是从1992年8月下旬的78.94上升至2001年7月初的120.90，持续时间大致为9年，上涨幅度约为53.2%；第三次牛市是从2008年4月下旬的71.31上升至2016年12月下旬的103.30，持续时间为8年半，上涨幅度约为44.9%。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指数的第三次牛市迄今为止呈现出“双头”特征，2020年3月的高点（102.69）与2016年12月的高点（103.30）非常接近。如果把2020年3月作为本轮牛市的高点，那么美元指数的第三次牛市则持续了12年。比较来看，美元指数的三次牛市呈现出延续时间逐渐拉长、上涨幅度逐渐下降的特征。 从当前及后市形势看，笔者认为，美元指数的第三轮牛市已经终结，未来或进一步下行。未来一段时间内，进一步压低美元指数的因素主要有三：第一，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上升的影响，美联储将会继续实施零利率加量化宽松政策，美元短期和长期实际利率都将会持续保持在低位。第二，由于疫情形势的差异，欧元区、英国与日本的经济增长前景或在边际上较美国反弹更快，这将导致美元对其他发达国家货币贬值；第三，中美摩擦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全方位加剧，这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而对中美两国的损害会相对更大，有可能导致美元与人民币同时对其他发达国家货币贬值。 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美元指数下行的速度未必很快。最近，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表示，未来两至三年内，美元指数可能会下跌35%。这个估计可能过高，主要原因在于，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有部分因素或推动美元指数上涨：其一，全球经济政治冲突加剧是大概率事件，这会增强投资者的避险情绪，而黄金、日元、瑞郎能够容纳的避险资金有限，只有美国国债与美元本身才能为避险者提供足够多的“弹药”。其二，从历史经验看，如果全球经济增速不能显著反弹，美元指数的走弱幅度则较为有限。作为一种典型的反周期资产，历史上美元指数深幅下跌之时，通常是全球经济增长“高歌猛进”之日。但从目前来看，全球经济短期内很难摆脱“长期性停滞”的态势。其三，由于大规模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再加上美国金融市场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也不排除未来美国经济反弹速度会快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美元指数大概率已经进入熊市，未来很可能进一步走低；但鉴于当前全球范围内不确定性高企、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可能同样面临波折，美元指数快速下跌当属小概率事件，其更可能是在波动中逐渐下行。预计在2020年下半年，美元指数可能跌破90，但进一步下探至85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美元指数呈震荡回落态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黄金价格还会有一定的上涨空间，且美元指数的波动也将决定黄金价格的波动。此外，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形势、央行货币政策边际变化等因素，也会影响黄金价格。整体看，目前黄金牛市似乎已经到了中后期，未来波动性将会显著加剧。 本文原发于“张明宏观金融研究”2020年8月1日，即将发表于《中国外汇》2020年第16期
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强化风险意识、守住风险底线，保持对潜在风险的警惕性和紧迫感，主动出手，坚决驯服‘灰犀牛’问题，全面防范‘黑天鹅’事件，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未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过去在谈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时，不论从单体金融机构还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我们往往更多关注一些传统和显性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但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当然，防范这些传统、显性的金融风险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单体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对那些非传统、隐性风险的防范，因为这些风险同样会对单体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甚至是更大的威胁。我们要有更宏观、更前瞻、更积极的风险观和安全观。 这里所述的非传统、隐性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气候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大量科学研究和实证表明，由于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人们对碳排放控制、环境保护不力等原因，使气候与环境不断恶化，各种严重的自然和环境灾害如飓风、暴雨、海啸、高温、山火、海平面上升、大气及水土污染等，特别是严重水灾和干旱发生的概率和频率会越来越高，其所造成的威胁和损害也越来越大。例如，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亚洲一些国家的暴雨水灾，欧洲一些国家的高温，非洲一些国家的干旱等。这些全球和地区性的严重气候和环境灾害除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与损害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因为这些突发、严重的灾害，首先会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企业和家庭遭受严重损失，会导致实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恶化、破产倒闭、债务违约，形成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和损失，甚至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进而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和信任危机，导致存款挤兑和流动性危机。其次会导致保险企业因支付巨额损失赔偿，而出现资本和清偿能力危机。再次还会使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系统（IT系统、交易系统、客户信息系统及网络操作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甚至瘫痪。 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候、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由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在这方面，不仅有历史上的实际案例和沉痛教训，同时更面临着现实与未来的严峻挑战。例如，最近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直接给人的生命、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给经济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直接导致企业停产、商店停业、学校停课、飞机停飞、运输停运、饭店关门、旅游间断等，导致了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和经济复苏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扩大了对经济信心和预期的阴影，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甚至有人预言和断言，我们又面临一场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发生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例如，最近一个时期，智利、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发生的群众示威、社会暴乱及政局动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一小部分人的动乱和暴力。一方面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使经济遭受重创，生产萎缩、物价上涨、失业扩大。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引发货币、金融的动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存款挤兑、股价暴跌。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崩溃。 发生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产业分工高度专业化、金融与资本高度国际化、国际清算高度美元化的今天，如果美国利用其经济、科技、金融、美元的优势或霸主地位，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带头破坏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规则，以本国法代替国际法，以本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对他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对他国进行贸易和金融制裁，将对他国的产业与企业、经济与金融、资本与投资等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对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形成严重威胁，至少会增加经济、金融及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经济金融制裁，已经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损害，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停滞、资本外逃、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经济倒退，甚至面临经济金融崩溃的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进行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当今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互联网、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金融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便利人们经济生活、赋能金融功效、促进金融模式与生态变革的同时，也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而且这种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突发性、系统性和破坏性，一旦发生，就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而这些科技信息系统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其成熟度与稳定性还不够高，甚至其核心部件及功能还存在着对外部或第三方的高度依赖性。其灾备系统还不够完备和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方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机。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我们有时把这种现象称为“金融脱媒”。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通，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从而会威胁到正规、传统金融体系的安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有各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各种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对金融资产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如，我国前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非法社会集资、不受监管的网络借贷、P2P融资、企业间担保融资、私募基金、通道信托、表外理财等，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地治理和整顿，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提高了包括资本和流动性在内的监管标准，由此增加了正规、传统金融机构及业务的成本，助长了非传统、非正规金融业务活动的扩张，这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即大规模的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包括负利率）政策，中央银行大规模收购政府和企业债券，同时对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账户的资金支付负利率，由此来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经济的信贷投放。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各级政府和家庭个人）大规模借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甚至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和不断降低借贷利率，促使各类投资者为追求安全和收益，不得不大量投资政府债券和低等级企业债券，甚至是垃圾债券。由此，一方面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扩大了对发行债券的需求，推动了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的相互叠加和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及利率调整预期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关门、倒闭、破产，就会再一次引发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要有效防范和应对上述重大非传统金融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和损失，我们必需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要早重视。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这些风险发生的客观性及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充分认识其可能性、紧迫性和危害性。其次要早研究。要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要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再次要早预防。上述非传统风险有其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可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最后要早处置。如果预警和预防失败，风险还是发生了，那就要积极主动地有效应对，及早处置化解，将冲击破坏和风险损失控制到最少最小。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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