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国家和企业都是从大危机中分娩的。真正自信的管理者并不是满口正能量的领导，而是将危机时刻牢记并将危机管理付诸于实践的领导。 从危机的形成机理和演进过程来看，泡沫本身就是危机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危机经济学的时间，已经拉开了序幕．．．．．． 本文逻辑：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引发人类经济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去全球化、大流行病、国际冲突、社会暴乱、自然灾害、金融动荡等等，一改过去的和平安稳、岁月静好，让我们每天置身于媒体的宏大叙事和灾难信息的轮番轰炸中焦虑不安。从政府到企业，从高层到普通民众，“危机意识”、“过紧日子”、“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世界处在危机边缘”等话语，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即使是泡沫疯狂、大部分人的资产账面价值飙升的时候，隐约的不安和焦虑仍然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底。毕竟谁都知道，如此高水位的泡沫不可能持续，清算的一天早晚来临…… 然而，由于本轮债务周期的主体是各国央行，一个力量无比强大的“金融利维坦”，这将导致资产大泡沫更加疯狂、持续时间更长——泡沫疯狂的时间，本质上也是危机的时间。每个企业、个人和公共管理部门，都需要提升自己的危机认知和危机管理能力，以便在危机中将风险降到最小化，并把握住危机大变局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或者说，在绚烂的泡沫掩盖下，总量衰退的危机短期内很难发生，但由于无节制的货币大宽松对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间、资本与劳动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分配体制的极大破坏和扭曲，贫富差距、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结构性危机因素却在不断的累积…… 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常客，更是现代经济的常客。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之后，经济危机不再以人口过剩危机的形式，而是以资本过剩、泡沫破裂的金融危机形式出现。固然1929年大萧条也让资本主义世界长达数年处于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长期失业的严重困境，但与以战争、动乱、饥荒、疾病、暴乱等人道灾难为爆发形式的马尔萨斯时代的危机相比，已经文明、舒缓了很多。加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人类造成的创伤已经不再那么沉重。尤其是，最近几十年随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国家财政政策能力的提高，处置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比如说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其烈度可以与大萧条相比，但是由于美联储的果断救助，以及全球货币当局的紧密配合，使得原本造成巨大灾难的金融危机不到两年就恢复过来。美国股市不仅迅速恢复元气，而且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历史第一长牛。这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危机对人类来说，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体，都是不幸的、痛苦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经济学来说，不应该只停留在情绪和感性层面，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当然也是充满勇气的态度去认识危机、应对危机。同样的危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机。回头来看那些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人，哪个不是从危机和困难中淬炼出来的。德鲁克说，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惟有走在变化之前。比尔．盖茨说微软离危机永远只有18个月。任正非说华为要“向死而生”，死亡是最终的结局，华为要做的是让活着的时间更长一些，再长一些。生老病死，新陈代谢；人有悲欢，月有圆缺，此事古难全。危机更是经济社会的常态，人类的经济史就是一部危机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应对危机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并不断自我成长迭代的过程。虽然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的教训里吸取教训。或许人类社会有遗忘的本能，但是终归有一些深刻的东西进入到历史记忆的深处，国家和人可能的确经常一错再错，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但终归是在这波折和轮回中维持着进步。 危机代表着出清，也孕育着新生。危机意味着结束，也昭示着开始。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危机，那么就会化危为机，相反则成为苦难陷阱，永远在轮回中走不出来。人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的处理问题和应对未来，这对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和企业的管理者至关重要。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而拥有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则是“未知死，焉知生”。如同任正非说的“向死而生”，时刻为华为出现危机的那一天做准备。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才能更长久更充实的活着。应对风暴的做好做法是勇敢的面对风暴，把最坏的情形想到了，恐慌和焦虑也就会慢慢转化为行动的勇气，从容的理智。而在理性的认识和应对危机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都真正收获了经验和成长。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是经济大危机的结果。在1929年大萧条以前，没有人怀疑市场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已经通过完美的形式逻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证明了经济系统完全靠市场就可以实现最优配置。然而大萧条的发生，完全击溃了原教旨的市场自由主义，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革命”。或许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着现代经济学进入了新的阶段，以此为思想原点——或是继承，或是批判——诞生了种种延续至今的经济学学派。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危机经济学并不是新的提法。事实上，从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费雪、米塞斯和哈耶克，到熊彼特、明斯基、斯蒂格利兹和瑞．达里奥，这些经济学大师和知名投资人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研究经济危机——用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探讨危机发生的成因、机理与后果，然后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这些学者，遗憾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谱系里，除了凯恩斯之外都无法归入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一直是新古典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他们不相信市场会发生重大危机，即使发生危机，也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救助而很快自我修复。政府的救助和干预，不仅不会消除危机，还会加重经济的扭曲和波动。所以主流经济学一直坚守来自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内核：萨伊定律和自发均衡。 然而现实绝非如此。正是定期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开始让坚守市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思和醒悟，从各个角度思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的困境。可以说，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不断迭代更新的。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危机论发现了工业革命以前“人口增长总是超过基本生存生活资料”这一倾向造成的人口过剩危机，那么卡尔．马克思的危机论发现的则是“资本主义为逐利过度扩张与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下劳动工人购买力不足”这一倾向造成的产能过剩危机。两者不同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危机是需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则需要通过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即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在这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终极批判，或革命性批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中被视为异端。然而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西方世界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走向何方？这恐怕是每一位西方经济学者都无法逃避的问题。 正是基于此，美联储前行长伯南克才说“大萧条是经济学的圣杯”。这意味着，近一百年前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动摇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根基——大萧条之前刚刚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完美的形而上体系，并否认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而大萧条前蒸蒸日上繁华无比的柯立芝繁荣似乎也在为此提供了铁一般的事实。即使大萧条发生后，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市场主义的无为理念，没有采取有力度的救助和复苏政策，导致经济继续恶化，直到强势政府干预的罗斯福新政启动。这一记耳光打的的确是过于响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未来一百年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主张。直到今天，美联储对次贷危机的态度，对大疫情冲击的政策反应，其实都来自大萧条形成的经典而又鲜明的历史记忆，否则在美国这种制衡体制、否决政治的国家，怎么可能如此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印钞、扩表和撒钱呢？ 所以在此时此刻，危机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危机的成因、机理、过程和后果，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经济周期切换、金融波动变频、政治格局调整的国内外大变局时代，放下主流经济学主张的均衡、稳态、理性、最优等形而上概念，去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见解和洞见，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和重要。欣慰的是，我们这些研究有足够多的学者大师给了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所以我们对危机的经济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门派，而是综合各家之长，用更加靠近真实世界的通俗语言，对即将到来或已经身处其中的经济金融危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本书起名为危机经济学，但绝非是传播末日情结的焦虑，而是告诉读者以一种经济学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客观规律。就如同四季并不只有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春天，还有风霜坚冰、天地萧条的寒冬。当我们把陷入经济低潮的危机看做一种周期现象的时候，过度的焦虑也就被理性知识“治愈”。所以首先，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播来消解人们的过度焦虑，尽可能的使人们理性而积极的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还能再进一步，那就是提供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框架，来为危机时期的风险管理和机遇挖掘提供思路和方法。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自媒体社会，贩卖焦虑往往作为快餐知识产品的一种饥渴营销手段，显然这样的知识产品对正确的认知毫无作用。危机是一种客观现象，就像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有智慧有勇气的组织和个体，都不会轻易浪费任何一场危机。但是不同经济体对危机的耐受力也不相同，充满韧性和弹性的经济体可以迅速在危机中修复，并能获取更强的免疫能力。个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经济衰退、金融海啸出现，意味着经济系统的运行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危机成为问题重压下重新平衡的方式：以一种残酷的形式降低了贫富差距、消除了过剩的无效产能，是新周期来临前的“创造性破坏”。也就是以经济衰退泡沫破灭的代价，换取了一个较好的经济结构，然后换取一个新周期的起点。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带领大家以一种辩证理性的视角看待危机。这在大变局、大疫情、大动荡的今天，显得格外切题、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并系统的研究了危机，但是依然还有很多增量工作需要做。首先，没有将前人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比较、梳理和总结。不同学派众说纷纭，不同大师各有主张，有的从制度角度，有的从周期角度，有的从结构角度；有的认为危机不可避免，并最终走向万劫不复，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有的则认为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有可以解决的技术和方法（明斯基、皮凯蒂、斯蒂格利兹）；有的却否认危机的内生性，认为市场经济已经足够完美，危机是外生冲击所引起的“天灾”，或者是政府干预不当所引起的“人祸”，与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关系（新古典与奥地利学派）．．．．．．那么这些学派对于危机的认识究竟谁是最符合真实世界的呢？本书要做出梳理，并谨慎的给出自己的观点。 其次，本书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对危机思想史的梳理，而是以危机理论和意识为基础指导审视当下、预见未来。我们总感觉今天的世界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殊不知回头看过去的时间，哪一个阶段是绝对的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呢？只是今天的变化和动荡，超出了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学既有的认知，或者是仍然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有了新的节奏。本书的目的，是尽量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为企业家、金融机构、投资者个人，提供一个理性认识经济危机的启示和知识框架，以便更好的、理性的、科学的解释现在发生的种种意想不到，以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理念挖掘危机中的种种机遇。当然，在危机中的大部分时候，风险管理是抓住机遇的基本前提。 本书从总体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我们描述当下世界发生的种种“危机现象”，我们形容为全球经济政治的“断裂带”：大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长断裂带、市场大恐慌下的金融市场断裂带、去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经济往来和产业链断裂带、大国冲突和种族文化间冲突导致的文明断裂带、金德伯尔陷阱下的全球秩序治理断裂带。全球各国在穿越断裂带的过程中肯定是充满了各种风险和意外，由此构成了危机经济学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我们聚焦于理论层面，梳理危机经济学思想史和提炼对今天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大危机催生的结果。第三章分析第一大国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后危机时代的政策和政治困境。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固然理想，但仍然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宿命——贫富差距和政治极化已经达到百年新高。第四章我们聚焦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原因，所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中国近半个世纪无危机增长的秘密。过去的“无危机增长”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怀有危机意识，提前做好准备，危机可以避免，即使不可避免，但是以一种可控的形式出清。而且可控的中小型危机并不完全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新陈代谢——只有过去积累的矛盾释放了，无效和低效资产被淘汰了，新的经济业态才会出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增长才可能成为现实。第五章是对策篇，将讨论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应对，这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的管理，过度减记资产的估值管理，不良资产和有毒资产的处置与重组等。当然，我们还要重点讨论，组织和个人在危机期间的防御性生存法则，这里面会有很多心智结构和知识更新体系的优化和布局。 本书为赵建博士专著《危机经济学通识：这次真的不一样》的前言节选部分。本书正在写作过程中，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出版。
又一束光照进了东北。 日前，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称“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进而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市场振奋。在全国生育率连创新低的大背景下，不少人认为东北即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的第一枪，人口政策也将迎来近40年来的最大变局，就连A股中的二胎概念股都纷纷迎来大涨。可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就能拯救东北了吗？ 1 东北人口形势非常严峻，首先体现在历年的出生率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直以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见图1）。这种情况在早些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计划生育年代，早早实现工业化且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充分贯彻了国家的号召，计划生育执行得更为彻底，独生子女众多，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然而，自2015年开始，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淡化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只有5.73‰、6.05‰和6.45‰，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充分彰显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人口外流。 这一点，相信各位不会陌生，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称，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还净流入36万。从正36万到负180万，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再看最近几年，东北人口流失的态势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数据表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开始呈现连续的负增长之势（见图2），而2015~2019年期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总共累计减少了182.4万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的人口外流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减少，与之相应的还有另外两个“外流”： 一是适龄劳动力的外流，即年龄在15~64岁、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以黑龙江为例，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黑龙江流到省外的人口当中，适龄劳动力占比在80%以上，其中20~29岁的人口约占30%。 二是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质及名校人才。公开信息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1.89%，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7.2%、27.02%和27.54%，而这些东北名校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发达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他们人生的下一站，有人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这一现象。 一面是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普遍低迷，另一面是以大量年轻劳动力与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人口外流，两方面因素叠加，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单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其结果便是年轻人都到其他地方去安家立业，而留守本地的都是中老年人，再加上新生儿供给跟不上，最终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少子老龄化程度的日渐加深。 两组数据可以反映这一事实：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3.78%、13.29%和15.92%，而全国整体水平为12.6%；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小学在校学生数比2013年分别减少了26.13万、17.62万和9.35万，平均每年分别减少4.4万、2.9万和1.6万。 而就在此时，国家卫健委表态支持东北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可谓正当其时。 2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东北人口问题的严峻呢？ 就生育意愿走弱这一层面来说，除了多年以来计划生育的持续影响之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东北居民也面临着不爱生娃的境遇，具体包括：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生育和养娃成本太高，高房价和高教育投入等让人们对生娃望而却步；很多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而不是甘于做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主妇，担心生娃成为自己职业发展的阻碍，等等。 但这些并非东北人口问题的全部原因，说到底，比起单纯的不爱生娃，人口的持续外流可能更加令人担忧，尤其是大量高素质的适龄劳动力接连减少，对本就低迷的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最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于东北经济的转型乏力。 东北大地，曾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那里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坚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重振经济，国家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主要建设阵地就是东北三省。于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带着国家无与伦比的期许，率先从战后的废墟中苏醒。 在计划经济制度红利的赋能下，东北经济堪称“风口上的猪”，其快速发展引来大量人口涌入，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木材等资源型行业对全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绝对引领作用，同时诸如鞍钢、哈电、一汽、一重、沈飞、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随之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榜样。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各级政府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其结果便是民营经济与各种新兴产业在东北的体制环境下难以健康成长，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活力不佳，还落下了一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名声。 反观东南沿海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整个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层次地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而东南沿海地区也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依托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其地位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不断攀升。 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诸多奇迹的东北，却在市场经济时代陷入沉郁，曾经高歌猛进、热火朝天的记忆日渐淡去。于是，很多“用脚投票”的东北年轻人都到外地求学发展，甚至还有许多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到南方工作生活”。 正因为上述原因，东北陷入了“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龄化程度加剧→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怪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 话说回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东北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仅靠放开生育限制，断然是不够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同时在其他方面有所调整，那么即便是东北未来的新生人口增多了，无非也是给经济发达的省市输送劳动力而已。 换句话说，除了“产人”，东北更应该想想怎样“留人”。 毕竟，任何一个地区要发展，都离不开人，而当今人才最为重视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生活环境、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只有年轻人真正愿意留下来，才能为东北经济一扫颓势提供动力之源，继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下，并在东北大地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于东北而言，当务之急是要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为契机，继续大力提振经济，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优质土壤等等，同时要下大力气留住人才，给予在住房、教育、养老方面的相应支持，真正降低生育成本。若非如此，只怕东北还将继续彷徨在怪圈之中。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在被新冠疫情强化的历史趋势之中，数字经济可谓最为亮眼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及其对实体产业的冲击非但没有影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反而因其带来线上化、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后者的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然而祸福相依，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垄断问题日益凸显，侵害消费者权益，危害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久前甚至因为不满政策监管，出现了一司（脸书）锁一国（澳大利亚）的奇观，平台企业的影响之深之广十足令人侧目。 如此情况不能不引发多方面的强劲反弹。在汹涌民意的支持之下，全球范围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浪潮席卷而来。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2021年2月7日，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也制定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对部分大型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业已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过程中。从二十年平台经济发生发展的趋势看来，本质上是资本扩张，驱动则为技术进步，外观呈现网络效应，对于我们而言，反垄断已由“远在天边”前驱到“近在咫尺”，需要认真对待。 反垄断法：动态演进的政策性法律 应当说，垄断对于东西方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古代先贤孟子就对此有栩栩如生的描画，“有贱丈夫焉， 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点出了其不当利用优势开展竞争的本质，而当时确实也已经“有司者治之、征之”。 然而我们所谈论的垄断、反垄断法并非由此而来，而是源于对西方法律的引入继受。因此，判断反垄断的行业影响首先需要对这套反垄断法律体系有一个客观全面的了解。作为维护一国（一个司法区域）市场竞争秩序稳健有效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向来有着“经济宪法”的美称，不过其定位也需辩证看待。 回顾历史，某项法律之所以能被认可而广为执行，或者是国家对市场约定俗成原生秩序的接受（如民法等），或者是立法机构对百姓心中道德律令的挖掘转化（如刑法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法律是被发现而非发明出来的，即使这样，其有效性也需要时间的考验与锤炼，类似民法刑法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法律条文，其渊源可追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 反垄断法则与此不同。以全世界反垄断法的“母法”——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例，彼时，底层民众、中小企业主、反垄断党、联合劳动党纷纷掀起了诸如绿背纸币运动、平民主义运动（格兰奇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等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抗议浪潮，政府也不得不以相关法律的出台予以回应。但是这部以回应政治诉求为主的法律也始终充满了政策性质，并将其影响带给了前来学习的其他国家，政策性质也因此成为了反垄断法的底色。 当一部法律充满了政策色彩时，它又会主要呈现哪些面貌？首先，不同于一般法律，反垄断法充满了政策的时效性，其制度要素因“与时俱进”而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看，制度规范与规制对象的脱节并不仅仅是平台经济的个案，事实上，早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之初，法律就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而是将其留给司法机关进行个案判断。当我们衡量反垄断法对行业影响时尤其需要关注此点，按照一般法律执行“套路”回应则有可能南辕北辙。 其次，也因为其政策性质，反垄断法还与其他政策存在竞合关系，过去主要是产业政策，现在更多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安全等。在竞合过程中，反垄断的一些精神和原则有可能会被其他政策吸纳并贯彻，但也存在其作用被杯葛的现象，比如先前各国执法机构对大型平台的“姑息”就源自保护创新的考量。并且在实践中，反垄断与其他政策各有专门的执法机构落实，其执行力度也需要相关行业监管部门的配合。 最后，同样是由政策性质决定，甚至这种政策还具有“经济宪法”的性质，这往往会导致两方面后果。一是高层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很多时候是由民众短期内集中反映引起，执法机构本身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则未必能数十年如一日地高强度作业。二是非常态化，垄断是市场秩序失衡的病态反映，然而这种病态的认定与否还需要一系列的价值判断。病态不可能长期持续，带有主观色彩的病态则更不能。 除了规范文本外，对法律的透彻理解还需要观察制度执行。在反垄断领域，主要的执法类型包括罚款/征特别税、拆分和公有化，威力固然不小，但也各有缺陷。对于罚款/征特别税来说，由于具有垄断地位，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支付的成本很容易被转嫁出去，并且对于政府来说，只获取收入而不真实解决问题也是对公信力的伤害打击。 对于拆分来说，前提是对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市场有充分了解甚至是具备“上帝视角”，考虑到平台企业结构的复杂性，纵使其负责人也难以达到上述要求。另外，即使做了拆分，其作用也不好确定，比如在为数不多的前期案例中，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拆分曾被认为是推动了通讯领域的创新发展，实现了反垄断目的，然而真相却是技术创新而非行政执法才是打败垄断的真正功臣。不仅如此，拆分带来的各种副作用也被各种非议，这种执法措施也就因此在大多时候被束之高阁。 罚款、征税、拆分都不好使，公用化是不是个好的出路？在美国，已有学者提出由各类公共组织而非私人掌握对大型平台的控制，我国前期也有类似声音传出。然而，一方面，公有化并不适合于所有领域，特别是需要市场进行充分竞争的领域，另一方面，这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民众、乃至反垄断法自身的价值追求相悖。 不过，执法措施过于“刚猛”的意思并不是不能用，而是不会常态用，在具备民意基础的当下，反垄断执法也确实是悬于企业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另外，实践中也出现了强制开放垄断平台企业关键资源、对特定技术产品编写专门规范等新的执法趋向，总之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因此，短期承压与长期平稳是看待反垄断的一体两面，需要辩证把握。 平台经济：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在波澜不惊最多小打小闹数十年后，反垄断领域突然风云际会，狼烟再起，主要因素就是世界范围内平台经济的崛起，并且其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而呈现为社会问题甚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而这正是反垄断所面临的新问题。 过去，反垄断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然而，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节点日益丰富，网络化趋势明显且呈现强大的自我演化能力。一方面，以大型平台为代表平台经济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会主动吸纳整合网络化资源而自我强化。因此，反垄断所面对的其实已经是作为网络化的社会现象，其问题并不仅在于个别大型平台及其行为。 本来，反垄断已随着技术进步以及理论革新对垄断状态的再解释而归于沉寂。这是因为，在早期反垄断观点看来，市场是实现充分竞争、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方式，所以才要打压害群之马，维系理想市场结构。然而在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发现”并论证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经历诸如“泰勒革命”、“福特流水线”等管理革新之后逐渐成为创新和效率的倡导者而非过去的阻碍者，害群之马因此成为宝马良驹，企业与市场并列而为组织经济的两大有效手段，上述理论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在此情形下，行为于是替代结构成为反垄断的关注对象，后来还由于行为及其后果判断的不确定性（不能精确判断哪些行为构成垄断、对其规制是否有效等），反垄断在行为主义指导下走入冷却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今，这一行为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替代潮流因平台经济的崛起而遭逆转，平台快速崛起而为新的组织经济手段，不但与市场、企业三足鼎立并且呈现旺盛的发展潜质。以欧盟《数字市场法》法案为代表，大型平台被赋予“守门人”等特殊角色，结构主义以新的形式再次回归，同时也代表反垄断执法在当下一段时间内将更趋严厉。 反垄断的上述转向有其深刻原因。事实上，大型平台的出现并不仅是企业类型的简单增加，其所代表的平台经济不仅代表了新的技术、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是日益活跃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具体到反垄断领域，平台经济的优势早已不是体量规模，而是技术及其商业应用对个人和公共领域的渗透并因此成为公共设施甚至是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平台经济的触角极大延伸，结构日益复杂，并且由此建立的优势还会自我强化和发展。 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挑战首先在于打破了垄断优势不可传导的经验。过去反垄断放松管制的一个理由在于企业在原有市场的优势不可在领域之外无限复制，当其扩展至发展的“天然边疆”后就自然停顿，市场效率也在此时达到“最优”。然而平台经济往往是双边甚至多边，在原本规模优势的加持之下，当基础生态搭好之后，对周边领域的蚕食鲸吞自是水到渠成之势。 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第二重挑战在于数据要素的加入。一则，各国现行法律对于数据权利的归属并没有理想的规定，理论阐释也还未臻于完善，对大型平台的反垄断执法很难做到“口服心服”；二则，数据问题不仅涉及个人隐私，也涉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价值上也有安全与效率的两难；三则，大型平台将数据与算法、算力优势结合，对中小企业建构护城河，对消费者进行歧视待遇；不仅如此，大型平台如苹果等甚至反向操作，利用数据安全（隐私伞）作为竞争优势，反垄断由此还可能面临与数据安全政策的竞合。 另外，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挑战还在于其独特的发展文化以及资本对这种文化的异化。不同于传统企业对当下利润的追逐，平台经济更重视所谓“长期价值”，在资本的加持下，国外如亚马逊国内如淘宝等都忍受了长期的亏损期，并因此造就了其成功的神话。本来，价格是触发反垄断的重要信号，然而在可以长期亏损的平台经济面前，这一信号却失灵了。并且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大量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被排除在这个资本游戏之外，成为砧板上待价而沽的鱼肉，这无疑对市场创新生态有着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最后，平台经济垄断优势的“坐大”也离不开技术因素的影响。一则，平台经济的驱动因素是技术，社会规范的进步源泉是经验，相对于经验，技术的推动作用无疑更强，在很大程度上，平台经济垄断就是技术等因素推动下自我演化的网络化趋势得不到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规范有效治理所产生的后果。 再者，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一直面临着促进创新的压力，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各国有是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是维护市场秩序的不同，但在需要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当今世界，执法者普遍对大型平台尤其是本国平台“投鼠忌器”。毕竟，未来技术发展主要呈现为融合创新，大型平台无疑最有实力和动力来推进。这也意味着反垄断立法执法未来可以考虑“去道德化”，不一定以企业状态或行为在道德评价上是否负面为前提条件，而是以发展后果是否侵害反垄断保护法益为主，“对事不对人”。 具体到各个国家，反垄断所面临的平台经济挑战还是有强有弱，笼统说来，美欧等西方国家挑战要大于我国。一方面，其司法区域内的平台经济生长于私有制的土壤之中，缺少公有制经济和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大型平台对社会资源的动员、组织和运用能力甚至优于政府，这对兴起仅一两百年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重大冲击。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国平台经济仅投资端依赖全球市场，国外大型平台如脸书、推特、亚马逊等投资和消费都在全球开展，对其反垄断规制不仅涉及多国协调，其中甚至还存在大型平台向相关国家寻租乃至勒索的情况。这样，在维护竞争、促进创新和保障安全等多重价值的纠结中，在本领恐慌和地位替代的忧思中，欧美国家平台经济反垄断将不断“进两步、退一步”，其影响不仅直接涉及我国企业海外业务，也会以法律继受的方式间接作用于我国其他相关市场和企业。 金融反垄断：外部挑战内部化 无论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枢纽地位，还是因为在跨时空、跨主体调配社会资源对国计民生的服务作用，亦或是因为收益获取与风险暴露时间错配产生的财富幻影，金融都是平台经济志在必得的“流奶与蜜之地”，由此也意味着平台经济反垄断风险也将顺势传入金融领域，对从业企业合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行业此前并非反垄断的传统领域。在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之初，反垄断规制领域仅包括贸易及商业领域，生产制造甚至都不在其中。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公有制在传统金融领域的领导作用，金融行业长期没有经受反垄断的压力（仅有零星的反不正当竞争案件），金融领域与反垄断的正面遭遇正是起于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的“野蛮人”叩门。 因为反垄断压力主要是从外部而来，其影响大小轻重也就主要沿着传导的作用链条而展开，这样，在相关业务领域中，支付自然首当其冲。首先，由于与电商、社交、文娱等交易的密切结合，支付最易从互联网领域向金融领域渗透，其次，进入金融领域后，支付也最容易向信贷、理财等业务延伸，其持牌也最具有性价比，第三，支付作为金融领域少见的高频交易，能够留存大量且有价值的数据，这点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中尤为关键，最后，也由于支付的上述作用，其也可被看作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竞争手段而成为平台企业的“标配”。 从平台企业优势投放的路径来看，渠道将成为反垄断关注重点。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创新和产品研发的专业能力和品牌信誉，大型平台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平台及其产品生态，并且由于金融并非高频交易且此次商业模式革命（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方法论主要由大型平台定义，这种优势鸿沟甚至难以跨越。 结合前期情况，大型平台的发售渠道对于线上渠道薄弱、地理上偏居一隅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意义尤其重大。在大型平台借此扩展生态、补充资金的同时，中小金融机构同样摆脱了监管基于物理条件的控制，看似两全其美的同时却也滋生了相应风险，其与大型平台的联姻在过去是资产，在未来则可能是负担。 总之，由风险产生路径决定，反垄断在金融领域的压力首先会由大型平台承担，但其他科技企业、金融机构或者是因为模式相似、或者是因为业务合作、甚至是因为整个监管环境的进一步趋严而同样承受压力。但从结果来看，反垄断结合行业监管将进一步强化“科技的归科技、金融的归金融”这一趋势，科技企业需要回归理性，金融机构则需要抢抓先机。 展望未来：与时俱进的反垄断及其影响 诚如著名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波斯纳法官所说，如果失败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惩罚，哪怕市场上还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在竞争，这种竞争也只不过是人为的、造作的。反垄断既面临有效规范外部对象的压力，也存在从理论建构到执法手段全面革新的需求，其处理的案例虽然立足当下却也影响长远。放眼未来，在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历史进程中，相关行业领域可能存在如下趋势： 首先，从制度执行情况看，反垄断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只针对若干企业，但所有相关企业乃至行业都将承压。然而反垄断毕竟还面临与保护创新等的协同，并且作为将来创新主要模式的融合创新也还需要大型平台的参与支持。事实上，针对作为网络现象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措施自身也需要网络化，需要与其他政策执法结合而常态化，考虑到成本及确定性，其近期可能的方向是行为监管（包括行业反不正当竞争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另外，对大型平台监管的经验也会沉淀，行业在经历疾风骤雨之后，可能迎来连绵不断的梅雨时节。 其次，沙盒监管可能发挥更大作用。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监管沙盒一方面固然为企业提供了业务创新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也促使制度建设和监管能力随之同步进化，这对规则执行变动不居、平台经济问题丛生的反垄断来说不啻一曲福音。另外即使是已经成熟的业务，在大型平台加载之后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在大而不倒及根治问题的取舍中，沙盒监管确实能提供效率最高、影响最小的解决之道。 最后，市场化监管辅助机构，特别是监管科技企业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一直存在所谓律师与经济学家之争，能将其有效结合的专门机构凤毛麟角。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反垄断执法当局资源有限，其作用发挥自然少不了类似机构的辅助。另外在平台经济领域，由于问题由科技产生，自然也主要应由科技解决，一些新的规制措施，比如前文提及的强制开放垄断平台企业关键资源（如数据等）就需要智能合约等前沿科技的支撑。有理由相信，在解决了可用性、安全性和商业可持续等问题之后，监管科技有望搭乘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东风，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春天。
一、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未来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和周期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多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股灾前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资本市场十分低迷。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开始回落。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广义流动性的拐点进一步确认。 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看，2019年底-2020年5月，货币政策宽松，降息，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投放基础货币。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宽货币基本结束，上半年的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 2020年底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预期抬头，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地方债务风险暴露，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三、“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而不是全球的，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美欧日由于深陷疫情，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格局，导致中国和美欧日货币政策的分岔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拜登上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重回全球化，可能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元扭转颓势。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值得肯定，精准把握了力度、节奏和结构，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20年，相对于美联储快速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向各部门直接注入流动性，无底线ALL IN，中国央行采取克制式、结构性宽松，根据疫情发展阶段把握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适时向常态模式回归，珍惜有限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值得肯定。 四、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五、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七、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未来两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复苏，就像新冠疫情疫苗的分配一样，无法做到均衡。尽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经济风险仍然深重，这样的情况不仅适用于即将面临债务问题的前沿经济体，还适用于贫困日趋严重的低收入国家。目前，新冠病毒远没有得到抑制，民粹主义盛行，全球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政策常态化进程可能会不平均，这样的情况十分危险。 这样说不是为了否认过去一年中所有的好消息。有效疫苗在最短时间内问世，比大多数专家原本预测的早得多。随着大量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出回应，疫情有望走向终结。而且公众已经学会如何更好地应对病毒，不管有无国家权力机关的帮助。 但是，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结果已经比人们在疫情早期预测的好得多，目前的经济衰退仍然是灾难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和日本将在今年下半年才能重回疫情前的生产水平。同样，欧元区和英国将在2022年才能达到这一程度。 中国经济却远超其他国家，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经济将比2019年底增长10%。但相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发展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伴随着大规模的食物紧缺，将会导致额外的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这样差距悬殊的表现与疫苗供应的时间安排有很大关系。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疫苗预计将在2021的年中大规模使用，但在更贫困的国家，人们可能要等到2022年或者更久。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间在宏观经济支持层面的惊人差距。新冠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中，额外的政府开支以及减税几乎平均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贷款和担保金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反，在新兴经济体中，增加的政府开支和减税大约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贷款和担保金只占到3%。对于低收入国家，直接的财政支持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担保金几乎为零。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拥有相对稳健的资产负债表。但在危机期间，但这些新兴经济体担负了绝大多数的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并因此变得更加脆弱。要不是当时发达国家提供了接近于零的利率，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将会深陷困境。即使这样，当时仍发生了一连串的主权违约事件，其中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和黎巴嫩等国。 实际上，新一轮的“缩减恐慌2.0”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它发生了（或者说，当它发生之际），遭受冲击的将不只是新兴市场。2013年的“缩减恐慌”发生，是因为美联储当时开始暗示，有朝一日它将使其货币政策正常化，这导致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中外流。而这一次，美联储极力暗示，在长时间内它不计划提高利率，它甚至引入了一个新的货币框架，该框架保证了美联储将持续“加紧油门”，直到失业率达到极低水平。 这样一种政策完全合理。2008年后，我一直认为，在一个债务水平高且生产水平不理想的环境下，如果允许通胀率暂时高于美联储定下的2%的目标，这其中利远远大于弊。毕竟，最近一年内，美国已有900万人失业。 但如果美国在今年夏天之前完成了其疫苗供应的目标，并且新冠肺炎病毒突变得到了抑制，美联储很有可能放弃其零利率政策，大幅提高利率。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因为美国人民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储蓄储备，这一方面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人选择将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存进银行。 世界各国的超低利率政策有助于预防长期的负面后果，但对于包括“科技巨头”公司[1]在内的许多大公司来说，这些他们并不需要的经济支持却在帮助他们大幅抬高自己的股价。这必然会激起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从一些美国政客对最近“游戏驿站”股价战的反应就可以窥知一二）。 目前，通胀率可能会持续处于低水平，但如果需求猛增，也可能导致通胀率升高，从而使美联储比目前计划提前提高利率。这一举措给资产市场带来的涟漪效应将区分出强者与弱者，并且对新兴市场的打击尤其严重。同时，各国的决策者（甚至是美国决策者）最终将不得不接受破产和重组的情况增多。经济复苏的浪潮必然会来，但不一定所有人都会“水涨船高”。 Translated by Jingyi Zhao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本文来源于报业辛迪加
就地过年政策下，部分地区服务消费“火爆”，结构提振明显、总量影响有限 2021年春节疫情防控政策下，多数人就地过年，对2021年春节假期前后的经济活动或有所扰动。通常来看，东部用工大省，如广东、浙江等，是节前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而湖南、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节前则会迎来大规模的返乡人口流入。2021年在就地过年影响下，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规模大幅下降。13个劳务输入省份节前返乡规模，仅为2019年同期的53.7%，近半外来人口留在本省过年。 就地过年对当地消费形成提振，城市文娱休闲类服务体现较为明显，观影、短途出游、部分餐饮等表现突出。春节假期观影“火爆”，正月初一至初五累计观影人次和票房收入，分别较2019年增长22%和34%。假期前3天，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47家景区（地区）营业收入较2019年增长1.6倍，远郊酒店入住率较2019年提高34.2个百分点；上海市郊5区客房入住率，较2019年上升27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呈现地域和结构分化，不同层级城市、以及不同消费类型间，存在明显差异。春节假期期间，一线城市票房收入较2019年增长40%以上，而三、四、五线城市票房收入增幅，均低于全国总体水平。和2019年同期相比，北京假期前3天接待游客数量已恢复9成以上，四川则下降了68.4%；北京的酒店入住率，远郊区上升34.2个百分点、而中心城区下降20.8个百分点，消费分化明显。 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减弱、跨区域旅游出行等相关消费受冲击较大，带来消费结构分化。节前春运发送旅客2.7亿人次，较2019年和2020年同期分别下滑75.9%和76.4%，跨区域、长距离的旅游和出行消费，受“就地过年”拖累较大。传统劳务输出地，由于返乡人员的大幅减少，消费也可能受到一定影响。比如劳务输出大省湖南，除长沙以外，其他主要人口大市的节前市内活动强度明显偏弱。 部分人员提前返乡、也可能对节前生产形成一定影响，节后复工情况仍需跟踪。疫情影响下，外出务工人员可能提前返乡。2021年春运开启前，13个劳务输入省份的人员外流规模，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68%。这可能对节前生产形成一定影响；从生产端高频数据来看，多数指标已回落至2020年同期水平以下，比如钢材表观消费量、水泥出货率等。后续人员流动对生产的扰动，仍需进一步跟踪。 局部地区、特定版块的“火爆”，更多为结构性提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相对有限。我国春节假期旅游消费超5000亿元、1-2月旅客运输消费超2500亿元，在春节客运量较正常年份下降逾7成的情况下，旅游出行相关消费，可能减少超千亿元。而受到提振的版块，比如观影消费（2019年春节假期票房59亿元）等，体量则相对较为有限。春节假期带来的消费“开门红”，或更多为结构性的提振。 风险提示：疫情出现超预期变化；宏观政策出现大幅调整。 报告正文 2021年春节疫情防控政策下，多数人就地过年，对2021年春节效应或有所扰动。通常来看，东部用工大省，如广东、浙江等，是节前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而湖南、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节前则会迎来大规模的返乡人口流入。1月20日，国家卫健委提出鼓励“就地过年”，各地出台相应的疫情防控举措，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规模大幅下降。广东、浙江等外来务工人员规模较大的省份，2021年节前返乡规模，普遍不及2019年同期的60%。13个劳务输入省份加总，节前人口流出规模仅为2019年同期的53.7%、减少了约4000-5000万人[1]。 [1]统计区间为1月19日-2月11日，对应农历腊月初七至腊月三十，共24天。跨省净流出的人口规模，根据百度迁徙提供的人口流动规模指数、以及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春运旅客发送量估算。 [2]图1中净流入规模为负值的省份，意味着是节前人口是净流出的，主要是东部的用工大省。 就地过年对当地消费形成提振，在城市线下服务中体现较为明显，观影、部分餐饮等表现突出。就地过年政策影响下，主要城市假期的文娱休闲等服务消费明显好于往年。例如全国观影“火爆”，初一至初三累计观影人次和票房收入，分别较2019年增长22%和33%，正月初三当日增幅更是分别达到了57%和41%。部分餐饮业也受到提振，比如除夕当日外卖需求大幅跳升、且“一人食”订单占比增长了66%。 一些外地输入人员较多的大城市，短途或市内出游，受到就地过年的支撑。例如春节假期前3天，北京市重点监测147家景区（地区）的接待游客数量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1%，营业收入增长1.6倍；远郊饭店入住率为52%，较2019年提高34.2个百分点。上海也呈现类似现象，就地过年对当地的市郊旅游形成支撑。假期前3天，上海市郊5区[3]累计客房入住率为57%，较2019年上升27个百分点。 [3]上海市郊5区包括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崇明。 但就地过年的增多，对旅客运输、跨区域旅游等相关消费的冲击较大。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从春运开启到除夕当日（1月28日-2月11日），全国累计发送旅客2.7亿人次，较2019年和2020年同期分别下滑75.9%和76.4%。客流大幅萎缩，旅客运输相关消费或受较大冲击。同时，出行受阻对跨区域、长距离的旅游消费也有压制，比如四川省春节假期前3天游客接待数量仅为2019年的31.6%，受影响较大。 而返乡人员减少，对一些人员输出地的假期消费，可能形成一定拖累。从节前返乡数据来看，全国17个省份是劳务输出省。这些省份在2021年春节前的人员返流规模，仅为2019年同期的53.9%[4]；返乡比例最高的省份，也不足2019年的70%。即使在同一省内，不同城市差异也较大。比如劳务输出大省湖南，省会长沙节前市内活动强度较2020年提高了12.8%，同省其他几个人口大市，市内活动强度则几乎没有增长[5]。电影票房数据对此也有印证：初一至初三累计来看，票房增长最高的是一线城市，增幅约44%，而三、四、五线城市的票房增幅均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4]此处统计的是跨省返乡规模，统计区间为1月19日-2月11日，对应农历腊月初七至腊月三十（共24天）。 [5]此处的市内活动强度，以百度迁徙的“城内出行强度”来度量。湖南省除了长沙以外，人口规模最大的5个城市依次是邵阳、衡阳、常德、岳阳、永州。 部分人员提前返乡、也可能对节前生产形成一定影响，节后复工情况仍需跟踪。从用工大省的人口流动情况来看，在春运开启之前，已经有部分人口开始外流。2021年春运前，13个劳务输入省份的人员外流规模，较2019年增长了68%[6]。务工人员的提前返乡，对节前生产可能形成一定影响；从生产端高频指标来看，多数已经回落至2020年同期水平以下，比如钢材表观消费量、水泥出货率等。后续人员流动对生产的扰动，仍需进一步跟踪。 [6]统计区间为1月19日-1月27日，对应农历腊月初七至腊月十五，共9天。 局部地区、特定版块的“火爆”，更多为结构性提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相对有限。我国春节假期旅游消费超5000亿元、1-2月旅客运输消费超2500亿元[7]，在春节客运量较正常年份下降逾7成的情况下，旅游出行等相关消费，可能减少超千亿元。而受就地过年提振的版块，比如观影消费（2019年春节假期票房59亿元）、短途出游（人均消费通常低于长距离、跨区域旅行）等，体量则相对较为有限。此外，在就地过年政策下，劳务输出地的假期消费可能也受影响。 [7]2019年我国春节假日期间全国旅游收入为5139亿元。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年）、投入产出表（2017年）数据推算，2018年我国旅客运输业营业收入约1.4万亿元；按各月旅客周转量来推算，对应到1-2月的旅客运输收入约为2500亿元。 向后展望，在产需逐步收敛的背景下，国内经济景气的高点或已出现。前期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如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未来或仍有一定的修复空间，修复节奏和疫情密切相关。而生产端景气或已触及高点，11月制造业PMI生产指数达到8年多来的高点54.7%后，连续两个月快速回落；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也是近年来的相对高位。伴随政策“退潮”和信用“收缩”，房地产、基建等投资需求趋于回落，在产需逐步收敛下，总量经济的高点或已经出现。 研究结论： （1）2021年在就地过年影响下，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规模大幅下降。13个劳务输入省份节前返乡规模，仅为2019年同期的53.7%，近半外来人口留在本省过年，对2021年春节假期前后的经济活动或有所扰动。 （2）就地过年对当地消费形成提振，城市文娱休闲类服务体现较为明显，观影、短途出游、部分餐饮等表现突出。例如正月初一至初五，全国观影人次较2019年增长22%；假期前3天，北京重点监测景区营收较2019年增长1.6倍。 （3）服务消费呈现明显的地域和结构分化，不同层级城市、以及不同消费类型间，存在差异。例如一线城市票房收入较2019年增长超40%、而低线城市增幅较低；大城市郊游“火爆”，跨区域、远距离的旅游出行则受到较大冲击。 （4）消费结构分化，和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减弱密切相关。节前春运发送旅客2.7亿人次，较2019年和2020年同期分别下滑75.9%和76.4%。传统劳务输出地，由于返乡人员的大幅减少，假期消费也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5）疫情影响下，外出务工人员可能提前返乡，对节前生产形成一定影响。从生产端高频数据来看，多数指标已回落至2020年同期水平以下，比如钢材表观消费量、水泥出货率等。后续人员流动对生产的扰动，仍需进一步跟踪。 （6）局部地区、特定版块的“火爆”，更多为结构性提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相对有限。疫情影响下，我国春节假期旅游出行等相关消费，可能减少超千亿元；受到就地过年提振的消费板块（观影、短途出游等），体量相对较小。 研究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 报告：就地过年下的经济“开门红” 对外发布时间：2021年02月17日 报告发布机构：开源证券研究所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