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短时间的行业低谷后，我国外贸行业如今已经复苏，并随之迎来了今年的爆发期，值得一提的是，受疫情影响，海外“宅经济”需求继续升温，中国消费电子产品成国外抢手货。 海外宅经济爆发 中国消费电子产品成国外抢手货 在深圳一家企业的仓库里，记者见到正在忙碌的黄世平。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清点货物箱数，并贴上标签，而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准备出口到国外的耳机、数据线、充电器等手机周边产品。9月份以来，他所在的企业出口订单越来越多，因此他的工作越来越忙碌。 深圳睿禾科技有限公司仓库工作人员黄世平介绍，三到七月份，正常每天出货量比较少，60件左右；像今天下午，到3点左右我编号的货已经有288件了，按这个速度，我今天要出500件、600件的货，可能达到700件。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苹果公司新系列手机取消了原本标配的耳机、充电器，来自中国的手机配件因此被海外民众大量抢购，他们企业三季度的销售额较二季度增长了5倍。现在工厂实现满负荷生产，每天发2到3个大货柜的货，货车天天在工厂门口等着，产品生产出来就立刻被运走。 除了手机周边产品热销以外，受海外疫情影响，海外“宅经济”需求继续升温。欧美民众为满足日常宅家的娱乐需求，大量抢购投影仪、平板电脑、游戏机、键鼠套装等消费电子产品，甚至连智能采耳仪这种原本相对比较小众的电子产品，今年也开始在海外热销起来。 黑蜂智造(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吕金壁表示，疫情的原因，一些人可能不能正常上班，所以他们就会在家里清洁耳道。去年的五六月份，我们每个月在线上可能只销售10多万个。今年的五六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可以翻到40万到50万个。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A股市场走出了一波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行情。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然爆发，很快就席卷了全球，重创了各国的经济。虽然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全新的巨大挑战，但是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再一次战胜了困难、一枝独秀，成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虽然疫情出乎意料，但是我国对抗疫情取得的成果同样出乎意料。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凝聚力、创造力大幅提升。在经历疫情恐慌之后，上证指数终于脱离3000点以下“见一次少一次”的宝贵黄金区域，终于在2019年6月永别了3000点。A股的走势完美的验证了我在2020年1月8日于本栏发表的《2020年A股进入牛市第二阶段》一文中的判断。 在即将到来的牛年，A股到底会走出怎样的行情呢？ 首先，中国经济高水平增长的速度会明显加快。第一，2020年扶贫的圆满收官对于2021年及以后经济增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彻底消除贫困不但对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对改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及合理性同样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是诸多西方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理想经济状态。第二，十四五规划为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十四五规划应运而生，其战略性、系统性、创新性、科学性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第三，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会更进一步发挥出来。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用电负荷创出历史新高的现象，这也是我国内需增长表现强劲的信号。预计2021年下半年新冠疫苗能够有效抑制疫情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全球经济也会随之开始复苏，我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将逐步向好。在诸多利好因素叠加低基数的效应下，预计牛年中国经济将呈现高质量的加速增长。 其次，A股的投资价值引人注目。一方面，虽然历经2019年和2020年的持续上涨，但是A股的估值水平仍处于安全区域，依然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价值洼地，吸引着全球聪明投资者的目光。另一方面，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坚定实施，不但使中小投资者对住房和社保等问题的焦虑感降低、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使A股市场的投资地位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此外，随着A股近期市场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交易规则的改善、投资者结构的优化、监管水平的提升，都极大地升了A股的投资吸引力。 最后，投资者的信心大幅提升。在经历过新冠疫情、多轮贸易摩擦、台海与南海风云等极端事件之后，A股投资者的心态逐步趋于成熟。很多投资者已经认识到，虽然国内外的各种风雨挑战难免还会出现，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然势不可挡。在海外政治格局趋于稳定、新冠疫情逐步控制的背景下，牛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必会大幅提升。 显而易见，A股依旧处于史上第五次重大投资机会的运行和发展阶段，未来将维持长牛和慢牛的格局不变，2021年A股将进入牛市第三阶段。随着赚钱效应的增大和投资者热情的提升，牛年A股将进入牛市的加速阶段，预计上证指数年内涨幅将超过20%。相信聪明的投资者可以通过A股市场踏上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高速列车，抵达财务自由与心灵自由的乐园，一同分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与荣光，度过幸福、幸运的牛年。
图片来源：微摄 央行昨日发布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我国经济运行稳定恢复，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2.3%，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进出口贸易逆势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坚持以总量政策适度、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支持实体经济三大确定性方向，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形势，灵活把握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坚持科学决策，货币政策响应及时有力。总量上通过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共推出9万多亿元货币支持措施。价格上前瞻性引导中期借贷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下降30个基点，带动市场利率中枢下行，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同步下行。二是坚持创造性应对，精准直达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分层次、有梯度出台三批次合计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创新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三是坚持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期启动并顺利完成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积极推广运用LPR，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促进利率传导效率明显提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四是坚持主动作为，稳定市场预期。重视预期管理，完善机制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方式，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五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总体来看，2020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主动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为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多措并举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实体部门获得感明显增强。货币政策目标顺利实现，2020年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3.3%。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20年12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较上年同期下降0.51个百分点，创有统计以来新低。信贷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末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30.3%和35.2%。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2020年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报94.84，较上年末升值3.78%。 目前我国经济向常态回归，内生动能逐步增强，宏观形势总体向好。也要看到，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境内外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对此要深刻认识和辩证看待，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字当头、抓住重点、守住底线、敢于担当，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同时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加强监测分析和预期管理，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根据一项新的分析，美国经济复苏估计需要4.5万亿美元的刺激资金。经济智库“基础协作”（foundations Collaborative）发现，要让美国企业和工人充分发挥潜能工作，并让实际失业率降至3.5%，就需要一项价值3万亿至4.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我们需要刺激，而且需要马上行动，”新佛罗里达学院政治经济学家、该报告的合著者马克·保罗表示：“我们等待的每一天，都在冒着让更多的人从经济中失去权利的风险。在我们等待的每一天里，都有更多的人面临被驱逐和拖欠账单的局面。” 最新的两党刺激方案将耗资9080亿美元，不过，由于众议院民主党人、参议院共和党人和白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比如经济刺激审核、对各州政府的援助以及在疫情中对企业的责任条款等，谈判陷入混乱。 民主党领袖支持9080亿美元的提案，麦康奈尔支持一项约5000亿美元的提案，白宫提出的9160亿美元提案很快遭到否决。 “国会目前正在讨论一项经济刺激计划，这将令我们对真实失业率的预估仍徘徊在两位数左右，” 保罗称：“我们有让经济重回正轨的工具。但不幸的是，国会缺乏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 该分析是基于对当前11月份失业率为13%的估计。虽然官方公布的11月份失业率为6.7%，但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考虑到2月份以来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实际失业率要高得多。 该分析认为，将3.5%作为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水平，而将13%作为实际失业率的更好估计，失业率缺口为9.5个百分点。将这一缺口加上11月估计的近21.3万亿美元的当前GDP，意味着潜在GDP将超过25.7万亿美元，或者说财政政策需要填补4.5万亿美元的产出缺口。”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黄汝南对本文有贡献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1我国区域发展新特征：南北差距明显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从全国看，以反映各省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31省人均GDP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966快速下降至1990年的谷值0.593，随后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带动下爬升至2002年的峰值0.708，再回落到2014年的0.435，之后又攀升至2019年的0.472。分地区看，四大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较为一致，2014年达谷值后有所扩大。 当前区域差距的扩大主要在于南北差距，2012-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但人口份额变化很小，导致该时期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97迅速增至1.30。从经济看，1978-2012年南北经济份额（以地区GDP合计为分母）分别从53.7%、46.3%变化至57.1%、42.9%，差距从7.5个百分点扩大至14.2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南北经济份额差距一度达17.3个百分点。2013年起，南北经济总量差距迅速拉大，2019年经济份额分别为64.6%、35.4%，差距扩大至29.1个百分点。 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看，我国北方人均GDP长期高于南方但逐渐缩小，1978-2012年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85缩小至0.97。之后，南北人均差距迅速扩大至2019年的1.30。即使扣除东北地区，2012-2019年南北人均GDP差距仍从0.98扩大至1.24，表明东北的相对衰落只能部分解释南北人均差距扩大。 从10强省看，1978-2020年北方从5个降至仅剩山东、河南2个。1978-2019年，我国10强省经济份额从54.9%提升至61.3%。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我国10强省中占据5席，其中东北占两席（辽宁、黑龙江）。之后，东南沿海省份迅速崛起，1984年浙江取代黑龙江进入前10。此后，北方的山东、辽宁、河南、河北长期位居前10。由于2010年后经济转型缓慢，辽宁、河北先后在2016、2018年跌出全国前10。目前北方在全国经济10强中仅剩山东、河南两省。其中，山东从1980年起一直位列前3,2007年开始持续位居第三，但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从2007年的242亿元持续扩大2019年的2.9万亿元，而与第四名浙江的差距逐渐缩小至不到9000亿元。 从20强城市看，1978-2020年北方从11个降至5个，其中10强城市从6个降至仅剩北京1个。1978-2019年，我国20强城市经济份额从29.7%上升至34.5%。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20强城市中占11个，其中东北6个。随着改革开放后深圳、无锡、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陆续崛起，1990年20强城市中北方减至9个，东北的长春、鞍山陆续掉队。2010年 20强城市中北方降至8个，且有3城位居倒数，哈尔滨从1978年的第8名降至第20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佛山、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崛起，哈尔滨、石家庄、大庆逐渐掉出20强。2010年，北方在 20强城市中降至7个。2014年后，北方的唐山、大连、沈阳、烟台先后掉队。2017-2018年，北方在20强城市仅剩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10强中仅剩北京、天津2个；2019年济南在合并莱芜后进入20强。2020年，南京取代天津进入10强，北方在10强城市中仅剩北京。 2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 从五千年历史看，因农耕技术进步、北方战乱频发、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中下游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南方逐渐从山地密林的蛮荒瘴气之地开发成宜居宜业之地，在南宋时期彻底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不可否认，长江与黄河都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早期中心，夏商周等王朝核心范围均位于此，原因可能在于南北气候差异，北方干燥缺水、温差大，南方湿润、温差小，这使得在农耕时代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南方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是全国经济重心，北方经济、人口长期领先，而南方不少地区仍是蛮荒瘴气之地。 但北方长期处于王朝更替的中心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融合，战乱频发，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人口大量移居南方，南方地区逐渐开发并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隋炀帝开凿北起涿郡、南到杭州的大运河，主要目的在于把江南丰富的物产往北运调。唐朝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和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到南宋时期，岭南快速开发，南方绝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让位于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南方领先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尽管清朝中期开始闭关锁国，但仍保留了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改革开放后，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北方在重化工业需求拉动下通过要素和投资驱动仍保持了较长时期辉煌、但也造成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1978年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南北市场化改革进展差异明显。从自然地理角度，改革开放要求融入全球化体系，东南沿海较北方沿海具有更为便利的海运优势，并通过长江、珠江较易形成广阔市场和腹地。而黄河水量少河道浅，通航能力差，使得北方省份经济联系明显不如南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劣势。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港股01717)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在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后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而北方逐渐乏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年“四万亿”投资使得北方经济再延续了短暂辉煌。但之后，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一度进入漫长熊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波切需要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末，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南方，东南地区因日益发育的市场机制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大力腾笼换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南方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等承接沿海产业，近年贵州、云南、西藏、江西等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在北方，因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新经济新动能培育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关键在于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充分流动，进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比如，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理论上，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即各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1，形成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 在美国，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变化比较一致。从总体看，1963-2019年美国不含阿拉斯加的49个州人均GDP变异系数0.193波动变至0.192，基本保持在0.15-0.20之间，远低于中国当前的0.47。分州看，2019年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约90%；其中有21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9-1.0之间。而中国2019年31省中只有15省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仅51%；其中北京、上海在2.2以上，甘肃、黑龙江在0.6以下。 从都会区看，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2015年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差异较小。 从重点地区看，1970年开始，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五大湖区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970-2019年，美国“铁锈八州”的经济份额由37.9%下降至25.8%，人口份额也由35.4%降至24.7%，经济-人口比值从1.07下降至1.04；同期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经济份额由19.3%升至28.5%，人口份额由18.7%升至27.4%，经济-人口比值从1.03略升至1.04。 在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973年左右后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三大都市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于1.0。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的10.2%，当前经济份额、人口份额分别为56%、52%。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 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明显净迁入，名古屋圈大阪圈人口迁入基本停滞、主要依靠自然增长。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 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大量流入使得其经济-人口比值趋近1。1955-2015年首尔都市圈人口从393万人增至2442万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随着人口持续大量迁入，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为1.008。 4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绝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土地是各项要素中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领域，潜力极大。从城乡角度看，应加快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进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作用有限。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三是充分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因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因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过去几十年，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广泛呼吁下，近年来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已高位缓释，但仍有不少新的潜在风险点需要加以前瞻性防范。对垄断引发的新风险更要提高警惕，下好“先手棋”。 近期，部分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社区团购大战引发社会热议，此前亦有大量资本纷纷进入长租公寓领域。这既反映出资本扩张的无序，也折射了通过“烧钱”形成后期部分垄断可能带来诸多金融风险。 互联网巨头相较于细分市场的新进入者而言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可以后发制人，跨领域占据新市场。比如，互联网巨头具有数据和渠道的资源优势，相对传统模式而言，可以更快植入各类场景之中；往往在前期更愿意投入大量资本，对用户进行大额补贴，迅速占领市场份额。由于具有这类优势，这些巨头公司很容易产生跨领域的混业经营，不断挤占其他市场竞争者的份额，覆盖面越来越广，机构风险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外溢性。 可以预期的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已箭在弦上，后续相应监管措施料陆续出台。除了反垄断外，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金融科技发展、债市违约等风险也仍需关注。自疫情以来，实体经济杠杆率较快上行，存量风险处置出清过程减慢，需不断加快存量风险的处置；部分互联网巨头的新型金融活动需尽快纳入监管体系；要防范债市违约风险，有序化解当前的风险事件，不断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等。 总而言之，金融防风险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金融机构，最终都要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也应该转换思维，从“资本战”的不健康竞争方式中跳出来，转向通过技术、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来提升自己、赢得市场。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需不断引导各类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领域，促进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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