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抗疫情，危难时刻显经济韧性。变革孕育发展，挑战蕴藏机遇。站在新时代，张近东密切关注乡村振兴、数据共享、小微企业融资、绿色物流、智慧社区建设等热点、难点、焦点话题，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日前，张近东接受了《金融世界》杂志多方统筹打通农产品上行链路 助力乡村振兴《金融世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广大电商企业依托线上线下优势，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张近东：为更好地实现助农富农，消除生产种植和销售环节的信息不对称、渠道不通畅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统筹资源，政府、电商、农户、院校多方联动，建立以C2M（用户直连制造）模式为特色的乡村生产基地，推动返乡年轻人成为创富主体。实践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返乡创业的商户以村为单位聚集，依托电商企业赋能建设C2M基地，不仅自己致富，更带动了周边村民脱贫增收。地方政府可以出台针对乡村C2M基地建设的扶持政策，在物流、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对将销售和物流网络延伸到乡村，为农村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的电商企业，给予包括土地购买、场地租用、水电优惠等支持，双管齐下助推农产品上行。此外，建议政府层面出台政策，鼓励电商企业和大专院校结合，进一步加强农人培训、实训，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为农村贫困人口赋能，激发内生动力。《金融世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农产品长期依赖的线下交易几乎停转，多地出现了农产品滞销问题。如何看待上述问题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张近东：问题出现后，多家电商平台紧急开通助农绿色通道，助力缓解农产品滞销难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促进这一模式常态化实施过程中，政府可通过统筹多方资源，加强政策倾斜，在重点农产品种植地区建立摸排机制与对接平台，电商企业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和物流仓储优势，通过开通助农频道、专区、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提供流量支持，搭建常规助农绿色通道，打通农产品售销链路，助力乡村振兴。多种技术手段与保护措施并行 提高信息数据治理水平《金融世界》：数据开放共享是近年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推动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有哪些重要路径？张近东：目前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及民众之间的信息公开仍存诸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以及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在“促进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规定中，亟需明确和增加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内容，提出细化的开放要求，使社会需求接入共享信息服务更加便捷、有效和安全。可以在政府和公共部门，如工商、医院、环保、房产、车辆管理、银行等单位提供的公共数据服务上，率先实现信息共享。建议相关部门针对不同行业或领域进行数据信息采集，统一平台建设，并提供不同标准的开放权限。同时，在采购硬件、软件服务时，将社会化信息共享要求列入采购标准。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数据治理、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方面工作，通过联合安全多方计算、区块链、数据脱敏、数据加密等技术手段与保护措施并行的方式，提高信息数据治理水平。从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传输、共享、使用、删除等所有环节，完善监管机制与方法，进一步优化公共信息社会化共享环境。此外还需推动实现数据资源的资产化、数据管理的合规化、降低IT运营成本、不断创新数据技术应用和管理，实现公共信息社会化共享。《金融世界》：我们知道，大数据的社会化共享服务，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如何让大家都参与到这项社会工作中来？张近东：建议相关教育部门在各类大专院校增设大数据管理相关课程和实践机会，将该学科列入通识教育。同时，在大数据相关单位和企业中建立专门的信息采集和反馈渠道。政府和企业工作人员也可通过专业培训，掌握更多大数据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公共信息开放服务能力。整合数据资源 构建小微企业信息集成体系《金融世界》：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资金周转困难。然而金融机构助力小微企业融资始终隔着一道“信息屏障”。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张近东：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服务对于攻克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具有重要作用，而企业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小微企业数据获取之难，难在数据入口分散，孤岛效应难以消除，金融机构难以低成本、批量获取高质量数据。随着数字中国和数字政府的推进，正在不断优化金融机构获取数据的渠道和环境。目前，政府数字化建设如火如荼，取得长足进步。截至2019年11月，全国32个省级单位中，有10个已出台并公开数字政府规划计划，指导数字政府建设，穿透政府部门“信息孤岛”，政府各机构和部门的数据信息透明度进步明显。《金融世界》：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依然有很多地方的企业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存在信息不对外公布、透明度较差等方面的不足，无法对相关金融业务的开展给予有力支持。您对此有何建议？张近东：小微企业基本在省内经营，可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区域内各方数据，建立完善全面、互联互通的地方小微企业信息集成体系，从产业链数据、政务数据，以及金融机构内生数据等几个维度开展数据整合工作。具体而言，首先可由各级政府建立或指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垂直管理机构，建立面向金融机构的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同时以园区、开发区等载体，不断充实小微企业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银政企”合作机制，推广先进地区微商金融业务经验，组织刻画当地“小微企业地图”，定期更新发布，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提高金融产品创新效率。此外，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角度看，还要改善营商环境，通过结合税费减免、专项扶持、金融支持等多策并举，延长我国小微企业平均寿命，从根本上降低小微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发力小微金融的积极性。助力城市多层级物流园区建设 形成集约化智能配送《金融世界》：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城市物流健康发展大声疾呼，城市物流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物流还面临着诸多瓶颈和肠梗阻。您如何看待目前这种现状？张近东：随着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配送与物流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不论是到店还是到家的城市配送都关乎百姓的日常生活，推动社会商业和快递业高速发展是保障居民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在对全国23个城市通行政策进行调研后发现，一方面传统燃油货车运行受限，另一方面尚未给新能源轻卡货车提供道路通行特权，导致新能源专用车未能成为有效补充，且客车拉货现象频繁，为城市配送安全埋下隐患，且极大影响了物流和配送效率。这些问题到了亟待统筹规划、协同解决的阶段了。《金融世界》：城市末端配送是城市交通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难题如何破解？张近东：首先，应对爆发式物流需求增长，在城区土地规划方面应着重考虑物流配送企业用地需求。同时，加强城区周边物流园区建设，形成规模效应，发展集约化配送。另外，建议加快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放宽新能源车辆的路权限制，加快提高城市城区配送企业燃油车更换为新能源车的比例。还可以通过建立新能源货车管控与服务平台，打造城区货车通行信息化、智能化和高效率的新能源轻卡货车专用导航平台，加快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发展。受此次疫情的影响，“最后100米”配送无接触交付凸显优势。建议结合“最后100米”公共环境和配送路径给予无人车配送局部公共道路通行路权，并尽快制定无人车配送保险和车辆检验的政策和法规，加快推动“最后100米”无人配送常态化运营。推动智慧社区系统性规划以迎接智慧城市的全面到来《金融世界》：今年疫情期间，各大城市普遍启动了严格的基层社区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您怎么看待智慧社区未来建设？张近东：作为国家关注并倡导推进的社会发展形态，虽然已经取得较快发展，但要真正实现智慧社区的有效落地，全面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还有以下几个痛点需要解决。一是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系统性统筹，服务整合能力不足。因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受限建设成本、消费水平等因素，致使智慧社区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的发展规划和成果差异较大。同时，参与智慧社区生态建设的主体众多，各方在软硬件应用、服务提供等方面存在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现象，导致智慧社区建设生态分散，服务无法被有效整合。二是技术配套滞后，缺乏高效的全场景运营及服务。技术能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但目前相关软、硬件产品仍无法做到相互兼容，形成有效的数据集成分析，从而限制了各智能产品的协同发展。同时，服务及运营场景的覆盖过于单一，无法高效且全面的提升社区生活品质。三是社区仍处于基础服务阶段，居民需求未能一站式即时满足。由于目前智慧社区建设仍在探索阶段，大多数产品应用还停留在满足物业基础服务上，只能有限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同时，社区居民的消费、娱乐、生活等需求场景间也存在壁垒，导致无法获得敏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提供。《金融世界》：解决上述痛点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张近东：首先可以通过政企合作，推动智慧社区系统性规划，充分挖掘配套服务资源，打造以社区为中心的配套服务生活圈，并将智慧社区管理纳入社会服务体系，与政务服务、治安管理、城市管理等服务相连接，高效推动政府与智慧社区的协同管理和发展。其次提升智慧社区基础配套，建立全场景运营服务体系。在智慧社区系统化统筹下，着力推动各产业智能化标准的统一。此外，以智慧化的“一小时生活圈”为引擎，将用户触点的核心结合起来，运用AI、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来驱动服务、用户和场景的高效匹配，不断完善社区管理的智慧内核。通过智慧社区的建立，更有力地推动智慧城市的全面到来。奏响时代最强音 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世界》：随着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未来公司在数字经济方面将如何锐意进取，将有哪些新举措和行动？张近东：当前，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引发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推动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和制度的变革。通过数字经济垒实产业基础、推动科技创新、畅通经济循环、促进新消费、加快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内核，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苏宁控股充分依托自身的智慧零售生态体系，抓住新基建的数字化布局方向，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能力，并将该能力渗透到零售全链条、全场景之中。未来，苏宁控股将继续研究和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和建设。一方面，苏宁控股将强化底层系统能力、智慧供应链能力和用户运营能力，不断完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货、场进行更加深度的数据采集，从而形成消费者、产品、服务、营销、渠道、物流的全面数字化体系，实现整个供应链体系数据的彻底打通。另一方面，苏宁控股还将从加强仓储物流建设、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打造线上线下全融合的智慧零售场景等方面加以发力，以技术为手段和支撑，全面提升运营效率和消费体验。_
因互联网巨头大举布局而遭到热炒的“社区团购”概念股最近出现了退潮的迹象。 数据显示，Choice社区团购指数在12月8日、9日、10日分别下跌1.52%、2.66%、1.41%，多只概念股近日也出现明显回调。对于“社区团购”的后市走向，市场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那么，“社区团购”究竟是不是一条投资的理想赛道？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 详情请扫二维码↓
同花顺（300033）金融研究中心12月7日讯 ，有投资者向华文食品（003000）提问，你好，贵司除了在全渠道进行销售，如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以及社区团购兴盛优选、菜多多、十荟团合作等。有考虑投资加大力度布局社区团购项目吗？ 公司回答表示，公司目前已和社区团购如兴盛优选、菜多多、十荟团、多多买菜等平台合作。后续我们一方面会寻找合适的平台进行战略合作，另一方面公司将通过积极引导经销商，加大对经销商的投入支持，继续加强社区团购渠道的建设发展，发掘新的销售渠道。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要问哪个产业最红火，相信大家得到的答案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社区团购，最近一段时间，京东、美团、淘宝、拼多多几乎是数得上号的互联网巨头几乎是商量好的似的，全部冲进了社区团购的红海，把这片原来不受重视的产业，变成了一场大混战，为啥巨头们集体看好社区团购，社区团购真是香饽饽吗？ 一、巨头集体混战社区团购 近日，京东已对生鲜电商平台美菜网旗下的美家买菜开启了收购计划。京东社区团购预再添一名“大将”！据悉，京东已经对美家买菜进行收购，业内人士预测收购金额不超过2亿美元。12月2日，LatePost曾报道称，刘强东在京东高管早会上表示，将亲自带队社区团购。 美家买菜属于社区团购性质的平台，即以社区为单位，由宝妈或店主成为团长，在线上借助微信群、小程序等组织社区居民拼团，线下交付自提，由平台提供采购、物流仓储及售后支持。美家买菜CEO王天野近日表示，美家买菜平台已覆盖约31个省市，覆盖用户2000多万人，2019年时总流水约20亿人民币。 11月27日，据Tech星球报道，京东内部正在筹划名为“京东优选”的社区团购项目。该项目将于12月底至明年1月初正式上线，最初在山东试点，随后在京东物流全国七大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东北）的省会城市和一些产业带铺开。 与此同时，京东零售集团的大商超全渠道事业群成立了单独的社区团购业务部，该业务部会合并京东原有的社区团购业务，包括友家铺子、蛐蛐购和京东区区购。对于上述消息，截至发稿，京东暂未回应。一位京东内部人士表示，京东一直在做社区团购业务，只是并未对外宣传。另有一位京东战略部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年初疫情爆发之后，京东就十分关注社区团购模式。” 在我们看到京东的入局的时候，社区团购早就是一片混战了，今年7月，美团成立“美团优选”，正式进军社区团购。三个月后，拼多多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上，拼多多董事长黄峥对买菜业务给予厚望：“它必然是个长期业务，且需好多年的全力长跑。”11月3号，滴滴CEO程维首次公开谈及橙心优选：“滴滴对橙心优选的投入不设上限，将全力拿下市场第一名。” 前不久，盒马获阿里40亿美金支持做社区团购--盒马优选，并将于本月底在武汉开团，其领头人侯毅亲自挂帅。侯毅认为，“社区团购将完全取代传统零售业的快销品和生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 如此同时，两大短视频巨头也有些按耐不住了，据晚点报道，快手、字节跳动都纷纷在社区团购有了新动作。10 月底开始，快手针对社区团购的第一批调研人员已奔赴湖南长沙，重点考察湖南本地企业兴盛优选，时间持续约两周。不过到底是亲自下场还是以投资形式入场，尚未确定，目前来看，快手不排除通过投资入场。 同时，有接近字节跳动的人士透露，字节跳动已经开始考虑孵化社区团购业务，在讨论方案中，项目被命名为“今日买菜”。知情人士称，字节跳动已经在山东临沂与河北石家庄进行了调研，电商事业部、内容推荐与数据平台等多个业务部门均有所参与，目前的重点放在选仓与供应链环节上。 一时间，整个社区团购市场上聚集了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盒马、快手、字节跳动，再加上之前腾讯就已经布局很久的兴盛优选和阿里巴巴的十荟团，放眼所望，整个市场上都是互联网巨头，有不少网友不禁调侃道“从来不知道，自家门口的小菜场能够这么值钱？” 二、社区团购真是香饽饽吗？ 说起社区团购，不得不说这是今年疫情所带来的一个绝对非常特殊的市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全民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家里蹲状态，大家宅在家里啥都去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并不受关注的社区市场一下子火了起来，这其实就是社区团购之所以这么红火的真正由来，不过毕竟现在不是当时了，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复产复工，大家也都全面实现了经济恢复，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团购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的确让人意外，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为啥社区团购这么火？还有市场的未来到底该怎么看？ 首先，流量枯竭时代每一块处女地都不能放弃。说实在的，社区团购之所以会这么火，这是因为社区团购是这个后互联网时代尚未被瓜分的一块新鲜处女地，早在2019年，中国商业智能服务商Quest Mobile在北京发布《中国移动互联网2019半年大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用户规模在今年一季度触顶11.4亿，而在二季度则净减少近200万。从报告数据来看，这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月度环比负增长。用户平均每天花在移动互联网的时长增速亦在放缓，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会发现任何一个互联网巨头都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量焦虑，所以我们看到了“出海、破圈、内卷”都成为了我们最近一年来的新名词，可见巨头们对于流量有多么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蓦然回首，发现原来在我们以为已经没有流量的地方：社区，这个地方反而有海量的流量，这种流量被大家熬夜抢菜的热潮所激起。既然社区是流量的富矿，那么为啥不集中到社区呢？于是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都有了做社区的理由，京东是要做电商的再深化，拼多多是要做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的传递者，美团是要做外卖之外的破圈者，滴滴是要做出行之后的服务提供商，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理由，所以互联网巨头做社区团购真的不需要借口，如此火爆也就顺理成章。 其次，社区团购是需要海量资源砸钱出来的。相比于前互联网时代的轻资产运营来说，自从进入了新零售时代，哪一个业务都不是简简单单轻资产就能够破局的，社区团购同样如此，就以腾讯砸巨资做的兴盛优选为例，根据启信宝的数据，兴盛优选已经经历了5轮投资，除了第一轮A轮融资比较少之外，大部分投资都是资本的海量注入，前前后后已经融资了十几亿美元，据公开数据显示，2017-2019年，其GMV由0.36亿元一跃至100亿元，2020年9月，更是在疫情的催生下，兴盛优选日单量达到800万单，较2019年同期提升将近1倍。但是相比于之前低成本的电商来说，兴盛优选可谓是高价砸出来的大企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团购无论是谁都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就在前不久，10月13日，新加坡早报消息，易果生鲜、云象供应链以及安鲜达在7月30日已经进入自愿破产重组，要知道易果生鲜可是2005年成立的社区团购的老大哥，坐拥4轮阿里投资，背景之强自不必说，然而却最终成为了先烈，可见社区团购的难度有多大。 第三，社区团购的未来到底该怎么看？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么多巨头集火社区团购，这个风口肯定不是伪风口，但是社区团购的海量烧钱实际上也是毋庸质疑的事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团购我们始终保持着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毕竟对于一个垂直市场来说，中国人的社区购物市场注定只是一个垂类市场，市场规模虽然不小，但是也真不一定能够容纳如此多的巨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团购一定要注意避免出现当年百团大战、共享经济彩虹色都不够用的覆辙，希望这场大战之后能够有一些真正为市场提供优质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满地的鸡毛。 社区团购混战已经打响，只是下场的这些谁能笑到最后呢？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好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百色市委书记 彭晓春 创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客观要求。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主要路径之一，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搬得出”是前提，“稳得住”是关键，“能致富”才是根本目的。写好后续帮扶这篇大文章，是实现高质量脱贫的内在要求。 广西百色市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们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把打好易地扶贫搬迁这场硬仗，作为推进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全市累计投入近130亿元，建设安置点114个，于2019年末圆满完成18.18万人的搬迁安置任务，搬迁人口约占广西的25.6%，占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26.66%。 在此基础上我们乘势而上，及时打出一套后续扶持政策“组合拳”、念好“五字经”，让搬迁群众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 围绕方便群众日常生活，念好“配”字经。买米买菜、就学就医、幼儿入园、老人看护等，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能否做好这些小事，事关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也是搬迁群众能否“稳得住”的关键要素。我们坚持把这些小事当作政府的大事来抓。小型安置小区一般在乡镇所在地建设，大型安置区（如百色市区的深圳小镇、田阳老乡家园等）除重点建设学校、卫生院等设施外，还配套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完善包括文体活动、老年服务、婴幼儿托管、购物小店、治安管理及物业服务等功能，最大限度满足群众日常生活之需，为“稳得住”创造了有利条件。 围绕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念好“业”字经。产业是增收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百色市创新推出“易地搬迁+”方式。“易地搬迁+特色产业”，有条件的安置点通过建设脱贫奔小康产业园发展特色产业，共建脱贫奔小康产业园126个；“易地搬迁+扶贫车间”，引进电子、针织、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立扶贫车间88个；“易地搬迁+劳务输出”，依托粤桂扶贫协作，有序组织劳务输出；“易地搬迁+自主创业”，盘活安置点商铺等资源，出台创业贷款等支持政策，扶持有创业能力和愿望的搬迁群众自主创业；“易地搬迁+公益岗位”，针对无法转移就业的劳动力，通过开发清洁卫生、治安保卫等社区服务公益岗位，为他们提供就近就业机会。通过上述举措，实现稳定就业37175户81645人，基本实现“一户一人一就业”目标。 围绕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念好“捷”字经。完善和提供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立足精准服务群众，针对搬迁群众大多数户口仍留在原住地的实际，总结推广田阳“农事城办”经验，在各安置区设立社区警务室、法律服务中心、民事调解中心和政务服务中心等管理机构，为群众提供医保、教育、社保、民政、法律等“一站式”服务，打造“社区10分钟服务圈”，实现“服务跟进城，办事不回乡”的目标，极大增强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围绕促进形成文明新风，念好“育”字经。培育文明新风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也是实现搬迁群众物质和精神“双脱贫”的必然选择。百色以打造“文明、和谐、幸福、感恩”新家园为目标，多管齐下推进文明新风建设。设立易地扶贫搬迁成就展示厅（室），常态化开展感恩教育，激发群众感恩之心，增强爱党爱国之情；开展“五美”（最美乡贤、最美致富带头人、最美媳妇、最美婆婆、最美家庭）评比活动，培育文明家风，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建立爱心公益超市，激励群众通过参与清洁卫生、参加培训等获得积分兑换物品，促进群众积极主动参与集体活动、公益活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安置区（点），打造易地搬迁民族团结示范点，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和谐。 围绕创造和谐社区环境，念好“治”字经。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人的迁移，而且是系统性的社区重组和自治机制的再造。加强安置区的基层治理，打造和谐社区、平安社区，是加快搬迁群众融入社区的重大举措。近年来，百色市强化安置区（点）的组织再造，以建立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完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居务监督委员会为依托，创新“一核三元”社区治理新模式。通过推选社区两委班子，完善团委、妇联以及“老乡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健全社区治理体系。同时，坚持把党支部建在楼栋上，全面实行楼长制、单元负责制，推行网格化管理，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卧凤”是这样飞起来的 湖里人亲历的厦门经济特区四十年 1980年10月，紧随着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之后，厦门经济特区横空出世，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重要窗口。 根据当时的批复，厦门岛西北角一块面积约2.5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单独划出，这里三面环海，水深不淤，且与厦门市区之间有山地相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里也是作为特区试验田的理想之地。虽然几年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但西北角这2.5平方公里无疑是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 特区来了复旦经济学高材生 1957年，刚满19岁的厦门青年庄维明步入复旦大学校门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23年后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历史的重要见证人。 今年9月的一天，记者在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办公楼内见到庄维明，尽管已经82岁高龄，但庄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地给记者讲述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年来的巨变。对这片自己曾经奋斗的热土，庄老豪情满怀。 “这只凤凰终于要涅槃重生了！”1980年10月7日，当国务院批准在厦门岛西北角设立经济特区时，听到消息的庄维明兴奋不已。厦门的湖里因形似一只卧倒的凤凰，又称“凤湖”。在特区设立时，这位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的高材生就看到了特区的未来，坚信这只“卧凤”终将展翅高飞。 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破土动工，庄维明通过香港《经济导报》等媒体对外做了报道，消息传遍世界。随后，庄维明经组织安排，调入厦门经济特区经济研究室工作，而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厦门经济特区优惠外商投资环境的比较研究。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制订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是吸引外商外资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特区的投资环境上来了，外商外资才会跟着来特区。 “有好多爱国的华商华侨，一听说祖国大陆在搞经济特区，争先恐后来联系我们，商讨落地事宜。”庄维明回忆。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有不少侨商侨领的祖籍就是福建，“同根同源，又都是讲闽南话，大家都希望在厦门经济特区能有一番作为。” 事实上，厦门成为经济特区也有其历史必然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厦门就已成为国内最早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英国、美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都曾在厦门的鼓浪屿上设过领事馆。 “第一只蚂蚁”和他的换汇经历 “当第一只蚂蚁尝到了糖的甜味后，成群结队的蚂蚁就会接踵而至。”在新加坡建设裕廊工业区时，时任新加坡领导人的李光耀曾这样描述前往工业区投资的客商。 祖籍也是福建人的陈应登成为当时来厦门经济特区投资并创办外商独资企业的“第一只蚂蚁”。1983年，在厦门经济特区设立的第三个年头，陈应登向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提交了创办印华地砖厂的投资申请。很快，申请得到了批复，管委会把特区长岸路一块刚刚平整出来的地块交给陈应登建设厂房。 厂房刚一落成，陈应登从德国汉堡订购的生产设备发货运往厦门。由于当时厦门经济特区还没有适配的大型货车，设备不得不暂放码头上。为了尽快将设备运进厂房组装，管委会调来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将后车厢连接在一起，才勉强将超宽的集装箱体运进厂房并安装到位。 随后，陈应登又遇到了一个“麻烦事”——由于当时的外汇管制措施，陈应登没有足够的人民币用来购买黏土和发放员工工资。为了救急，陈应登希望用外币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厦门一家银行，以“贷款”的方式获得人民币。但在该银行将此事上报总行后，总行咨询部以“这一做法是外资利用我资，而非我资利用外资”为由，不同意放款。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一名研究经济的专门人才，庄维明将陈应登遇到的“烦心事”以内部呈阅件的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听了汇报后，相关问题才得到解决。 “不就是借一点钱吗？怎么就成了‘谁利用谁’的问题了呢？”在一次全省对外经济工作会议上，项南专门将此事作为“典型”，要求福建全省各部门全力支持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工作。 1996年，在厦门特区设立16周年之际，为感谢陈应登对特区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厦门市政府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 家访“访”出来的特区之变 “哎哎哎哎……叮铃铃……哎哟！”1981年深秋的夜幕中，在一阵惊慌的叫声过后，紧接着传来急促的自行车铃响声和一个男人倒地的呻吟声。 倒下的男人叫黄国富，当时是厦门三中的一位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厦门三中那时正好位于经济特区旁边，黄国富趁着放学后的时间，骑自行车前往家在特区的学生家中家访，不料正好碰到一条正翻修的道路，因没有灯光照明，黄国富的车胎陷入了烂泥里，前进的惯性让他整个人“飞”了出去。 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正式动工建设，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正在修整的泥路，一到下雨天就没法骑车。没办法，黄国富只能将自行车扛在肩头，徒步继续赶路。 厦门经济特区1980年宣布设立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1700多名村民集体转为“非农业户口”，享受城镇居民的各项补贴。同时，为了安置动迁“新市民”，厦门市政府以修盖、腾屋的方式让一千多号人从泥瓦平房搬进了楼房。 黄国富扛着自行车终于走到了学生家中，在楼房的院子里，停放着各式各样的农机器具。在楼梯拐角处，还挂着村民务农穿的蓑衣。“都已经是‘新市民’了，怎么还留着这些东西呀？”走进一户学生家中，黄国富打趣地问家长。“搞特区也要种地嘛，我们想着以后特区搞起来了接着种地。”学生家长一脸憨厚地回答。 到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的面貌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伴随着一辆又一辆的运货卡车的汽笛声，一派繁荣景象映入眼帘。卷烟厂、电子厂、劳务公司……在新盖起来的这些厂子里，有不少黄国富班上出去的毕业生。为了带学生们开眼界，黄国富几乎每年都会带着新升学的孩子们参观这些现代化工厂。也是从那时起，一代“年轻人”在心中种下了“要把特区建设的更好”的种子。 治理更加高效，面貌焕然一新 “湖里街道的百货商店是特区最早办的商店，当时在湖里的建筑工人上万，商店卖得最多的是建材和生活用品。一到下雨天，拉一整车雨鞋过来，一下子就卖完了。”原湖里社区党总支书记江国进说，上世纪80年代初，特区建设热火朝天，到处都是发展机会。 人口骤增、经济发展的同时，社区治理困境也逐渐凸显。“我在街道百货商店工作了十多年，早期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现象经常发生。”江国进对社区治安问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坦言，上万人挤在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想要做到不出问题很难。 1994年，江国进离开百货商店来到湖里社区居委会工作，开始思考如何扭转社区治安管理困境。1997年，江国进成为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着手加强社区治理，湖里社区联防队应运而生。 “最早成立时联防巡逻队有20人，专门负责社区治安巡查工作，处理突发事件、矛盾问题等，社区治理力量得到强化，整个辖区的治安面貌大有改观。”江国进说，因成效显著，社区联防队伍一直延续到现在，社区还因此获得过湖里区政府的表彰，被评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工作先进单位”。 “另一件让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湖里街和凤湖街打通了，整个社区的环境卫生治理开始日新月异。”江国进说，早先因原有的居民建筑阻挡问题，湖里街和邻近的凤湖街隔着房子相望，迟迟未能联通。 1998年前后，湖里街道完成规划设计并着手推动道路改造，社区工作人员说服道路连接处居民同意拆迁，湖里社区发展由此打通了“任督二脉”。“房子拆迁后道路就通了，整个社区开始变得四通八达，沿街店面价值提升，居民收入明显提高了。”江国进说，这一工作提升了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整个社区逐渐活跃起来，人气越来越旺。 如今，行走在湖里社区，道路干净整洁，两侧四五层的小楼林立，街上吆喝声、欢笑声不绝于耳。从40年前1700多人贡献出2000多亩土地，到如今整个社区的嬗变，经济特区的蓬勃发展还在继续。记者颜之宏、闫红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10月29日讯(记者 韩璐) 10月28日，记者跟随“2020·指尖城市”网络主题活动采访团来到了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和河西区谊城公寓社区，体验了天津市一体化社会治理信息化平台“津治通”给基层治理带来的鲜明变化。 海河夜景 韩璐 摄 天津市委网信办、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建设的“津治通”于2019年9月建成应用。“津治通”移动应用主要用来辅助网格员、指挥长等进行日常工作。 大数据 汇聚基层治理的力量 河西区友谊路街道谊城公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靖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介绍到，该社区共6个自然小区，196个楼门，13个网格，3455户，一万余人。社区大，人口多，人员结构复杂。面对这种情况，“人房数据库”的建立，让查找住户信息变得方便，也便于进行高危人员等重点人员的识别。 “津治通”平台以全科网格事件协同处置为核心，汇聚了公安视频探头、8890市民热线等各类现有感知渠道以及卫健委、人社局、城管委等多部门的9.3亿余条社会治理领域业务数据。这些数据形成的力量是巨大的。通过大数据的运用，可实现对人员风险、事件风险研判预判等。 信息畅达 助基层网格员减压增效 谊城公寓社区网格长王靖表示，“津治通”投用以来，困扰网格员的最大问题得到了解决——发现问题后，再也不用为联系哪个部门来解决或联系不到部门而发愁了。问题上报功能，实现线上“吹哨”、线下“报到”，基层手里这根“针”也能牵动职能部门身上一条条“线”。通过手机就能实时掌握事件办理的进度和情况，大大提高了网格员为民服务效率和社区治理效能。 目前，“津治通”平台已在全市16个区、272个街道(乡镇)级战区和5607个社区(村)级战区实现全面贯通应用，全市共有专(兼)职网格员2.9万余人，各级指挥长、事件受理处置人员等各类工作人员1.6万余人，办结社会治理事件超过264万起。 五大功能 打造“社会治理一张图” “津治通”协同处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矛盾调解、重点群体服务等五大功能，能够实现社会治理领域感知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多维提升，打造“社会治理一张图”。 目前，“津治通”依托四级网格工作体系，基于统一的用户体系和数据输出服务能力，在公共信息、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城市设施、公共安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9大类230多项社会治理事项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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