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邮储银行和海通证券联合承销发行了全国首批标准化票据“海通证券齐鲁交通2020年第一期标准化票据”，惠及核心企业上游中小微企业供应商10家，共计支持中小微企业获得票据融资2487万元。 票据是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也是金融机构资金交易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工具。为规范标准化票据融资机制，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和供应链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自2020年7月28日起实施。邮储银行是全国首批发行标准化票据的商业银行之一。 据了解，此次邮储银行和海通证券承销发行的“海通证券齐鲁交通2020年第一期标准化票据”，基础资产为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发的未贴现商业承兑汇票，创设价格为每张97.5675元/百元，融资利率低，切实帮助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 未来，邮储银行将持续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进一步推广标准化票据等创新业务，促进应收账款票据化，综合运用标准化票据、资产证券化等产品，持续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融资服务，为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增添新动力。
“这两年，我们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一降再降，对区域银行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必然。”某县域农商行信贷部总经理在谈到优质客户被大行“掐尖”时颇感无奈。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除了借助互联网平台、助贷机构等外部渠道拓展增量客户之外，布局地方“政务数据”也渐渐成为区域银行做实本地客户、拓展业务的新渠道。 该信贷部总经理透露，当地省联社正在统一为区域内的农商行开发针对小微企业的税务、公积金等政务数据。比如小微企业的税务数据、公积金数据、水电数据等，这些数据如果靠单个农商行去开发是很困难的，毕竟小银行力量有限。而且政府部门也不会轻易与单个小银行去合作，这就需要省联社出面，通过“总对总”方式搭建端口。后续小微企业如果要贷款，授权银行查询信息，就可以完成一个相对清晰的“画像”。 在“增量扩面”的政策要求下，小微信贷是目前各类银行都积极布局的领域。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且大行的综合贷款利率要降下来。这一任务较2019年“增长30%”的目标要高出许多。 面对增量任务，大行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凭借资金优势吸引原来与区域银行紧密联系的优质客户，发挥了降低企业成本的“头雁”作用。 “大行的确有资金优势和流量优势，但客观上，大行对小行形成了市场挤压，也倒逼中小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下沉市场、拓展次级客户。”一位区域银行数字银行部总经理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不少区域银行都面临和大行争抢头部小微企业客户的局面，因此如何更好地拓展长尾客户、寻找差异化的市场空间，成为小银行着力解决的新问题。 近几年来，以联合贷款、助贷为主的互联网贷款风生水起，互联网平台、助贷机构等外部平台成为中小银行拓展增量客户的主要渠道。除此之外，一些区域农商行目前积极转入利用政务大数据、做实本地客户、拓展线上业务的新阶段。 除了由省联社带头帮助区域农商行建设“政务数据”之外，华东地区一些具有科技实力的区域银行已通过与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拓展数据、建立风控模型。“我们与当地政府的大数据部门合作，独立开发建模做成产品。核心的风控模型系统都是我们银行在本地自主部署的。”上述区域银行数字银行部总经理告诉记者，下沉市场不仅意味着更大风险，也对中小银行风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这个长尾市场前期需要一个更加漫长的探索和布局期，只有具备更大的耐心才能期待未来的收获。
“今年一季度，我们新移动手机端获客大幅提升，增长了468%。”近日，华瑞银行科技部总经理叶宁在接受等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叶宁将近5倍增长的获客归因于用户体验的提升，而这背后，是银行“上云”带来的一系列改变。 通过推动核心业务系统加速向云架构转型，银行业务实现全面创新。事实上，近两年“上云”在银行业越来越流行，今年疫情的到来无疑进一步加速了银行“上云”的步伐，高效便捷的云计算服务取代了周期冗长的硬件建设，一跃成为银行创新的主要技术驱动力。 记者了解到，在“上云”之路上，部分大行和股份行会选择自建云平台，包括自建开源架构等，而一些中小行则倾向于借助外部力量，如第三方云服务厂商、金融科技公司等以搭上这班车。至于选择的标准，叶宁告诉记者，银行会更看重云计算领域的头部科技企业，这些企业还要了解银行的业务，能对银行进行赋能。 银行“尝鲜”上云红利 对于银行业而言，“上云”意味着对传统IT架构进行改造，将集中式IOE架构转为开放的分布式架构，借助云计算以适应快速迭代、交易量高峰值等要求，从而提高服务效率，改善客户体验。 “相较其他机构，银行业整体开启信息化转型较早，基本是以传统的集中式IOE架构为主，但目前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传统架构更新速度受限，无法满足银行创新业务需求，银行更迫切需要敏捷开发。”华东某农商行信息科技部相关人士对记者说。 由此，“上云”成了不少银行的选择。例如，国外的Capital One（第一资本金融公司）、高盛等相继与AWS（亚马逊云服务）合作“上云”；国内的民生银行、南京银行等上百家银行也在跟阿里云等合作“上云”。 记者了解到，华瑞银行2019年基于阿里云“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蚂蚁金融分布式架构SOFAStack、mPaaS移动开发平台和大数据风控平台等金融科技技术，构建了“祥云”专属金融平台，用以支撑手机银行、营销系统、反欺诈系统、贷款核算等业务系统的良好运行。 据悉，利用上述云平台，华瑞银行的应用系统开发效率大大提高，开发周期缩短了30%以上，而且系统环境准备和资源扩容周期也大幅缩短，业务响应时间得到有效提升。目前，华瑞银行已初尝上云“红利”：今年一季度新移动银行获客大幅提升468%。 “疫情期间，用户对线上服务的需求显著提高，非接触场景数量增加，线下网点的优势削弱。”叶宁告诉记者，“这对于本就缺乏网点的民营银行而言是一大契机。” 在成本一侧，“上云”带来的优势也显而易见。比如一家资产规模在400亿元左右的银行，每年可能至少花费三四百万元在手机银行的维护上，有的时候甚至高达六七百万元，而通过采购第三方云厂商的服务，如mPaaS移动开发平台等，银行只需一次性付费四五百万元。 记者了解到，广发银行和深圳农商行就引入了第三方机构的mPaaS平台，极大提升了数字化能力。如广发银行通过引入蚂蚁金融移动开发平台mPaaS构建新一代信用卡“发现精彩”和手机银行两大APP，解决了APP用户体验差、数字化运营能力弱等问题，其中，广发银行“发现精彩”APP的启动时间减少近70%。 选择平台看重哪些维度 不同于大行，“上云”路上，对于中小行来说，受制于人才和资金的限制，IT建设能力较为欠缺，更倾向于选择与第三方云服务商合作。 在传统银行概念里，银行网点通常会开在小区门口，方便服务居民存贷汇；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银行网点需开在信息高速公路旁边，就像是金融加油站，可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能拥有流量入口、资源和综合研发能力的云服务商平台，就是新一代信息化高速公路。”叶宁称。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借助第三方云服务厂商，中小银行将减少低效重复的系统架构建设。那么，银行又是如何选择合作平台？对此，叶宁对记者表示，首先会选择有过硬技术积累，且在云计算领域内处于头部位置的企业，这些公司在IaaS基础架构的服务上更加成熟。 “其次是要有金融属性，对银行的业务应用有了解；再者综合实力完备，生态体系完整，能在流量、场景等方面对银行形成赋能。如此一来，银行就可以专注研发金融产品，打磨金融服务，不用在基础设施上和别人再去拼。”叶宁称。 伴随着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业内的共识是，中小银行“上云”力度将越来越大。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金融云市场规模达33.4亿美元，同比增49.6%，预计2020年，传统金融系统上云、智能化升级、线上获客等需求将驱动金融云市场继续快速增长。 事实上，早在2016年，原银监会就曾下发《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到2020年银行业面向互联网场景的重要信息全部迁移至云计算构架平台，其他系统迁移比例不低于60%。 不过，前述华东某农商行信息科技部相关人士称，银行实现全部业务迁徙所需的周期会较长，毕竟在金融业，云计算仍处于“非核心系统上云”和“基础资源全面云化”阶段。但依托云端的能力，未来银行有望和多方建立新的基于数字技术的紧密连接、高效协同以及场景创新。
当前，中小银行吸收了实体经济的大量经营风险，再加上自身存在治理体系不完善、风控缺失等问题，风险正在加大。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6家中小银行的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包括中诚信国际将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上海新世纪资信将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下称“蛟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BBB+调至BBB，中诚信国际将烟台农村商业银行（下称“烟台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等。 6家中小银行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 长期以来，相对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经营范围和产品线较为单一，非利息收入有限，而疫情以来，银行业向实体经济让利更收窄了息差空间，中小银行信贷客户的主体小微企业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现金流紧张、违约风险较高，也让中小银行在这一特殊时期，利润增长乏力、不良贷款增长明显。 今年以来，至少已有6家中小银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遭到评级机构下调，其中3家位于山东，两家位于东北。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7月30日，上海新世纪资信将蛟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BBB+调至BBB，展望负面。原因之一在于：蛟河农商行共有本金为36亿元应收款项类投资暂无法回收，对该行资产质量、流动性管理、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度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来看，上述评级报告显示，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先后8次购买邮储银行武威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合计30亿元，利率为5%左右，期限一年，该笔理财资金被邮储银行武威分行内部作案挪用，目前已全部逾期。截至目前，蛟河农商行对邮储银行武威分行依法进行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但该行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另外，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分两次购买陆家嘴国际信托发行的侨兴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信托受益权，合计6亿元，均已逾期。上述两笔投资均由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担保。但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以相关事件存在内部流程漏洞为由，拒绝按原合同履行代偿，上述案件正在审理中，同样蛟河农商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中诚信国际评级报告显示，烟台农商行评级下调主要在于：担保圈链风险不断暴露，不良贷款持续快速上升，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且远低于监管要求；贷款行业及客户较为集中，逾期贷款和借新还旧贷款占比高，资产质量进一步下行压力大。 具体来看，近年来，烟台农商行水产加工等行业客户信用风险持续暴露，且信用风险沿担保圈担保链蔓延；此外部分村办房地产企业在旧村改造项目过程中出现项目烂尾或销售停滞等现象，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烟台农商行逾期贷款为31.33亿元，在总贷款中占比11.79%，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较年初大幅上升3.61个百分点至8.15%，逾期贷款持续下迁的趋势较为明显；去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3.43亿元，同比增加11.72亿元，不良贷款率同比大幅上升4.23个百分点至8.82%。 评级报告显示，由于不良贷款规模增长较快，截至2019年末，烟台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末大幅下降48.79个百分点至76.70%，远低于监管要求，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弱。考虑到烟台农商行借新还旧等贷款占比较高，未来拨备计提压力依然较大。 政府注资、合并及并购重整化解风险 在经济下行及疫情影响下，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考虑到不良传导的滞后性及不良贷款真实暴露等原因，预计下半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仍面临下行压力。 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新冠疫情对全国性大型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较小，疫情相对严重区域的中小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大，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表现相对较差。 但与此同时，政策对中小银行的支持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进一步提出推动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优化公司治理，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 6月1日，央行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纪律约束机制。6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则提出要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等。 央行原副行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吴晓灵在8月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要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内控水平，增强风控和盈利能力。部分中小银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不够健全，存在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内部人控制导致风控审批制度形同虚设的风险，这是当前中小银行治理和经营中最重要的风险来源。若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地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风险管理等制度失灵，即使通过补充资本等方式暂时解决了银行的财务问题，也不能化解银行治理和经营中的根本性风险，难以持续。 “对于监管部门拟从今年的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元用于注资中小银行，政府要将注资补充银行核心资本当作银行改革的一个契机，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化解存量风险，解决银行治理体系问题，把部分银行的治理架构重新理顺。”吴晓灵建议。 一位银行业分析人士称，目前，国内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分化较大，竞争激烈。一些业务能力不突出、经营风险高、公司治理漏洞较大的中小银行，可以通过合并、并购等方式重整，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金融领域常态化强监管仍在延续。《经济参考报》记者根据银保监会公告统计，2020年4月1日至7月31日（以披露时间计，下同）各级银保监系统对银行业机构（不含个人，下同）累计开出罚单近700张，罚金金额逾2亿元。其中百万级罚单37张，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近乎翻倍。 值得注意是，在“严防资金空转套利”的监管基调下，近期银行低利率信贷资金违规“输血”股市楼市罚单明显增多，仅百万级大额罚单中，银行涉房、涉股贷款违规数量占比就超过三成。而在小微信贷扶持政策密集加码的背景下，虚报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数据也成为信贷套利新“重灾区”。 百万级大额罚单频出 二季度以来，银保监会层面披露罚单9张，地方银保监局及银保分局披露罚单数量680余张。 其中，银保监会开出的9张罚单均为5月9日开出，六大国有银行位列其中。从处罚原因看，六大行均涉及EAST系统数据质量及报送违规。其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均被罚没270万元，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分别被罚没260万元、230万元、230万元和190万元。业内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监管部门加大了对数据监管的力度。 从处罚金额看，百万级以上罚单多为数罪并罚。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因涉及“采取不正当手段发放贷款，个人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二手房按揭首付比例不符合规定”等因素被银保监会开出777.22万元罚单。南京银行紧随其后，因“同业投资资金违规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同业投资资金违规用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同业投资资金违规用于土地储备开发”等10余项原因被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开出610万元罚单。交通银行广西分行因“违规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收购本行不良资产”等原因被处以430万元罚单。 从受罚机构看，中小银行特别是农商行占据大额罚单“半壁江山”。例如深圳农商行因“流动资金贷款审查严重不尽职；贷前调查不尽职导致信贷资金被挪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等原因被深圳银保监局处以260万元罚款。慈溪民生村镇银行因“有关业务内控管理不到位；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被宁波银保监局罚210万元。江苏姜堰农商行、石嘴山银行吴忠分行因“违规流转信贷资产”分别被当地监管部门处以120万元和100万元罚款。 谈及中小银行罚单数量较多的原因，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表示，尽管信贷是银行的传统业务，但各类机构信贷业务的开展情况有所不同。信贷管理涉及管理的制度、能力、经验以及专业水平，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的农商行在这些方面则显得相对薄弱。 违规“输血”股市楼市遭严查 从违规原因看，超五成罚单、逾60%罚金涉及信贷相关问题。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在当前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贷款背景下，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而近期股市强劲走势让其中出现套利空间，因此今年来监管一直都在严查小微企业的经营贷投向问题，防范银行利率较低的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楼市，处罚也从严从重。 例如，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接连披露三则处罚信息显示，因“贷款管理不审慎，贷款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房市”等原因，华夏银行杭州分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分别被处罚60万元、75万元以及60万元。因信贷资金被挪用于支付购买土地款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被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处罚145万元。同样因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违规为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被银保监会宁波银保监局处罚90万元。 据了解，由于当前信贷资金成本相对较低，二季度以来部分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和个人就在积极参与结构性存款套利，导致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大幅增高，在股市行情看涨之后，股市收益很容易覆盖信贷资金成本，对资金的吸引力明显更大。 “监管机构始终都在严格监管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在股市行情火爆之际，监管的力度已经明显加强，但贷后再进行资金用途干预并不容易。”天津某城商行信贷部经理表示。 王诗强表示，有套利需求的客户往往存在多头开户，资金在多个账户间转移，这就导致原放款银行无法监督客户资金流向。因此，银行通过信贷客户的支付流水、缴税凭证（企业客户）来判断资金流向，但是要求客户提交消费记录或者支付流水，需要大量工作人员审核，工作量大，运营成本较高。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预计，对于信贷资金的监管未来仍将会持续，而且力度或继续上升，针对金融机构的强监管，已经从此前抓重点、抓大案要案，转变成了常态化。同时通过监管使资金能够直达小微企业，从而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目标。 虚报小微贷款成新重灾区 值得注意的是，除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楼市等传统监管重点外，伴随经济增长压力凸显，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质效关注度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年内已有数十家银行因虚报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受到监管处罚，处罚频率较往年显著提升，已然成为信贷领域处罚新“重灾区”。 多家银行因相关业务被监管进行批量处罚。例如，江西九家农商行均因虚报涉农、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分别被罚款30万元，共计270万元。 “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年初以来政策对于小微企业的扶持不断，由于各地罚单披露做出处罚日期通常有几天至数月不等的延迟，所以近几个月来相关罚单明显增加。”王诗强表示，这种阶段性特征也体现了监管因地制宜、审时度势的特点。 对于“虚报数据”背后动因，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中小银行承受一定指标考核压力，包括金融监管指标和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比如“两增两控”等。同时，随着近两年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由于其在资金成本和网点方面具有优势，对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在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看来，对于监管而言，除了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外，还要根据小微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解决关键问题，比如，可适度放松对中小银行的刚性约束，在担保制度等方面适当给予一些政策扶持等。监管部门也应联合其他有关部门形成政策合力，共同推进小微经济的发展。
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人民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部署。
2020年4月，央行数字货币在工、农、中、建四大行内测的消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透露了法定数字货币已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数字货币测试进度的加快意味着数字货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进入商用，数字货币在改变货币体系的同时，可能对银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本文首先介绍央行数字货币的基本概况，而后探究其对宏观政策机制及商业银行的潜在影响。 一、央行数字货币概述 （一）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义 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一种法定数字货币，全称是“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对应的英文缩写是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DCEP实际上是一种电子现金，是纸币的数字化形态，其功能属性与纸币完全一样，具有价值特征。 （二）央行数字货币的特点 1.DCEP属于流通中现金，而非银行存款 现有货币体系主要可分为M0、M1和M2，M0是指流通中现金，M1包括M0和单位活期存款，M2包括M1、居民储蓄存款和单位定期存款。DCEP的定位和纸币一样，对应M0，即流通中现金。 2．商业银行无需为DCEP支付利息 由于DCEP属于M0，并非银行储蓄，故不计利息，DCEP持有人也无法获得利息。 3.DCEP具有无限法偿性，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拒收 DCEP由央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使其具有官方赋予的价值特征，因而具有稳定性和无限法偿性。 4.DCEP不需要银行账户和网络即可实现支付 DCEP支付不需要绑定银行账户。现有的银行卡支付业务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DCEP支付采取的是账户松耦合的方式，即脱离银行账户，在双方数字钱包间实现资金转移。DCEP依靠一个公共账本记录持有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公钥地址与数字货币DCEP的对应，数字钱包通过其存储的私钥操作公共账本内的转账。 DCEP可以脱离网络实现终端到终端的支付。只要手机有电就可以支付，也可以在有第三方服务商的场景下依托网络完成从终端到远端的支付。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数字钱包间直接实现DCEP互转，本质只是记录操作指令，最终仍需在触网后上传到账本上执行才算完结。 5.DCEP具有可控匿名性 银行和商家需要经过客户允许才有权限查看用户的交易记录及信息，这种可控匿名性一方面保护了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另一方面也使得央行可以清晰高效地捕捉每一笔货币交易的流转信息，打击洗钱、匿名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为什么要发行数字货币？ 1．减少纸钞发行成本 由于数字货币只是一串数字代码，无论是生产还是流通，都不会再产生任何费用，并且具备较强的防伪功能。 2．移动支付普及，现金使用频率大幅降低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交易场景，均已实现了移动支付，挤占了传统现金的使用空间。DCEP与其它移动支付方式相比并无本质不同，有限匿名性是其主要差异化特点。 3．有利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 传统的现金交易的匿名化，给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带来诸多麻烦，而数字货币的唯一标识性，方便监管部门回溯整个资金融通链，以便进行更有效的监控。 4．维护货币主权和法币地位 国内外一些金融中介机构积极利用区块链技术发行私人数字货币，严重影响了我国主权货币的使用，正在渗透和分流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发行DCEP能够在中央银行层面形成统一的基于国家信用的数字货币，既实现了纸币时代国家信用的延续，也顺应了货币数字化的潮流。 5．优化现行货币支付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通过发行数字货币，可减少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提供支付功能的依赖；同时，使央行可以全程监控货币的流转信息和投放领域，提高货币流通市场监测-统计-评估-政策制定的效率，减少货币政策传导滞后性。 （四）央行数字货币与传统支付方式的区别 与传统纸质现金相比，DCEP具有无需找零、易保存、易统计计算、不易丢失等优势；与第三方支付相比，DCEP还具有以下特点： 信用保证 银行账户 离线支付 结算主体 消费记录 央行数字货币 国家 可无银行账户 是 央行货币结算 可控匿名 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备付金 需要银行账户 否 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结算 容易追踪 乘公交车扫码、乘地铁扫码、支付扫码……人们的生活已进入电子支付时代，但这些软件都是不通用的。这一点在未来数字货币推行后，将有极大改观。另外，目前的移动支付会留给商家一些“痕迹”，购买后商品后，商家会依据大数据向消费者智能推荐相关商品。而DCEP所具备的可控匿名特性，使消费者在付款后，除经货币当局授权外，商家、银行、第三方平台均难以追踪其消费记录。这样既能确保客户的信息安全，也能减少商家对客户的不当营销。 从本质上看，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仅仅是对目前人民币结算方式的电子化改进，而央行数字货币是对人民币现钞的替代。 （五）数字钱包 数字钱包是容纳数字货币的“容器”。尽管央行对数字钱包的解说少之又少，但从目前网传的截图看，该APP包括“扫码支付”、“汇款”、“收付款”、“碰一碰”（类似于NFC的近场支付功能）几项功能。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将银行资金兑换为数字人民币，所兑换的数字货币还会显示出来源银行，以便用户进行资金动向管理。 二、央行数字货币的宏观影响 （一）对货币派生机制的影响 DCEP的投放，类似于纸币的投放，采用“央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体系，即由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商业银行再向社会公众投放。央行不直接面向公众和企业，不参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 DCEP采用双层运营体系，意味着DCEP下的货币体系符合传统的信用货币派生机制。货币创造主体依然是银行和实体部门，央行只是起到调控作用。此外，DCEP投放模式和传统基础货币的投放，对现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而言没有本质区别。 DCEP延续传统货币派生机制的同时，或在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 1.DCEP将重构基础货币结构 （1）央行或将开设新的细分科目记录央行数字货币。传统模式下央行基础货币结构分为两部分，一是货币发行，即央行印制的现钞；二是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在第三方支付机构缴存备付金后，央行将基础货币开设一个分项，即非金融机构存款。央行数字货币作为M0，既可以作为现金使用，也可作为存款准备金或者第三方支付机构缴存的备付金。按其支付用途推测，未来央行基础货币科目或将开设新的细分项来专门记录DCEP，例如在M0、存款准备金、非金融机构存款科目下分别再设置DCEP子科目。 （2）或将对货币流通模式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对于银行间市场而言，DCEP的支付便利性意味着金融机构同业结算选择使用传统支付方式的倾向下降，而使用DCEP进行同业清算/结算的倾向提高。其次，对于企业和零售业务而言，由于DCEP保存便利的特性，大量DCEP将以现金的形式保存在企业和个人手中，因此流通中现金将增加，而商业银行存款、第三方支付机构结存资金将减少。 2.DCEP将从正反两方面影响货币乘数 （1）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动机下降，导致货币乘数提高。由于DCEP支付便利、清算速度快，减少了在途资金量，用DCEP进行清算可以降低对清算账户资金的依赖，从而导致货币乘数提高。 （2）现金漏损率增大，导致货币乘数降低。现金漏损指客户从银行提取现金，从而使一部分现金流出银行系统，现金漏损与存款总额之比称为现金漏损率。出现现金漏损会减小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DCEP便于保存的特性或将提高企业和个人持有现金的可能性，从而提高现金漏损率，导致货币乘数减小。 DCEP大规模推广后，货币乘数到底是提高还是下降取决于上述两种力量的对比。 （二）对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 1.DCEP可以提供新型价格工具 理论上商业银行无需对用户持有的DCEP付息，但若央行对用户持有的DCEP计息，则DCEP利率可作为新型价格工具，特别是若央行对DCEP计负息，甚至可用来打破零利率下限。 目前央行对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1.62%的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0.72%，对个人持有的现金则无法付息。DCEP推出后，可以对个人手机中持有的“现金”进行计息。例如，对商业银行持有的库存DCEP支付利率，该利率类比于超额准备金利率；对个人持有的流通中DCEP也能支付利息。 因为DCEP详细记录了持币所有者的“现金”，逻辑上央行可以针对不同持币者进行差异化的利率定价，这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定向降息和定向降准的新型价格工具。 零利率下限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金总是资产配置中一个备选方案，而现金在传统货币体系下名义利息为零。因此，在当前货币体系下，即使货币当局制定了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人们也总是可以通过持有现金来规避负利率政策带来的影响。而一旦数字货币这类现金的名义利率为负，则人们将无法通过持有此类现金来规避负利率政策的影响，这将提高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DCEP大规模应用后，若央行对用户持有的DCEP负向计息，人们也不得不持有DCEP，这使得负利率成为可能，从而达到央行通过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只是阐述了DCEP作为实施负利率工具的可能性。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实施负利率，取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及所处经济状态。 2.DCEP有助于提高调控效率 DCEP可便利追踪并控制资金流向，有助于央行开展更有效的结构调控。 传统的现金体系下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控，结构性调控功能较为薄弱。央行的宽货币政策向宽信用传递，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传导中介。央行对信贷投放的结构调控往往效率较低，若市场定价机制失灵，则信贷结构往往偏离最优状态，即信贷不能有效的传导至需要的企业和个人。而DCEP能有效捕捉资金流向。基于DCEP这一特征，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可达成更具灵活性的资金定价，从而激励银行在信贷结构上回归最优状态。例如，央行可针对不同的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根据其风险情况制定不同的流动性价格，从而规避银行因无法追踪资金流向而产生的风险考核激励问题，提升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政策的可测性和效率。 3.DCEP可以降低监管成本 DCEP可控匿名的特性，使得对于央行而言，对客户交易信息的记录更为便利，从而降低央行监管成本。 传统监管框架中央行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如果需要获取统计指标、财务报表数据，通常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等方式，成本较高、时效性较弱。尤其是追踪一笔特定资金的具体流向，则必须获取资金流转途径的所有账本。DCEP全面记录了交易信息，意味着央行DCEP系统记录了数字货币权属、交易流水等详细信息，无需再额外获取账本即可了解资金流向，从而大幅降低了监管成本。 三、央行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的潜在影响 （一）DCEP将影响银行活期存款规模、增加吸储成本 对居民而言，不论是定期存款、理财产品，还是货币基金，赎回和提取总是面临一定限制，不如活期存款方便，因而企业和个人始终愿意持有一定数量的低息活期存款。DCEP大规模推广后，企业和个人有可能将银行活期存款兑换成DCEP，将部分资金沉淀在数字钱包中。换言之，有可能是DCEP对活期存款形成替代，而非仅对现金形成替代。由于DCEP是央行的负债，而非银行负债，DCEP的推广可能导致银行活期存款“脱媒”。此外，银行存款与DCEP的转换较为便捷，可能导致存款的稳定性降低。银行为了稳定活期存款来源，负债端存款利率或将上行。 （二）DCEP将影响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相比第三方支付机构侧重小额零售支付服务，银行经营的清算结算业务中，为银行同业及企业间提供的大额支付清算业务，可能是其具备一定优势的领域。若未来DCEP仅替代小额零售支付，则商业银行大额支付清算结算规模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然而根据目前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公布的信息，央行数字货币也可应用于大额支付清算场景。例如，银行可在DCEP业务库之间转移资金，业务库发挥了同业清算账户的功能。因此，DCEP的推广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三）DCEP数字钱包将提高客户黏性 在第三方支付盛行的时代，银行APP的应用场景较少，使用频率较低，DCEP的推广或将改变这一现状。在双层运营体系下，DCEP数字钱包的推广，将提高银行客户使用银行APP的频率，从而提高客户黏性。同时，银行可以通过建立开放平台，聚集合作伙伴，让最终用户可以通过不同介质、渠道，在日常的生活和消费中使用数字钱包的服务。商业银行可以抓住该机会获得活跃流量，增加客户数量，发展开放银行服务。 （四）DCEP将有助于提升银行运营效率 数字货币减少了纸质货币的流通成本，提高了银行的运营效率。一方面，DCEP作为电子化交易手段，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的现金管理成本；另一方面，DCEP作为电子化贮藏手段，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在现金整点调运以及保管环节的人力物力支出和安保要求。DCEP没有折旧，不需要物理空间储存，也不需要空间上的调运，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日常经营成本，提高商业银行运营效率。 四、结论 总体来看，央行发行DCEP的潜在影响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DCEP或将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一方面，央行在负债端的“基础货币”科目中或开设新的细分科目记录央行数字货币；另一方面，DCEP大幅推广后或对传统的M0、超额准备金、第三方机构备付金规模产生影响。同时，DCEP可以作为一种新型价格工具，提高宏观调控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从微观层面来看，DCEP对银行经营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或可通过数字钱包提高客户黏性，借助DCEP的电子化贮存手段提高运营效率；不利的一面是可能提高负债成本，降低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李峰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胡浩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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