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大连银行1亿股股份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挂牌，并将于下月进行拍卖。 而在司法拍卖平台上，那些股份数量小，起拍价格低的银行股权更受青睐且能更快找到接盘方。正因如此，此笔大连银行股权也被“打散”成5笔，以通过降低单笔起拍金额，吸引买家出现。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陈爽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股权进行分拆后，使得股东的投资门槛减低，对股东的资格限制更少，自然也会提高拍卖的成交率。“银行股权进行拆分在司法拍卖平台上将更有市场，会吸引更多投资者。” 大连银行逾3亿元股权 下月将进行司法拍卖 大连银行股权1亿股股权近日被挂到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该股权由大连一行的第十大股东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兆长泰集团）持有。据了解，该股权将于8月18日进行第一次司法拍卖。 挂牌信息显示，此次大连银行1亿股股权的评估总价为3.73亿元，合计起拍价为3.17亿元。法院将股权平均分拆为五个拍品进行拍卖，每个拍品为2000万股股份。虽然每笔股份的评估价为7460万元，但起拍价仅为6341万元，想当于打了八五折。目前，这1亿股股份处于被法院冻结状态。 资料显示，东兆长泰集团成立于2006年，以投资为主导、实业为基础，产业涵盖建筑施工、地产开发、金融投资、产业导入、医疗康寿和矿业等领域，曾先后五次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根据大连银行年报中披露的股东信息，东兆长泰集团持有该行1亿股股份，占比为1.47%。此外，四大AMC之一的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为大连银行控股股东，持有股份比例高达50.29%。第二大股东为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11.07%。 大连银行 去年净利降23.33% 退出A股IPO排队名单、业绩大幅下滑、东方资产入主，大连银行前几年可谓新闻不断。 早在2012年，当证监会首次披露排队上市企业名单时，地处东北地区的大连银行就曾出现其中，但其冲击A股IPO最终却以“终止审查”告终，并成为排队银行中首家掉队的银行。 之所以与A股IPO渐行渐远，与该行此前几年经营遇到的重大挫折不无关系。时至今日，在大连银行的官网上，该行2014年年报仍处于“失联”状态。而这一年也正是其业绩出现断崖式下滑之年。 大连银行在2014年以及2015年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主营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均出现大幅下滑。这两年时间，该行总资产大幅缩水近400亿元，净利润也从2013年的23.17亿元降至2015年的1.28亿元，降幅高达94.48%。正是由于迎来了东方资产的入主，大连银行方才走出“最黑暗时光”。 2015年年末，在完成认购大连银行定向增发股份并购买该行向其打包出售的高风险资产后，东方资产成为第一大股东。随后，东方资产持股比例继续增至50.09%，成为控股股东。随着大连银行被东方资产收入旗下，时隔仅一年，大连银行业绩就出现了强劲复苏。2016年年报显示，该行全年实现净利润10.35亿元，较2015年增长逾7倍。 但去年大连银行业绩再次出现下滑，2019年实现净利润12.51亿元，同比下降3.81亿元，降幅23.33%；截至去年年末的不良贷款率升至3.93%，较去年年初增加1.64个百分点。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司法平台上处置银行股权，银行业绩如何以及起拍价的设定均与能否成交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对于那些非上市银行股权的司法拍卖，业绩最好要稳定增长、起拍价也要足够低，否则不容易顺利寻得买家。 他指出，在二级市场上的上市银行股价会成为潜在买方的参考，这些上市银行业绩相对更为稳定且资产质量普遍较好，但仍旧是股估值非常低，破净情况比比皆是。“如果非上市银行股权司法拍卖的起拍价设定过高，在接盘方眼里会成为鸡肋，因为完全可以在二级市场购买质量更好的上市银行股权。” 为了尽快寻得买家 股权拆分屡见不鲜 近年来，银行股权在司法拍卖平台上挂牌拍卖的数量呈逐年增长之势。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股权被变现处置的同时，也并非所有银行股权均能在司法拍卖平台上顺利迎来买家，银行股权流拍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起拍金额高、股权数量大以及银行业绩欠佳的股权往往无人问津。梳理银行股权司法拍卖案例可以发现，第一次就顺利成交的，多是起拍金额数十万元或数百万元左右的银行股权。 此次被司法拍卖的东兆长泰集团持有的大连银行股权合计高达1亿股，起拍金额逾3亿元。为此，法院将这大连银行股份分拆成5个拍品进行拍卖，股权的合计起拍价也由3.17亿元变为每笔6341万元。 此前，为了尽量降低起拍价格，加快处置进度，通过分拆成功处置银行股权的案例也屡有发生。 中原银行的股权此前就曾被“打散”，共分拆成41笔，每笔的股权变卖数量为10万股至30万股不等。中原银行上述股权一经拆卖，立刻受到了买家的热烈追捧。当天，就有33笔股权成交，成交比例高达八成以上，而最快的一笔成交记录仅用时42秒。 陈爽爽对《证券日报》介绍道，将银行股权进行分拆，投资门槛得以降低，会有更多的投资人符合受让银行股权的资格，将会提高股权拍卖的成功率。此外，现在多数投资者投资银行股权仅是财务投资，以获取投资收益，如果股权过大，拍卖金额过高，将使得多数中小投资者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参与股权购买。 根据司法拍卖平台的规则，为了能将银行股权快速处置变现，对于法院所处置的银行股权一般先进行两次拍卖，而第二次股权拍卖单价会有所降低，若再度没有买家竞买则进行变卖。
走出去智库观察 7月以来，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美国政府发布南海声明、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员工实施签证限制……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而其中“香港有可能被除名美国国际支付体系SWIFT”的影响更广泛。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美国对朝鲜、伊朗、俄罗斯等国发动了长达数年的金融制裁，违反禁令的金融机构受到美国的严厉处罚，包括巨额罚款、吊销执照，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为摆脱被美国束缚或制裁的被动处境，不少国家都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针对美国对华政策及相关措施，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法律专家、北京大成总部高级合伙人蔡开明律师团队每天进行跟踪分析，并发布《出口管制、经济制裁、数据保护、贸易救济、反商业贿赂快讯》，如有需要可在智库公众号后台留言。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金融制裁？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郑联盛的文章，供关注美国金融制裁的企业管理者参考。 要 点 1、在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框架中，美国可以就一个国家的私人部门银行、国有或国家控制银行以及中央银行这三类机构进行差别化、针对性的制裁。 2、根据美国紧急状态的相关法律，美国总统具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可实施与紧急状态相关的政策，包括对相关实体进行各种程度的金融制裁。其中最高级别的制裁就是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性经济制裁，包括冻结甚至罚没该国资产，罚没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股票和债权等。 3、出于未来风险防范的要求，相关部门、机构应该针对美国金融制裁清单进行全面梳理，明晰与美国金融制裁对象的关联程度、制裁内容、潜在影响以及应对之策。 正 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一、美国金融制裁的主要模式和影响 美国财政部主导了美国对外金融制裁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通过国家制裁、清单制裁和行业制裁等类别对外实施不同程度的金融制裁，甚至在对伊朗金融制裁中采用次级制裁。国家制裁、清单制裁和行业制裁等类别的制裁项目经常出现交叉，比如对一个国家的制裁可能有清单制裁也可能有行业制裁。为了进一步了解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本文根据被制裁方来进行模式区分，梳理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以及整个国家金融资产等进行制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和发展，美国金融制裁体系已经比较复杂，因此，类别划分和模式区分不是十分严格。 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的单点制裁 在制裁措施和清单方面，美国根据制裁名目、特定国家和严重程度等构建了以SDN清单和综合制裁清单为支撑的制裁措施和清单体系。根据过去较长时间的经验，针对中国相关实体的制裁主要涉及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NPWMD）、毒品交易（SDNT）、全球恐怖主义（SDGT）等主题型制裁项目以及针对朝鲜、伊朗、叙利亚、俄罗斯等国别型制裁项目，其中与针对朝鲜、伊朗等国的制裁相关的最多。 综合制裁清单以及SDN清单制裁的对象主要是个人、企业、私人部门金融机构等。这些措施可能会对相关实体本身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仍是一种个案式的制裁，不会对一个经济体带来重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问题。比如，2014年6月法国巴黎银行为美国实施制裁的国家转移资金而被罚款89.7亿美元，一度使该银行经营陷入波动。再比如，美国对中国某银行等的制裁主要是由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项目所产生的“连带”制裁，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的单点式制裁是美国“聪明制裁”的基本支撑。 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制裁 在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框架中，美国可以就一个国家的私人部门银行、国有或国家控制银行以及中央银行这三类机构进行差别化、针对性的制裁。在相关制裁项目下对个人、企业、私人金融机构或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制裁之后，如果事态升级，那么美国可能根据相关法律和制裁项目对国有或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比如，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首家政府全资控股银行——伊朗商业银行（Tejarat Bank）受到美国金融制裁且进入SDN清单，这使得该银行无法在伊朗国外进行业务操作。在以中国为国别的制裁清单中，伊朗商业银行亦在列，这代表中国金融机构不能与其发生业务关系，否则就将成为美国金融制裁的连带实体。 由于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一般为大型机构或系统重要性机构，针对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进行制裁，会带有一定甚至明显的政治和安全意图，是一种针对性强、打击度高、破坏力大的金融制裁。第一，可能引发系统重要性问题。一般而言，国有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各个经济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倘若被制裁特别是进入SDN清单，那么对这些银行可能带来重大的打击，甚至可能引发系统重要性问题，以至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第二，可能形成“金融孤岛”。假如一家国有银行被制裁，特别是进入SDN清单，绝大部分国际和国内金融机构都不敢与其发生业务往来，被制裁机构将成为“金融孤岛”。第三，可能更广泛地引发经济社会问题。大型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涉及较大规模的金融消费者，比如规模巨大的储户。一旦该机构被制裁导致业务运行停摆，那么可能引发严重的挤兑事件，甚至演化为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就采用了对大型企业和银行重点打击的方式，给俄罗斯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冲击。2014年3月克里米亚地区脱离乌克兰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其中的金融制裁力度空前。美国率先冻结了7名俄罗斯官员和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17家俄罗斯企业在美境内资产，之后美国和欧盟又联合禁止俄罗斯国有金融机构参与欧洲金融市场交易，要求维萨（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停止向俄罗斯被制裁银行提供支付服务，限制俄罗斯能源和科技企业等的融资。其中，2014年7月俄罗斯前两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被欧盟制裁，随后9月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被美国制裁。金融制裁给俄罗斯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了较大冲击，评级机构下调俄罗斯主权信用评级，卢布出现大幅度贬值，2014年当年超过1515亿美元资金流出俄罗斯，俄罗斯与外部的支付清算受到重大破坏。 对中央银行的破坏式制裁 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主权重要的支撑机构，对中央银行实施制裁可能使得两个经济体进入一种准战争状态。因此，对于中央银行的制裁一般十分慎重。2019年9月20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制裁”，即对伊朗中央银行、伊朗国家发展基金以及一家伊朗企业进行制裁。这是美国首次针对一家中央银行进行的全面制裁。伊朗中央银行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更严重的是，绝大部分其他中央银行不敢与伊朗中央银行进行交流合作，使得伊朗中央银行的外部连接被破坏，而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对伊朗中央银行的对外合作进行破坏式打击。 中央银行受制裁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问题。首先，中央银行境外资产被冻结将弱化金融稳定的基础。部分央行的境外资产，比如外汇储备投资，是其所在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物质保障。境外资产被冻结以至罚没，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基础。其次，央行被制裁可能引发信用评级下调。央行是一个经济体金融体系的核心，央行受制裁可能会使金融稳定受到较大破坏，评级机构可能下调所在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引发重大信用风险。再次，央行被制裁基本上代表所在国丧失国际融资机会。由于资产被冻结、评级下调以及信用风险加剧等原因，该央行、所在国商业银行以及其他企业难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开展融资。最后，央行被制裁可能弱化了央行职能。该央行的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等职能可能受到破坏，比如，市场对其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将持怀疑态度。部分投机资金可能刻意做空所在国的金融资产，冲击其汇率制度等。 对特定国家的紧急资产冻结 根据美国紧急状态的相关法律，美国总统具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可实施与紧急状态相关的政策，包括对相关实体进行各种程度的金融制裁。其中最高级别的制裁就是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性经济制裁，包括冻结甚至罚没该国资产，罚没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股票和债权等。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偷袭后，美国于12月26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总数约1.3亿美元，并将日本所有的金融资产、进出口贸易资金都置于美国政府的管制之下。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因中国参战，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和资金。2018年6月底，特朗普总统一度企图启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紧急状态条款对中国极限施压。一旦该法的紧急状态条款被开启使用，美国就可以对被制裁国实行贸易禁令、冻结并没收该国持有的美国资产。 美国冻结海外实体资产主要依托贸易隔离、美元结算账户系统冻结特定账户资产和依托第三方机构冻结资产等方式分别或者交织进行。在贸易隔离方面，主要是阻断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这使得被制裁方通过贸易渠道转移资产十分困难。在美元结算账户体系方面，国家和个人都可以设立美元账户，并且账户相互独立。资金结算账户系统分为一级存储和二级存储，一级存储是实体直接在美国金融系统开设的账户，二级存储是实体在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或在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开设的美元账户。二级存储账户一般需要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通汇账户连接美元结算体系。美国启动对特定实体的资产冻结时，就可以直接冻结一级存储账户上的资产，同时可以通过第三方来冻结二级存储账户上的资产。虽然大部分第三方金融机构不属于美国金融监管或司法管辖的对象，但是，它们与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相连接且担忧被美国直接制裁，基本上采取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态度，配合美国实施资产冻结，这使得美国实施的资产冻结可以跨越美国本土。紧急状态下的敌对式资产冻结，对于一个经济体的海外资产将带来致命性损害。但是，美国在考虑该政策选项时，需要考虑被制裁方的实力与反应，特别是从金融摩擦转变为全面对抗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因此，针对一个国家的全面资产冻结应当是一个非常审慎的决策。 二、中国的政策应对 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趋势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可能使用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诸多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而不管这种政策是否符合美国长期的行为路径或者其自身设定的规则体系。近期，美国政府单边主义有所强化，对金融制裁的运用更加频繁，对中国的各类制裁也在强化。在一个不平等、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美元霸权体系中，中国应该运筹帷幄、多措并举、前瞻布局，从而有效应对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美国多样化制裁的潜在风险。 积极深化多边合作，维系国际秩序稳定性 美国近期发起的诸多贸易摩擦、金融制裁等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国际社会多边化和合作化的趋势背道而驰，美国正试图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对中立性来评估美国政府在金融货币领域的政策公信力。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地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强化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和币值决定市场化改革的认识，强化人民币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相符的基本判断，强化国际社会对美联储独立性和公信力的讨论，同时致力于维系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规则与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并寻求多边合作来改善现有秩序。最后，中国应当与美方保持沟通和交流，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全面跟踪美国金融制裁政策、工具及其影响 建议常态化跟踪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演进。过去几年，美国金融制裁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破坏伊朗核协议后，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不断升级，伊朗国民卫队和伊朗中央银行先后成为首个被制裁的政府机构和中央银行。美国的制裁政策、工具和力度都在不断变化。2019年3月美国财政部调整了制裁的清单体系，相关的政策框架、制裁举措和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 系统梳理美国金融制裁涉及的中方人员和机构 目前中国有多个实体被美国制裁。虽然这对国家的整体冲击还不大，但是，出于未来风险防范的要求，相关部门、机构应该针对美国金融制裁清单进行全面梳理，明晰与美国金融制裁对象的关联程度、制裁内容、潜在影响以及应对之策。同时，针对受到制裁影响的不同类型的人员、机构及企业等采取差异化政策，尽力支持与国家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实体，并且尽量避免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金融制裁清单。 加速完善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 支付清算下的隔离式制裁以及对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单点式制裁是美国惯用、常用的金融制裁手段。受到此类制裁时，相关支付清算系统陷入困境，一些经贸活动被迫中止。因此，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尤其是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能源、粮食、矿产、基础原材料等的经贸交易、支付、清算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2019年1月31日英国、法国和德国宣布建立“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这是一个以迂回方式来与伊朗或其他经济体进行交易的系统，也是一个备份系统。此系统的开启主要是对美国将SWIFT等全球金融公共基础设施予以私用的一种应对。INSTEX的系统总部设在法国并于2019年6月正式开启，但由于受制于各种因素，该系统至2019年9月底还没有实质性地开展业务。中国应当借鉴欧洲经验，考虑构建一个“备份”支付清算体系。 加快“阻断法”立法，对冲域外管辖权 “阻断法”是某一司法管辖区用于阻止外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在其境内生效的法律，专门用于应对域外管辖。美国的域外管辖在“9·11”事件后取得重大突破，未来可能进一步强化。欧盟的应对之策是制定“阻断法”。制定“阻断法”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不承认美国法律对于本国企业的适用性，通过立法的方式打破美国单边制裁的有效性，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在海内外的合法经营权益。“阻断法”可能无法完全应对域外管辖的风险，但是，可以给相关企业、机构提供一种缓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金融制裁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的损害程度。 考虑构建中国版金融制裁政策体系 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不断深化，外国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深化。因此，特定的金融制裁政策可作为“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政策储备。可借鉴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构建中国金融制裁政策框架特别是设置被制裁实体清单及其标准。 深化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 在美元霸权体系下，金融制裁具有不对称效应。即使被制裁方作出完备的政策应对，美国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对于与中国直接相关的金融制裁，尤其是针对国有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以及全面的“敌对式”制裁，美国会十分谨慎，因为这不仅可能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也可能给美国自身金融体系以及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破坏。当然，对于这种金融安全领域的小概率但具有系统破坏性的外部冲击，中国应当做好相应的政策应对准备。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做好“家庭作业”，深化经济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完善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与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提升内部金融体系的韧性和弹性。中国应当完善会计和审计制度，防止美国以此为借口制裁中国的相关实体；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更多地引入美国、英国、欧盟等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形成微观层面的经济金融利益共同体。同时，以内外两个市场统筹为支撑，对金融市场开放进行再评估，在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提升内外市场一体化水平。未来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融是大趋势，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构建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今年5月起，有保险资管新规之意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正式落地。新规在丰富保险资管产品配置空间和投资渠道的同时，也为资本市场引来活水。 根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数据，截至2020年3月末，保险资管产品存量规模为3.03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15.6%。其中，债权投资计划存量规模为1.31万亿元；股权投资计划存量规模为0.16万亿元；组合类产品存量规模近1.56万亿元。 保险资管新规赋予保险资管怎样的机遇？与银行理财子公司相比，保险资管有哪些优势？ 近日，新华资产总裁张弛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保险资管在长期资金投资管理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高净值人群市场“蓝海”，意味着保险资管产品大有可为。 关于保险资管新规：保险资管产品大有可为 ：此前，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并就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和组合类产品的配套细则征求意见。根据《办法》和细则内容，保险资管产品可以面向合格个人投资者销售，并将基本养老金、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明示为产品投资者，你么看这个放开政策及对行业的影响？ 张弛：目前高净值人群面临着理财难的共同问题。多数人会选择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或者投资股市，但银行存款、银行理财产品和股票都各有优缺点，适合不同人群。保险资管产品拥有了高净值人群代表的财富管理市场这个值得开垦的“蓝海”，结合代销模式的放开，保险资管正式开始与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和基金等主体同台竞技，意味着保险资管产品将大有可为。 保险资管机构大多具备多年大体量保险资金的管理经验，在长期资金投资管理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办法》坚持保险资管产品的中长期特色，引导保险资管产品错位竞争和差异化发展，将基本养老金、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明示为产品投资者，体现了保险资管产品服务长期资金的导向。 此外，《办法》通过明确保险资管产品的三大种类，积极推进险资通过债权、股权、公开市场等多种投资方式对接实体经济，并采取扩大保险资管产品销售对象范围等措施，纳入基本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长期基金，发挥保险资金的长期投资优势，精准对接实体经济，进而帮助优质企业和资产渡过难关，同时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另外，《办法》秉持“放开前端，管住中后端”的监管思路，一方面通过简政放权激活市场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监管规范产品运作，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 《办法》遵循了保险资管的信托法律关系，总体上明确了保险资管机构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防范利益冲突。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也从受托人的信义义务和注意义务出发，通过禁止资金池业务保证保险资管产品的财产独立性、通过禁止刚性兑付保证买者风险自负、通过消除通道保证受托人亲自管理、通过明确投资者适当性和细化信息披露保证履行注意义务等，充分立足于保险资管产品的信托私法属性，促进行业回归有序的竞争格局，完善投资者保护体系。 ：保险资管新规赋予保险资管市场化定位，同时也给保险资管行业带来了挑战和更大的竞争压力，保险资管机构应如何把握转型机遇来服务实体经济？ 张弛：保险资管机构应进一步夯实各项能力并丰富产品体系，以应对未来的竞争。保险资管产品是保险资管机构资产配置、投资、研究、交易、运营、风控等各方面能力输出的载体。保险资管产品的产品信息、历史业绩公开透明，有可信度，可以与银行理财产品、其他私募资管计划等在同一标准上进行比较和竞争。另外，保险资管公司多年管理保险资金的经验可以准确把握资金负债特征和资产负债匹配要求，在大类资产配置等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个人高净值客户领域竞争很激烈，保险资管机构应从各方面为进入这个市场做好准备。另外，保险资管机构应继续发挥长期资金管理能力的优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保险资管机构要根据长期资金的特点继续研发股权投资计划、债权投资计划和组合类等各种类型产品，为保险资金和养老基金等各类长期资金对接实体经济提供载体。 关于保险资管与银行理财子竞合：在互补中有广泛的合作基础 ：随着保险资管新规的正式发布，保险资管与银行理财一道在资管新规框架下针对各自经营特点进行转型与改革。目前，六大行及其他商业银行纷纷布局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属于资产管理行业的后起之秀，与银行理财子公司相比，各自的竞争优势有哪些？ 张弛：综合来看，保险资管的核心优势在于：大体量长期性资金的管理能力；保险资管多年来形成的稳健投资文化与稳定的投资管理团队；严格风险管控、稳健获取绝对回报的能力；全面的大类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能力；较强的FOF/MOM投资能力；长期优质资产的创设能力；深度参与养老金管理的能力。 银行理财子公司优势在于：客户资源上具备相对优势，背后母行的客户与渠道资源优势毋庸置疑；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上具备相对优势，长期以来短久期固收、现金类产品一直是银行理财的主打产品；金融综合服务能力具备相对优势。 总体来看，行业自身禀赋带来的客户资源优势，赋予了银行理财子公司作为综合平台型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机遇；而长期资金投资与大类资产配置能力，则赋予了保险资管作为稳健的主动全能型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定位。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全面放开投资范围限制，双方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进行合作共赢存在广泛基础。 ：目前来看，银行理财子公司具备较强的客户资源及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保险资管行业起步虽然较晚，但保险产品长期大体量资金、各大类资产全面管理和配置能力是核心优势所在。后资管新规时代，银行和保险还有哪些合作空间？ 张弛：保险资管与银行理财可从五个方面加强资源整合与战略协同，实现促改革、扶实体、化风险的发展格局。 首先，长期资产管理可加强优势互补。商业银行或理财公司持有大量久期不匹配的非标产品，在资管新规的约束下，腾挪空间不大，可以与保险资管加强合作，有效匹配久期，提高收益。再就是银行持有大量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信贷资产，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为保险资管提供长期资产，有助于保险资管穿越经济周期，抵御利率风险；同时，商业银行也通过保险获取了长期资金，盘活了长期资产，双方达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其次，权益类投资管理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长期的信贷管理经验，使得银行理财子公司在固定收益类尤其是非标投资上有着先天优势，在权益类资产方面的投资能力则相对较弱。相比银行，保险资管在权益类投资和各大类资产时机选择和灵活配置上具备一定优势，在银行理财直接投资权益资产技术和积淀不深的情况下，与保险资管采取FOF/MOM 的形式合作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同时也有助于抚平权益类产品的波动性。 再次，养老金管理可各自发挥特长。商业银行是养老金的主要账户管理人，保险资管公司是主要投资管理人，而且对养老金管理有着深入的理解。银行业和保险资管业共同推进，将保险资管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纳入养老保险第三支柱，丰富养老理财产品类型，将为我国养老金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另外，产品投资管理上可加强合作。银行理财在预期收益型向净值型转变过程中，对于低波动、绝对收益特征的产品尤其重视，而保险资管具备的绝对收益特色和风险管理优势恰好与之匹配。 此外，高净值客户可以互惠互利。银行理财子公司依托母行客户资源优势明显，但保险资管背后也有着广泛的保险客户资源，其中不乏高净值客户。未来，通过专业化、个性化的产品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多层次、跨市场的理财产品投资服务，是各家投资机构的必然选择，可以协同拓展增量高净值客户市场。
7月22日，记者获悉，在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央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共同指导，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举办的“保小微、保就业、稳外贸”政策发布会上，上海地区首笔央行再贷款政策下保单融资落地，由上海银行向上海托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放。 这类保单融资主要是利用央行再贷款优惠资金引导地方法人银行增加对外贸出口企业的信贷投入，引入出口信用保险缓解风险，使央行低成本资金精准直达外贸企业。 “这很好地解决了中小微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可谓是一个大礼包，以往由于缺少抵质押资产，大多数外贸企业基本不能获得银行贷款，如今不仅能获得贷款，利率还比较低。”上海经营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出口的某外贸企业主对记者说。 这也是“六稳”、“六保”推进过程中，金融支持中小微外贸企业的一大创新。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胡敏对记者称，这种模式较好发挥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叠加效应，一方面，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有了信用保险的加持，银行也减缓了贷后管理的风险。 不止于此，今年以来，针对外贸企业普遍存在的流动性困难，上海还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申卫华在发布会上提到，近来，市商务委会同各金融单位加强信贷、信保、担保等金融支持，创新实施出口信保项下保单融资新模式，各家银行安排1300亿元优惠利率信贷资源，全面提升服务水平，持续增加金融供给。 上海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协调机制办公室负责人、央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主任吕进中也表示，近期央行上海总部与有关部门共同建立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市级协调机制，制定出台了金融18条政策，强化对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领域的支持。 “小微企业、外贸企业是此次稳企业保就业的重点支持对象，央行将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引导银行加大对外贸领域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吕进中说。
7月22日，杭州银行公告称，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批复该行变更注册资本的申请，同意该行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1.3亿元变更为人民币59.3亿元。 今年4月份，杭州银行完成了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共向红狮集团、杭州市财政局、苏高科、苏州高新非公开发行8亿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1.6亿元。此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使杭州银行普通股股本增加，注册资本相应增加。 杭州银行据此就变更注册资本事宜向浙江银保监局提出申请。该行表示，后续将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手续。
养老金融正成为各家资管机构争夺的新风口。 虽然一直以来保险、基金公司是发行养老金融产品较多的机构，但在资管新规落地后，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越来越多地涉足这一领域，尤其是商业银行开始发力布局养老理财市场。今年以来，银行系养老理财产品的发行规模突飞猛进。 普益标准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仅有6家银行发行了共计152只养老理财产品。今年截至7月8日，已有16家银行共发行了122只产品。其中，城商行的发行数量依旧占大头，达68只；国有大行的35只产品均由理财子公司发行。 “个人养老金融市场现阶段仍处于起步期，但银行或其理财子公司发行养老理财产品具有网点广、客户群体多的优势。”某区域银行资管业务人士表示，其中，区域银行就有代发当地社保养老金的优势，这是精耕客户群体的先天资源优势。 例如，今年发行了50只此类产品的上海银行，就是较早布局养老金融领域的区域银行。上海银行是上海市首批代发养老金银行，根据该行年报数据，截至2019年末，该行养老金客户157.69万户，只占据该行零售客户总数的10.13%，但养老金客户综合资产2876.78亿元，贡献了该行零售客户综合资产的45.25%。 “在目标客户群体上，不少银行系的理财产品现阶段还是针对中老年理财，而客户群体的年龄阶段也决定了养老产品的风格，评级多为低风险产品，因为投资者年纪越大对投资品越趋于保守。”在上述资管人士看来。 以某城商行的养老系列理财产品为例，该产品主要有4个月和12个月期限，5万元起售，类型为固定收益类，每周滚动发行，发售对象为50周岁以上个人客户。 “相对而言，越年轻的客户，越能够承担一定风险，为年轻客户群体设计的产品可以尝试权益类，这是银行系养老金融未来可以进一步深挖的领域，但这也对机构的投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上述人士表示。 与基金、保险相比，银行理财产品在养老金融领域涉足较晚。在保险机构中，目前有国寿养老、泰康养老、长江养老等8家养老保险公司和建信养老金管理公司发力养老金融领域，发行的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的市场规模逾6000亿元。而公募基金的养老产品较为具体，根据客户不同年龄层次和风险承受力，主要分为养老目标风险型基金和养老目标日期型基金。 我国商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方兴未艾。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三大支柱的养老金制度框架：第一支柱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由企事业单位发起、由商业机构运作的职业养老金；第三支柱为居民个人自愿购买的、由商业机构提供的个人养老金。 第三支柱的养老金融产品发展不断受到政策推动。2019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开发养老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养老金融产品。市场人士认为，起步于2007年的商业银行的养老理财市场，或从2020年开始，进入激烈竞争期。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落地 需重点考虑调整生产关系 在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生活多个场景的线上化、数字化迁移，金融服务的在线化、数字化已成为共识，不再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而是真正思考如何转型落实。 全国4000多家商业银行都在思考的这一道必答题，基于各家银行的资源禀赋、地域规模等不同，其答案也有很大差异，如何拿到数字化转型的高分？近日，在由金融城组织的“疫情常态化下的银行数字化转型方向和策略”内部研讨会上，多家银行负责人分享了自己的实践探索与深度思考。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数字化转型的唯一关注因素，大数据风控模型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金融科技驱动数字化转型，但各家银行仍然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数字化转型要建立“容错文化” 光大银行党委委员杨兵兵认为，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改变，催化了很多在线化业务的快速发展，也正在逐步摧毁一些线下的传统业务模式，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监管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在整个经济规模的占比正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于经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响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从客户角度而言，80后、90后这一代对金融的需求有几个特点：“随时随地、知我所需、量身定制”，如果商业银行不做数字化转型，就无法适应客户的需求变化；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技术是这一轮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根本推动力，大数据是业务决策的基础，人工智能是服务体验改善的关键，移动设备是客户经营的平台，生物识别是线上风险控制的起点，区块链是构造可信环境的保障。 在杨兵兵看来，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业务数字化是基础，数字业务化是升级，数字化治理是提升银行管理效能、建立智能决策机制的关键，要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目前生产力（金融科技技术）已经就位，但各家银行需要对生产关系做相应的调整。 如何调整生产关系？杨兵兵提出了5个建议： 第一，树立担当意识，要从上到下意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于商业银行发展而言，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与责任； 第二，提升治理能力，商业银行应该有一些具有科技背景的领导进入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提供专业建议，银行应通过科技战略委员会牵头全行的数字化转型，代表全行整体意志； 第三，建立敏捷组织，敏捷不仅仅是科技的敏捷，更多的应该是行为的敏捷和数据的共享； 第四，塑造风投的理念，银行划拨在科技创新上的费用，管理层应该有风投的意识，这是一种投资而不仅仅只是费用，也要做好投资失败的心理准备； 第五，形成容错文化，如果没有容错的文化体制，大家都不肯创新，更没法带来相应的转变。 线上流量价值正在加速打折 新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江海认为，5G的商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爆发，让在线化作业成为可能，让“零接触”服务成为常态。疫情检验了银行业金融科技实力，也强化和确认了未来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和策略。新冠疫情对银行业的冲击，也将用银行业数字转型的巨大进步来进行补偿。“零接触”银行的技术变革呼啸而来，未来的银行将不再是特定的场所，而是泛在的服务；不再是经营场所驱动业务，而是客户需求触发业务。只要有需求、有场景、有应用，就会有银行的存在。 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化风控，但此前业界一直担心，大数据风控没有经历一个长周期检验。江海认为，数字化风控的大样本量和样本的广覆盖面能够弥补周期不够长的短板。过去所谓长周期检验是为了通过时间积累百万量级的样本数据，但今天的数字化风控已经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累积上亿量级的数据，这些样本已经具有多样性、广维度、可重复性等特点。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对抗疫情提供了健康码、在线网课等数字化法宝，为银行提供了数字化风控技术，彻底革新了零售金融风控的底层逻辑和方法论。传统风控依靠财务数据，对零售客户授信需要客户提供银行流水、房产证、收入等证明，但这些数据都是“低维、低频、低可信”的粗颗粒数据，最终会导致银行往往只能对头部客群进行授信，不能真正做到普惠金融。数字化风控，则是围绕唯一的身份ID，依托全场景、全方位的互联网应用所沉淀的“高维、高频、高可信”的行为数据进行客户画像，能够对大众长尾客群进行授信。风控要素从财务数据到行为数据，风控方法从基于财务数据的简单现金流预测模型到基于行为数据的高维变量复杂决策过程，是一个革命性的代际跃升。 通过对客户行为授信，新网银行累计发放贷款4200亿，累计发放贷款笔数11800万笔，客群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主流金融难以覆盖的人群。特别是这次疫情冲击叠加经济周期的结构性调整，这些样本都是对数字化风控经历周期性检验的一次“尝试”。 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往往苦于线上流量短缺。江海认为，线上流量的金融价值正在加速打折，多头授信、用户重叠比例持续升高。根据某些金融机构小样本对不同互联网渠道的进件客户进行撞库，仅几百万量级的客户数据撞库都有3-5%的重叠率。如果将全量数据进行撞库，重叠率可能是两位数的比例。他认为，优质的金融流量不在互联网巨头，而是在大行；不在线上，而是在线下。银行业数字化营销的核心就是把休眠客户转化为激活客户，把交易类客户转化为资产类客户，把线下客户转为线上客户。 江海分析认为，未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在技术架构上，金融科技的“技术扩散效应”加剧凸显，尖端金融科技将从少数巨头的专利变成中小银行的红利，数字化风控、自动化审批将迅速成为行业的标配。授信审批环节，人机结合的分布式计算模式可能会大行其道，特别是面对数据相对非饱和群体的精准授信尤其有价值。机器管准入，发挥客观标准性的优势，着重解决0和1的问题；人工调额度、调利率，发挥客户经理和审批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着重解决1和10的问题。 银行不能照搬互联网企业模式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认为，疫情促使“数字化转型迎来了高潮，但同时也需要冷静”。要认清疫情之后哪些变化将是永久性的，哪些又只是暂时的，哪些业务实践、技术创新在疫情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哪些技术还可以完善与提升？ 他认为银行产品跟其他企业商品具有很大区别，银行具有很强的特殊性，银行数字化转型不能照搬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那一套思维模式和商业模式。银行的核心在于风险，金融科技如今正在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识别风险，但大数据模型不是万能的，要针对不同的客群去做不同的调整，要理性看待大数据风控的作用。 在很多与会者看来，如今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但每一家银行的节奏和进程都有很大差异，需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发展。未来，银行数字化发展也将逐步从个人消费金融领域逐步扩散至产业金融领域，依托产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于线上线下各类数据的分析应用，产业互联网金融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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