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指导下，近日，浙商银行天津分行办理出口电商跨境人民币收款业务在津落地。该项业务的落地，为境内出口电商企业搭建了一条快捷、安全的在线跨境收款新通路，为小微电商降低结算成本，加速资金流转提供了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日益增长，已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动力。银行以境内外直联方式为跨境电商办理人民币收款的创新业务模式，体现了“本币优先”的政策优势，帮助跨境电商在疫情防控期间规避汇率风险、简化流程手续、及时出口创收，有效纾困外贸企业，助力复工复产。
投资要点 行业新闻与监管动态 重点包括：1）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2）银保监会已就结构性存款违规展业问题下发专项文件；3）银保监会已于近日下发《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通知》。 市场表现 报告期内（2020/06/08-2020/06/21），银行板块表现比较低迷，银行（申万）下跌2.33%，跑输沪深300指数4.77%。截至2020/06/19，银行板块PB（整体法、最新）为0.70倍，其中国有行、股份制、城商行、农商行PB估值分别为0.67倍、0.75倍、0.80倍、0.94倍，除农商行外，其他类型银行估值水平均有所下降，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低位。 报告期内（2020/06/08-2020/06/21），现存银行转债均有所下跌，其中苏农转债（-0.71%）、苏银转债（-1.32%）、中信转债（-1.32%）、光大转债（-1.47%）、无锡转债（-1.61%）、浦发转债（-1.88%）、江银转债（-1.98%）、张行转债（-2.40%）。转股溢价率方面，现存银行转债的转股溢价率水平整体有所下降。 同业存单 报告期内，同业存单总发行量、净融资额均大幅上升。同业存单总发行量为9,229.20亿元，较上期增加5,461.00亿元；净融资额为1,618.90亿元，较上期增加3,947.30亿元。分评级来看，AAA级发行总额占比为89%；AA+级发行总额占比为8%；AA级发行总额占比为2%。 发行主体结构方面，各类银行实际发行额均有所增加，其中股份制实际发行额较上期增加最多。发行利率方面，最近一周，国有行、城商行、农商行较上周有所上升，而股份制则有所下降。发行期限结构方面，不同期限同业存单较上周均有所增加，其中3M期限同业存单增加最多。发行利率方面，不同期限同业存单较上周均有所抬升。 银行理财 报告期内，共发行理财产品1,462只，其中3-6月期限产品发行数量较上个报告期出现明显上升。预期年收益率方面，不同期限理财产品收益率仍处于下降趋势。目前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期限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分别为3.27%、3.49%、3.78%、3.74%、3.71%。 风险提示 权益市场走低的潜在可能性；监管政策发生不利变化。 【银行观察双周报】 一、行业新闻 1、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会议明确，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2）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3）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和动力。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升普惠金融在考核中的权重。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严禁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切实做到市场主体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贷款难度进一步降低。 2、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陆家嘴(行情600663,诊股)论坛上表示：1）金融系统要做好五项重点工作，第一、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加强逆周期调节，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2）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3）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4）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5）深化改革开放。 3、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1）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将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 2）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块：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通过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将在今年全年为企业让利1.5万亿。 3）我们认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意政策设计要激励相融，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4、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1）今年政策性银行安排信贷投放计划比去年多增1万亿，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安排专项纾困资金合计1000亿元，并新增1000多亿转贷资金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尤其是互联网银行。 2）加大权益类资管产品发行力度，支持理财子公司加大权益类理财产品发行比重；推动银行、理财子公司与基金、保险公司的深度合作，鼓励银行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募基金管理人纳入合作名单。 3）目前看，疫情还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与我们的生活共存。一些国家还在酝酿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建议大家三思后行，应当为今后预留适度空间，中国不会搞大水漫灌、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5、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启动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为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功能作用，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成本，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牵头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与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等7家银行签订合同，正式启动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确定第一个合作年度支小支农政策性担保贷款授信规模达1385亿元。 6、央行目前正在研究编制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实施案例和指引：1）通过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来构建发展监测指标体系，为优化战略布局，把脉行业趋势，破解发展难题来提供进一步支撑。2）同时，人民银行会自身整合在沪科技机构的科技资源，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设数据中心等实际具体的措施来支持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 二、监管动态 1、银保监会已就结构性存款违规展业问题下发专项文件：要求银行科学审慎设计结构性存款，不得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避免银行机构盲目提升存款成本。 2、北京银保监局下发《关于结构性存款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严控业务总量及增速，年内结构性存款业务增长过快的银行，应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逐月压降本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在2020年末，将总量控制在监管政策要求的范围之内。 3、银保监会已于近日下发《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通知》：1）坚持“去通道”目标不变，继续压缩信托通道业务，逐步压缩违法违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2）监管政策不会一刀切停止信托公司开展融资类信托业务，而是逐步压缩违规融资类业务规模。 三、市场表现 报告期内（2020/06/08-2020/06/21），银行板块表现比较低迷，银行（申万）下跌2.33%，跑输沪深300指数4.77%。其中，上市银行中涨跌幅前五分别为青农商行(行情002958,诊股)（4.10%）、上海银行(行情601229,诊股)（2.59%）、西安银行(行情600928,诊股)（1.55%）、紫金银行(行情601860,诊股)（1.52%）、郑州银行(行情002936,诊股)（1.30%）；涨跌幅后五分别是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3.92%）、常熟银行(行情601128,诊股)（-4.42%）、平安银行(行情000001,诊股)（-5.81%）、邮储银行(行情601658,诊股)（-6.53%）、宁波银行(行情002142,诊股)（-6.56%）。 截至2020/06/19，银行板块PB（整体法、最新）为0.70倍，其中国有行、股份制、城商行、农商行PB估值分别为0.67倍、0.75倍、0.80倍、0.94倍，除农商行外，其他类型银行估值水平均有所下降，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低位。 报告期内（2020/06/08-2020/06/21），现存银行转债均有所下跌，其中苏农转债（-0.71%）、苏银转债（-1.32%）、中信转债（-1.32%）、光大转债（-1.47%）、无锡转债（-1.61%）、浦发转债（-1.88%）、江银转债（-1.98%）、张行转债（-2.40%）。 转股溢价率方面，现存银行转债的转股溢价率水平整体有所下降。截至2020/06/19，各银行转债转股溢价率、YTM分别为：张行转债（20.60%、0.73%）、光大转债（19.10%、-1.98%）、苏农转债（33.40%、2.79%）、中信转债（50.04%、2.70%）、无锡转债（22.64%、1.12%）、苏银转债（37.43%、2.19%）、江银转债（20.08%、1.26%）、浦发转债（45.28%、2.72%）。 四、行业数据跟踪 4.1、同业市场 报告期内（2020/06/08-2020/06/21），资金利率全线上行。截至2020年06月19日，1天/7天/1个月/3个月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较06月05日分别变动56.62BP、19.89BP、53.80BP、45.00BP；隔夜/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SHIBOR，较05月22日分别变动54.90BP、16.00BP、46.60BP、50.10BP、46.40BP。 报告期内，同业存单总发行量、净融资额均大幅上升。同业存单总发行量为9,229.20亿元，较上期增加5,461.00亿元；净融资额为1,618.90亿元，较上期增加3,947.30亿元。分评级来看，AAA级发行总额占比为89%；AA+级发行总额占比为8%；AA级发行总额占比为2%。 同业存单发行主体结构：报告期内，国有行、股份制、城商行、农商行同业存单实际发行额分别为960.60亿元、4,027.00亿元、2,591.20亿元、1,212.30亿元；较上期变动701.00亿元、2,812.10亿元、928.20亿元、631.20亿元，各类银行实际发行额均有所增加，其中股份制实际发行额较上期增加最多。 发行利率方面，最近一周，国有行、城商行、农商行较上周有所上升，而股份制则有所下降。最新一周国有行、股份制、城商行、农商行同业存单发行票面利率的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2.2336%、2.2332%、2.3941%、2.3581%。 同业存单发行期限结构：报告期内，1M、3M、6M、9M、1Y期限同业存单实际发行额分别为774.10亿元、3,750.60亿元、1,315.70亿元、1,558.00亿元、1,472.40亿元；较上期分别变动52.10亿元、3,114.60亿元、254.80亿元、1,465.70亿元、215.40亿元，不同期限同业存单较上周均有所增加，其中3M期限同业存单增加最多。 发行利率方面，不同期限同业存单较上周均有所抬升。最新一周1M、3M、6M、9M、1Y同业存单发行票面利率的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2.2377%、2.1843%、2.3404%、2.4034%、2.5332%。 4.2、银行理财 报告期内，共发行理财产品1,462只，其中3-6月期限产品最多，为579只；其次是1-3月期限产品，为523只；然后是6-12月期限产品，为172只；其他期限理财产品数量则较少。其中3-6月期限产品发行数量较上个报告期出现明显上升。 预期年收益率方面，不同期限理财产品收益率仍处于下降趋势。目前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期限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分别为3.27%、3.49%、3.78%、3.74%、3.71%。 从发行类型来看，报告期内发行产品中，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占87%，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占10%，保本固定型理财产品占3%。从预期收益率水平来看，报告期内发行产品预期收益率以3-5%（含）为主，占所发行产品46%。 报告期内，发行理财产品数量最多的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对应发行数量为102只，市场占比为6.98%；其次是中国民生银行，对应发行数量为99只，市场占比为6.77%；然后是南京银行(行情601009,诊股)、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市场占比分别为6.02%、4.04%。 4.3、企业融资 票据直贴利率方面，截至2019/12/05，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环渤海6个月日票据直贴利率分别为2.41‰、2.40‰、2.42‰、2.43‰，较前期分别变动0.11‰、0.20‰、0.02‰、-0.07‰。 债券融资方面，报告期内企业债合计发行135.70亿元，较上期增加78.40亿元；最近一周企业债票面利率加权平均利率为3.8448%，较上周有所下降。报告期公司债仅合计发行347.00亿元，较上期减少139.70亿元；最近一周公司债票面利率加权平均利率为4.0460%，较上周有所下降。 股权融资方面，5月份股权融资规模合计为890.56亿元，较整个4月份下滑了26.71%。其中IPO、增发、配股、优先股、可转债、可交换债募集资金分别为160.100亿元、573.08亿元、0亿元、0亿元、116.40亿元、40.98亿元。 五、风险提示 第一，权益市场走低的潜在可能性。 第二，监管政策发生不利变化。
自从重要会议提出金融系统要为各类企业让利1.5万亿元以后，围绕1.5亿元让利，各界可谓是操碎了心，银行不是没有底线的可以无限制让利，毕竟需要合理的利润增长，但1.5亿元又是一个硬性指标，难啊！ 银行19年行业利润不到2万亿元，如果要拿出利润向各类企业让利1.5万亿元，占据了全行业利润的75%，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银行利润超过60%要留存作为一级核心资本，这就是1.2万亿元了，扣除75%利润让利，银行就没有办法有效补充一级核心资本，银行如何让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银行要通过降低利率让利，压低银行贷款降低净息差是一种方式 ，可是净息差压缩不是没有底线，如果是亏钱买卖，银行就会出现惜贷，就会出现融资难，因此关键在于需要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目前全面降息央行是慎之又慎，主要是避免刺激房价泡沫和汇率不稳定，央行做法是降准释放低成本资金，春节以后降准释放了1.75万亿元，准确计算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有难度，大约可以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数百亿元。但对于银行让利1.5万亿元而言，是杯水车薪的。 银行让利负债端成本必须降下来，否则降低利率让利就是一种奢谈，如何降？有关人士指出督促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考虑经济运行和物价下行趋势，合理确定存款定价，不盲目抬高存款利率，避免高息揽储，严禁存款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年期存款已经是1.75%左右了，并没有太大的利率压缩空间，主要是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利率方面，四大行共发行近8亿元的3年期和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由原来存款基准利率的1.5倍调整至1.45倍，四大行营业网点多，存款来源丰富，从下调利率幅度看，还是很谨慎的，看来目前存款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四大行作为大额存单的风向标，一旦下调利率，也会缓解银行高息揽储动力，引导整个银行业大额存单的利率下降，其他银行会跟进，但存款利率下调幅度估计并不会大。 其次是结构性存款，规模庞大，利率很高，是银行负债端成本最高的资金之一，结构性存款不同产品利率相差很大，高的可以达到5%以上，低的为1.5%也就是基准利率，平均下来利率究竟是多少，2月份共有1241只结构性存款到期，其中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192只，平均期限为125天，平均到期收益率为3.61%，环比下跌10BP。3.61%的收益率相比于大额存单是要高得多的，有一定压缩空间，如果能够压缩100个基点，可以给银行带来多少的资金成本降低。 截至2020年4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连续4个月增长，并创下12.14万亿元的历史新高，5月末，结构性存款在突破历史高点后开始回落，总规模依然高达11.84万亿，按照此规模计算，降低100个基点收益率可以带来1100亿元的成本下降。有机构 测算，假设各家银行结构性存款占比均为6%（2020年1月全行业结构性存款占境内存款比重），若结构性存款利率下降10BP，上市银行2020年息差提升0.12BP，2020年净利润增加0.1%，可以对冲下调LPR利率的影响。 中小银行网点少，存款来源远不及四大行，结构性存款是中小银行是高息招揽存款的一个利器，结构性存款中中小型银行占比高达65%，2020年4月突破历史高点达到5.63万亿，之后的5月下降0.2万亿至5.42万亿水平。中小银行立足于本地，是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中小银行负债端成本不降下来，如何下调贷款利率支持实体经济，3.6%以上的结构性存款利率，按照目前的净息差，贷款利率已经超过5.6%了，远高于四月份平均贷款利率。 针对结构性存款蓬勃发展，极大推高银行负债端成本，管理层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北京银保监局在通知中指出：“年内结构性存款业务增长过快的银行，应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逐月压降本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在2020年末，将总量控制在监管政策要求的范围之内。”，银行高息揽存，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存款，银行放贷就是无米之炊，正是因为揽存苦难，银行才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向储户让渡利益，这才会有越来越高的结构性存款利率。 结构性存款增加背后可能潜藏着资金的空转套利，部分企业获得了低成本贷款，并不会把资金投入到经营中，而是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套利。因此单方面不断压缩贷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价格定价的扭曲，并不是支持实体经济最佳方式，而是带来金融市场的利益切割，造成资金空转。 实体经济有困难，是需要金融系统适当让利，但贷款定价属于市场化行为，还是尽量的凯撒归凯撒市场归市场，没有必要做过度的行政干预，行政干预未必就能最优化支持实体经济，而是带来新的资金空转套利，甚至拿着低成本资金去炒房，吹大地产泡沫。
6月28日，据银保监会公告，青海互助农村商业银行关于2020年增资扩股（定向募股）方案的申请获批。 公告显示，银保监会海东监管分局同意青海互助农商银行2020年增资扩股（定向募股）方案，在其原有股本金基础上定向募股1亿元，每股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1.68元，募集股金中每股面值部分10000万元用于增加实收资本，股份溢价部分6800万元用于增加资本公积。
首发上市申请获得证监会受理，标志着来自于一线城市的城商行广州银行上市之路终于迈出重要的一步。 事实上，多年前就筹划登陆资本市场的广州银行，近年来以上市为契机，联合大股东进行股权优化工作，引入南方电网、南航集团等重要战投进行混改，进一步加快上市步伐。 不过，长江商报记者注意到，从广州银行的经营情况来看，去年该行营收和净利润规模分别达到133.8亿元、43.24亿元，增速分别为22.35%、14.73%。其中，净利润增速在A股上市的13家城商行中，排名第四，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同时，在零售业务转型方面广州银行收效显著。去年年末该行零售贷款占该行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提升至45.06%，与公司贷款占比54.94%逐渐靠近，已成为该行业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在回馈股东方面广州银行也毫不吝啬，2016年至2019年，广州银行现金分红总额达到47.48亿元，每年的现金分红比例均在30%左右。 不仅如此，立足于珠三角地区的广州银行主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其在金融行业的业务优势，加深实体经济服务力度。去年全年，广州银行新增大湾区重点建设项目13个，涉及金额超70亿元。 持续推进股权结构优化 对于广州银行而言，推进上市数年来最大的阻碍莫过于股权问题。随着股权清理工作的持续推进，广州银行的上市之路愈发清晰。 天眼查等公开资料显示，广州银行成立于1996年9月，成立时的名称为广州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7月更名为广州市商业银行，直至2009年更为现名。 彼时，广州国资对于广州银行的持股比例十分集中。2012年末，广州国际控股集团（现名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广州广永、广永经贸分别为广州银行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63.99%、26.16%、1.89%。而广州国际控股集团则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整合市属金融资源的平台，三家国资公司的持股比例合计超过92%。 但根据上市要求，股份制银行要实现上市，政府单一股权原则上不得高于30％，且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能超过两家，持股比例不能高于25％，单一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低于20％。 为了顺利推进上市，2016年10月广州银行联合大股东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启动了股权优化工作，通过增资扩股50亿股以及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同步转让14.93亿股公司股权，引入南方电网、南航集团等7家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在此次混改后，广州银行全面启动A股上市工作，揭开了进军资本市场的序幕。 2018年10月，广州银行在广东证监局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日前，证监会正式接受该行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材料，这意味着广州银行A股上市进程迈出重大一步，多年来的股权结构问题也顺利得到优化。 截至2019年末，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及广州广永仍为广州银行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2.58%、19.71%。南方电网、南航集团持股比例分别为16.94%、12.68%，为该行第三和第四大股东。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下属两家全资控股子公司广州金骏和万力集团分别持有该行7.05%、1.43%股份。 此外，广州银行前十大股东还包括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和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前十大股东合计持有该行109.2亿股，持股比例92.73%。 广州银行同时表示，以上市为契机，持续开展股权清理工作，妥善解决股权历史遗留问题，截至去年末已确权股份比例达到99.4%，并按照监管要求托管至广东股交中心，保障股权管理依法合规。 净利增长近15%领先多家上市城商行 作为大型省会城市城商行，广州银行经营实力较为雄厚。 年报显示，2017年至2019年，广州银行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1.59亿元、109.35亿元、133.8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2.2亿元、37.69亿元、43.24亿元。其中，去年该行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分别为22.35%、14.73%。 长江商报记者注意到，与已经在A股上市的13家城商行相比，广州银行去年净利润水平虽然不及大多数上市城商行，但其净利润增速仅次于宁波银行、杭州银行（600926）、成都银行（601838），并领先于其他十家城商行，而上述三家银行去年业绩增速分别为22.6%、21.99%、19.4%。 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以及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导致投资收益提升，是广州银行去年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其中，2019年广州银行新增信用卡客户93.41万，新增发卡101.87万张，累计发卡401.23万张，同比增长34.03%，实现发卡收入54.45亿元，同比增长52.19%。在此推动下，去年广州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7.67亿元，同比增加109.7%。 从资产规模上来看，截至2019年末，广州银行资产总额达到5612.3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27%。存款总额3565.4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13%；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2945.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2.8%。 值得关注的是，在商业银行转型浪潮下，广州银行业务转型成效显著，资产结构更趋于协调。在零售业务方面，截至2019年末，广州银行零售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为7819亿元、1327.3亿元，同比增长24.6%、34.44%。其中，零售贷款占该行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提升至45.06%，与公司贷款占比54.94%逐渐靠近。 同时，在提升服务实体质效上，地处于珠三角的广州银行主动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保证基础设施项目、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供给，对公信贷投放余额超1000亿元，全年新增大湾区重点建设项目13个，涉及金额超70亿元。 而从资产质量上来看，截至2019年末，广州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为1.19%，尽管较上年增长0.33%，但在城商行中处于较优水平，此外期末该行拨备覆盖率为217.3%，整体保持稳定。 此外，在资本充足水平上，截至2019年末，广州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42%、10.14%、10.14%，均满足于现行监管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未上市之前，广州银行就已保持着稳定的分红比例。2016年至2018年，广州银行分别推出每股派现0.13元、0.13元、0.11元的现金分红方案，现金分红总额分别为10.79亿元、10.79亿元、12.95亿元，占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34.12%、33.51%、34.37%。 2019年度该行拟每股继续派现0.11元，合计派发现金12.95亿元，占当期净利润的29.95%。若2019年度现金分红顺利实施，广州银行近四年来的分红总额将达到47.48亿元。 ·长江商报记者徐佳
目录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在新旧工业化浪潮的交汇处，在危机与反危机的轮回中，中国的商业银行首先应该清楚自己的历史基因与现实使命，在金融和财政、信用和货币之间寻找平衡。 经济向好周期用金融的逻辑，赚信用扩张的钱；经济下滑周期用财政的逻辑，赚货币宽松的钱。银行的这种旱涝保收的“全天候”经营能力，在全球银行业里中国发挥的最极致。所以世界五百强，排名靠前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大型银行。 债务型经济模式下，银行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营者。近300万亿的生息资产，只要利差在边际上不塌缩为负，银行的钱就继续“躺赚”（地主式的生息资本家）。 而疫情发生后，商业银行成为反危机政策的主要承担者。无论是被动服务民企小微，还是让利1.5万亿，都是作为国家金融重器的商业银行所应该承担起的角色。 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新旧航道的转换处，处于下坡道或飞机着陆的险要处，商业银行就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政治正确”，知天命、不逾矩——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的第一哲学。 任何打破这一哲学的银行家，轻则降职，重则入狱，有个罪名叫“信贷投放不支持实体经济”。逻辑需要从历史中寻找： 从远处说，政府管理银行的经验最初应该来自苏维埃根据地，带有浓厚的“红色金融”基因。 建国后，从大一统的央行和财政体系（计划经济），到专业化（四大行独立经营）和公司化（成立法人商业银行），到与西方的现代银行接轨（巴塞尔协议，引进战投），再到为了反危机承担起广义财政的使命（“四万亿”），最后到大资管-泛投行的表外大跃进，影子银行的宿命与反抗（严监管），支持民企和小微的“政治正确”与计划命令，一切似乎是一场向历史本原的回归。 期间，是无数自诩为银行家的改革、转型和创新。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公司治理优化、资产负债表重塑、按国际监管标准改造，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开放银行、智慧金融，还是业务层面的小微之王、同业之王、零售之王，都是无穷尽的追问和求索，似乎永远抵达不了彼岸。 转眼之间，一代银行家已经退隐，新的银行家还远没有出现。因为又回到了核心问题：公司治理（谁来任命，为谁负责）。就如同现在的经济问题，总要追溯到政治问题。疫情的出现，以及未来可能的疫情常态化，最终考验的是客户群体和广义资产的质量，以及自身的线上化经营能力、组织的敏捷度。在监管约束成为第一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家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力大衰退。所以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培养银行家精神。 至于最近流传的给银行发券商牌照，目的可能是顺应全球金融监管宽松的趋势，在信用越来越难创造的债务周期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银行理财子公司支撑“资产管理”行业的同时，再通过券商牌照发展投行，最终形成以银行为主导的“资管+投行”的双支柱格局。 理想当然很丰满。然而，商行文化和投行文化的兼容，仍是最根本的问题。基本的历史问题不解决，一切不过都是用未来的一地鸡毛，延迟今天的一地鸡毛。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如果银行是通过杠杆（信用）服务实体经济的，那么一季度银行利润同比增长5.6%，与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5%（上市公司），这两个数据中间一定有一个是“不真实”的。按照顺周期杠杆原理，银行的利润下降幅度应该更大。但事实并不是。 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下滑-25%，还没有算上无法进入统计局视野的一大批中小微和个体户，那些花落无声、不在幸存者偏差之列的破产和倒闭企业和商户。算上这些卑微的存在，一季度的利润下降50%应该不为过。2020年一季度，甚至是上半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以说是“消失的时间”。 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时间并未消失，300万亿的全球第一银行金融资产，除了少数一部分在疫情期间得到豁免外，大部分仍然在按时间计息（付息资产）。这也说明了一个答案意料之中的问题： 银行并不是依靠那些对疫情冲击非常敏感的客户生存的，银行依靠的依然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而后者，受到疫情冲击的创伤并不大。 另外，这种极端背离的数据背后，是已经严重极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更为严重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是收入下滑、失业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继续上涨的一线房产价格。这与2009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深圳等地出现大量房贷断供、房产抛售的打工阶层明显不同。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演绎，疫情冲击后反而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有能力买房的阶层和没能力买房的阶层之间已经固化。高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小，他们可以继续用隔离时期不能消费的积累资金，或者央行货币宽松流入囊中的信贷资金（优先靠近货币链）继续买卖炒作房产。而受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在经济好的时候都买不起房，当疫情发生后也就不会有断供或抛售的行为。 也就是说，疫情发生后，一线城市的房子问题只是“富人的烦恼”，低收入者都没有资格担忧房子问题，而是比房子更重要的生存问题。某种程度上，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数据背离，反应的也是这种结构的固化，留下的则仍然是银行的经营哲学问题：银行到底是在服务谁，依靠谁？ 所以，这次大疫情就像是“试金石”，哪些行业、哪个阶层对疫情冲击相对免疫，哪些深陷困境之中。线上化、远程化、非接触型的经济模式逆势成为赢家，有垄断保护，靠近货币政策“水龙头”的行业也经营的不错。最脆弱的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经营性现金流而非金融资产收益为主要来源的单位。 对于银行来说，一季度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利润增长，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 一是银行的信贷投放大都数在疫情前（春节前）已经投的差不多，开门红，早投放，早受益。 二是银行业是线上化经营能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很多业务在线上就可以操作。最近几年，大多数银行的网上银行替代率基本都超过了90%。 三是疫情发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宽松，利率在一季度快速下行，导致负债敏感型的银行能快速扩大净息差。数据也表明一季度乃至上半年，银行净息差对利润的贡献大增。 四是利率下行给银行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金融资产带来了不菲的账面浮盈。然而最近一个月利率开始反弹，债券价格波动较大，风险敞口较大的组合可能损失惨重。 五是疫情冲击导致的不良风险还没有暴露，一些风险较大的资产，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可以采取延期展期的方式，潜在损失暂不计入成本（风险成本），等等。 然而数据已经表明，银行卡和消费贷等处于风险边际上的个贷逾期和不良率，最近半年来大幅攀升。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可能是疫情冲击在银行经营数据的显现期。 所以银行在后疫情时期，肯定也会越来越难。但是压力在银行内部的传导路径也不同，就像中国经济的压力首先在低收入阶层上积压，银行的压力也是首先在一线员工身上积压，而科层结构里的中高层，会依然过着“锦衣玉食”、高薪无忧、权力感十足的日子。 所以，如同中国经济收入和财产结构的分化越来越严重，银行系统内的收入结构分化也是越来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不过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缩影： 它膨胀着、僵持着，在一次次“过苦日子”或“崩溃论”的预言中倔强的存在着，看上去险象环生，但大多时候是没完没了的有惊无险。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原因，通过消耗攫取隐忍的底层大多数，来为这个极化的耗散结构补充能量。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多一些历史分析。轻视历史，轻视路径依赖，就难以洞见本质。要对未来做出规划，首先要理解过去——它的基因是什么，曾经有哪些“少年创伤”和“历史记忆”，这直接决定了它现在的组织气质和行为偏好。 绝大多数的特色都是历史形成，只要是历史形成的就很难复制。比如作为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很多银行都去它那里学习，但是基本上没法复制，什么原因？ 原因是招商银行的历史起源就是零售的，它在蛇口成立的时候，就是几十个人，一开始的主要客户就是当地的渔民。这是它的基因，它一开始并不是像国有行那样，深圳也没什么国企，它的红色金融记忆基本上没有。 而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基因，最早可追溯到苏维埃或根据地的工农红军银行，属于军管，具有浓厚的“红色记忆”。建国后内嵌于大一统的计划财政体系，只有财政没有金融，更遑论什么“中央银行独立性”、“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了。 所以首先要清楚中国银行体系的基因是财政。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节奏，因为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是需要强大的财政手段为改革成本融资。上一轮国企改革（下岗和分拆）的大多数成本，转化成了银行坏账（三角债）。继而央行注资，剥离坏账，重组上市，其实穿透到底，不过是一场“坏账货币化”。 政策层的潜意识，最深处的思维，还残存着很多战争记忆。三大攻坚战，防风险攻坚战，这样的战争和革命叙事话语，很可能来自根据地反围剿、反围困的战争记忆。改革是从战争思维的极度不安全感，向和平合作思维转换的过程。改革是一系列思想解放的活动和行动。 与实体经济早在1978年就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不同，真正的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元年，应该是1994年前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承认“市场经济”）。那几年刚开始有了公司法（1993年底通过），继而有了《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等；也是在那几年，上交所、深交所等股市交易所开始建立。因此整个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与经济总体的改革开放相比，晚了整整十五年。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是一系列法律活动和合同文本。法律是金融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有了商业银行法，才有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有了物权法，才有了真正的抵押贷款和按揭贷款。所以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是那些支付结算交易电子系统，而是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赋予了金融产品构成的基本要件。 说到这，补充一个题外话，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本质上应该是金融法制体系的建设，而不是注册不注册、审批不审批的问题。注册制的本质是金融法律体系这个最核心的基础设施。这是我在以前的文章《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中所强调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后，中国的银行业首先做的是商业化，与普遍的国企“政企分开”的大基调保持一致。也就是商业银行要按照商业逻辑经营，按照独立法人的形式，摆脱财政的行政命令保持“独立性”。与此同时，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央银行也开始摆脱财政束缚走向独立（相对）。 然而就在银行摆脱财政的羁绊后，伴随着90年代末的投资过热和收缩，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信用周期，2003年左右银行业的不良率达到了30%左右，“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这次危机是良性的，它直接倒逼了中国银行体系坚定不移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伴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大国运周期，中国的银行业也开始了红红火火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引入战略投资者，资本市场上市等。那个年代，对巴塞尔协议的研究成为中国货币银行学的“显学”，主要的有志于现代化的银行大部分也成立了“新资办”，巴塞尔协议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商业银行“洋务运动”的范本。 但正如同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外来冲击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改良进程，2009年的次贷危机也作为一个严重的外生冲击阻断了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四万亿元救助计划，替代了银行自身的商业化行为。从此，以广义资产负债表大跃进为直观表现的地方政府信用和土地财政扩张运动，逐渐替代了过去的具有“洋务运动”性质的商业银行转型变革。熟悉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那种财政味道，又扑面而来： 在危机面前，改良启蒙变成了财政救亡。在发展是硬道理之前，生存是更硬的道理。 在监管政策的逻辑上，不过是常见的“放-乱，收-死”之间的钟摆，也是冒进、反冒进之间的自我校准。但也总是存在着明显的矫枉过正与一刀切的政策超调。对银行来说，在严监管后的后转型时代，典型的体现则是借鉴“两次大危机教训”和西方影子银行监管的《资管新规》。现实来看，资管新规作为中国金融深化后金融市场的基本法，如何不犯教条主义的失误，则是对监管层和市场的双重挑战。 除了1980s专营化，1990s商业化，2000s资本市场化，2010s影子银行化所组成的制度变迁这一条主线外，另外一条主线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从会计电算化、pos机银行卡、自助银行，到网上银行、开放银行、智能银行，这条银行的生产力变革实际上走的很靠前，甚至超过了发达金融市场国家。从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银行线上化经营能力对新冠病毒的“免疫”。 然而下一步，银行如何从重科技向轻科技转型，真正务实的通过金融科技向客户靠近一小步，从而形成价值创造和银行经营现代化的一大步。这不仅仅是让客户感触到科技的便捷，还要让客户感受到科技的温度和人文关怀。我觉得这才是智慧银行的本意。金融科技只是让银行的肢体更有力量，但智慧银行是银行心智的成熟，是更理解自己和客户。 当制度沿着历史的钟摆回摆的时候，金融科技成为推动中国的商业银行现代化继续前行的唯一力量。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今年或未来几年的时间，疫情叠加宏观大风险，银行尽量少一些浪漫主义的战略、谈转型，多一些现实主义的风险和生存策略。未来几年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九字诀： 知天命，不逾矩，活下去。 知天命，就是要理解新的时期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对于大环境，有三个新常态可以概括：疫情新常态，危机新常态，宽松新常态。 疫情如果成为新常态，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持续提升线上化经营能力，如何根据疫情新常态下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重配资产，开发新模式和新产品，其中蕴含着不少业务机会。 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成为新常态在所难免，习惯了增量经济的银行如何适应“经济停滞模式”。经济停滞之下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增长只能继续依靠负债端驱动（货币宽松）。那么银行在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通过负债端保证流动性，通过强化风控消除极端风险保障安全性，则是后疫情不确定性时代首先需要考虑的。 在安全性上，银行需要学会对两种病毒“免疫”：一种是新冠病毒，另一种是债务病毒。 或者是有毒资产，第一策略就是“增量不要踩雷，存量不要爆雷”。现在银行的资产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那只是时间未到。随着经济下滑持续下去，银行的风险资产也会按照从外围到核心这样的传导结构，逐一爆发。 最外围最市场化的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在疫情冲击下个人收入下降和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快速恶化。 最近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发现，如果今年的GDP增速破4%（大概率），大多数银行没有办法通过压力测试。在较为严重的情景假设下，银行不良率最大将可能突破15%。 在危机新常态下，要从总量危机思维转换为结构危机思维。我一直强调，每一次总量危机的刚兑和救助，消耗和损伤的都是结构。全球金融重商主义和货币大宽松，正在将总量危机异化或转换为结构极化的危机。在这种极化的结构下，银行如何重新定义核心客户和核心业务？ 对应着危机新常态的是政策面的“宽松新常态”。在这种反危机的货币金融大宽松下，受益的当然是金融资本。在美国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大投行，金融资本家。在中国则是大财政，由国有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体系。当危机逼近，政府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三板斧：降息、宽松、扩表。 这三板斧的任意一个，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都是相对正向的（注意不是绝对）。当危机发生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就退化到了最初的状态——为财政服务，承担起政策性银行需要承担的职能。权威话语体系下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回头看四十年来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它真正的本原是什么？是“回归服务政府财政的本原”。 十年前的四万亿，今年的救助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财政的责任，政策性银行干的活，现在要让体量巨大、网点遍布的商业银行承担起来。计划命令下的服务小微和实体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去商业化和去市场化的过程。 这就要银行在“知天命”后，还要“不逾矩”，这是后疫情时期银行生存需要遵守的第二个法则。 何为“不逾矩”，狭义上是指合规，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只是这里的股东是国家，是监管层。广义上则是指遵从商业银行和金融的一般规律，敬畏市场和客户。这是个讲了上千遍的老道理，但是仍然有很多银行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核。 总的来说，不逾矩，也有“三不”，不逾监管之矩，不逾市场之矩，不逾风险之矩。这三个“不逾”同时达到，其实很难。好的银行家就是在这三者之间不断的平衡，找到最佳的“重心”。这实际上与银行家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重心”是一样的道理。 监管、市场、风险三者之间，各有自身意志和内在规律。监管要的是稳定，市场（股东）要的是利润，风险要的是按规律办事。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日，按时种收，不能做违背规律的事情。这三者之间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某一个诉求的过度强势都会造成其他两者难以兼顾，最后异化为“不可能三角”。 而到最后，既是策略也是目标，那就是“活下去”。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依靠什么活下去，道理很简单，客户群。客户永远是一个企业的压舱石，所以首先需要全面对存量客户进行深度数据分析，详尽一切办法拓展新的获客渠道。后疫情时期，拥有扎实客户群的银行才能活下去，活不下去的银行，就是那些被客户用脚投票抛弃的银行。 在这个越来越深的凛冬，在全球经济即将穿越“百慕大”，中国经济即将开启“新长征”的关键历史时段，活下去，或者活着，将是最朴素也是最崇高的命题。
锦州银行2019年年报姗姗来迟，多项财务指标表现仍然较差。 年报显示，2019年，锦州银行资产总额8366.94亿元，同比下降1.1%；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4526.96亿元，同比增长29.7%，但不良贷款率达到7.7%；存款余额4071.13亿元，同比下降8.6%；净损失为11.1亿元。 另外，截至2019年末，锦州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09%、6.47%和5.15%，远低于监管要求。 数据显示，锦州银行在2019年末及2018年末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7.70%、4.99%。去年不良贷款率较上年上升2.71个百分点，锦州银行解释称，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下行，业务所在区域经济形势变差，部分行业客户经营出现困难。 进一步来看，截至2019年末及2018年末，锦州银行公司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7.38%、4.95%；个人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2.38%、8.74%，大幅上升。 根据原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计算和披露资本充足率，2019年末，锦州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5.15%，比2018年末下降0.92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47%，比上年末下降0.96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8.09%，比上年末下降1.03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下降主要是由于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导致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增加、赎回15亿元含减记条款的二级资本债券及增提减值准备使报告期内亏损，令资本净额下降，以及风险资产增长所致。”锦州银行年报称。 不过，今年3月10日，锦州银行发布公告，成方汇达和辽宁金控同意按认购价以每股认购股份1.950元、现金认购合共62亿股认购股份，购股份募集资金净额预计约为120.9亿元，并拟用于补充锦州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 4月3日，锦州银行公告称，已经与成方汇达订立资产处置框架协议，出售处置资产，代价为450亿元，所处置资产的债权本金账面原值为约1500亿元。 若上述定向增发、资产处置事项及债务工具认购事项完成，锦州银行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将变动如下：权益总额将增加115.09亿元至710.15亿元，股本将增加62亿元至139.82亿元，预计资本充足率达到12.56%，较拟资产重组事项完成前提升4.47个百分点，预计不良贷款率为1.95%，较之前下降5.75个百分点，预计拨备覆盖率达到227.94%，较之前上升112.93个百分点。 对于今年疫情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锦州银行称，预计将对整体宏观经济及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贷资产和投资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及资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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