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有可能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消息传开后，有的股民热烈地期盼道：银行入场，中国股市终于可以去散户化了！也有些股民一脸不解：拿存款人的钱去炒股，真的好吗？ 一般人想到银行就俩字：有钱！想到券商也是俩字：炒股！ 所以，看到银行+券商的组合，才会有上面的误会：中国最有钱的机构要来炒股了。 其实，炒股的是基金公司，券商只是负责开户。所以，银行拿下券商牌照，不是下场炒股的，这背后，是一盘大棋，一张徐徐拉开的大幕。 为何不给银行发券商牌照？ 现在为何要给银行发券商牌照？先要了解，之前为何不给银行发券商牌照。 在黄达教授编著的《金融学：货币银行学》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介绍，一言以蔽之，上世纪90年代，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出了风险。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银行业务非常单纯，不存在分业、混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四大国有银行纷纷设立证券营业部，开始了混业经营。 但与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综合经营强调“防火墙”机制（股东层面混业，经营层面隔离）不同，当时我国四大行的混业是真正的“混在一起”，资金调度实质上是一个锅里吃饭，决策则是领导说了算，不同业务之间缺乏防火墙，很快就产生了大量的风险：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热，银行大量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不仅造成股市的剧烈波动和一系列违规事件的发生，而且使商业银行损失惨重，呆账、坏账激增，加大了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明确了严格的分业经营原则，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经营业务，一直延续至今。 问题是，从国际趋势看，混业是主流。 德国、瑞士等国家一直是混业经营状态；美国吸取大萧条的教训，在上世纪30年代确立了分业经营原则，英国、日本效仿，但上世纪90年代，为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和金融业活力，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继解除禁令，默许甚至鼓励大中型银行的混业经营，允许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相互渗透、充分竞争。 可见，并非混业经营从根子上容易出风险，更多地要看能不能正确地“混业”。 当前，随着我国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提升，防火墙问题不再是障碍，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混业经营自然被提上日程。 券商航母，离不开银行 任何变革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已经如此了，券商的业务自有券商来做，保持现状不好吗？为何一定要让银行掺和进来呢？ 在不少人看来，给银行发券商牌照，是出于对银行的偏爱。真相是，要打造能与国际巨头匹敌的“券商航母”，由银行来做胜率更大。 各类金融业务，无论是批发贷款还是投资银行，做的都是风险管理的生意，或分散风险，或转移风险，或对冲风险。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与风险打交道，难免被风险反噬。各类金融机构中，只有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最强，在央行的救助责任之下，银行几乎拥有“不死金身”，而其他金融机构，很容易在时间的长河中落水退场。 所以，打造券商航母，背靠银行，更容易“剩者为王”。 以美国为例，次贷危机之前，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五大独立投行叱咤华尔街，风头和影响力与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银行巨头相比不遑多让。 2008年，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五大投行摇摇欲坠。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相继破产倒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并购，高盛、摩根于2008年9月21日被批准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方才逃过一劫。 正因为此，有人讲2008年金融危机几乎消灭了独立投行，催生了全能银行主导金融体系时代的到来。此言不虚。 就中国而言，商业银行一直是金融体系的压舱石。2019年，国内133家券商，总资产7.26万亿元，仅为银行业总资产的2.5%；净利润1231亿元，也仅为商业银行净利润的6.2%。 只有背靠银行，才能算是航母。 银行不是来做鲶鱼的 还有人讲，银行进入证券行业，会带来鲶鱼效应，刺激证券行业经营效率的提升。问题是，银行这么大体量，可不是来做鲶鱼的，杀鸡不用宰牛刀。 银行入局，着眼点在于直接融资，在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比如，老大难的问题——投贷联动。 投贷联动，将股权投资和银行贷款结合，能发挥“1+1>2”的效果。但投贷联动，需整合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分业经营下的商业银行根本做不到得心应手。 最大的难题是退出问题。投贷联动，讲究“以投补贷”，用投资收益弥补贷款风险损失，但要获得股权投资收益，项目退出是大前提。 对银行而言，只有补齐了券商牌照，前期投贷联动，后期上市辅导，一条龙服务，IPO退出有望，整个业务才能“活”起来。 当前，国内大中型企业杠杆率高企，投贷联动能助其降杠杆；中小企业贷款无门，投贷联动助其获得贷款机会，可谓恰逢其时。 更重要的是，对银行而言，获得券商牌照后，有能力涉足资本市场，还能反过来带动企业深度参与资本市场。 企业的价值创造，存在两个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商品市场中，企业靠销售商品和服务获得营业收入，销售的是过去和现在；资本市场中，企业靠发展前景和预期进行股权融资，销售的是未来。 银行所在的信贷市场，强调还本付息，看重营业收入，聚焦企业在商品市场中的经营；而随着银行获取券商牌照，有能力帮助企业在资本市场卖个好价钱，自然也会引导企业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通过股权融资补充发展资金。 更多地企业参与到股权市场，直接融资也就起来了。 大幕开启 最后一个问题，银行获得券商牌照，对股票市场有何影响？ 就股票市场而言，券商的主要作用有三个，一是帮助投资者开户，向股市输送资金；二是帮助企业IPO，向股市输送上市标的；三是撰写研究报告，影响市场情绪。 就这三点看，券商既是股市的资金入口和上市公司入口，又能左右市场情绪，理应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 但问题是，券商虽然掌握着资金入口，却不掌握资金；虽然为企业提供IPO服务，却从未深度参与过企业的经营发展。所以，中国的券商，在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银行就不同了，银行既是市场中最大的金主，又是绝大多数企业最依赖的金融伙伴，银行入局后，既有能力改善股市的资金面，又有能力改善股市的基本面，自然能给A股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当然，就A股市场而言，仅仅是注入一些活力是不够的。 好在，这几年，从科创板推出、注册制改革，到严打财务造假、严打操纵股价，再到各种措施鼓励长期资金入市…… 一点一点的利好累积，市场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也许觉察不到，只因我们身在其中。 当前，资本市场新一轮的发展大幕也已经拉开。大家不要以为这只和股民相关，很多人魂牵梦萦的风口，就在这大幕之下。 参考资料： 1、黄达，《金融学：精编版：货币银行学：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刘元庆，《信贷的逻辑与常识》，中信出版社，2016.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贷整体规模下降。 为了争夺消费贷市场，银行消费贷利率普遍下调。业内人士表示，近期银行消费贷款利率有所降低，一方面是考虑消费贷利率据LPR及支小、再贷等监管要求优惠制定，要加大对复工复产复市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考虑行业竞争。 在采访中，《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由于现在居民消费欲望还没有大幅回升，消费贷规模增长仍比较难。多家银行开始尝试通过线上拓客、增加场景等方式。近期监管层发布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银行网贷新规”）指出，或将把个人互联网消费贷上限设定为20万元。业内人士认为，之后银行线上消费贷的“价格战”或更加激烈。 消费贷利率持续下降 近期，多家银行降低了消费贷的贷款利率。以招商银行为例，记者注意到，该行APP中宣传道，闪电贷年利率3.96%起，根据规则，深圳、北京、上海、南京等24个城市的客户，如果在今年5月1日至6月19日成功获得闪电贷额度或者4月20日闪电贷额度为0的受邀客户都可以参加。 同时，记者致电了北京地区多家营业网点，国有银行的消费贷贷款利率普遍在4.35%~5.5%之间，也有部分股份制银行的消费贷利率略高在6%~7.5%之间，不过某股份制银行网点人士也坦言，该行消费贷利率已经较此前有所下降。 谈及消费贷利率降低的原因，某城商行个金部人士告诉记者，主要是消费贷产品利率是根据LPR和监管层要求助力企业复产复工、支小、再贷款等优惠政策制定，因此多家银行降低了消费贷利率，使得客户融资成本大幅降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人们消费欲望并不强烈，各家银行争相降低消费贷利率，也是为了争夺消费贷客户。”某股份制银行地方分行管理层如是说。根据央行数据，更多体现消费意愿的居民短期贷款，1～4月仅新增1771亿元，同比大幅少增3614亿元。5月居民短期贷款有所恢复，当月增加2381亿元，同比多增433亿元。 “相比而言，国有银行资金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消费贷的利率能做到更低。不过，作为纯信用类的消费贷利率要想低于4%，银行必须要继续降低成本，利用金融科技赋能，以降低成本。”某城商行信用卡中心人士如是说。 上述城商行个金部人士告诉记者，疫情以来，该行对于消费贷业务的创新主要包括运用互联网、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变革业务模式，依靠申请线上化、审批数据化、用款自主化的数字化经营，提升客户体验和业务办理时效、降低客户成本。“如客户可通过扫码、H5、微信公众号、手机银行等渠道自主线上提交申请，节约时间成本；审批系统对接多家房屋评估专业公司，运用多维大数据，免费实时预评估额度，为客户节约评估时间和费用成本；客户核定额度和有效期内，根据约定的资金用途，贷款资金循环使用、自主支用、随借随还，为客户融资提供便利，降低融资成本。” 最近发布的银行网贷新规中将个人互联网消费贷设定成20万元上限的授信额度。“目前多数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的线上消费贷上限都是30万元或以上，如果新规实施，意味着银行消费贷规模扩张压力更大。从目前的情况看，线上消费贷产品最核心的竞争力还是贷款利率，部分银行后续可能会通过免息、下调利率等方式吸引新增线上用户。”某股份制银行人士如是说。 强化线上营销方式 今年以来，银行加强了对消费贷的推广。王明（化名）在今年3月申请了某股份制银行的房贷。他告诉记者，当时银行向其建议，如果他帮忙推广该行的线上消费贷产品，每成功推荐一个客户获取了该消费贷的贷款额度，就可以给王明降低0.01%的房贷利率。 郑州银行小企业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行主要是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三方面来增加消费贷规模。其一是清单筛选式营销。“主要是采用目前业界最常见的‘大数据’营销手段，在‘数据仓库+模型筛选+目标客户清单’基础上，通过清单筛选方式产生目标客户群；这类客群可用于事件式营销，即由在营销服务和业务处理环节向客户发起信息推送，或由银行人员进行营销电话、营销短信、动账信息触达，或借助平面媒体、移动终端等平台进行营销信息推送。” 其二是模型触发式营销。上述负责人指出，重点是探索“大数据”营销手段，在“客户条件库 +模型筛选+事件触发”基础上，进行接触式营销。“一方面，借助客户到网点办理业务、打电话咨询、使用自助设备办理业务或通过POS消费等时机，对客户进行信贷产品或信贷服务信息推送；另一方面，制定某类客户或信贷产品的服务方案，当客户满足某个条件或达到某标准时及时向客户提供相关信贷产品或信贷服务信息，可广泛用于消费贷款、线上场景贷款。” 其三是大数据预测营销。“借助潜力挖掘或事前营销，使贷款营销更具前瞻性，范围更广，与客户契合度更高。在广泛搜集客户金融与非金融信息的基础上，预测目标客户潜在的信贷需求，配套研发和销售符合客户预期需求的信贷产品。”上述郑州银行小企业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如是说。 在利用金融科技做大消费贷的同时，银行业在不断加强风控手段。前述城商行个金部人士告诉记者，该行的消费贷款建立了以内外部数据为基础，以决策引擎等专项技术为依托打造自有风控体系，形成包括反欺诈模型、征信评分模型、定价模型、交叉营销模型、行为/催收模型的智能模型群。
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也处于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需要消化和出清掉上一轮重工业时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从商行向投行的进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意味着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一般的规律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带来了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反哺实体经济，推动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和结构升级。 这是理想中的经济-金融良性双向循环格局。但在现实中，由于金融是经营杠杆和风险的，具有不同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往往会放大经济波动，出现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同时，金融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脱离实体经济“自生长”、“自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给实体经济带来伤害。这是全球经济一百年以来一直发生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矛盾，已经成为决定当前我国经济稳健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造成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政策监管层的多重考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大幅滞后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属于国有，金融监管类似计划经济）。 这导致了，在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以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体系，依然只能服务于具有抵押品和政府信用的“高评级”传统产业，缺乏与实体经济发展节奏相适应的，面向未来新兴产业的风险甄别和资产定价技术。 于是一个悖论式现象出现：一面是规模不断膨胀成为全球第一金融产能的商业银行体系（300万亿元），另一面则是融资难融资贵的新兴技术企业和死气沉沉近乎停滞的资本市场。换个说法，这个矛盾的表述则是： 新兴产业企业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综合化金融服务需求，与传统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和不足之间的矛盾。 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矛盾。这个矛盾导致的进一步的现象就是：资产荒。但资产荒本身又是个伪命题，资产荒的本质并不是核心资产的贫乏，而是银行核心能力的贫乏，缺乏相应的风控和定价技术来创造资产。 这一切问题，都在指向同一个解决方案：拓宽商业银行的能力边界、推动商业银行自身的迭代升级——所谓的金融供给侧改革。 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金融体系的进化。如果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创新和技术驱动的轻资产模式，金融生态也应该从商业银行进化到投资银行。但这种进化何其难？商行和投行，模式和文化上的差异，不亚于从水生动物到陆生动物。 商行与客户之间是债权关系，需要抵押物和随时的回款，银行家与企业之间往往只能锦上添花而很难雪中送碳，因为债务契约关系决定了信贷的固定利息，无法承担过多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了经济下滑期或风险暴露期，银企关系的这种脆弱性。 而投行与客户之间则是一起成长的合伙人关系（跟投），即使不跟投仅仅是包装上市（IPO），那也需要长时间的尽调和深入了解。投行家需要真正的与企业家站在一起，共同分享成长的收获和不确定的风险。投行家是具有金融家精神的，同时也是最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 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也处于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需要消化和出清掉上一轮重工业时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从商行向投行的进化。只有真正的投行发展起来，才会创造更多的“核心资产”，才能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输送给更有价值的投资标的。 那么具体到中国的实践，如何推动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进化？其实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努力，在2013年左右形成了“大资管+泛投行”的整体格局。但是正如我旧文《凛冬已至，还有多少人假装干银行》中所说的，中国的商业银行过去做的，究竟是投行还是通道？ 在没有券商牌照，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和科学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很难做出真正的投行业务。那么如何在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结构的金融生态系统内，生出投资银行的果实，可以借鉴同样是制造业大国的德国的经验——大力发展全能银行。 但是要记住一点，全牌照并不一定代表“全能”，全能银行需要经过长期的能力建设。 最近热议的证监会给商业银行发券商牌照的新闻，可能就是政策层在向全能银行的方向上做打算。发放牌照只是第一步，通过牌照扩展商业银行的功能边界，为其向投行模式的进化打开空间。在当前的局势下，这样做的目的和逻辑是什么呢？ 一是前面一直强调的，通过全能银行的模式，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在当前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下，通过扩大商业银行的服务范畴，更好的给中小民企尤其是新兴技术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助推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二是更好的完善金融产业链、价值链，并将风险内化在微观金融机构层面。商业银行取得券商牌照后，加上原来已经获批的理财子公司，就可以在其系统内部构成“投行+资管”的双轮驱动格局。投行负责制造和形成底层资产，资管负责组装和包装成产品进行出售，这样就形成了内在的闭环，拓展了大型银行集团内部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由于产业链分割造成的风险。要知道，金融产业就是经营风险并具有外部性的行业。 三是符合当前全球放松金融监管的大趋势。此次疫情发生后，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但是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仍然处于2010年7月奥巴马政府签署的有史以来最严的金融监管法案之下，货币宽松释放的货币无法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入企业和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后，特朗普政府开始放松监管，并且全球开始进入新一轮金融监管宽松和混业化经营趋势之下。通过发放券商牌照给商业银行，形成全能银行的经营格局，可以更好顺应全球监管趋势。 四是提高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尽管中国的金融业规模庞大，但是缺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更多的是依靠牌照垄断和国家隐形保护寄生发展的商业银行。这显然不利于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众所周知，过去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但是对外投资收益却一直逆差，原因就是中国缺少懂国际规则和国际关系，具有跨国投资能力的大型投资银行。全能银行的塑造，或许可以改变这个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决心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或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国家金融能力。疫情常态化和危机常态化的动荡时期，各国开始强调国家能力。尤其是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后，开始强调美国至上，强调国家主义，逐渐将过去普通的金融市场竞争，通过国家力量（美联储和大型金融集团）的介入，染上了金融战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如何维护，我觉得国家金融能力的建设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借鉴迈克尔曼和福山等政治学者的思想，可以将国家金融能力从三个纬度进行界定： 一是国家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能力，这既包括货币政策等常规政策执行和传导能力，又包括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等对微观金融机构的直接管理能力，当前尤为重要的是金融体系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缓释能力。 二是金融体系的法治建设和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能否在一个法治的体系下进行日常的监管和金融交易，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法律是否健全，能否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对正在推进注册制改革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三是有一批卓越的既有国际专业水平，又着眼于长远发展和具有金融职业素养的金融家。这些金融家首先具有现代金融伦理和职业操守，不是短视的投机主义分子，他们致力于这个行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因为没有行业和国家的大环境，个体也难以容身。其次要有国际法务、会计、交易等实操经验。金融是一项实践活动，经验或许比理论更加重要，也更加稀缺。第三，这一批金融家虽然有国家意识，但是更多的是开放的思维，具有充分的文化兼容能力和开阔的视野和心胸。 可以说，国家金融能力，实质上是金融市场化、自律性和开放性的内在统一。国家金融能力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对抗（所谓金融战），而是合作。 总之，给银行发券商牌照，虽然还没活得官方的正式认定，但是走全能银行这条道路的方向或许已经看清楚了。当然，两种文化兼容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短期内绝非能够完全解决。不过，只要坚定的走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模式，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内生进化也不是不可能。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让金融力量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才会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国家金融能力。
6月28日晚间，证监会回应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称，关于如何推进，有多种路径选择，现尚在讨论中。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 金融业混业经营再起风声，监管层未明确给出论调，但字里行间仍搅动周一A股行情。6月29日早盘，银行股集体高开，券商股集体下挫，其中中国银河一度跌超5%。 水皮：券商与银行难解的情缘 财经评论家水皮认为，证监会的回应有两个要点，一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高品质投资银行部署，二是提高直接融资，加快资本市场的IPO需求。 根据安永相关报告，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IPO活动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国内地和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小，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A股市场共有120家公司首发上市，筹资1,399亿元，IPO数量和筹资额同比分别增加88%和132%。其中，科创板继续推动A股IPO活动，IPO数量在A股各板中分列第一(39%)。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加速度，水皮认为，从科创板推出注册制到创业板注册制，以及本周即将开始的新三板精选层的发行，其实都是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行当然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从市场来看，纯投行的券商过去只有中金一家，主要是做海外IPO承销，基本上没有营业部。其他的券商基本上都是做零售的，专业做投行的力量并不强。平安证券以前做的还不错，但是自从出事以后，整个团队基本上散掉了。现在IPO数量较多的是中信和中信建投。 但是实际上，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也并非是特别专业的投行，他们的投行业务在整个业务板块里占比较低，相距仍较大。基于此，水皮认为，为了提升资本市场的贡献度，特别是提升IPO和直接融资的专业度，也为了壮大与国际投行的竞争能力，培育专业的、高品质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投行的确应该列为目标。 除此之外，目前国内券商的估值并不低，与营收规模相比，国内券商的市值处在高位。例如，中信证券的市值为3000亿元，是650亿美元市值的高盛的75%，但其营收规模约有七、八倍的差距。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中信证券营收120亿元，高盛营收120亿美元。 水皮认为，提出银行可以发展券商业务的原因，或一方面是想发挥银行的客户渠道、资金转换的优势；另一方面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自身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任何一家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规模都不是券商可以比拟的。 水皮坦言，目前六大银行都是副部级的单位，包括保险公司现在也有副部级，但券商中没有一家能有这个层级。券商市场化程度较高，说明券商在金融体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种类，发展空间较大。早期的中国券商都是证券交易营业部，基本上都是银行的营业部派生出来的，属于银行创设。同时，早期的券商从业人员基本上都是银行系，比如现在的海通证券实际上就是交通银行创办的。 纵观历史，中国很多金融机构脱胎于银行，早年间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只有银行，所以券商跟银行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5年3月9日，市场上盛传工商银行提交券商牌照申请的消息，当天银行股大涨，工商银行、建行，中行、农行都是大涨4%左右，但是后来又不了了之。股灾后这个事情就被搁置下来，如今旧话重提，背景又不太一样了。现在是在一个金融开放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而且是一个复工复产重启经济的背景下，意义就更不一样了。 金融业混业经营：花落谁家？ 6月27日，财新周刊援引权威人士消息称，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或将从几大商业银行中选取至少两家试点设立券商。 6月28日晚间，证监会对此进行回应称：“我们已关注到媒体报道，证监会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需要向市场通报。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关于如何推进，有多种路径选择，现尚在讨论中。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 此前，2015年初，证监会表示，正在研究落实“国九条”(《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要求，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研究证券期货业务牌照管理制度，以及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期货业务牌照有关制度和配套安排，相关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需履行必要程序。 彼时，时任证监会发言人张晓军表示，证监会正在研究商业银行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券商牌照的制度和配套安排，但政策落地尚无明确时间表。5年过后，随着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这一部署有望落地。 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一直是证监会的发力方向。2019年11月，证监会网站公布33条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答复的函和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议的答复。证监会表示，积极推动打造航母级头部证券公司，支持各类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上市融资和再融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几天前，2020年6月18日，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继续支持本土机构充分利用上海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国泰君安发布研报称，和国外较为成熟的混业经营体制相比，我国由于金融分业经营限制，券商行业虽公司数量众多，但在较多维度上都和国外大型券商相去甚远。而此次监管考虑将券商牌照开放给商业银行，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也是意在帮助国内券商行业朝着“中国高盛”的目标再近一步。 国泰君安认为，喜提券商牌照对商业银行来说是绝对利好，但短期来看，对银行基本面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成立券商子公司对银行的资本金消耗不大。长期来看，银行混业经营加深，将提高银行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财务上将提升非息收入占比，缓解息差收窄造成的盈利下降压力。 根据媒体援引消息，会有两家商业银行率先试点券商业务，那么这两张券商牌照将花落谁家？国泰君安以综合经营、利润贡献、子公司实力等维度评判，认为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可能性较大。
6月29日，中国民生银行如期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和2020年第一次A股/H股类别股东大会。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主持大会。 股东会上，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董事会秘书白丹等人先后宣读了中国民生银行2019年度报告、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利润分配预案、董事薪酬报告等相关议案。 （民生银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银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最后一项议案中，民生银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选举高迎欣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据悉，该议案为民生银行此前公告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后，6月6日增加的临时提案。 民生银行表示，2020年6月5日，其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高迎欣先生为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现建议股东大会选举高迎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而就在高迎欣被提名为董事会执行董事的当天，民生银行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史玉柱在微博指出，民生银行董事会已经超龄服役。 “将来谁主持民生大局我都支持，但以董事长为首的管理层的收入，必须与公司市值挂钩。另外民生有大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应该大胆破格提拔到各级管理层里，不能再论资排辈。” 史玉柱在其个人微博表示。 早在5月29日，中国民生银行召开全行干部会议，宣布高迎欣任民生银行党委书记。 民生银行公开信息显示，今年5月加入民生银行前，高迎欣自2018年1月至2020年5月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担任中国银行执行董事，2015年3月至2018年1月担任中银香港非执行董事，2015年2月至2018年1月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受疫情影响，民生银行推迟了董事会换届工作。2月28日，民生银行公告称，第八届董事会换届工作需相应延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将顺延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八届董事会为止。目前，民生银行新一届董事候选人名单尚未出炉。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商业银行已经告别过去靠存贷利差“躺赢”的时代。支付收单业务凭借其同时连接B端和C端以及资金流、信息流、数据流“三流合一”的属性，成为各大机构的必争之地。如今，支付收单业务的疆域早已从单一的支付结算服务拓展为涵盖会员管理、征信、信贷、理财、大数据的全方位一体化服务。移动互联时代，支付与场景的结合更加紧密。用户包括支付在内的所有行为都自然融入到衣食住行等具体的场景中。如何以支付收单为切入点，打好场景金融建设和网点系统化转型的突围攻坚战，成为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支行收单市场的发展概况(一)监管政策趋严，行业竞争日益规范2019年，“断直连”与备付金集中存管等市场规范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市场主体进一步回归本源。2019年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指出，要加大科技赋能支付服务力度，推动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研究制定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标准，统一条码支付编码规则、构建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体系，打通条码支付服务壁垒，实现不同APP和商户条码标识互认互扫。条码互通将迫使掌握自有商户资源的支付机构全面对外开放，促进支付产业链上的收单方、账户方等各个角色职能归位、各司其职。未来，监管机构将持续完善支付市场顶层设计，加强支付体系法治建设，引导支付机构合规经营，为支付市场健康发展营造更为有序的生态环境。在强监管背景下，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利润空间有所收窄，商业银行支付收单业务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二）金融科技渗透，移动支付稳步增长随着金融科技渗透至支付结算领域，移动支付以其高效、便捷的特性成为当中青年消费人群最受欢迎的支付模式。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2019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移动支付与居民日常生活各类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分别有98.1%、78%和78%的用户在购买生活用品、公共出行和公共缴费场景中使用移动支付。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2157.23亿笔，金额6142.97万亿元。其中，移动支付业务605.31亿笔，金额277.3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1.19%和36.69%。截至2018年末，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6.59亿人。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75.97亿张，人均持卡量为5.46张，同比增长12.91%。同时，银行卡交易量继续增长。2018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2103.59亿笔，金额862.1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77%和13.19%，日均5.76亿笔，金额2.36万亿元。(三)C端格局已定，B端市场前景广阔目前，C端支付市场趋于饱和，基本形成了支付宝、财付通为首的“双寡头”竞争格局。随着移动互联网红利的逐步消逝，C端市场除了通过场景和技术变革进一步挖掘潜力外，已经难以保持前几年较高的市场增幅，B端市场和海外市场逐步成为巨头争夺的重点。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小微商家对收单业务的需求提升。2018年中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1020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规模达7328.6万户，小微市场主体规模庞大，为B端支付收单市场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截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联网POS机已达3287.3万台。虽然，大型商业银行在B端商户资源和管理能力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支付宝、微信凭借其完善的生态圈布局和强大的科技支撑，也开始加快布局B端市场。2019年上半年，支付宝率先推出蜻蜓2.0刷脸支付，上线区块链就医系统和垃圾分类系统，继续向“本土生活”推进。微信支付通过微信卡包、小程序等功能插件将个人客户和商户紧密联系起来，在为商户提供营销资源和会员管理服务的同时，实现了客户的线上线下双向引流。支付收单业务的战略定位虽然支付、结算、汇兑等中间业务在银行诞生初期就有了，但那时候大多数银行并没有意识到支付市场的重大变革对于重塑银行业的意义。直到互联网巨头以支付为剪刀，剪开了银行金融业务的口子，商业银行才开始认识到支付其实是场景金融建设的关键闸口。如今，随着移动支付的深入发展，传统的银行卡支付收单业务已经演变成“支付收单+增值服务”的多元化生态体系。支付收单业务成为商业银行的基础性、战略性业务。·支付收单业务是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拉动内需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举措。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9.0%；消费对GDP贡献率达到76.2%，比上一年提高18.6%。支付收单业务以其与各类消费场景密不可分的特性，成为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抓手。·支付收单业务是商业银行建设场景金融的重要突破口场景金融，即将金融需求融入到日常生活场景中，以场景为核心向用户提供金融服务。场景金融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降低了银行的获客成本，提高了用户粘性。在场景金融中，没有场景就没有支付，没有支付就没有金融，场景是核心，支付是入口，金融是附加服务。商业银行只有深耕高频消费场景，把握C端客户和B端商户的流量入口，才能为客户定制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支付收单业务是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的利器银行内部的同质化竞争和第三方机构向金融领域的延申给传统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转型压力。作为商业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最频繁的领域之一，支付收单业务已经成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突破点。支付方式的加速变革和收单终端的不断创新推动着商业银行向智能化、场景化、精细化、定制化的服务模式演进。·支付收单业务是商业银行挖掘客户综合价值的切入点如今，支付收单业务的范畴早已从单一的支付服务拓展为涵盖信贷、征信、理财、会员管理、大数据的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因此，支付收单对银行产生的收益是多维度的。除了中间业务收入以外，还可以为支付用户提供消费信贷服务，为收单商户提供包含对公结算、代发工资、融资贷款、投资理财在内的综合服务。商业银行发展支付收单业务的问题和挑战(一)业内同质化竞争，业外第三方渗透在支付收单领域，商业银行面临着来自银行同业以及支付宝、财付通、银联商务、拉卡拉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双重竞争。一方面，各大银行纷纷通过费率优惠、赠送机具、联合营销、增值服务以及与服务商合作拓客等手段抢占支付收单市场。公共事业单位和大型商户往往会向多家银行公开招标，而银行同业提供的支付收单产品如出一辙。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机构凭借其场景和技术优势以及在垂直行业和细分领域的专业化能力，在支付收单领域迅速发展。从交易金额看，支付机构在数量级上仍显著低于银行，但亦呈稳步提升趋势。2013~2018年，非银支付网络支付交易金额由10万亿元增至208万亿元，与银行业电子支付金额之比也由0.9%提高到9.2%。(二)科技力量薄弱，客户体验较差支付收单行业是金融科技的应用高地。和BATJ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相比，商业银行在技术、产品、服务等方面难以跟不上市场加速迭代的需求，使得客户体验较差。银行的支付收单产品在支付效率、到账时间、系统稳定性、功能完备性、身份认证方式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生物识别等技术的加速迭代，未来刷脸支付、虹膜支付等新兴支付模式将推动支付收单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加快支付收单领域的金融科技应用和创新，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客户体验，是商业银行当下最为迫切的需求。（三）场景建设薄弱，生态布局单一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商业银行过去将重心放在“存贷汇”基础业务上，忽视了“场景”对于金融服务的重要性。而阿里巴巴和腾讯正是分别掌握了网上购物和虚拟社交的高频场景，积累了大量的线上流量，才进一步向线下场景扩展，开拓了原本属于银行的线下支付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从而形成了对高频消费场景的广泛布局和无所不至的生态圈触角。换言之，阿里巴巴和腾讯采取的是“先场景，后金融”的进攻策略，而我国的商业银行则被动采取了“先金融，后场景”的反击策略。如何依托各类支付场景，“化金融服务于无形”，是传统商业银行发展支付收单业务的一个关键突破点。商业银行发展支付收单业务的对策和建议商业银行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业务闭环和生态体系，以整体规划、重点突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策略，以支付收单业务为突破口，打好场景金融建设和网点系统化转型的突围攻坚战。一是以支付收单为突破，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与第三方机构相比，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优势在其能够依托发卡侧和收单侧的双重身份，为C端客户和B端商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具备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没有的账户管理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随着账户侧扫码支付、NFC支付等逐渐普及，商业银行在收单侧也要不断推出创新智能扫码支付终端，适应消费者新的消费习惯，不断渗透至各个线下消费场景。同时，商业银行要以支付收单为入口，为各类客户和商户提供投资理财、融资贷款、代收代付等综合金融服务。二是以下沉市场为阵地，挖掘县域地区长尾市场。随着部分一、二线城市人口回流，移动支付普及率逐渐渗透以及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下沉市场显露出巨大的消费潜力。下沉市场已成为阿里、京东、拼多多等电商企业的主战场。阿里巴巴2018年财报显示，淘宝新增用户中77%来自下沉市场。商业银行应积极布局下沉市场，以支付收单业务为突破口，分析下沉市场用户画像，深入挖掘客户综合价值。三是以金融科技为支撑，提升产品服务专业能力。支付与清结算服务是金融科技的核心应用领域。而科技一直是传统商业银行的短板。靠压低费率抢夺客户的策略不具有可持续性，只有紧跟支付行业科技变革的趋势，提升支付收单产品和配套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才能真正把客户“留下来”。一是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与分布式、大数据、物联网以及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的应用，驱动软件及服务产品智能化迭代；二是在支付收单解决方案的设计上，银行不能将已有的产品简单地“拼凑”、“打包”、“硬塞”给客户，而是要立足真实场景和客户体验，为客户提供“支付/收单+理财+信贷”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四是以合作共赢为原则，加深行业内外多方合作。闭门造车早已不可取，完全依靠自建系统和产品很容易与市场需求脱轨。依托互联网企业和优质服务商对支付市场的敏锐触觉，改造和完善银行支付收单产品，是必行之路。一是加强与头部互联网企业合作，加快条码互扫互通技术的试点和落地，借助其生态圈资源开展营销活动；二是加强与服务商的合作，共同制定垂直行业解决方案，开展联合拓客活动，从而弥补银行技术短板；三是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合作，共建行政事业、民生缴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类场景。五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加快推进场景金融建设。一是融入场景，建立开放的金融服务平台，与掌握场景的互联网平台、生活服务类企业开展广泛的跨界合作；二是自建场景，以银行现有的线上线下场景为基础，进一步寻找细分市场，尽早构建自有的“生活+金融”一体化生态圈；三是在不同的消费场景中，为客户提供不同的支付收单方式。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2019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高速付费通行场景中，用户最愿意使用的移动支付方式是ETC支付；分别有63.8%和60.3%的用户认为公交地铁和医院是市场主体最应加强移动支付应用的场景。六是以线下网点为核心，打造合纵连横营销布局。一是发挥网点向周边商户的辐射能力，形成以网点为核心的用营销生态圈闭环；二是加强重点场景所在行业的产业链的纵向营销，依托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全力营销上游批发类和下游零售类实体商户；三是联动实体场景和网络场景，将线上营销和线下营销相结合，充分挖掘线下商圈和线上平台的客户资源；四是建立地推团队和配套激励政策，由传统的“坐商”向“行商”模式转变。
“证监会有可能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消息传开后，有的股民热烈地期盼道：银行入场，中国股市终于可以去散户化了！也有些股民一脸不解：拿存款人的钱去炒股，真的好吗？一般人想到银行就俩字：有钱！想到券商也是俩字：炒股！所以，看到银行+券商的组合，才会有上面的误会：中国最有钱的机构要来炒股了。其实，炒股的是基金公司，券商只是负责开户。所以，银行拿下券商牌照，不是下场炒股的，这背后，是一盘大棋，一张徐徐拉开的大幕。为何不给银行发券商牌照？现在为何要给银行发券商牌照？先要了解，之前为何不给银行发券商牌照。在黄达教授编著的《金融学：货币银行学》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介绍，一言以蔽之，上世纪90年代，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出了风险。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银行业务非常单纯，不存在分业、混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四大国有银行纷纷设立证券营业部，开始了混业经营。但与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综合经营强调“防火墙”机制（股东层面混业，经营层面隔离）不同，当时我国四大行的混业是真正的“混在一起”，资金调度实质上是一个锅里吃饭，决策则是领导说了算，不同业务之间缺乏防火墙，很快就产生了大量的风险：“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热，银行大量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不仅造成股市的剧烈波动和一系列违规事件的发生，而且使商业银行损失惨重，呆账、坏账激增，加大了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明确了严格的分业经营原则，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经营业务，一直延续至今。问题是，从国际趋势看，混业是主流。德国、瑞士等国家一直是混业经营状态；美国吸取大萧条的教训，在上世纪30年代确立了分业经营原则，英国、日本效仿，但上世纪90年代，为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和金融业活力，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继解除禁令，默许甚至鼓励大中型银行的混业经营，允许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相互渗透、充分竞争。可见，并非混业经营从根子上容易出风险，更多地要看能不能正确地“混业”。当前，随着我国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提升，防火墙问题不再是障碍，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混业经营自然被提上日程。券商航母，离不开银行任何变革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已经如此了，券商的业务自有券商来做，保持现状不好吗？为何一定要让银行掺和进来呢？在不少人看来，给银行发券商牌照，是出于对银行的偏爱。真相是，要打造能与国际巨头匹敌的“券商航母”，由银行来做胜率更大。各类金融业务，无论是批发贷款还是投资银行，做的都是风险管理的生意，或分散风险，或转移风险，或对冲风险。“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与风险打交道，难免被风险反噬。各类金融机构中，只有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最强，在央行的救助责任之下，银行几乎拥有“不死金身”，而其他金融机构，很容易在时间的长河中落水退场。所以，打造券商航母，背靠银行，更容易“剩者为王”。以美国为例，次贷危机之前，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五大独立投行叱咤华尔街，风头和影响力与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银行巨头相比不遑多让。2008年，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五大投行摇摇欲坠。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相继破产倒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并购，高盛、摩根于2008年9月21日被批准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方才逃过一劫。正因为此，有人讲2008年金融危机几乎消灭了独立投行，催生了全能银行主导金融体系时代的到来。此言不虚。就中国而言，商业银行一直是金融体系的压舱石。2019年，国内133家券商，总资产7.26万亿元，仅为银行业总资产的2.5%；净利润1231亿元，也仅为商业银行净利润的6.2%。只有背靠银行，才能算是航母。银行不是来做鲶鱼的还有人讲，银行进入证券行业，会带来鲶鱼效应，刺激证券行业经营效率的提升。问题是，银行这么大体量，可不是来做鲶鱼的，杀鸡不用宰牛刀。银行入局，着眼点在于直接融资，在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比如，老大难的问题——投贷联动。投贷联动，将股权投资和银行贷款结合，能发挥“1+1>2”的效果。但投贷联动，需整合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分业经营下的商业银行根本做不到得心应手。最大的难题是退出问题。投贷联动，讲究“以投补贷”，用投资收益弥补贷款风险损失，但要获得股权投资收益，项目退出是大前提。对银行而言，只有补齐了券商牌照，前期投贷联动，后期上市辅导，一条龙服务，IPO退出有望，整个业务才能“活”起来。当前，国内大中型企业杠杆率高企，投贷联动能助其降杠杆；中小企业贷款无门，投贷联动助其获得贷款机会，可谓恰逢其时。更重要的是，对银行而言，获得券商牌照后，有能力涉足资本市场，还能反过来带动企业深度参与资本市场。企业的价值创造，存在两个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商品市场中，企业靠销售商品和服务获得营业收入，销售的是过去和现在；资本市场中，企业靠发展前景和预期进行股权融资，销售的是未来。银行所在的信贷市场，强调还本付息，看重营业收入，聚焦企业在商品市场中的经营；而随着银行获取券商牌照，有能力帮助企业在资本市场卖个好价钱，自然也会引导企业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通过股权融资补充发展资金。更多地企业参与到股权市场，直接融资也就起来了。大幕开启最后一个问题，银行获得券商牌照，对股票市场有何影响？就股票市场而言，券商的主要作用有三个，一是帮助投资者开户，向股市输送资金；二是帮助企业IPO，向股市输送上市标的；三是撰写研究报告，影响市场情绪。就这三点看，券商既是股市的资金入口和上市公司入口，又能左右市场情绪，理应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但问题是，券商虽然掌握着资金入口，却不掌握资金；虽然为企业提供IPO服务，却从未深度参与过企业的经营发展。所以，中国的券商，在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银行就不同了，银行既是市场中最大的金主，又是绝大多数企业最依赖的金融伙伴，银行入局后，既有能力改善股市的资金面，又有能力改善股市的基本面，自然能给A股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当然，就A股市场而言，仅仅是注入一些活力是不够的。好在，这几年，从科创板推出、注册制改革，到严打财务造假、严打操纵股价，再到各种措施鼓励长期资金入市……一点一点的利好累积，市场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也许觉察不到，只因我们身在其中。当前，资本市场新一轮的发展大幕也已经拉开。大家不要以为这只和股民相关，很多人魂牵梦萦的风口，就在这大幕之下。参考资料：1、 黄达，《金融学：精编版：货币银行学：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 刘元庆，《信贷的逻辑与常识》，中信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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