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在满足居民和企业投融资需求、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在日前由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专委会主办、平安资产管理公司承办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合作与发展圆桌会议”上，与会的业内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随着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作为大资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和保险面临着转型发展的压力和挑战，这需要两个行业之间深化交流合作，在不确定性面前，通过合作创造更多的确定性。 银行资管业务回归本源 中国银保监会创新部副主任蒋则沈在发言中表示，资管新规的发布和实施，对资管行业整体变革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银行理财首当其冲。从过去两年银行理财的发展来看，改革转型、回归本源，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关键词和普遍共识。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资管产品总额接近82.9万亿元，规模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四分之一，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资管业务主体均参与其中。其中，银行保险资管余额45.6万亿元，占据我国资管市场的半壁江山。 蒋则沈认为，从资管机构自身看，资管新规发布后，监管部门从坚守风险底线出发，坚定推进银行业、保险业资管业务转型，坚决遏制影子银行风险，下大力气拆解交叉金融多层嵌套，引导资管业务回归本源。银行理财业务法人化转型是重要的政策着力点，这一政策旨在引导强化银行业务与理财业务的法人隔离，推动银行理财进行独立化、专业化、市场化改革。 “改革的既定方向就是为了让银行理财坚定受托理念，形成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事、专业的能力管专业的钱。从金融业功能来看，资金融通是其本质职责，资管行业作为金融业的组成部分，如何发挥好资管理财的金融功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和市场需求，既是我们的课题也是任务。”蒋则沈认为，资管行业要主动适应直接融资体系建设的特征和进程。未来，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将更加多元化、多层次化，金融机构对于资产的生成和定价也将更加丰富灵活，资管行业运营模式发展创新正当其时。 保险投资多元化趋势明显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近21万亿元，保险资管在资管行业中逐渐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保险资管以管理长期资金、追求绝对收益见长，在资产负债管理、大类资产配置、固定收益投资等方面具有优势。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曹伟清在发言中表示，面对资管行业改革转型，要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业务质效，打造“一核五能”能力体系，即以价值创造为核心，锻造以投研能力为根本、风控能力为基石、运营能力为保障、科技能力为引擎、机制创新为动力的五大能力。 曹伟清认为，保险资管机构管理长期资金经验丰富，风控体系较为完备，投资回报稳健，服务实体经济和深度参与养老金管理的能力较强。未来，保险资管行业与银行理财机构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也具有坚实基础。 银保资管合作出现新契机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在发言中表示，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保持着多层次、广纬度、深融合的合作态势，在支持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随着资管新规的发布和银行理财公司的成立，银行资产管理与保险机构资产管理的合作也展现出新的契机。 “目前，银行及理财子公司与保险已在资金委受托、资本补充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时在养老金融产品、不良资产处置等领域开展积极探索。”曹德云说。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银行理财资金以专户形式委托规模达1338亿元，购买保险资本产品规模达4426亿元，保险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达2840亿元。 与会人士表示，在项目资产合作方面，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深厚的客户基础。近几年，随着监管改革，银保资管合作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在保险资金项目投资过程中，商业银行承担独立监督人和资产托管人角色，成为保险资管产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银行在加速不良资产处置的过程中，存在与保险资金相吻合的资产，即不良资产当中的优质资产。 就银保渠道如何深化合作，曹伟清建议，一是在长期资产管理上可以加强优势互补。商业银行持有大量长期信贷资产，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为保险资管提供长期资产；同时，商业银行也盘活了长期资产，腾挪出更多信贷资金，达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二是在股权投资管理方面加强合作。保险资管机构具有股权投资能力优势，具备条件成为扩大直接投资、增加股权投资、降低宏观杠杆率的中坚力量，有利于扩大股权类金融资产供给，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在养老金管理上，银行业和保险资管业加强横向业务沟通合作，可以共同提升养老金、企业（职业）年金的管理服务水平，助力国家多层次养老金体系构建，共同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四是在产品投资管理上，银行理财在预期收益型向净值型转变过程中，对于低波动、绝对收益特征的产品尤其重视，而保险资管具备的绝对收益特色和风险管理优势恰好与之匹配。未来，银行理财产品可以直接投资保险资管产品，保险资管机构也可以直接作为银行理财的投资顾问提供投研服务。
“债券的配置是银行一项重要业务，但近期的信用债相关事件目前对南京银行未造成负面影响。其一，南京银行配置债券主要以国债、国家政策性和国有银行债等为主，这类债券是中国安全性最高的金融资产。其二，南京银行不仅有优秀的债券资产管理的团队，同时风控一直都做得规范审慎。”南京银行董秘江志纯在该行近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上说。 近期信用债违约事件引发了一定的市场波动，由于银行是债券市场的最大持有机构，其所受影响也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据《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因总体违约率并不高，近期信用债的违约事件对银行总体影响有限。专家同时认为，此次风波后，“刚兑”信仰进一步被打破，不仅有利于债市风险有序出清，也有利于推进更加市场化的风险定价，这将进一步促进银行投资者提升投资研究能力。 总体风险可控 银行所受影响有限 “理性看待信用债违约。”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 近期以华晨汽车、紫光集团、永城煤电控股集团等为代表的信用债违约事件连续出现，引发了一定的市场风波。高信用债券违约后，银行作为债券市场的最大持有机构所受影响几何广受关注和讨论。 受访专家分析认为，作为一种无抵押的固定收益的债务工具，信用债性质上类似于银行信用贷款。受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及今年突发疫情影响，部分债券出现信用风险是一件可以预料的事情。与此同时，从违约债券占整个发行余额的比重来讲，仍远远低于银行信贷不良，总体风险在可控之内。 “与前几年相比，今年以来信用债的违约数量和规模并没有显著上升，还是正常的信用风险表现。尽管银行持有不少信用债，但是因为总体违约率并不高，所以总体上对银行影响有限。”曾刚表示。 据浙商证券研报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共有110只债券出现违约，违约金额约1262.83亿元，违约金额和去年同期相差不多，但其中首次违约主体23家，比2019年同期的37家有所下降。 同时，在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看来，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对于信用债配置的评级、主体、区域、行业有着较为严格的准入门槛，评级要求普遍为 AAA，信用分层的加剧更多体现为低评级债券利差的走阔，预计对商业银行影响不会太大。 专家普遍认为，信用债市场最近波动比较大，更多是因为违约主体的国企性质，打破了市场以往的“国企信仰”，对后续的市场信心形成了短暂的冲击。但因目前总体的违约水平在正常范围内，再加上监管层面的及时发声，对于稳定市场主体信心起到积极的作用，短期内市场恐慌情绪将得到缓释，并逐步回归理性。 “金融委及时发声，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冯琳表示，“可以预见，短期内大型地方国企违约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市场情绪将逐步回归理性，边际改善有望出现，考虑到前期被‘错杀’的个券较多，对投资者来说存在博弈空间；于发行人而言，新债一级发行密集取消的情况也将得到缓解，这也意味着，因再融资困难导致违约事件扩散并引发系统性信用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刚兑”信仰不再 促进投资者提高投研能力 专家普遍认为，此次违约主体扩散到了国企，这对纠正过去债券市场上一些所谓的“国企信仰”，进一步促进机构投资者提升投资研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债券市场上的风险意识有一定积极作用。 “去年以来，从城投信仰的打破，到国企信仰的打破，短期市场确实会有震荡。但中长期来看，每一次信仰的打破，对于债市定价和结构优化都是有利的，市场本就不应该有所谓的‘刚兑’信仰。” 中泰证券宏观分析师吴嘉璐分析说。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冯琳同样认为，打破“刚兑”本身有利于债市风险有序出清，也有利于推进更加市场化的风险定价，是中国债券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这意味着，长久以来的信用定价偏差正逐渐得以纠正。而作为债券市场的重要投资者，银行业在这一过程中该如何避险？ “银行作为投资人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纠正过去一些定价上的扭曲。事实上，在过去一些所谓的‘国企信仰’下，一些投资者没有对企业真实情况形成有效判断，背离了按照真实信用风险去定价，从而做出投资决策的初衷。”曾刚认为。 《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从目前来看，信用债一旦出现违约，银行在核销处置的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困难。所以，对于银行而言，如何从准入环节防范风险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方面，要从投资端入手，加强投资研究的能力，建立严格的准入标准；另一方面，在债券存续期间，也要加强对企业的研究调查和跟踪，及时发现风险进行防范，一旦有违约迹象出现，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提前进行风险管理。”曾刚建议。 “银行需加强对当前已投资债券的风险排查，尤其是对于所处地区经济实力较弱、所处行业风险事件频发的企业。另外，银行资金也要充分考虑多元化投资以分散风险，逐步向大类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转型。”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助理总经理李茜认为。 监管强调维护市场基本秩序 警示承销商规范承销行为 除了作为投资人参与债券交易，很多银行在债券发行承销过程中还扮演了重要的承销商角色。此次债券违约风波发生后，交易商协会启动了对相关承销机构的自律调查。业内专家对此认为，此次违约风波对于承销商未来规范行为有所警示。从承销环节来看，承销商需进一步扎实尽职调查义务和核查把关责任，同时规范发行行为。 “尽管出现信用风险是正常的，但具体到个案时，如果是在发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违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承销人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导致信息披露不充分，或是存在故意操纵的行为，导致一些不符合发债资格的主体发了债，或是发行价格与发行主体不匹配，那么承销人是该负起相应责任的。”曾刚表示。 “如果承销商存在尽调层面不充分，风控把关缺失，为保发行而信息披露不充分，定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司情况时，极易为承销‘踩雷’违约债券埋下隐患。另外，承销的债券若较多出现违约，对公司后续开拓业务的能力和品牌效应等方面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券商业资深分析人士王剑辉强调，“当一些系统性因素无可避免时，承销商还应该在行业研究、宏观形势把握以及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调查上做得更为细致。” 国务院金融委在近日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发债企业及其股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必须严守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坚持职业操守，勤勉尽责，诚实守信，切实防范道德风险。 专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监管层面仍将进一步维护债券市场的基本秩序，包括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同时，加强对中介行为的规范性、合规性管理。为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业内专家建议，未来政策层面需进一步完善债券信用违约处置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发挥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 “从2019年以来的债券市场发展情况结合疫情之后的经济金融情况看，违约事件的常态化或将是我国信用债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从目前来看，信用债违约的处置渠道有进一步挖掘空间，相应处置制度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包括推进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统一监管标准；完善破产人管理制度、完善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另外，对多样化兑付行为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曾刚表示。
12月3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以下简称《评估办法》）。这是继2018年11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来，首个正式落地的配套细则。 专家认为，《评估办法》的落地，意味着我国银行业将真正迎来差异化监管时代。对于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银行，监管也将更为严格。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作为《指导意见》的细化和补充，《评估办法》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了制度安排。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框定系统重要性银行范围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近两年来监管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规模大、复杂程度高，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度强，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对金融体系产生较强的传染性，对宏观经济运行也可能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大而不能倒”问题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 2018年1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识别、附加监管和恢复处置的总体制度框架。今年9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我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达标要求、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构成及合格工具标准、扣减规则等方面予以明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目前，我国金融总资产约300万亿元，银行业总资产达到268万亿元，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加之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在该领域的评估和监管有较成熟的经验，以此为起点，也能够为后续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系统重要性证券业机构实施细则的制定奠定良好基础。 在此背景下，如何框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范围，对于下一步监管非常重要。从2011年起，金融稳定理事会每年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并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监管政策框架。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框架指引，各国也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监管政策框架。此次发布《评估办法》的同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指出，考虑到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占有重要地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银行均已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制定了《评估办法》，为后续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实施附加监管要求奠定基础。 约三十家银行将参评 据了解，《评估办法》主要参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并结合我国实际对评估指标进行了调整。《评估办法》指出，若某银行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则应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范围：以杠杆率分母衡量的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在所有银行中排名前30；曾于上一年度被评为系统重要性银行。 由于此前我国尚未开展D-SIBs评估，因而首年纳入评估范围的银行仅需要满足“以杠杆率分母衡量的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在所有银行中排名前30”这一条件。也就是说，D-SIBs名单主要看银行表内资产和表外资产（以杠杆率分母计算）加总的排名情况，其中排名前30的银行为初步筛选出的D-SIBs名单。 《评估办法》明确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方法、评估范围、评估流程和工作分工，从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四个维度确立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在具体评估时，将向参评银行发送数据报送模板和数据填报说明，收集参评银行数据并开展评估。 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流程是，首先采用定量评估指标计算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得分达到100分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然后再结合其他定量和定性信息作出监管判断，综合评估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系统重要性银行最终名单经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确定后，由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 差异化监管防范风险 在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管外，入选D-SIBs名单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等方面将面临特别的、更为严格的监管，身上的“担子”将更重。此外，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以及信息系统方面，系统重要性银行也会进一步优化管控。 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评估办法》发布后，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要求。拟从附加资本、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公司治理、恢复处置计划、信息披露和数据报送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监管要求，还将建立早期纠正机制，推动系统重要性银行降低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建立健全资本内在约束机制，提升银行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提高自救能力，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 另外，在制定和实施附加监管要求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形势、银行资本补充需求和服务实体经济等因素，合理安排出台时机。针对不同组别和类型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根据经营特点和系统性风险表现分类施策，匹配差异化的附加监管实施方案，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安排，确保政策影响中性，稳妥有序实施。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认为，短期看，一旦选入系统重要性银行，部分银行将面临较大的监管指标考核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银行短期经营压力。以资本充足率为例，由于当前我国银行业普遍面临资本紧缺，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更高要求，会加重银行特别是部分股份制银行等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长期来看，成为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利于银行压缩过于复杂的业务，减少与其他机构、客户不必要的关联，促进其回归银行业本源，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12月3日，江苏银行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以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共计发行34.63亿股新股，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支持未来各项业务健康发展。这意味着，上市银行配股融资打破了七年的“空窗期”。 与此同时，多家银行正通过其他外源性工具密集“补血”。据《金融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1月份，银行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发行量合计接近1500亿元，其中永续债发行量超过1000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减费让利、计提拨备等因素，银行业净利润下滑，内源性融资可得性不断降低，加大对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的使用，有利于提高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央行在日前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中表示，下一阶段，要继续推动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一级资本，进一步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特别是支持经营稳健的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 银行多渠道“补血” 近年来，商业银行一直受困于资本金紧张问题，尤其是在今年疫情的背景下，银行加快信贷投放，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进一步加速了资本金的消耗。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44%，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67%，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41%，较上季末上升0.20个百分点。 近期，商业银行发债“补血”明显提速。Wind数据和相关公告显示，开年至今，已有60余家银行通过（含计划）发行可转债、二级资本债、优先股、永续债、金融债和定向增发等方式补充资本金，金额超万亿元。 其中，永续债成为今年银行资本补充的一大亮点。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截至11月末，银行已发行38只永续债，发行规模达5985亿元，发行主体涵盖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等各类商业银行。 时隔七年之后，A股上市银行首单配股也正式落地。江苏银行公告称，本次配股价格为每股4.59元，低于其2019年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2020年三季度末的每股净资产，约为12月3日该行股票收盘价的七折。 有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充满吸引力的定价之外，江苏银行良好的业绩表现和成长空间也为其此次配股提供了有力支持。 东北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近年来银行业面临资本补充压力，由于很多上市银行估值在1倍PB（市净率）以下，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很困难，江苏银行配股方案突破了1倍PB限制，对于银行补充资本具有参考意义。 中小银行资本压力突出 相比上市银行，广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有限，资本压力更加突出。尽管近年来监管层出台多项政策鼓励银行资本工具创新，永续债、二级债等外部资本工具获得了更广范围的推广和落地，但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利用这些渠道仍有较大困难。 今年以来，监管层加快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资本补充步伐。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日前披露，广东省拟发行100亿元专项债向四家银行注资。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视员王克冰此前透露，今年专项债券额度为3.75万亿元，经国务院批准，前期已提前下达3.55万亿元，剩余2000亿元用于支持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的预分配额度已通知地方。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温州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乌海银行三家城商行发布了关于申请地方中小银行专项债券资金补充资本缺口的方案。 业内专家认为，通过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将补充资本和改革关联到一起，可以推动中小银行体制机制改革；同时，也将强化地方政府对中小银行风险处置的作用，强化属地责任。 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一阶段，将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体系，对银行体系开展全覆盖的压力测试，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力度及核销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可持续经营能力。 未来仍需持续补充资本 当前，银行资本补充问题已成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力度的背景下，资产规模增长和资本补充将是持续性的过程。城商行大多尚未上市，资本补充的需求较为迫切；随着老工具的到期，股份行也将进入新一轮的资本补充周期。”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银行分析师许文兵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正式落地。业内专家分析称，入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机构将面临更高的附加资本要求、更高的杠杆率要求、更严格的流动性约束，包括更严格的大额风险敞口控制、定期压力测试、更多的信息披露等其他监管要求。 “从主要影响来看，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将使部分股份制银行资本压力加大，对银行杠杆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形成一定影响。对于部分资本管理压力相对较大的股份制银行而言，后续亟待多渠道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 受访专家预计，为应对资本压力和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未来银行仍需持续补充资本，加大资本工具发行力度。 “为了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支持性政策出台。比如持续加大资本型和非资本型TLAC（总损失吸收能力）合格债务工具的开拓创新、降低发行门槛、引入更多投资者、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大境外市场债务工具发行规模等。”民生证券分析师郭其伟表示。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确保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进入处置阶段时，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构成以及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提出明确要求，并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方面表示，《办法》的出台有利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早制定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长远看，实施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机制，对提高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强化市场约束、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拓展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品种，提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可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吸收损失 《办法》所称总损失吸收能力，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债务工具的总和。较高的总损失吸收能力保证银行进入处置程序时有充足的能力吸收损失，由此降低“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在危机中出现倒闭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此外，“内部纾困”模式有助于激励银行股东和管理层加强风险管理，降低其过度冒险并陷入危机的可能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有效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于2015年11月批准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交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正式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的国际统一标准。 我国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积极参与了总损失吸收能力框架的制定和出台，并争取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可延后6年执行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即最迟须从2025年和2028年起分别达标。 近年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深入研究国际规则，加强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沟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起草了《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构成以及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提出明确要求。 根据《办法》，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应满足以下要求。一是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8%。二是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杠杆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75%。此外，人民银行有权针对单家银行提出更审慎的要求，确保其具备充足的损失吸收能力。 “《办法》出台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加强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强化主动负债能力，完善风险处置机制，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增强稳健发展能力。”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四大行能否按时达标 所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金融机构，其业务与其他机构有较强的关联性，同时在金融体系中提供难以替代的关键服务，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将给地区或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冲击。 目前，被金融稳定理事会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中资银行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距离我国总损失吸收能力达标还有4年多的时间，不少投资者关注四大行当前存在多少资金缺口以及是否能够达标的问题。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为，《办法》对四大行的资本要求提升，可能对其盈利构成有限影响，但在中长期有助于提升国内以银行体系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强抗风险能力。 周茂华进一步表示，总体来看，《办法》主要是补齐国内金融监管短板、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商业银行风险处置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更倾向于制度建设，整体上对市场影响有限。 夯实金融体系稳定性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言，其不仅需要计提更多监管资本，而且会面临更多的监管约束。2018年11月27日，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了总体性的制度安排，标志着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初步建立。 2019年11月，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评估办法》），《评估办法》作为《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之一，是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董希淼提示，《办法》适用的对象是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主要是对接和落实国际监管标准。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应在征求意见之后，尽快正式公布管理办法，补足监管制度短板，推动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逐步落实要求，加强和完善对我国金融业有效监管，更好地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业内人士也认为，多份文件陆续出台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同时，对标全球监管最新实践，实现监管标准一致，也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9月30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被业内称为“中国版TLAC（总损失吸收能力）”。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莫过于两个时间截点的达标要求：对于已经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lobal 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Banks，G-SIBs）名单的四家大型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需要满足外部TLAC风险加权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8%；外部TLAC杠杆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75%。 那么，四家大型银行是否面临着较大的达标压力？目前来看，距离达标还有多大的资本缺口尚待补齐？接下来各银行的资本补充计划是怎样的？ 测算资本缺口超3万亿元 以2020年6月末数据看，四家大型银行外部TLAC杠杆比率均已超过7％，符合达标要求。因此，未来达标压力则主要来自风险加权比率。业内专家测算认为，若以2020年6月的数据为准且不考虑逆周期资本计提，那么，在2025年之前四家大型银行合计需要发行超过3.3万亿元的TLAC合格债务工具。具体来看，中行、工行、农行、建行分别约为0.91万亿元、1.09万亿元、0.67万亿元、0.64万亿元。 市场普遍关心，目前距离达标时限还有4年左右时间，这是否会给银行资本补充带来极大压力。中信证券研报认为，大型银行在中长期通过渐进式达标的方式强化银行系统稳健性，预计短期不会对银行资本带来边际“硬性压力”。 “目前，银行业整体的资本补充压力较大，特别是四大行同时面临着资本监管要求和TLAC监管要求。为此，银行一方面要创新相应的资本和债务工具；另一方面要积极节约资本，向轻型化方向转型。”民银智库高级研究员应习文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西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邓宇看来，目前四家大型银行在成功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同时，还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了较好的资本充足率。下一步，四家大型银行可充分利用4年左右的时间，做好达标规划，统筹安排TLAC工具的发行。未来数年，四家大型银行将分批、分步发行TLAC工具，尤其是发行非资本债务工具。 对于《征求意见稿》的达标要求，中行明确表示，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东诉求、监管要求，结合中行资本状况，合理安排资本补充计划，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补充资本，并积极探索研究TLAC工具发行。 建行表示，将以两方面措施应对TLAC资金缺口问题。一是“坚持内部积累和外部补充并重”的资本补充原则，重视通过利润留存实现资本内生式发展，合理开展外部资本补充；二是采取资本集约化和精细化管理等手段，积极推进资本节约，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部分国有大行或已“提前准备”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9月，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十分火热，数据显示，9月上市银行共发行二级资本债2400亿元，超过前8个月2380亿元的发行规模总和。其中，国有大行持续发力，中行、建行、工行二级资本债发行总额均超过600亿元。 9月22日，刚刚在当月成功发行650亿元二级资本债的建行又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同意该行在取得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条件下，拟发行不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用于补充该行二级资本。 有业内专家分析认为，除了应对外部疫情影响和满足银行自身经营的需求外，国有大行自9月开始的二级资本债密集发行或有其更为长远的考虑。发力补充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满足TLAC资本要求而进行的提前准备。 据了解，TLAC合格债务工具包括资本型债务工具和非资本型债务工具两类，现有的资本型债务工具主要包括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可转债、永续债。同时，根据TLAC资本要求，合格债务工具占TLAC资本的比例需要超过33%，因此，扩大TLAC资本补充路径是需要达标的银行当前及未来的重要努力方向。 助推银行向轻型化方向转型 “中国版TLAC出台的意义，不仅在于与国际标准充分对接，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更重要的是，也将促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助推商业银行向节约资本的轻型化方向转型。”应习文表示。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下一阶段的发展应由“全面扩张”转为“选择性扩张”。就中长期而言，TLAC的监管要求有望促使大型银行加快经营转型，一方面，报表扩张或更为审慎；另一方面，或通过综合化和多元化经营强化“轻资本模式”，从而降低TLAC要求带来的影响。 邓宇认为，银行机构或可从三个层面为达标作准备，一是强化核心资本和一级资本指标管理，通过发行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券和扩充股本等路径巩固资本实力；二是构建系统性风险监测和管理体系，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三是继续强化银行业经营能力，提高风险资产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专家均认为，在目前低利率环境叠加TLAC要求之下，着力发行TLAC工具或是较为明智的应对策略。例如，建行于今年9月14日成功发行的650亿元二级资本债，票面利率为4.2%，显著低于该行在2019年发行的同期限同类型二级资本债利率（4.86%）。“在当前较低利率环境下发行二级资本工具，不但可以补充资本，还可以适当降低负债利率。”邓宇表示。 此外，专家表示，中资G-SIBs应加大轻资本业务发展力度，提升非息收入占比；在维持资产质量稳定基础上，提高内部评级法使用效率，降低资本占用；可充分利用境内外市场，加大永续债、优先股、二级资本工具发行规模，以及研究发行合格TLAC工具，补充TLAC资本。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今天，金融业也在积极应用金融科技、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大潮背后，对于信息技术行业来说，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机会。 根据IDC近期发布的《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2019》报告，2019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总规模约为425.8亿元，与2018年的343.7亿元相比，同比增长23.9%。IDC预测，到2024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将达到1273.5亿元。 上述IDC报告显示，文思海辉金融连续三年蝉联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TOP1，以绝对优势持续领跑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文思海辉高级副总裁、金融事业群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况文川近日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对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考，并展望了金融信息科技服务业的未来发展。 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2019年全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9932亿元。况文川指出，目前大多银行的科技投入已经达到营业收入的2-4%，如果按照银行业未来每年拿出利润的10%投入数字化转型来粗略估算，金融信息科技总体市场规模未来将超过2000亿元。从2019年报分析，中农工建交邮储的科技投入已经达到710亿元，而12家“传统”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科技投入则可能超过420亿元，这还不包括这些年科技投资10多亿元的商业银行，以及一些投入颇大的省级农信联社，据此推算2019年中国银行业整体IT规模已经超过1400亿元。 从传统IOE到新五方力量“竞合” 传统的银行系统主要基于IOE+应用厂商架构，这种情况下技术厂商之间分工相对比较清晰：IBM做服务器主机，Oracle做数据库，EMC做存储，上面支撑一批应用厂商提供应用软件和定制化服务。当然这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其实IBM也提供商业数据库和存储，Oracle、IBM等等也提供其他套装软件甚至服务。但总体而言，金融行业IT厂商的层次架构是比较清晰的。 “今天银行不再满足于这种方式，从性价比、业务量、并发性和快速迭代等角度出发，更倾向于转向基于云的敏捷技术架构。”况文川说，随着我国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和局部领先，业务规模日益庞大，同时，互联网巨头在业务场景和信息科技创新上均展现出优势和示范效应，国内众多金融机构纷纷开始探索改造原有IT系统，对技术架构和科技治理转型的需求日益强烈。在传统架构被替代的过程中，存在市场中五方的力量：原有的基础技术厂商、原有的应用服务厂商、主要依托互联网巨头的金融科技企业、部分独角兽IT新锐以及金融机构设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各方技术服务模式的形态其实并不确定、存在变化，业务边界也很模糊。 首先，市场中原有技术厂商的业务领域在发生变化。例如原本做应用软件开发的厂商会发现，仅仅做应用是不够的——他们要么需要在纵向上把服务层级延伸到基础层如PaaS、数据库和IaaS领域，要么需要在横向领域做的更丰满，以取得规模优势。 以文思海辉为例，在纵向能力延伸方面，文思海辉依托所属中国电子的整体行业能力和行业生态合作，面向最终客户的应用场景，整合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IaaS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基础，具备以云计算分布式架构重构底层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上层应用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横向服务能力方面，基于金融行业客户对于信息服务需求范围的扩展，尤其是对数据服务和运营服务的需求，文思海辉正在布局业务运营、信息中介和数据服务等横向延伸的服务能力。 同时，互联网金融巨头、金融科技公司和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也在进入金融信息科技服务市场，进行自身科技能力的输出。他们往往依托的是自身巨大的场景优势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高价值技术沉淀，而需要强化的则是如何为商业机构提供高响应和快速响应能力的服务。因为早习惯于自身解决全部问题（或通过购买分包解决），他们进入市场的方法则可能倾向于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况文川指出，无论是互联网金融科技巨头的扩张、原本技术厂商的全产业链扩张、还是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扩张，一方面是基于技术溢出和投资效益的自然结果，另外一方面是基于打造生态的需求。未来的业务增长和变现能力更多将依赖于一个更加庞大和更加多样化的生态的形成，因为形成了生态就意味着占据了更强的优势地位，和更多的价值变现可能。 “当前在各方业务边界模糊、技术服务模式形态存在变化的情况下，整个行业处在格局重构的阶段。各方之间相互碰撞，既要有合作、又要有竞争，价值认定尚不稳定，需要通过新的融合生态来验证，通过几年的时间基于行业的需求、产业的形态和厂商沉淀的核心能力，重新形成一个稳态。”况文川认为，这个重构的过程至少还要经历3年的时间。 银行亟待提升线上化、集约化运营能力 今年在年初突发疫情的情况下，银行业及时纷纷推出线上“非接触金融服务”，正是源于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的持续创新和不断积累。这既是前期金融科技发展成效的“试金石”，也是进一步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 况文川表示，今年尽管存在疫情的冲击，但文思海辉金融的营收较去年大幅增长，说明疫情进一步让银行业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对于信息科技服务的需求较此前大幅增长。 疫情期间线上直播经济迅速兴起，不少银行也加入直播带货大军，希望借助“后疫情时代”大量用户涌入线上直播渠道所带来的流量红利拓宽获客渠道。大批金融机构也迅速拓展了各类视频传播渠道。银行的线上渠道呈现“线上渠道+”，“线上业务+”，“视频交互+”的三大趋势。 况文川表示，这一新趋势对于银行的数字化、集约化运营能力提出了挑战。 “根据文思海辉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的线上线下渠道有40多个，如何在这种碎片化业务环境中进行协同处理、集约化运营，对于银行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况文川表示，在线上线下渠道的整合之外，银行还会融入到很多场景中去，就像浦发银行提出的全场景银行，需要做好规划、对外对内进行开放，同时要考虑到安全性以及大规模互联网并发访问造成的影响。 以数据为驱动的线上线下综合运营是未来银行发展的重要方向。况文川强调，银行需要采用集约化运营中心、支行网点和线上移动渠道结合、多渠道相互配合、人工与智能相互补充的方式向客户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围绕银行的线上化、集约化运营需求，文思海辉金融的远程银行解决方案作为智能化的多渠道协同平台，可帮助银行构建集约化的客群运营、内容运营、活动运营、流量运营和权益运营能力。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用户数据信息的大量挖掘和收集，如何平衡数据使用和隐私数据保护成为一道亟需解决的课题。 “当前，数据共享的需求有多大，数据保护的需求就有多大。”况文川表示，目前社会上对于数据隐私保护的意识在逐渐形成、相关法律也在逐步完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数字化意味着从新版本发布即刻生效的全球化，客户通过互联网遍及全世界，世界各国对数据保护、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都有不同的法规要求，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和巨大损失。可以注意到，在技术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能够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同时，尽量发挥数据挖掘和应用能力的算法和技术，例如联邦学习，这些都是好的变化。未来随着监管的逐步完善，金融业会更加注重数据使用的合规性，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于数据保护技术的投资将成为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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