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经形成，且都列入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三个增长极。但是，对中国来说，只有三个城市群、三个增长极，显然是不够的。特别对占据中国国土面积7成左右、人口近3成的西部地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城市群，是不完整的，也是很难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也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推动西部地区发展的领头羊，成为中国新的城市群、增长极。 与其他三个城市群相比，中央对成渝城市群的要求，可能更高。一方面，希望将成渝经济圈打造成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城市群格局；另一方面，要实现大保护，亦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用破坏式发展，而是要保护式发展，继而形成保护与发展的“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谐共生，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 实现“双循环”，是中央赋予成渝城市群的战略任务。内陆地区如何对外开放，不仅关系到成渝地区的未来，更关系到整个西部地区的未来。对盛誉城市群来说，肩负的任务就十分艰巨。要能够通过实践，找到一条适合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之路。一旦找到了这条路，对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巩固全面小康成果，开启现代化之路新征程。很显然，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不仅要对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和投资者等开放，要走向全国各地，更要对全球开放，要走向世界。因此，对成渝城市群来说，必须有创新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才能真正闯出一条新路，才能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才能肩负起这项历史重任，才能对得起中央对成渝双城的信任。 实现“双循环”，是对成渝双城发展成绩的肯定。实际上，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近年来发展的势头都非常好，对外开放的步伐也非常大。以成都为例，已经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就有280多家，通往欧洲的班列也是越来越繁忙、越来越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产业发展，这几年成都和重庆的招商引资力度都非常大，引进的产业也都档次高、规模大、带动力强。因此，两地都呈现出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置业的良好态势。一旦成渝城市群步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曾经的劳动力输出地，就有可能成为劳动力聚焦地、吸收地。所以，实现“双循环”，实际也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成渝两地发展成果的肯定，是相信成渝双城能够完成成渝城市群的任务，能够让城市群在西部地区开花结果。 实现“双循环”，是对“蜀道难”的新的注释。“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古人的这番感慨，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早就只能作为一句优美的诗作，而非现实的写照。因为，蜀道早就不难了，无论是交通还是通信，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早就能够十分方便的超越蜀道，往返蜀道，赋予蜀道更多新的内涵。而“双循环”，更是要让蜀人知道，曾经的蜀道难，已经成为历史。不仅成为历史，而且蜀道正在通往世界各地，与世界各地建立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而成渝城市群战略的提出，更会让成渝成为“蜀道易，易于跨世界”了。走在蜀道想世界、站在蜀地看世界，将成为所有蜀人、包括西部人民共同的心愿。 实现“双循环”，是对保护与发展共生的探索。围绕国内国际这个大循环，成渝城市群还有许多内循环、小循环。成渝双城如何循环，如何让亲兄弟成为一家亲，让两个大脑变成一个大脑，最终让西部很多大脑变成一个大脑，非常重要；如何让发展建立在保护之上，让保护紧跟发展，对成渝城市群是十分严峻的考验。过去那种大开发式发展，显然已经不行，而要保护式发展，这也是一个循环，而且是大循环；产业规划与企业布局的循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协同、城市与农村的协调，等等，也都是一个个的循环，能够真正循环起来，也很重要。所以，对成渝城市群来说，实现“双循环”是必须达到的目标，又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要让成渝城市群成为不同于其他三个城市群的公园化城市群、氧吧式城市群、休闲式城市群。 围绕“双循环”，成渝地区如何才能全面融入、全身心投入，那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推动城市群建设中，一定要有成果共享、经验共享、资源共享的共享理念，要善于加强合作、强化协作，要主动融入“双循环”，讲好“双城记”，多释放正能量，多增添新动力，从而使“两个大脑”变成一个大脑，多个大脑融为一个大脑，成为“最强大脑”。要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创新发展等方面，要确立城市群一条心的理念，防止恶性竞争。总之，要通过实现“双循环”、讲好“双城记”，让成渝城市群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中央的信任。
这些天，各省上半年GDP数据陆续公布，31个省市的上半年GDP增速最高达到5.1%，最低则低至-19.3%，可谓分化明显。下面，具体看一下上半年哪些省市表现相对较好，哪些省市拖了后腿。拖后腿的有哪些省市？目前，GDP增速不及全国平均增速（-1.6%）的省份有9个，分别是湖北（-19.3%）、黑龙江（-4.9%）、辽宁（-3.9%）、天津（-3.9%）、内蒙古（-3.8%）、北京（-3.2%）、上海（-2.6%）、海南（-2.6%）、广东（-2.5%）。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几乎所有省份的经济增长都遭到了疫情冲击，其中湖北省、武汉市牺牲很多，经济增长也受疫情影响最大。二季度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复工复产顺利推进，经济增速普遍恢复。但东部地区的多数省份中，二季度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常态，还有很多服务业领域仍未完全开放，拖累了经济恢复。我们非常粗略地将各省上半年的GDP增速与本省上半年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进行了比对，得出了下面的关系图，并画出了对数形式的趋势线。尽管拟合优度并不高，但还是能够看到GDP增速与病例数量比较明显的负向关系：病例多的省份社交隔离措施更严格，消费和服务业复苏难度大，复工复产更晚，耽误了工业复苏的宝贵时间。表现较好的有哪些省市？目前，GDP增速为正的省份有16个，分别是西藏（5.1%）、新疆（3.3）、甘肃（1.5%）、贵州（1.5%）、宁夏（1.3%）、湖南（1.3%）、青海（1%）、江西（0.9%）、江苏（0.9%）、广西（0.8%）、安徽（0.7%）、四川（0.6%）、云南（0.5%）、福建（0.5%）、浙江（0.5%）。GDP增速为正的省份绝大多数是中西部地区的，尤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复工复产更早，尤其是工业部门和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较快，近几年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正好在今年上半年工业快速复苏中用上了。西藏和新疆受疫情的直接影响很小，经济增长基本维持了正常水平。长三角地区中，江苏、安徽和浙江的经济增速也均已转正，这三个地区凭借前期一体化发展基础，复工复产效率也较高，同时也发挥了各自的产业特色，在工业制造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发力，缓解了社交隔离措施对其服务业的冲击。京沪粤上半年增速为什么大幅下滑？备受关注的京沪粤，GDP增速分别为广东（-2.5%）、上海（-2.6%）、北京（-3.2%），这三个最发达、城市集聚程度最高的省市，遭受的冲击为何如此之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表明，越大的城市中，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越大。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集聚了大量服务业，而他们遭受的疫情冲击也相较于工业更深远。相应地，由于服务业集聚，大城市的经济更依赖于消费，而疫情之后的消费复苏不像工业部门那样能够直接得益于各类逆周期政策，缺乏政策抓手，因而速度较慢。由于以上两个因素，上半年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增长和恢复遭受了挑战。这些地区逐渐萎缩的工业和制造业复苏情况更是因为农民工无法返工这一事实而恶化。另外，季度GDP的计算方法放大了省市间的复苏差距，这样的统计方法也不利于京沪粤的GDP数据表现。具体来说，GDP的计算方法分为生产法和支出法，中国每季度公布的GDP数据，是按照生产法计算的，是根据企业的生产数据统计上来的。GDP能恢复增长，源于工业恢复得比较快（比如说建筑业增长了7.8%）。若用支出法来计算（即按照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支出进行统计），则GDP的数据可能没有那么亮眼，地区间的差距也可能并不会那么大，因为各地区的消费复苏都不太理想，而部分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也暂时不会被统计到。下半年中国区域经济展望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国经济很可能在三季度进一步恢复，并逐渐回归常态化的增长。其中，上半年增速相对较慢的省市会在下半年呈现更快的经济恢复。一个重要的逻辑在于，以服务业复苏为主导的消费复苏很可能会在下半年逐步开启，在这样的结构化复苏态势下，东部地区的相关省市更受益。同时，由于基建投资在下半年依然十分重要，因此中西部地区经济在未来不乏增长动力。这样，各省市间的下半年增速可能会更平衡，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增速会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市圈建设将被进一步强调，因此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化后，这一发展战略将会被重新提上日程。在疫情爆发初期，人们看到全球范围内更加国际化的城市和人口更稠密的地区更容易让疫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开始质疑城市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脆弱性。但事实上却是，在中国，越是东部地区的城市，越是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角色相对弱化的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控制疫情的能力也越强。更重要的是，都市圈建设既符合中国当前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也顺应了全球主流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律，既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能力，又充分发挥重点区域要素集聚、规模经济以及知识溢出等效应；既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又创造了更大市场。由此来看，更多资源也可能会向这些地区集中。重点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则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发展适合当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尽管可能从总量上看增速会有不同，但同样也能获得人均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Pexels 在销量连续12个月“跌跌不休”之后，“下乡”，成为新能源汽车触底反弹的新希望。 日前，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宣布在今年7月至12月，将有10家车企推出16款优惠车型，地方政府也会发布有关支持政策。以长安奔奔E-Star为例，金融、置换、充电桩等优惠措施合计金额超过1万元。 上一次有关部门明文推出汽车下乡政策，还是在2009年，当年中国车市创下了同比增长46.1%的成绩。此次新能源汽车走进农村，为市场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6亿农村人口，404万公里农村公路，在车市下滑的背景下，下沉市场已成为潜在蓝海。 “到2030年，农村汽车千人保有量有望达到160辆，总保有量将超过7000万辆，其中新增产品完全有可能倒向电动汽车。”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在7月18日举办的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上表示，小型经济型电动车将成为未来新增的主要产品，或将在三四级城市和农村形成千万辆级的电动汽车市场。 不过，新能源汽车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配套设施并不完善，普及之路仍困难重重。 汽车行业分析师凌然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品质与传统燃油车存在不小差距，在乡镇地区推广仍存在很多阻碍。连跌1年的新能源汽车，该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 “5万元就是天花板” 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市场，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公认的新增长点。 据CATARC政研中心数据，截至2020年5月，四线及以下城市汽车保有量占全国汽车保有量近三成，但电动化比率只有一二三线城市的三分之一，仅为0.6%。从销量看，2019年1月-2020年5月，四线以下城市汽车销量占全国汽车总销量的24%，而电动车占比不到1%。 来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 但与此同时，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四轮低速电动销量近年来逐年上升。2014年至2017年，山东四轮低速电动车的销量从18.7万辆增至75.6万辆。2019年，山东省四轮低速电动车销量达到45万辆，远高于同期全国微型新能源汽车销量的11.9万辆。 随着低速电动车的普及，农村地区对于电动汽车的接受度开始提高。据百人会发布的《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报告》，过去一年，农村居民对电动汽车的接受度提高了19%。若他们升级换购新能源汽车，将为市场带来巨大增量。 “小型电动车在农村市场大有作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在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表示，低速电动车市场需求旺盛，产业链趋于成熟，如果政策引导得当，小型电动车在广阔农村大有作为，且市场无限，农村市场应该成为中国国情下新能源汽车尤其是小型电动车的发力点。 “农村的发展就是需要走电气化的道路，电动汽车可以既是交通工具，又能作为各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可移动的动力源来使用。”国家新能源汽车创新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秉刚表示，电动汽车具备燃油车没有的优点，甚至可以成为农村实现电气化的技术途径之一。 对于农村市场而言，价格仍然是核心竞争力。付于武表示，农村汽车市场需要“便宜且电动”的汽车，“5万元就是天花板，产品（价格）不要超出5万元”。 来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表示，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对电动汽车的要求有三要素，一是同时解决生活和生产需求，二是车型售价在5万以内，三是基本续航里程在200公里以上。 《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报告》预测，到2030年，在基准情景、次激进情景和激进情景下，农村地区的电动化车辆保有量可以分别达到 975万、2070万和4188万辆。 “下乡”不仅是放低价格门槛 下沉市场已然成为新能源车企扎堆的热点，但农村地区并非唾手可得的新大陆。 和城市地区不同，受建设成本制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在农村地区布局直流快充桩的驱动力不强，导致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且农村地区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电动汽车维修保养便利性较差。车企虽然开始重视农村市场，但销售渠道大部分还没有下沉到县域或者村镇区域，这对汽车这种大宗商品影响颇大。 这也是为什么不用上牌且充电简便的四轮低速电动车，会风靡山东、河南等地区。 来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仍然存在新能源汽车供应不足的问题。张永伟表示，目前满足农村市场的供给侧发展不到位，5万元左右的车型很少，大量车型价格集中在10万元及以上，主要面向城市需求。 《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电动汽车里程、充电速度、动力等性能已达到农村消费者期望，但由于相对燃油车价格竞争力较差，可供选择的主要是低速电动车和一些低配置产品，农村居民选择电动车的动力并不足，目前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差额约2万元左右。 此外，和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及下沉市场更需要金融方案。但县级以下地区的金融方案一直比较匮乏，加之信用卡普及率较低，新能源汽车下乡在落地方面更加受限。 由于农村汽车市场电动化渗透率不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企业在农村市场全面布局的动力也较差，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过早布局甚至存在亏损风险。 “农村地区并没有经历像出租车、大巴的电动化过程，大量的电动化需求并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云度新能源CEO林密在农村地区考察一个月后表示，目前“老头乐”等低速电动车大多满足下沉市场的刚需，年轻人作为消费主力军的需求仍有待发掘。 在林密看来，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市场的推广方式尚处于摸索阶段。 凌然则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新能源汽车“下乡”绝不仅仅是放低价格门槛，城市才是汽车消费的引领者，只有在城市发展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过渡到农村地区。 “柳州模式”能否被复制？ 与火热的政策相比，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市场的开局显得有些冷清。要达成千万辆级市场目标，还有很多事要做。 “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只是一个带动作用。”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汽车发展处处长马春生表示，地方发布支持政策，企业加强产品研发和商业模式的探索，逐步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才能更好地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推广电动汽车。 来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 马春生和王秉刚均认为，“柳州模式”值得借鉴。 自2018年1月，柳州正式推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模式以来，这座拥有300万人口的城市，微型电动汽车累计销量达到6.5万辆，平均每百人保有量2辆。 “柳州模式”的重点，在于从政策支持、使用环节方面给予优惠，包括停车、充电基础设施优惠以及不限行政策等，地方政府也应该做一些宣传工作，让更多农村居民了解电动汽，创造有利于电动汽车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推广使用的有利条件。 入乡随俗地推出因地制宜的政策，也是推广农村地区新能源车关键一环。 《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报告》称，中国不同城市间及城市内各区域农村的差异性较大，江浙沪一带、长三角、珠三角农村发展程度比较高，对产品的需求和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并不同。在电动化发展过程中，需根据各地条件制定不同的发展路线。 在欠发达地区，以下沉产品和低速电动车导入农村市场，再通过产品多样化重点发展电动化出行。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市场，电动化出行已进入成熟的市场化阶段，消费者接受度较高，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需要有更大进展。 此外，付于武认为，微型电动汽车也需要明确分类，分类标准包括尺寸、速度、续航里程等，制定标准“刻不容缓”。 “目前我们谈论农村市场时，把农村居民过于具象化了。”林密表示，农村市场的客户画像有很多种，农村也有各种各样的消费群体，但电动车消费的中流砥柱是县以下地区的年轻人。这意味着，即使在农村市场，也不能忽略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王秉刚则认为，车企应该把开发生产适用于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国民电动车”放在重要位置，基础设施运营商也应加强在中小城市的推广，并积极配合新能源汽车下乡。 “中国的市场很大，既有豪华车的发展空间，更是小型电动车、新能源汽车的广阔天地。”付于武称，中国汽车市场经过这一轮结构性调整，小型电动车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有很大活力的新产业。 欢迎关注未来汽车日报
摘要：1、发展一个与自身资源禀赋高度相关的、完整的产业集群，而不是装进篮子都是菜；2、不要将精力过多的放在招商引资上了，还要注重对本土企业的培育和扶植。外来企业，特别是外商，在当地的价值链中的经济活动，往往只是它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他们投资的着眼点，在于打开当地市场或基于生产成本考虑，并不是为了提升当地的地区竞争实力。3、政府：必须保证高质量的投入品；4、企业要学会学习和分享。 2020年对我国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今年不独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全面”，这就要求“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这就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那么，后发地区该如何迎头赶上，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和巩固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于后发地区而言，建构自己的地区竞争优势无疑是一个重要抓手。那么，后发地区该如何建构自身的地区竞争优势呢？我们认为大致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发展一个高度相关的、完整的产业集群 由于资源条件的限制，作为后发地区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全产业发展，但事实上我们的后发地区往往缺乏相应的产业战略规划。这从哪里看的出来？从招商引资上，我看到很多地区至今仍抱着一种装到篮子就是菜的思维，这对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的形成并没有什么好处。当然，反过来地区经济要想成功，也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个孤立的产业，而是要发展出一个高度相关的完整的产业集群。 对此，一开始政府就必须标出确实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以及其他潜在或待开发的关键要素。被选出的重点产业，如果关键要素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政府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是，赶快提升这些产业的初级生产要素竞争优势。以这些产业做基础，下一步是刺激产业的上下游和相关产业；此外，政府在教育、研究和基础建设的投资上，也必须集中到与产业集群有关的部分。 二、要注重对本土企业的培育和扶植 作为后发地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不要将精力过多的放在招商引资上了，还要注重对本土企业的培育和扶植。 无可否认，那些外来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有她迷人的吸引力，它可以快速创造就业机会、引进技术资源、训练本地人才，也可以避免本地有限资金的使用风险。但我们必须要正视的是，一个地区，特别是后发地区，要从先进产业发展中产生地区竞争优势，绝不能只靠外来企业的经济活动力。外来企业，特别是外商，在当地的价值链中的经济活动，往往只是它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他们投资的着眼点，在于打开当地市场或基于生产成本考虑，并不是为了提升当地的地区竞争实力。虽然外来企业乃至外商当中不乏持续在本地投资或发展的情形，但很少地区能够成为跨国企业核心研究发展或精密零组件的生产中心，这类型的部门通常是设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创始地。这点在日本身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虽然很多日本公司在中国设了大量的工厂，但其精密组件的生产几乎全在日本。所以，后发地区的经济战略如果只是以这些外来企业为主力，可能会使得本地区经济一直维持在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如果完全依赖外来企业，这个地区不可能成为任何产业生根落脚之地。当本地工资开始上升，或生产成本巨变时，这些企业无疑将会选择新的地点。这些外来企业虽然能够使得地区经济快速进步，但无法持久；外来企业就像经济发展的紧箍咒一样，使得高级形态的竞争优势无法出现。其实这正是广东地区近年来一直面临的问题。 和引进的外来企业相比较，本土企业的成长速度虽然比较慢，风险也较高，不过如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显示，本土企业一旦成功地站起来，地区经济就会脱离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进而创造出高级而专业性的生产要素。因此，在地区发展的经济战略中，外来资本只能是因素之一，而且必须随时调整。当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时，重心必须转移到本土企业身上。 三、政府：必须保证高质量的投入品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认识到的是，一家企业在某一特定地区的竞争的熟练程度，是受到企业所在地商业环境质量的影响的。例如，没有高质量的运输基础设施，企业就不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企业就不可能在成熟的业务上进行有效率的竞争；在繁杂拖拉的办事程序和不能公正地解决争端的法制体系下，企业就不能有效运作。所以，于后发地区而言，推动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意味着要从基础水平开始，例如改善教育和技能水平，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完善制度。 四、企业：学会学习和分享 在提升地区竞争优势方面，政府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企业本身的责任也不可回避。新竞争经济学就强调，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富裕状况的，不是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企业的规模而是企业的生产率。的确是如此，因为站在竞争最前沿的，是你企业本身而不是你所在的地区。美国之所以能取代英国，这跟卡内基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摩根银行、通用电气公司、福特汽车公司、IBM、微软甚至今天的苹果公司的成长不无关系。同样，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也跟包括诸如松下公司、三菱公司、丰田公司、索尼公司的发展不无关系。 也正是因此，于后发地区的企业而言，我认为其首先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引入最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去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去创新，以此来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 其次，企业必须为了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而应该重视培训、研发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这方面世界著名乐器制造商日本的雅马哈公司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雅马哈因为日本国内缺乏够水平的乐器技师，于是就制定了自己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的确产生了搭便车效应，雅马哈公司辛辛苦苦培训的人才结果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了，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正是这种流动性，却带动了整个日本乐器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雅马哈公司的发展，如今在声学训练方面，雅马哈已经有了国际级的水平，而在乐器制造方面，雅马哈的龙头地位仍无人能撼。 雅马哈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成果的分享对企业自身和整个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事实上德国和瑞士之所以能够持续提高生产要素，使得产业创新持续数十年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以德国为例，重要的企业如宝马、奔驰公司都会参加地方政府的技职教育计划。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技职教育，所谓的技职教育就是一种结合学校与企业、并以师徒制为基础的教学制度。实科中学和主干中学毕业生分发到职业学校前后，得先选择要参加的职训项目，找到企业签约，成为学徒。未来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与通识课程；而另外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就在大型企业里当学徒，学习实务操作。这种教育就是由企业主导，企业和工厂就是学习的场所。此外，这些企业与当地大学的系所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支持独立的研究机构的研究计划。既然是独立的，那么这些成果也就并不是支助者的。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在简报会上宣布，所有来自被该州列为疫情严重地区的旅客，在抵达纽约州机场之后，都要填写详细的信息，否则将被罚款甚至法庭传唤。 科莫指出，这项新的政策是为了避免纽约州受到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正在上升的其他州的影响。他表示，不填写联系信息表格的旅行者将被处以2000美元（约合13991.8元人民币）的罚款，并受到法院的传唤，面临强制隔离。 据报道，目前来自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等十余个州的旅行者都被纽约州列入入境隔离名单。根据规定，这些州的旅行者在到达纽约州之后，必须自行隔离14天。 科莫多次在简报会上强调，最初影响纽约的新冠病毒就是由从欧洲抵达纽约州机场的旅行者带来的。“这些的确不那么令人高兴，但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他说，“我们不能让来自美国其他州的人再把病毒带来，就这么简单。” 科莫还介绍说，纽约州12日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为10例、住院人数低于800人，是自3月18日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也透露，该市在过去24小时内没有死亡病例。 对于很多人关心的学校何时重新开学的问题，科莫也在简报会上给出了评判标准。他表示，一个地区必须进入重新开放的第四阶段，且新冠肺炎感染率在14天内的平均水平低于5%。如果一个地区7天的平均感染率超过9%，学校就会关门。 目前，除纽约市外，该州所有地区都已经入重启的第四阶段。库莫表示，纽约州不会把孩子放到健康受到威胁的地方，将在8月的第一周决定学校何时重新开学。
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无视中国和东盟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肆意歪曲南海有关客观事实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渲染南海地区紧张局势，挑拨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务院涉南海声明。 发言人说，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坚决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持与有关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坚持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分歧，坚持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 当前，南海形势总体和平稳定并持续向好发展。中国与有关沿岸国通过海上问题磋商机制保持对话沟通，促进涉海领域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 发言人指出，美国不是南海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打着维护南海稳定的幌子，在地区炫耀武力、渲染紧张、鼓动对抗;打着维护规则的幌子，自己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拿《海洋法》说事;打着“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幌子，大肆侵犯他国领海领空，在世界各大海洋横行霸道。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
7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自今年川渝两省市建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工作机制以来，双方以联合办公室主任调度会为牵引，共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启动2020年第一批16个共同实施的重大项目，目前正陆续开工。第二批项目即将推出。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据川渝两省市党委、政府的安排，双方建立了联合办公室工作机制，由两省市发展改革委有关处室承担日常工作，推动两省市党政联席会议精神落实落地。 半年来，双方以联合办公室主任调度会为牵引，积极加强沟通协调，已召开3次调度会、双方委领导互访10多次，日常保持热线对接，交往频繁。 据介绍，2020年第一批16个共同实施的重大项目，总投资约3800多亿元，其中交通基础设施项目12个、内河水运项目1个、产业项目3个。 除启动第一批共同实施的重大项目外，目前双方调度会还取得不少成果。例如，经两方协商，形成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方案、2020年重点任务等，作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性文件，由两省市党委、政府联合印发。联合办公室实行人员互派、一体办公，互派人员已分别于5月6日、5月8日到位，从机制上确保了双方共同谋划、一体发展。 此外，双方还谋划在渝东北川东北地区、成渝中部地区、川南渝西地区合作共建一批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区域发展功能平台，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为川渝毗邻地区高质量发展、融合发展提供重要的载体支撑。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双方将抓紧筹备第二次党政联席会议，加快合作平台、合作项目落地，推动公共服务等政策协同，切实推动把战略要求转化为战略行动，确保取得更多战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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