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小微企业支持政策如何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金融机构如何加大力度、创新服务手段，帮助小微企业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2021年，第一份针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送来了一颗“定心丸”。近期，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下发通知，决定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至3月底，以延缓中小企业财务负担，支持小微企业恢复经营。 接下来，财税货币政策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多家银行业机构也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续贷”“首贷”的服务力度。 金融业一年让利1.5万亿元 截至2020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2020年6月提出的“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目标已经实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新年致辞中披露，目前，银行已累计完成对6万多亿元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累计发放3万多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3000余万户经营主体，实现1.5万亿元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 在让利目标实现后，小微企业关注的是政策还能不能延续？ 2021年，第一份针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送来了一颗“定心丸”。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决定，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至3月底。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继续实施这两项工具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也有利于进一步夯实中小市场主体经营恢复的基础。 在专家们看来，目前我国经济已经持续回暖，但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小微企业经营仍面临一定困难和压力，仍然需要对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唐建伟认为，从2020年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虽然大型和中型企业的PMI继续运行在较好的景气区间，但小型企业的PMI降幅比较大，重新跌回到荣枯线以下，说明当前小微企业复苏仍不稳定，有必要保持政策支持力度，支持小微企业复苏及整体经济恢复。 财税政策更加精准有效 中小银行是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主力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小银行经营受到影响，资本金不足问题愈发凸显，这制约了其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在此情况下，进一步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迫在眉睫。 2020年12月初，广东省招标发行100亿元专项债券用于支持4家地方银行补充资本金，标志着首单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正式落地。随后，浙江、山西、广西等地支持地方银行发展转型债券也陆续出炉。 “这不仅拓宽了地方政府专项债使用范围，更有利于化解地方中小银行金融风险，助力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龙小燕表示。 2020年7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2020年11月，国务院即批准下达用于支持化解地方中小银行风险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2000亿元。 光大证券研报认为，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有助于推动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在国务院批准下达的2000亿元额度使用完毕后，未来仍有可能采用类似的方式为中小银行注资，并优先支持具备可持续市场化经营能力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以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进一步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 除了信贷服务，减税降费政策也为中小微企业送来“及时雨”。为助推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去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阶段性的、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包括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给予税费减免、减免社保费和医保费等，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2.5万亿元。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步复苏，但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复工复产不稳定、流动资金紧张等难题，对减税降费的呼声依旧较高。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也表示，2021年，我国将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并且要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专家认为，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在增加的背景下，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有助于稳定企业预期、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未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意味着政策将更加注重实施质量，更具针对性和指向性，比如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适当延续疫情防控期间的阶段性措施等，以缓解中小微企业现金流困难，助力实体经济复苏发展。 “续贷”“首贷”服务力度不减 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要“几家抬”形成合力。经济日报记者获悉，除了财税货币政策，2021年，监管层将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多家银行机构也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续贷”“首贷”服务力度。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在增量、扩面、降本、控险多维度平衡发展上进行积极探索。”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说，具体来看，一是在发展战略上更加重视小微业务，二是不断健全专营体制机制，三是加大产品模式的研发力度。 从监管角度看，提升金融服务小微能力和水平的关键在于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这需要从政策上强化引导，为其设计差异化的监管政策。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银保监会已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享受优惠风险权重的单户额度上限，放宽普惠型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对小微企业“续贷”业务的风险分类作出差异化安排。 当前，小微企业对于“续贷”服务的需求仍然较为迫切。“接下来，工行将继续以实体经济为出发点、着力点，增强普惠金融供给，做好稳企业保就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田哲说，针对小微企业反映突出的首次获得贷款难问题，工行将从三个切入点着手，持续加大“首贷”服务力度。 从具体措施来看，一是与政府部门、电商平台、龙头企业合作，批量获取“首贷”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二是与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合作，探索风险共担机制，丰富业务办理模式，将更多“首贷户”纳入融资支持范围；三是深入开展“万家小微成长计划”等活动，提供“送上门”的“首贷”服务。 “稳企业保就业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机构在特殊时期理应给予小微企业更多金融支持。”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招行将继续强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加大信贷资源支持力度。 截至2020年9月末，全国国标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达41.29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4.76万亿元，较2018年初增长92%，较各项贷款增速高52个百分点；有贷款余额的户数2504.45万户，较2018年初增加1236.26万户。(本报记者 陈果静 郭子源 李华林)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防止在重点行业及核心领域出现“卡脖子”问题。我国产业链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成当务之急，这也是银行业未来的发力点所在。 专家分析认为，金融助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着力点在于进一步提升先进制造业贷款投放，尤其要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普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不再走传统抵质押融资的老路，实现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 “强化科技赋能，打造数字化的产业链金融服务生态体系，或是未来金融服务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方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提升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比 “产业链升级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未来信贷资产配置方向来看，高端制造业是重点。”曾刚表示。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金融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产业链升级，最重要的是要从增加制造业信贷投放着手，解决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金融支持服务制造业的总量和结构，是衡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效的重要内容。应进一步找准支持服务制造业的着力点，提升金融支持服务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率。”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总量看，近两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支持和服务力度，成效逐步显现。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制造业贷款余额达19.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万亿元，高于此前5年的累计增量；增速11.3％，为近5年最高。 专家认为，在此基础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未来需要适度增加高端制造业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同时进一步提高中长期信贷和信用贷款比重。 “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特点之一是贷款需求量大、用款周期长。因此，要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优化制造业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要创新抵押担保新模式，以商标、专利等为授信依据，开发出更多信用贷款产品，满足中小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加快发展供应链金融，推动产业链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董希淼建议。 加强高端“智造”金融支持 “目前，金融对制造业的服务主要是满足以生产性融资为主的基本需求，但对核心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支持不够。而以抵押担保为核心的传统信贷模式，对科创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力不从心。”董希淼表示。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目前，金融服务产业链仍然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支持产业链锻造长板、补齐短板，从服务对象上突出重点，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下一步要强化对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尤其是要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方面的融资需求，提高对具有核心技术、成长性强的科创型企业的服务力度。对于落后产能特别是‘两高一剩’行业，要坚决退出，将有效的金融资源用在刀刃上。当然，对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要给予适当的缓冲期。”董希淼认为。 此外，专家还强调，金融机构还要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大对“绿色制造”的支持和服务。 “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和引导，鼓励企业将社会责任和绿色发展纳入核心价值观，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积极培育绿色生态，推动构建由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企业等要素组成的‘绿色制造体系’。”董希淼表示。 加快创新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 金融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相关信贷规模要再扩大，信贷结构需再调整。而在此过程中，关键一点在于如何创新产业链金融的服务模式，不再简单走过去传统抵质押的老路。 “未来拓宽制造业贷款的投放路径，必然不应再依赖传统抵押贷款的模式。下一阶段，打造数字化产业链金融生态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发展数字化的产业链金融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着力点。”曾刚进一步分析称，“银行可以围绕着核心主导产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产业链金融平台的打造中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为产业链的运行提供更有效的机制。” 专家分析认为，在数字化的平台上，各方能够更高效地进行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管理。从金融角度而言，能够获取很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可以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做出更精准的画像，对风险的把控会更加有效，从而探索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 “在产业链金融平台上，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得到应收账款的信息，通过抓取这些数据，就可以尝试很多金融产品创新，比如通过把应收账款票据化去拓展融资来源。通过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机构可以让产业链的运行和升级更加有效。同时，对金融机构自身而言，这将是对制造业加大投放的有效渠道，进而寻找到新的业务拓展空间。”曾刚认为。 对于探索数字化产业链金融的具体路径，董希淼建议：“深化区块链技术应用，搭建制造业企业区块链平台，将基于核心企业的银行授信传递到链上企业；搭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缩短贷款审批流程，提升贸易融资效率。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加大对制造业企业信息收集和风险识别、监测，提高产品匹配的精准度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宣布，根据企业业务需求，决定将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由0.3上调至0.5。央行表示，政策调整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上限相应提高，有利于满足企业“走出去”的资金需求，也有利于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跨境资金双向均衡流动。 早在2016年11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首次设立了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和币种转换因子两项可调变量，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对两项变量进行动态调节。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乘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等于企业境外放款余额上限。分析人士表示，该系数被调高，意味着企业境外放款的余额上限被提高，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对外投资自主权。此举有利于资本账户的双向开放，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这个系数调升意味着国内企业或机构对境外企业放款的空间增大。”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的调升将增大境内企业在境外放款空间，有助于满足境内企业“走出去”的资金需求，便利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这相当于增加境外人民币供给，促进境外人民币供需平衡，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 202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继续延续升值态势。1月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4604，上调156点，升至2018年6月20日以来最高。自2020年5月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通道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9%，达近年最大升幅。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上调，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常的企业资本流出，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周茂华也表示，此举释放未来离岸人民币供求更加趋于平衡的信号。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常态化的情况下，企业不能单边押注汇率，应该重视汇率波动管理。 1月4日召开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事实上，自去年10月以来，为稳定人民币汇率、避免单边升值预期，央行已采取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调整措施，包括将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调整为零、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逆周期因子淡出、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 再加上此次上调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提高对外放款余额上限，专家认为，这再次释放了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促进跨境资金双向均衡流动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推出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的15条措施。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表示，将调整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与《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结合起来看，前者主要与企业境外放款额度有关，相当于给企业上调了境外放款额度，跨国企业可为境外关联公司或子公司提供更多融资支持；后者则主要是鼓励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办理跨境业务。 “该系数上调给企业增加了境外放款额度，跨国企业可为境外关联公司或子公司提供更多融资支持，但考虑到该业务较为小众，目前大部分企业境外放款额度并未完全用足，额度的上调更多是释放信号的意义，希望更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平衡。”王有鑫说。
让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激发亿万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对于“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金融支持不可或缺。记者近日从多家银行了解到，202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继续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努力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尤其是把融资重点放在普惠金融、民营企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确保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充足动力。 推动市场主体创新发展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信贷资源投放力度，优化信贷结构，用好信用贷款、融资担保、政策性贷款、贴息、应收账款融资、产业链融资等各类融资渠道，努力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实体经济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刚表示。 业内专家表示，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需要发挥好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确保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投入实体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信贷不仅要有量的增长，而且更要有质的提高。加快科技创新依靠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形成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创新发展，金融业应更加关注头部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创新型企业和引领性产业集群的融资支持力度。 “对银行业而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服务科技创新的手段与工具。在政策性金融领域，研究设立专门支持基础领域科研创新的政策性银行或基金，提供更多中长期资金支持。在商业性金融领域，坚持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推进银行业内外部投贷联动政策落地见效，在银行系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整合旗下各类机构特长，协同完善全周期精准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王刚表示。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事关“十四五”时期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迫切需要培育一批掌握高科技农业技术的市场主体。业内专家表示，未来需要探索金融支持高科技农业市场主体的有效路径，加大对林下经济、板下经济、生物种业、现代农机、智慧农业等农业科技领域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 为小微民营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必须保护好、发展好，为经济发展厚植基础。 业内专家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因此，聚焦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仍将是银行业“十四五”时期的关键任务。 “尽管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远高于全口径贷款增速，但是从占有的信贷比重看，还低于小微企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地位。因此，困扰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仍需要下大力气解决。”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表示。 王刚建议，未来应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单列信贷计划、实施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等方式保障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必要资源投入，在先行推动缓解融资难的基础上，坚持风险定价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循序渐进缓解融资贵；推动有序实现“一二五”目标，提高银行业对民营经济信贷支持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贡献的匹配度。 “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未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将线上大数据与线下数据充分整合，改善小微企业信用评价，让中小微企业从银行可以获得更多信贷支持。 强化对产业链核心企业支持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金融业金融机构要抓住产业链上核心企业这一关键主体。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遭受冲击。在这一背景下，确保我国产业链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业内专家表示，发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金融，银行业金融机构既要在全产业链金融上“布好局”，也要在产业链核心企业上“落好子”，通过产品创新、内外联动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向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提供集成化金融解决方案。 “拓展新型产业链条，探索与核心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方、互联网供应链平台的全产业链合作新模式，切实提高金融与供应链的协同性，有效支持产业链在稳定、完整的基础上迭代升级。”王刚表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产业升级的核心是制造业的升级，未来一段时间，金融资源配置需要适度向制造业倾斜。当然，金融资源向制造业的倾斜，并不是简单的制造业贷款规模的扩张，同时也应该伴随着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 “在产业数字化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打造数字化的产业金融或供应链金融场景，这将成为未来产业金融发展的主要路径。” 曾刚表示。
按照30天满负荷运转需求，石家庄储备了医用耗材、药品、防护装备、消毒用品等医疗物资，动员全市133家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增加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全力保障日常防控和检测需要。 金融界网1月7日消息 1月6日晚，石家庄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按照30天满负荷运转需求，石家庄储备了医用耗材、药品、防护装备、消毒用品等医疗物资，动员全市133家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增加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全力保障日常防控和检测需要。
企业贷款利率更低了、数字信贷让抵押物依赖减少了、个人居家也能办理银行业务了、支付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了……2020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创新的步伐也在持续加快，金融服务质效大幅提高。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9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降0.61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同时，小微企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截至2020年9月末，小微企业融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这些成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未来还将迎来哪些创新机遇？对经济生活将产生何种影响？ “减费让利”支持实体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企业都遭遇了营业收入下滑、现金流紧张等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企业生存发展、稳住经济基本面？推动金融系统“合理让利”成为关键抓手之一。 2020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效，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从实践看，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渠道。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让利；三是通过银行减少收费及支持企业重组、债转股等渠道让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测算，2020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说。 具体来看，2020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通过降低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约6250亿元，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货币政策工具”让利约2750亿元，共计让利约9000亿元；通过减免服务费用、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措施，合计向实体经济让利大约1.25万亿元，完成了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时序进度。 “总体来看，以上措施成效显著，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刘国强说。 “接下来，还要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取消信贷资金管理费、小微企业提前还款违约金等，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说。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减费让利政策能否持续这一问题，市场上也有担忧之声。刘国强说，下一阶段，央行将保持政策稳定性，用好用足现有优惠政策，持续释放相关政策红利，把已经出台的政策用好，进一步落实到位。 “非接触式”服务日渐丰富 在通过“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同时，如何增加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也至关重要。 在此过程中，金融科技无疑成为了防疫抗疫、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要力量。“数字信贷从根本上改善了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贷款服务。”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开展智能风控，减少对抵押物的依赖，大大提高了融资的可获得性。 监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末，中国银行业服务的小微企业信贷客户已达到2700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同比增速超过30%，农户贷款同比增速达14.3%。 广州众山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就是数字化的受益者。“受疫情影响，公司生产、销售下滑，资金压力很大。”该公司负责人说：“我们的上游企业主要是特种钢材供应商，原材料采购需要预付订金，下游企业以中外大型精密设备制造企业为主，应收账款账期较长。” 了解到企业困难后，结合企业经营模式，广州农商银行尝试使用“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上的产业链信贷产品，为企业办理了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该平台的技术优势在于融资申请、报关单核验、银行融资受理审核、登记放款等全流程均可通过线上完成，有效缓解了疫情期间面对面办理业务的不便，还减轻了远程单据核验与风险管控难度，缩短了外贸业务处理时间。”广州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企业金融服务，个人金融服务也在朝着“非接触式”方向快速革新。据记者了解，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加速优化手机APP等线上渠道服务，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线上金融产品。 “技术多跑路，客户零跑腿，这是工行提升个人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该行已依托云计算、分布式等技术搭建的科技平台，提供7×24小时“无接触”金融服务，其中，柜面业务的线上办理率已提升至99.2%。 此外，工行还于2020年2月创新推出了个人客户经理“云工作室”，让客户居家完成相关业务咨询；同时，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为客户提供开立资信证明、借记卡换卡不换号等“线上申请、线下邮寄(领取)”一站式服务，以减少客户往返次数。 支付发展驶入“快车道” 细数“非接触式”服务的早期形式，莫过于电子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往后，数字人民币将为支付服务带来更多新选择。 2020年12月5日起，苏州10万市民通过抽签的方式，每人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红包——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每个红包金额为200元，共计2000万元。 2020年12月11日晚上8时，苏州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生效。仅一分钟后，第一笔数字人民币线下交易在拉卡拉服务的商户——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产生，这位苏州市民花费109.8元购买了一些防疫用品。 这已是数字人民币在2020年内第二次通过“发红包”的方式开展测试。2020年10月12日18时至18日24时，数字人民币在深圳开展测试，共有47573名中签个人成功领取数字人民币红包，使用红包交易62788笔。 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等城市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其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随着电子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的普及，中国已实现基本金融服务城乡全覆盖。”郭树清表示，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和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存款、取款和汇款几乎都实现了实时到账。网上消费蓬勃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更加方便。 在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年，线上消费支付依然“火爆”。网联平台数据显示，2020年“双12”网络促销活动期间，12月10日0时至12月12日24时，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56.33亿笔，金额3.78万亿元，同比涨幅分别为34.16%和27.6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三季度银行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649.77亿笔，金额达696.44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业务242.44亿笔，金额551.6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56%和11.29%；移动支付业务344.95亿笔，金额116.7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48%和35.57%。 当前，数字化已经融入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增量需求也让支付行业的发展驶入“快车道”。其中，支付已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起来，通过技术的提升来满足企业从线下转型线上的数字化经营需求，助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据智库预计，2021年至2024年，支付企业增值服务业务市场规模巨大，2024年可达5060亿元，复合增长率将超过30.4%。(陆敏 陈果静 郭子源)
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部署2021年重点工作，《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国资委今年工作的“1号任务”主要聚焦激发消费潜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解决“卡脖子”问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些首要任务传递出的重要信号，无疑勾勒出一张“十四五”建设的开局之图。 商务部 落子“激发消费潜力” 日前，全国商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2021年要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抓好几项工作。其中第一项是“在促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激发消费潜力，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通内循环堵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谈及内循环有哪些堵点，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有所上升，进而制约消费潜力的释放；第二，我国在民生领域的投资依然存在一定短板，包括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三，我国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部分关键技术仍面临着被“卡脖子”的风险。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亚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内循环的堵点，从供给侧来看，主要还是技术和质量问题。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上去了，消费者自然愿意消费。 对于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打通内循环堵点的问题，付一夫认为，需要从三方面发力：第一，要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着力继续缩小收入差距，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居民的养老、医疗问题，以此来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三，要改善偏远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并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以此来激发国人的消费潜力。 谈到资本市场如何助力内循环发展，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需求侧来看，需要增加居民的财富收入，资本市场要更好地发挥财富管理功能，通过慢牛行情，为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由此扩大消费能力和意向。从供给侧来说，资本市场应进一步支持大消费类企业的上市和融资，促进大消费企业的做大做强，从而创造出更多符合居民日渐差异化需求的高质量产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赵亚赟认为，企业提高技术和质量，最重要的问题是资金，资本市场能够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同时，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适当鼓励产业基金的发展，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引导产业升级的作用。 财政部 布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2021年要扎实做好十项重点工作。其中，首项任务是“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完善并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 “2020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经济快速恢复发挥了突出作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崔志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将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中，有助于结构调整并解决当前农业基础还不稳固、民生保障个别领域存在短板等问题。 为应对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推出了新增1万亿元财政赤字和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的政策。这2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首次实施特殊转移支付机制，通过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达机制，为“六保”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1年，中央财政会在总结2020年直达资金政策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和机制运行角度继续深入研究直达资金效用，逐步将直达资金适用范围扩大到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更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方面，进一步规范直达资金下达、拨付、使用、绩效等各环节操作规程，明确直达资金运行时限，减少资金在途占压时间，规避转移挪用延迟风险，通过制度机制提升直达资金运行管理效率，让更多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发挥更大效力。 崔志娟表示，2021年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将扩大，在相应的管理机制上，建议对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的项目整体实行直达管理；同时，在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中，进一步优化直达资金管理的制度体系。此外，借助大数据平台，强化直达资金的数据分析和线上监管。 2021年在推进减税降费方面，张依群建议五方面发力：一是对原有减税降费进行系统性梳理，适时有针对性地出台税费改革政策。二是消费税、资源税改革还会继续深入推进。三是增值税改革还应做进一步简化优化，税率还应进一步降低，研发经费税前抵扣政策应更具有政策导向上的鼓励性和操作上的创新性，扎实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四是从人才发展战略和国际视野格局出发，进一步深化个税改革，增强对高技术人才、尖端人才、紧缺人才的吸引力，用税收手段激发高技能人才的创造力。五是从整体税制格局设计上应实行精简策略，兼并税种，提升税制的科学性和税收效率，逐步提升更能有效反映经济状态和效益的直接税占比。 2020年我国推出3.75万亿元新增专项债，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张依群表示，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加，对应对风险、托底经济、补齐短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项目滞后、资金闲置等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影响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效益发挥。2021年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关键在于：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入手，合理设定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有效防控债券风险，切实保证财政可承受的可持续能力，保证债券能够按期偿付，坚决防止出现政府违约；同时，要从补民生短板角度，增强地方专项债券发行的针对性，切实发挥地方专项债券服务民生宗旨和公益属性。 工信部 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部署了2021年8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1号任务”是“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聚焦基础技术和关键领域，大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精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创新产品应用生态”。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工信部将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放在首位，体现当下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未来需要解决的八大问题时也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放在首位，表明科技发展刻不容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速国产替代、加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大势所趋，因此要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明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对进口的依存度高，产业基础投入不足，许多产业面临“缺芯”“少核”的窘境，因此需要通过精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 陈雳认为，排在首位的当属芯片产业这一类“卡脖子”领域，监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营造高端集成电路发展环境，减税降费促进产业发展；国家也成立大基金对集成电路产业加大投入。此外，也要引导人才向产业流入，最终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12月28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要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李明昊表示，随着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大量具有高技术、高创新的新兴行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快速发展，解决了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21年，资本市场应着力支持5G、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链，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保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陈雳表示，科技的发展与金融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2021年，金融行业将发挥自身优势，更大强度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以科创板为例，在防控好各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利于帮助由于高速发展和扩张导致短期无法实现利润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直接融资，进而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资委主抓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经济生产环环相扣，产业链供应链无疑成为其重要支撑。《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自去年以来，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表述，已从稍早前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一步升级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去年底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在部署2021年央企要扎实抓好的八方面重点任务中，就将其列在“1号任务”中。会议指出，中央企业要发挥优势带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大循环，扩大有效投资，发挥产业龙头作用，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主动适应和创造市场需求。 国信证券(行情002736,诊股)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布局以及国际投资大发展，使得同一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多道工序被分散至不同国家，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导致整条产业链、供应链的瘫痪。 “疫情在全球蔓延，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秩序，直接反映为商品通关速度的放缓、额外的认证要求或标准的提升，使得全球的供应链失稳，产业链断裂风险上升。此外，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基于上述背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构建并完善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是防范与化解产业链风险、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核心部署，也是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张立超如是说。 事实上，从去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面对疫情扰动，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还是保持了稳健发展。据国家统计局于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7445.0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比1月份至10月份加快1.7个百分点。 “虽然我国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方面成绩显著，但我国企业与产业发展也正面临着来自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所带来的‘断链’压力。”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此，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已然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作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实施主体，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无疑被赋予重任。 在刘兴国看来，中央企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产业链关键技术突破，实现技术自主自立，突破“卡脖子”瓶颈；二是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确保可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供应，确保即使遭遇断供等突发事件，也能够基本实现内循环；三是要加快优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制定“备链”方案，合理分散国际供应风险；四是要发展不对称“对抗”能力，即在其他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比如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等。 张立超称，对中央企业而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在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链从中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方面下功夫。具体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强化产业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研发突破，加大核心零部件、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特别是在“卡脖子”领域要重点强化自主创新和基础创新，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 与之不谋而合的是，上述会议同时强调，“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要牢牢把握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一重点任务，努力打造一批行业产业龙头企业、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一批基础保障骨干企业，使中央企业真正成为主责主业突出、功能作用显著、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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