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友化工4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是纯碱行业首家通过ISO9001质量、产品和ISO1400环境管理体系三重认证的企业，产品散装化率、重质化率以及低盐化率三项指标均居行业首位，产品质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多年来公司与国内多家大型玻璃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疫情以后，我们对参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全国4万余户受访户做了两轮电话回访，3月份的时候，老百姓对2020年的消费估算会减少9.4%，到5月份的时候，减少的幅度增加到17.3%。3万元以下和3万到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减少幅度更大一些。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原因是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减少，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在疫情以后扩大了。同时，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资产也不足，面临流动性约束，而高收入阶层的预防性储蓄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如果后面5个月以同比12%的增长速度，2020年全年可达到零增长。如果保持7月份的负1.1%的增长，全年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减少6%。消费数据很不乐观。 我们用调研数据形成了一个工作稳定性指数，发现低收入的明显比中高收入的稳定性要差，这个指数包括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也包括自己对工作的预期，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 另外，我们询问了受访家庭所在的企业雇工情况。3月份有43.3%的受访户说他所在的企业减少了雇佣，有8.8%的降低了薪酬；5月份的时候，这个比例涨了1倍，有26.4%的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对2019年6—8月这些受访户，我们了解他们去年的工作情况，今年5月回访时我们也了解了他们今年工作的情况。16—65岁的劳动力人群中，去年87.2%有工作，今年是75.1%，其中农村户籍下降比例最高，有季节性因素。 另外，阿里研究院疫情以后做了四轮小微企业调研，2月、3月、4月和7月份各做了一轮。早期这些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多重的，包括物流、人工、疫情等等。很快，这些问题没有了，4月份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变成了订单不足了，7月份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已经从生产端转向了需求端。 企业对2020年宏观形势的判断，2月份是悲观的，3月份开始趋向乐观，4月份又开始悲观，7月份更加悲观。企业对自身发展的判断也出现了这么一个过程，从3月份乐观，到4月份到7月份更加悲观。例如，在“企业快速发展或者规模扩大或者利润率增长”选项上，回答的比例是从低到高再低，3月份的时候有15%的企业，7月份只有9.5的企业认为自己今年会快速发展。 我们的判断，国内大循环将受阻于订单不足、收入下降之间的恶性小循环。收入普遍受到了冲击，低收入人群受到冲击更大，导致了需求下降、订单不足，自然会导致就业和收入受到影响，反过来再影响到需求，所以“订单不足+收入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小循环。这个小循环需要被打破，而打破这个循环的根本是在刺激需求。供给侧方面已经采取的一系列企业救助帮扶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多作用，企业其他的问题基本都不算是主要问题了。订单不足也变成了主要问题。 所以，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不在供给端、不在企业，应该是在需求端，尤其是在低收入阶层。其实今年2月份、3月份后来一直在讲，针对低收入阶层的现金转移支付或者消费券是打破这种恶性小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民生政策也是我们的经济复苏政策。 本文为作者2020年8月25日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增长与国内经济大循环”月度研判例会上的发言。
8月31日，记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自国务院2018年5月部署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作以来的两年中，全省累计新增市场主体15.91万户、注册资本3339.25亿元，分别占市场主体总数的33.57%、23.43%。截至上半年，全省各类市场主体累计达到47.05万户，注册资本14069.4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1.49%和13.71%。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对标先进，降门槛、减环节，提效率、增便利，扎实推动部门业务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不断提高营业执照、发票、印章刻制等企业开办事项办理效率，持续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积极以企业开办环境提振创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 今年，青海省将紧紧围绕“六稳”“六保”工作部署，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兰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五个示范省”建设、“四种经济形态”引领为契机，持续以企业开办智能化、便利化、高效化为目标，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营造西部地区一流企业开办环境，着力促增量、激活力、添动能。 同时，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开辟“一窗通办”专区，将营业执照、涉税开办事项、印章刻制备案事项办理窗口整合到“一窗通办”专区，提供事前咨询、事中指导、窗口受理和办件发放服务，实现企业开办申请一次提交，营业执照、发票、税控设备和印章一次领取。继续在企业开办“一窗通办”专区开辟自助办理区、帮办指导区和业务受理区，提供网上信息填报、线下申请提交等服务，推动企业开办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8月26日，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办，200余位地产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战略和布局。鑫苑集团副总裁易涛出席论坛并发言。 >>点击查看更多干货 易涛在人力资源闭门会上表示，企业分两类：一类是服务类企业，另一类是向服务类转型的企业。物业费的空间在哪里？服务的价值会越来越提高。 易涛认为，企业在市场上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要找到差异化。鑫苑努力地往科技上靠，希望给用户更好的科技感。地产行业以前靠经验、靠层级、靠技术管理的模式在未来的世界里发生很多变化。这是鑫苑想找到自己差异化的点，向科技人靠一靠。当然这也是很难的，因为科技投入很大。 同时，企业还要坚持长期价值观，现在公司选拔的核心点还是长期主义者，不希望干部天天想着短期事情，企业给干部“一个底线”，希望能守住底线，同时机构上“不设上限”。
8月26日13时， 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办，200余位地产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战略和布局。祥源地产人力资源总经理张晓宇出席论坛并表示：地产企业想取得更高估值，需要“降利润率+延长企业生命周期”，盈利能力和激励模式要“绵密持久”。 >>点击查看更多干货 张晓宇分享了祥源的管理理念。张晓宇表示，地产行业维持10万亿的规模能维持8年到10年，但恢复到15万亿以上不太现实。不管是社会还是祥源都希望推动组织改革，从过去的短周期中周期变成长周期，短周期是给钱，薪酬战略水平高一点。中周期是做跟投，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长周期。如果变成中长期激励，HR承接了很多任务，总结有三点： 第一，承接一部分产能，因为要腾笼换鸟，要换一部分人，腾笼换鸟过程中肯定要承接落后、不适配、淘汰的产能。 第二，小公司拿不出中短期的激励，自己会做延期支付，就是长期激励绑定在一起。 第三，把组织“更猛更持久”变的“更稳更持久”，让公司组织变的更健全。
有多少外资企业会实际从我国撤离，一要看美国政府要在多大程度上与我国脱钩，二要看其盟国会在多大程度上跟随美国与我国脱钩，三要看这些国家的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遵从政府的意愿而撤离我国。 随着中美脱钩加速，市场对于外资撤离我国的担忧大幅上升。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 提出美国政府考虑支付所有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搬迁费用，一些美国的盟国也有类似举动，如日本政府追加2，200亿日元（20亿美元） 预算资助企业将生产线撤回本土，另235亿日元（2.1亿美元） 协助企业将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 至于有多少外资企业会实际从我国撤离，一要看美国政府要在多大程度上与我国脱钩，二要看其盟国会在多大程度上跟随美国与我国脱钩，三要看这些国家的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遵从政府的意愿而撤离我国。目前这几点的不确定性都很高，要看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若从经济角度出发，以上3点中的程度都应该不会太高；当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是难以动摇的，外资企业要撤离我国将明显损害其赢利。但是，中美冲突至今，美国方面显然已不是在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而是明目张胆甚至气急败坏地从政治上打压我国企业，遏止我国崛起了。在此形势下，中美虽还不至于完全脱钩，但大规模脱钩的风险已经很大，其一些盟国跟随与我国脱钩的可能性也不可忽视。因而，外资加快从我国撤离将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此做好充分准备是必要的，而首先要对其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做出科学的评估。 部分外资撤离我国的现象在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后就已开始了，已10年有余。但10年来实际发生的是，虽的确有不少外资企业，主要是中低档产业的企业从我国撤离而转移至更低成本或离市场需求更近的东南亚等国，但同时更多的且产业档次更高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使得整体而言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商业存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从而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上升了。有数据为证，2009-2019年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项目总数从23，435个增长74%至40，888个，资金总额从900亿美元增长53%至1，381亿美元。同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总额在全球的比重分别从17%和9%大幅上升至30%和13%。这就是说，过去10年来部分外资从我国撤离并没有改变我国全球第二大外资利用国和全球产业链核心的地位，同时还加快了我国产业与贸易的升级。 但此次外资撤离，情况将有所不同。前10年的外资撤离是由经济因素驱动的，即由我国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及市场供需变化促使一些外资企业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所驱动。但此次外资撤离，如前所述，是由政治因素所驱动，即由美国为了遏制我国的继续崛起而强迫美国及其盟国企业从我国撤离所驱动。这一区别，使得外资撤离的规模有所不同。鉴于政治驱动的强制性，此次外资撤离的规模将大于前10年，具体大多少取决于美国政府到底想与中美脱钩到甚么程度。 如果是完全脱钩，则外资撤离的规模将比前10年要大很多。大部分的美国企业和相当一部分的美国盟国企业将被迫撤离，而从这些国家流入我国的新投资更可能断绝。其结果，在中美完全脱钩的假设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外商投资的规模，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都将大幅缩减。这是最差的情况，但目前来看此最差情况的出现并非完全不可能。 但即使是这种情况出现， 持续性是个疑问。首先，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变化，而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国内各方的经济利益相关；当各方都发现经济利益受损而政治目标又难以达到时，美国政府从政治上遏制中国的策略会有所改变，将不得不放松禁止美国企业投资我国的措施。其次，在遏制我国方面美国的一些盟国跟随美国的稳定性也是个变量；如发现此举遏制我国未能奏效而自己经济上受损，其跟随美国阻止向我国投资的决心也会动摇。第三，美国及其盟国的企业遵循政府意愿撤离我国的情况也将类似， 当发现撤离我国的成本太高而最终得不到补偿， 经济利益将促使其冲破政府的限制而重回我国市场。 更重要的是，此次外资撤离对我国经济的边际冲击，由于是政治驱动，将小于前10年。此话怎讲？前10年的外资撤离由经济因素驱动，是自愿的，所以外资企业一定是找到了成本更低且市场需求相当甚至更强的国家及地区去投资，进而受益， 否则不会撤离。既然撤出的外资企业受益，被撤出的我国必将受损，特别是出口需求随着外资的撤出而转移至国外，致使我国出口下降。但此次的外资撤离，由于是政治驱动，是被强迫的，因而撤离的外资企业经济上不得益，则理论上被撤出的我国经济上不受损。具体而言，这些企业撤回本国或其他国家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找到了成本更低、生产配套更好的产地，而找不到成本更低和生产配套更好的产地，其产品就没有竞争力，这就意味着国际上对其产品的市场需求并不会随之转移过去，而仍然指向撤离前的处于我国的产业链。此时，只要我国或其他国家的企业能在其撤离前将其兼并收购或建立新的工厂及生产线将其替代，就能够填补撤离造成的企业空白，接上撤离形成的产业链掉链，则相应的市场需求大部分仍然能够留在我国，进而我国的出口和内销就不会明显下降，对我国经济、产业链及就业就不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至于此空白是由我国企业还是由其他国家企业来填补，应交由市场来决定，只要是能够填补而保住市场需求都可以。我国应继续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欢迎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来填补这一空白。同时，我国企业也应努力地填补此空白，趁此机会进一步发展。从目前我国企业的科技水平、管理能力和人才素质来看，对大多数撤离的外资企业要填补空白都应该不存在问题。迅速地将其填补，既保住出口与内销需求，又为我国企业发展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岂不是坏事变好事，何乐而不为？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484家浙江A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26万亿元，其中428家盈利，占比88%，共实现净利润1138.69亿元。 其中，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的A股上市公司有236家，占比48.76%，净利润增幅达到20%以上的有163家，其中60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倍。今年以来，浙江上市公司迎难而上，积极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整体实现了稳步增长，展现出浙江经济的韧性。 制造业实现恢复性增长 2020年上半年，宁波银行以78.43亿元的净利润稳居“赚钱王”头把交椅，浙商银行以67.75亿元屈居第二，此外，海康威视、杭州银行、荣盛石化分别以46.24亿元、40.68亿元、32.08亿元的净利润排在前五位。包含前述几家公司在内，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共有21家。 如果因为净利润前五名的三个席位都被银行股抢占，就认定在疫情冲击下金融行业“最稳”，那么浙江的制造业会集体“表示不服”。 作为制造业大省，目前浙江A股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高达310家，事实上，在净利润前10名的榜单上，荣盛石化、浙江龙盛、浙能电力、雅戈尔、新和成等都是分别在化工、电力、纺织服饰、医药生物等领域大放异彩的制造业企业。 其中，浙能电力在2020年一季度公司省内煤机发电量同比下降37.5%的不利局面下，千方百计抢抓电量并拓展供热市场，5月份、6月份公司省内煤机发电量均超100亿度，分别同比增长20.8%、17.8%，配合降本增效成果显著，浙能电力上半年逆势实现了净利润20.6%的同比增幅。 包括浙能电力在内，疫情暴发导致的停工停产对省内制造企业带来了一定冲击，不少企业一季度业绩大幅下滑，但是在第二季度，浙江省310家制造业企业中实现营收同比增长的就达到了128家，实现净利同比增长的有156家，相较于一季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全省唯一营业收入指标在千亿元量级的物产中大，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787.17亿元，同比增长11.62%；扣非归母净利润13.67亿元，同比增长3.09%。疫情使得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特别是较大规模的优秀企业看到了更大的服务空间，物产中大上半年抢抓机遇成效明显，1月份-6月份公司实现进出口总额（含转口）45.76亿美元，同比增长26.26%。 “浙江省是这次疫情中首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份。在抗击疫情阶段，浙江省各级政府出台了多项举措保障了全省企业复工复产，为第二季度经济生产的恢复与增长提供了良好、安全的环境基础。”浙江省并购联合会副秘书长、白沙泉并购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汉聪向记者表示，浙江企业在今年疫情期间最早一批复工复产，并在经济复苏中起到带头作用。 超半数企业加大研发费用 通过对上半年数据的梳理，记者注意到，2020年上半年浙江上市公司共支出研发费用达324.22亿元，比上年同期的301.37亿元相比，依旧保持了6.64%的增速；245家上市公司实现研发费用同比增长，占总数的比重超过一半。 其中，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均胜电子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分别达到30.63亿元、13.15亿元、10.97亿元，位列前三，研发费用过亿元的浙江A股公司共有77家，近四成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5%，可见多数上市公司愿意投入资金进行项目研发。 信雅达、恒生电子、安恒信息、米奥会展、虹软科技5家企业上半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30%，分别为39.33%、36.60%、35.85%、35.42%、34.59%；另外还有同花顺、当虹科技、光云科技、鸿泉物联、奥翔药业、电魂网络、申昊科技、迈得医疗等在内37家公司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超过10%。 上述研发费用投入较高的企业主要聚集在信息技术、互联网、医药生物等行业。其中，奥翔药业上半年营收、净利润、扣非净利三大指标增幅均超过60%，“持续的高研发投入让公司在行业内保持竞争实力，在研项目的不断推进和更新是公司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奥翔药业董秘李震宇向记者表示，“公司储备有大量技术难度高、市场前景良好的待研发项目，目前在研项目数量超过了三十个。” 白沙泉并购金融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章俨向记者表示：“疫情造成了市场更为激烈的竞争，进而加速了优胜劣汰，也坚定了更多上市公司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意愿。”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