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金融系统向实体让利具体目标，再提降准、贷款利率下行，6月17日的国常会“干货”不少。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要求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效，为市场主体减负。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必须在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作用同时，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共生共荣。 不少分析指出，从国常会的部署看，近期降准概率加大，下一步，央行将会通过下调MLF等政策利率的方式加以引导，并通过宽货币、控制存款竞争、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等措施，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推动企业贷款利率进一步明显下行。 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 本次国常会对于如何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提出了四大方面要求。其中，首要的就是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 会议明确，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稳住经济基本盘。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尽管今年以来官方多次提及要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但这是官方首次就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提出具体规模目标。 对于1.5万亿的让利规模是依据什么测算出的？一资深银行业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中国银行业去年实现净利润大约在2万亿左右，如果按照净利润口径让利1.5万亿应该不太现实。1.5万亿可能对应的是指银行体系营业收入的让利。银行通过压降净息差推动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减少银行收费等方式向实体经济让利。 央行在201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利润增速总体趋缓，但仍相对较高，受到普遍关注和讨论，对此需理性看待。从利润使用看，商业银行利润大部分用于补充资本，有助于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商业银行利润主要用于缴纳所得税、分配股利、提取一般准备、 提取盈余公积和留存未分配利润，其中后三项都用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A 股上市银行近三年数据显示，商业银行利润约17%用于缴纳所得税，23%用于普通股股利分配，剩余的60%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当前，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需要有资本金，化解风险也要有资本金，而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少、难点多、进展慢，存在较大资本缺口，在拓展外源资本补充渠道的同时，保持内源资本补充能力尤为重要，维持一定的利润增长有助于银行补充资本。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银行团队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一直低于美国银行业，扣除信贷成本和经营成本后的实际净息差能压缩的空间非常有限。同时，疫情中，政策偏向支持中小微企业，更是对中小微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的政策，银行未来大概率进入一个不良处置压力大幅提升的阶段。因此，如果考虑此轮信贷投放的实际信用风险后，银行实际净息差基本已无压缩空间，我国银行让利空间并不大。 “综合资产增速、净息差和资产质量三个驱动因素，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银行会主动调降拨备覆盖率6-9个百分点以维持利润增长，据此测算，2020年 25家上市银行归母净利润增速在3.0%附近，较2019年收窄约3.4个百分点。”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银行团队称。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让金融系统让利意味着未来商业银行要更大幅度地下调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压缩净息差，在特殊时期向实体经济大幅让利；减少收费主要是指在向小微企业贷款过程中，银行及相关助贷增信机构要下调评估费、担保费等非息费用(在一些小微企业贷款中，这部分费用有时甚至高于贷款利息)。 不过，亦有分析指出，1.5万亿让利指的是“金融系统”而非单只银行体系，也意味着其它类型的金融机构也要向实体经济让利。 提振市场信心，近期降准概率加大 会议提出的关于货币金融政策的第二大举措，就是要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国常会再提降准，恰逢6月末金融体系年中资金需求高峰，以及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工作本周“开闸”，利于提振市场信心，有观点认为降准将于近期落地。 实际上，由于近期货币政策处于观察期，防范资金加杠杆空转套利的严监管再起，央行在公开市场流动性投放方面保持相对克制，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悲观，引发债市连续调整，甚至不少分析人士认为6月降准无望。但此次国常会再提降准，利于提振市场信心，近期降准的概率也大增。 华泰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继强表示，最近一两年，降准等均由国常会先发声，而后在两周之内落实，即所谓的“两周定律”，这一次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这次提法是“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以往的提法“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政策工具”、“要抓紧出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后者提法的态度更坚决、急迫。因此，降准无疑会缓解市场的悲观情绪，但指望资金面再回到之前的宽松状态可能不现实。 银行下调存款利率，将带动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 国常会还提出，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资金直达企业的政策工具和相关机制。按照有保有控要求，确保新增金融资金主要流向制造业、一般服务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好发挥救急纾困、“雪中送炭”效应，防止资金跑偏和“空转”，防范金融风险。 此外，国常会提出，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和动力。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升普惠金融在考核中的权重。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严禁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切实做到市场主体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贷款难度进一步降低。 在推动市场主体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方面，尽管本次国常会只提了降准未提降息，但不少分析认为，下一步央行仍注重运用改革的办法推动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而非简单的下调政策利率。 其中一项改革的办法，就是引导银行降低负债成本，避免存款无序竞争，从而带动贷款端利率下行。据悉，6月15日工农中建四大行主动下调了3年期、5年期大额存单发行利率，由原来的存款基准利率1.5倍调整至1.45倍。6月15日至17日，四大行一共发行了接近8亿元的3年期和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均不超过存款基准利率的1.45倍。近期商业银行各期限存款利率均有所下行，其中3年期、5年期等中长期限存款利率的下行幅度相对较大，5月份环比降幅均超过了5个基点。 大行主动下调大额存单发行利率的消息放出或有深意，上述银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近期并无MLF降息，但本月22日最新一次LPR报价下行的概率加大，商业银行可能下调报价加点。 王青表示，今年前五个月新增信贷社融强劲，说明融资难的问题正在缓解。这次国常会的政策重点指向缓解融资贵，预计作为政策效果的具体体现，未来几个月企业一般贷款利率会有更大幅度下行。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央行也会通过下调MLF等政策利率的方式加以引导，并通过宽货币、控制存款竞争、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等措施，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提高银行发放低利率贷款的商业可持续性。”王青说。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部署三大举措 除了部署加大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外，本次国常会还从三大方面对下阶段为企业减税降费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出台免收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降低工商业企业电价、降低电信资费、减免相关政府性基金收费等一系列降费措施，为企业纾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要紧扣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一是已定的降费措施要说到做到，落实到位。通过将降低工商业电价5%、免征航空公司民航发展基金和进出口货物港口建设费、减半征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政策延长至年底，并降低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15%，连同上半年降费措施，全年共为企业减负3100多亿元。 二是坚决制止不合规收费。严禁收“过头税费”、违规揽税收费和以清缴补缴为名增加市场主体不合理负担。对已取消、停征、免征及降低征收标准的收费基金项目，要坚决落实到企业。 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开展进出口环节、企业融资、公用事业、物流、行政审批相关中介服务等重点领域收费专项治理基础上，完善制度机制，从制度上铲除乱收费的土壤。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近日接受《中国金融》杂志专访，就如何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如何从财政政策角度采取措施保住企业渡过难关，以及中国经济如何走出疫情影响、守住基本盘等一些列问题作出回答。对于现在比较强调的新基建投资，白重恩表示赞成并支持这个方向，但是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他希望能够把握节奏，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要一哄而上。 -1- 当前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直接影响，疫情对很多经济活动带来了冲击。前期我国经济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目前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而国外的经济活动仍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另一个是间接影响，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当外部经济活动没有恢复正常时，对产品的需求减弱，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二是如果企业生产环节的上游产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疫情导致这些国家生产能力受限，则该企业也会受到影响。三是疫情之后，一些经济体认为在某些方面自给自足非常重要，容易形成一种反全球化的情绪。例如，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很多国家对医疗设备等生产销售提出限制措施，只顾本国利益，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反感。这可能导致人们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信心不足，从而更多考虑用自给自足来防范风险。同时，有些国家出于选举等国内政治层面的考虑，会采取一些对经贸关系不利的措施，这也会对供应链和产业链产生负面影响。 为此，我国特别提出要“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才比较全面。在疫情冲击下，从短期看，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可能性不大，因为重构产业链需要较长的时间。从中期看，反全球化思潮确实可能会带来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重新调整，这个调整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长期看，情况可能又不是那么悲观。过去这些年全球价值链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是因为它带来了效率的改善。现在人们不仅仅关心效率，还同时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安全性，使其具有足够的“韧性”。而这个韧性和效率可能稍微有一些冲突。从保证效率的角度，需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从保持韧性的角度，又要考虑如何保证经济体安全，使得价值链上的环节不要过度集中于某一市场、某一企业，而是要适当分散。短期内，一些国家对“韧性”的考虑可能会多一点，但是长期来看，又会重新意识到效率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尽管可能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产业链的重构，但最终当人们重新呼唤效率时，又会继续让全球价值链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管未来情况究竟如何，我国都要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方面，要考虑与我们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充分评估它的稳定性、安全性；另一方面，不能放弃对效率的追求，要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局面。这个局面能否维护好，与各个国家的努力是直接相关的，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的前提下，应作出最大的努力来实现最好的结果。 现在我们特别关注“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对此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到有基本的供应能力，当别人“卡脖子”的时候，企业也能够继续生存。同时，不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国际治理改革，使其向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从而对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而不仅仅是依靠每一个国家的自给自足。 -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 谈到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认为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政策应配合财政政策，同时也要考虑货币政策自身的目标。实际上，这种配合很多情况下与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比如，财政要实现对各类企业提供精准支持，势必要有比较大的投入，从而可能产生一定的赤字，政府发行的债券将吸引大批投资者，如果说此时的货币政策还是很“紧”，那么企业再去融资就会面临很高的成本，融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需要与财政政策有一定的配合，来使得融资成本不因财政赤字而上升。当然，这里不是说财政做什么，货币当局就要被动接受什么，而是在维护货币政策自身目标前提下增强协同性。 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企业的融资成本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可以看出，目前的政策目标是既能比较高效地救助企业，又不会带来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这对财政当局提出的要求是，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对货币政策当局提出的要求是，在满足货币政策既定目标前提下配合财政政策。 谈到美联储或者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总体上我认为，疫情发生后这些国家和地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些恐慌。如美国以及欧洲的资本市场一度面临着流动性被冻结的可能性，聚集着很大的金融风险，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及时向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正常运行，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各经济体面临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国面临的挑战、经济上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并没有那么大，还没有到那种要实行负利率、无限度购买资产的程度。但我认为，各个经济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保持市场正常的流动性，保持价格相对稳定，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持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当然，尽管政策目标总体上一致，采取的手段可能是不一样的。 -3- 财政政策角度，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次疫情给很多企业都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其中有一些企业如果无法获得救助，很可能会破产。需要说明一点，通常情况下，企业因经营不善，或者说由于市场环境改变等原因退出市场，政府是不应该去救助的，应让市场机制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是，这次疫情中企业受到的冲击不是自身的行为所造成的，是企业所无法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企业不会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问题；相反，如果不救，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救助举措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金融支持层面，实践中金融支持往往很难有针对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市场来运行。这里要特别强调，财政政策能够针对不同类的企业，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力度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支持更直接。 救助企业还要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差异非常大。从统计数据来看，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7.4%，但是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20.0%，计算机、通信设备等行业的利润增长15%。如果给所有企业以同样的政策、同样力度的帮助，而我们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效果必然不理想。为此，应针对那些面临困难比较大的行业和企业，提供更大力度、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第一类企业尚能维持生产，但外部需求疲软。为保住这些企业，让其能够在外部需求恢复时继续满足市场需要，可以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做一些促进工作。比如，前段时间一些地区尝试发放消费券，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消费券应该鼓励哪一种消费呢？我觉得应该鼓励受外贸影响比较大的企业产品的消费，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设定应当更有针对性一些，侧重于增加这一领域的消费需求。 第二类企业难以维持业务正常运行，但未来仍有前景。以国际旅游为例，因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一行业已陷入停滞。然而我们知道，国际旅游的需求仍会长期存在，如果这些企业退出了，它们多年建立起来的与国外旅行社、酒店、旅游景点等的业务合作关系就丧失了价值，未来想重新开展合作也会很困难，所以需要帮助企业保持这些资源，避免其破产。对这一类企业，由于业务停滞，减税没有意义；暂缓社保缴费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能够降低人工的成本；很多企业比较小，没有贷款，或者通过正式渠道无法获得贷款，贷款延期的措施也难有成效。那么就需要财政对这些企业提供一些补助，让它们能够生存下去。 第三类企业没有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疫情带来很多新的需求，那就不需要提供财政支持。 所以，总的来说，希望我们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在此强调的是，这和通常情况下说我们要实行普惠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普惠政策的出发点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也主张通常的情况下政策要普惠，但现在各行业面临的情况并不一样，疫情导致有些行业所处环境非常恶劣，有些行业则处于比较有利的局面。这时对一定行业的政策倾斜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同一个行业之内，对于不同的企业，我们应该提供一致的帮助。所以我的建议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针对性地对行业提供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帮助，真正以比较低的成本、比较高效率地来落实保市场主体的这样一个最关键的任务。 -4- “六稳”与“六保”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经济怎样才能走出疫情影响，守住基本盘？ 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今年不设定GDP增速目标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相反“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要求经济仍要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方面，而这里面保市场主体又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市场主体没保住，那保就业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如果不是由市场来提供就业，那就要靠政府做很多事儿来提供就业，效率就可能会比较低。所以，保市场主体对于保就业是至关重要的，而保就业对保基本民生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很多人失业，那他们的生计完全靠政府来提供支持，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在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方面，我国基于较强的调配能力做得相对比较好，属于强项。至于基层的运转，基层财政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正在通过大量增加转移支付来保基层，这方面的困难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 我认为这“六保”里面，保市场主体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尤为重要，需要非常精心地去设计政策，非常好地去实施这些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需要我们的政府能够把握好度，不仅考虑近期的影响，还要考虑长期的影响，这样来设计好我们的政策。如果说怎样抓住“牛鼻子”的话，可能这两个就是“牛鼻子”。 对于保就业，我这里有一个鲜活的案例。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建议设立青年志愿服务队》的提案，得到很多政协委员的支持。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会面临特别大的挑战。从调查失业率来看，今年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但是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3.8%，是总体调查失业率的2倍多。这就意味着，年轻人尤其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但同时，我们又有很多疫情所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需要有人去提供服务。那么，能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匹配在一起进行解决呢？ 我的提案给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疫情期间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很特殊的挑战，不能面对面上课，很多课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我的同事和他的合作者做了一个研究，通过高考模拟考试成绩来分析高三学生的学习效果，发现线上授课对于弱势群体是很不利的。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家长辅导孩子的能力、网络硬件存在差异等。线上教育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得到矫正，很可能会变成孩子今后的“软肋”。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组织一些就业困难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青年志愿服务队”来给弱势群体孩子们补课，用一年的时间补上这段欠缺。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到市场供给需求不平衡时，就要寻找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比较弱。而疫情又带来了公共服务的新需求，正好这两个可以抵消。再进一步看，组织一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去基层给弱势群体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他们的价值观的形成、对他们了解中国的现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建议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政策鼓励，比如对一年后考公务员、应聘国有企业、考研究生等给予适当倾斜，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孩子把他们的青春用到支持弱势群体的教育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5- 如何才能做到投资适度、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刚才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如果定了一个目标，不管是什么，在市场面临着这么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唯一能做的就是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来实现这个增长目标。所以，当处于单一投资目的时，就不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是满足一个事先人为设定的增长目标，那个时候，投资就可能非常低效。过去就出现过一些地方为了保增长速度，盲目开工建设一些基础设施项目，造成了大量投资浪费、资源挤占以及产能过剩情况，同时，使得企业获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变得很高。因此，如果为了要达到一个既定增长目标而进行这种低效的投资，我是不主张的。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没有设定增长目标，政策操作的空间就会大一点，也会很大程度地避免低效投资的驱动。 现在比较强调新基建投资，我认为，一是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加大一些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加快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对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增加了；二是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三是新基建能够更好地支持研究和开发工作。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我非常赞成新基建这个方向，但是不希望一哄而上。从这些年的经验教训看，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认为一个事儿该做，往往一哄而上，过程中又缺乏协调，最后就容易造成做得过度了。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事后来看，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过大，最后出现产能过剩。我不希望新基建又重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所以，总体来说，我支持这个方向，但是希望能够把握节奏，能够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6- 在复工复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和防范哪些风险？ 我认为，目前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实施中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候，就会觉得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那么，怎样把握好这个度呢？目前形势下，希望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似乎比较高。我认为，对此特别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更科学、更长远地去看问题，使政府真正更好地去配合、服务市场，而不是“喧宾夺主”。 二是要尽量让金融机构按市场原则来做事。当前，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支持中小微企业，但要把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结合起来看。如果政府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大力度的担保，那么商业银行可能就会更愿意对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但是，如果是硬“压”指标，可能容易带来新的风险，甚至放大刚才所谈的各行业分化问题。最后谁为这个风险来负责呢？那就有可能又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的边界搞模糊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希望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原则来运行，所以，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这个长期目标。政府该做的事儿政府做，金融机构在不放弃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很好地去配合。 本文原发于《中国金融》杂志。
6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及小微企业并明确提出“鼓励银行合理让利”“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等。 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微众银行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银行在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的经验优势，运用科技创新探索让利小微企业融资的新路径。 数字化激活金融之水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底层算法研究和应用方面的优势不断释放，微众银行正运用多种举措提升服务能力，为小微企业注入更多金融活水。据悉，微众银行近日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就以“转贷款”方式支持小微企业项目达成合作，合计50亿转贷款，预计覆盖近万家小微企业。 “互联网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优势叠加、能力互补，有助于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杠杆效应，覆盖更多需要融资服务的小微企业。”在李南青看来，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比如拓展联合贷款、助贷、产业链等合作方式，共同探索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认为，数字金融明显加快了金融服务区域的拓展速度。在线金融服务平台一旦建立起来，就有“长尾效应”，增加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用户，边际成本基本为零，具有很强的普惠性质。 以科技降成本让利小微 微众银行目前已搭建了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内的风控体系，应用于客户身份认证、智能客户服务等环节。 由于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存在短、小、频、急的特点，传统信贷较难满足他们的紧急融资需求。微众银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互联网银行通过产品、服务和渠道的创新，能够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的一系列痛点。 上述负责人称：“我们将完善以‘以供应商或经销商本身数字化信用评价为主，不过度依赖核心企业，不依赖抵质押’为特色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体系，支持产业金融上下游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大力推动上游应收账款融资、下游订货贷款融资，覆盖应收、预付和存货三大类基础产品，在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探索更多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新模式。” 以科技降成本、向科技要效益的特色做法，使微众银行得以持续让利：2019年，该行全年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在2018年已下降近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了1.84个百分点，户均利润贡献不到20元。目前，微众银行已为超3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了信贷服务，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元；服务的小微企业超70%的客户来自制造业、高科技行业和批发零售行业等。微众银行延期还款优惠政策惠及4万户客户，享受优惠客户涉及金额超过180亿元；为湖北、广东、河南、浙江四省提供专项降息的“微闪贴”业务，目前贴现金额达12亿元。
逆全球化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应对之策——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系列之18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李奇霖 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频发，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则使得外部环境加速恶化。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也使得全球化的弊端进一步显现。 过去粤港澳大湾区受益于全球化红利，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而在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之下，受到的冲击自然也不容忽视。对此，我们为粤港澳大湾区长远发展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 1 逆全球化与中美贸易摩擦 （一）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序幕。此后随着各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整体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地理大发现到一战爆发。这一轮的全球化浪潮由欧洲各国轮流主导，在工业革命的助力下，欧洲资本主义先行国家凭借武力，瓜分全球市场，并通过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攫取了全球化进程的红利。 第二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二战后，美国、苏联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成为此轮全球化的主导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借助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更为完善的全球化秩序，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第三阶段是苏联解体到2008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主导着此轮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时期，WTO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使得世界贸易体系更加完善、跨国企业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载体、技术进步让国际间交流更为便捷，种种因素推动着全球化不断深入。 在这一时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国际分工专业化、全球市场规模扩张、技术进步与扩散等方式，全球化提高了整体的经济增速，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让世界各国都能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美国等主导国家攫取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而亚洲四小龙、中国等国家也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学习先进技术等方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具体来看，1961-2007年间全球GDP平均同比增速为3.73%，而高收入国家GDP平均同比增速为3.51%，略低于全球平均增速，但是考虑到高收入国家较大的经济体量，能够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已是不错的成绩。而中等收入国家凭借着后发优势，同比增速到了4.57%。 （二）2008年后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 全球化在推动全球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而逆全球化的呼声从未停止。而全球经济复苏的乏力使得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而目前世界没有其他经济体能够替代中国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引擎。2008年，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并带动全球经济好转，2008-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84%和43.72%。但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下滑。 第二，债务驱动模式难以维系。次贷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借由政府大规模举债（如“量化宽松”、“降息、负利率”）刺激经济。此后，虽然债务驱动了经济复苏，但是欧美国家经济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债务驱动的模式不仅难以持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此后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便是这时候埋下的隐患。 第三，科技进步放缓，难以出现新的技术进步革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信息技术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快速上行，但这一趋势在2000年后转向下行，信息技术密集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与其他部门趋同，反映出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上行趋势已经结束。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投资欲望下降（创新动力不足）、资本错配（资金不愿意投向实体）、企业负债上升（实体企业没钱投资）等问题更是使得本来已经处于下行态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滑。2008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不如危机之前。 全球经济增长的乏力使得各国对存量蛋糕的竞争加剧，而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挤占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动、国内阶级固化等原因，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开始再度抬头，此前桥水基金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指数正处于二战后的最高点。 深入来看，在逆全球化的背后其实是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级趋于固化。 当资产增值速度超过了薪资待遇上涨幅度后，资产阶级与工薪阶层的差距便会越拉越大。2008年之后，由于全球央行大放水，市场资金充裕而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强，于是资产纷纷流入金融市场，2009年之后美股迎来了长达十年的牛市，而金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则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积累财富。 另外金融危机中，由于“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存在，大公司反而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资助渡过难关，而中小企业反而只能被迫倒闭，这也加剧了阶级的分化。即危机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反而加剧了阶级的分化。 “富者愈福，而贫者愈贫”。数据显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和成人财富基尼系数在2008年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其中财富基尼系数远高于基尼系数，也反映出了发达国家内部财富明显向上层聚集的现象。 政治精英们出于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吸引选民选票等考虑，加上国内问题积重难返，有意将矛盾向外转移，于是全球化则成为“背锅侠”，各国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竞选时便一直声称“中国正抢走美国制造业的工作”，他当选后，美国到处发起贸易摩擦，退出各类全球协议或国际化组织，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三）疫情加速逆全球化进程 2020年1月开始爆发的疫情，对原本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且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往往经济越发达，参与全球化水平越高的国家疫情越是严重。 具体来看，疫情爆发首先冲击的全球供应链，全球分工的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停产停工，使得其他国家由于缺乏原材料与中间品被迫停工。之后随着疫情的蔓延，其他各国纷纷停产停工，全球化供应链被打破。 而为了更好的防控疫情，各国政府先后出台相关政策如加强边境管制等，全球的贸易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海运、航运等方式均被迫暂停。直观的体现便是，诸多海运、航空公司被迫停止运营，并纷纷宣布破产。 在国内经济活动暂停、国际贸易大幅下滑、企业投资欲望下滑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陷入低谷，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实际增长率为-3.03%。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内部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在没有革命性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回升的背景下，未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的逆全球化也反映到了政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将疫情的锅扣在中国身上，美国宣布或会针对疫情对中国实施惩罚性措施，并且此前再次制裁华为，有重启贸易摩擦的迹象。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疫情更是给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全球化重重一击。可以预期，此后逆全球化的趋势会越发明显。 2 疫情冲击与中美贸易摩擦下的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 中美贸易摩擦开展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而疫情的爆发更是使得粤港澳湾区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 （一）全球供应链冲击 在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下（贸易、投资全球化），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在欧美的主导下各国根据比较优势不同，形成全球化的产业分工。而此次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维护原有全球的产业分工结构。 此前，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欧美等国家凭借着技术、资金的优势，主导研发、销售环节，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而中国更多的是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位于价值链的低端。另外，在行业上，中国发展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依旧缓慢。 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虽然近几年中国一直在试图力争上游，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2015年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准备将中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但是这样的转变是对原先的全球分工体系的挑战。于是，美国在2017年针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调查的核心便是确定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等领域的作为、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歧视性。 此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是美国的核心目标一直没有太多的改变，无论是关税清单、还是实体清单，美国主要针对的就是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制造业。如此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对中国相关行业以及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可以注意到即使是在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更多的是扮演着加工厂的地位，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以深圳为代表的湾区内部培育出了中兴、华为等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但是在相关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上，相关企业依旧极其依赖进口。 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也能看出，过去几年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5%左右，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比一直呈现上升态势。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东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更多的是产成品，如手机、计算机等，但是进口更多的是中间品，如芯片等，这就使得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具体的话，我们可以看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指标。一般来说，工业增加值率可以简单地反映地区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高工业增加值率反映了企业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处于高位。从高技术制造业来看，广东相关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占比均处于35%的水平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广东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并没有掌握核心科技。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是珠三角地区的核心产业，粤港澳大湾区也明确指出要以深圳、东莞为核心打造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在整个行业分工上，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负责下游产业，如消费电子等，并且多是组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富士康等著名组装企业均在珠三角落户，而如华为、oPPo等著名手机厂商也没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研发。 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一个避不开的问题便是“芯片”问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一直致力于发展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据工信厅数据，全国集成电路设计十大企业广东占据3席（海思半导体、中兴微电子、汇顶科技(行情603160,诊股)），但是国内芯片距离国际高端芯片的差距依旧明显。 而美国也抓住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无芯”的软肋，有针对性的发起限制。2018年4月，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行情000063,诊股)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当时，中兴通讯绝大部分手机均是使用美国高通的处理器，美国制裁对中兴的日常经营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此后在2019年，美国将矛头对准了华为，通过将华为加入“实体名单”等措施，试图打击华为的发展势头。2020年5月美国又表示将限制中国华为继续使用美国技术与软件生产制造芯片。由于处于行业的上游，美国的措施有效的打击了位于行业下游的企业。 在中兴和华为的事件中，美国充分利用了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优点，有效的打击了中兴和华为。虽然，中兴事件过后，中兴、华为等企业通过加大企业研发力度，实施“国产替代”等措施，尝试逐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但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核心关键领域上，美国企业依旧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华为、中兴只是典型，除了他们，很多高科技公司都在美国的针对范围以内，如今年5月份，除了华为外，美国将33家中国实体和个人加入“实体清单”，如云从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深网视界（深圳）、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等高科技公司均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依旧处于较为低端的水平，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其自主研发难度高，中国想要向产业链上游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对外依赖程度较大的情况下，美国针对高科技产业的重点打击，无疑会对湾区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冲击。 （二）技术受限，影响企业发展 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技术水平与产业发展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已经形成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扩散这样的一条完整的路径，如高速铁路技术在发展之初主要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中国在引进后，通过自主学习再创新，在高速铁路技术领域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而随着中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对专利技术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金额达到了356亿美元，同比增长25%。而同年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金额仅56亿美元，刚好就是进口金额的零头。 而且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调查数据，中国有2.3%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使用过国外专利，而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参与率为1%，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国际专利技术的交易更为频繁。 但是由于国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保护更为重视，中国企业在引进相关专利技术上会更加困难。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访谈数据可以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反映遭遇技术引进难的比例达到12.5%，而非新兴企业的比例仅为7%，外企更不愿意将高端技术外流到中国。 从行业上来看，面临专利技术引进难问题排名前三的领域依次分别为材料技术（40.3%），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37.5%），以及生物技术（17.2%）。以芯片为例，有不少企业表示，国际技术型企业往往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即使将部分技术授权（或转让）给中国企业，也会附加种种额外的条件。 而从技术贸易对象来看，美国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技术来源方。二战后，美国一直是全球的技术高地，它凭借着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占据着新兴产业链的最上游。而美国也是中国主要的技术贸易对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从美国引进专利的企业占比为40.0%，而且有49.9%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使用的专利技术来源于美国。相对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美的依赖度更高。 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近几年来人工智能成为一大风口行业，而发展人工智能行业也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人工智能设计的诸多领域中，国内在技术上距离国际标准依旧具有较大差距，为此中国一直在加大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IBM、微软、谷歌等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因而中国在引进人工智能专利的时候，美国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技术引进国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授权的专利数量达到了317件，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开启，使得原先的专利授权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被美国加入“实体清单”的企业来说，由于政策的限制，原先很多的专利授权可能会被迫停止。 依旧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在上文我们说到过，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核心便是“芯片”，而国外的芯片技术发展明显高于中国，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芯片技术，其中表现比较亮眼的如华为海思、紫光展锐、天津海光等科技公司。 但是很多国产芯片的技术构架来源都是ARM（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知识产权提供商）。另外，ARM在授权时，往往并没有将核心技术完全授权给国内，如ARM在国内不开放ARM 32位的指令集授权，并且以依赖着技术垄断的地位，在进行授权时，ARM往往会附加一系列的限制。 底层核心技术的依赖，使得国内“自主研发”的芯片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依旧以华为海思的麒麟芯片为例，华为与ARM一直有着合作关系，而海思麒麟芯片在设计都是基于ARM的底层处理器来设计的。另外如海思其他领域的芯片如鲲鹏 920 芯片，也是基于ARM的技术来进行设计的。 2019年随着美国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华为的正常性经营行为开始处处受限。其中，ARM宣布由于部分技术是来自于美国，受到政策影响宣布暂停与华为及其子公司在多项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与芯片相关的技术授权。 如果ARM一直停止相关授权，华为的芯片研发能力会受到极大的阻碍，之后华为在研究处理芯片的时候就会需要从底层处理器开始探索全新的道路。而且，目前市面上与芯片相关的大多数都是基于ARM，即使华为探索新的底层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行业生态相配合。这意味着如果ARM长期停滞对华为的技术授权，华为很难能够有效的进行应对。 除了华为受到限制，其他公司也受到了美国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6月美国将海光纳入了“实体清单”。受此影响，AMD也在去年6月份宣布AMD公司不再向海光授权其新的x86 IP产品。（目前主流芯片的4种架构：ARM；X86；MIPS；RISC-V）。而X86是当今世界应用最为广泛的通用计算机指令合集，也是国内发展高性能PC、服务器处理器无法绕开的障碍。 此前，AMD与海光合作的国产X86处理器已经上市。但是受此影响，海光芯片后续的研发与生产工作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5月份，美国再次将33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云从科技、深网视界等多家公司均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另外从行业上分析，美国加入贸易清单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高科技企业，包括电子信息通讯、AI计算机视觉等先进领域。 目前来看，虽然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心之一，但是珠三角在核心技术上相比于国际先进国家技术依旧存在较大的不足，而且也是技术引进的主要地区之一。这就使得美国的贸易制裁会对珠三角地区的科技企业产生较大的冲击。 （三）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外迁趋势加强 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疫情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外迁趋势进一步加强。 大量企业之所以迁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导致原有的相对价格优势不再。于是部分劳动性密集型产业开始从粤港澳转移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是向中西部等周边地区，比如纺织业、家具等行业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外迁出粤港澳大湾区的趋势。 第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国内企业挤占跨国企业市场份额。于是他们被迫外迁中国，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智能手机等行业。以三星为例，据统计，2019年第二季度，三星智能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0.7%。受此影响，惠州三星电子在2019年正式关闭，并将产能转往越南、印度等国家。 第三，出于规避外部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会面临更昂贵的成本以及更大的不确定性，于是为了规避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部分企业会倾向于降低在中国投资，或者迁出中国。 另外，疫情使得各国开始意识到本土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对单一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是世界工厂）过度依赖的潜在危险，于是开始尝试将制造业回迁，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这也成为了企业外迁的催化剂，如日本计划由政府出资2200亿日元，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回迁国内。 整体来看由于前面两种原因导致的产业外迁，往往伴随着的是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无需过度担心。真正值得担心的是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导致的企业外迁，这一类型的外迁由于并不是地区自发出现的，因此更容易导致当地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贸易摩擦首先影响到的便是企业的经营环境，其中外贸企业尤其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市场的企业首当其冲。从广东省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们也能够看出，2018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济环境明显恶化，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2017年减少超120万人次，占2018年就业人数的比重为9.4%。 另外，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明显下滑，无论是总资产贡献率还是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的利税相比于2017年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进一步来看的话，私营企业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由于规模较小等原因，私营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从2017-2018年的企业盈利能力我们能够看到，私营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下滑，其中小微企业的利润总额相比2017年减少113亿元，降幅达到了16.4%。 但是，私营企业是市场吸纳劳动力的主体，经营状况的恶化，使得其只能通过裁员等方式来应对。2018年吸收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小微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于2017年减少了13万人，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较少，且人数变化不大。 分行业来看，受贸易摩擦影响程度越大的企业，经营状况越糟糕。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既是广东最大的产业，也是受贸易制裁最大的产业之一，2018年这一产业的利润总额的降幅最大。 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会使得企业的外迁趋势加快。原先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成本的上涨，部分劳动力、资金密集型企业本就有外迁的趋势，而贸易摩擦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趋势。 我们能够看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金额同比快速下滑，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特别是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同比则快速上涨，这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大量企业开始逐渐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等地进行生产。 除了直接外迁的企业，在面对贸易摩擦时，考虑到较大的外迁成本、疫情冲击下，企业的投资欲望会明显下降等因素，更多的企业会选择推迟、取消投资决策，或者调整供应链。 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来看，面对贸易摩擦初显端倪，国际投资者的反应极其迅速，他们快速缩减在中国的投资，2018年1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52.3%，此后一直到5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一直处于负数区间。 5月后虽然外商投资同比转正，但除了2019年前几个月受翘尾因素影响，同比有所上升，从整体来看，外商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反映出外商正逐步放缓在中国的投资步伐，2019年10月广东省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速仅为0.1%。 而大量企业外迁可能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出于第一、二类原因外迁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等市场竞争力较低的产业。但是由于第三种原因外迁的企业更多的是受到贸易政策波及的企业。而美国此次目标就是打击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应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外迁动力会更大。 须知，粤港澳大湾区自发展之初，很多技术便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如在最早的 “三来一补”模式下，由外企提供技术、资金，而珠三角等则主要负责提供劳动力等，双方合作进行生产。另外，大量跨国企业入驻珠三角也为当地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在这种模式下，珠三角地区完成了初步的技术积累。当时，很多企业家往往是工人出身，通过先在外企工作习得技术后，再自己出来单干。 之后，三来一补模式虽然逐渐落后，但是随着大量外企在珠三角落户，其中主要是设立加（代）工厂，如丰田、富士康等，珠三角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背景下，大量外国企业将制造环节交给珠三角地区企业，而通过帮助外企进行相关产品的制造，珠三角地区自己也在不断积累相关技术，如丰田汽车落户广州后，广州通过学习相关的管理经验，引进相关的技术，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除了模仿创新外，由于技术本身就具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科技企业入驻珠三角本身也会带动这整个地区范围内创新升级，如一家高科技公司进入深圳后，公司内部高科技人才的外流、与周边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等都会带动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 目前，外资企业也一直是中国创新的主力军，2019年，中国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6.1万件，占比79%，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授权9.2万件，占比21%。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外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创造发明的主力之一，其中外企发明专利数量靠前的几家也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领域，分别是：三星、高通、三菱电机、BOSCH、LG、Intel等。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量外企特别是技术型外企外迁出珠三角，并不利于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此后整体的技术进步与创新。 （四）外贸环境快速恶化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区域之一，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2018年粤港澳湾区内部城市整体对外贸易程度较高，出口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美国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贸易对象，2018年广东省、香港、澳门对美出口占总出口比例分别为23.7%、19.1%、5%，这就使得2018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也更深远。 此外，美国的关税清单和广东省优势出口行业有较高重合度。 关税清单中“机械、电气设备、电视机及音响设备”行业涉及金额占比超过清单的40%，也是被纳入最早的500亿关税清单中的行业。“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杂项制品”两类行业涉及金额也明显偏高，占清单比例超过10%。这几类产业也恰好对应的是广东省的前三大出口产业类别。上述三大行业的2018年出口金额占广东总出口比重分别高达55%、6.7%、9.3%。 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出口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对比2017-2019年各市的出口数据，我们也能够看到除东莞、佛山和肇庆之外，其他城市的出口在2018-2019年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3 以史为鉴，积极应对外贸环境恶化 疫情的爆发使得原先的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对外依赖程度较强的地区，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刚起步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极具重要性。 （一）以史为鉴，来自东京湾区的经验与教训 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逐渐复苏，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日本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而日本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产生了威胁，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从1980年的194亿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1517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34.1%。 大量日本商品进入美国对美国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81年的20.1%。于是美国通过加征进口税、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方式开启了美日贸易摩擦，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日美贸易摩擦，但是由于整体上应对措施的失利，日本经济失速。 但是，在这次贸易摩擦中，日本也有做的比较亮眼的地方，吸收借鉴东京湾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具有极其实现的意义。 第一，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美日贸易摩擦打响后，日本加快了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1980年，日本首次明确了“技术立国”的方针，产业发展重点也从技术引进和加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在上世纪末，日本又进一步将这一方针升级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正确的战略，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优化。 这一时期，日本研发经费明显增加，1960年日本研发经费为2666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2010年日本研发经费合计17.1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达到3.6%。凭借着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制造业提高了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如在汽车行业，日本汽车率先使用了四缸发动机、圆盘刹车、五级变速等先进技术，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加强东京湾区内部之间的协调，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政府也极其重视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东京湾区在地方政府层面和行业层面分别设立东京湾港湾联协推进协议会、东京都港湾振兴协会等区域协调机构，从土地规划、城市功能定位到发展各个方面的具体指导，确保东京湾区各区域均衡增长、资源环境协调。 另外，通过产业转移，东京都带动了湾区内其他地区的发展，并在湾区内实现了有效的产业分工。上世纪60年代东京将一般制造业外迁至横滨市、川崎市，进而发展和形成为京滨、京叶两大产业聚集带和工业区。此后随着东京湾区制造业进一步向高端制造业发展，一般制造业进一步向埼玉县和千叶县等更偏远的地区转移。 第三，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日本以贸易立国，而二战后美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长期占其总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985年到1987年这三年占比高达近40%。 为了缓解美日贸易摩擦的影响，日本政府强烈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其它市场，扩大对其它地区的出口，到了1991年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减少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能够有效的缓解两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 第四，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986年日本政府撰写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推行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内需主导型经济政策，即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刺激日本经济。通过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降低消费税税率与所得税税率、增加闲暇消费时间，减少劳动时间等方式，日本内需快速扩大，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也在逐渐提高。 （二）逆全球化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怎样应对 粤港澳大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相似，都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东京湾区应对美日贸易摩擦的经验，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疫情的冲击下，目前粤港澳面临的很多内外部条件与当时的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美日贸易摩擦爆发时，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期。而当下则是逆全球化态势不断上升的时期。因此，在应对措施上，粤港澳大湾区不能照猫画虎，需要依据当下的现实，积极灵活应对。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全球两极格局结束，东西两个原本分离的市场合二为一，全球化进程再次加快。借助着全球化的东风，日本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明显改善，虽然美国与日本爆发了贸易摩擦，但是全球的整体贸易规模在不断上涨，东南亚市场前景广阔，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为日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另外，投资全球化的发展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日本国内加快全球化产业布局，通过将落后的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转移，一则为国内的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二则通过全球化的产业布局，攫取投资收益，反哺国内。 但是目前，如上文所说，全球化进程按下了暂停键，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各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纷纷采取了相关的限制措施，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次数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明显上升。而且，全球也很难再有向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可供开拓。 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摩擦不断的背景下，加大对外投资的难度也在不断上涨。而且，从产业承接国来看，无论是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还是非洲部分国家，它们的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存在明显的较大的缺陷，短期内的产业转移并不容易。 但是，中国自己本身就有着极其广阔市场空间，且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区域间合作空间较大，因此开拓国内市场、向国内进行产业转移等或许是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具体的在下文会进行详细说明。 1、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增强自身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核心，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自身发展还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或者是应对疫情产生的外部冲击都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的能力，推动实现湾区内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很大部分的原因便是针对中国在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打压中国高科(行情600730,诊股)技产业的发展。另外，2020年美国在此针对华为等创新型企业进行专门的制裁，这也从侧面表明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对此我们建议： 第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湾区创新能力。回顾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成熟湾区的发展经验，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湾区创新能力，逐步实现湾区内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具体来看，一是鼓励创新型主体主要是高校、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研发投入水平不一，除深圳外，其他市的科研投入较低，因此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湾区内部研发创新能力是重中之重。而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等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 二是打造科研创新平台。推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通过建设沿线的科技（学）城、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基地等，打造创新要素流动畅通、科技设施联通、创新链条融通的跨境合作平台。另外，可以通过加快建设湾区内部科技创新合作区域、加快中新广州知识城、深圳光明科学城等重点创新平台建设等方式，提高湾区内城市的合作水平。 三是深化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改善区域创新环境。如打破要素流通壁垒，推动湾区内部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在湾区内部自由流动；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建立健全大湾区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使用机制，加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 四是加大创新主体的合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一方面让高校等科研机构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协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可以加快科研成果市场化，让高校的研究更加贴合实际具有现实价值。 第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除了外迁之外，通过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湾区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美日贸易摩擦时，为了缓解贸易摩擦对纺织业的冲击，日本纺织企业向国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合成纤维进行技术、尼龙技术、聚酯系纤维技术等技术改造，努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也是如此，传统产业可以通过向上游价值链发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在产业链分工上，湾区可以将传统产业的制造工厂向外转移，而依旧将总部和研发中心保留在湾区。 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建议推动互联网和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制造+传统产业”融合的模式，增强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集中力量在高端环节形成新优势。以纺织业为例，粤港澳湾区可以推动纺织服装等行业与新技术、新材料、文化等元素进行融合，发展智能、个性化的中高端产品，构建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创新创意中心，提高传统纺织业的竞争力。 第三，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顾香港发展，我们会发现在传统制造业外迁之后，如果单一的转向第三产业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并不利于地区的长久发展。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坚持发展制造业，坚持制造业立省不动摇。 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广州、深圳等城市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如广州形成了以汽车为代表的三大支柱性产业、深圳则形成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产业。此后，湾区内部各城市应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城市间的互相协作、政策支持等方式，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 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形成若干产值超万亿元的新支柱产业。 第四，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实现服务业的优化升级，从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一则携手港澳一同构建国际性金融枢纽，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而深圳则是中国金融中心，其他各市也各有特色，通过支持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市金融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二则依托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加大珠三角与港澳的合作，引进港澳现代服务业，另外通过加大双方之间的合作，让港澳服务业能够更好的服务珠三角地区。 2、加强区域协作，完善上下游产业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加强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协作本就是应有之义，且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协作空间。 另外，疫情的冲击其实动摇了长久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让各国开始纷纷反思全球产业链潜在的弊端，如对单一国家过分依赖，于是美日等国家纷纷提出要回迁产业，完善国内产业链。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个城市的协同，完善区域内的产业链对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以及之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以点带面。将香港、澳门、深圳 、广州这四大中心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核心，通过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作用，带动整个湾区的作用。 以深港合作为例，深圳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规模最大聚集性最强的城市，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达 9110 亿元，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城市，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7.3%，是湾区内科技创新前沿。而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资金充裕；第三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体系完善；高校众多、培育和聚集了大量人才。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双方在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合作上具有较大的空间。 一则深圳和香港在现代服务业上存在合作的空间，通过进一步发展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合作区内发展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跨行业并具有产业融合潜力的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及其他专业服务业等，推动深圳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促进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则科技创新方面双方也存在较强的合作空间，通过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加快深圳和香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香港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而深圳在技术落地等实践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借由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双方可以在医疗科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技术、新材料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金融科技等方向进行深入的合作。 当前的独角兽大疆科技可以做为这一模式的参考。大疆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公司则是在商业创新氛围更为浓郁的深圳成长，通过两地协同推动了科技成果落地。 第二，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发展水平不同，城市的定位也不同，通过城市之间的协同互补，加快形成分工有序、功能互补、高效协同的城市体系，这对于完善内部产业链以及湾区之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培育发展十大战略性支持产业集群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一发展规划中对不同城市做出了明确的分工与定位。其中既强调深圳、广州两大核心城市与其他非核心城市的产业融合，也强调了各个城市在不同的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的生产分工。 如广州、深圳在基础设施、创新能力、资金技术等方面均强于其他城市，因此很多产业集群均强调以深、广为核心，而其他周边城市则主要配合深圳和广州，根据各自的优势发展相关的产业集群。 以智能机器人产业为例，广州和深圳可以主要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等方面，而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城市则可以承接产品制造等方面的流程，通过建立生产建设机器人生产基地的方式参与机器人行业，另外其他周边城市如肇庆等制造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则可以承接较为简单的产品零件生产、提供基础材料等方面的工作。 总体而言，湾区内部的城市之间存在梯度发展的现象，且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优势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较强的协作空间，根据各个城市之间的特色，推动城市功能定位与集群发展协同匹配，形成高中低端互补的区域协同发展布局，有助于湾区的长远发展。为了更好的实现湾区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我们建议： 一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通过构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打造城际铁路、快速轨道交通等方式，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通过推动深港西部快速轨道建设，支持澳门轻轨延伸至横琴与内地轨道交通便捷衔接等方式加强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联系。 二是推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通过政府间的合作等方式，消除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实现大湾区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实现湾区内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统筹推进邻避型设施共建共享、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合作等。 三是推进区域合作平台的完善，在和香港、澳门等地进行协同发展时，多是采用建立合作区的方式进行的，如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和香港）、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珠海和澳门）、佛山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香港和佛山）等，通过加快推进相关合作区的建立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发展内需，开拓国内市场 疫情全球化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全球经济预计会出现负增长，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世界其他各国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经济。另外，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也使得出口进一步承压。整体来看，今年外需乏力已成定局。 在外需乏力的背景下，大力开拓本土市场，成为外向型企业的当务之急。而且，我们也要意识到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消费潜力。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能够推动整体经济的复苏。对此，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且大量就业者面临失业压力，相应的居民的消费欲望也并不高。为了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打开内需市场，政府必须更有作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通过财政刺激的方式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来刺激消费带动经济。2020年疫情冲击下，各省再次出台相关政策来刺激消费，如为了刺激农村消费，广东省财政统筹安排17.8亿元补贴资金支持汽车和家电下乡，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拉动汽车、家电消费。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居民消费，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消费券等刺激性财政政策确实有效的拉动了居民消费。因此，在接下来的时期里，财政政策要更加的积极有为，通过增加补贴等方式，刺激居民消费。 第二，积极转变营销策略，借助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市场。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消费平台的崛起，有效的打破了空间上的局限，极大的拉动了国内消费。而在疫情期间，相比线下消费受阻， “直播带货”等线上消费模式快速发展，如在“五一”期间，京东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45%。 而且在疫情期间，电商平台一直在协助外贸企业转内销。如阿里巴巴再次重启了“春蕾计划”，帮助外贸企业打开国内市场，据阿里巴巴的数据，最近3个月，外贸企业上淘宝开店的数量增加了160%，而1688平台一个月新增外贸工厂超2万家，交易额超220亿。 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湾区内的外贸企业加大与国内电商平台的合作力度，充分利用电商平台来帮助外贸企业打开国内市场，对外贸企业而言极其重要。同时，政府也可以作为第三方平台，更好的推动电商平台与外贸企业的合作。 第三，以供给促需求，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充分挖掘需求潜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消费潜力也在不断增加，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比上年增长7.9%，其中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快速增长的收入水平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力，而此前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中国人到世界各地买买买，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居民并不缺乏消费欲望。 而为了更好的刺激消费，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做到以供给促消费，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刺激消费（此前很多企业往往将最优质的产品供给国外，而将次一等的产品流向国内市场）。 另外，大湾区应该加大与内地其他政府合作打破隐形壁垒（如部分地方依旧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降低产品流通成本，实现商品的有效流通。 4、内迁与外迁并重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外迁移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传统制造业如何转移，转移的快慢，转移的地点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发展极其重要。 目前，随着东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而相比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到东南亚地区，引导产业更好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将产业链保留在中国，完善国内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 第一，中西部承接地必须建立完善的承接产业转移平台以及产业园区等。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城市一则可以通过构建招商平台，有针对性的引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出产业，在引导劳动型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可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的招商引资。 除了主动去招商，中西部地区需要建立完善的产业园区，为承接产业做好基础准备。以纺织业为例，此前工信部便主动联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构建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通过建立地区产业园区的方式，有序的引导纺织业的转移。 截至2018年底，在中西部地区已经建立了36个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其中凭借着海外过渡优势（云南保山轻纺产业园区：边界）、原料优势（安徽望江纺织服装工业园：棉产区）、产业劳动力优势（江西于都县，劳动力丰富）等等优势，部分产业转移试点园区获得了极好的发展。 第二，承接地政府应该提高当地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吸引企业自主转移。一方面，进一步加快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除此之外，加快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提高当地的硬实力。 另一方面，政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当地的“软实力”。相比于粤港澳湾区，中西部城市的营商环境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当地政府应该通过：一、简政放权，减少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难度和时间；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减税降费、给予政策优惠的方式，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三，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现状，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承接地应该综合考虑自己现有的产业发展情况、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进行引进。 除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时，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充分利用其位于一带一路核心枢纽位置的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完成全球化产业布局。 5、依托一带一路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借鉴东京湾区的经验，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极其重要。而且目前来看，中国具有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工厂”的地位未被动摇，大到高铁小到日化用品，“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依旧极具竞争力。 为了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我们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大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市场，相比于欧美等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市场潜力充足，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另外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正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平台，2020年一季度，广东对东盟进出口2189.7亿元，同比增长7.7%，东盟成为广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未来一带一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会不断上升。在具体措施上： 一则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让国际贸易更加便利。湾区内部如深圳、广州等都有着发达的全球化交通体系，而借助着原有的交通设施基础，稳步推进国际交通枢纽建设，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主要城市的交通覆盖密度对于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极其重要。 通过建立完善的交通网络，能够为跨境旅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等跨境合作提供基础。如2020年来珠海将携手澳门共建国际中转港，使得国际贸易更加的便利，而受疫情影响，空运、海运受阻的背景下，广东石龙中欧班列则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外贸企业提供了一条绿色通道。 二则构建外贸交易平台，促进各类展会平台提质增效，打造“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合作窗口。以广交会为例，广交会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也被认为是中国外贸行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充分发挥广交会的作用，有助于带动整个湾区外贸发展。
所谓“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是指人民银行允许中国境内跨国企业,在银行开立一个专户操作跨境人民币资金的汇入与汇出。 虽然全国版的人民币双向资金池规定有所谓的额度限制,但自贸区版本则没有任何额度上限,不管是全国版还是自贸区版,都要求参与跨境资金池业务的境内境外企业必须有股权关系、隶属于同一集团但非金融行业,而且通过跨境人民币资金池汇入境内的资金,仅限用在生产或日常经营所需,不可以从事炒楼、买股票等投资或非资金池成员企业的借贷行为。要注意的是,虽然自贸区对跨境人民币资金池没有额度限制,理论上汇出境外的人民币资金也没有额度限制,但实务中银行还是会根据情况,针对跨境资金池中汇出到境外的额度给予窗口指导。 简单讲,人民银行通过银发〔2014〕22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和银发〔2015〕279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把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业务视为跨国集团自己内部的资金调度行为,人民银行的目的在协助跨国企业投资中国过程中,充分活化境内境外资金并将资产进行灵活配置。 如上所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有全国版和自贸区版两种规定,自贸区版本规定不论是在集团公司定义、加入跨境资金池企业的成员资格等方面,都较全国版规定宽松不少,而且在最关键的额度问题上,自贸区版也都没有额度限制；全国版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则被要求根据公式控制在一定额度范围内，资金来源方面自贸区版不允许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归集入资金池，全国版则无限制。 从银行反洗钱工作角度分析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全国版规定仅点到为止地要求银行需切实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但自贸区版因为各类限制已经较为宽松,相对反洗钱工作要求就比全国版严格不少,银行除了必须参与跨境资金池业务中,境内境外各方应签订的资金池业务协议外,也须明确各方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及反逃税中的责任和义务。 允许人民币资金自由跨境进出的背后,当然就会为银行带来潜在的洗钱风险,由于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主要涉及境外企业,如何做好境外企业的客户身份识别(KYC),自然就成为银行从事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反洗钱工作的第一道防线,外资银行因为有强大的海外网络,要做好境外企业的KYC自然不成问题,境内银行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履行好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的KYC义务。 首先,银行须注意参与跨境资金池业务的境外企业,是否有属于洗钱高风险国家（地区）？是否设立在免税天堂的境外企业？银行还要重视境外母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并要求查核加入跨境资金池企业的设立时间、主营业务、审计报告和参与跨境资金池境内企业间的股权关系证明文件,对于境外审计报告及股权关系证明文件,银行还须强化真实性评估,最好有律师、会计师等第三方具公信力的中介机构进行背书。 除了KYC外,银行还须强化人民币跨境资金池业务的交易监控,因为跨国公司很容易利用复杂交易安排,将偷逃税款的资金隐藏在跨境资金池中,同时也因为银行只能监控到跨境资金池的第一层资金交易,无法监控到资金池中完整的资金来龙去脉,再加上跨境资金池的资金往来不像贸易往来那样有真实物流,可以找出类似海关报关单等外部证明文件进行佐证,都导致跨境资金池的交易背景、交易结构、资金来源等核实不易,这些都是银行要强化跨境资金池交易监控的原因。 银行针对跨境资金池的交易监控,可以着重在判断客户资金流进流出的逻辑是否合理,例如客户的财务信息明明显示境内成员企业资金紧张,但资金池中的资金却呈现大量流出至境外,类似不合逻辑的情况就非常值得银行重视；另外对洗钱风险等级较高的客户,银行还可以根据客户整体规模设定跨境资金池的往来金额上限,对超过上限金额的资金流动,要求客户提供详细资金来源及用途说明,这些具体措施都有助于降低银行因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所面对的洗钱风险。 （本文作者系上海富拉凯会计师事务所银行风险合规部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华平）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金融机构自己，只有市场主体保住了，没有发生企业大规模倒闭，金融才能稳住，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才有保障。”在6月16日上海召开的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动员大会上，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孙辉说。 这也是当天参会的众多业内人士的共识。自疫情发生以来，通过不断优化服务，持续加大融资支持，截至5月末，上海市银行业已累计发放疫情防控贷款1678亿元，支持企业1.26万户；同时，上海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户数比年初增长11.7%和13.8%。 如今，疫情已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六保”、“六稳”成下一阶段工作重点，尤其是稳企业保就业。多位参会者提及，这需要相关部门和机构提高政银企对接的针对性，重点围绕“两个精准”开展工作，即支持对象要准、政策运用要准；还要合力打造“上海特色”政策工具箱，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企业和小微企业。 提高政银企对接针对性 日前，上海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协调机制（下称“协调机制”）召开大会，“提高政银企对接的针对性”被重点提及。 政银企对接涵盖了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多个主体。提高三方对接的针对性，更有利于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要提高政银企对接的针对性。”孙辉强调。 一方面，产业主管部门了解行业企业情况，可以帮助银行筛选重点目标企业，使金融支持更加有的放矢；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推动财税优惠，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增信，对银行端提供激励等方式，形成财政政策与金融配套政策相结合的工具组合，有针对性地支持企业。 记者了解到，当前有关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正在建立政银企对接机制。具体来看，主要是由相关部门筛选形成需要重点支持的企业名单，提供给央行，再分类推送至企业开户行。其中，对于大企业、核心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主要采用名单推送对接方式；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则主要通过银企对接平台、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渠道促进对接。 在这个进程中，孙辉称，要把握“两个精准”，即支持对象要准、政策运用要准。 对于前者，主要是重点支持外资、外贸、制造业、文化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企业。其中，小微企业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有发展前景但是受疫情影响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同时，也要防止资金流向严重失信、经营异常甚至有重大违法违规的企业及僵尸企业。 对于后者，则是考虑到企业受疫情影响面临的困难情况较为复杂，涉及资金流动性、用工、物流、订单等方面，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纾困需求，要有针对地给予政策支持，同时还要考虑支持优先顺序。 增加小微企业首贷等投放比例 在提高政银企对接针对性的同时，继续倾斜信贷资源、加大信贷投放也是金融机构发力的重心。 孙辉称，各商业银行近期重点要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首贷、无还本续贷的投放比例，进一步优化风险评估机制，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金融管理部门也将相应采取一些激励和督促的具体举措。 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在沪金融机构累计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续贷金额2118亿元，共2.1万户（人）；为本市中小微型企业实施临时性延期偿还的贷款本金共计242亿元，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有8718户的贷款本金和4855户的贷款利息得到延期。 而为了扩大信贷支持的覆盖面，金融机构也在创新服务。 “此前，为了确保不因额度原因错过每一笔贷款，我们向总行申请了两项权利，一是确保信贷额度，二是贷款价格的自主定价，有了粮草后，就能给出优惠的价格，让利企业，以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某股份行分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作为无还本续贷发放的先行军，浦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汪素南在也提到，为了加大信贷投放，行内主动降低贷款利率，疫情以来新增贷款投放的平均利率为3.7%，最低利率为3.05%，新发放对公贷款平均利率相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超80%。 “反映到对公贷款营收方面，虽然对公贷款大幅增长约438亿，但营收还降低了1个亿，与去年相比，降幅达22%。”汪素南称，在无还本续贷方面，今年已经做了两个多亿。 上海农商行行长顾建忠说，为了倾斜信贷资源，银行适当降低了信贷的标准门槛，如原来达到八十分才能贷款的，现在五六十分也能贷；原来有抵制押担保的，现在弱化担保条件。“同时，银行对坏账的出现也做好了准备工作。”顾建忠说。 另外，监管层面也在加大支持力度。上海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李虎说，商业银行要改进贷款尽职免责内部认定标准和流程，如无明显证据表明失职的均认定为尽职，逐步提高小微信贷从业人员免责比例，落实放宽不良容忍度的要求，激发基层开展小微信贷业务的积极性。同时，银行还要改进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实施内部转移定价优惠或经济利润补贴；重点完善内部绩效考核评价，要降低小微金融利润考核权重，增加小微企业客户服务情况考核权重；提升普惠金融在分支行和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将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 李虎也表示，要处理好防风险和保企业的平衡，既要对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全力支持，同时也要防止政策空转、资金挪用套利和违规‘搭便车’。” 抓紧用好两项新工具 为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资金压力，6月初，央行创设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并发布购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 孙辉称，地方法人银行要抓紧用好上述两项新激励工具。 据介绍，按照央行要求，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应于6月份进行首次操作，目前已经完成了数据报送等基础工作。从报数情况看，上海地方法人银行3-5月发放的、合同期限6个月以上的信用贷款为2.22亿元。 “无论从发放量还是占比看，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和政策要求。”孙辉说。各地方法人银行要迅速制定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投放增长目标，采取有力措施，确保2020年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明显提高；同时，要将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释放的政策红利让利于小微企业，着力降低信用贷款发放利率。 而对于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孙辉称，关键是做到“应延尽延”。只要普惠小微企业提出延期还本付息申请，根据商业原则保持有效担保安排或提供替代安排，且承诺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就应当予以办理，并合理安排还本付息时间，避免集中到期。 另外，孙辉还表示，地方法人银行要加快1万亿普惠性再贷款使用进度。目前1万亿再贷款额度使用进度仍然较慢，各地方法人银行要想方设法加大额度使用，大力支持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需求。
图片来源：微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要求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效，为市场主体减负。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必须在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作用同时，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共生共荣。今年1—5月，通过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引导市场利率下行等措施，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低。下一步要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一是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稳住经济基本盘。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二是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三是遵循市场规律，完善资金直达企业的政策工具和相关机制。按照有保有控要求，确保新增金融资金主要流向制造业、一般服务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好发挥救急纾困、“雪中送炭”效应，防止资金跑偏和“空转”，防范金融风险。四是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和动力。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升普惠金融在考核中的权重。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严禁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切实做到市场主体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贷款难度进一步降低。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出台免收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降低工商业企业电价、降低电信资费、减免相关政府性基金收费等一系列降费措施，为企业纾困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要紧扣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一是已定的降费措施要说到做到，落实到位。通过将降低工商业电价5%、免征航空公司民航发展基金和进出口货物港口建设费、减半征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政策延长至年底，并降低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15%，连同上半年降费措施，全年共为企业减负3100多亿元。二是坚决制止不合规收费。严禁收“过头税费”、违规揽税收费和以清缴补缴为名增加市场主体不合理负担。对已取消、停征、免征及降低征收标准的收费基金项目，要坚决落实到企业。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开展进出口环节、企业融资、公用事业、物流、行政审批相关中介服务等重点领域收费专项治理基础上，完善制度机制，从制度上铲除乱收费的土壤。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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