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发展论坛29日在海口举办，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发展中心（下称海金中心）在论坛上正式成立。 据介绍，海金中心是助力海南金融业创新与发展的新平台，将具体承担海南省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公益性、辅助性、事务性工作，协助开展金融招商服务及推介、自贸港金融研究、政银企对接、金融人才发展规划建设、金融培训、国际金融交流合作、自贸港金融政策宣传等工作。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陈阳表示，设立海金中心是自贸港金融发展体制机制的一次创新尝试，要加快高效能工作机构和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强化在推动自贸港金融事业发展中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11月2日以来，金融管理部门两次约谈蚂蚁集团，这是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求，督促指导蚂蚁集团依法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的应时之举、应需之举，反映出金融管理部门反对金融科技垄断、维护良好金融市场秩序的决心。 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往往拥有数亿人次的个人数据和支付数据，在个人数据、支付、网络贷款方面占据一定垄断地位。对这一趋势如无规范引导，在数据应用领域，可能出现侵犯金融消费者隐私、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在支付领域，大型金融科技平台拥有虚拟账户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直接连通，辅之以庞大用户群体，彻底“屏蔽”金融管理部门和清算部门，海量资金融通几乎完全游离于监管之外，带有极大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在网络贷款领域，可能利用客户群体和技术优势，绕过地域和牌照限制违规放贷，损害个体商户、小微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依规是正道。脱离规则的竞争是不健康的无序竞争，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且可能引发价格信号失灵，抬高交易成本，市场竞争机制作用无法发挥，普通消费者权益受到极大侵害。 对此，要通过“法律之手”，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加强数据信息保护，规范金融控股集团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通过“市场之手”积极推动良性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鼓励金融科技企业投身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民生福祉完善中，以自身的规范和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大局。
要说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相信不少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巴菲特。可是在波澜壮阔的金融江湖之中叱咤风云的，绝不只有“股神”一人。 比如本文的主角，比巴菲特早出生18天的乔治·索罗斯。 说起索罗斯，有人将他誉为“金融奇才”，因为他创造过日赚10亿美元的惊世记录；有人骂他是“金融流氓”，只因他凭借着诡异的做空手段令不少国家的货币体系一度错乱坍塌；他是很多人心中的“投资舵手”，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引来八方投资客的羊群般跟风；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慈善老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在慷慨地为穷人花钱…… 不同于巴菲特对于价值投资的坚守，索罗斯更像是个投机者，他的风格更加“嚣张跋扈”，论投资业绩，索罗斯创下的年复合投资收益率，甚至比巴菲特还要高出不少。 正因如此，索罗斯才成为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巨鳄”——他既能在国际金融界兴风作浪，令许多国家苦不堪言，又能展现出一颗悲悯之心，改变很多穷人的命运，就像疯狂吞噬猎物却又流着眼泪的鳄鱼一般。 1 1930年8月12日，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反犹太主义不断抬头的时期，匈牙利更是被当作争夺与博弈的筹码，处在东西方对峙的前沿。 当索罗斯刚刚开始上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入侵布达佩斯，索罗斯全家不得已开始了逃亡生涯，直到纳粹德国投降，索罗斯才得以重返故里。据索罗斯自己回忆，幼年的背景让他从小就深深体会到了一种“不确定”的生存动荡。 1944年是索罗斯生命里极不寻常的一年。目睹意大利的投降，耳闻苏联反攻胜利的喜讯，匈牙利的所有人都笃定纳粹败局已定。和大多数人一样，索罗斯也乐观地认为犹太人的命运不会太坏，然而就在这一年，丧心病狂的纳粹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有数十万犹太人丧生。 万幸的是，凭借着父亲的高度警觉与大胆冒险，索罗斯一家逃过了这场浩劫，可是这段“预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仍给索罗斯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索罗斯价值观和投资观——你所感到的哪怕最确定的东西，也可能和现实发展不一致，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要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同时，这些经历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索罗斯一生的冒险倾向，“为了生存，冒险是值得的。” 二战结束后，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并于1949年进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经济学专业，那里云集了欧洲多位顶级大师。其中，大经济学家冯·哈耶克和大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索罗斯，尤其是卡尔·波普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不仅为索罗斯的求知生活奠定了基础，还影响了索罗斯的一生。在以后的岁月中，索罗斯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到这位老师，其哲学思想也成为了索罗斯能够在华尔街获取财富的理论之源。 毕业之后，索罗斯做了一段时间的推销员，不甘于现状的他于1956年来到美国华尔街，从此开启了自己的金融投资生涯。经过了十几年的历练，索罗斯决定试水基金领域，并创办了自己的首个投资基金业务——双鹰基金。也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吉姆·罗杰斯，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管理双鹰基金，专门从事欧洲与美国证券市场间的套利交易。而后不久，索罗斯和罗杰斯又一起创立了量子基金管理公司，他们一个负责投资决策，一个负责市场分析，成为了当时华尔街著名的黄金搭档。 此后，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以及大胆果断的投资决策，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场屡屡告捷，管理资产规模不断扩张，索罗斯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此外，在量子基金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均每年都能给投资者带来35%左右的回报率，某种意义上讲，量子基金已然成为了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代名词。 这时的索罗斯，市场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人生中的巅峰时刻，直到1992年的来临。 2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英镑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货币之一，主宰这一强势货币的是资本实力雄厚且管理经验丰富的英格兰银行。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向财大气粗的英格兰银行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德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与此同时，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也推进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当欧洲12个国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了欧洲汇率体系的新框架后，几乎所有人都预感到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联合体即将问世。 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单方面地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盯住；每种货币都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以稳定该国货币汇率。 制定这一规则，本意是要维持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各自基于国家利益，很难做到真正一条心，导致彼此间经济基本面相去甚远，这便是该汇率机制的巨大漏洞。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英国经济正处于日渐衰退的阶段，财政支出困难重重，英国当局理应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为了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又必须要继续推行高利率，致使英镑汇率价格不至于走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英国的处境非常尴尬。 这一切，都被索罗斯看在眼里。他敏锐地预见到，由于要重建原东德，德国肯定要过一段经济拮据的日子，而无暇帮助其他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必将会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果然，英国政府对于提振国内经济渐觉力不从心，不得已向德国联邦银行提出了降低利率的要求，却收到了后者的坚决反对。面对英镑汇率的一再走弱，英格兰银行无奈之下只得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仍未能扭转颓势。 此时的索罗斯，已瞄准了他的猎物，蓄势待发。 1992年9月16日，索罗斯一口气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并买入60亿美元的马克，同时又卖掉了巨额的德国股票，买入了大量的英国股票。紧接着，国际资本疯狂跟进，纷纷抛售英镑。尽管英格兰银行动用了高达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甚至以一日内两度升息的极致手段表示决心，但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这一天，被英国人称为“黑色星期三”。 经此一役，索罗斯声名鹊起，据公开信息显示，索罗斯一人动用了100亿美元，并于当天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豪取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杂志盛赞索罗斯是“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此后几年，索罗斯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翻云覆雨：1994年，他瞄准了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和墨币比索的弱点，在期权、期货市场大规模卖空比索，致使墨西哥国家外汇储备短时间内告罄，引发了比索大幅贬值与本国股市的一泻千里；1997年，索罗斯故技重施，以泰国为切入点，对汇率存在高估的东南亚国家发动了货币攻击，引发了多个国家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并直接推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索罗斯自己收获的财富，可以购买价值19万美元的劳斯莱斯轿车5790辆，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每个学生支付3年多的学费。 虽然索罗斯一次又一次地声名大噪，其拥趸也越来越多，但仍有不少国家对于索罗斯的投机行为痛恨不已，诸如“金融流氓”、“金融恶棍”、“金融魔鬼”之类的谩骂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索罗斯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 3 如果说一次成功尚属运气，那么接二连三的成功就一定是实力了。 虽然索罗斯被世人公认为金融投资大师，但他本人却并不喜欢这个称谓，而是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哲学家。在实践中，索罗斯将自己的投资思想概括为“金融炼金术”，这一思想源自于他的一个别样的哲学理念——认知的“可错性”。 在索罗斯看来，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反映同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其中必然存在某种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即便是在个别情况下认知与现实完全相符，充其量也是偶然的和一时的，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本身，既不能在事先预知这种偏差，也未必能在事后完全把握，这便是“可错性”的含义，它继承了卡尔·波普“可证伪性”的思想。 基于“可错性”的逻辑，金融投资者同样不可能完全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的理性，金融价格也不可能是金融资产内在价值的无偏估计，因此只要承认人类认知与行为存在犯错的可能，就必须要重视这些认知与行为偏差对金融市场价格发展的实际影响，这就是索罗斯金融投资思想的精髓所在。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反身性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但索罗斯却认为：“均衡是极为荒谬的概念，它使经济理论的一切结论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金融市场上，均衡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参与者希望了解其所参与的情况；另一方面，他的了解将作为决策的基础，并影响事件的发展。这两种角色会不可避免地相互干扰，若是仅从某一方面来探索市场，必然无法完整地把握市场规律。索罗斯称这种交互作用为“反身性”。 索罗斯认为，“反身性”之所以存在，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认知的“可错性”，为此，索罗斯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表达了极大的失望，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按照索罗斯的观点，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备的程度，亦或者说，错误一定存在于人们对市场的认知当中。 第二，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利。 由于“可错性”与“反身性”的存在，金融市场价格的演化势必要同时受到价值“基本面”和“认知偏差”的影响，而市场价格也很难精准地表达其价值，因此索罗斯坚决反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坚称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市场崩溃只不过是问题长期积累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极端现象。 正因为索罗斯坚信市场是错的，因此他才能从市场的错误中大获其利，比如1992年索罗斯对英镑的成功狙击，便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英格兰银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同样认为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与别人一样大，这种敢于直面自身错误的勇气难能可贵。 第三，反对投资中的一般性方法论。 索罗斯认为，不可能概括出赢取超额利润的通用方法，否则人们便可以运用它通吃市场，市场将不复存在。基于这一思想，索罗斯提出了“金融炼金术”，其真谛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验证投资者市场猜想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从某个合理的逻辑猜测起点出发，构造某种反身性的市场假说并将其付诸投资，然后以市场实际发展进程来检验该假说的有效性；但市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倘若该假说为市场接受，那么投资者便可从趋势把握中获取超额利润，否则投资者就应该尽快抛离原有假说并寻找新的逻辑起点。考虑到不同的假说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故而并不存在能够稳定获利的通用方法。 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因而索罗斯认为，任何预设假定前提并套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归纳金融市场的历史过程，或者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般性盈利方法的努力，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此，索罗斯强烈反对在投资管理中的数学化、工程化倾向，他常常说：“我们从不使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我所知道的数学符号也不比α、β更多。” 上述种种，与其说是索罗斯的投资思想，倒不如说是一套别致哲学体系。就如他自己所言：“我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地试图研究我是怎样在股市上赚钱的，而是更多地注重我的哲学理念。” 4 索罗斯还是个大慈善家。 他常常说，自己的兴趣就是为别人花钱，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赶紧把钱花出去，慈善给了我工作的理由，赋予我生命更高的意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撒钱的慷慨程度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公开资料显示，索罗斯曾经为一项对身患绝症者提供“临终关怀”的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曾为一个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有人做过估计，如果根据索罗斯的家产和他慈善捐款的比例来衡量，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 有意思的是，虽然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宛如巨鳄一般，对待猎物是残忍无情地吞噬，但他同样热衷于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提供资金援助。他曾捐献了5000万美元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建造紧急供水系统，也曾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而承担了他们中将近1/3人的年薪。 在东欧、亚洲的一些国家，索罗斯成立了大量的慈善基金，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保护公民权利、支持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为此，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特别授予索罗斯名誉博士学位，意大利波伦亚大学也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加在了索罗斯的身上。 在爱他的人心中，他是个天使；在恨他的人眼里，他与魔鬼无异。投资家、慈善家也好，流氓、投机分子也罢，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多面性的存在，才塑造了如此魅力无限的乔治·索罗斯。 2011年，索罗斯正式宣布退休，结束自己40多年对冲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一代宗师归隐田园，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虽然已身不在江湖，但 “金融巨鳄”的传说，从未远离。
“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将改变银行”，这句话在金融业流传了十年之久。 如今看来，银行没有被外界改变，但在外界的压力之下，自己改变了自己。 拥抱移动互联的大时代，向互联网转型也就成了近年来银行开展自我革新的第一步。 不仅是银行，互联网转型已成为当下所有企业面临的一道坎，也是移动互联网普及下的又一大市场机遇。当然，作为整个商业活动背后的金融机构讲，将显得更为关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市场经济提供“粮草”，是金融机构在整个商业活动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近日，浙商银行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刘龙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对外清晰地讲述了，浙商银行金融科技转型后的平台化服务战略。 刘行表示：“去年11月，我行在多年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确立并实施平台化服务战略，提出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创新打造‘科技+金融+行业+客户’综合服务平台，跨界融合资源，构建生态体系，为客户提供全视角、全流程的价值服务。” 从整体外部大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叠加金融监管全面趋严，客户需求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银行业陷入行业性低估值状态仍将持续。任何一家银行在面对这种外部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都不可能，也不能够一成不变。 浙商银行成立于2004年8月，因地处浙江杭州，有着与生俱来的互联网基因和对中小企业的服务经验。凭借敏锐的嗅觉和勇于自我革新的精神，近年来不断以金融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探索为引领，主动拥抱科技发展给银行业带来的颠覆性革新，也较早开启了创新金融科技应用的转型。 1平台化服务战略，助力小微企业“融资难” 以发展金融科技和探索商业模式做支柱，试图用“平台化服务战略”去打开后移动互联时代的金融创新大门。 浙商银行自成立之初就嗅到了互联网的线上机遇，并先于行业在金融创新上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重新梳理业务资金的脉络，让资源在市场化配置中发挥作用。 刘龙表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不能当期使用或能用，不能较快变现或能变现，流动性较强或较弱的资产，打包放在一个“池子”里面，进而生成一定的额度，由银行来提供流动性。不仅解决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配，也解决了它在品种上的错配。” 小微企业在经营管理、信用担保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相较于大企业均较薄弱，它们也迫切地需要一批能为其提供投融资贷款及资金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 浙商银行发挥互联网基因和小微金融标杆的优势，以化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为重点，持续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尽可能地实现批量服务的最大价值。 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浙商银行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较2017年接近翻番，占各项贷款比在18家全国性银行中位列第一。累计服务小微企业超36万户，设立有小微企业专营机构达182个，带动就业500万人次。 再结合此前的招股书披露数据，浙商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中约有九成贷款业务是面向微型企业和个人经营客户。 可见在小微企业的扶持上，浙商银行的力度是长久且逐年在加大的。 浙商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包容，除了技术和平台的优势之外，主要还是在于经过十多年的沉淀积累，拥有了一套成熟的小微企业业务经验。 小微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服务小微企业的银行必须具备把控风险的能力。 对此，刘龙在接受访谈时也表示道，浙商银行小微企业较低不良率的背后有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什么样的客户决定了（业务）风险大小的基础，尽可能获取一些高质量的客户，然后去做一些比较“辛苦”的业务。 第二，依托于优质的核心企业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跟核心企业合作，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以便更了解它的上下游供应链企业。通过跟他们的合作共同维护、建设、深化和发展产业链生态圈。 第三，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来对上下游的企业进行服务，实现小额、分散的授信目标。 第四，运用区块链技术，让生态圈里的核心企业以及上下游客户能够更多地看到真实的经营情况，让大家更重视自己的信誉。 2小步快跑，资产迭代优化下的成长动力 浙商银行作为一家年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于2016年和2019年在H股和A股挂牌上市，成为全国第13家在A+H股上市的商业银行。截至2020年6月末，浙商银行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累计设立有260家分支机构，实现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等全国主要城市群的覆盖。 据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浙商银行集团资产总额首度突破2万亿大关，到达了20530.99亿元，比上年底增长了14.01%；负债总额19227.04亿元，比上年底增长了14.94%。 的确，仅2万亿资产的浙商银行，在9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属于规模最小的一家。在规模总量上和其他同类银行没有可比性，但从规模增速来看，当前的资产总额相比于2015年底已实现了99.00%的增幅，远高于其他同类商业银行的平均增速。 银行作为实体经济支柱，尤其在当下传统商业向互联网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尚未稳定，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大。“稳”字当头，已经成为特殊背景下，所有银行家在做经营决策时该权衡的第一要素。 浙商银行近年来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并非为了扩张而盲目求大，这背后资产质量的持续稳定才是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据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末，浙商银行不良贷款率1.40%，低于同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率。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仅有1.11%，而平台化业务的不良更是低至0.3%左右。拨备覆盖率208.76%，比上年底下降12.04个百分点，但依然保持略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资本充足率为13.43%，也明显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从英国《银行家》杂志在7月发布的“2020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排名看，浙商银行以一级资本、总资产计算均位列榜单第97位。自此，浙商银行成功跻身“全球银行百强”之列。 但从资本市场的反馈情况来看，浙商银行尚有欠缺和明显不足。 数据显示：截至12月9日，浙商银行A股收盘价4.07元人民币，相较于上市时4.94元/股的发行价，下跌了13.4%。H股收盘价3.820元港币，相较于上市时3.143港元/股的发行价，上涨了21.54%；但相比于A股上市之日的4.036港元/股，同样下跌了22.13%。 近年来，浙商银行的业绩增速有所放缓，同时也是整个大环境下的银行业共性。 对此，刘龙也坦言：“大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让利于实体经济，让利于小微企业，营业收入没有与资产投放一样同步增长。这既是银行业帮助企业降成本的现实情况，也符合浙商银行服务民营企业，服务小微企业占比较高的实际。”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二级市场的股价看，，当前市场上有1.8倍PB（市净率）的招商银行，1.85倍PB的厦门银行，和2.1倍PB的宁波银行……而上市银行的平均PB在0.7上下浮动，浙商银行的PB也才0.76，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银行的低估值已经持续了若干年，也将是一个常态。浙商银行如果仅依赖于“平台化服务战略”，想在短期内提升估值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长期来看，当前平台化服务模式下业务仅0.3%左右的不良率，如果能一直持续稳在较低的不良率，让市场看到平台化相关业务在获客、风控方面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那么，浙商银行的估值一定会有大幅提升的空间。 如果不追逐短期利益，将眼光放长远来看，浙商银行还是一个成长潜力较大的商业银行。 创新金融的目的不在于去做无用的创新，而是为客户解决问题，提高银行的综合服务能力，为商业活动赋能，为实体经济运送“粮草”。 资产质量的稳健为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金融创新又反哺“平台化服务战略”的迭代优化，进而再次获取较为优质的客户资源。 浙商银行着力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将大笔资金用在小微企业的扶持上，既符合当下扶持小微企业的国家战略，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同时，以相对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和高效的平台化服务，进入了“金融+科技+行业+客户”的平台化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普百姓，惠民生，金品质，融天下。 2020年是普惠金融五年规划收官之年，站在此时回望，这一年中小微企业面临着生死挑战，但同时愈发感受到了来自金融机构的温暖，“帮助中小微企业，就是帮助银行自己”已成为业内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作为深耕普惠金融领域的主力军，上海银行持续打造特色化、差异化普惠金融服务。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2020年也是上海银行三年发展规划（2018-2020）的收官之年，该行先后推出普惠金融专项指导意见、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30条”等一系列举措，并创新升级供应链金融服务，加码金融科技研发应用，有力支撑普惠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海银行普惠金融贷款投放金额365.47亿元，同比增长136.95%。 不过，践行普惠金融不单单是银行的事，更需要联合政府、园区、非银机构等。一直以来，上海银行，积极搭建银政、银保、银担、银园、银租金融合作生态体系，共建上行普惠生态圈，切实缓解企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 精准发力，打造综合化普惠金融服务 上海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历史由来已久。自1995年成立之初，该行就坚持服务中小企业的定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把握时代浪潮的探索中，力争走在行业前列。自2005年起，上海银行以差异化营销为导向，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按照五专，即“专门的队伍、专门的授权、专门的审批、专门的定价、专门的激励约束”的思路，开展了小企业信贷业务“先行先试”工作。 多年服务经验的积累，成就了上海银行如今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壮大。期间，该行总结出了一套独门“打法”。一方面，深耕区域市场，积极运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经济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搭建不同部分的合作生态体系，共建普惠生态圈。 另一方面，借助科技赋能，围绕具有集群效应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场景，实现批量获客互荐和交易融合，不断地进行内部的流程改造和系统建设，通过极简高效的用户体验，提升普惠业务综合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各类细分客户群特征，为不同行业和成长阶段的小企业提供包括开户结算、资金周转、贸易融资、理财增值等在内的金融解决方案服务。 在上海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普惠金融事业部负责人郑涵看来，评判一个企业的融资成本，不能只参考贷款成本，更应该计算包含其他业务在内的总账。也因此，上海银行近来大力推进综合金融服务，通过开户结算、代发工资、国际结算等一揽子服务，可更好判断企业的经营情况、还款能力，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专门从事线束制造和电子元器件分销的上海查尔斯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查尔斯集团）就对上海银行的金融服务就有着深刻体会。据查尔斯集团董事长杨晨介绍，集团与上海银行同岁，成立之初就在上海银行开立基本户，目前与上海银行的合作已达25年之久。“从最初的日常结算、信贷融资，到如今的理财增值、国际业务，我们通过银行和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加速了自身的发展。”他说道。 而为了提高企业的金融体验，上海银行还持续丰富普惠金融产品，以提升客户体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通行内对公、对私普惠贷款产品边界，形成全行普惠金融产品融合；另外，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小微企业的差异化需求，上海银行通过制定专项产品或服务方案，解决企业需求痛点。 科技赋能，解决“两大不对称”难题 在上海银行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金融科技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科技没有改变金融的根本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金融的效率，改进了金融风控的方式。有了科技的赋能，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金融可得性得到显著提升，解决了普惠金融存在的“普而不惠”、“惠而不普”的痛点。 郑涵认为，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不对称”，一是信息不对称，银行在获取企业经营信息、信用信息等方面效率较低、难度较大，客观造成了信贷投放效率不高；二是成本不对称，中小企业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风险成本较高，加之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单户金额小，在传统方式下，内部操作成本也相对较高，从而造成了“不敢贷、不愿贷”的情况。 金融科技的出现则为银行解决上述问题提高了有效途径。上海银行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据了解，去年以来，该行积极发展以“上行e链”为核心的线上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整合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信息，为小微企业增信；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结合服务场景，实现线上批量化、智能化操作。 目前，上海银行已投产超过70项线上供应链项目，包括海尔、中铁建、中船、中集、京东金采、中国华能、携程、联通支付、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截至11月末，该行线上服务的普惠客户已超过4万户。 事实上，业内的共识也在于，线上化、平台化是未来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银行而言，主动拥抱产业互联网这一巨大市场是普惠业务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银行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上海银行主动求变，一方面，将银行的融资服务嵌入到客户各个相关场景中，与核心企业、场景平台方、服务商等一道搭建服务系统，为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交易场景中的小微商户提供融资服务，通过批量服务助推业务规模增长。 另一方面，利用金融科技推动普惠金融转型发展，包括打造数字化产品体系、数字化服务平台等，以数字化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操作成本。通过全流程、线上化、嵌入式的风险管理，控制授信业务风险，提升风险监测水平。 搭建平台，拓宽普惠金融“朋友圈” 对于银行而言，践行普惠金融不单单要靠自身，更需要联合政府、园区、非银机构等。一直以来，上海银行积极与园区、担保机构等合作，建设普惠生态圈。 比如，银政方面，与各级政府合作搭建小微企业服务平台，重点支持漕河泾开发区、张江科学城、临港科技园区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创新功能集聚区建设；银担方面，与市担保基金合作，针对“专精特新”等细分领域提供专项服务，业务规模位列各合作银行首位；银园方面，与产业园区合作搭建科创金融公共服务平台，联合各类外部机构向科创企业提供开户、结算、投融资、顾问咨询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具体到合作方式上，上海银行与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的合作就颇具代表性。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总经理助理姚家宽介绍，近两年来，开发区通过和上海银行联合，多方面支持了小企业发展。主要包括，企业服务范围从单一成长期企业延展到初创期、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实现了更为广阔的企业生命周期覆盖；最高贷款额度从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为充沛的资金支持；贷款最长期限从6个月提升至12个月，与各类企业差异化的用款周期需求实现更佳的匹配；引进投贷联动模式等。 整体而言，基于丰富的产品、科技的加持以及资源的整合，未来上海银行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着力打造具有特色的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模式。在郑涵看来，新时代下，如何定义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不再是简单地看卖了多少产品，而是要真正从为企业谋实惠的高度，树立端到端的思维。接下来，上海银行将进一步完善产品设计、功能、业务流程，持续提升客户体验；同时，结合转型升级要求，不断找到更为契合、更有效率、更加专业的模式。
对非法集资犯罪、非法讨债等的刑罚、打击力度升级。 12月26日，历经三次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至十五年，同时调整集资诈骗罪的刑罚结构，将起刑点由拘役提高至三年有期徒刑，加大对个人和单位非法集资犯罪的处罚力度。 本次修正案新增条文中，还明确对非法讨债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将采取暴力、“软暴力”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据悉，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于2021年3月1日生效施行。 多位业内专家学者表示，本次修正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自1995年设立以来进行的第一次立法层面上的“大手术”。近年来，我国非法集资新发案件几乎遍布所有行业，犯罪手段花样翻新，原有刑罚惩处力度已不能匹配打击非法集资的现实需要。此次重刑立法，体现了我国对于严厉打击涉众型金融犯罪，全面整顿金融市场秩序的决心和要求。 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非法讨债”行为列入刑事犯罪，同时将高利贷等债务的非法性予以立法确认，填补了对高利贷整治乃至对金融秩序整治的立法空白，消除了此前司法实践中非法讨债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而引发的争议。 “对于非法集资类案件，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判决，在2021年修正案正式实施后，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会出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0年以上的判决，集资诈骗罪即便是从犯，也难见到低于三年的判决，相关被告人的罚金也不会限制在50万元之内，可能会出现高罚金案件。”广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杰对表示。 就已经立案还未判决的案件、尚未立案未被处理的案件如何适用本次修正案，多位律师均向记者表示，在办理中的刑事案件遵从的原则是从旧兼从轻。换言之，如果相关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实施在2021年3月1日之前，即便在这之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都还是适用旧的规定，而对于跨越了2021年3月1日，前后都实施了相关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则以新法规定为准。 非法集资刑事立法25年首次“大手术” 非法集资刑事立法始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两项罪名得以面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指出，迄今为止，除刑法修正案（九）在废除死刑的大背景下将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之外，这25年时间里，本次修正案是首次对两罪在立法层面“动手术”。 曾杰对记者表示，《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改力度非常之大，总体方向就是从严从重处罚。修正案未对具体犯罪行为模式、构成要件进行任何修改，而是专门针对处罚规定进行修正，这体现了很明确的风向，国家对于金融犯罪的打击、对于金融活动规范化的重视始终在加强。 具体而言，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时法定最高刑提升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何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45条规定，这类情形就是指最高十五年有期徒刑。”曾杰解释道。 不过，本次修正案未就“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作出定义，这或许会造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定的困难。在曾杰看来，“这种情况肯定只是暂时性的，后续司法部门极有可能出台数额和情节等相关标准。” 与此同时，《刑法修正案(十一)》还将集资诈骗罪量刑起点由拘役提高至三年有期徒刑，不仅如此，修正案还规定集资诈骗罪如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此前规定，数额巨大标准是30万元以上），就可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则是无期徒刑，且不再需要达到“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正案还明确取消了罚金限额（把目前50万元的最高限额改为并处罚金），这意味着非法集资两大罪名的罚金数额上不封顶，也无下限。换言之，法官根据非法集资数额，综合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自由裁量，灵活运用罚金刑。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飒指出，非法集资类犯罪立法层面大改背后或存在两大考量，第一，旧有法条的刑期档只有两个，而现实中过亿元的网贷案件频发，在破亿或10亿元后没有区分度；第二，对于非法集资案件，监管给出了“严惩”的明确信号。 事实上，近年来，金融犯罪呈现持续高发态势，涉众型金融犯罪尤为突出，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持续增加。据最高检统计，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10384件23060人，同比分别上升40.5%和50.7%；起诉集资诈骗犯罪案件1794件2987人，同比分别上升50.13%和52.24%。 曾杰对记者表示，这一次大的修改主要是强化了对于涉众型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这也意味着国家对于金融领域的监管是持续性的，也是为了应对金融业态的不断多样化、金融犯罪的手段不断新型化的举措。 在肖飒看来，刑法修正案正式出台，再结合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司法打击和行政处置并重并举，将带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新格局。 非法讨债入刑填补立法空白 对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非法讨债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践经验，将采取暴力、软暴力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等非法债务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 多位业内律师表示，这一新增条文填补了对高利贷整治乃至对金融秩序整治的立法空白。 “它将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明确评价为犯罪，从立法上对该行为的‘正当性’予以否定，填补了法律的空白。针对民间借贷领域尤其高利贷、‘套路贷’衍生的暴力、‘软暴力’等危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和社会安全的行为进行规制，既配合国家对整个金融秩序的整治，又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施行后，对于非法讨债行为的打击将有法可依，也将有效遏制非法讨债行为的发生。”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春丰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的司法实践中，不少高利放贷后以暴力或者“软暴力”催讨债务的行为，均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有些更在此基础之上被认定为恶势力团伙、恶势力犯罪集团甚至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曾杰看来，此次非法讨债行为单独定性为成罪，也是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争议问题进行的回应。此前法律学界一直在讨论，寻衅滋事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无事生非，而就债务问题发生的一些暴力侵扰是否属于无事生非，能否视作寻衅滋事，一直存在争议。当前直接将非法讨债行为列入刑事犯罪，该问题就不存在争议了。 有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较此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不同，本次修正案减轻了量刑标准。在刑罚上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改成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某种意义上，该规定纠正了之前对催收类寻衅滋事定罪过重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总第91次）例会于12月2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今年以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顺利完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内生动力增强，但也面临疫情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冲击，要加强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巩固贷款实际利率水平下降成果，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和三角互动，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字当头，不急转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易纲主持，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丁学东、邹加怡、刘国强、郭树清、易会满、潘功胜、田国立、刘世锦、马骏出席会议。连维良、陈雨露、宁吉喆、刘伟因公务请假。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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