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化”甚嚣尘上 应对美元霸权威胁不必紧张 美国近期在贸易、科技领域发起的诸多摩擦，以及在金融领域出台限制性措施的潜在风险的上升，让市场开始关注未来争端向金融领域延伸的可能性。年初以来，针对美联储在疫情期间与诸多外国央行建立货币互换机制但未与中国央行合作，有学者提醒要警惕世界金融“去中国化”。不过，从市场的反应看，更多关注的是未来美国究竟是否会利用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对中国切断进入美元支付清算系统。 综合多位受访的资深金融人士的观点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也是金融大国，从理性角度，世界金融很难、也不应该“去中国化”。缺乏中国参与，世界将失去巨大的现实商业利益和发展潜力。从过去的经验看，美国金融制裁一般会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通过持续博弈来实现制裁目的，不太可能直接动用诸如阻断被制裁对象的美元国际收付，甚至要求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除名等极限制裁方式。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上周表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有非常好的投资价值，今年以来，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股票和债券的规模增速呈两位数增长；同时，尽管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全球的直接投资总体低迷，但上半年中国利用外资达到了4722亿元，二季度增长8.4%，这是非常可喜的成绩。境外资金中长期增持人民币资产的格局没有变。 不必对世界金融“去中国化”过于紧张 前不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关于世界金融“去中国化”的观点广受关注。他认为，建立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步伐从未停止，甚至有加快之势。今年3月，受疫情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影响，美联储在已有的美元互换工具基础上，与多国央行建立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进一步加码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但这一轮货币互换安排并未包含中国央行。李扬以此为例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一个以美元为核心、明确排除人民币、联合各主要经济体的新国际货币金融网络已呈雏形，美元借助“美元荒”的蔓延，进一步巩固甚至提升了其国际地位。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互换是双边国家间的流动性安排，主要用于应对紧急的流动性紧缺。为应对金融动荡下的全球美元荒，美国近些年有两轮大范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一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次则是这次的疫情冲击。我国持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且最早实现经济的恢复，金融市场相对稳健，并没有出现美元流动性紧张状况。因此，并没有特别的必要与美国签订主要应对准危机状态的国家间流动性供给方式——货币互换，也不宜仅根据此就得出世界金融“去中国化”倾向。当然，从提醒的角度则无可厚非，但不必过于紧张。 陈道富进一步表示，金融因连接和流动而发展壮大，因相互信任相互依赖而具有功能和影响力。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统一市场，更能发挥金融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因此，从金融内在发展逻辑角度，并没有动力将某个大国剥离“去化”。 “当然，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国家利用其掌握的金融影响力，以损害体系长远利益为代价实现特定目的，但大概率会采取‘定点袭击’方式，以国际社会可接受的理念，在一定时期通过特定方式控制在特定领域和特定对象，应不会过度泛化。”陈道富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从理性角度，世界金融很难、也不应该“去中国化”。缺乏中国参与，所谓的“世界金融”将隐含巨大的代表性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失去巨大的现实商业利益和发展潜力。 被SWIFT除名概率极低 从过去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过的金融制裁措施看，美国可能出手的“牌”通常有迹可循。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对记者介绍，金融制裁主要通过阻碍资金流动来使受制裁国承受经济及政治压力，常用方式主要为冻结在美资产、限制国际投融资、切断美元获取能力等。 在上述美国常用的金融制裁招数中，市场最关注的莫过于未来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切断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特别是近期有关内地或香港是否存在被SWIFT除名的可能性。 SWIFT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收付电文传送与交换处理体系，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支付结算信息传输服务，是最重要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础设施。 作为中国大陆首位SWIFT董事，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近日就解释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各国自己主导的，主要运行本国货币的资金清算体系，如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二是各国统一共享的国际收付电讯运行体系，如SWIFT。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SWIFT只是国际收付体系中的电讯通道，它还必须与各国的资金账户清算体系连接，真正将资金从付款方账户转到收款方账户，才能完成国际收付清算，形成完整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对该组织有较大影响力，但仍无法形成“一言堂”，鉴于我国的经济金融规模，被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 陈道富表示，美国应不会也不能全面切断与世界有紧密联系大国的美元支付清算体系。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全球，世界已不是需不需要中国，而是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问题。全面切断与中国的美元支付清算体系，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崩溃。这种后果谁也不愿意轻易面对和承担。 “中国是SWIFT重要的增量市场和收入来源，SWIFT高度重视，继荷兰、美国之后，于1994在香港设立第三个支持中心。美国对该组织有较大影响力，特别是2001年反恐中获得调取‘与恐怖活动有关’的金融交易和资金流通信息，但仍无法形成‘一言堂’。”陈道富称，除非美国能引导全世界主要国家认定应全面制裁，如对伊朗等国家，否则无法考虑采用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方式。即使到了可以制裁的程度，美国也无法以自身意志逼迫SWIFT全面切断支付体系，如对俄罗斯。考虑到我国经济规模和世界联系远远超过俄罗斯，被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 王一峰也表示，从美国金融制裁的程度来看，有罚没或冻结在美资产、限定特定对象美元交易等多重方式，切断SWIFT属于极限手段，不太会直接使用。金融制裁同样有成本，过多使用金融制裁会弱化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美国要将整个香港完全‘踢出’SWIFT，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目前属于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与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在港拥有巨大的经贸与金融利益，将香港踢出SWIFT，不仅中资机构和香港会受到影响，所有在香港的国际机构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王永利称。 防患未然 中国能做什么？ 虽然内地或香港被SWIFT除名可能性极低，但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实施其他限制性措施的风险依然存在，防患于未然必不可少。 “美国目前仍谨慎采取针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制裁，往往是在认为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和重大损害时，借助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发起，或由总统启动紧急状况签署总统令推动的。但以美元霸权和支付清算体系为主要手段的隔离式和单点式的‘聪明制裁’，运用得更加频繁。”陈道富称，我国近些年的部分金融机构和实体，因牵涉美国制裁对象国和项目，被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实施次级制裁，主要以罚款为主，这种情景仍是我国需要防范的重点。就支付清算和美元汇兑交易，比较有可能的，是美国借助“三反”和“长臂管辖”，对特定机构或特定对象限制使用SWIFT系统。 因此，陈道富建议，有关主体应动态、及时掌握美国制裁清单，做好规避和业务隔离，在法律上应尽快增加涉外条款，考虑类似欧盟的阻断立法等。 据悉，阻断法是某一司法管辖区用于阻止外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在其境内生效的法律，专门用于应对域外管辖。欧盟制定的阻断法，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不承认美国法律对于本国企业的适用性，通过立法的方式打破美国单边制裁的有效性，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在海内外的合法经营权益。 “阻断法可能无法完全应对域外管辖的风险，但是，可以给相关企业、机构提供一种缓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金融制裁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的损害程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郑联盛曾表示。 同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完善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是被不少业内人士看作应对美元霸权、防范世界金融“去中国化”的主要应对手段。不过，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拥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和巨额国际贸易，增长潜力大、韧性足，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具备进一步国际化的基础。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有其必要性。但是要顺势而为，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强推国际化，这样最后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周景彤建议，下一步，应进一步扩大与我国签订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数量，加快布局和推进人民币贸易与投资结算。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系统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石油期货市场的发展和CIPS的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进口市场的优势，积极扩大与贸易对手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 陈道富表示，2008年以来各国都体会到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弱对美元和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依赖。实际上，SWIFT系统是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以银行账户为基础，通过电文实现银行间信息传输。近几十年来，跨境支付系统有了多维度发展，一是发展了以银行卡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主要有VISA、MASTER和银联。二是以电子钱包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如支付宝、微信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电子钱包标准对接，实现跨境合作。三是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甚至是单币种的跨境支付尝试，如比特币、LIBRA等。 “未来的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已呈现多维发展，是有可能出现不同维度之间的替代和竞争的。我国宜积极推动多元跨境支付体系的发展，在完善CIPS建设的基础上，更好发挥基于卡、电子钱包和区块链的跨境支付体系的作用。”陈道富称。 郑联盛则建议中国应当借鉴欧洲经验，考虑构建一个“备份”支付清算体系。他曾表示，2019年1月，英国、法国和德国宣布建立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这是一个以迂回方式来与伊朗或其他经济体进行交易的系统，也是一个备份系统，此系统的开启主要是对美国将SWIFT等全球金融公共基础设施予以私用的一种应对。中国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尤其是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能源、粮食、矿产、基础原材料等的经贸交易、支付、清算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 此外，不少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要“苦练内功”，坚定深化经济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提升内外市场一体化水平，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7月17日，险资几家欢乐几家愁。 这一天，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险资配置权益类资产最高可占到上季度末总资产的45%。这是全球低利率时代进一步释放险资企业活力的重要举措，相关预测数据认为险资配置资产将增加3.3万亿元。 而与此同时，银保监会又公告，鉴于触发法定接管条件，依法对天安财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新时代信托、新华信托共六家机构采取接管，期限一年，可依法适当延长。接管组委托六家机构组建对应的托管组，其中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托管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述被接管机构存在利益关系的上市公司，包括西水股份、中天金融、民生银行等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中天金融而言，这或许又是加剧其收购华夏人寿难度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罗玉平与他构建多年的金融版图中，始终缺了最大一角。 2014年中期，中天城投（中天金融前身）开始明确提出战略构想，择机投资金融行业。此后该公司迅速参与上海虎铂基金、友山基金、中融人寿、华宇再保险、百安互联网保险等，全金融路线循序展开。 让罗玉平可能实现从“地产大佬”向“金融大佬”飞跃的，是三年前筹划收购华夏人寿的重大资产交易。当时华夏人寿净资产比中天金融尚且高出52.9亿元，这注定是一次惊险的跳跃，成则功成名就，败则转型受挫。 如今三年过去，中天金融距离收购完成仍有很长距离。华夏人寿被接管了，罗玉平该作何应对？也许放开这纷纷扰扰自在一些，但他却不能放开——中天已经支付了定金70亿元，明知等下去也不一定就有机会参与华夏人寿未来的“市场化重组”，主动退出定金又不予退还。 一个岔路口出现在眼前。 薛定谔的华夏人寿 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天安财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四家保险机构，是触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接管条件。 上述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保险公司有下列情形的，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其实行接管：（一）公司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二）违反本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严重危及或者已经严重危及公司的偿付能力的。被接管的保险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 华夏人寿偿付能力“亮红灯”的消息，在过去三年间时常有被披露。 华夏人寿被外界评价为“资产驱动负债模式的险资代表”，诸如分红险、万能险在其发展史上曾扮演重要角色。安信证券在2017年11月的研报中指，受到中短存续期产品监管趋严影响，2013年至2017年上半年间，华夏人寿分红险占比从76%收缩至不足2%，普通寿险业务占比则从15%提升至86%。 2016年至2019年间，华夏人寿保费收入从不足百亿飙升至1827.95亿元，在险资企业中排名一度达到第四位。而2019年，该公司各季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08.30%、113.19%、114.77%、116.76%，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28.68%、130.16%、131.14%、133.37%，并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华夏人寿4月底发布的报告，一季度该公司保险业务收入421.85亿元，同比下降49.92%，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13.83%、130.26%，同比小幅上升。 关于被接管的几家机构，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7月17日披露了五大工作原则，其中第四条原则备受关注：坚持市场化，发挥专业中介机构作用，努力推动被接管机构市场化重组。 “市场化”是金融机构被接管后的重要出路，2019年包商银行被接管后，接管组负责人也对外表示尽快开展市场化改革，促进包商银行重生为一家完全健康稳健的银行。对于险资而言尤其如此，市场人士指，《保险法》规定寿险公司不得解散，若出现经营困难，银保监会会通过接管方式帮助其恢复运作。 但重组后的市场化运作，目前仍较少样本参考。 熟悉保险业的人不会对过往两个接管案例感到陌生：2007年，保监会首次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接管新华人寿，两年后该基金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中央汇金公司；2009年，保监会再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接管中华联合保险，三年后重组完成，东方资管介入成为第一大股东，2016年辽宁成大、中国中车、富邦人寿受让基金所持股份。 近几年最重要的被接管对象是安邦保险。2018年至2020年安邦保险完成接管、摘牌和更名，新公司大家保险集团也以市场化的人才选用机制为方向之一，股东也主要是保险保障基金，其它股东包括上海汽车工业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或许出于资金投入、平稳健康等因素考虑，上述几个被接管对象重组后由国有资本出任大股东，其它方作为小股东；并且通常情况下主要由负责接管的一方跟进重组。这引发一种猜测声音：接管华夏人寿的中国人寿，或许是未来的潜在接盘方。 另一种声音从契约精神的角度，认为华夏人寿若进入到市场化重组环节，理应是支付70亿定金的中天金融有优先权，尽管与中天签署股权转让的企业处境已不同往日。不同的声音参杂参杂在一起，令中天金融这个周末被广泛关注。 在重组那天到来之前，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结果。 罗玉平弧线 去年12月18日，新华联集团总裁傅军拜访中天金融总部，并与罗玉平有过一番会谈，据悉双方都表达了深入交流、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态度。 这两位胡润富豪榜上的企业家，积攒财富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罗玉平拥有重庆大学工程管理研究生的学历，毕业后从包工头起步，在经适房、中天世纪新城、中天花园、中天广场等房地产项目中逐渐壮大，成为贵州房地产领头羊；傅军1990年下海，投资领域覆盖酒业、制冷剂、陶瓷、房地产、金融、文旅等，其中金融业更是心口的朱砂痣，新华联控股或参股过的金融机构包括长沙银行、北京银行、亚太财险、宁夏银行、大兴安岭农商银行等。 62岁的傅军就坐在罗玉平对面，目光望过去，都是自己年轻的影子。 华夏人寿或许是罗玉平迄今为止最有野心的一次资本博弈。而上一次是在并不久远的2014年中期，中天城投（中天金融前身）初步明确转型，在半年报中表示维持房地产主营业务，并拓展健康产业和金融业。一年后大健康业务暂停，公司开始全力投入金融领域。 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中天城投管理层在接受券商调研时曾表示，公司于2013年进行了全国市场研究，认为地产行业在自身产业周期方面已经从成长期加速奔向成熟期，公司如果不能在地产行业做到最好，就需要考虑新业务方向。 至于转型，中天城投表示考虑的三个转型因素包括贵州省产业变迁、贵阳生态气候优势，以及地产行业所处周期阶段。在另一场调研中，该公司又重点提及，在研究贵州社会经济和民生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贵州的产业转型及后发赶超、贵州2020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均需要金融的支持，因此公司拟新设金融投资公司继续择机投资金融行业。 上述转型的一大背景是，2008年起贵州省实施“引银入黔”战略，2012年升级为“引金入黔”，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到贵州设立总部、分部以及后台服务机构。其中据媒体报道，2013年贵州曾开始探索组建华贵人寿，以填补没有法人保险机构的空白。 “补齐贵州金融短板”既是中天城投转型的机遇，也是其参与城市化进程的新目标。仅2015年，该公司迅速参与上海虎铂基金、友山基金，公开竞拍海际证券控股权，并更名为“中天国富证券”，这也是贵州第一家民营券商；同年，间接收购中融人寿20%股权并成为大股东，另发行设立华宇再保险、百安互联网保险等。 在基金、证券、保险的基础上，2017年中天金融更为进取，发起设立贵州第一家民营银行“贵安银行”，并于11月20日宣布收购华夏人寿21%-25%股权，交易定价不超过310亿元。当时中融人寿前三季度原保费仅45亿元，而华夏人寿已实现规模保费1496亿元，这笔“蛇吞象”式的交易伴随着高风险，但一旦成功，罗玉平以保险为核心的全金融业务发展战略也将宣告实现。 此后三年随着形势变化，中天金融收购华夏人寿股权一直属于最初交易方案阶段，未进入实质性审批阶段，因而也无法确切了解监管部门是否审核批准。这期间中天金融经历292.2亿元剥离地产业务，九个月后又反悔的“戏码”，碧桂园等投资者来来往往，唯一不变的是定期披露的重组例行公告。 市场流传的消息是，明天集团已于2019年10月上报华夏人寿重组方案。而中天金融于7月17日最新公告中，表示公司购买华夏人寿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在进程中”。 眼下摆在罗玉平面前的选择并不多，根据中天金融签署的框架协议，该公司已支付70亿元定金，若因股权出让方的原因导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无法达成，则中天金融将获得定金双倍返还，即140亿元；若因中天城投原因导致购买无法达成，则70亿元不予退还。 第三种约定情形则是，若因不可归咎于各方的原因致使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无法达成，则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定金将退还给中天金融。 这意味着，继续留在牌桌上，推进重组事项，罗玉平看起来已很难会赢，但至少不输。不过在这不赢与不输之间，或许心情颇为忐忑。 而那些被置出又重新注入的房地产资产，仍旧是中天金融最依赖的主营业务。2019年中天金融营业收入125.78亿元，同比下降11.02%，其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仍占87.10%；该公司披露的另一份数据则显示，公司营业总收入211.98亿元，同比增长16.55%，其中金融类营业收入88.60亿元，同比提升118.66%。 2017-2019年，中天金融房地产销售金额大致在200亿或以下徘徊，反映集中转型所带来的资源投入减少，2020年该公司计划全年销售预算270亿元，计划投资185亿元。几年前一两百亿的房企诸如龙光，如今也进入千亿冲刺阶段。 对于主业与转型，郁亮曾焦虑地抛出“基本盘”理论，认为地产业务是新业务转型的基础。罗玉平兜兜转转回到地产，却已失去了这五六年。（
7月11日下午，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2020年重点课题《新规下的健康投资文化培育—金融投资者调查研究报告（2020年度）》线上评审会举行，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人民银行原副行长、CWM50学术总顾问吴晓灵，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证监会原副主席、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CWM50常务理事李剑阁，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金融消保局副局长尹优平，银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罗艳君，证监会市场二部巡视员兼副主任刘健钧，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更强，中国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等监管部门负责人与业内相关专家出席会议，并对报告进行评审与点评。 该课题由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CWM50理事杨凯生牵头，东方红资产管理作为独家课题支持单位；银行业协会、证券基金业协会、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东证资管、中金公司、中融信托、蚂蚁金服、富达国际、宏利投资管理、富邦华一银行等单位共同参与课题调研与执笔，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西南财经大学提供学术支持。 会上，课题牵头人、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首先就课题的背景与内容框架进行了介绍。他指出，在我国金融体系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型、居民财富保值增值需求提升的背景下，做好投资者教育和引导非常有必要。投资者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增强，不仅有利于金融机构提升自身销售和管理水平，从而推动市场健康发展，也是我国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需要。 接下来，课题组代表李建勇（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李健（银行业协会研究部主任）、杨海（东方红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张伟强（清华五道口互联网研究中心副主任）、陶仲伟（工商银行个人金融部首席专家）、吴松凯（招银理财研究总监）、韩冰（基金业协会投教与国际部主任）、任莉（东方红资产管理总经理）、王强（中融信托合规总监）、林剑文（中金公司财富管理服务中心执行总经理）、李振华（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丛黎（富达国际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邱铠平（宏利投资管理高级执行总监暨亚洲养老金负责人）、王文锋（富邦华一银行副行长）分别就主报告、调研篇与案例篇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汇报。 在听取了课题组代表的汇报后，评审专家对课题报告进行了深入评议和讨论。 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人民银行原副行长、CWM50学术总顾问吴晓灵认为，报告从务实、理性的角度出发，对健康投资文化的内涵与要素进行了剖析，并结合中国实际与外国经验，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此外，她重点就报告中提到的资产管理机构的信义义务、资产管理产品的法律关系、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等概念的界定提出了建议，并提出可以进一步分析刚性兑付理念的成因，在金融产品销售模式上对买方投顾与销售机构的角色加以区分。 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认为，课题调研结果对于理解目前各类资管产品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风险承担意愿非常具有价值。他建议课题从中国特色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目前资产管理产品投资者相较于股票投资者普遍缺乏风险承受能力的原因，并通过对资产管理产品的法律关系、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健康投资文化培育的可行路径。 证监会原副主席、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CWM50常务理事李剑阁指出，投资者教育应该与投资者保护并重，金融机构要加强自律，并强调对恶意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要从严惩治。此外，他还从两方面分析了刚性兑付概念的成因，认为随着金融服务形式的丰富与行政干预的减少，资产管理市场将进一步得到规范，刚性兑付最终会被打破。 人民银行金融消保局副局长尹优平在充分肯定了报告的参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厘清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的概念以及对投资者调查样本选取进行完善的建议。他认为，要坚持“金融为民，教育为先”的理念，通过科技赋能，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集中性宣传与阵地化宣传相结合的网络化教育长效机制，进一步丰富投资者教育载体和形式；要坚持多措并举，守正创新，通过社会各个主体的共同参与，营造有利于形成健康投资文化的社会环境。 银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罗艳君提出，可以适当丰富健康投资文化的参与主体，进一步聚焦课题对投资者的界定，区分资管产品的投资者与股票、债券投资者的差异。此外，她建议从树立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导向、建立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强化“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等方面推动健康投资文化的形成。 证监会市场二部巡视员兼副主任刘健钧提出要从产品设计的基础层面以及相关法律制度层面对投资者教育的维度进行补充。具体而言，一是产品设计需要符合三项基本原则，即风险收益对称、无风险产品收益率符合基本收益率曲线、市场风险由投资者承担；二是要明确资产管理产品的法律关系，更好地推动投资者教育和保护。 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更强在对报告的深度、形式和观点等方面予以肯定的基础上，一方面建议在产品信息披露中或投资前，根据产品风险类别设置相应简短学习内容，确保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真正落实投资者教育；另一方面重申银行业协会未来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智库的作用，促进投资者教育和投资文化的培育。 中国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指出，厘清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基本法律关系对于促进资管业务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当前中国尚未形成健康的投资文化，投资者乃至专业销售人员的风险承受能力仍然较低，要继续推动投资者及销售人员的教育及陪伴工作。同时，她提到，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投资习惯培育作用，并大力发展投资顾问提供资产配置业务，让投资者赚到钱，使投资者教育真正发挥实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燕指出了区分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重要性，以及投资者教育的四个层次：一是打破刚兑除了需要资管业务转型外，还需要促进投资者逐渐接受股权投资文化；二是强调信义义务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三是培育长期投资理念；四是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工银理财总裁唐凌云认为，健康投资文化的培育是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贯彻投资者教育过程中，资产管理机构也要切实履行“卖者有责”，此外，为在依法合规和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培育净值化投资者，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明确和落实资管新规的相关细则。 在讨论发言环节结束后，课题牵头人杨凯生进行了总结发言，重申了课题报告的必要性以及专家发言的启发性，并表示课题组将会按照评审专家的建议进一步完善课题报告。 会议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主持。
近日，北京启元资本市场发展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建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实验室。 伴随国内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科技创新型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加速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双方共建的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实验室，将针对科创企业融资、IPO以及企业上市后的持续监控等需要，利用产业链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等相关大数据技术，为本市优质企业提供上市潜力判断、投融资匹配、上市辅导、风险监测、境内外资本市场分析等服务。 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是在北京市政府的指导下，由部分重点高校、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领军企业联合发起，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管的金融研究机构；北京启元资本市场发展服务有限公司是在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北京证监局、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指导下，由中关村发展集团牵头成立的企业。
7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北京发布“第一个人金融银行战略”品牌体系。该品牌体系包括“贴心工行、极智工行、无界工行、放心工行”四个方面，以“服务+、智慧+、场景+、安全+”为核心表达，旨在进一步促进工行“第一个人金融银行战略”实施。据悉，这是国内银行业首家推出的个人金融银行品牌体系。 工行董事长陈四清在发布会上表示，“第一”，既包括经营规模第一，也包括经营质态第一，结构、质量、风控最优；既包括服务品牌第一，赢得客户、同业、监管和社会的高度认同，也包括价值创造第一，营业贡献和协同效应持续提升。同时，也希望通过发挥“机构-公司-个人”（GBC）联动机制作用，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融合，将个人金融的“第一”扩展为整个工行金融服务生态的最优，实现客户在工行“一点接入、全生态响应、全功能服务”。 陈四清提出，下一步，工行将贯彻全量客户战略，聚焦重点客群和源头市场，突出“分层分群、千人千面”的品牌特质，打造“贴心工行”；突出“产品随需、价值创造”的品牌特质，打造“极智工行”；突出“场景共建、生态共享”的品牌特质，打造“无界工行”；突出“安全放心、便利民生”的品牌特质，打造“放心工行”。 据了解，在客户基础方面，工行服务的个人客户超6.6亿人，个人金融资产超15万亿元，个人金融产品近5500种。信用卡发卡量突破1亿。在品牌价值方面，在英国《银行家》杂志揭晓的2020年全球零售银行品牌价值榜上，工行零售业务以354亿美元再次蝉联榜首。 在科技赋能方面，工行依托智慧银行生态系统ECOS，将智能科技融入零售金融领域，为客户提供智能投顾、智能服务等更加精准、个性化的服务。在账户安全方面，工行研发推出“工银智能卫士”账户安全管理服务，免费提供给个人客户使用，全面提升了账户安全管理水平。目前，已有3000万个人客户使用“工银智能卫士”，使用量超1亿人次。
本文根据新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江海在新金融联盟7月11日举办的“疫情常态化下的银行数字化转型方向和策略”沙龙发言整理。 2020年，新冠疫情成为了影响深远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是一次改造各行各业的社会实验。4G商用、移动互联网普及、人工智能的爆发，让在线化作业成为可能，让“零接触”服务成为常态。银行在这次“黑天鹅”事件中加快了数字化转型速度，基于场景和需求，提供“泛在化”服务。 疫情检验了银行业金融科技实力，也强化和确认了未来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和策略。新冠疫情对银行业的冲击，也将用银行业数字转型的巨大进步来进行补偿。 “零接触”银行的变革将呼啸而来 疫情改变了大众的习惯，线上参会、直播上课、在线购物……很多习以为常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因为疫情做出了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冠状病毒曾三次袭扰人类，但此次新冠疫情会是关注度最高、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公共事件，它将成为一个分水岭，我们面对的将不是“后疫情”时代，而是一个“常疫情”时代，“蝙蝠效应”会是今后每个商业组织谋划变革必须考虑的重大风险变量。 疫情之下，具有“密闭空间”和“人员集聚”特征的商业形态（如餐饮企业、电影院线）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此过程中，银行业也受到了由内到外的深刻影响，支付方式的改变加速了现钞退出流通领域，多网点分销体系、大集中信贷审批和科技开发模式都面临着挑战。 新冠疫情确认和强化了银行数字化转型，“零接触”银行的技术变革呼啸而来。未来的银行将不再是特定的场所，而是泛在的服务；不再是经营场所驱动业务，而是客户需求触发业务。只要有需求、有场景、有应用，就会有银行的存在。 数字化风控打破周期定势日趋成熟 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化风控，但此前业界一直担心，大数据风控没有经历一个长周期检验。数字化风控的大样本量和样本的广覆盖面能够弥补周期不够长的短板。过去所谓长周期检验是为了通过时间积累百万量级的样本数据，但今天的数字化风控已经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累积上亿量级的数据，这些样本已经具有多样性、广维度、可重复性等特点。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对抗疫情提供了健康码、在线网课等数字化法宝，为银行提供了数字化风控技术，彻底革新了零售金融风控的底层逻辑和方法论。传统风控依靠财务数据，对零售客户授信需要客户提供银行流水、房产证、收入等证明，但这些数据都是“低维、低频、低可信”的粗颗粒数据，最终会导致银行往往只能对头部客群进行授信，不能真正做到普惠金融。 数字化风控，则是围绕唯一的身份ID，依托全场景、全方位的互联网应用所沉淀的“高维、高频、高可信”的行为数据进行客户画像，能够对大众长尾客群进行授信。风控要素从财务数据到行为数据，风控方法从基于财务数据的简单现金流预测模型到基于行为数据的高维变量复杂决策过程，是一个革命性的代际跃升。 通过对客户行为授信，新网银行累计发放贷款4200亿，累计发放贷款笔数11800万笔，客群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主流金融难以覆盖的人群。特别是这次疫情冲击叠加经济周期的结构性调整，这些样本都是对数字化风控经历周期性检验的一次“尝试”。 如果说4G的普及改变了零售金融，那么5G的商用则将对公司业务授信逻辑进行变革，未来公司可以凭借企业生产、销售、物流等信息，提供企业数字化风控所需的行为数据。 大行客群变现转型优质流量富矿 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往往苦于线上流量短缺。事实上，线上流量的金融价值正在加速打折，多头授信、用户重叠比例持续升高。根据某些金融机构小样本对不同互联网渠道的进件客户进行撞库，仅几百万量级的客户数据撞库都有3-5%的重叠率。如果将全量数据进行撞库，重叠率可能是两位数的比例。 2019年，14家全国性银行个人零售银行客户总数达到40.5亿。根据2018年的一组数据，中国人均有7.22个银行账户。这些数据都不难找出金融流量的富矿所在地。 优质的金融流量不仅在互联网巨头，也在大行；不仅在线上，也在线下。银行业数字化营销的核心就是把休眠客户转化为激活客户，把交易类客户转化为资产类客户，把线下客户转为线上客户。 数字化转型将开启“人人都有云授信”时代大幕 未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在技术架构上，金融科技的“技术扩散效应”加剧凸显，尖端金融科技将从少数巨头的专利变成中小银行的红利，数字化风控、自动化审批将迅速成为行业的标配。授信审批环节，人机结合的分布式计算模式可能会大行其道，特别是面对数据相对非饱和群体的精准授信尤其有价值。机器管准入，发挥客观标准性的优势，着重解决0和1的问题；人工调额度、调利率，发挥客户经理和审批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着重解决1和10的问题。 在作业模式上，线下获客、线上作业的o2o模式，有望成为银行业零售转型的主流，客户经理的客户资源数字化；银行把用户流量私域化；对客交互和生产作业线上化。 在竞争格局上，零售金融市场将出现急剧分化的“马太效应”，大型银行和技术领先的银行将通过综合服务和价格竞争优势，凭借全在线、高标准的业务，赢得零售金融的下半场。 在普惠金融效果上，获得信贷服务将不再是头部客群的专属品，而会成为社会普通客群的“快消品”。三年前，新网银行的信用白户是20%，现在已经变成了10%，信用白户的持续减少，证明了授信客群正在不断扩大。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一个全民授信的时代即将来临，“人人都有云授信”将成为一个透明的未来。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银保监会 近年来，互联网与金融的快速融合促进了金融创新，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贷款难以及满足民间投资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风险隐患，其中之一就是利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名义开展非法集资等违法金融活动，严重威胁社会公众资金安全，侵害人民合法权益。结合近年一起假借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醒社会公众：应注意防范假借金融创新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活动侵害,充分知悉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正确评估自身风险认知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典型案例】浙江望洲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望洲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截至2016年4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64亿余元，未兑付资金共计26亿余元，涉及集资参与人13400余人，其中，通过线上渠道吸收公众存款11亿余元。2017年望洲集团实际控制人杨某等人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依法提起公诉，2018年杨某最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其余有关人员也被处以相应刑罚。本案追赃挽损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查，望洲集团通过线下和线上两个渠道开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在线下渠道，望洲集团自2013年9月起开始在线下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其通过门店，采用发宣传单、办年会、发广告等方式宣传，理财客户通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或匹配望洲集团虚构的信贷客户借款需求进行投资，投资款被转至杨某个人名下账户，用于集团还本付息、生产经营等活动。在线上渠道，望洲集团假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之名，未经依法批准归集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其操作手段有三：第一步是成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公司。2014年望洲集团成立上海望洲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望洲财富）、望洲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望洲普惠），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的名义进行宣传。望洲普惠负责发展信贷客户（借款人），望洲财富负责发展不特定社会公众成为理财客户（出借人）。第二步是以保本高收益诱导公众出资。根据理财产品的不同期限约定7%－15%不等的年化利率募集资金，要求理财客户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虚拟账户并绑定银行账户，选定项目后将投资款转入虚拟账户进行投资，望洲集团、杨某及集团实际控制的担保公司为理财客户的债权提供担保。第三步是违法归集、控制、支配、使用资金。望洲集团可对虚拟账户内的资金进行调配，并将划拨出借资金和还本付息资金后的剩余资金转至杨某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托管账户，再转账至其个人银行账户，与线下资金混同，由望洲集团支配使用。最终望洲集团资金链断裂，无法按期兑付本息。 【案例分析】根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专门从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的金融信息中介公司。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不得直接或变相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者承诺保本保息。 案例中，望洲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假借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非法归集客户资金设立资金池、提供假担保、承诺高收益等手段进行自融用于还本付息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触碰非法集资底线，是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也具有非法集资的共同特性。 一是非法性。望洲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未经依法批准，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设立资金池，实际控制、支配、使用客户资金，用于还本付息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超出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的业务范围，属于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破坏国家金融管理制度。 二是公开性。望洲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在线下采用发放宣传单/举办年会/发布广告等方式，在线上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名义向社会公开宣传集资。 三是不特定性。望洲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利用多种宣传手段非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广泛集资，涉及面广，给社会公众造成侵害较大。四是利诱性。望洲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违背金融投资规律，进行虚假宣传，向客户承诺高收益，约定7%－15%不等的年化利率募集资金，并通过虚构项目、担保等方式，利诱客户投入资金。 【风险提示】对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行为，国家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示社会公众，应注意防范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侵害，在参与金融平台的融资、投资等业务时，应当树立金融投资风险责任意识，正确评估自身风险认知和风险承受能力。 一、注意防范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的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活动侵害。非法集资是国家坚决打击的金融犯罪行为。近年来，一些机构和平台打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等金融创新旗号，或假借扶持中小微企业、养老服务、互联网新零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之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设立资金池借新还旧等手段，进行自融或变相自融，形成庞氏骗局，触碰非法集资底线。社会公众应当树立科学理性金融投资消费观念，切勿只顾追求高收益就稀里糊涂投资了业务不懂、风险不明的项目，要了解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保本不可能高收益。 二、了解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树立投资风险意识。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和新兴业态，其本质仍属于金融，遵循金融投资规律。社会公众在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等参与金融业务时，应当树立正确的投资风险意识，了解融资项目信贷风险，具有非保本类金融产品投资的经历并熟悉互联网。 三、正确评估自身风险认知和风险承受能力。公众要客观评价自身风险认知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符合自身风险偏好的金融产品。切勿盲目追求高收益却忽视了高风险，跟风投资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之外的金融产品；更不要一味追求担保或所谓“保本保息”销售承诺而不注重风险辨别，以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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