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目录 一、金融周期末端的主要表现 二、金融业产能过剩与周期拐点 三、美股中房两大硬泡沫及福利经济学意义 四、泡沫盛宴下的财富增值与幻觉 在这个全民财富狂欢时代，在这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隐藏着非专业人士难以察觉的脆弱性和风险。打破财富幻觉，重塑财务稳健性，需要开启财富管理的专业时代。 无论是统计指标，还是现实异象，都在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尤其是，周期末端表现出来的泡沫盛宴和投机狂热，让人们产生“一夜暴富”的财富幻觉。但是，当我们细思经过通胀和风险调整后的实际价值，以及账面财富背后的杠杆和流动性结构，就会发现在这个全民财富狂欢时代，在这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隐藏着非专业人士难以察觉的脆弱性和风险。打破财富幻觉，重塑财务稳健性，需要开启财富管理的专业时代。 一、金融周期末端的主要表现 如果用金融资产总量或债务总量/GDP来衡量金融周期的话，很明显这个周期正逼近一个临界点。历史的经验似乎不止一次的说明，无论当时在大类轮动、时间结构，以及拐点临近时泡沫支撑条件有多大的不同，其结果却总是类似：一个金融周期的结束，总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人性的狂热，然后榨干“ 守夜人”（央行和监管部门）最后一点耐心，政策首先发生拐点后收紧的货币条件先将负债端压断，进而传染到资产负债表造成整体性的财务溃烂和流动性断层。接下来，正常的话应该是金融资本退潮，全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周期。 这个金融产业周期溃败的典型案例是日本，当时的表征是：银行信贷融资为主导，疯狂的房地产泡沫，全民财富大增值与消费刺激，没人再相信金融周期的存在，然后一步步倒逼监管当局收紧货币政策，最终以泡沫崩溃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崩溃结束。然而新的一轮金融周期一直趴在底部没有明显的起来，其原因是当一个企业在泡沫崩溃后重新计算自己的杠杆率时，吓的再也不敢扩张信用了。学者辜朝明的研究发现，泡沫破灭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企业不仅没有再融资的动力，而且将大部分精力用在埋头还债的工作里。这导致日本放水二十年，甚至用负利率的方法，都没有打开新一轮企业信用扩张的周期。而更远的例证是美国的大萧条、法国的约翰劳、英国的南海、荷兰的郁金香，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甚至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社会革命和战争。 二、金融业产能过剩与周期拐点 现在让我们迷惑的不是已经发生的，而是正在发生和将来发生的，是否让我们在自以为这次不一样的傲慢下，再来一次深刻的教训。我们无法精确预测周期的拐点，但客观的观察探寻是有必要的，比如从统计意义上找到均值偏离和趋势缺口的明显变化，从金融工程的角度测算不同资产间的结构联系以及错配的信用关系，根据存续期和交割时点预测波动的集中爆发点和逼近区域。总之基于置信区间的预测都是可能的，而且在上一个周期有金融工程师也的确做到过。但现在，似乎没有人在做这个冒险的工作，因为系统的自然演化，遭到货币当局的巨大扰动，一切金融工程的精算式预测，终将指向一个贝叶斯条件——政府信用供给以及基础货币松紧。而政治经济学和量化金融学之间的对接，在理论和统计软件上，还没看到一个让人满意的量化模型。 那么我们确定的事情有哪些呢？再一次，全球金融产业产能过剩应该是确定的，这个在微观层面的表现是全球央行货币宽松周期的结束，以及大型金融集团的战线收缩和业务剥离。在宏观层面的表现则是流动性陷阱、货币刺激失效、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等等。或许，世界各国的金融周期具体的走势可能并不一致，这需要观察各个金融产业的营业收入和产能过剩情况。在美国，资本市场仍然在高歌猛进，市场化的需求能否对冲掉美联储即将到来的资产负债表收缩仍然无法确定。在欧洲，银行危机没有明显的改善，除了意大利等国高达20%的坏账率，德国的银行体系也笼罩在不断风险减值的阴影之下。 在国内，后利率市场化的冲击终于实实在在的产生影响，资产荒的烦恼还没有解决，资金荒却已经到来，资产负债两端的夹击已经让金融产业苦不堪言。金融产业的主导——商业银行已经切实感受到产业周期末端的寒意，利差在短短的一年内已经快速收窄到2%，超配的影子资产在MPA监管框架下已经无法做到“以量补价”。产业周期理论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产业开始残酷的打价格战的时候，这往往意味着即将进入残酷的衰落期，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潮。 三、美股中房两大硬泡沫及福利经济学意义 有两个大类资产的定价逻辑一直令人困惑：美国的股，与中国的房。有人说这两个大类的价格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两个泡沫，也是让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逻辑上最迷惑的两个领域。在此前有无数个经济学家预言这两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当前来看并没有实现反而是愈演愈烈。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困难在干扰着资产定价的建模，那就是在金融周期的末端，流动性的退潮或者预期退潮，正在提高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联系。因此在定价过程中，局部的量化几乎失效，要想获得更加精准的模型，纳入的变量越来越多。已经有学术研究证明，自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全球各地大类资产的波动以及波动之间的传染明显增大。也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个背离：在贸易全球化退潮的同时，风险全球化却在意外的升级。 泡沫对经济社会的意义在哪里？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资产泡沫的福利经济学甚至伦理学意义。从帕累托改进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股市泡沫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大大改善了居民的财富条件，快速的扩张了其资产负债表，至少从账面上实现了福利改进。尤其是，这两个大类分别是两国居民财富组合里的主要资产，美国的养老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深度嫁接到资本市场里，而购房的热情却不断走低（已经有数据证明美国的购房热情指数当前是危机以来最低），这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相反。无容置疑，这两大资产不断创造的历史新高，也将两国全民财富的名义价值推向了新高。这种微观改善可以带来宏观上的部分复苏：根据佛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财富的增值可以分摊到整个生命周期实现持久收入的提高，最终刺激消费需求。这样的证据在美国可能比较明显，而在中国的表现则微乎其微。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资产泡沫产生了兴趣，这似乎也可以作为金融周期末端的一个凭证。不乏有人歌颂泡沫：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兰德尔·赖特说“先有泡沫后刺破，总比从来没有过泡沫好”，他认为泡沫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日本福冈教授万军民的一项实证研究证明，相对于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降低储蓄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可以提高储蓄和提高经济增长。这说明在泡沫经济下，政策层通过容忍资产泡沫的政策，运用“财富幻觉”下的财富效应来刺激需求，也能起到一定的提振经济效果。 四、泡沫盛宴下的财富增值与幻觉 凯文．费雪发现了“货币幻觉”这一现象，即人们往往只从名义价值的角度去度量手中持有的货币，却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对名义价值的侵蚀，比如工资涨一倍而物价涨两倍，实际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半。而在泡沫疯狂的年代，人们也往往只从账面价值去度量自己或整个家庭的财富状况，资产持有者便会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或者至少没那么真实。 首先，我们很明显应该注意到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区别。账面资产的升值实际上只是一种纸上财富的膨胀，如果在流动性方面没有实现响应的改善，那么这种账面上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对居民的福利改善或许也只是心理上的，毕竟除了葛朗台式的守财奴，在人们的效用函数里最主要的是消费，也即把财富的增值转变为对应的消费计划。有数据已经表明当前居民可支配收入/资产价值的比率几乎创历史新低。 其次，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区别。费雪已经发现了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如果财富的增值无法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或者名义工资增长的速度），那么真实财富价值则会远远小于纸面上的计算结果。甚至，在高速通胀年代，财富累积会被飞涨的物价不断侵蚀而造成真实财富价值的缩水。 第三，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财富价值在风险调整前和风险调整后的区别。大多数居民实际上缺乏风险过滤和调整的意识和技术，即在财富投资收益的计算里加上未来损失的可能性，将收益扣除掉基于某种置信区间和概率分布的风险损失。可惜，除非专业的风险管理者会采用VAR（风险价值）、RORAC（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EVA（经济增加值）等技术，一般投资者对自己财富的计算并没有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侵蚀考虑在内。如同一个好行情投资股市的股民，往往会把他阶段性比较优异的收益率当作永久的收益率水平，从而得出不一样的财富增值预期，很显然这是一种幻觉。 最后，我们不得不考虑资产负债的管理。因为绝大多数居民财富的背后，是巨量的债务和高企的杠杆。比如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背后是百万亿计的房地产开发贷和按揭贷款。因此当我们仅仅在资产端计算财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负债端的时空结构。否则当利率高企或者流动性紧张的时候，一场财富泡沫的饕餮盛宴真的将会灰飞烟灭。因此，一个成熟的财富管理产业，一个专业的财富管理体系，对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稳定是多么必要。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改革开放历来是两会上的热门议题，特别是在今年的复杂环境中，任务艰巨、目标繁多的宏观经济发展更需要金融鼎力支持，这需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阶段，金融改革开放的重点是什么？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明了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等改革方向。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金融改革内容，也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两会上，金融界的代表委员们带来了诸多有价值的金融改革见解，与上述改革开放大方向相呼应。 在金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方面，代表委员们的建议多聚焦于“优环境”和“创工具”两方面。可以说，对于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代表委员们的建议兼顾了顶层设计和微观操作两方面，有望提升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有效性。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有助于央行在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朱苏荣建议，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急需对《中国人民银行法》进行修订完善。法制的完善有助于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在金融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我们看到了“蹄疾步稳，法治先行”的明确思路。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将继续以更好服务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为导向，人民银行将坚持市场化原则，推动人民币充分发挥全球公共物品的功能。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上海临港(行情600848,诊股)等先行先试区域的金融开放水平，对于全局金融开放大有裨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金鹏辉建议，可在上海临港等地探索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建立既契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法治体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建议，应尽快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谋求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长期发展必须法治先行，而法治先行又要求法律制度的协同发展。 商业银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深化其体制改革不可放松。在这方面，我们既看到了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议，也看到了改革中小银行的针对性对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新明建议，推动银行业现代化应全面系统修订《商业银行法》，此外，应呵护民营银行发展，构建和维护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从而填补大型金融机构无力顾及的市场。 资本市场改革关乎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在这方面，不少代表委员建言献策，提出了加快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改革创新发展、在将注册制改革推广至存量市场中加大刑法制度供给等多项建议。这些都有助于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金融改革开放不仅是“国是”，也关系着金融投资者、消费者和万千企业的切身利益与发展。我们期待，两会代表委员们这些直击金融改革开放的热点、“痛点”和难点的建议，能够汇聚成智慧力量，促进金融改革开放走向更宽广的明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王宇哲、高欣弘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年初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急剧滑落入负区间，金融市场也出现巨震，“情绪杀”和“盈利杀”接踵而至。短期看，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尽管市场在宏观当局前所未有的救助行动下有所平复，但实体经济复苏前景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长期看，疫情也按下了快进键，在全球经济羸弱的大环境中，经济转型充满想象的新赛道脱颖而出，也为长线资本提供了逢低布局的结构性机遇。5月22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在时隔近20年后首次没有明确经济增长目标，而将政策关切进一步投射于民生、科技、金融领域。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大健康和大消费、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改革开放深化构成了三角形的顶点，而三条边则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ToB和To C的均衡发展、普惠金融和传统基建的再平衡。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且在历史上缺乏同类型、等量级的可比经验。在此情形下，政府工作报告近20年来首次没有明确经济增长目标，短期的“六稳”和“六保”也成为两会定调的全年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着眼未来，“民富国强”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目标和主方向，而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也发生了系统性变化。本世纪以来，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年任务的分类占比可以管窥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和抓手的变迁（详见附图）。绝对比重看，民生问题是两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其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占比近20%。相对比重看，十九大以来，民生、科技、金融三大领域任务总计占比均值达41%，明显高于2000年以来的历史均值34%，凸显出政策关切的进一步聚焦。在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两会历史首次大幅延期的情况下，民生相关任务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4%，对于科技、金融领域也出现了诸多新提法和新举措。 资料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ICBCI 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中，三个顶点分别为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而三条边则是以上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详见附图）。以要素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为驱动，以信息科技和产业互联网为支撑，当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将渐次惠及更为多元的参与主体，为下一个四十年的长周期繁荣奠定基调。 资料来源：ICBCI 民生优先推动平衡而充分的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消费和医药是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民生问题的核心关切。稳定消费不仅对于疫情冲击下托底经济至关重要，消费升级也通过扩展内需对冲相对疲弱的外需。报告强调要稳企业、保就业，意味着保障居民收入成为稳定消费的起点，而通过消费券等措施积极提升边际消费倾向也助力提振行业。短期看，服务类和耐用品消费回暖将成为亮点，食品价格稳定也将推动通胀率渐次下降。长期看，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消费基础设施和线上渠道的普及将继续推动消费重心下沉趋势，老旧小区改造、体育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推广等政策也将催生结构性机会。疫情发生以来，医疗卫生行业不仅事关防范疫情全局，更是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意味着行业重心逐渐从从“量”到“质”、从“治”到“预”，行业整体进一步向好趋势明显。考虑到中国医疗卫生相对支出不足、资源分配非均衡等特点，基层、预防投入有望大幅提高，互联网医疗、医保谈判集采支付、鼓励研发转型等也是改善医疗科技性、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的关键，医疗器械、疫苗等子板块将直接受益。 新基建领衔“两新一重”建设，强化底层创新硬实力推动国产替代加速。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新”是关键词：一方面要增强发展新动能，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而新基建作为其中的第一新，其落脚点在于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强调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和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预期后续将有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落地，尤其在半导体等底层技术领域关键器件自主可控成为技术攻关的重点。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了新基建七大领域，而2020年4月发改委也确定了新基建三大内容，即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借此契机，以5G产业链为代表的投资机遇正在涌现，特别在基建阶段5G主设备厂商、模块和器件类厂商将成为发展重点，加快支撑起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赋能传统行业的智能升级。从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看，中国加速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是以科创能力的提升跨越全球化的退潮，实现沿价值链上移和国产替代。国产化推进需要上中下游全面配合，形成一体化协作。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国产化进程将率先发力于当前的薄弱环节，设备、制造、材料有望成为政策和资金重点支持的方向。 金融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反哺实体经济，也受益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持续红利。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蹄疾步稳，外资金融机构数目提升、股权占比不断增加，也对内部金融改革带来了积极的“鲶鱼效应”。适应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实际，金融改革开放既作为其中一环不断深化，也回归本源合理让利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从短期政策基调看，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流动性投放积极引导贷款增长和利率下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度延期，近来支持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等措施也在短期稳增长的同时缓释金融风险。间接融资方面，新的LPR报价机制打破了贷款利率的隐形下限，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继续推进，净息差将继续收窄，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也会形成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直接融资方面，资本市场在改革和开放的双重加持下迎来跨越式发展，不仅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保险等长线资金配置约束松绑，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也将更多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的高效率领域，综合实力强劲的头部券商凭借投研、定价、风控等能力优势强者恒强。 疫情催化“互联网+”固化为必需品，在线生活模式迎来加速发展新契机。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标志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新冠疫情也固化了数字经济模式与日常生活的直接互动，在线办公、教育、娱乐、医疗、餐饮等领域新一轮的消费红利正在兴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政策的持续扶持，中国居民在线消费将延续两大趋势：一是电商网购重心下沉，尤其表现为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渗透率提升，同时农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也将在电商直播等新兴业态的帮助下迅速提升。二是线上消费由实体产品向服务迈进，在线服务的渗透率逐步提升。其中，互联网医疗的政策红利有望推进线上“医疗+医药+医保”的三医联动，提高医疗资源可及性；在线教育技术近年来进步明显，在疫情期间也迅速成为中国学生最主要的学习渠道，线上线下融合（OMO）的教学模式将迎来加速发展。 金融与科技互相加成，存量进阶、增量补缺开启金融科技下半场。当前，金融科技正在迎来适度监管、ToB与To C并举的良性竞争环境。其中，疫情的特殊场景提升了客户需求与模式创新的适配程度，催生数字经济一次新的路径跳跃，ToC业务由流量红利的争夺进阶为新生需求的挖掘。而B端对金融科技服务缺口仍然较大，一方面产业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将催生大量的To B服务需求，另一方面普惠服务小微企业、激发实体经济活力需要供给侧加码。近来，金融科技的监管基调也出现明显变化，行业正从杜绝风险的强监管时代，逐步迈向包容审慎的开放式监管时代。总体上看，面向个人的金融科技生态格局已基本形成，占据综合金融服务高点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将进入业绩兑现期，但DCEP发行后，以支付为重要入口的互联网企业在数据商业化运用和盈利方面存在压力。相较而言，企业的金融科技服务需求存在较大缺口，且兼具产业浪潮与监管善意加持，因而发展潜力较大，市场价值也有待重估。 稳定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传统基建投资着眼于区域平衡和融资结构优化。考虑到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显著冲击，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举措。从政策方向看，重申“房住不炒”意味着房地产投资难以出现大幅反弹；从政策传导看，减税降费等措施拉动消费回升有一定时滞。因此，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加大推动关键区域和特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短期对冲经济波动、长期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优化融资结构是基建投资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地方专项债及广义财政赤字率上升有望带动基建融资总额实现10%的增长，而基础建设REITs试点启动也有助于拓宽长期资金来源渠道。从重点投资方向看，受益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铁路建设资本金增加1000亿元所带来的杠杆效应，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从重点投资区域看，两会前刚颁布了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文件，以特高压投资为支点的西电东送也有望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项目。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目录 一、金融周期末端的主要表现 二、金融业产能过剩与周期拐点 三、美股中房两大硬泡沫及福利经济学意义 四、泡沫盛宴下的财富增值与幻觉 在这个全民财富狂欢时代，在这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隐藏着非专业人士难以察觉的脆弱性和风险。打破财富幻觉，重塑财务稳健性，需要开启财富管理的专业时代。 无论是统计指标，还是现实异象，都在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尤其是，周期末端表现出来的泡沫盛宴和投机狂热，让人们产生“一夜暴富”的财富幻觉。但是，当我们细思经过通胀和风险调整后的实际价值，以及账面财富背后的杠杆和流动性结构，就会发现在这个全民财富狂欢时代，在这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隐藏着非专业人士难以察觉的脆弱性和风险。打破财富幻觉，重塑财务稳健性，需要开启财富管理的专业时代。 一、金融周期末端的主要表现 如果用金融资产总量或债务总量/GDP来衡量金融周期的话，很明显这个周期正逼近一个临界点。历史的经验似乎不止一次的说明，无论当时在大类轮动、时间结构，以及拐点临近时泡沫支撑条件有多大的不同，其结果却总是类似：一个金融周期的结束，总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人性的狂热，然后榨干“ 守夜人”（央行和监管部门）最后一点耐心，政策首先发生拐点后收紧的货币条件先将负债端压断，进而传染到资产负债表造成整体性的财务溃烂和流动性断层。接下来，正常的话应该是金融资本退潮，全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周期。 这个金融产业周期溃败的典型案例是日本，当时的表征是：银行信贷融资为主导，疯狂的房地产泡沫，全民财富大增值与消费刺激，没人再相信金融周期的存在，然后一步步倒逼监管当局收紧货币政策，最终以泡沫崩溃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崩溃结束。然而新的一轮金融周期一直趴在底部没有明显的起来，其原因是当一个企业在泡沫崩溃后重新计算自己的杠杆率时，吓的再也不敢扩张信用了。学者辜朝明的研究发现，泡沫破灭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企业不仅没有再融资的动力，而且将大部分精力用在埋头还债的工作里。这导致日本放水二十年，甚至用负利率的方法，都没有打开新一轮企业信用扩张的周期。而更远的例证是美国的大萧条、法国的约翰劳、英国的南海、荷兰的郁金香，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甚至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社会革命和战争。 二、金融业产能过剩与周期拐点 现在让我们迷惑的不是已经发生的，而是正在发生和将来发生的，是否让我们在自以为这次不一样的傲慢下，再来一次深刻的教训。我们无法精确预测周期的拐点，但客观的观察探寻是有必要的，比如从统计意义上找到均值偏离和趋势缺口的明显变化，从金融工程的角度测算不同资产间的结构联系以及错配的信用关系，根据存续期和交割时点预测波动的集中爆发点和逼近区域。总之基于置信区间的预测都是可能的，而且在上一个周期有金融工程师也的确做到过。但现在，似乎没有人在做这个冒险的工作，因为系统的自然演化，遭到货币当局的巨大扰动，一切金融工程的精算式预测，终将指向一个贝叶斯条件——政府信用供给以及基础货币松紧。而政治经济学和量化金融学之间的对接，在理论和统计软件上，还没看到一个让人满意的量化模型。 那么我们确定的事情有哪些呢？再一次，全球金融产业产能过剩应该是确定的，这个在微观层面的表现是全球央行货币宽松周期的结束，以及大型金融集团的战线收缩和业务剥离。在宏观层面的表现则是流动性陷阱、货币刺激失效、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等等。或许，世界各国的金融周期具体的走势可能并不一致，这需要观察各个金融产业的营业收入和产能过剩情况。在美国，资本市场仍然在高歌猛进，市场化的需求能否对冲掉美联储即将到来的资产负债表收缩仍然无法确定。在欧洲，银行危机没有明显的改善，除了意大利等国高达20%的坏账率，德国的银行体系也笼罩在不断风险减值的阴影之下。 在国内，后利率市场化的冲击终于实实在在的产生影响，资产荒的烦恼还没有解决，资金荒却已经到来，资产负债两端的夹击已经让金融产业苦不堪言。金融产业的主导——商业银行已经切实感受到产业周期末端的寒意，利差在短短的一年内已经快速收窄到2%，超配的影子资产在MPA监管框架下已经无法做到“以量补价”。产业周期理论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产业开始残酷的打价格战的时候，这往往意味着即将进入残酷的衰落期，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潮。 三、美股中房两大硬泡沫及福利经济学意义 有两个大类资产的定价逻辑一直令人困惑：美国的股，与中国的房。有人说这两个大类的价格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两个泡沫，也是让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逻辑上最迷惑的两个领域。在此前有无数个经济学家预言这两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当前来看并没有实现反而是愈演愈烈。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困难在干扰着资产定价的建模，那就是在金融周期的末端，流动性的退潮或者预期退潮，正在提高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联系。因此在定价过程中，局部的量化几乎失效，要想获得更加精准的模型，纳入的变量越来越多。已经有学术研究证明，自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全球各地大类资产的波动以及波动之间的传染明显增大。也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个背离：在贸易全球化退潮的同时，风险全球化却在意外的升级。 泡沫对经济社会的意义在哪里？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资产泡沫的福利经济学甚至伦理学意义。从帕累托改进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股市泡沫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大大改善了居民的财富条件，快速的扩张了其资产负债表，至少从账面上实现了福利改进。尤其是，这两个大类分别是两国居民财富组合里的主要资产，美国的养老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深度嫁接到资本市场里，而购房的热情却不断走低（已经有数据证明美国的购房热情指数当前是危机以来最低），这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相反。无容置疑，这两大资产不断创造的历史新高，也将两国全民财富的名义价值推向了新高。这种微观改善可以带来宏观上的部分复苏：根据佛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财富的增值可以分摊到整个生命周期实现持久收入的提高，最终刺激消费需求。这样的证据在美国可能比较明显，而在中国的表现则微乎其微。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资产泡沫产生了兴趣，这似乎也可以作为金融周期末端的一个凭证。不乏有人歌颂泡沫：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兰德尔·赖特说“先有泡沫后刺破，总比从来没有过泡沫好”，他认为泡沫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日本福冈教授万军民的一项实证研究证明，相对于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降低储蓄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可以提高储蓄和提高经济增长。这说明在泡沫经济下，政策层通过容忍资产泡沫的政策，运用“财富幻觉”下的财富效应来刺激需求，也能起到一定的提振经济效果。 四、泡沫盛宴下的财富增值与幻觉 凯文．费雪发现了“货币幻觉”这一现象，即人们往往只从名义价值的角度去度量手中持有的货币，却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对名义价值的侵蚀，比如工资涨一倍而物价涨两倍，实际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半。而在泡沫疯狂的年代，人们也往往只从账面价值去度量自己或整个家庭的财富状况，资产持有者便会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或者至少没那么真实。 首先，我们很明显应该注意到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区别。账面资产的升值实际上只是一种纸上财富的膨胀，如果在流动性方面没有实现响应的改善，那么这种账面上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对居民的福利改善或许也只是心理上的，毕竟除了葛朗台式的守财奴，在人们的效用函数里最主要的是消费，也即把财富的增值转变为对应的消费计划。有数据已经表明当前居民可支配收入/资产价值的比率几乎创历史新低。 其次，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区别。费雪已经发现了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如果财富的增值无法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或者名义工资增长的速度），那么真实财富价值则会远远小于纸面上的计算结果。甚至，在高速通胀年代，财富累积会被飞涨的物价不断侵蚀而造成真实财富价值的缩水。 第三，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财富价值在风险调整前和风险调整后的区别。大多数居民实际上缺乏风险过滤和调整的意识和技术，即在财富投资收益的计算里加上未来损失的可能性，将收益扣除掉基于某种置信区间和概率分布的风险损失。可惜，除非专业的风险管理者会采用VAR（风险价值）、RORAC（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EVA（经济增加值）等技术，一般投资者对自己财富的计算并没有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侵蚀考虑在内。如同一个好行情投资股市的股民，往往会把他阶段性比较优异的收益率当作永久的收益率水平，从而得出不一样的财富增值预期，很显然这是一种幻觉。 最后，我们不得不考虑资产负债的管理。因为绝大多数居民财富的背后，是巨量的债务和高企的杠杆。比如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背后是百万亿计的房地产开发贷和按揭贷款。因此当我们仅仅在资产端计算财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负债端的时空结构。否则当利率高企或者流动性紧张的时候，一场财富泡沫的饕餮盛宴真的将会灰飞烟灭。因此，一个成熟的财富管理产业，一个专业的财富管理体系，对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稳定是多么必要。
今年两会，央行系统的代表委员所提交的议案建议中，加快金融立法、加强信息保护等是多数代表委员共同关心的话题。金融立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有对现有相关法律的修订完善，如一些代表委员建议修订《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包括面对金融发展新形势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关注的金融立法重点就在后者，近两年他多次呼吁要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证券时报记者两会期间专访白鹤祥，详解其对金融立法的深入思考。 证券时报记者：近两年您多次呼吁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您认为我国当前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推动该立法？ 白鹤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竞争加剧，金融机构出现风险、经营失败乃至破产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当前《企业破产法》不能完全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现有涉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法律法规也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且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的条件已成熟。 首先，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优胜劣汰的必然。其一，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主体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机制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要求，利率市场化必然使金融机构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流动性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多，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促进金融机构优胜劣汰有序破产退出，是全面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条件。其三，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是有效保护债权人权利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但在目前，由于没有系统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我国对倒闭的金融机构只能采取行政关闭、撤销等方式退出市场。 实践证明，依靠行政手段的市场退出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程序不规范等缺陷，导致债权人权利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直接危及社会公众利益和金融稳定。因此，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是实现金融机构有序市场退出的重要前提。 其次，《企业破产法》不能完全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处置。金融机构破产总体上属于企业破产，要适用《企业破产法》。但《企业破产法》第134条只是提出了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对诸如破产界限的标准、破产管理人以及破产清偿顺序等具体问题都未细化和明确，缺乏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同时，金融行业的特殊性使其在经营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区别于其他企业，金融机构破产涉及普通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债权人、债务人等众多法律关系，破产债务涉及公众存款、投保金、信托财产、证券类投资、保证金、投资人、职工利益等多个方面。在实践中，囿于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的特殊性、复杂性、公众性等，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内涵上与普通企业有较大差别，无法完全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再次，现有涉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目前，由于没有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立法，我国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体系主要由《企业破产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以及相关法规、规章组成。这些法律法规关于金融机构破产只有简单规则，多为支离破碎的原则性和分散性规定，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证券时报记者：对于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您有何建议？ 白鹤祥：从立法体例看，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34条已经明确了金融机构适用于企业破产法。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因此，国务院可先制定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再总结摸索经验加速推动全国人大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应是立法成本较小和最理想的路径选择。 从立法模式看，依据《企业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的原则规定和我国国情，以兼顾行政主导型破产和司法主导型破产的折衷模式更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实际需求。在金融机构破产程序中，涉及专业性、技术性的事项由监管部门来决定，而涉及破产金融机构财产或财产性权利确认、变更和终止的事项由法院来决定，这样的模式既快捷、灵活、权威，又能遵守司法程序的规定，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效率。 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机构的范畴界定比较笼统，应当结合金融机构破产法律的制定，严格界定金融机构的破产范围和破产标准，在不违反《企业破产法》原则与基本规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企业破产法》没有涉及的问题予以明确，并对不同类别和行业特点金融机构从市场退出的标准、方式、程序等方面予以规范。 立法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考虑。例如，目前我国已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存款保险基金，建议尽快建立投保者保护基金，为在金融机构破产中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提供支持。一般性市场化管理机构和个人在接管金融机构财产和处理金融机构破产事宜时，不具有专业优势，并且缺乏控制与处理金融风险与危机的经验，因此，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应考虑由金融投资者保护部门与专业人士组成。 此外，《金融机构破产法》应区分个人债权与金融债权，考虑存贷人、股票投资者、期货投资者、投保人等不同债权与股权的特点，并适当考虑金融机构员工债权的保护问题。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26日表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银保监会按照“六稳”和“六保”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项工作，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上述负责人表示，今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包括：一是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做好协调、配合和政策指导；二是大力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防止死灰复燃；三是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提高资产分类准确性；四是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求，持续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五是对违法违规搭建的金融集团，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做好资产清理，追赃挽损，改革重组；六是深入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加大互联网保险规范力度；七是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八是有效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九是进一步弥补监管短板，加大监管科技运用，加快建设监管大数据平台，有效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此外，对于受疫情影响风险可能上升的领域，银保监会将重点关注，审慎评估，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切实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2.3万亿元，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资产管理。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持续收敛，三年来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问题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保险领域重点风险得到缓解。网络借贷风险大幅下降，机构数量、借贷余额及参与人数连续下降。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趋缓，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市场乱象增量得到遏制，存量问题持续减少，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 与此同时，银行保险机构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大信贷投放和保险保障力度，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下降。金融改革开放也得到有序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实，为防控金融风险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有力保障。(记者 向家莹)
说起金融实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实力不容小觑。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n集团共同编制的“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我国排名前5位的金融中心分别是上海、香港、北京、深圳、广州。从粤港澳大湾区的维度看，共有香港、深圳、广州3个城市跻身前20强，占全国总量3/5，由此可一窥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实力。而在大湾区诸多优势产业中，金融是促进各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嗅觉灵敏”的银行已抢先一步。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意见》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5个方面提出26条具体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开放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成为关键词。 记者梳理发现，《意见》第十七、十八、十九条中的大部分内容几乎都是关于金融进一步有序开放试点的安排，诸如探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保险公司在广东自贸区设立经营机构，支持境外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等。 对于金融业对外开放，在2018年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后，现在又按下了加速键。早在2018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龙头城市之一的广州，就发布了关于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金融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意见，在外资准入及股比方面，广州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在广州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等。 如今，不少外资机构早已敏锐嗅到了粤港澳金融发展的机会，恒生银行（港股00011）、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外资行已在积极布局大湾区相关项目。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合伙人黄凯婷表示，扩大银行业开放的相关措施其实也是配合整个《意见》而推出，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意见》的出台首先会推动资金的流动，也会推动更多金融产品的发展，银行的客户群也会随之扩大，而且客户群将着眼于整个大湾区。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对于产品的选择性会更丰富；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境外的银行还是大湾区内的银行，客户群会更加广阔，也有更大的空间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加强银行之间的合作。 那么，内地银行业会迎来哪些机遇？黄凯婷表示，内地银行自身的金融产品可以拓展到大湾区内的其他地方，内地银行本身拥有先天优势，尤其是自身的网络非常强大，网点数量和品牌的优势明显，内地银行可以利用这些优势与其他跨境金融机构合作，拓展新的业务。开放更多的便利性后，内地银行客户自身的产品需求也会增加，这些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之后，相关的产品也可以反过来支持自身客户的需求。所以，《意见》的出台和实施会给内地银行业带来很多机遇。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广东处于中国开放前沿，《意见》实施有利于推动广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引领全国开放。《意见》给出了深化金融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扩大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的范围和持股比例，包括但不限于外资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理财公司、证券公司等；持股比例也充分体现了深化开放的态度，既可以是外资控股，又可以是不设外资持股上限。在疫情叠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情况下，中国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平台推出系列重大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了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的重大信号。此外，有受访业界人士总结道，这一次央行决定开放外资参股银行理财子公司，其实就是踩准了居民资产配置全球化的当口，也是金融进一步有序开放的试点。 “开放”成为关键词，但对银行业而言，不可避免将加剧竞争。对此，黄凯婷表示，支持境外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得到落实之后，银行之间的竞争势必将加大，但竞争也是好事，可以推动市场加快更好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客户群及产品种类扩大后，如何更有效进行客户评估和风险管理，以及了解客户需求，将给银行带来一些挑战。此外，如何善用科技力量来协助银行应对风险，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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