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粮资本在精耕细作现有金融业务的同时，锻造金融科技能力，实现产融结合创新发展。今年7月份和11月份，中粮资本相继设立中粮资本（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和中粮资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称“中粮金科”）。 中粮金科的设立是依托中粮集团业务资源，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布局供应链金融业务，力争实现商流、信息流、物流、现金流的四流合一。通过连通中粮集团真实业务场景和沉淀数据，充分发挥基于行业深耕下的风控能力，以技术驱动金融业务创新，增强客户黏性，进而提升中粮资本服务国内农业及食品行业的水平。 据介绍，针对上游业务，中粮金科研发了粮信系统，针对下游业务，中粮金科研发了升悦系统。上述两个系统均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为中粮核心企业以及上下游供应商提供融资服务。按计划，针对上游业务的粮信系统未来将升级为供应链票据平台。 中粮金科还拥有可实现动产质押监管的物联网系统，并将进一步深入挖掘中粮集团各板块的业务场景，将物联网技术与粮库管理、仓储监管，冷链运输，猪牛养殖等相结合，从而提供定制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此外，中粮金科研发了云飞票系统，该系统可应用于中粮集团内外供应链上下游，能够有效优化传统发票的工作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并形成数据资产，助力供应链金融业务。 据悉，中粮金科专注于为供应链上下游农户及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上游业务利用粮信系统实现全线上标准流程，通过核心企业信用线上传递，提高信用流转效率；下游业务将结合中粮实际业务场景，利用大数据风控及物联网监管技术，通过顶层产品设计为下游经销商提供定制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2020年前三季度，中粮金科以中粮集团专业化公司为核心企业开展了上游和下游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摸索，并在第三季度落地了两个试点业务，分别是以中粮贸易为核心企业的夏粮收购业务和以中粮可口可乐为核心企业的物流融资业务。 2020年10月份，中粮金科联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及其合作银行召开专题研讨会，建立了三方的战略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共同致力于为中粮集团供应链的小微企业和涉农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同时，中粮金科承建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银企对接服务平台，并将结合该平台寻求更深层次的合作。 中粮资本表示其金融科技业务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公司上下将始终发扬“忠良”精神，悉心经营、合规展业、不断创新，助力我国农业及食品行业更好发展。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源头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其方式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之间的多元隐性契约。”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召开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发表主题演讲表示。 他认为，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他提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他进一步建议：“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 多元隐性契约带来的金融风险及其解决方法 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信用扩张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金融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也要按照市场原则，在根除扭曲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我们不仅要拆除金融本身的定时炸弹，对金融风险进行一系列的攻坚战，更重要的是找到风险产生的根源，找到新的大循环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 近年来，金融整顿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清理影子银行、调整资管业务、整顿股市、债市中个案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果没有2015年以来持续5年的大整顿，就很难想象今年我们可以度过中美冲突和疫情叠加的艰难期。 但在这一过程中，风险也在逐步暴露。从2015年股灾、到汇灾、再到债券市场暴雷，这些是深层次风险的逐步暴露，还是治理过程中风险的自我延伸？目前我们在治标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治本上还没有根本性破题，这需要我们对风险的根本性机制和体制性节点有更深的思考。 过去20年，本质上是政府信用扩张的20年，其中，地方政府信用扩张是风险产生的核心焦点。而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重要的源泉，不是分权体系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而是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城商行、地方国企这几大主体之间的隐性契约。这些隐性契约在不同时期承担了地方政府财政扩张的第二只手、第三只手，按照不同的形式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信用以隐蔽的方式侵蚀金融体系，这是很重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014年的“46号文”和“51号文”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新老划段，这对地方债务的显性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这一过程中，土地财政发挥了核心功能，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融资、扩张的一个重要跳板。 这个跳板首先是靠城投公司，然后是靠大型投融资平台，在2014、2015年整顿之后，又创新出“银信证”等新通道，这些新通道被叫停后又产生了新的方式，今年暴露的地方国企债券违约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通过资金等各种方式所形成的新通道的一种反映，这是对我们过去所说的地方政府与国企之间的软约束关系的一种强化。 如果想让金融行为真正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重新梳理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改变软预算约束是尤其重要的。 地方政府信用扩张造成了双循环的最大堵点 目前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整合力度在逐步加强，金融配置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竞争中财政运作的隐蔽手段，且这种手段在全世界都在使用。 现在热议的MMT理论放在地方政府层面，与地方政府无约束的隐蔽融资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MMT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政府债务与自然人债务的本质性区别——地方政府并不像自然人一样，有生命周期的财务约束。所以如何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究的问题。 虽然我国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债务上限做出了一些约束，但基本是上面有监管举措，下面有创新的规避方法。核心问题在于，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存在着严重扭曲。在新阶段里，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核心发动机的角色，要不要重新定位？地方政府是否要与中央政府一样，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要转换成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核心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城市和区域社会建设功能，与现行税制之间的冲突？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事权下沉，财权上移，导致新世纪我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带来的内生压力是，地方政府为应对竞争，必须要寻找新的、非财政性的财源。而非财政性的财源必定来自于金融。所以这20年间，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我们在解决了很多的风险性、扭曲性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加剧扭曲。 最明显的表现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水平。预计今年年底，我国总体政府负债率285%，其中居民债务率约60%，狭义的政府债务率约60%，企业债务率约160%。但如果对非金融企事业单位的债务率进行细分，可将其进一步分解为城投公司的债务、事业单位的债务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都属于类政府债务。这几大债务加总，再加上目前狭义的政府负债率，总负债率可能远远超过140%。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率可能远高于美国。 当然，中国政府的债务率与美国的不一样，中国还有很多资产，但我们一定要重视。因为政府债务率扩张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三大层级，他们虽然不归为政府债，但都在依托政府信用进行扩张。所以目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拆除了一系列风险点，但风险依然在蔓延，债务率一直在延伸。 如果按照我国目前285%的总体债务率和6%-7%的融资成本计算，利息支付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7%-18%。这意味着风险会持续暴露和孕育，因为宏观债务率太高了。因此，仅在个案上、在金融机构本身寻找风险治理的方法，而没有在真正创造风险的扭曲的问题上做文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难触摸到风险根部的。 目前地方政府也在打“服务实体经济”的牌，强迫城商行、村镇银行等向中小企业进行大规模贷款，要求银行救助一些绩效较差的国有企业，还要求通过一些隐性手段为投融资平台融资。所以，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的双循环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 2014年以来，中央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对银信证合作等新型通道进行了全面治理，今年还把目光转到地方国企。在过去7、8年，地方国企急剧膨胀。全国国有资产从2013年的104万亿，上升到目前的230多万亿，增长到2.24倍。其中，央企资产从48.6万亿上升到87万亿，增长到1.79倍；而地方国企从55.5万亿增长为147万亿，增长到2.7倍，比央企资产扩张速度高出一倍，而负债则扩张得更厉害。 那么是否有必要通过大幅度扩张地方国企，来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和发展功能呢？今年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文件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结构和功能分布。 地方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国企？如果从战略实施、产业引领、国计民生、科技创新等功能来考量，或是从国有经济的“五力定位”（影响力、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来讲，地方国企真正的战略性效益是什么？对此，我认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对此，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解决地方信用扩张需要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财税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中也涉及到中央财权、事权重构的问题。 第二，重新梳理地方的区域性自然垄断行业。目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投公司，都有自己基础建设的主要载体，这成为地方政府天然垄断的一种模式。但这种垄断模式实际上并不自然，我们完全可以引入一种全国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而不一定天然要和地方政府产生联系。 第三，要对地方国企进行全面的、功能性的调整，甚至要进行战略性“瘦身”，这是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这几方面的改革能够将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我们从系统性风险的源头上做文章。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与监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CWM50《新规下的健康投资文化培育——金融投资者调查研究报告（2020年度）》课题成果发布会上进行致辞。作为课题牵头人，他表示，资产管理市场在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换、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体系过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着金融产品的销售机构和投资者一定程度上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等问题，投资者教育的不充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在新形势下，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不仅是金融行业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金融机构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 以下为致辞全文整理。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年会上发布由论坛组织推动的、主题为《新规下的健康投资文化培育——金融投资者调查研究报告（2020年度）》的课题成果。这个课题报告历时一年多，其中虽然经历了疫情的冲击，但大家多次进行沟通，凝聚了课题组成员们的不少心血，同时也离不开监管部门领导和业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作为课题牵头人，在此我首先表示诚挚的感谢！ 关于健康投资文化培育，这个话题是很大的，内容涵盖面也是很广的，我们在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选的切入点是投资者教育。因为我们考虑这是健康投资文化培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全球的情况来看，无论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投资者教育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 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金融体制”。这个要求很高、内容很丰富，涉及需要做的工作，需要落实的任务很多。提升金融市场投资者的投资水平、风险识别能力，转变投资理念，是其中应有之意。投资者要树立自主决策、风险自担的概念，逐步破除刚性兑付的意识。这是衡量金融市场的完备、成熟、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和必然要求。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建立和健全，基础性制度已经逐步完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投资者投资理财的观念在逐渐普及、信心在不断增强，原先银行的一些储蓄客户分流到资本市场。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参与改革开放、分享发展成果、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渠道。 资产管理市场在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换、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体系过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着金融产品的销售机构和投资者一定程度上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等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资者教育的不充分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4月起，资管新规及系列配套细则陆续出台，资产管理行业开始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源。同时，期限匹配、“打破刚兑”等要求也给资产管理机构带来了转型挑战。 今年4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第26次会议，研究加强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强调“依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对造假、欺诈等行为从重处理”。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我们认为： 首先，加强投资者教育是实现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所谓投资者教育就是要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掌握正确的投资方式，从盲目入市转换到理性投资，让投资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更多地了解基础经济金融知识，学会参与资本市场的方法，认识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理财的机会和风险。投资者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中小投资者和散户，但培育更多合格的优秀机构投资者也是十分重要的、十分紧迫的。投资者素质的普遍提高，是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次，加强投资者教育是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需要。发展资本市场必须注意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中小投资者相对缺乏投资的专业知识，在信息掌握上也处于弱势。因此，加强投资者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中小投资者在进入资本市场时，让他们尽可能多的知道如何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自身所能承担的风险和自己期待的收益等方面综合考虑，权衡选择，谨慎投资，有效防范风险。 此外，加强投资者教育是实现行业自律的需要。一些金融机构在开展相关业务时，似乎面临着两难选择，它既要宣传产品的收益，又要揭示产品的风险；既要向投资者介绍选择投资产品的一般原则，又不能代替投资者做具体的判断和决策；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机构既要保护公众的投资热情、促进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又要做好风险揭示工作，防止误导投资者，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进行投资者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机构自身资产管理水平的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金融服务质量的改善都是一种倒逼。 所以，开展投资者教育不仅对投资者有益，对金融机构自身也是有帮助的。这不仅是金融行业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金融机构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者教育并不是单向的谁在教育谁。 我们选择研究健康投资文化的培育问题，是因为投资者是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护投资者就是夯实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借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这个平台开展了本次课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汲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虽然疫情阻碍了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但通过线上研讨等多种方式，我们认真聆听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报告进行了几次修改和完善，并会尽早正式出版。期待这个课题报告能够给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和金融机构提出一些参考的建议，能够给业界提供实践的指引。 今天发布的课题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总报告；二是调研篇；三是案例篇。 总报告对于健康的投资文化内涵和投资者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形成健康投资文化的要素进行了分解，对各方面的市场主体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总结，并通过中外对比提出对加强投资者教育和培育健康投资文化的相关建议。 调研篇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整个报告的重点。主要通过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资产管理机构、互联网机构客户以及理财客户经理进行的问卷调研，对投资者金融知识结构、投资态度和金融行为进行了一定的描绘。 案例篇通过银行销售转型、投顾业务前景、海外经验等方面的比较详实的案例报告，呈现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的现状与前景。 这个报告形成已经有了半年多的时间，由于疫情的影响，报告发布有所延误。现在回过头看，报告的有些内容在跟上形势的发展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因此这篇报告主要是前期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希望为监管部门和业界人士提供一些参考。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报告发布会，谢谢！ 课题牵头人、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12月15日，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主办的2020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在京召开，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就“金融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一是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完善金融与科技互动融合机制。金融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做好科技创新成果的领先应用者，发挥金融业作为科技驱动型行业的创新示范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同时，也应做好科技创新活动的有力支持者，围绕创新链、产业链布局资金链，健全覆盖科创主体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体系。 二是贯彻协调发展理念，构建健康平衡的数字金融生态。金融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通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完善金融科技合作规范、加强消费者保护与数字金融教育等举措，更好地平衡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金融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等重要关系，使数字金融生态的结构更加合理、竞合更加良性、运转更加有序。 三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金融科技深度应用。金融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注重与经济社会绿色化转型同频共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解决绿色识别成本高、资金穿透监测难、环境风险管理工具缺失等全球共性难题。同时，协同利用好中国在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两个领域的创新与规模优势，力争引领全球绿色金融科技发展。 四是贯彻开放发展理念，促进数字化时代金融双向开放。金融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在国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的既定政策框架下，稳妥有序推进资本、技术、人才、监管等领域交流合作。同时，力争在移动支付、数字银行、法定数字货币等优势领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有关国际标准规则制定，为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五是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金融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坚持“金融为民、科技向善”理念，针对性满足小微企业、“三农”及低收入群体、老年人与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多元金融需求，促进金融科技应用，从营销获客向风险管理、流程管理、生态运营等核心环节渗透，实现普惠金融服务在直达性、适当性和匹配性上的边际改善。 李东荣表示，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在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等多方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不断提升金融业数字化水平，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金融力量。
11月2日以来，金融管理部门两次约谈蚂蚁集团，这是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求，督促指导蚂蚁集团依法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的应时之举、应需之举，反映出金融管理部门反对金融科技垄断、维护良好金融市场秩序的决心。 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往往拥有数亿人次的个人数据和支付数据，在个人数据、支付、网络贷款方面占据一定垄断地位。对这一趋势如无规范引导，在数据应用领域，可能出现侵犯金融消费者隐私、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在支付领域，大型金融科技平台拥有虚拟账户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直接连通，辅之以庞大用户群体，彻底“屏蔽”金融管理部门和清算部门，海量资金融通几乎完全游离于监管之外，带有极大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在网络贷款领域，可能利用客户群体和技术优势，绕过地域和牌照限制违规放贷，损害个体商户、小微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依规是正道。脱离规则的竞争是不健康的无序竞争，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且可能引发价格信号失灵，抬高交易成本，市场竞争机制作用无法发挥，普通消费者权益受到极大侵害。 对此，要通过“法律之手”，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加强数据信息保护，规范金融控股集团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通过“市场之手”积极推动良性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鼓励金融科技企业投身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民生福祉完善中，以自身的规范和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大局。
12月26日，一行两会一局四部门联合约谈蚂蚁集团；2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就约谈有关情况答了记者问。从监管机构的鲜明态度、到直指靶心的四条问题、再到五项重点整改要求，可以看出：约谈只是开始，金融管理部门这次是做了充分准备，金融科技必须规范发展。首先，要理解金融管理部门的果断出手的背景。 正如新闻稿里所说的，金融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普惠性方面是有积极贡献的。但是，肯定贡献，并不代表否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金融科技先天就自带与传统金融完全不同的基因，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其自身在赋能传统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多边合作生态圈，给金融监管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有问题并不可怕，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前期当然要允许试错；但是试错也是有边界的，当风险逐渐加大，加强管理也势在必行。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金融科技这个领域，有些应用已经超出了规则的边界；而生产关系又将反过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才对如何监管提出了新要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金融管理部门能够果断出手、果断处置，不仅是对积弊的清理、也是对新竞争规则的建立，更是在主动调整规则以匹配现阶段甚至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二，加强监管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对约谈相关消息的解读，如果仅仅理解为旨在要求某个企业进行整改，未免小看了监管层的决心。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然，约谈是落实中央政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更是未来治理的新开始，是要以金融科技发展为切入口、闯出一条新路来，决不会只是简单的某种“运动”，或者只是兑现所谓的“监管一致性”，而是要拿出可持续的监管方案、解决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不仅治标，还要治本”。何谓标？何谓本？“标”是当前集聚的风险、是经营不规范的现象，“本”是出现这些问题的底层逻辑，比如传统金融机构与科技金融的关系、大数据时代的金融业务伦理、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等。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只靠发放牌照、或者只是让现有业务被对号入座某些传统框架，显然是削足适履、难以为继。正因为如此，金融管理部门的加强监管，对其自身来说，也是一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过程，是在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不断完善的进程。第三，要看到中国金融监管的“抱负”。从11月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到对蚂蚁集团的两次约谈，金融管理部门近期这一系列大力度行动，被外媒解读为“北京是在向全球监管机构看齐”。事实上，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抱负”或不止于此。有业内人士点评说：中国监管层的目标是实现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对行业健康度的提升，从长远来看，是要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治理探索一条新路。诚哉斯言。从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金融科技的技术水平、还是应用层面的资本规模、未来发展的前景和可能性，中国的市场，都堪担“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是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价值、有说服力的底气；横向比较同为金融科技大国的美国：美国的创新主体多为规模相对较小的金融科技公司、服务对象多为个人和初创企业、突出优势在底层技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对象多为未被传统金融体系覆盖到的客户群体，挑战更大，在规模化应用的同时也有遵循金融规律的问题——这些区别，决定了我国治理经验在应对“空白型创新”方面也更具借鉴意义； 放眼全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金融科技仍然是一个非常新的新事物，短短十来年的高速发展、裂变出无数可能性，即便是欧美已经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往往是在金融科技的边界与传统金融不断发生冲撞后、在创新与合规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路径的探索不仅必须、甚至会对未来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格局具有深远影响。金融监管趋严，正是规则逐渐明朗的前奏，意味着更有序、更公平、更开放市场的曙光就在前方。世上本没有路，勇于开辟才会有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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