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2019年度上海金融创新奖揭晓,银联数据“玑衡智能建模平台”凭借在金融创新、推广示范、经济社会效益、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优异表现荣获金融创新成果奖三等奖。 上海金融创新奖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旨在表彰为上海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环境优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该奖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金融创新领域的省部级政府奖项，已连续完成10届评选。为促进上海金融科技领域创新发展，2019年度上海金融创新奖首次增设了“金融科技类”组别，银联数据“玑衡智能建模平台”从90多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进一步证明了银联数据的技术实力和创新水平。 “玑衡智能建模平台”是为银行量身定制的信用卡全生命周期模型解决方案。该平台基于银联数据长期以来在信用卡业务模型方面的开发实施经验，构建了涵盖市场营销、风险识别与管理、客户经营等全方位、多维度模型体系，可根据银行在交叉营销、客户促活、分期营销、消费力提升、信用风险评估、贷中风险识别与管理等业务场景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模型开发与部署。平台涵盖了LightGBM、XGBoost等机器学习前沿算法，及AutoML、自动贝叶斯调参、自动化特征工程、模型可解释等功能，贴合信用卡业务流程及需求，协助银行提升建模能力与业务落地应用。 作为金融科技公司，银联数据立足零售银行及信用卡系统建设和运营服务，不断丰富产品体系、提升科技水平。未来，银联数据将充分发挥技术和平台优势，持续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12月9日，央行网站发布央行行长易纲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演讲内容，易纲在演讲中表示，人民银行将继续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前景非常大。 易纲表示，央行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整合有利资源，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易纲称，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将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类项目移出支持范围，增加气候友好型项目；同时，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对银行绿色金融业绩进行评价。 针对下一步工作，易纲介绍称，央行将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今后，在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标准的修订过程中，要保证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的项目在支持其他环境目标的同时，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发展绿色金融 促进低碳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视频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荣幸受邀以线上方式参加本届金融科技节。当前，在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等全球共同挑战的同时，环境和气候问题依然紧迫。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已演变成全球性问题，造成的危害持续时间将更长，影响范围也将更深远。 近期，中国提出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决决心。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的低碳转型，在气候目标的约束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指导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四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截至今年6月，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人民银行推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环境信息披露等具体政策逐步落地。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将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类项目移出支持范围，增加气候友好型项目，彰显我们坚定履行减排承诺的担当和决心。同时，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对银行绿色金融业绩进行评价。 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中国绿色金融产品起步较早，种类日益丰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涉农绿色保险、清洁能源保险、绿色信托等产品逐渐成熟。 三是建立绿色金融试验区。2017年以来，中国先后在六省的九个市（州、区）建立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支持试验区在绿色金融政策架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功经验。 同时，中国积极倡导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多个平台，与新加坡等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一是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财金议程。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讨论，成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凝聚了国际绿色金融发展共识。 二是共同成立NGFS。2017年12月，人民银行、英格兰银行、法国央行、新加坡金管局等八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NGFS。 三是联合发起IPSF，推动形成全球通用的绿色分类语言。2019年10月，人民银行代表中国参加了IPSF，与欧盟、新加坡等国共同动员私人部门资金开展环境可持续投资。近期，中欧在IPSF下共同牵头成立了绿色分类术语工作组。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碳中和作为长期愿景，未来绿色金融将有更大发展空间。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重点推进几项工作，更好支持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 一是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今后，在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标准的修订过程中，要保证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的项目在支持其他环境目标的同时，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二是研究建立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三是提高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人民银行将投入更多资源，跟踪分析环境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 四是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我们将通过修订国内标准和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标准的趋同。 此外，人民银行将继续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中国的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已经对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场景融合进行了探索。在湖州，当地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减少环境气候相关信息不对称，帮助绿色企业、项目与金融机构快速对接。人民银行还可通过该平台监测银行绿色贷款等数据。 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前景非常大，今天很多金融科技公司也受邀分享一些前沿的解决方案。我们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整合有利资源，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近几年，科技在金融领域的渗透和进化速度大大超过人类的预期。在中国，金融科技正在见证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智慧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上海已抢先在金融科技的赛道上奋起发力。 2020年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首次跻身全球前三。金融科技评分章节中，上海连续4期排名前三。 全球排名连续跃升之后，上海将如何发挥金融科技的积聚优势？成为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上海将在哪些方面发力？由上海国际集团倡议发起成立的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将如何助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带着这些问题，在第二届上海金融科技国际论坛期间，独家专访了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理事长、上海国际集团总裁刘信义。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赛道上的上海优势 ：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首次跻身全球前三。金融科技评分章节中，上海连续4期排名前三。上海发展金融科技有哪些核心优势？ 刘信义：今年9月最新一期英国智库Z/Yen集团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超越东京，首次跻身全球第三名。上海各项综合得分与第一名纽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代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正越来越受到全球经济金融界的肯定和认可。 在国家战略驱动下，经过多年积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服务水平、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双向开放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85%以上的直接融资总额来自上海金融市场。今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有望超过两千万亿元。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及黄金国际板等在沪启动。A股相继被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FTSE）、标普道琼斯三大国际指数。截至今年9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合计持有7.9万亿元人民币资产，是2016年初3.3万亿元的两倍多。 今年以来，疫情并没有阻挡金融开放的步伐。一批国际金融巨头纷纷落户上海。4月1日，公募基金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正式取消。随即一批全球顶级的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提交在沪设立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申请。截至目前，全国8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中有4家、30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有28家落户上海。一大批外资金融机构正积极筹备在沪设立独资或合资金融机构。 上海发展金融科技有基础、有底蕴，科技赋能金融有实力、有空间。良好的金融基础，是培育金融科技的重要土壤，也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需求和动力。整体而言，上海四方面优势比较突出。一是金融要素市场体系功能完善，金融科技企业获得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撑；二是金融机构体系门类齐全，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三是金融法制、金融人才、金融风险防范等方面金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了全方位支撑；四是地处国内金融对外开放的前沿，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水平较高，“双循环”战略链接功能日益增强，多个国家战略叠加汇聚，发展金融科技的大环境相对优越。 此外，上海地处长三角经济带，依托长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资本、人才、技术、产业和企业等创新要素聚集；同时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加快联动发展，吸引和培育了一批重要的头部金融科技企业。这些都是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获得长足发展的可喜因素。 奋发有为提升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境界和水平 ：上海要成为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还有哪些短板亟需补齐？需要在哪些地方发力？ 刘信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包括央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在内等文件，都把金融科技的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金融科技已成为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 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如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样，离不开一个立体架构，包含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面向市场的技术开发；离不开系统性进化、全方位突破和阶段性聚焦；从外围支撑向核心引领转变、由赋能向增能和产能演进。随着5G技术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的完善、智慧城市建设持续发力，特别是新发展格局中战略链接功能的发挥，上海在全球金融科技格局中，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契机，在面向市场的技术开发、应用研究上不断深化发展，正着力在基础研究上寻求更大的突破。 对于上海发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需要考虑来自于技术发展、数据运用、业务与生态、客户体验、合规与监管挑战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在五个方面取得突破，可以概括为“五个度”，即技术的成熟度、技术和业务的结合度、客户的接受度、行业内外数据的融合度以及监管的适配度。 首先是技术的成熟度。金融科技是以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技术发展有其自有的原发性以及连续性、跳跃性等特点，而商业目的或业务诉求的发展，是对一项技术认可或商业化应用的动力，推进着技术的革新与升级。以边缘计算、智能芯片、5G+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快速发展，从算力、算法、存储、网络等维度，为科技金融创新提供底层支撑。金融科技正向传统金融产业进行多维度、多层面与多链条的加速渗透，不断催生新的产品、业务和生态。技术的成熟度，业务场景应用中的可靠程度和价值贡献度，是最基础的考量。 其次是技术和业务的结合度。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量子计算、移动互联等前沿科技手段，只有与金融机构的业务场景高效结合、落地，才能产生业务价值，优化经营效率和成本，为客户带来更好的价值体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风控水平，满足合规和监管要求。比如，客户进入金融机构经营场所后，技术能否迅速对其精准画像和匹配业务策略，将其从目标客户转化为高价值的商业客户。这涉及到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技术的融合创新、运维能力的匹配，还涉及配套的商业伦理和相适应的法规政策。 第三是客户的接受度。金融机构运用金融科技，通过智能化的产品设计产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产品，可以增加产品触达能力、便捷性和响应速度，丰富在线体验，深度满足客户需求，挖掘客户消费需求潜力。当涉及到客户消费习惯改变和隐私安全等因素时，客户会有不同的选择，接受程度也不同。比如虹膜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安全技术，有的客户就不一定接受。有的客户关心便捷、效率与效益，有的客户更关心数据隐私保护以及隐私交易、隐私合约等安全功能。 第四是行业内外数据的融合度。数据首次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增列为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和重要生产力。商业银行存有大量结构化数据，可以对购买金额、次数等结构性数据进行信用识别，但缺乏动态的非结构化数据。电商巨头等平台公司拥有具体购物数据以及大量非结构性数据，可用算法识别购物偏好、购买动机、真实购买力，给出差异化的信用数据和额度不同的信用贷款。金融机构要深化数据资源应用，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倍增作用，需要推动行业内外数据的融合。对内进行数据治理，做好数据分级和分类施策。对外要理清数据权属，实现数据规范共享和高效应用。把公司内部数据、行业数据以及相关行业数据整合利用起来，需要推进和优化产业生态、业务模式和监管方式等领域的深层次变革。 五是监管的适配度。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金融服务生态，极大地释放金融服务能量。金融科技在提升服务效率、增强金融可及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对金融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挑战。金融科技企业在增强金融普惠性的同时，并没有改变依靠信用、使用杠杆的金融本质。监管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技术创新？这就存在监管与技术创新匹配性问题。比如人脸识别，理论上技术的识别水平已经高于人工平均水平，监管角度必须考虑负面小概率事件的发生。目前，监管正努力在激发市场活力和避免风险上做好平衡，及时总结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经验，强化以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为重点的金融监管协调。 上海要补齐短板，就需要在上述“五个度”上持续发力，不断突破和提升。金融拥抱科技，金融科技拥抱监管，监管不断进步，以金融科技创新推动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新生态，不断把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推向新的境界和水平。 联盟在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中的使命和作为 ：今年5月，上海国际集团倡议发起成立了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目前运行成果如何？作为上海金融科技领域第一个市级产业联盟，将怎样发挥作用助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刘信义：产业联盟作为资源整合、协作共赢的合作机制，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一是服务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设金融科技中心，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6+1”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盟努力构建和完善上海金融科技产业生态，搭建具有国际视野的技术合作和产业促进平台，服务上海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二是官方多方指导、主体广泛参与。联盟已形成指导单位、联合发起单位、成员单位“8+49”格局，实现了上海金融科技领域要素全覆盖。8家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出任联盟指导单位，包括央行上海总部、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市金融局、市国资委、市经信委、市科委和虹口区政府等。49家联盟成员单位，包括1家倡议发起单位、14家金融要素市场单位、10家持牌金融机构、8家金融科技公司、6家高校及科研院所、4家新金融及金融科技子公司、5家功能性机构、1家秘书长单位。三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联盟通过打造产业园区、建立联合实验室、成立创新中心、创新成果展示、发布金融科技白皮书、举办行业峰会和高峰论坛等多种方式，打造金融科技的交流平台、展示平台和创新基地。 发挥联盟在金融科技产业生态中的平台、枢纽和载体作用，是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也是联盟自身的使命和工作重点。成立以来，联盟重点在集聚、协作、创新等方面下功夫。集聚，就是要通过优化服务、完善配套，汇集各类机构和各领域人才的力量，打造产业集聚高地；协作，就是要围绕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科技企业的应用场景需求以及金融机构的科技赋能需求，促进行业监管者、参与者、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创新，就是要推动形成金融科技策源能力培育机制，汇集金融科技重大研究问题和突破方向，积极参与和主动开展创新试点，加速新兴技术与应用场景的紧密结合，推动金融科技策源性创新。 运行至今，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已初结硕果。“上海城创金融科技国际产业园”、“金融科技安全实验室”、“上海国际金融科技创新中心”相继揭牌运行；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并公示首批8个试点项目；发布《上海金融科技白皮书（2019）》、“上海国际金融科技创新课题”等成果；筹备设立面向行业应用与新兴技术的专业委员会，推动金融科技产用对接；探索形成长三角金融科技区域合作长效机制；筹备举办“第二届上海金融科技国际论坛、首届上海金融科技创新博览会暨全球金融科技节（2020）”，进一步提升联盟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 推进科技金融机构聚集创新基地。“上海城创金融科技国际产业园”吸引了国内外持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监管测试中心、相关科研机构和功能性组织入驻，打造金融科技行业的产业集聚高地和创新应用高地，成为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重要承载区。一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正在形成，同时，一批创新性强、应用性广的金融科技示范项目，也在各家单位的共同呵护下孵化成长。 推动落实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启动以来，鼓励包括联盟各成员单位在内的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监管试点项目申报，协助央行上海总部等监管部门完成第一批创新监管试点项目的征集、公示和专家论证等工作。同时，第二批试点项目的储备、筛选工作也已启动。 主攻建设金融科技应用示范区。“上海国际金融科技创新中心”作为联盟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联盟成员单位集中展示金融科技发展创新应用成果的主阵地。实施“联合实验室50+50伙伴计划”，共同建设金融科技的联合攻关平台，培育一批创新性强、应用性广的金融科技示范项目。 落地推进“金融科技安全实验室”等重点实验室，着手筹建“金融大数据安全应用平台” ,力争升级成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重点开展网络安全研究与技术创新、标准制定、测试评估、应用示范与产业化推广等服务工作，为金融科技创新应用项目提供一站式检测认证与科研攻关服务，保障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应用安全，努力形成规模效应和标杆作用。 ：作为联盟参与的成果之一，您如何评价上海首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8个应用项目？监管沙箱被视作金融科技监管模式的创新。您对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方面有何思考和建议？ 刘信义：金融科技创新，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高效赋能。作为整体来说，它标志着社会金融体系的进步、发展和成长。但金融始终是金融，金融科技不管用什么技术手段进行创新，它解决的依然是金融问题。金融科技的发展仍然要依托金融、服务金融。因此金融科技创新必须遵循金融的规律，遵守金融监管的规则。监管部门对创新的态度，始终是积极而审慎的，特别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的态度是鲜明的，推出“监管沙盒”就是开放态度的表现。同时，监管也必须守住金融安全的底线。 今年8月，央行上海总部公布了上海首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即上海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从公示情况来看，首批共有8个项目“入围”。申报主体涵盖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民营银行、银行卡清算机构等持牌金融机构及相关科技公司。在技术应用上，试点项目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多方安全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智慧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致力于提高金融便民服务水平、提升数据风险防控能力、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监管沙盒”机制及其多方参与主体的有益实践以及金融科技项目的后续产业化推广，有助于建设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生态，助力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未来，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如何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有哪些思考和展望？ 刘信义：金融科技有助于打造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高性能金融生态，提升金融企业商业效能，促进内部经营变革，推动监管效能升级。占领金融科技高地，增加金融科技制度供给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焦点，也是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题中之义。 具体而言，进一步发挥多个国家战略叠加汇聚的制度高地效应，针对资本流动、创新投资、人才引进、产品服务等方面，在政策创新供给上有所突破，拓宽科技创新与金融融合的政策空间。将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进一步向金融科技领域延伸，汇聚金融监管、金融服务、金融研究各领域的力量，加强合作共享，加大金融科技资本投入，深化金融科技成果应用，加强金融科技新技术、新产品、新标准研发，加快建设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联盟的生命力和显示度，在于它的定位与特色，在于它的使命与作为，在于它对未来的自我期许，离不开对所承载功能与空间的深刻理解与发力突破，更离不开各联盟成员单位的贡献与努力。 今年是联盟成立元年。联盟未来发展的路正长。在联盟指导单位指导下，联盟成员单位在联盟大家庭里都积极参与和有所作为，让联盟发展呈现出可观的成果和可喜的气象。目前，已建立联盟秘书处办公室工作机制，联盟各项工作正在各联盟成员单位大力支持下有序、务实地开展。 在联盟理事会一届二次会议上，联盟联席理事长、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郭莽副行长在联盟工作着力点上有过深度思考和具体指导。联盟的发展要善谋善为，善做善成。一是要抬头看天、找准联盟的发展方向，在发展什么样金融科技、怎么样发展金融科技两个根本问题上保持正确的航向；二是要低头看路、让联盟更接地气，要了解实体经济的需要，积极创新契合人民美好生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通过科技手段，增强金融普惠性；三是要脚踏实地，不断增强联盟的影响力，把联盟打造成为金融科技领域开放合作的上海样本，在业务和技术层面形成上海标准，在长三角乃至中国范围内发挥示范作用，为其他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展望未来，上海金融科技产联盟将成为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承载的功能和作用空间更大。一是彰显上海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产、学、研、投、用的相互融合，发挥上海金融行业的独特优势以及长三角充沛的科技产业资源，带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联动发展。二是树立对外开放标杆。推动技术与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提升上海金融科技行业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夯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三是发挥新型智库功能，汲取社会和业界智慧，提升思想创新力、政策影响力和国际输出力，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以下简称气候投融资）发展，引导和撬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一步激发潜力、开拓市场，推动形成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所谓气候投融资，是指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范围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 加强气候投融资并非是单纯的政治工程，而是要尊重市场化规律。本次《意见》指出，要完善金融监管政策，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支持和激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气候友好型的绿色金融产品。其中，不同金融机构要结合自身职能定位、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等因素，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对重大气候项目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例如，鼓励符合条件的气候友好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和再融资。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小微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效防范和化解气候投融资风险。 在这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外资企业在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务实合作，包括，支持境内符合条件的绿色金融资产跨境转让，支持离岸市场不断丰富人民币绿色金融产品及交易，不断促进气候投融资便利化。支持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到境外进行气候融资，积极探索通过主权担保为境外融资增信，支持建立人民币绿色海外投贷基金。支持和引导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境内的气候投融资活动，鼓励境外机构到境内发行绿色金融债券，鼓励境外投资者更多投资持有境内人民币绿色金融资产，鼓励使用人民币作为相关活动的跨境结算货币。 此外，本次文件还明确，要强化对撬动市场资金投向气候领域的引导机制和模式设计,支持在气候投融资中通过多种形式有效拉动和撬动社会资本，鼓励“政银担”“政银保”“银行贷款+风险保障补偿金”“税融通”等合作模式，依法建立损失分担、风险补偿、担保增信等机制，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12月9日，第二届上海金融科技国际论坛闭幕。在这场为期三天的论坛中，来自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围绕金融科技的开放创新与审慎监管展开讨论。闭幕当天，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成员单位还发布了多项金融科技创新成果，涉及金融数据安全管理、科技监管、技术创新融合等。 在数据管理方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主任郑威表示，数据权属界定将是未来数据融合共享中最为重要的一大难点。跨越数据鸿沟、让数据发挥价值仍有一段路要走。基于此，金融科技安全实验室正在打造金融数据安全融合平台，以实现多方之间的互信与互通，从顶层上支撑监管，横向服务产业。 郑威介绍称，打通数据融合需要多种关键技术，包括隐私保护技术、安全多方计算、机密学习、差分隐私、同态加密等，通过对这几种技术进行多个方面的检测评估发现，隐私保护的计算技术存在着跨领域、多学科、多交叉等难点。利用隐私保护计算技术可解决安全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的问题，这将是金融科技安全实验室的重要工作方向。 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峰表示，目前，金融科技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应用，比如采用多因子量化模型精确核定证券虚假陈述对于投资者损失的判决。 据介绍，这一模型主要是模拟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代表着在没有虚假陈述、财务造假的情况下一家公司的股价走势。然后将其与实际股价走势进行比较，两者的差价就视为公司财务造假、虚假陈述所引起，根据此来进行最后的判决。李峰称：“上海金融法院和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已经有两个判例使用了这一模型，该模型也正在长三角和其他地方推广，宁波中院、长沙法院已经使用，希望这一成果能起到上海金融科技在司法应用领域的引领作用。” 在技术创新融合方面，德勤管理咨询数据科学卓越中心主管合伙人尤忠彬发布了一份关于金融科技融合创新应用的报告。根据报告，技术融合创新主要有4种方向，分别为支持泛金融生态构建、实现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有机融合、重塑交易流程、重构核心处理能力。他称，除了关注技术融合外，为迎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还要坚持客户驱动，提升监管透明协作，强化组织内部敏捷力等。 事实上，“自去年联盟倡议发起以来，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的成员单位围绕自身主业，在金融科技领域开展积极布局和探索，挖掘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平台、产品、服务、模式等方面的发展潜力，初步形成了合作协同的创新态势。”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秘书长、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伟利说。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在联盟成员单位中，共计有10家机构的33个金融科技相关领域项目，获得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主流媒体等颁发的45个奖项，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比如，浦发银行申报的“基于测试分析建模的案例自动化生成项目”和“零售客户智能化营销项目创新案例”项目，上海银行申报的“智能风险管控项目”和“上行e链-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项目，氪信科技申报的“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或然智能引擎系统”、“列式计算引擎”项目等。 成果发布会上，邓伟利还透露，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正筹划设立若干个不同方向的专业委员会，以巩固和夯实联盟在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储备。 值得一提的是，闭幕当天，作为联盟成员之一的中国银联正式发布了“银联云”，将为产业各方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金融级云平台产品和服务，加快推动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 据介绍，“银联云”具有四大特点：稳定可靠、金融级安全、自主可控以及智能开放。记者了解到，银联云将从云基建、云应用两个层面，提供全栈式的云计算服务解决方案。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涂晓军还表示，银联云所带来的一方面是成本的下降，还有一方面是效率的提升。因为云的特点就是能够快速交付、按需提供，它的高弹性将弥补中小银行在市场竞争的弱势。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对2019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报告认为，2019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有所加大。面对复杂局面，金融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改善金融管理和服务，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报告指出，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金融管理部门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六保”工作部署，及时采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多种应对举措，全力对冲疫情影响。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金融支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前三季度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有力支持我国经济实现正增长，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充分展现出我国经济金融的强大韧性和巨大回旋余地。 报告认为，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关联，加之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不得不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国内方面，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些短板弱项，加之受到疫情的冲击，部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可能传导至金融体系，金融领域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增多。 报告指出，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成果。一是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宏观上管好货币总闸门，结构性去杠杆持续推进。前期对宏观杠杆率过快增长的有效控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赢得了操作空间。二是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得到有序处置。对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分类施策，有序化解了重大风险，强化市场纪律。三是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得到妥善应对。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不断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四是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风险得到全面治理。全国存续的P2P网络借贷机构数量和规模大幅压降，非法集资等活动得到严厉打击，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稳妥有序推进。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出台资管新规相关配套细则并推动平稳实施，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初步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等统筹监管框架，扎实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新证券法开始实施。总体看，经过治理，中国金融体系重点领域的增量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存量风险得到逐步化解，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运行的复杂局面，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没有变。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推动金融体系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支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金融机构合理让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继续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精准处置重点领域风险，补齐监管制度短板，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为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有利的金融环境。（完）
12月9日，新浪财经2020年会暨第13届金麒麟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聚焦“十四五”——构建新格局，重塑新优势。 论坛期间，多位受邀专家及学者就金融监管、土地收入等领域发表了演讲。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控制金融风险 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洪章表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他指出，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通过行为监管、产品监管和监管的精细化管理，使监管更加对应个体的、系统的金融风险，从而使金融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 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与现代金融是相伴而生的，在目前金融风险、“灰犀牛”和“黑天鹅”交替产生的非常时期，王洪章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条：第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第二、要强化资本流动性、杠杆率等监管标准的落实和执行。 “通过资本充足率管理、流动性监管、严格控制杠杆率这些监管指标，使单个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能够按照监管的要求健康运转。”王洪章表示。 同时，王洪章指出，在严格监管金融机构的同时，需要实行精细化的监管。精细化的监管，要包括监管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金融机构的产品类型，监管的量化管理，使金融行为、金融产品以及业务规模严格控制在监管规制之内。 减少土地隐形税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指出，从住房制度上入手，可以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低学历劳动者。 白重恩认为，过去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大力度投资存在效率低下等问题，新的支持方向应该从住房制度切入。住房制度里面，土地财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通过影响土地供给使得土地出让金较高，对土地出让金也有比较大的依赖，这实际上拉高了房价，使得居民要为住房付出更大的成本，可以看做是一种隐形的税收。”白重恩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样的隐形税收，就能实质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对消费有利。” 比如，以较低价格提供保障房给低收入居民，就相当于这些居民不需要缴纳隐形税收，甚至得到一定的补贴。白重恩表示，如果保障房政策力度大，可以同时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增加居民实质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购买力、提升消费；同时能够增加劳动者报酬，间接地提升消费。 “保障房政策可能会对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都产生正面的影响。”白重恩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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