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应邀出席了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一周年线上活动，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共同宣布，由中欧联合牵头的IPSF绿色分类术语工作组成立，将与各方共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向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转型。（完）
央行高层连续发声，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杨志锦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10月12日在《中国金融》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金融信息化发展新篇章》。范一飞表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应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大数字金融发展的步伐。 此前几天，央行行长易纲及副行长陈雨露分别发表署名文章《金融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发展》，释放重磅政策信号。 按照安排，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同时“十四五”开局在即。三篇文章既回顾过往，也对“十四五”做出规划安排。 易纲表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货币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提升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据梳理整合，三篇文章释放以下重大政策信号： 1.货币政策与“潜在产出”挂钩 关于货币政策，易纲表示，需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减少经济波动。 物价稳定是央行长期关注的目标，金融稳定是这些年新的关注点。但是，将货币政策和“潜在产出”挂钩，这是一个新现象，背后隐含了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信号。 潜在产出一般是指潜在GDP。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经常会出现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被称作产出缺口。 易纲去年在《求是》杂志发文谈到相关问题时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缓，储蓄增加、消费和价格水平降低；技术进步也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下降也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变的。若因宽松货币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反而会延误问题的解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近1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是增长阶段的转换。“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是在6%以下。” 如果“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5%-6%，那么货币政策一方面要使实际增速维持在潜在增长率附近，但不能指望通过货币政策过度刺激使经济增速回到6%以上甚至更高。 陈雨露也表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既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又防止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债务扩张和资产泡沫等问题，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长期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金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表示，在经济复苏动能仍存、经济下行风险不大的背景下，短期内货币政策或维持中性，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季节性改善，银行间流动性或有改善。 2.极端情况下，中国金融网络稳定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近期美国在贸易、科技领域发起的诸多摩擦，以及在金融领域出台限制性措施的潜在风险的上升，让市场开始关注未来争端向金融领域延伸的可能性。 范一飞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兴技术层出不穷，对我国网络安全提出严峻挑战。比如外部形势方面，中美关系复杂严峻、信息技术供应链安全存在巨大风险，极端情况下将严重影响我国金融网络和信息系统稳定运行。 对此，范一飞表示，要加强金融网络安全政策、技术、形势等研究，打造金融网络安全管理专业团队，深入开展网络安全攻防对抗演练，建设跨行业、全局性安全态势感知与信息共享平台，构建金融网络安全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3.数字金融应全面提升金融风险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预见性 当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年)》称，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 范一飞认为，数字经济是肌体，数字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数字经济需要数字金融支持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数字金融应及时发现有关领域的痛点和堵点，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范一飞指出，数字经济促使不同业务相互关联渗透，使金融风险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隐蔽性更高，为此，数字金融应全面提升金融风险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预见性。 4.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陈雨露认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具体而言，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此前三次革命分别是： 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第一次工业大革命提供了大资金支持； 以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 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推动力量。 5.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创金融体系 陈雨露认为，考虑到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条件，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仍需要关注若干重点问题。 其中一方面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创金融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按科技创新生命周期规律，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功能，畅通创业投资市场化退出渠道。 此外，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数据库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安全应用，支持金融机构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 6.问题机构的股东必须首先承担损失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具体来说，金融机构要强化主体责任，地方政府要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金融管理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 其中，金融机构的职责是，一手抓服务实体经济，一手抓风险化解，克服顺周期思维，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力度，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管理好但资金紧张的企业积极予以信贷支持，与实体经济同舟共济；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管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担当、创新和风控，对真正支持实体经济的要加大奖励力度。 易纲表示，当前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谈及其中的经验，其中一条为，出现重大金融风险后，问题机构的股东必须首先承担损失，股东权益清零后依然存在缺口的，由相关大额债权人依法分摊。针对金融市场一度存在的“金融牌照信仰”“规模信仰”等问题，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机构，坚决依法实施市场退出，严肃市场纪律。 (作者：杨志锦)
日前，位于河北省赤城县的兴仁堡小学迎来新变化：教室里多了教学一体机、教学视频里多了个“神探大妈”专门教授如何防范骗局、还有个《百骗大扒秀》的节目科普金融安全知识…… 这些新变化都要从一行人的到来说起。日前，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发起的“吹响万企集结号，打赢脱贫攻坚战”倡议，简普科技（NYSE：JT）等企业积极响应，赴河北省赤城县兴仁堡小学开展精准扶贫活动，帮助改善教育基础设施，促进扶贫与扶智深度融合。 距离北京180公里的赤城县曾饱受贫困折磨，直到2020年2月才正式“摘帽”脱贫。兴仁堡小学位于赤城镇兴仁堡村，服务兴仁堡村及周边的张家窑、老幼屯、南庄子等十余个村。在校学生儿童均为兴仁堡及周边村农民子女，父母多外出打工，孩子们随老人在家，留守儿童居多。 鉴于当地教育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简普科技为兴仁堡小学捐赠了教学一体机，希望通过基础设施的改良和教学信息化创造一个好的教学环境，推进农村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进而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具有实践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接班人。 为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大众金融防骗意识，简普科技在捐赠教学一体机的基础上，给孩子们带去了独有的《百骗大扒秀》和《神探大妈》短视频内容，丰富当地教学资源，将金融知识和防骗教育带到乡村，送进小学课堂。同时，简普科技还为孩子们准备融小牛玩偶等纪念品，通过有奖问答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简普科技通过捐赠物资，开展互动式教学活动，由浅入深，为孩子们打开金融世界的大门，让金融科普知识在体验中萌芽，同时也有助于改善乡村地区相对落后的金融安全意识。
矫正房企融资行为，有效压缩房企债务规模 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在三季度金融数据发布会上表示，从整体上看，目前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起步平稳，社会反响积极正面。他表示，建立这个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促进房地产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安排自身的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同时也矫正一些企业盲目扩张的经营行为，增强房地产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的大力支持，房企的过度扩张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也与金融行为密切关联。也就是说，金融在支持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是功过皆有，功不抵过，过不掩功。急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通过政策的调整与优化、制度的完善与规范，减少问题的再发生，降低房地产行业的金融风险，使房地产行业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事实也是，从房地产市场刚刚放开起，金融就快速果断地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房地产企业予以全方位支持。虽然多数得到金融支持的房地产企业，根本算不上企业，就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注册一个公司，东拼西凑地把注册资金以及土地的首笔资金弄到手，然后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巨额资金，最终实现了财富的倍增效应。很多人认为，多数房地产企业都是依靠空手套白狼发起来的。虽然话有点偏激、也有点粗糙，但话糙理不糙，完全符合实情。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金融对房地产行业的贡献是大的。没有金融的全力支持，房地产行业不可能有今天的水平。反过来，由于金融的过度支持，也让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过度发展、房地产企业过度扩张的现象，多数房地产企业都是负债累累，都资产负债率极高，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债务风险。近期就有媒体报道，已有多家房地产企业出现了债券爆雷现象。这也意味着，对房地产企业，确实到了需要有效规范其债务行为的时候了。而规范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行为，毫无疑问应当从金融监管入手，从对房地产企业制定融资规则入手，让房地产企业不能随心所欲地扩大债务规模、单纯依靠负债进行扩张。 央行对重点房地产企业制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显然是看到了房地产企业的负债风险，看到了房地产企业缺乏债务风险意识的问题。如果任凭房地产企业负债扩张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金融风险问题。所以，必须及时及早采取措施，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监管，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情况进行监测。尤其是资金的运行，需要有一个规矩。切不可让房地产企业生病、金融企业来吃药。有些房地产企业，实际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考虑到目前出现问题的大多是中小房企，大型房企、头部房企还相对比较平稳。因此，更需要把中小房企的风险当作警钟，及早出手、及早准备，把风险化解掉，把问题解决好，特别对重点房企，必须建立规范的资金监测和融资机制，透明银行和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避免金融机构在给房地产企业融资时暗箱操作。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严格执行金融规定和调控要求，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就不会这么宽裕，囤地等现象也要少得多。所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说明金融机构在暗中帮助房地产企业，在将资金转道到房地产行业。因此，重点房企的融资管理规则，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商业金融机构的约束和规范。 对重点房企实施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的重心，应当放在压缩房地产企业债务规模和降低负债率上，要釜底抽薪，而不是扬汤止沸。扬汤止沸的方式，只会让风险越来越大，危害越来越多。只有釜底抽薪，让房企的债务规模有效压减，负债率有效降低，风险才算真正排除。否则，只是暂时隐藏起来而已。 当然，在压减房企债务规模过程中，也一定要把握好节奏，注意好分寸，不能操之过急，不能盲目行动。行为过急，也会使风险快速爆发的。其中，用金融手段倒逼房企售房回笼资金，是最重要的手段。只要房企愿意售房，债务规模是能够压缩的，负债率也能够降低的。恒大提出连续3年每年压减1500亿有息债务的目标，就是压缩债务规模非常有效的举措。一旦目标实现，企业的债务规模将大大降低，负债率也会明显改善。所以，企业不是不能做，而是有金融机构的支持，不愿这样做。真的金融机构动起来了，问题也就能够解决了。矫正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是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最有效的手段，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 谭浩俊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金融机构主动作为，社会各方面积极配合，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不断取得明显成效。为监测评估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人民银行按照普惠金融指标体系1及相关填报制度，组织开展了2019年普惠金融指标填报与分析。 一、2019年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情况 2019年，人民银行持续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发挥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强化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引导，深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持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督促和指导金融系统加大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深入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促进贷款实际利率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推动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鼓励开展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探索；持续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开展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批设苏州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创新探索小微企业征信服务；强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金融教育，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长远和根本利益；经国务院批准，在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设立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探索新经验。 总体而言，2019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主要指标呈现如下特点：一是金融服务使用程度稳步加深。银行结算账户和银行卡人均拥有量较快增长，活跃使用账户拥有率有所上升；电子支付普及率继续提升，超八成成年人使用电子支付，移动支付业务量快速增加，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较快增长，呈现笔数多、笔均金额小的特点；购买投资理财产品成年人比例小幅增加，近一半的成年人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城乡差距仍较为明显，投资理财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普惠小微贷款增长迅速，总体呈现“量增、面扩、价降”态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覆盖面稳步扩大。二是金融服务可得性持续改善。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助农取款服务点村级行政区覆盖率继续提升，边远地区金融服务可得性不断改善，数字渠道在增强可得性方面愈加重要，人均银行网点数、ATM机具、POS机具数有所下降。三是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和机制建设不断深化，金融消费者长远和根本利益得到更多关注，国民金融素养稳步提升；农户信用贷款比例有所增加；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和企业数稳步增长，以多维度数据集成、共享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二、普惠金融重点指标分析 （一）使用情况维度 1. 账户和银行卡使用情况 银行结算账户和银行卡人均拥有量较快增长。截至2019年末，全国人均拥有8.06个银行账户，同比增长11.63%；人均持有6.01张银行卡，同比增长10.48%（其中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3张）。农村地区累计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45.18亿户，同比增长4.96%，占全国累计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总量的40.04%。农村地区银行卡发卡量35.43亿张，同比增长10.44%，其中借记卡32.98亿张，同比增长10.26%；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2.45亿张，同比增长12.85%。人民银行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账户管理主体责任，强化账户风险管理，开展存量账户风险排查，对睡眠户和不合规账户进行排查清理，持续提升存量账户质量。 全国累计开立小微企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2数量占企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3总数约六成，企业开户服务持续优化。截至2019年末，全国累计开立小微企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3803.69万户，占企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总量的60.26%。人民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和2018年国务院第35次常务会议要求，于2019年7月22日分六批次完成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同时，压实商业银行账户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企业账户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不断提升企业账户风险管理效能；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建立企业信息共享机制，建成运行企业信息联网核查系统，为商业银行核查企业注册登记、预留手机号码、纳税状态等提供权威渠道。结合取消许可工作，人民银行指导商业银行通过重塑开户流程、设立小微企业绿色通道、使用移动设备提供上门开户服务等，有效减少柜面等待和办理时间，基本实现企业开户“最多跑一次”，企业开户时间压缩至1-2天，开户资料齐全、无异常或可疑情形的企业通常在当天即可完成开户并办理资金收付，开户效率和资金周转效率有所提升，服务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9年末，自取消许可之日起，商业银行共为企业新开立基本存款账户533.55万户、临时存款账户1.66万户，相关工作总体平稳有序。 银行卡人均交易笔数增长迅速。2019年，全国人均银行卡交易笔数229.98笔，同比增长52.56%，增速比上年高12.32个百分点。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银联开发“乡村振兴卡”，聚焦金融服务“三农”的支付结算、融资增信、增值服务等环节，“乡村振兴卡”除具有取款、消费、转账等基本支付功能外，还附加助农贷款、补贴发放、农产品生产销售、生活场景等特色服务，较好满足了乡村振兴的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 活跃使用账户4拥有率有所上升。调查显示，全国有89.90%的成年人拥有活跃使用账户，比上年同期高1.26个百分点，农村地区拥有活跃使用账户的成年人比例为83.37%，比上年同期高1.12个百分点。 2. 电子支付使用情况 电子支付5使用普及率持续提升，城乡差距有所缩小。调查显示，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为85.37%，比上年高2.98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为76.21%，比上年高4.06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持续推动移动支付在便民领域广泛运用，各地继续创新移动支付服务方式和手段。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以加快建设引领全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移动支付之省为总目标，全面启动移动支付之省建设，聚力移动支付产业发展。黑龙江省推广“无感加气”服务，车辆完成加气后，工作人员通过手持气瓶监测设备上传车牌号和加气金额，即可将加气金额从驾驶员绑定的借记卡账户中自动扣除。人民银行保定市中心支行积极促进雄安新区支付服务创新提档升级，白洋淀、容城购物广场等景点地标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移动支付场景应用，容城、雄县公交车开通了扫码支付功能，河北省首家云闪付无人超市在雄安新区开业。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推动构建“移动支付示范县+金融服务特色小镇+掌上银行村”的支付服务体系，指导农业银行开发手机银行藏语操作指南和余额查询板块，解决农牧民操作使用障碍。四川省结合全省涉农人口多、地域分布广且各地发展差异大等实际情况，设计“十一种模式”推动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应用，如针对农村居住特点，设计“县域商圈”等模式，针对农业生产特点，设计“季节性农产品收购”等模式。 移动支付业务继续快速增长，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呈现笔数多、笔均金额小的特点。2019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3310.19亿笔，金额3779.4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25%和0.29%。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781.85亿笔，金额2134.8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14%和0.4%；移动支付业务1014.31亿笔，金额347.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57% 和25.13%。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业务7199.98亿笔，金额249.8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69%和20.10%。截至2019年末，农村地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通数累计8.16亿户和7.12亿户，同比分别增长21.87%和16.37%。2019年，农村地区发生移动支付100.58亿笔，网上支付126.60亿笔，同比分别增长7.15%、24.02%。 3. 个人投资理财情况 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6的成年人比例小幅增加，城乡差距仍较为明显。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有48.76%的成年人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比上年同期高0.95个百分点；农村地区该比例为36.78%，比上年同期高0.67个百分点。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的成年人比例相对较高。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积极开展国债宣传进农村、进校园等活动，试点开展储蓄国债（凭证式）异地通兑业务，并在襄阳市中心支库试点建立“乡镇国库惠民服务示范站”，推动打通国库服务农村的“最后一公里”，引导农村居民了解和投资国债。 4. 个人信贷使用情况 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比例略有增加。调查显示，全国成年人人均未偿还贷款笔数为0.56笔，其中农村地区成年人未偿还贷款笔数为0.46笔，均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国成年人在银行获得过贷款的比例为40.74%，比上年同期高0.86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为36.06%，比上年同期高1.44个百分点；在银行以外的机构、平台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比例为24.16%，比上年同期高1.31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为22.68%，比上年同期高1.6个百分点。 个人消费贷款继续较快增长。截至2019年末，全国人均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3.14万元，同比增长15.96%。 5. 普惠小微贷款7使用情况 普惠小微贷款增长迅速，支持小微经营主体的覆盖面持续扩大，贷款利率持续下降。截至2019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比上年末高7.9个百分点，全年增加2.09万亿元，同比多增852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704万户，同比增长26.4%，全年增加565万户。 人民银行强化信贷政策引导，督促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激励考核机制，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加大信贷管理制度和产品创新，强化金融科技手段运用，不断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小微企业融资总体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态势。2019年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7%，较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0.69个百分点，其中5家大型银行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7%。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2019年全年累计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048亿，同比多发行803亿元。 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持续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推动提升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会同省内有关部门继续深化“首贷培植行动”，聚焦企业首贷难的症结，遴选成长期、有潜力、有市场、未获贷的企业，逐户建立工作台账和培植档案，“一企一策”提供金融服务方案，2019年全年共培植民营和小微企业4.5万家，有3.85万家企业首次获贷共540亿元。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搭建“广东省企业走访管理系统”，整合筛选约250万家有效企业信息，支持和督导辖内银行机构主动走访对接未获银行授信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了解融资需求、宣讲金融政策、提供金融服务。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与省工信厅建立民营、小微企业“金融顾问”、“首贷促进”和“监测评估”机制。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联合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场监管局开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系统试点。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联合安徽省财政厅推广政府采购线上融资业务，服务中标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截至2019年末，安徽省中小微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融资5145亿元，较年初增长23.69%。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持续深化“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坚持“有求必应、合规授信、应贷尽贷、全程留痕”信贷服务理念，畅通小微企业、银行机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截至2019年末，小微企业用户达51.9万户，9.3万户成功获得银行贷款1487.1亿元，首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的企业占比约50%。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用好工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发挥政府基金增信、风险分担及撬动作用，2019年末，金融机构运用工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向民营和小微企业累计发放贷款201.9亿元。 6. 创业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使用情况 创业担保贷款快速增加，助学贷款较快增长。截至2019年末，创业担保贷款余额1417亿元，同比增长33.25%，比上年末高10.78个百分点；助学贷款余额1179亿元，同比增长12.15%，比上年末低0.96个百分点。人民银行加强信贷政策引导，提高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最高贷款额度，支持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等重点人群创业就业。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联合有关部门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进一步促进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会同云南省人社厅、财政厅等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完善贴息及奖补政策，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创业担保贷款对象以及信用担保机构搭建融资交流平台，引导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和重点人群的创业就业金融服务。 7. 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使用情况 农户生产经营贷款增速有所放缓。截至2019年末，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5.38万亿元，同比增长6.36%，增速比上年末低1.27个百分点。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围绕高原特色农牧业、循环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优势领域，创新绿色农家贷等金融产品,稳步扩大绿色融资规模。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继续做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权”抵押贷款推进工作，推动农地抵押贷款业务全面铺开，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 8.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使用情况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覆盖面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末，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7139亿元，惠及2013万贫困人口，贷款覆盖面为25.4%，比上年末高3.5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督促和指导金融系统加大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推动金融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启动基础金融服务提升计划，按照“新增金融资金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区、新增金融服务优先布局深度贫困地区”原则，组织和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调拨、人员配备等方式，推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全覆盖。辽宁省建昌县开展“光伏”扶贫项目，带动13000多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围绕特色产业“大同黄花”打造“黄花金融”，走出了一条金融支持产业扶贫的新路子，截至2019年末，相关产业链惠及全区33000余人，84.3%的贫困人口由此脱贫。 9. 保险使用情况 保险密度增长迅速，保险深度略有增加。2019年，全国保险密度为3045.96元/人，同比增长11.8%，比上年高8.27个百分点；保险深度为4.30%，比上年高0.08个百分点。福建省龙岩市积极深化发展“三农”综合保险，森林保险已全面覆盖全市生态林和国有林场，水稻种植保险已实现全市覆盖，能繁母猪保险基本做到应保尽保。人民银行万宁市支行推动开展“保险+产业+扶贫”模式，引导保险机构为所有新型经营主体的联结贫困户提供农产品保险，开发出针对东山羊、特色家禽、咖啡、槟榔等种养业扶贫保险17种，实现了全市扶贫农产品保险全覆盖。 （二）可得性维度 1. 银行网点可得性 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持续提升，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略有下降。截至2019年末，全国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8达96.61%，较上年略有增加；平均每万人拥有银行网点1.59个，同比略有下降。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区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持续上升。 人民银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改进银行网点服务，提高网点服务的规范性和便捷性。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积极推进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对标达标，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设置残障专用通道、提供客流高低峰时段提示、开设金融知识宣传栏等方式为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截至2019年末，全区达标网点5470个，约占全区所有商业银行（含农合机构、村镇银行）营业网点的90%。 2. 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可得性 平均每万人拥有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数略有下降。截至2019年末，全国平均每万人拥有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0.11个，较上年略有下降。 3. ATM、POS机具可得性 全国每万人拥有的ATM和POS机具数有所下降。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有ATM机具109.77万台，联网POS机具3089.28万台，平均每万人拥有ATM机具7.84台，平均每万人拥有POS机具220.65台，同比分别减少1.51%和9.84%。农村地区POS机具692.62万台，ATM机具37.53万台，同比分别减少3.21%和1.36%。 4. 助农取款点可得性 助农取款服务点已基本覆盖全部村级行政区，助农取款支付业务量有所下降。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设置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87.35万个（其中，加载电商功能的22.63万个），覆盖村级行政区52.33万个，村级行政区覆盖率达99.21%。2019年，农村地区助农取款服务点共办理支付业务（包括取款、汇款、代理缴费等）合计4.26亿笔，金额3549.36亿元，同比分别下降7.9%和1.92%。 人民银行不断巩固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稳定偏远乡村支付服务供给，部分经办机构依托助农取款服务网络，进一步叠加了农村电商、金融知识宣传、代买火车票等服务，进一步满足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需求。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全面铺开“1+2+N普惠金融服务到村”模式，即以打造1个普惠金融基地为基础，以建设金融综合服务示范站、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与金融知识宣传站等2个站点为载体，以搭载N个行动计划为抓手，实现普惠金融“服务到村、帮扶到户、惠及到人”。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进一步推动优化助农取款服务点布局，指导金融机构探索引入“背包银行”服务模式，为部分空白行政村提供定点服务。 （三）质量维度 1. 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 消费者金融知识、金融行为得分9持续提升。调查显示，全国消费者金融知识平均得分为6.64分，较上年增加0.12分；农村地区平均得分为5.85分，较上年增加0.14分。全国消费者金融行为平均得分为6.51分，较上年增加0.16分；农村地区平均得分为5.94分，较上年增加0.1分。从调查情况看，消费者在信贷、投资、保险等方面的知识水平仍有待提升，在家庭开支规划、信用卡还款以及应对意外开支等方面的行为还需加强，不同群体对各类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人民银行继续深入推进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网信办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金融教育方式；继续推进金融知识进课堂，组织编写初中生金融知识普及读本；组织开展第二次全国性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于6月、9月广泛开展“助力乡村振兴 金融扶智进百村”活动，组织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累计深入全市161个困难村，开展了形式多样、成效明显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将普惠金融宣传与落实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紧密融合，联合省网信办、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创新开展“助力脱贫攻坚，金融知识乡村行”系列宣传活动。 2. 金融服务投诉 金融消费者投诉接收量快速增长，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和机制建设不断深化。2019年，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共接收金融消费者投诉63130笔，同比增长86.64%，接收金融消费者投诉量排名前三位的是上海市、广东省和山东省。从投诉领域看，金融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在支付结算管理（占33.15%）、银行卡（占27.35%）、贷款（占5.84%）、征信管理（占4.27%）、储蓄（占3.32%）、人民币管理（占2.04%）、个人金融信息（占1.87%）、电子银行（占1.59%）等业务领域。 2019年，人民银行持续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和机制建设，积极推动金融广告和营销宣传行为治理，稳步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及评估，进一步规范金融消费者投诉管理机制，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质效稳步提升。上海市积极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在完善多种便民调解服务的基础上，探索开展涉外调解和网上联合调解，不断提升调解工作服务水平。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会同相关地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共同建立长三角地区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合作备忘录》。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导全省人民银行系统与当地法院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降低金融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3. 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 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增速略有下降。截至2019年末，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为2.33万元，同比增长4.02%，增速比上年末低1.64个百分点。 4. 信用贷款情况 农户信用贷款比例有所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例略有下降。截至2019年末，农户信用贷款比例为16.97%，比上年末高0.63个百分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例为13.35%，比上年末低1个百分点。 5. 信用建设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和企业数稳步增长，以多维度数据集成、共享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9年末，全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为10.2亿人，同比增长4.1%；全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企业和其他组织数为2834.1万户，同比增长9.7%，其中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小微企业法人数为1571.3万户。截至2019年末，通过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已累计为1.86亿农户建立信用档案，2019年建档农户信贷获得率为51.47%。 人民银行持续完善小微企业和农户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多维度替代数据的整合共享，提升了小微企业和农户信贷可得性。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展以政策扶持、融资培育和信用创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苏州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落地实施，指导地市中心支行建设地方征信平台。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发改委等9个政府部门联合发起建立“天府信用通”金融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全省21个市州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参与建设，接入全部114家省级和地方性银行机构，实现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银行机构、征信担保机构、企业、公众的互联互通。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指导松原市、舒兰市、洮南市开展农村信用信息数据研发，推动地方政府在市、县、乡、村四级成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信用信息采集更新长效工作机制。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在河南省22个普惠金融试点县（市、区）复制推广“一平台四体系”兰考模式，相继推动出台普惠授信管理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对授信条件、程序、用信方式方法、额度调整等进行优化，逐步构建起广覆盖、多样化的普惠授信产品体系。截至2019年末，已完成基础授信237.43万户，发放普惠授信贷款33.75万笔，余额163.39亿元。 三、普惠金融发展的问题与建议 （一）协调推进“线上+线下”普惠金融业务发展，降低数字鸿沟的不利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在提供新的金融服务渠道的同时，对物理服务点、传统机具等线下服务渠道形成冲击，一定程度上带来数字鸿沟和数字排斥问题。建议一是引导金融机构对物理网点及机具进行合理布局，稳妥推进线下网点智能化改造。对具有明显社会价值但商业价值不显著的物理服务点和机具给予一定的补贴或激励，保障线下服务不缺位。二是持续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指导金融机构优化服务流程，协调推进线上、线下服务，对于依赖传统金融服务的老年人等群体，适度推广使用数字金融工具，在保持传统服务功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选择的同时，设计推广更人性化、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规范。 （二）夯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础，有效满足农村地区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农村金融服务仍然相对薄弱，如部分偏远农牧区交通极为不便，少数乡镇仍然没有银行网点，少数地区至今仍没有通讯或网络信号，限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运用；农户信用贷款比例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仍将传统的固定资产抵押和担保公司担保作为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信用贷款、林权抵押贷款、无形资产质押等特色贷款推广步伐较慢，融资规模有限。建议一是继续完善农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流动金融服务、数字金融服务等多种方式弥补偏远地区线下服务不足的问题。二是持续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征信之外的支付类、政务类、商业类等替代性数据在农户信用评价中的应用，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步提升信用贷款比例。完善与两权抵押相关的确权、评估、登记、交易等操作规范。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创业就业、农村生态宜居等重点难点领域，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稳妥扩大涉农抵质押品准入范围，因地制宜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三）持续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提高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部分省份普惠小微贷款增长较为缓慢，既有经济下行带来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也有小微信贷政策传导不充分、信贷产品创新不够、数据共享等基础设施不完善、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建议一是常态化开展银企对接和交流，精准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及时向小微企业宣传最新政策和金融产品，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风险状况合理确定放贷规模和资金价格，确保资金精准、直达小微企业。二是统筹推进小微企业税务、电力、社保等涉企公共服务数据共享，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为小微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提供基本支撑。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线上信用贷款、数字供应链金融等产品和服务，稳妥提升信用贷款比例。三是进一步完善信贷增信和风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引导作用，推动银行与融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有效对接，促进信贷资源惠及更多小微企业，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四）精准有效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持续提高国民金融素养。部分消费者对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了解较少，家庭财务规划、应急支出管理等还较为欠缺，特别是农村居民、老年群体的金融素养较为薄弱。建议一是进一步提升金融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帮助消费者知晓最新金融政策，选好用好金融产品，树立“买者自负”的风险责任意识，提高家庭收支管理能力，切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二是持续做好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科学评估金融教育成效，完善金融教育体系。 四、普惠金融发展展望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严重冲击，极大影响了普惠群体的正常生产生活；全球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国际经济深度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消费、投资、出口仍有待逐步恢复；全球保护主义盛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具有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数字普惠金融基于广泛触达、便捷、低成本、下沉服务等独特优势，有助于破解普惠金融“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难题，能够更好赋能小微企业等普惠群体的生产生活。 预计在各方因素综合影响下，2020年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将呈现以下态势。一是在金融使用方面：随着支持小微企业相关政策和举措的深入实施，普惠小微贷款等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贷款覆盖面持续扩大，首贷户比例增加；随着社交商务办公线上化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电子支付普及率有望继续提升，移动支付、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继续快速增长，普惠群体将更便捷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居民保险意识逐步提升，保险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发展，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有望继续稳步提升，保险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二是在金融可得性方面：随着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及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边远地区金融服务空白村有望进一步减少，基础金融覆盖面继续扩大；数字技术运用在提升金融可得性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传统物理渠道有一定替代作用，传统银行网点、ATM机具、POS机具等指标可能继续小幅下滑。三是在金融质量方面：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小微企业数有望持续稳步增加，数据共享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成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多维度替代性数据在解决小微企业、农户、创新创业者融资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加深、疫情冲击下经济运行波动加大以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意识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需求将持续快速上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建设将不断深化。 1.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共包含使用情况、可得性、质量等三大维度共21类51项指标，从供需两侧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其中8个指标（拥有活跃账户的成年人比例，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成年人比例，成年人个人未偿还贷款笔数，在银行有贷款的成年人比例，在银行以外的机构、平台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比例，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通过问卷调查采集。本次问卷调查采集时间为2020年4月至6月。 2.统计口径为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下的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数量。 3.统计口径为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数量。 4.活跃使用账户指最近6个月内有交易记录的账户，包含银行结算账户和在非银行支付机构开立的支付账户。 5.电子支付指客户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POS、ATM及其他电子渠道发起的账务变动类业务。 6.投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不包括银行存款）、国债、基金、股票，以及通过支付宝、微信（财付通）等平台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等。 7.普惠小微贷款包括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 8.是指拥有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网点的乡镇数占乡镇总数的比例。 9.金融知识、金融行为得分满分均为10分。
当“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时，消费金融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性。在英、美、日、韩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史中，消费金融都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果把经经济体看做一个人，消费金融就好像激素一样，适量服用可以治病、保障身体健康，但用多了不但于身体无益，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 日本贷金业：从一部连载15年的漫画说起 日本有一部自2004年开始，连载了15年的畅销漫画，名为《暗金丑岛君》，其汉化版和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在豆瓣评分都超过了8分，核心内容讲述的是日本黑暗无良的高利贷公司老板丑岛馨与形形色色的借债人之间的故事，将日本消费金融发展过程中著名的“消金三恶”——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从西方引入到日本的消费金融，一开始绝非如此。 日本现代消费金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发展的。早期的发展历程和美国极其相似，都是以分期付款销售拉开帷幕，以汽车工业的兴起快速推广分期付款，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升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拓展市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百货公司和信贩公司（一种专营消费金融的公司）联营的分期付款式消费金融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出现了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等对工薪阶层小额贷款的非银行机构。 分期付款销售模式的快速扩张，带动了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和征信体系的发展。1961年，《分期付款销售法》和日本征信所（现JCB）分别实施和成立，银行也开始设立专门发行信用卡的机构。 此时虽然有《出资法》及《利率限制法》对于贷款业务的限制，但因民间消费借贷未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以及执法不力等因素，两部法律形同虚设。 到了七八十年代，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分期付款顺利扩张，流通业也开始与消费金融深度结合，出现百货公司与信贩公司联合发卡的业务模式，这种联营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消费金融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对推动经济增长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此，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北村行伸通过对1972-1991年的宏观数据分析，得出“耐用消费品的增减与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信贷余额有很强的相关性”的结论，并据此建议——根据耐用消费品的置换周期来扩大信贷额（下调利率或减税等），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厂商系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系信用卡公司、信贩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大肆扩张，行业内部竞争愈演愈烈。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法律制裁的情况下，由此引发了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日本曾经著名的高利贷公司——武富士公司及其创始人武井保雄，便是从此时开始崛起，在199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日本四大消费金融企业之首，武井保雄也在次年登顶成为日本首富。 随后便是“失去的十年”（1991-2000年），房价、股市泡沫的破裂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变得保守，以武富士为代表的非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公司开始扮演起市场的主要角色。 数据显示，当时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在52%左右，并在后面的十几年中不断攀升。 但好景不长，催收、高利贷等老问题的加剧，使武井保雄、武富士和整个贷金业的名声开始急速下滑。据统计，2000年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 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日本金融厅开始重视贷金业的监管。2006年12月，日本颁布并实施了《贷款业法》，规定逐次降低贷款利息上限，并引入信贷总量规制（信贷总额限制在年收入1/3以下）等规定。再加上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至此，消金三恶才从此成为历史。 韩国：一个典型的“信用卡危机”案例 与日本相比，韩国消费金融的起步相对较晚。 在朴正熙1962-1971年间推行的前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飞跃，GNI（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三倍多，个人收入的增长使消费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品以及健康、教育、休闲等高品质方向转移。1967年，信用卡作为先进的消费信贷手段被用于大额耐用品的分期销售中，并得到快速发展。 在随后的30年间，通过对信用卡法案的制定修改，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梳理，奠定了消费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同时，信用信息法、信用信息机构等征信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迫使韩国不得不拉动国内需求应对危机，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扶持力度。政策扶持之下，信用卡的信贷额急剧增加。 特别是，信用卡取现业务成为信用卡资金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到2000年时，取现在信用卡总使用额中占比甚至达到了60%。对比之下，日本该比例仅为30%。 信用卡的盛世之下，无节制的发卡和消费带来的危机逐渐显现。 2000-2002年两年间，信用卡市场增长了40.5%，创下了623万亿韩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信用不良者（欠款达到30万韩元且拖欠3个月以上）的数量也屡创新高，在2003年末超过了37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 还不上钱的人增加了，必然导致信用卡公司风险的加大。再加上当时SK全球公司高达约2万亿韩元的造假事件，使韩国企业的信用危机急剧提升，公司债市场几乎瘫痪，这也使以公司债为主要融资手段的信用卡公司遇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此时，政府不得不出面提供借款，解决信用卡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并在随后出台了《信用卡综合对策》、《信用卡公司的健全性监督强化规范》等规定，将现金贷款比率（现金贷款/债券总额）限制至50%，改善了以取现业务作为主要业务的经营形态。 同时，为了避免信用卡行业的经营恶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其他则要求进行增资，提升抗风险能力。结果是2004年的市场规模同比减少25.5%，一下子缩小到了358万亿韩元。此后，设立完善信贷恢复委员会等基础设施，使得以购物为主的信用卡市场快速复苏。 这场由监管结构性缺失带来的“信用卡大乱”，不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社会损失，还埋下了消费金融过度发展的隐患，使家庭的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加剧了脆弱性。 同时，在经过2003年的信用卡危机后，监管部门对于信用卡的扩张具有极强的警惕性。如2010年，信用卡总资产、发卡量、营销费用等超过历年平均水平时，立即引起了监管的注意，并出台政策预防再次过热。 反思：如何做好危机的预测与管理 日、韩的消费金融最初都起步于流通业，以分期付款开始，发展到信用卡等更多样的形式。消费金融的供给方，也从小型的非银行机构，逐步发展到专业性消费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等。 其中，由于日本在消费金融发展初期管制力度较弱，市场驱动因素更强，因此导致当前的消费金融市场显得更为多元化，且非银行机构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韩国，由于其金融管制相对较强，且集中于信用卡产业，使银行在其消费金融产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在韩国，附属于一些大型企业的信用卡公司，如起亚、三星以及乐天等，也在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种由小到大、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以及监管、法律的缺失，叠加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造成了消费金融行业大大小小的问题。 其他地区也都爆发过类似的消费金融危机。如中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经历的信用卡卡债危机，由此产生而核销的坏账超过一千亿新台币，相比之下，2004 年台湾地区银行业盈利才 1554 亿元新台币，为过去5 年中的最高值。同时还有衍生出来的不法催收、暴力讨债、因债务自杀等社会问题。 更加有知名度的则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学界对其原因有众多分析角度，但毫无疑问，对于“过度消费带来的债务危机”是有共识的。 这些由消费金融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给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带来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虽然制度、社会环境、市场结构都有所不同，但金融的本质并没有变，在消费对于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当下，探讨消费金融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危机仍然十分有必要。 当然，某种意义而言，过去四年的互金整治工作已经提前给我们预演了一次危机的前奏，在金融监管方式、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至于我们会不会经历一次由消费金融导致的危机？ 灰犀牛常在，黑天鹅不可预测。或许做好危机的管理比危机的预测更重要。 参考资料： 1、王国刚等，《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3、池仁勇等，消费金融：下一个金融风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