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市场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资金抱团在少数板块和少数标的，当前的环境像极了2017年，当时也是上证50一骑绝尘，而绝大多数标的并没有感受到牛市。 总体来看，少数板块和少数标的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抗通胀的，比如说白酒，茅台的股价已经突破了2000，比如说一些消费品，海天味业、金龙鱼、农夫山泉等等，再比如说上游化工、有色、纸浆等资源品，像华友钴业、天齐锂业、紫金矿业等等。 另一类是和高端制造业相关的，一个是定价全球疫情海外产能受限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机遇，比如三一重工、格力美的、比亚迪；另一个是定价低碳经济转型下新能源和光伏的重要历史机遇，比如宁德时代、隆基股份等等。 但绝大多数个股的表现，并不理想，这点从指数上也能看出来，年初至今，上证指数涨了2.92%，上证50涨了4.58%，沪深300涨了5.8%，而中证1000还跌了0.45%，最近60个交易日已经跌了5.32%。 也就是说，对很多散户来说，买个股可能没赚到钱，但买基金（只要买到正确的主题）就能赚到钱，而且趋势是会互相强化的，越是发现买基金能赚到钱，就越会吸引更多的散户去买基金，进而继续推动少数标的上涨。 少数标的上涨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是一定有道理的，也有逻辑可寻。 先来看抗通胀主题。 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供给迅速扩张是为了对冲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的M1同比到了50%以上，M2同比在25%左右，中国的社融同比也有13.6%。货币扩容但实体还没恢复，必然会导致货币流动性溢出到金融市场等非实体领域。 外溢的流动性在全球疫情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一定会追逐具有确定性的、具有基本面支撑的安全类标的。比如今年一季度线上办公需求扩张带动的科技股狂欢，比如供给弹性不那么强的农产品像玉米、大葱等，再比如三季度以来中国主动补库存周期、供给收缩（环保限产）叠加弱美元共同驱动的有色、煤炭、铁矿等上游资源品。 在货币供给过剩的今天，只有具有稀缺性的商品才有定价能力，才能对抗通胀，比如白酒像茅台、五粮液，有明显的品牌壁垒，具有稀缺性；再比如一线城市的学区房，因为供给刚性，所以具有稀缺性。这些都是近期价格上涨较快并且成交量在逐步放大的标的。 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性机遇了。 美国财政货币化举措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叠加其他国家暂时没有生产能力，国内制造业企业已经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时长不明确，再加上供给侧改革的约束，企业新增产能投资的动力有限，但通过技改，提高设备的生产率，满足源源不断的订单需求的动力很强。 海外生产能力没有恢复，过去国内部分制造厂商对发达国家的高端设备进口依赖度较高，但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产能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全面开工的时候，只能倒逼国内加快自主研发，加快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应对海外的订单需求。 国内进口替代也确实处于加速的状态，技术进步让技术代差快速弥合，而且国内厂商性价比高一些，一般便宜10%以上，更重要的是，国内厂商有服务响应迅速的优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不少设备公司甚至都做到了24小时驻扎，售后也快，有的可以当天换机。微观来看，长期进口的挖掘机行业近年来已经开始实现顺差，激光国产化率也到了70%以上（去年是50%）。 所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处在空前的战略机遇期。既有外围市场的订单需求，又有国内产能饱和，还有信贷的结构性政策支持，完全可以通过设备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趁着海外产能没有恢复前加快实现进口替代，降低对发达国家高端设备进口的依赖。 市场把主要的资金都集中在了抗通胀、高端制造业两大主题也不无道理，但是，为什么大多数股票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呢？ 主要是上游的价格上涨会对下游产生挤出效应，本轮经济复苏并不是普惠性质的。CPI的低迷固然反映出CPI统计口径本身的问题，比如基数受猪肉的影响大，更重要的是，CPI也反映出上游价格上涨没有很明显的向零售价格传导，比如工业品涨价，但是PPI的生活资料涨得不多，比如像小麦期货涨了40%多，但官方统计的面粉价格几乎没有涨。 消费似乎没有完全恢复，前几天坐京沪高铁，也发现车比较空，服务消费可能只有去年同期的80%。对很多小企业来说，汇率、人力、运费、上游价格上涨对其盈利空间也会有明显挤压。在下游需求不够大的时候，真正能活下去的只是拥有品牌溢价和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他们可以把上游价格上涨转移到下游去。 刚公布的12月PMI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12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1.9，和前值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整体降幅可以用季节性规律解释，但很明显，小企业PMI降幅要大得多，大、中型企业PMI均为52.7，但小企业的PMI只有48.48，较上个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小企业PMI新订单分项降低了2个点，大企业只降了0.6个点；大企业PMI生产指数回升了0.3个点，而小企业生产指数回落了2.7个点，背离得非常厉害。 当前的情况和2016-17年有些类似，当时也是上游价格涨很快，小企业不得不承担被动去产能的压力。所以，当时表现最好的就是行业龙头，大多数股票是下跌的。 问题在于，此一时彼一时，虽然环境有点像2017年，但政策要避免像2018年。要保市场主体，要给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不搞急转弯，没提去杠杆，只提宏观杠杆率稳定，让结构性宽松的举措能维持下去。 打消了经济复苏政策收缩的压力后，市场的风险偏好被彻底激活了，而且随着通胀、资产价格压力不断加强，宽松的政策迟早会转向，一旦宽松的政策转向，会对小企业产生更强的冲击，所以，只要内外部流动性环境没有过快收紧，不如把头寸聚集在少数安全性更高的标的，这就加剧了少数标的与大多数股票的分化。 当然，政策可能不会轻易采取总量收缩的政策，因为总量收缩的波及面太广，未来的政策更多会聚焦于结构性收缩，比如严控地方隐性债务，比如加强房地产调控。前几天有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限制出来，今天又在传交易所限制城投公司债发行。在此预期之下，地产股持续低迷，随着存量债务到期，再融资渠道收紧，未来还有信用风险释放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驱动股票市场资金不断涌入的就是破刚兑与防风险的平衡了。 刚兑打破后，资金要找出处，信托频繁暴雷就不说了，永煤事件后，信用债大幅调整让投资者发现投债券风险也挺高的，甚至比股票还高，股票除非买到特别差的，也不至于和AAA的债券一样往0的方向跌，而且债券收益的上限还是被锁定的，与其买信用债，还不如买股票。 另一面，虽然刚兑打破，但系统性风险大家也不太担心，都觉得监管有能力兜住风险，比如永煤事件后，货币政策转向了合理充裕，资金成本下降得快，这从根本上保障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市场其实很聪明。因为无论是基本面还是内外部货币环境，都无法证伪当前的风险偏好，没有利空成了最大的利多，抓紧上车才是硬道理。 简而言之，这一轮牛市建立在下面三个前提之下： 1、宽松的流动性和预期，短期无法证伪。利率债当前也是牛市，短端下得快，因为小企业需要支持，还要防范信用风险，政策不能搞“急转弯”。 2、在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下，却又卡住了地产、城投融资，监管也希望看到，居民储蓄从房子（以及房子背后的融资结构、刚兑的理财产品）向资本市场转化。 3、机构投资者崛起又天然爱追逐确定性，流动性泛滥与安全类主题稀缺，看上去只有抗通胀的白酒、消费品以及高端制造业，导致少数标的估值不断攀升，而多数股票要么没涨，要么下跌。 那么，未来有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扭转现在的行情呢？ 随着“胀”的压力不断增强，虽然很难看到货币环境的整体收缩（怕波及小微企业），但可以推断的是，大概率会卡住对房地产、城投的新增融资，但今年又是债务到期的小高峰，如果真有信用风险释放，可能会导致信用环境收缩，进而扭转市场风险偏好。 另外，随着少数标的上涨，价格上涨的本身也在加剧不确定性，会放大波动率。商品的价格要与内在价值相匹配，当某商品的价格大幅高于其内在价值时，这本身就意味着风险。随着少数标的价格持续上涨，估值持续提高，看上去安全的资产也会变得不那么安全，风险溢价就会出来了。那个时候，即使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还在，但随着风险溢价的持续累积，也有可能会导致少数标的波动率明显放大。
市场关注已久的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正式落地。12月14日晚间，沪深交易所分别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多项配套规则进行修订，并就修订后的征求意见稿（以下合称“退市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总的来看，本次全市场退市制度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退市指标、畅通退出渠道、简化退市流程，提高退市效率，加大市场出清力度，同时强化风险警示，引导理性投资，以期形成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业内人士认为，本次退市制度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市场优胜劣汰的属性，将促使壳公司尽早尽快退出市场。在退市指标方面，退市新规按照退市情形类别分为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等四类强制退市类型。在财务类指标方面，取消了原来单一的净利润、营业收入指标，新增扣非前后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的组合财务指标，同时对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下一年度财务指标进行交叉适用；在交易类指标方面，将原来的面值退市指标修改为“1元退市”指标，同时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指标；在规范类指标方面，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正和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或年报不保真两类情形，并细化具体标准；在重大违法类指标方面，在原来信息披露重大违法退市子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财务造假退市判定量化标准。在退市程序方面，退市新规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是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明确上市公司连续两年触及财务类指标即终止上市；二是取消交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设置，退市整理期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将退市整理期交易时限从30个交易日缩短为15个交易日；三是将重大违法类退市连续停牌时点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法院判决之日，延后到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或法院生效判决之日。上交所科创板与深交所创业板也同步优化了退市指标和程序。在科创板上，进一步完善重大违法类退市指标，同样实施财务类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的交叉适用，取消因触及交易类指标的退市整理期，衔接上市条件，补充红筹上市企业的退市标准。在创业板上，在退市指标方面，新增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等，在退市程序方面，将重大违法终止上市程序中上市委员会两次审核调整为一次审核，改革完成后，创业板与主板（含中小企业板）在主要退市指标、退市流程等安排上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改革中，深交所明确将设立包含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股票在内的风险警示板，对风险警示股票予以“另板揭示”，同时优化风险警示股票的适当性管理和交易机制安排，强化风险揭示和投资者保护力度。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方面，新增普通投资者首次买入风险警示股票签署风险揭示书的要求。在交易机制方面，对风险警示股票设置交易量上限，投资者每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和盘后定价交易累计买入单只风险警示股票的数量不得超过50万股。退市制度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重要内容。今年11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拓宽多元退出渠道，严格退市监管，完善常态化退出机制。“对于没有主业的空壳公司、皮包公司和僵尸企业，本次退市制度改革是迎头一棒。”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本次退市制度改革淡化了单一的盈利指标退市标准，重点考核企业的主业和营业收入，其指向十分清晰，就是要让这些空壳公司尽早尽快退出市场。另一方面，他认为，本次改革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信息披露重大违法进行了量化，进一步明确财务造假退市判定标准。这对于信息披露重大违法退市的可操作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证券市场财务造假形成了较大的威慑作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则对记者表示，作为注册制改革配套制度的一部分，退市制度的改革同步优化是大势所趋。之前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已对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做出了明确安排，其中着重强调了要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新的规则对退市细节作了明确调整和补充，加大退市力度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的A股市场，在要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下，对持续盈利和成长性的考核将更加严格，对造假或内幕交易采取的是零容忍态度。在面值退市的基础上，本次除了补充新的市值退市要求之外，对于ST类的企业以及连续亏损的企业，退市压力无疑是增大的。新规进一步强化了退市要求和市场优胜劣汰的属性，这也是对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作出进一步的呼应。（记者 吴黎华）
期货交易规则和股票比较不同,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1、双向交易 期货属于双向交易品种,有做空机制。价格上涨时,做多赚钱,做空亏钱;价格下跌时,做空赚钱,做多亏钱。也就是说,当价格下跌时,我们也有赚钱的机会,这点是股票不能比的。因而期市牛市熊市的概念不是很强,只要你能够把握住方向,赚到钱,对你而言每天都是牛市。 2、杠杆交易 期货交易无需支付全额资金,只需支付保证金即可获得交易的机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杠杆交易。举个例子,假如某品种交易需要支付10%的保证金,则杠杆为10倍,即你的利润和风险放大了10倍;若需支付20%的保证金,则杠杆为5倍,即你的利润和风险放大了5倍。 因为任何成熟的市场赚钱的都是少数,期市也不例外,而加杠杆之后,亏损是成倍地放大,因而会有“期货比股票风险大”这一说法。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你实战经验丰富,期货市场可以考虑,否则建议先学习或者进行模拟盘练习。 3、T+0交易 期货是T+0交易,即可以随时平仓,当日买进,可当日卖出。这有利于把握利润和控制风险,不利之处在于容易导致短线投机过度,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风险,本金亏损会很快。因而,期市对于交易纪律的要求更高,没有明确的交易计划和纪律,极容易短期内大亏。 4、负和博弈 期货市场本身并不创造利润,而是买卖双方的资金博弈,每一笔交易还有手续费,这是典型的负和博弈的游戏规则。通俗一点,如果你在期货市场赚了钱,那一定是别人亏的,同理,如果你亏了钱,一定是被别人赚了。据统计,无论是账户数量还是资金量,盈利方远远小于亏损方。 做期货交易,一定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风控第一 之所以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因为期货是杠杆交易,如果不注重控制风险,亏损一次就足以让你元气大伤。做单要注意止损止盈,在利润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移动止损止盈来扩大利润;此外,期货尽量轻仓操作,无论何时,杜绝满仓。 二、杜绝频繁交易 期货是T+0交易,日内可以无限次交易,很多新手朋友极容易频繁操作。亏钱的时候,急着回本,不断加码,结果越亏越多。赚钱的时候,贪心不足,信心膨胀,结果回吐浮盈不说,还搭上了本金。 三、顺势而为的原则 多头行情中,顺势做多;空头行情中,顺势做空,逆势而为不可取,因为大级别行情中,多空力量悬殊,逆势操作很容易被对手方打压至爆仓。 四、恪守交易计划和纪律 投资股票需要计划和纪律,投资期货更需要。期货的利润可以做到很大,随之而来的风险也很大。没有严格的交易计划和纪律,率性而为,很难在期市长久生存。建议找正规、专业的期货交易公司开户交易。正规的期货公司能够给到专业的服务和期货投资策略,推荐银河期货。银河期货是银河证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2亿,实力雄厚,口碑也一直在线。银河期货自主研发的银河期货一站通APP(苹果应用商店搜银河期货一站通,安卓应用市场搜银河期货即可),整合了行情、交易、资讯、数据分析四大维度功能,不仅行情信息展现全面——内外盘及商品期权通通覆盖,更可自主查看库存仓单、资金流向、持仓龙虎等行情特色指标。交易下单方便快捷,除实时买卖外,还可设置条件单,省力省心。 五、坚持复盘与学习 赚钱有方法,亏钱有原因。每天收盘后,一定要花时间对当日的行情以及自己的交易进行总结和反思。银河期货一站通APP里就有个“账户诊断”功能,能帮助你全面了解自己的资金使用状况、账户盈亏情况、平仓交割行权明细,更有基于历史操作数据的交易偏好、品种胜率、收益率曲线等的深度数据分析,能帮助投资者更好的复盘。万事开头难,没有人能够在期货市场随随便便成功,不费一番心思,只能被市场淘汰。
【2020中国企业家十大法律风险】 《原则》的作者瑞·达利欧曾说，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原则，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它始终帮助企业保持某种稳定性。这个原则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和文化，合规作为现代企业的价值观，是在运行和纠错中落实，又在落实中建立和强化的。 1、风险的识别、评估与控制 通过调查问卷发现，企业对风险识别的重要性有所关注。75%的被调查者表示，在“识别风险的基础上，相应制定合规程序和流程”，这可以说是静态的合规。但在合规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对业务部门开展独立监督，跟进落实合规程序和流程”的选择率是32%、“对不合规情况及时、公开处理，监督改进”的选择率是40%，这组数据说明相关企业对于合规制度的落实还有待提高，这实际上是动态的合规。对于企业而言，识别风险不易，控制风险更难，如何把合规文化和制度落实在每一个业务流程、每一个人，对每个企业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 （1）识别风险 识别风险可以说是合规的原点，整个合规体系都是基于此建立的。不同的行业、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面临不同的风险。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互联网公司的个人信息保护、平台公司的内容审查等，都是常见的风险点。“蒋凡事件”对于小公司可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头部企业，可能就是一次严重的公关危机。所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识别风险。 2020年7月，拼多多APP的商家宜买车汽车旗舰店上线“特斯拉Model3万人团”团购活动。拼多多每台车补贴40，000元给购车用户，以抢购成功的用户名义在特斯拉官网上下单买车。原价291，800元的Model3标准续航后驱版，只需251，800元。7月21日，特斯拉声明，未与拼多多或者宜买车合作，并拒绝交付下单车辆，称违反禁止转卖条款。8月14日，此事经新浪科技曝光后，迅速冲上微博热搜。 拼多多作为平台电商，典型的业务模式是，同时面向买家和卖家。对于买家，拼多多提供商品的展示和选购；对于卖家，拼多多提供平台服务。这个模式的前提是，买卖双方都愿意与拼多多合作，这也是所有市场行为必须遵守的自愿原则。但是在“特斯拉团购”事件中，拼多多未经特斯拉同意，单方通过补贴，实际拉低了特斯拉的正常售价，破坏了特斯拉的直销体系和品牌定位，扰乱了市场。并且拼多多向特斯拉隐瞒了其以用户的名义下单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构成欺骗，背离了市场交易的诚信原则。这实际上是拼多多蹭特斯拉的品牌热度，提升其市场竞争力，本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如果仅从合同本身来看，特斯拉得到了销售全款，用户获得正品的汽车，这可能是拼多多认定这一活动合法的立足点。但是，市场的本质是自愿和诚信，所有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都是受市场谴责的行为，也是不能长久的商业策略。合规中的“规”，含义本身就是多重的，并不局限于法，还包括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合规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公司成为“良善公民”。所以，企业对风险的识别，不能仅停留在具体的法律规范，还应上升到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公司应秉持善意和诚信行事，才是真正的合规。 （2）在发展中识别风险 我们正身处轰轰烈烈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新技术的涌现，使得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但是，创新是一个艰难的摸索过程，尤其在以利益为先的商业环境中，有时候“创新”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识别的风险。 以国家将首次代币发行（ICO）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为例。ICO，是一种为加密数字货币项目筹措资金的常见方式，资金用于项目方启动或项目由概念设计向现实转化。早期参与者可以获得初始产生的加密数字货币作为回报，在项目成功后使用这些代币或者出售获利。最初，它只限于少数极客以及投资者范围，交易平台目的单纯，发展相对健康。早期ICO使得初创企业的融资来源更多样，其创新性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现有的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无法对该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带有强烈投机性的资本迅速卷入，使得ICO很容易偏离其初衷。由于它是为加密数字货币筹资，本身就没有任何实体市值，又没有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和程序，高匿名性助长了投机和欺诈，最终，交易平台与产业链演变为一个法定货币之外进行资产转移、融资的违规金融市场，滋长了监管套利、金融犯罪。资金也完全偏离项目本身，真正的创业者无法从中受益，其创新性也在“演化”中荡然无存，给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和社会安全隐患。后期，ICO已经严重变质，从助力初创企业实现改变市场理想的融资工具，变成骗子们圈钱和非法集资的手段。 2017年9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明确ICO的本质是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融资，正式叫停。2019年下半年，深圳、上海、北京的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加大力度对此进行集中整治。同年10月，号称全球第一会员制加密货币交易所Biss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以涉嫌洗钱被警方带走调查，12月交易所发布会员清退及补偿方案，进行合规化整改。 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谈到虚拟货币的监管时说：“我们不太喜欢创造可投机的产品，让人有一夜暴富的幻想，如果要考虑数字货币，应该考虑为市场带来快捷、安全、效率。同时应该考虑大局，不能和现有的金融秩序相冲突。”当ICO偏离区块链技术，成为一种投机项目时，它不再能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迟早会被叫停。企业必须意识到，对于新业务，尤其是暂时处于监管空白的新业务，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前置性评估、识别风险，并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调整。 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对创新性业务设置前置性合规审查”、“对于高风险领域规定强制咨询范围”这两个问题，答卷者的选择率在28%-32%之间，数据虽不甚乐观，但和2019年的数据相较，还是能看到风险意识的提高。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在发展中识别风险，才能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3）识别境外投资的风险 随着我国企业大规模的“走出去”，企业对国际通行规则、商业惯例、法律，甚至是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可能引发的合规风险，应进行充分的识别、评估和防控。2020年，抖音海外版TikTok拓展海外市场遭遇“冰火两重天”。一方面，TikTok深受东道国市场的欢迎，占有率迅速提升，盈利势头良好；另一方面，它也深陷所在国监管危机，面临强制下架及巨额罚款的严厉惩处。监管风险点集中在：数据安全、儿童隐私、内容合规、知识产权等方面。2020年更是从商业领域、法律制度延伸至地缘政治。 数据显示，2020年1月，TikTok仅在美国的活跃用户中10-19岁的用户占比就高达37.2%，受众定位偏年轻化。2019年，因违反美国儿童隐私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TikTok罚款570万美元，原因是涉及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同期，TikTok遭到了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调查，原因也是在保护儿童数据方面存在涉嫌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行为。在印度、印尼等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TikTok不重视对平台所涉宗教内容的审查，招致所在国民众的抵制，称其内容引导青年一代“文化堕落”，直接被所在国通信部门“封杀”。在知识产权方面，TikTok更是面临着平台内容“侵权”与“维权”的两难困境。以上事实说明，TikTok没有充分针对所在国的法律和文化习俗，进行风险识别、评估和防控。 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是，在拓展境外业务之前，一定要根据所在国的法律、监管要求和文化习俗，进行充分的风险识别和评估，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合规计划。本次调研，对于企业涉及境外业务时，是否会“对境外投资提供符合投资所在国法律和监管要求的合规建议”，选择率仅为15%，这值得警醒。TikTok在海外遭遇的困境说明，对境外市场缺乏充分的风险识别和管理，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最大软肋。 （4）有效控制风险 识别风险的目的，是有效控制风险，但是对风险有认知无控制的情况并不少见。有医药行业受访者提到，企业有合规制度，也能准确识别风险，但是，企业合规工作的重点没有落脚在管理风险，而是切割责任。这一方面固然存在外部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将“合规”作为挡箭牌，而非一种经营理念的现状。 2019年下半年国家市场总局下发通知，专项治理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行为。从公布案例看，多家知名药企卷入贿赂风波。扬子江药业，自2014年以来，涉及贿赂案件就高达15起；济川药业，营销费用常年高居营收占比的50%，饱受质疑。一般来说，如此成熟的药企应该具备完备的合规体系，为什么仍然问题频出？显而易见，合规徒具形式，纠错机制形同虚设。商业贿赂一直是药企的高发风险点，但是企业合规状况一直没有质的突破，主要是没有有效控制风险，或者是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难以走出屡查屡犯的泥潭。 2020年4月，国家医保局征求《关于建立药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稿”）的函在业界流传。这一函件显示，国家医保局将采取措施更加严厉打击和治理医药领域商业贿赂和操纵市场行为，如果受药企委托的经销商出现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药企需要负连带责任。之前药企通过代理，可以将风险甩锅给经销商，如果这一指导意见出台，就意味着以往的经销商模式将发生变化，药企、经销商都需要进行变革，做好合规。不能有效控制合规风险的药企，注定被淘汰。 国家医保局将商业贿赂追责至药企，实际上就是以法规明确生态链上的合规责任。在问卷中，对于“有专门针对第三方（包括供应商、经销商、代理、中介等）的合规管理政策”的问题，选择率只有23%，这说明受访者对于生态链上的合规风险认识不足。该指导意见函虽然只是针对药企，但是这预示了立法的趋势。在任何行业中，重视生态链上的合规，才能有效控制风险，净化行业环境。 2、风险的内部预警 风险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合规的有效性，也贯穿在整个过程中。企业内部有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对于企业或任何员工的违规行为能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奖罚，才能通过制度的实际运行，将纸上的制度变现为现实的奖惩，从而让企业中的每一个人在制度运行中建立真正的合规意识，树立合规文化，这才是合规的最终目的。 内部举报是企业最重要的预警机制，它肇始于安然丑闻之后，美国通过的《萨班斯法案》致力于解决让知道企业违规行为的人有机会内部举报，从而保证合规部门乃至最高层能对违规违法行为及时识别、调查、处理，将风险控制在损害到来之前。内部举报制度成功的基础在于员工有两点确信：第一，企业反对任何违法行为，充分重视内部举报；第二，任何内部举报人都将得到保护和鼓励。内部人是否敢举报，举报后违规者是否得到惩处，举报人是否得到保护，这都是内部举报要产生实效必须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而言，内部举报也是检验合规是否有效的一面镜子。 访谈者表示，内部举报制度在现实中很少运用，更谈不上有良好的效果。一方面，“碍于情面”、“惮于威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比较普遍，造成内部举报的动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从举报的方式、途径、调查到举报后对举报人的保护与激励，以及对被举报人的惩处，整个流程的落实与机制设计的目标存在很大的距离。 对于高管违规，一般员工无人敢举报；即使是合规人员、内控人员，常常看到问题也是束手无策，一旦问题演变为风险和损失，还要承担责任。调查数据也支持了受访者的观察，对于“设置匿名、有效的违规违法举报通道”，选择率仅为27%，“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并公开处理”，选择率更是低至21%，如果要处理内部举报信息，企业必须有一套“明确、完善的内部调查机制和程序”，该问题的选择率也只有34%。如果要保证调查的独立性，“聘请外部专业人士参与内部的合规调查”也是有必要的，该项选择率仅19%，这一组数据不仅反映出企业内部预警机制作用十分有限，且在合规调查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虽然，在“对违规员工进行公开处罚”以及“合规考核结果与任免、晋升以及待遇等挂钩”等涉及奖惩机制落实的选项中，选择率达到了41%-44%，但把这些数字放在很低的举报机制设置背景下，只能说明奖惩机制的落实更不乐观。 制度本身是静态而没有生命力的。如果企业不能让合规管理制度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件切实运行起来，不能透过每一次对员工的激励与惩处，将合规的理念与价值观传递到企业的每一个个体，合规就难免沦为纸上的制度。 3、积极应对行政监管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很多领域都面临新旧更替过程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失序，面对这种失序，行政监管的收紧是不可避免的。对企业而言，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以数据安全为例。有统计显示，人类迄今为止生成的所有数据中，有90%是在近两年内产生的。也就是说，数据给予人类的价值与意义，在很短的时期内经历了一个颠覆性的认知。从早期互联网野蛮生长、信息随意收集利用，违法信息、不良信息监管缺位，到今天全世界都将网络安全、数据信息安全作为战略部署。各国立法、司法、监管都在急速变化的认知中，迅速跟进、规范。 对于互联网催生的新事物，在早期人们认识不足、无法准确定性，在监管上就会表现为“无规则”、“无边界”、“无约束”。这种“三无”状态又会刺激探索行为的激进化，引发问题的暴露。当社会对这种问题与风险的认识逐渐清晰，规则与监管必定紧随其后，纷至沓来。针对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行政监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最初的无规则，行业一片乱象，到规则不断完善，行政监管不断收紧，短短几年时间，APP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据报道，2019年网信办、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共受理网民有效举报信息12，000余条，针对2，300余款APP开展深度评估、问题核查，对用户规模大、问题突出的260款APP，有关部门采取了公开曝光、约谈、下架等处罚措施。 其实，监管不是目的，整顿才是。所以，企业应该高度重视监管要求，对监管提示的风险做到积极回应，及时跟进整改、汇报整改情况，与监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依据监管要求，优化合规管理，将合规风险阻断在行政监管阶段。根据此次问卷调查，我们看到，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已经做到依据监管要求，不断完善合规管理与流程。但是，在“建立并保持与监管机构的联系，跟踪落实情况”以及“监督、跟进不合规行为的整改”方面，仍然有80%左右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意识，而这才是让合规落地最重要的措施。 在我国，行政监管与刑事执法紧密相连，对于多次行政处罚后不予整改的，就有移交司法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风险。以深圳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为例，在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之前，深圳网监部门曾因其涉嫌传播淫秽内容视频给予过行政警告处罚，并责令其整改。但快播公司及其管理者没有开展实质性的风险管理、纠偏工作，在主管部门调查期间，还采取了一系列对抗和逃避监管的行为。最终由公安机关介入，以涉嫌非法传播淫秽物品罪立案调查。在外逃110天以后，CEO王欣落网受审。 这只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件，其实在很多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之前，都有行政监管的介入，尤其在逃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等罪，法律规定必须经过行政处罚，拒不改正的才能移送司法。有的案件是以情节是否严重，来界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界限，比如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串通招投标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但是“情节是否严重“是一个主观判断标准，积极应对行政监管要求，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事件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需要强调的是，行政是监管，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改善。如果企业不整顿改善，紧跟其后的刑事诉讼就是严厉的处罚。所以，行政监管某种程度上就是刑罚的预警，对此企业应抱有诚意，积极应对，主动改善。 总而言之，合规体系是建立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以诚信为价值取向，在发展中识别风险，通过企业内部举报预警，外部行政监管积极纠错，在这个过程中将企业的合规理念落实到实处，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合规。 注：本文摘自于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与《财富》（中文版）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报告”。 相关链接：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下的平台责任和风险 数据保护助力行业和社会发展 【序言】好的公司是通过制度制约人性之恶 而不是以恶制恶 信息时代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合规是社会和企业的系统工程 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产权观念 公司章程：权益平衡、避免内斗 股权配置——维护公司的“人合性” 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壮大中国经济的基石 新《证券法》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责任与风险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创新与风险 高利放贷及其衍生的法律风险 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培育诚信合规文化
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了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机构覆盖范围、管理要求及调整机制。综合考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对超过上限的机构设置过渡期，并建立区域差别化调节机制。 看到这则消息，很多人一定会想，楼市调控政策又严了，对开发商的要求更高了，楼市也要更加低迷了。显然，这样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有点断章取义。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是只考虑一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想把哪个行业、哪个企业搞死，而是想让其更加健康、更加有序地发展，更加符合市场要求、符合发展需要。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由于长期处于不正常、不规范、不健康的发展轨道，不仅市场本身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房地产市场相关联的行业，也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如前些年的钢铁、水泥行业，就出现了虚旺，从而给近年来的供给侧改革带来了很大压力，也给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而钢铁、水泥行业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而无论是钢铁、水泥行业还是房地产行业，在治理、完善、规范过程中，又无一不涉及金融领域，不与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其中，银行贷款过度向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以及房地产领域集中，则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隐含风险最大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整治，都需要金融企业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如僵尸企业清理，几乎没有一家不需要银行买单的。 如果银行承担的责任多了，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给银行自身带来风险和压力。而如果不承担这样的风险和压力，很多工作就难以向前推进。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甚至是比较对立的问题。如何化解这样的矛盾、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需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而不是到了矛盾和风险爆发时再去解决。到时候，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得多。 对房地产贷款实行集中度管理，说到底，就是提前化解金融领域的贷款风险，提前调整银行贷款的结构，让更多的贷款能够转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房地产。房地产贷款，包括居民房贷的比重，已经够高，不能再向上攀升了。一方面，房地产贷款比重过高，已经在开发商的资金链中得到充分验证，包括头部房企在内，已经没有几家开发企业的资金链是宽松的，是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安全运转的，而必须借助外力、借助不断地借新还旧。否则，就有资金链风险。如果再不进行集中度管理，更大的风险就会爆发；另一方面，居民的个人房贷，用起来很爽，特别是银行，贷款规模可以呼呼地上，工作人员的奖金也能腾腾地涨，可是，居民个人贷款的不断攀升，已经让居民家庭资产结构出现了严重不合理，过高的房产比重和负债，已经严重压制了居民的正常消费，从而影响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必须予以管理。 也正因为如此，管理层要对房地产贷款实施集中度管理，并分档设置了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以此来控制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尤其是增长速度。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相当一部分银行需要对这个两个比重进行调整，压缩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否则，将达不到管理层要求，达不到规定设置的上限。如果能够在过渡期内解决好这些问题，那么，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安全性将大大增强。 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这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呢？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确保银行的数据真实可靠。出台新规的目的不是当摆设，而是除风险。因此，对银行提供的数据，必须做到真实可靠，不能有任何水分。否则，就会留下隐患、出现问题。对此，管理层要组织检查和抽查，一旦发现问题，严厉追责；二是要杜绝其他方面的漏洞，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需要规范，防止这些机构向开发商、居民等提供非法贷款、非法资金支持，导致管控失灵，风险难以有效化解。如果做好了，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管理效率就能大大提升，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与监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出席会议并在“高峰论坛”环节发表致辞。他指出，未来我国在提升权益类投资方面还有较大潜力。老龄化和低利率两个重大结构变化对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而言，既意味着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资管行业须要为更多长期养老储蓄提供权益类资产配置机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关键在于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权益融资。他表示，未来政策的设计，包括监管的设计，应有意识地推动资管转型，更加注重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更加注重资管结构的优化，以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 以下为致辞全文整理。 资管转型如何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我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首先，在美国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资管市场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当中，权益类的包括有一定信用风险的还是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共同基金里面货币基金比较多。但是这些年来权益类的、风险类的资产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也包括一些另类的投资和一些特殊资产的投资。 从成熟市场看，资管资产的结构与金融机构表内资产结构有较大差异，表内相对来说是风险偏好相对适中的；表外的这一块，风险偏好比表内的明显要高。我看到有很多数据都反映出这个情况，比如国内所说的权益类等非标资产，大体相当于国外所称的另类资产，在国外大型资管机构中占有一定比重，这种情况在成熟市场比较普遍。 为什么资管市场的结构可以更倾向于具有一定风险的资产配置？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因为它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投资人自担风险，受托人则履行受托义务，投资者和管理人之间是信托关系；相反，如果是表内资产，投资者（存款人）和金融机构（银行）之间就是债权债务关系，此时的风险承担者是银行，其资金运用的风险偏好自然要低一些。同时资管相对于个人投资而言，又具有集合投资优势：一方面可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投资人就专门做这些，投研能力一般强于普通个人投资者；此外，它也是一个长期投资，我们看到国外的市场中，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是资管的重要资金来源。正因为是集合投资、专业投资、长期投资，资管的风险偏好可以更大一些，权益类等风险投资主要依靠资管特别是养老金等长期投资。 从我们的情况来看，资管结构中低风险的或中低风险资产占比较多。比如，R1-R5这5级，相对来说R1、R2是低风险的，R3是中风险，这三部分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我们的权益类资产比重，即使在发展较早的公募基金，只有10%左右，绝大部分还是货币类、固收类资产。中外资管结构差异，有很多复杂因素，主要是两条：一是我们的理财投资者或者资金来源中，个人普通投资人占的比重较大，机构投资人占的比重还较低，这和国外有很大不同；二是我们的长期资金比如各种各样的养老金，以及我们银行的长期储蓄，投入资本市场的还比较少。一方面，从我国居民资产结构来看，权益类等风险资产的比重在上升，但另一方面比重还很低，再加上房产的比重占比很高，居民广义储蓄真正投向资本市场的不多。无论是投资者的结构还是投资者本身的资产结构，跟成熟市场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未来的巨大潜力。 尽管资管增加权益投资是一个过程，但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趋势。随着养老金制度改革，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的推进，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支持，资管的权益投资比重将有一个较大幅度增长。 第二， 从全球宏观环境变化来看：一是低利率；二是人口的老龄化。这两个重大变化可能在各个国家尤其在主要经济体当中都不同程度地正在发生并延续。 在这种情况下，资管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这当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一方面，人们的寿命在延长，养老储蓄需要在上升，当下可能需要储蓄得更多或者对我们当下储蓄的保值增值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利率尤其是无风险利率又在不断走低。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要求养老等长期储蓄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比重，以对冲长期储蓄增多叠加利率下降带来的损失。 第三，资管增加权益投资，也是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发展阶段也正在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尤其是高质量发展对创新驱动的要求日益紧迫。对资管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言，都是在把储蓄转化为资本，但关键是什么样的资本。显然，适应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需要的，是更能承担一定不确定性风险的资本，而不只是需要获取固定收益的债务融资，我们更需要能够承担不确定性、承担风险的资本。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资本形成面临更大的挑战，必须是有一定技术创新、有一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资本。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再到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会议，都特别强调要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权益融资，就是为了适应我们的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资管应更多地发挥风险承担能力较强的优势作用，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我认为这一点应成为资管转型的核心。 最后，我们的资管新规本着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准则，推行净值化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非常正确且必要。在此基础上，我们政策的设计，包括监管的设计，应有意识地推动资管转型，更加注重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更加注重资管结构的优化，以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从这个角度而言，资管转型任重而道远。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