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经国务院批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法》）于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开始走上规范发展之路，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完善母公司管理职能和母子公司治理结构 鉴于内部结构相对较为复杂，金融控股公司应构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两个主要的层面：即母公司治理结构和母子公司之间的治理结构。 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党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机制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结合。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分别进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监事会。将党委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工作规范。实现党委领导核心与公司治理、党委统领全局与董事会战略决策、党委推进深化改革与高管层全权经营的有机融合，打造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机制。公司的章程中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委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具体化。 新规下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承担公司决策和管理职能，应在母公司层面增设与统筹管理职能相关的机构或部门。根据《金控办法》的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只从事股权投资和管理，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主要承担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协同、风险管理、高管任命、考核激励、薪酬管理等决策和管理职能。与这些职能相匹配，应在母公司层面设立战略协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审计监察委员会等机构，统筹管理上述职能。为了更好地实施上述重要职能，母公司层面应相应设立战略规划、人力资源，业务协同、预算财务、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后台业务、信息系统等业务部门，以保障母公司的重要职能能够顺畅推进和落到实处。为确保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和重大决策能在子公司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母公司的高管可以适当地在重要子公司进行交叉任职。 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权大小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基本管理问题之一，而控制权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子公司的股权结构。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高低，通常有全资控股、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四种类型。从更有效地实施战略目标、发挥协同效应和控制风险的角度看，母公司应尽可能选择对子公司的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50%以上）。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母公司能够全面、有效地贯彻其战略意图，有效避免各子公司独立行事和各自为政的倾向。而在股权较为分散的相对控股和参股的情形下（通常为上市公司），尽管母公司基本上可以控制子公司，但存在在二级市场上被收购控股的可能性。在后两种情形下，子公司往往游离在母公司战略布局之外，难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和有效控制风险。总之，除非是为了财务目的或其他目的，母公司应尽可能争取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的方式，以达到基本控制子公司、达成战略目标的目的。 子公司是否分拆上市往往是金融控股公司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子公司分拆上市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而言有诸多益处。如，可以为子公司开辟新的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控股公司的资本实力。然而，子公司分拆上市也存在风险和不利因素。即便在绝对控股情形下，也存在公开市场上被某些机构增持而失去控制权的可能性。子公司上市后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需要按照上市公司规定予以披露，且要确保定价公允，不能利益输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部协同效应产生制约。而控股公司整体上市则有利于统一规划资本资源，从整体上安排财务资源，包括开展统一的资产负债管理和资金管理，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资源配置，以更好地实现对子公司的管理。 采取合理经营管理体制增强协同效应 为了更好地达成增强协同效应、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金融控股公司需要采取合理的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大致分为几类：独立子公司、协同子公司和事业部制。 在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各子公司在业务运作上基本上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尽管控股公司有统一的发展战略和长期经营目标，但母公司对子公司给予充分授权，基本不干预子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子公司的董事层和总经理虽由母公司任命和考核，但却拥有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可以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组织架构的安排，开展业务经营活动。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架构以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部门为主，而子公司则可能“五脏俱全”，拥有各自的前中后台部门。相比较而言，独立子公司的体制机制更加注重子公司的独立运营能力，协同效应则处在一般水平。 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子公司虽然也是独立经营的，但各经营单位即子公司之间更加注重实现良好的业务协同。母公司通常以两种方式来组织推动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一是搭建整体性的综合信息平台，在平台上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的客户和项目信息，从而实现母公司与子公司整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推动业务营销和客户服务的协同性。二是在统一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母公司可以构建统一的业务处理和IT系统等后台支援系统对子公司提供相应的支持，同时，驱动母公司的人力资源、预算财务和风险控制部门为子公司之间的协同业务行为提供支持。三是母公司通过严格的考核来督促子公司加强业务协同，包括运用约束和激励两类手段。可见，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会明显好于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 事业部体制机制是控股公司内部协同效应水平最高的制度安排。在该体制下，母公司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依照功能来划分事业部，如将各子公司的业务整合起来，分成企业金融、消费金融、金融市场以及财富管理等功能性事业部。每个事业部管辖若干业务单元或子公司。与前两种体制明显不同，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子公司并非是利润中心，各事业部才是利润中心。在这种体制下，子公司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方式，而依照功能划分构成的事业部才是实体所在。很显然，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则为事业部体制机制的运行和完善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相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建立的初衷来说，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的独立性偏强，不应成为金融控股公司首选的内部体制机制。现阶段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应以协调子公司体制机制为主，少数有良好条件的母公司则可以探索运作事业部制。 从战略层面重视协同运营机制构建 为了有效发挥内部协同效应和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控股公司除了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外，还应构建相应的运作管理机制。协同效应方面包括战略协同、激励考核、后台共享等机制。 控股公司应从长远的整体利益出发，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业务联动，将提升业务联动功能作为控股公司的重要工作目标。通过各种积极和主动的方式，使各业务板块、子公司以及前中后台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业务联动的重要意义，摒弃本位主义。在细化目标市场的基础上，应强调跨地区、跨部门、跨子公司间的业务联动，持续提倡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将强化业务联动作为“必选项”写进各业务条线和子公司的发展计划中，并建立联动情况的互评考核，将业务联动性作为各自公司的重要考核指标。 搭建客户信息共享平台是构建协同运营机制的重要举措。控股公司应建立面对全集团开放的客户信息管理平台，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都应将其客户的重要信息在平台上发布，在符合监管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控股公司客户信息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上，客户需求体现、业务发起、风险控制等各相关流程都可以在平台上实现。控股公司依托覆盖面较大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引导和推动各子公司和业务部门之间开展联动合作，实现各经营单位共享客户信息资源，有效推动跨公司、跨地域、跨条线开展客户互介，扩大业务联动收入规模。 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加强子公司联动，推进综合金融服务较为有效的方式。项目团队可以包括不同子公司和业务部门的前中后台人员，尤其是中后台人员可以长期介入。通过建立内部专家库、内部人才市场以及自愿报名和审核把关相结合的方式，选拔专业人员，搭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可由客户部门即前台部门牵头成立和负责运营，实行专项激励、专项考核和专项资源配置。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内部资源协同和效应协同的有效方式。 统一的后台共享机制是发挥业务协同效应的有效手段。控股公司的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等中后台部门应改变部门化的运作方式，提升协同化、条线化和专业化管理，为各子公司和前台业务部门提供专业支持。一种协同水平较高的模式是向子公司派驻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和预算财务等人员，实行双线管理。控股公司应逐步构建统一的后台业务处理中心，实行集中化运作和管理。有条件的控股公司还可以尝试构建统一的IT系统，实现内部网络化运作，提高内部运行和管理效率。 激励考核机制是促进控股公司内部协同和业务联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客户经理绩效考核办法。可以借鉴国际银行业的成功经验，将以业绩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调整为“业绩+行为”评估的考核办法。既考核客户经理做了什么，又评价是怎么做的。从活动绩效、风险控制、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等方面来综合性地进行考核，引导客户经理着眼长远和全局，主动、积极地开展业务协作，培育业务联动的文化，确立相应的价值观。为鼓励各子公司之间开展交叉销售，控股公司可以制定促进交叉销售的激励考核体系，将交叉销售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控股公司应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和引导多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动和协作，充分利用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应建立全面、细化和完善的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持续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 建立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较为特殊，包括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资本重复计算风险和高杠杆风险，等等。为了达成协同效应，控股公司及其各子公司通常是统一客户、统一品牌、统一后台，很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风险在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容易蔓延。其具体传导的途径主要有声誉传染和流动性传染两种。当一家子公司出现重大经营问题导致声誉受损时，其他子公司的声誉和形象也会下降或受损。当某家子公司出现严重流动性问题时，通常控股公司会动用资金或调集子公司的资金来拯救该子公司，从而可能带来整体性的流动性风险。 通常，控股公司各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着各类形式的关联交易，包括资金相互划拨、相互担保、关联贷款甚至转移利润。其中有不少出于业务的协同需要，是符合监管规范的。但也有部分关联交易存在很大风险隐患，应加以防范和管理。有的控股公司股权结构复杂，有的还相互持股，从而就会存在母子公司重复使用同一资本的现象。这意味着控股公司整体的净偿付能力可能低于其总的、名义上的偿付能力之和。高杠杆风险往往与资本重复计算有关。由于控股导致同一资本来源在控股公司内部被同时用于多个法人投资，控股公司就会存在资本不足的潜在风险。 鉴于所面临风险的复杂性，控股公司需要从风险文化和偏好、风险管理架构和风险隔离机制三管齐下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制。 控股公司应从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风险文化，将控股公司整体的认识统一到风险与收益的均衡上来，推动风险文化向经营管理的全方位渗透，将稳健经营的理念有效融入政策、制度、系统、流程和工具之中。与业务实践紧密结合，使风险文化的愿景、核心价值观等成为所有员工共同的行为指引和自我约束。从基础理念、业务技能、专业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全体员工实行差异化、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培训，持续推进风险文化养成教育。合理制定与控股公司战略相适应的审慎风险偏好，将董事会的风险容忍度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分解传导至所有子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应借鉴国际先进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建立起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控股公司层面应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控股公司整体进行风险管理，主要责任包括确定统一的风险偏好、建立统一风险管理政策、统一客户授信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开发，等等。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也应分别建立针对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各自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人员首先要对母公司的风险部门负责，同时向本公司负责人、业务条线负责人负责。这种以垂直为主、横向为辅的矩阵式风险管理架构对母公司的风险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人员对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状况要有充分的了解，以防止风险管控过度阻碍业务发展。 为有效应对交叉传染和关联交易风险，控股公司需要打造一套健全的风险隔离机制。包括资金、业务、信息和人事等四个维度。资金隔离是对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运作和流动加以限制，以防止这类资金流动对客户利益带来伤害。除了股权投资以外，应严格禁止在母子公司之间随意调动资金，尤其要阻止银行资金不合规地输入证券和保险类子公司。业务隔离是对多子公司开展联合营销、交叉销售以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加以适当限制，其主要举措包括：坚持商业原则和公平投标，防止利益输送以及实施总量限制等。信息隔离是对母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流动加以适当规范和限制。各子公司内的信息共享应仅限于服务客户所需的相关信息，涉及客户隐私的信息应禁止共享和流动。人事隔离是指对各子公司的人员相互兼职和流动加以规范和适当限制。除了母公司和各子公司的高管可以相互进入对方董事会外，其他人员应禁止相互交叉任职，这方面应严格遵守监管规定。风险隔离机制设立要注意把握好度。隔离过严会阻碍业务协同，降低经营效率；隔离过松则会带来风险隐患，不利于稳健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隔离机制首先应符合监管要求，不能突破监管红线。在此前提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子公司的行业特点来制定满足自身风险偏好和监管要求、推动内部协同的规范和原则，并适时进行调整。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督、检查、培训、评估等配套措施，确保风险隔离措施合理有效并落到实处。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0年第12期。
“我国资管产品风险隐患一度非常严重。在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资管业务风险不断聚集，乱象丛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统计制度处副处长张璇撰文认为，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金融机构资管产品平稳有序转型，来自住户和非金融企业的稳定资金来源持续增加。整体上看，风险明显收敛，服务实体经济的总量扩大、方式优化，逐渐形成“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并重的配置结构。 文章认为，在获得明显转型成效的同时，资管产品发展仍然面临挑战：一是资管风险仍未完全消除，部分产品风险还需密切关注，其中，信托产品净值化程度不高，不少底层资产投向非标债权，转型压力较大，若投资风格比较激进，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外部冲击，兑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二是金融市场容量和深度有限——债券市场交易不够活跃，流动性不足，股票市场容量有待扩大，投资者结构有待完善，这些问题制约资管产品长远健康发展。 对于未来发展的方向与风险防控重点，文章提出，当前我国资管产品已从“抓防范、防风险”进入“促转型、归本源”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文章建议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保持合理适度的流动性，为资管产品转型提供稳健的宏观环境。二是在稳妥做好资管新规过渡期整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管措施。三是大力发展多层次健康的金融市场，为资管产品提供长期有效的资金来源和优质稳健的资产配置渠道。四是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使资管产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随着金融业态的扩展和跨行业、跨市场经营的扩张，以银行理财、资金信托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资管产品体量逐渐增大；2012年以后，券商资管、基金专户等证券业资管产品也加入快速增长的行列，逐渐形成了由银行理财、信托公司资管产品、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产品、保险资管产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和公募基金八大类产品组成的资管产品市场。 以资管新规为分界，我国资管产品经历了一个从野蛮生长到转型发展的过程。2020年9月末，金融机构资管产品资产合计89.2万亿元，接近金融业表内[1]总资产的三成，仅次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管产品实现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整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管风险仍未完全消除，部分产品风险仍需密切关注。 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提高资管产品监管的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资管产品规范发展提供条件。 我国资管产品风险隐患一度非常严重 2016年末，金融机构资管产品资产规模约达到89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约为同期我国金融业总资产增速的2倍。2017年，资管增速虽然比2016年有所放缓，但到年末规模继续扩张至94万亿。在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资管业务风险不断聚集，乱象丛生。 一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以银行理财为代表，存在事实上的刚性兑付，成为银行业除M2之外为社会提供流动性的渠道，表内资金投资资管产品对贷款也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影响对流动性和传统货币传导机制的判断。2016年银行理财增速最快的时期，如果将理财募集资金与M2相加衡量社会流动性，比同期M2的增速高4个百分点左右。从价格上看，也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水平，扭曲了资金价格。 二是利用资金池进行期限错配。资管产品普遍存在资金池运作，资产和负债两端期限错配比较严重，一旦难以募集到后续资金，又无法通过市场解决流动性问题，可能发生兑付风险，并通过嵌套产品链条向其他机构传导。 三是资管产品演化为银行表内资金的资金通道。为了绕道规避监管，以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保合作、银基合作等模式迅速发展通道业务，最终投资“非标”资产，这类业务与银行信贷本质近似，但不受严格的银行信贷监管，是最典型的“影子银行”业务。2016年末，银行通过拆借、回购等方式为资管产品提供流动资金同比增长32%；银行直接购买资管产品同比增长93%。券商资管、基金专户等产品中，超过60%为银行“通道”业务。 四是层层嵌套，杠杆叠加。2016年前后，资管产品之间嵌套的规模很大，层级复杂，甚至出现过嵌套层级超过七级的产品。同时，部分资管产品负债运作，借助信用债质押回购等方式在嵌套过程中循环放大杠杆。导致2015年股灾的场外配资的资金来源中，许多就是银行理财资金。理财资金本身无法直接进入股市，但可以通过对接伞形信托-私募基金-配资公司的嵌套路径，最终进入股市，路径上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加杠杆，一旦市场波动，影响将成倍放大。 五是底层信用资产质量堪忧。以信托产品为例，2015年-2016年，信托公司的延期兑付和违约事件频频发生。截至2016年末，信托风险项目共545个，比2014年末增加185个；涉及信托资产1175亿元，比2014年末增加394亿元。 资管产品转型的效果和特点 针对资管产品野蛮生长的乱象，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资管新规为核心，制定并推进落实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建立了覆盖银、证、保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统计，基本摸清资管产品底数。 统计数据显示：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金融机构资管产品平稳有序转型，来自住户和非金融企业的稳定资金来源持续增加，整体上看，风险明显收敛，服务实体经济的总量扩大、方式优化，逐渐形成“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并重的配置结构；分产品看，各类资管产品的运行特点和转型效果存在差异。 （一）总量上经历了从下降到稳定增长的过程，来源于住户和非金融企业的资金持续增加。 资管新规后，资管产品总体资产规模最初经历了一个逐渐收缩的阶段，2019年末比新规前（2017年末）减少约8万亿元。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资产规模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到9月末，金融机构存续资管产品共13.5万只，直接汇总的资管产品资产合计89.2万亿元，同比增长4.4%；比年初增加3.1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如果剔除资管产品相互之间的交易，增加更为明显，9月末资管剔除交叉后资产合计72.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年初增加4.5万亿元。从募集方看，9月末资管产品募集资金余额82.2万亿元，同比增长3.6%，比年初增加2.8万亿元。 从资金来源的构成看，资管规模的增长主要源于住户和非金融企业资金的增加。一是资管来源于住户的资金放量增长。9月末，来源于住户的资金余额为34.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8万亿元，占全部资金来源增量的九成。二是来源于非金融企业的资金也有所增长，9月末余额为7.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604亿元。 （二）主要风险指标明显改善，整体风险呈收敛状态。 一是净值型资管产品占比稳步上升。9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余额的64.2%，比年初提高8.7个百分点。 二是去通道进程加快，同业交叉持有明显下降。9月末，资管产品来源于同业的资金规模[2]为42.4万亿元，同比下降5.3%，比年初减少1.6万亿元；同业资金来源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为47.5%，比年初下降3.5个百分点。 三是杠杆率冲高后回落，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一季度，资管产品平均负债杠杆率（总资产/募集资金）短暂冲高，此后有所回落。到9月末，资管产品平均负债杠杆率为108.6%，与年初持平，其中，理财产品杠杆率比年初下降0.5个百分点。 四是非标债权资产持续减少。9月末，资管产品投资贷款、资产收益权和票据等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同比下降8.2%，占资管产品净资产的比重比年初下降2.1个百分点，规模和占净资产比重均已降至新低。 （三）服务实体经济的总量扩大、方式优化。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资管产品较过往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 一方面是总量扩大。9月末，资管产品底层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的资产余额合计39.4万亿元，同比增长6.3%，比年初增加2.3万亿元，同比多增2.4万亿元；占资管产品规模的44.2%，比年初提高1.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是资产结构改善。从资产类别看，非标资产不断减少，企业债券和股票等标准化资产占比不断提升。9月末，资管产品配置于非金融企业债券和股票资产余额合计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25.9%，比年初增加3.6万亿元；标准化资产占投向实体经济的比重比年初提高6.4个百分点。从行业上看，新增资金以投向基建行业[3]为主，投向房地产业资金持续减少。9月末，投向基建行业的资金余额为15.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3万亿元；投向房地产业的资金为4.1万亿元，比年初减少3920亿元。 （四）资管产品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非标资产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资管资金的主要运用渠道已经转向标准化资产和金融机构表内，分别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发挥作用。 直接融资方面，住户和企业通过资管产品投资金融市场上的标准化金融资产，促进了直接融资发展。对于客户，可以依靠资管机构专业的金融服务，获得市场投资收益。对于资管产品本身，是回归代客理财本源的表现，有利于提升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一是持有债券规模快速增加。9月末，资管产品持有的各类债券（不含票据）余额为27.6万亿元，同比增长19.9%，比年初增加3.8万亿元。资管持有公司类信用债规模市场占比在五成左右，其中，银行理财持有占比约为两成。二是加大对股票资产配置。9月末，资管产品持有的股票资产余额为5.9万亿元，同比增长50.2%，比年初增加1.6万亿元。资管持有的股票资产约占同期A股总市值的8%，占流通市值的10%。 间接融资方面，资管产品吸收住户和企业资金，并以金融债、同业存款和存单等形式配置到银行表内，通过表内资金运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间接融资。9月末，资管产品投向同业存款、存单和金融债的余额合计为23.3万亿元，同比增长19.9%，比年初增加2.2万亿元。回表资金最终通过表内信贷和债券投资等投向实体经济，9月末银行表内贷款同比增长12.8%，债券投资同比增长17.2%，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五）不同品种的资管产品运行特点和转型效果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一是公募基金规模快速攀升。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在所有资管产品中发展最为亮眼，9月末公募基金资产余额19.4万亿元，前三季度累计增长3.3万亿元，规模在八大类资管中已跃居第二，仅次于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传统投资领域是债券、股票等标准化资产，加上净值化程度高，信息披露比较充分透明，在八大类资管产品中转型压力最小。同时公募基金还拥有募集方面的优势，资金来源中四成以上为住户部门资金。今年大部分时间，股市、债市收益较好，一方面吸引公募基金加大投资，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净值的增长。 二是银行理财规模增长，净值化转型效果明显。9月末，银行理财资产余额为29.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万亿元；净值型产品占比为59.4%，比年初提高14.2个百分点，在全部资管产品中提高最为明显。但银行理财目前在有些时点上仍然是银行调节表内外流动性的方式，募集资金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三是保险资管持续增长，重点配置协议存款。保险资管总量不大，9月末为3.5万亿元，仅占全部资管的4%，但今年开始快速增长，下半年各月同比增速均超过30%，远高于资管产品整体的增长速度。保险资管新增的资金重点用于配置协议存款，前三季度配置的银行协议存款增量占保险资管全部资产增量的64%。 四是券商资管、基金专户和信托产品规模持续收缩。这三类产品通常位于资金链下游，随着去通道、去嵌套的推进，规模收缩比较明显。9月末，券商资管资产余额为9.8万亿元，比年初减少1.4万亿元；基金专户资产余额为9.2万亿元，比年初减少3294亿元；信托产品资产余额为18万亿元，比年初减少8878亿元。 当前资管产品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过两年多的治理，资管产品野蛮生长已经得到控制，在获得明显转型成效的同时，仍然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资管风险仍未完全消除，部分产品风险还需密切关注。从整体上看，资管产品各项风险持续收敛，特别是产品之间、产品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复杂嵌套明显减少，与新规前相比，风险的传染性得到控制，由个体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但部分产品风险还需密切关注，其中，信托产品净值化程度不高，不少底层资产投向非标债权，转型压力较大，若投资风格比较激进，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外部冲击，兑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二是金融市场容量和深度有限，制约资管产品长远健康发展。资管产品是债券和股票市场重要的参与者。从近两年资管产品转型的成效和长远目标来看，资管产品转型发展需要依托成熟健康的债券和股票市场，通过加大标准化金融资产的配置，实现净值化、控制非标、减少错配等目标，同时通过市场化手段消化和对冲金融风险。 但是，我国目前债券和股票市场存在容量和深度不足的问题。一是债券市场交易不够活跃，流动性不足，债券市场交易量、平均换手率等与成熟市场还有差距，活跃程度也有待提高。二是股票市场容量有待扩大，投资者结构有待完善。2019年末，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为59.3万亿元，而美国同期约为我国的5-6倍。当前我国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持有流通市值占比不到20%，而美国机构投资者持有市值占比超过90%。金融市场承载能力的不足，对资管产品按资管新规要求选择资金来源和开展资产配置都会形成制约，不利于资管产品长远健康发展。 未来发展的方向与风险防控重点 当前我国资管产品已从“抓防范、防风险”进入“促转型、归本源”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下一步，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巩固拓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果，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实现资管产品平稳有序转型和长远健康发展，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保持合理适度的流动性，为资管产品转型提供稳健的宏观环境。资管产品体量庞大，目前风险防范虽然已见成效，但要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定发展，仍依赖于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合理适度的流动性还可以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公众对资管产品的信心，进而维护资管产品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是在稳妥做好资管新规过渡期整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管措施。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资管新规的纲领性基础性作用，压缩监管套利空间；针对各类资管产品不同的专长和特点，提高各类产品监管的精细化程度；密切关注资管转型中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 三是大力发展多层次健康的金融市场，为资管产品提供长期有效的资金来源和优质稳健的资产配置渠道。金融市场是资管产品转型以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依托。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夯实信用基础，增强债券市场流动性；扩大股票市场容量，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加强长期资金供给，为资管产品发展提供多元资金支持和有效投资渠道。 四是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使资管产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在净值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资管产品风险定价能力，使净值真正反映风险和收益，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ST夏利公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重大资产重组规定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购买中铁物晟科技100%股权、天津公司100%股权和物总贸易100%股权，且已实施完毕。上市公司购买进入的标的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均为正值。公司完成本次重组后盈利能力增强，经营业绩明显改善，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我国资管产品风险隐患一度非常严重。在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资管业务风险不断聚集，乱象丛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统计制度处副处长张璇撰文认为，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金融机构资管产品平稳有序转型，来自住户和非金融企业的稳定资金来源持续增加。整体上看，风险明显收敛，服务实体经济的总量扩大、方式优化，逐渐形成“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并重的配置结构。 文章认为，在获得明显转型成效的同时，资管产品发展仍然面临挑战：一是资管风险仍未完全消除，部分产品风险还需密切关注，其中，信托产品净值化程度不高，不少底层资产投向非标债权，转型压力较大，若投资风格比较激进，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外部冲击，兑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二是金融市场容量和深度有限——债券市场交易不够活跃，流动性不足，股票市场容量有待扩大，投资者结构有待完善，这些问题制约资管产品长远健康发展。 对于未来发展的方向与风险防控重点，文章提出，当前我国资管产品已从“抓防范、防风险”进入“促转型、归本源”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文章建议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保持合理适度的流动性，为资管产品转型提供稳健的宏观环境。二是在稳妥做好资管新规过渡期整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管措施。三是大力发展多层次健康的金融市场，为资管产品提供长期有效的资金来源和优质稳健的资产配置渠道。四是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使资管产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随着金融业态的扩展和跨行业、跨市场经营的扩张，以银行理财、资金信托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资管产品体量逐渐增大；2012年以后，券商资管、基金专户等证券业资管产品也加入快速增长的行列，逐渐形成了由银行理财、信托公司资管产品、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产品、保险资管产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和公募基金八大类产品组成的资管产品市场。 以资管新规为分界，我国资管产品经历了一个从野蛮生长到转型发展的过程。2020年9月末，金融机构资管产品资产合计89.2万亿元，接近金融业表内[1]总资产的三成，仅次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管产品实现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整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管风险仍未完全消除，部分产品风险仍需密切关注。 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提高资管产品监管的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资管产品规范发展提供条件。 我国资管产品风险隐患一度非常严重 2016年末，金融机构资管产品资产规模约达到89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约为同期我国金融业总资产增速的2倍。2017年，资管增速虽然比2016年有所放缓，但到年末规模继续扩张至94万亿。在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资管业务风险不断聚集，乱象丛生。 一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以银行理财为代表，存在事实上的刚性兑付，成为银行业除M2之外为社会提供流动性的渠道，表内资金投资资管产品对贷款也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影响对流动性和传统货币传导机制的判断。2016年银行理财增速最快的时期，如果将理财募集资金与M2相加衡量社会流动性，比同期M2的增速高4个百分点左右。从价格上看，也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水平，扭曲了资金价格。 二是利用资金池进行期限错配。资管产品普遍存在资金池运作，资产和负债两端期限错配比较严重，一旦难以募集到后续资金，又无法通过市场解决流动性问题，可能发生兑付风险，并通过嵌套产品链条向其他机构传导。 三是资管产品演化为银行表内资金的资金通道。为了绕道规避监管，以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保合作、银基合作等模式迅速发展通道业务，最终投资“非标”资产，这类业务与银行信贷本质近似，但不受严格的银行信贷监管，是最典型的“影子银行”业务。2016年末，银行通过拆借、回购等方式为资管产品提供流动资金同比增长32%；银行直接购买资管产品同比增长93%。券商资管、基金专户等产品中，超过60%为银行“通道”业务。 四是层层嵌套，杠杆叠加。2016年前后，资管产品之间嵌套的规模很大，层级复杂，甚至出现过嵌套层级超过七级的产品。同时，部分资管产品负债运作，借助信用债质押回购等方式在嵌套过程中循环放大杠杆。导致2015年股灾的场外配资的资金来源中，许多就是银行理财资金。理财资金本身无法直接进入股市，但可以通过对接伞形信托-私募基金-配资公司的嵌套路径，最终进入股市，路径上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加杠杆，一旦市场波动，影响将成倍放大。 五是底层信用资产质量堪忧。以信托产品为例，2015年-2016年，信托公司的延期兑付和违约事件频频发生。截至2016年末，信托风险项目共545个，比2014年末增加185个；涉及信托资产1175亿元，比2014年末增加394亿元。 资管产品转型的效果和特点 针对资管产品野蛮生长的乱象，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资管新规为核心，制定并推进落实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建立了覆盖银、证、保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统计，基本摸清资管产品底数。 统计数据显示：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金融机构资管产品平稳有序转型，来自住户和非金融企业的稳定资金来源持续增加，整体上看，风险明显收敛，服务实体经济的总量扩大、方式优化，逐渐形成“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并重的配置结构；分产品看，各类资管产品的运行特点和转型效果存在差异。 （一）总量上经历了从下降到稳定增长的过程，来源于住户和非金融企业的资金持续增加。 资管新规后，资管产品总体资产规模最初经历了一个逐渐收缩的阶段，2019年末比新规前（2017年末）减少约8万亿元。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资产规模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到9月末，金融机构存续资管产品共13.5万只，直接汇总的资管产品资产合计89.2万亿元，同比增长4.4%；比年初增加3.1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如果剔除资管产品相互之间的交易，增加更为明显，9月末资管剔除交叉后资产合计72.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年初增加4.5万亿元。从募集方看，9月末资管产品募集资金余额82.2万亿元，同比增长3.6%，比年初增加2.8万亿元。 从资金来源的构成看，资管规模的增长主要源于住户和非金融企业资金的增加。一是资管来源于住户的资金放量增长。9月末，来源于住户的资金余额为34.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8万亿元，占全部资金来源增量的九成。二是来源于非金融企业的资金也有所增长，9月末余额为7.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604亿元。 （二）主要风险指标明显改善，整体风险呈收敛状态。 一是净值型资管产品占比稳步上升。9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余额的64.2%，比年初提高8.7个百分点。 二是去通道进程加快，同业交叉持有明显下降。9月末，资管产品来源于同业的资金规模[2]为42.4万亿元，同比下降5.3%，比年初减少1.6万亿元；同业资金来源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为47.5%，比年初下降3.5个百分点。 三是杠杆率冲高后回落，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一季度，资管产品平均负债杠杆率（总资产/募集资金）短暂冲高，此后有所回落。到9月末，资管产品平均负债杠杆率为108.6%，与年初持平，其中，理财产品杠杆率比年初下降0.5个百分点。 四是非标债权资产持续减少。9月末，资管产品投资贷款、资产收益权和票据等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同比下降8.2%，占资管产品净资产的比重比年初下降2.1个百分点，规模和占净资产比重均已降至新低。 （三）服务实体经济的总量扩大、方式优化。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资管产品较过往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 一方面是总量扩大。9月末，资管产品底层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的资产余额合计39.4万亿元，同比增长6.3%，比年初增加2.3万亿元，同比多增2.4万亿元；占资管产品规模的44.2%，比年初提高1.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是资产结构改善。从资产类别看，非标资产不断减少，企业债券和股票等标准化资产占比不断提升。9月末，资管产品配置于非金融企业债券和股票资产余额合计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25.9%，比年初增加3.6万亿元；标准化资产占投向实体经济的比重比年初提高6.4个百分点。从行业上看，新增资金以投向基建行业[3]为主，投向房地产业资金持续减少。9月末，投向基建行业的资金余额为15.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3万亿元；投向房地产业的资金为4.1万亿元，比年初减少3920亿元。 （四）资管产品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非标资产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资管资金的主要运用渠道已经转向标准化资产和金融机构表内，分别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发挥作用。 直接融资方面，住户和企业通过资管产品投资金融市场上的标准化金融资产，促进了直接融资发展。对于客户，可以依靠资管机构专业的金融服务，获得市场投资收益。对于资管产品本身，是回归代客理财本源的表现，有利于提升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一是持有债券规模快速增加。9月末，资管产品持有的各类债券（不含票据）余额为27.6万亿元，同比增长19.9%，比年初增加3.8万亿元。资管持有公司类信用债规模市场占比在五成左右，其中，银行理财持有占比约为两成。二是加大对股票资产配置。9月末，资管产品持有的股票资产余额为5.9万亿元，同比增长50.2%，比年初增加1.6万亿元。资管持有的股票资产约占同期A股总市值的8%，占流通市值的10%。 间接融资方面，资管产品吸收住户和企业资金，并以金融债、同业存款和存单等形式配置到银行表内，通过表内资金运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间接融资。9月末，资管产品投向同业存款、存单和金融债的余额合计为23.3万亿元，同比增长19.9%，比年初增加2.2万亿元。回表资金最终通过表内信贷和债券投资等投向实体经济，9月末银行表内贷款同比增长12.8%，债券投资同比增长17.2%，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五）不同品种的资管产品运行特点和转型效果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一是公募基金规模快速攀升。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在所有资管产品中发展最为亮眼，9月末公募基金资产余额19.4万亿元，前三季度累计增长3.3万亿元，规模在八大类资管中已跃居第二，仅次于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传统投资领域是债券、股票等标准化资产，加上净值化程度高，信息披露比较充分透明，在八大类资管产品中转型压力最小。同时公募基金还拥有募集方面的优势，资金来源中四成以上为住户部门资金。今年大部分时间，股市、债市收益较好，一方面吸引公募基金加大投资，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净值的增长。 二是银行理财规模增长，净值化转型效果明显。9月末，银行理财资产余额为29.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万亿元；净值型产品占比为59.4%，比年初提高14.2个百分点，在全部资管产品中提高最为明显。但银行理财目前在有些时点上仍然是银行调节表内外流动性的方式，募集资金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三是保险资管持续增长，重点配置协议存款。保险资管总量不大，9月末为3.5万亿元，仅占全部资管的4%，但今年开始快速增长，下半年各月同比增速均超过30%，远高于资管产品整体的增长速度。保险资管新增的资金重点用于配置协议存款，前三季度配置的银行协议存款增量占保险资管全部资产增量的64%。 四是券商资管、基金专户和信托产品规模持续收缩。这三类产品通常位于资金链下游，随着去通道、去嵌套的推进，规模收缩比较明显。9月末，券商资管资产余额为9.8万亿元，比年初减少1.4万亿元；基金专户资产余额为9.2万亿元，比年初减少3294亿元；信托产品资产余额为18万亿元，比年初减少8878亿元。 当前资管产品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过两年多的治理，资管产品野蛮生长已经得到控制，在获得明显转型成效的同时，仍然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资管风险仍未完全消除，部分产品风险还需密切关注。从整体上看，资管产品各项风险持续收敛，特别是产品之间、产品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复杂嵌套明显减少，与新规前相比，风险的传染性得到控制，由个体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但部分产品风险还需密切关注，其中，信托产品净值化程度不高，不少底层资产投向非标债权，转型压力较大，若投资风格比较激进，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外部冲击，兑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二是金融市场容量和深度有限，制约资管产品长远健康发展。资管产品是债券和股票市场重要的参与者。从近两年资管产品转型的成效和长远目标来看，资管产品转型发展需要依托成熟健康的债券和股票市场，通过加大标准化金融资产的配置，实现净值化、控制非标、减少错配等目标，同时通过市场化手段消化和对冲金融风险。 但是，我国目前债券和股票市场存在容量和深度不足的问题。一是债券市场交易不够活跃，流动性不足，债券市场交易量、平均换手率等与成熟市场还有差距，活跃程度也有待提高。二是股票市场容量有待扩大，投资者结构有待完善。2019年末，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为59.3万亿元，而美国同期约为我国的5-6倍。当前我国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持有流通市值占比不到20%，而美国机构投资者持有市值占比超过90%。金融市场承载能力的不足，对资管产品按资管新规要求选择资金来源和开展资产配置都会形成制约，不利于资管产品长远健康发展。 未来发展的方向与风险防控重点 当前我国资管产品已从“抓防范、防风险”进入“促转型、归本源”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下一步，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巩固拓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果，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实现资管产品平稳有序转型和长远健康发展，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保持合理适度的流动性，为资管产品转型提供稳健的宏观环境。资管产品体量庞大，目前风险防范虽然已见成效，但要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定发展，仍依赖于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合理适度的流动性还可以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公众对资管产品的信心，进而维护资管产品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是在稳妥做好资管新规过渡期整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管措施。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资管新规的纲领性基础性作用，压缩监管套利空间；针对各类资管产品不同的专长和特点，提高各类产品监管的精细化程度；密切关注资管转型中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 三是大力发展多层次健康的金融市场，为资管产品提供长期有效的资金来源和优质稳健的资产配置渠道。金融市场是资管产品转型以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依托。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夯实信用基础，增强债券市场流动性；扩大股票市场容量，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加强长期资金供给，为资管产品发展提供多元资金支持和有效投资渠道。 四是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使资管产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在净值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资管产品风险定价能力，使净值真正反映风险和收益，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为提高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声誉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银保监会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法》共六章、三十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办法》的法律依据、适用对象、声誉风险和声誉事件定义、声誉风险管理原则，要求银行保险机构承担声誉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实施监管。二是明确了银行保险机构应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公司治理在声誉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规定了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声誉风险管理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和子公司的职责分工，要求构建组织健全、职责清晰的声誉风险治理架构和相互衔接、有效联动的运行机制。三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从事前评估、风险监测、分级研判、应对处置、信息报告、考核问责、评估总结七个环节，建立全流程声誉风险管理体系，形成声誉风险管理完整闭环。四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从风险排查、应急演练、联动机制、社会监督、声誉资本积累、内部审计、同业协作七方面做好声誉风险日常管理工作。五是明确了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责任、责任分工、监管措施、问责处罚、行业协作等，要求监管机构将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纳入法人监管体系，将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状况作为监管评级及市场准入的考虑因素，并可针对发现的问题依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持续强化监管，指导各银行保险机构做好《办法》的贯彻落实，切实防范声誉风险。
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已高位缓释，但仍有不少新的潜在风险点需要加以前瞻性防范。对垄断引发的新风险更要提高警惕，下好“先手棋”。 近期，部分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社区团购大战引发社会热议，此前亦有大量资本纷纷进入长租公寓领域。这既反映出资本扩张的无序，也折射了通过“烧钱”形成后期部分垄断可能带来诸多金融风险。 互联网巨头相较于细分市场的新进入者而言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可以后发制人，跨领域占据新市场。比如，互联网巨头具有数据和渠道的资源优势，相对传统模式而言，可以更快植入各类场景之中；往往在前期更愿意投入大量资本，对用户进行大额补贴，迅速占领市场份额。由于具有这类优势，这些巨头公司很容易产生跨领域的混业经营，不断挤占其他市场竞争者的份额，覆盖面越来越广，机构风险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外溢性。 可以预期的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已箭在弦上，后续相应监管措施料陆续出台。除了反垄断外，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金融科技发展、债市违约等风险也仍需关注。自疫情以来，实体经济杠杆率较快上行，存量风险处置出清过程减慢，需不断加快存量风险的处置；部分互联网巨头的新型金融活动需尽快纳入监管体系；要防范债市违约风险，有序化解当前的风险事件，不断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等。 总而言之，金融防风险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金融机构，最终都要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也应该转换思维，从“资本战”的不健康竞争方式中跳出来，转向通过技术、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来提升自己、赢得市场。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需不断引导各类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领域，促进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华泰期货2021衍生品市场年会期间，华泰期货总经理徐炜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全球市场波动剧烈，上市公司面临的风险加剧，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对冲风险的需求爆发性增长，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的数量大幅增长。 但企业运用衍生品管理风险的比重仍然较低。据徐炜中介绍，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国内实体企业中通过衍生品管理风险的比重还不高，而全球500强的基础原材料企业中，运用衍生品管理风险的企业比例高达95%以上。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已经形成了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需要风险管理的行业数量众多。”徐炜中介绍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国经济越来越展现出活力与韧性，国内期货衍生品市场必然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陈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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