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要点 随着科技发展，与之有关的公司已经成为投资者眼中“香饽饽”和各大银行争相服务与合作的对象。然而，在一些科技企业的初创时期，因为高风险、轻资产的原因，很难获得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尚且难以辨别，更勿论让经营信贷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来识别风险、提升综合收益。 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简称SVB）解决了这一系列难题。2011年，我国浦发银行(行情600000,诊股)和美国硅谷银行合资成立浦发硅谷银行，让硅谷银行的运营模式第一次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作为一颗新星，它在硅谷爆发出巨大能量的时刻顺势而为，从这片充满梦想的热土上冉冉升起。它规模不大，却在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惊人的50%以上。它成功的背后，是针对初创企业设计的一整套营销、产品、信审、风险控制体系，这一套体系凝结了硅谷银行20余年的专业化运营经验，即使实力最强劲的银行也难以复制。 今日的中国，科技行业正行驶在高速轨道上，就像20年前的硅谷，一边不断有新生的嫩芽茁壮成长，一边有着成熟的企业在刷新着世界科技企业的排行榜。如此广阔的市场环境，必将培养出细分领域领军者。 相信通过学习硅谷银行，凭借着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中国的商业银行也能在专业领域找到方向。这不但是为银行自己，通过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更是为了国家产业政策和中国的未来，在专业银行的培育下，我们还能诞生更多的冠军企业，让中国赢得21世纪的“未来竞赛”。 风险提示企业经营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感谢分析师吕剑宇对本文编写作出的贡献） 一、硅谷银行速览 今日的硅谷几乎就是美国科技行业的代名词。在早期，硅谷产业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扶持。1933年，《购买美国产品法案》（Buy American Act）规定，美国政府出于公共目的的采购必须首先考虑美国本土产品。二战之后，美国政府面向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的战略与军事、航天建设刺激了加州电子业的成长。早期，硅谷半导体产业35%~40%的营业额来自政府采购。60年代末，加州电子产品逐渐向民用过渡，政府采购比例才逐渐下降。 由于临近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高等学府，叠加当地的税收优惠、政府贷款担保等优惠政策，硅谷逐渐成为了知识与冒险家的热土。1972年，硅谷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KPCB公司成立，同年创立的红杉资本后来成为硅谷最有影响力的风投公司之一，先后投资过苹果（APPle）、谷歌（Google）、思科（Cisco）等著名企业。1980年，苹果电脑公司13亿美元的天量IPO不但创下了自1956年福特汽车以后的最大募集规模记录，更是一夜间创造了300个百万富翁。受此影响，更多的风险资本来到硅谷寻找下一个独角兽。在这一背景下，硅谷银行诞生了，并在之后的发展中成为多元化金融集团。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SVB Financial Group，以下简称“集团”或“公司”）是硅谷银行的控股集团。该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服务于新兴成长型市场和中间市场成长型公司的银行集团，专注于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高成长性行业，为市场中企业、个人与投资机构提供个性化的融资方案。 硅谷银行经营范围与传统商业银行无异，包括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另外，集团公司还负责为投资机构与初创企业牵线搭桥。集团其他分支机构，还提供包括投资咨询、产品经纪、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业务在内的金融服务。 截至目前，硅谷银行集团在美国加州硅谷和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各州均设有办事处。其中，在美国境内有29家网点，在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印度（班加罗尔）、以色列（赫兹利亚）、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也设立了经营分支。 1、集团构架 集团按照客户群体与融资手段将业务分为三大块，分别是全球商业银行（Global Commercial Bank，对公信贷/债务融资）、私人银行（SVB Private Bank）、股权资本（SVB Capital），除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硅谷银行外，旗下其他子公司还包括SVB资本公司、SVB资产管理公司、SVB财务顾问公司、SVB分析公司、SVB证券公司、SVB环球金融公司等。 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是集团的主体机构，为客户提供信贷、资金管理、贸易结算等传统商业银行服务。硅谷银行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客户主要集中于新兴科技领域，涵盖了高科技公司（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清洁能源行业）、私人股权/风险投资基金。除此之外，由于硅谷临近著名的高端葡萄酒产地加州纳帕谷（Napa Valley），硅谷银行还向葡萄酒庄园提供金融服务。 SVB资本公司（SVB Capital）是集团的风险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募集、管理各种风险股权/债券基金，集团通过SVB资本向各类风投机构或直接向企业注资，获取投资收益与管理费用。 SVB资产管理公司（SVB Asset Management）是客户现金管理机构，根据资本储备与现金需求，帮助公司客户规划经营周期内的资金投资方案，通过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等方式，提高客户存款以外的现金收益。 SVB财务顾问公司（SVB Wealth Advisor）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依托硅谷银行在创投圈内的人脉关系，为企业创始人等高净值客户提供投融资顾问服务。 SVB分析公司（SVB Analytic）是企业咨询部门，为内/外部部门与客户提供公司股权估值服务。 SVB证券公司（SVB Security）作为经纪业务子公司，为集团和客户开展货币基金、固定收益产品买卖业务。 SVB环球金融公司（SVB Global Financial）负责硅谷银行集团的部分海外业务，旗下包括欧洲、印度、以色列等地的咨询公司等。 2、集团业务模式 在初创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股权融资一直是主要的融资手段。对于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来说，投资初创企业风险极大，需要多点投资并依靠在个别企业中的成功退出、获取极高回报来弥补投资其他企业的损失。但是单一股权投资，对于企业创始人来说会过快地稀释股权，甚至造成对企业控制权的丧失；对于风险资本来说，容易造成单一企业风险敞口过大的问题。 因此，另一种融资方式——债权融资就有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对于公司创始人来说，在早期引入风险借贷（Venture Lending）资金，可以延长企业融资周期，避免创始人股权被稀释过快。债权融资不要求董事会席位，保证了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 对于风投资本来说，引入风险借贷资金可以减少孵化单个企业的投入，分散经营风险，拉长了的融资周期。同时，意味着高成长企业在下一轮融资中的估值更高，早期股权投资回报将更加丰厚。 对于银行来说，由于创业企业风险较高，它们更有意愿支付较高的贷款利息，同时搭配支付少量不立刻产生财务负担的权证，作为一种额外利息补偿。如果有银行可以有效地管控对初创企业的贷款风险，那么其贷款收益率将显著提升，权证还能带来额外收益。 另外，还可以通过贷款条约要求投资人与企业的存款留在银行内部，仅支付较低利息。这样，银行负债端与资产端都有了保证，获得更高的净息差。因此，债权融资对企业创始人、投资人、有能力的银行来说是一种“三赢”的商业模式。 然而，传统商业银行在初创企业债券融资中是长期缺位的。由于科技初创企业，特别是互联网、软件、生物医药等公司资产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占大头，企业很难以抵押固定资产的方式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足够的贷款，因此传统信贷模式不能满足企业债权融资需求。硅谷银行凭借在创投圈多年业务经验与知识储备，有效的解决了初创企业信贷风险过大，收费过高的问题，填补了商业银行在风险借贷领域的空白。 硅谷银行对初创企业信贷一般采取跟投的模式，即在企业获得风险资本股权投资以后，按照一定比例批准信贷额度。信贷可能需要风险资本等第三方担保，或者知识产权抵押等。最后，硅谷银行通过收取高于一般企业贷款的利息获取收益，同时可能获取一定比例的企业认股权证，以求在未来增厚收益。另外，硅谷银行还对风险资本公司提供信贷支持，在后者的项目需要资金投入但是流动性短缺的时候，提供过桥贷款支持。 硅谷银行除信贷业务之外，还利用在创投圈积累的客户资源，为初创公司和风投机构牵线搭桥。集团旗下SVB资本还通过加入私募股权/债券基金间接投资，或直接投资初创企业。SVB资产管理为公司客户管理现金；SVB财富顾问为企业创始人提供私人理财服务；SVB分析为公司和创投基金做股权估值。 即使在富国银行等大型银行进入风险借贷领域的今天，硅谷银行依然凭借着丰富的客户关系网络、低门槛的贷款要求和低廉的收费、全面的配套金融服务“三大法宝”，源源不断地获取初创企业客户，占据着美国风险借贷领域的半壁江山。 回顾硅谷银行集团的经营历史，我们将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1983-1993年：有科技特色，三条腿走路； （2）1993-2000年：危机之下，转型求生； （3）2001-2008年：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4）2009至今：回归本源，重拾信贷。 二、硅谷银行经营史 1、1983年至1993年： 有科技特色、三条腿走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硅谷逐渐成为美国创业者的乐园。这里的人们勇于冒险、无惧失败，资金和人才汇聚于此。同时，针对科技企业的金融需求日益上升，促使硅谷银行于1983年应运而生。 在创业与投资的浪潮中，硅谷银行的创始人们发现了市场机遇。尽管诸多创业公司急需资金使科技发明或商业创意从想象成为现实，但是传统商业银行很难探明新兴科技公司的发展前景，再加上早期可抵押的固定资产不多，创业公司很难从传统银行中获得贷款。市场上急需一家能理解科技公司发展逻辑的专业性商业银行，来帮助创业企业成长，填补市场的空白。 两位来自富国银行的银行家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 ）和比尔？比格斯塔夫（Bill Biggerstaff），与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梅德亚里斯（Robert Medearis）发现了这一蓝海，于1982年4月23日注册成立硅谷银行。1983年，银行在圣荷西开设了第一间办公室。 早期硅谷银行是一家具有科技型特色的商业银行，除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之外，还开创了科技企业信贷业务。通过特殊的股东背景与客户关系建设，硅谷银行逐渐拥有了品牌知名度。 1.1、硅谷银行早期营销 硅谷银行明白，想要在科技企业信贷中做出成绩，必须像一家风投公司一样行事，必须学习和依靠硅谷现有的风投公司丰富的客户资源与行业经验。为了加深与硅谷风投公司和科技企业的联系，在没有丰富营销预算的情况下，银行发起人在早期身体力行自我推销，用人脉资源打响了硅谷银行的品牌。 首先，通过招揽硅谷著名的企业家和活动人士参与投资入股硅谷银行，公司与硅谷主要企业建立了利益联系，后者成为银行最早的客户群体。有趣的是，硅谷银行发起人招揽投资人的过程，大多是在硅谷的扑克牌团体活动中完成的。最后团体内的每一个人都向硅谷银行投资至少一万美元，成为了硅谷银行创始人之一。 最终，硅谷银行从共计100位创始人手中集资500万美元，发起成立。在当时，没有哪个公司有如此之多的创始人。“100位创始人”这个特殊的数字，和扑克牌局的故事，从此在硅谷内被人津津乐道，无形中为硅谷银行做了广告。这一部分股东群体，也提供了硅谷银行最早的业务资源，让硅谷银行在成立之后迅速盈利。 其次，庞大的创始人群体为硅谷银行的信誉做了背书，通过推销股东团队，公司有效的挖掘了市场并获得了客户的信任。硅谷银行客户经理在向潜在客户推介时，必定会介绍自己庞大的创始人团队。一方面，股东的名誉提升了硅谷银行的品牌知名度，使银行更容易的获得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科技与创投圈内人员联系紧密，通过股东的牵线搭桥，客户经理可以第一时间与企业创始人建立了个人联系，有利地帮助银行开发了市场。 最后，硅谷银行营销上的成功，根本上与公司管理层的身体力行分不开。硅谷银行管理层和员工是一群非常刻苦而且对工作富有激情的人，他们随时随地的卖力营销，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个新型银行的不同之处。早在集资时期，银行发起人通过人脉建设和卖力游说，仅在45天内就完成了筹集500万资金的任务。而当时同样想做科技企业银行业务的竞争对手——内布拉斯加科技银行，完成资金募集则耗时9个月，完全失去了先发机会。 另外，在企业形象展示上，公司管理层还会亲自上阵。与一般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不同，在硅谷企业黄页上，管理层穿着工作洁净服，展现了公司的科技属性，让人耳目一新。最后，硅谷银行管理层从不错过任何一个结识风险资本的机会，在各各风投会议上都能看到他们演讲的身影，可以说哪里有风险资本，哪里就有硅谷银行。 1.2、硅谷银行早期经营模式 （1）业务构成 硅谷银行在早期的业务布局采取“三条腿走路”的模式。“三条腿”分别是科技银行、商业银行、房地产银行。科技银行是硅谷银行首先开创的业务领域，而后两者则属于传统银行业务范畴。 科技银行即是对科技企业的信贷业务。在早期，硅谷银行审批科技企业的贷款流程较为简单，除了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进行判断以外，着重审查企业的应收账款。如果一家科技企业对成熟企业有较为稳定的应收账款并且可以作为抵押，那么，它获得硅谷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今日世界互联网设备龙头思科公司，在早期即是硅谷银行科技银行的客户之一。 商业银行则是硅谷银行传统业务的统称。目标客户主要是硅谷、加州当地与银行规模匹配的成熟中小型企业，采用传统的信贷审批模式。另外，银行还经营个人存贷款业务，多元化负债、资产端配置。 房地产银行则是硅谷银行房地产相关业务的统称，包括发放房地开发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持有房地产相关抵押担保证券等。加州湾区与硅谷当地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需求，对于当地的银行来说，这一领域的业务利润可观而且容易做上规模。硅谷银行也参与其中，并且由于科技企业贷款需求普遍较少，房地产业务可以有效吸收存款，保证银行盈利能力。 到1991年，硅谷银行贷款中商业贷款（包括科技贷款和一般企业贷款）占比大约为2/3，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为1/4，其余为消费贷款等其他贷款。 （2）人员构成和企业文化 早期硅谷银行业务团队，和其管理层一样主要出身于富国银行，其余部分行业研究人员来自于各大学和风投、科研机构。由于硅谷银行不以社区银行业务为中心，个人客户服务岗位较少，相对的人员安排主要以企业客户经理为主。 企业文化上，硅谷银行和很多科技公司初创团队一样，强调个人奋斗，以结果导向。公司管理层每天7点开始工作，8点半召开公司大会，宣布昨日公司的存贷款成绩单。基层客户经理，每日在外奔波拓展企业客户，办公室内经常看不到什么员工。创始人Robert Medearis曾说：“硅谷银行员工的工作热情，比其他任何银行都要高出50%。” 在这种企业氛围下，硅谷银行以精简的人员编制取得了可观的利润。2014年，硅谷银行每个员工可以生产13万美元的净利润，同期每个花旗银行员工仅生产30000美元净利润。 1.3、阶段成绩 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硅谷银行迅速的发展壮大。在财务状况上，到1992年，公司股东权益较开业时增长10倍，总资产规模到达9.6亿美元。因为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为了便利股东权益转让，公司股份在1984年就登陆OTC市场（Over The Counter，场外交易市场）。可以说，硅谷银行在开业时就是一家公众公司。1987年，公司股份进入纳斯达克股权交易市场，并于1988年完成了IPO，募集资金600万美元，这次IPO为硅谷银行的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在实体经营规模上，公司于1986年合并了一家硅谷当地银行——国家城际银行（National InterCity Bancorp），扎实了自己的根基。截至1992年，公司在加州其他新兴科技园区共设立了6家网点，并在美国另一个创新中心——波士顿和邻州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也开设办公室，迈出了“深耕加州，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硅谷银行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在成立初期，硅谷当地大多数公司都带有“Silicon（硅）”，而“Silicon Valley（硅谷）”还不为人所知，硅谷银行的名字显得非常普通。幸运的是公司坚持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后来“硅谷银行”和“硅谷”这个科技名词一道逐渐被普通美国人知晓。1988年，当时苏联驻美大使还与硅谷银行高层探讨“如何在苏联复制硅谷模式”的方案，体现出硅谷银行在美国，甚至在全球科技界的知名度。 2、1993年至2000年： 危机之下，转型求生 90年代初加州的房地产危机，严重打击了硅谷银行早期“三条腿走路”的模式，压力之下银行向专业化转型，专注做细分市场下科技行业和特定产业客户群体的银行服务。 转型后的公司根据自身经验，完善了整个贷前、贷中、贷后流程，保证盈利能力的同时有效识别了小企业信用风险，成功打入初创企业信贷市场。 为了扩大细分领域下的客户数量并保持业务增长，在银行业地域监管放松的大背景下，硅谷银行跟随风投机构的脚步将营业网点开遍全国，让全美国的科技初创企业都成为自己的潜在客户。 2.1、房地产危机推动银行转型 由于过去几年硅谷银行存款上升速度较快，配置压力推动资金流向房地产银行业务，“三条腿走路”策略中，房地产成为了一条“大腿”，房地产贷款叠加持有证券中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抵押担保证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占比较大，整个硅谷银行资产端对房地产敞口超过4成。 1989年至1991年，加州房地产市场发生衰退，房地产相关贷款和证券违约率飙升。硅谷银行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房地产市场寒冬的打击，1992年银行贷款不良率高达10.1%并录得了开业以来的第一次年度亏损。讽刺的是，硅谷银行的亏损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高风险业务——科技银行造成的，反而是传统银行业争抢的香饽饽房地产业务。 硅谷银行股东将经营不善归咎于管理层，硅谷银行的发起人与CEO，Roger Smith黯然下台。在此之后，硅谷银行吸取危机中的教训，进行了全面的转型。首先，企业战略重点中房地产银行业务被取消，房地产贷款占比很快下降到10%以下。其次，银行全面转向专业化，将客户群体细分，重点服务硅谷银行具有优势的特定行业客户，其中既包括软件、生物医药等科技行业，也包括传统行业中的细分子行业，如1994年硅谷银行开始服务的葡萄酒产业。最后，公司完善了商业银行服务范围，开始提供外汇业务、保理业务等其他银行产品。 2.2、硅谷银行科技初创企业贷款流程 自创始之初，硅谷银行就将当地科技企业定位重要的客户群体。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手段，硅谷银行主要依靠企业应收账款抵押控制信用风险。然而，能够产生稳定应收账款的科技企业一般已经步入快速成长期，诸多手握知识产权但还没有开展生产的初创企业，仍然面临融资短缺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转型后的硅谷银行从贷前、贷中、贷后三个方面下手，“多管齐下”建立起了专门针对科技初创企业的贷款审批流程。这一套流程帮助硅谷银行有效识别贷款客户，降低了单个企业的信用风险，并成功的打进了其他银行不敢涉足的初创企业信贷市场。 在贷前，硅谷银行采取跟投的策略。企业只有在获得风投基金投资后，才可能获得一定比例的硅谷银行贷款，通常是风投投资金额的1/4左右。这样相当于提前利用风投基金的专业知识，筛选了一遍有发展前景的初创企业。 并且如果一家企业同时获得多家风投青睐，那么申请成功硅谷银行贷款的概率将大大升高。除此之外，硅谷银行还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员参与信贷审批，相较于一般银行大大提升了对于科技型企业的辨别能力。 在贷中，硅谷银行根据不同的初创企业特点要求不同的贷款条件。对于还没有收入的初创企业，公司要求企业用知识专利做定性而非定量的抵押，这样即使企业违约，通过出售专利给大企业也能弥补一定损失。对于已经开始生产的企业，公司还是注重应收账款等更保险的抵押方式。在这种抵押要求下，很多没有专利，仅做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公司则被排除在外。 另外，90年代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上市的股权退出模式已经较为成熟，为了增厚收益，贷款时硅谷银行会要求少量（通常不超过1%）的认股权证作为贷款附加条件。认股权证本身占总股本比例不大，且不会对企业产生利息负担，客户容易接受，但是长期来看，一旦企业上市，认股权证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 在贷后，硅谷银行会要求企业将资金账户开在本行内。通过对企业日常资金进出情况进行监控，银行可以从侧面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并及时对缺乏资金还贷的企业进行流动性预警和提前处置。另外，银行也和投资初创企业的投资机构紧密合作，间接了解企业的发展现状。最终，当企业获得下一轮第三方风险投资、或企业进入成熟期，与硅谷银行信贷模式不匹配时，硅谷银行顺利撤出投资。 2.3、硅谷银行的全国布局 硅谷银行的转型与专注，意味着需要放弃一些自身没有竞争优势、传统商业银行也能服务的普通客户。为了保证业务规模和客户群体数量持续增长，硅谷银行选择将自己的业务模式推向全国。而1994年出台的《里格尔尼尔州际银行业务和分支机构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Branching Efficiency-Act of 1994）允许银行业跨州经营，为硅谷银行的想法提供了法律可行性。 尽管在1995年之前硅谷银行已经在波士顿郊区开设了办公室，但是因受法律限制，州外的分支机构只能进行市场推广，不能处理银行业务，对其他城市的企业客户来说非常不便。1995年之后，银行在短短的6年的时间内在全美开设了20家分支机构，机构总数从7家上升到27家。到此为止，硅谷银行追赶着风投机构的步伐，完全覆盖了美国所有的创新型城市。在其后10多年时间里，美国境内的机构数量完全没有增长。 2.4、阶段成果 1993年至2001年，在新一代管理层的带领下，硅谷银行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银行资产从9.35亿美元上升至55亿美元，雇员从235人增加到超过1000人，而市值也从上市之初的6300万美元上升至2000年顶峰时的30多亿美元。公司CEO约翰？迪安（John Dean）也光环加身。他在1997年被《商业周刊》杂志评为“硅谷最具有影响力的25人”之一；2001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50位最杰出交易大师”之一。 从1993年以来，硅谷银行平均每年的股东回报率是17.5%，而同期美国商业银行的平均回报率是12.5%左右。在美国银行家公布的“全国100家中型银行公司名次表”中，硅谷银行凭借其回报率和每股收入的高增长率，在1998—2000年连续三年综合评估中夺冠。近10年出色的业绩使硅谷银行一跃成为美国科技市场中最有地位的银行。在2000—2001年进行IPO的科技与生命科学公司中，近1/3是硅谷银行的客户，美国一半以上的风投公司也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3、2001年至2008年： 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对硅谷银行科技企业信贷和权证两大收入来源均造成不小的打击。在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政策窗口下，硅谷银行开始涉及股权投资、投行、资管等非商业银行业务，拓展非息收入来源，变身综合化平台。同时银行吸取历史教训，进一步加强了整体风控建设，防范系统性危机。最后，在这一时期美国风投基金出海成为新的潮流，跟随客户的脚步硅谷银行也开始了国际化尝试。 3.1、做综合平台，扩大非息收入 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严重影响了硅谷银行的发展节奏。在股市的暴跌中很多风投基金血本无归，市场情绪非常低迷，科技企业的投资资金大幅减小，非常多企业上市融资的方案被无限期搁置。熊市中另外两家与硅谷银行同样开展科技企业金融的机构康迪科（Comdisco）和风险租赁（Venture Leasing）则遭遇了大幅度亏损，甚至到破产的边缘。 然而，硅谷银行凭借着出色严密的贷款审批流程，很好的防范了个体风险，在整个泡沫破灭期间依然保持盈利，贷款不良率甚至还有一定的下降。但是，由于业务机会的减少，银行贷款规模还是遭遇了一定幅度的缩水，熊市中权证变现不畅。以往依靠信贷息差和权证收入的盈利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优质信贷资产缺乏，硅谷银行没有重回进军房地产业的老路。幸运的是，“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还会打开一扇窗”。1999年的《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拉开了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大幕，银行着手开展科技企业信贷业务以外的其他金融服务，主要包括风险投资、投资银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等服务，今日硅谷银行的经营框架初现端倪。 集团通过直投与投资风险基金（Fund of Funds，FOF）两种方式参与风投业务。2000年，公司成立了硅谷银行战略投资者公司（SVB Strategic Investors，LLC.）作为FOF基金硅谷银行战略投资者基金（SVB Strategic Investors Fund）的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并在当年募集了1.35亿美元，投资了208家顶级风投基金。 另外，公司于当年成立了直投基金硅谷银行风投（Silicon Valley Banc Ventures），募集5600万美元并投资了60家科技企业。后来集团创立SVB股权投资（SVB Capital）并将风险投资业务统一归入其旗下。无论是对企业的投资还是对风投基金的投资，硅谷银行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企业上市后投资的成功获利退出，更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基金客户的联系，提振寒冬中美国创投业的信心，培育市场，“做大蛋糕”。 投资银行业务是硅谷银行集团科技企业收、并购咨询业务。2001年，公司以1亿美元收购了外部投资银行部门阿莱恩特合伙公司（Alliant Partners），并将投资银行业务作为与商业银行并驾齐驱的主营业务重点培养。可惜的是，公司的业务尝试并不成功，投行部门在经营期间持续亏损，最终于2007年年末被集团关停。 私人银行业务是集团的业务重要补充。2002年，公司成立伍德赛德资产管理公司（Woodside Asset ManagementInc.）作为私人咨询机构，为客户进行财富管理。在市场低迷时期，对高净值个人的贷款一度占到了贷款总额的10%，有效缓冲了公司对公贷款业务的下滑。此外，通过私人银行业务加强与风投经理人和企业管理层的交流，也是硅谷银行发展该项目的重要目的之一。 资产管理业务是缓解银行资产配置压力、增加非息收入的关键。2000年的股市泡沫让科技公司持有大量现金，泡沫破裂之后优质信贷资产缺乏，硅谷银行存贷比一度下降到40%以下。巨大的资产配置压力催生了硅谷银行表外资产管理业务，业务开展的第二年，管理资产即超过存款规模。到2007年，公司管理表外资产高达222亿美元，是公司存款规模的近5倍。资产管理规模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客户投资服务费等非息收入的提升。 3.2、硅谷银行风控模式 尽管严密的贷款流程可以较好的防范个体信用风险，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还是给硅谷银行“上了一课”——警示了系统性风险的严重性。特别是在银行业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系统性风险更易传染。为此，硅谷银行从风险隔离和组合投资两方面下手，加强了宏观层面的风险控制。 风险隔离就是硅谷银行股权投资（SVB Capital）与商业银行（SVB）业务资金隔离。股权业务资金一般从股市募集，部分来源于基金项目，严禁挪用商业银行资产，而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也不挪用创投基金资产。公司注册了前文提到的两家基金管理公司，以平行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不同业务条线资金的隔离。 组合投资就是公司资本的分散投资，包括4中组合形式。 行业组合。互联网/软件、硬件通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行业虽然统称为“新科技”，但行业之间差别迥异，在行业之间按照比例分散资金投放，可以最小化行业风险。 发展周期组合。由于创业公司越到后期体量与信贷金额越大，将信贷均匀分配给处于不同成长周期的公司，也是一种金额组合。 风险组合。大风险的股权投资与小风险的信贷投资相组合。 地域组合。利用银行全国化网点基础，在全美国范围多点投资，避免资金过于集中同一地域。 3.3、硅谷银行的国际化尝试 2004年开始，美国科技业投资仍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但是通过跨国技术传播，欧洲、中国、印度等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美国风投资金纷纷出海寻找机会，例如2005年9月，知名风投红杉资本就在中国落地。 秉承着“完全配合PE/VC客户，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的经营原则，跟随着风投基金的脚步，硅谷银行也开始进行国际化尝试。对于银行来说，国际化战略既是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点，又可以分散单一国家风险，一举两得。2004年，集团先后在英国、印度成立子公司。2005年集团在上海成立咨询公司，为本地和美国来华的风险基金提供服务。2008年，集团又在创新国度以色列成立咨询公司。 3.4、阶段成果 截至2008年，硅谷银行已经完全从互联网泡沫危机中恢复，总资产超过泡沫时期，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同时银行保持了较强的盈利水平，2007年公司股东回报率高达18.47%，而美国超过30亿美元资产的银行平均水平为8.24%。即使是08年金融危机之时，公司股东回报率依然高达11%。 硅谷银行在08年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不错的成绩，应当归功于自泡沫危机之后在多元化收入途径，风险防范上的成功改革。在非息收入上，银行抛弃了以往过于依赖权证的历史，在多个方向上发力，最终推动非息收入对利润的贡献回升到泡沫时期的水准，07年非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00年巅峰时期相同，均为36%。更重要的是，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银行的收入结构比以往更加健康了。 4、2009年至今： 回归本源，重拾信贷 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之后，硅谷银行回归信贷本源。一方面，资产规模的增长允许硅谷银行开始涉足大型企业信贷业务，实现了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拓展了大型客户群体并为传统信贷业务找到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严格的金融监管限制了集团参与股权投资业务，银行对风投基金等客户的联系从股权投资转向信贷支持，最终在美国新的一轮投资周期中完成了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 4.1、抓住成熟期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 曾经由于硅谷银行规模太小，不能满足大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当硅谷银行陪伴企业走过初创期与成长期后，只能忍痛割爱将成熟期企业的金融服务交由大型银行来做。 然而，经过20年的发展，硅谷银行也步入美国大中型银行的行列，逐渐能够满足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为了抓住成熟期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硅谷银行按照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对应制定了三种服务方案，分别是“SVB加速器”、“SVB增长”、“SVB企业金融”，覆盖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 “SVB加速器”为初创期高科技企业提供以下服务：一是派遣专门的服务代表与初创者在一起工作，理解并反馈企业独特的银行需求；二是为企业提供有竞争力创业定期贷款、“投贷结合”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构建一个在线的商业银行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家扩展网络，为创业者找到潜在投资者。 “SVB增长”包括以下金融产品和服务：一是提供灵活的贷款方案，包括夹层融资、中期担保融资、提供应收贷款额度等；二是构建全球资金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国际业务服务，提供离岸的账户、开展外汇交换和支付，简化交易过程；三是为客户定制投资方案；四是提供资产管理和证券服务。 “SVB企业金融”服务包括：长期贷款、贸易融资、各类应收贷款和流动资金信贷、资产管理和证券、金融咨询服务、全球现金管理、外汇交换等和集团服务。 通过推出全生命周期服务产品，硅谷银行在做好初创期、成长期企业服务之外，成功留住了大型科技企业客户，大额贷款占比明显增长。 4.2、政策压力下，对风投基金支持由股权转向信贷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号称史上最严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卡法案》（Dodd-Frank Act）与2010年签署通过，并于2012年7月开始生效 。其中法案第619条，又被称为沃克尔法则（Volcker Rule）规定银行持股集团投资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股权的比率不得超过集团总股本的3%。然而，据估计12年硅谷银行集团投资风险基金的资金占比超过7%。政策压力下，集团不得不大规模从风投基金撤资。 然而，与风投基金的紧密合作是集团的核心商业模式。为了继续与诸多机构保持紧密关系，集团对风投基金的支持由股权转向信贷。特别是在13年之后，美国科技投资市场显现出久违的火热，风投基金融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硅谷银行加大对风投基金的信贷投放，主要以过桥贷款的形式，为招款中的基金提供信贷额度和流动性支持。2015年，银行投向风险基金的贷款超过软件行业，使前者成为银行贷款组合中占比最大的行业，到2017年，对风险基金贷款占比接近整个商业贷款规模的50%。 4.3、今日成绩 硅谷银行作为美国唯一一家创投圈内的专业性银行，在新兴科技行业研究耕耘超过30余年，至今已经帮助过30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融资，与全世界600家风险投资机构，120家私募股权机构有直接业务往来。在初创企业信贷市场占有率超过50%，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按照资产排名，硅谷银行在美国银行中位列43位，在《福布斯》“2018美国百大银行排名”中凭借出色的盈利能力排在23位。 近些年硅谷银行集团的经营可圈可点，在金融危机之后集团的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总资产自2008以来增长了4倍，达到512亿美元；员工人数翻了一番，达到2400余人。2017年公司净利润是2008年的7倍，每股净收益是当年的4.3倍。 规模增长的同时，集团盈利水平还有所增强。在美国银行业净利差不断向下的大趋势下，得益于近几年科技行业的火热，公司资产盈利能力有所增强，营业比率略有降低。 与此同时，集团的风险控制能力十分出色。考虑到硅谷银行集团还重点参与传统商业银行认为十分具有风险的初创企业信贷业务，银行依然可以将贷款不良率指标控制在1%以下。 具体到资产负债端，银行负债端存款主要以企业客户的无息存款为主。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贷款企业与其风投机构股东需要将日常运营资金放入硅谷银行的的活期存款账户中便于监控（一直以来美国利率管制Q条例禁止银行为活期存款账户提供利息，直到11年被多德弗兰克法案取代。 但此时银行业利率水平已经接近0），帮助银行取得显著高于其他银行的净息差。近些年银行存款增长速度较快，存贷比略有降低，带给银行一定的资产配置压力。 在收入结构上，银行利息收入稳定增长，近些年更占据主要地位。相对的，非息收入根据市场环境波动较大，并且由于美国金融监管对股权投资业务采取限制，近两年非息收入略有萎缩。 三、启示：用风投机构的思维做科技银行 1、硅谷银行经营特点 回顾硅谷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总结出硅谷银行的盈利模式主要依靠“高息差+混业经营”，同时通过与风投基金的密切合作和严密的风控手段，有效的防范了信用与系统性风险。 在盈利模式上，银行集团在利息收入一方依靠“高息差”策略。在负债端，银行通过同时吸收风投企业与科技企业的存款，达到了即使资金在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间转移，也可以最大限度留存在银行内部的目的。同时贷款条件附加要求企业存款无息，大大压低了负债端成本。在资产端，通过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科技初创企业投放信贷，拉高了信贷资产收益率，最终实现“高息差”。 集团在非息收入一方依靠“混业经营”策略，除了通过参股风投基金，建立信息客户网络，方便开展企业分析咨询等业务外，还以投贷联动的方式直投、间接投资科技企业，或者持有认股权证，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帮助企业成长的同时，实现了股权退出时的高额回报。 在风控模式上，硅谷银行集团依据多年的经营经验，建立了完备的个体贷款审批程序和宏观风险防控机制。但无论是对个体风险还是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上，集团与风险基金机构的紧密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贷款流程中，风险投资机构不但是银行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更参与到贷前、贷中、贷后的管理流程之中，帮助银行识别企业经营风险，顺利回收资金。在宏观风控中，风险基金机构作为集团主要客户之一和重要的获客渠道，帮助集团完成投资风险搭配、行业集中度分散、地域分散等诸多任务。 2、对国内科技银行业务发展的启发 反观国内，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互联网/软件、硬件/半导体、新能源/环保、生物医药等诸多科技行业百花齐放，国内并不缺乏科技银行的市场空间。然而科技初创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因为是商业银行过去没有相关行业的知识储备，对企业的经营前景无法准确判断，从而导致的“不敢贷”问题。根据硅谷银行的经营特点，我们对国内想要做好科技银行业务的银行业同仁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加强与风险投资基金的合作。包括政府产业基金、“腾讯系”“阿里系”等互联网民企和国外知名风投基金等。风投机构是商业银行的“老师”，从风投机构中商业银行可以学习到各个行业的经营特点与投资知识，从而加强自身对贷款客户的判断；风投机构还是商业银行的“市场经理”，通过风投机构的引荐或跟投策略，商业银行可以更好的找到优质初创企业客户；风投机构也是商业银行的“客户”，在目前国内的监管框架下，银行可以与风投机构开展托管、现金管理、外币兑换等商业银行服务。 其次，建立初创企业专属的贷款审批流程。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有不同的现金流特点，高新技术各个子行业之间也有不同的发展侧重，银行应当根据不同周期、不同行业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贷款审批流程。如依据科技初创企业的特点，可以适当降低现金流在贷款审批中的参考地位，重点考虑知识产权的价值，结合应收账款判断企业行业地位等。不照搬照抄大型成熟企业的信贷模式，这样容易“错杀”有前景的初创企业。 再次，在把控个体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投贷联动提升银行投资收益。虽然目前国内监管政策要求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不得贷款给风投基金，不得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但2016年《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已经开始试点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 下阶段，在商业银行纷纷成立理财子公司，发力资产管理业务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即可以通过直投的方式参与股权投资，又可以充分发挥银行理财这一表外业务优势、有效实现投贷联动业务的落地。在业务执行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借鉴海外的盈利模式，通过认股权证等模式获取投贷联动中的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也应学习海外管理基金的先进模式，做到深挖行业、分散风险。 最后，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发挥综合平台价值。在信贷与股权投资之外，商业银行应紧紧围绕企业需求，开展表内外现金管理、企业战略咨询、管理层私人银行等其他金融服务，促进交叉销售，多元化收入途径。 四、大事记 1982年4月23日，硅谷银行注册成立。 1984年，银行股票在OTC开始交易。 1983年，银行发起人Bill Biggerstaff， Robert Medearis 和CEO Roger Smith在San Jose开设第一间办公室。 1986年，硅谷银行与National InterCity Bancorp合并。 1987年，银行股票开始在纳斯达克交易，代码SIVB。 1988年，银行完成IPO，募集资金600万美元。 1993年，John Dean成为公司总裁与CEO，公司向专业化转型。 1994年，银行成立高端葡萄酒事业部。 1999年，控股集团Silicon Valley Bancshares成立。 2000年，集团控股风险投资基金SVB Strategic Investors， LLC和Silicon ValleyBancVentures，LLC 2001年，John Dean成为集团董事长，Ken Wilcox成为集团总裁与CEO。同年公司收购投行部门Alliant.Inc 2002年，集团设立证券经纪公司SVB Securities，扩张私人银行部门。 2005年，集团名称从“Silicon Valley Bancshares”更改为“SVB Financial Group”。 2006年，SVB Analytics成立。 2010年，Greg Becker成为集团总裁，并于后一年成为集团CEO。 2012年，硅谷银行与浦发银行合资成立浦发硅谷银行，该银行与2015年取得人民币业务资格。 五、风险提示 企业经营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2020年7月3日《经济日报》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文章《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文章指出，金融机构多数具有外部性强、财务杠杆率高、信息不对称严重的特征。只有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使之形成有效自我约束，进而树立良好市场形象，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以下为全文：银行业和保险业公司治理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将强化公司治理作为转变体制机制的重要着力点，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是股权结构实现多元化。银行保险机构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境内外上市等多种途径，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形成由国有股东、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共同持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国有大型银行较早开始探索海内外上市，改变了单一型股权结构。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股权结构也逐步多元化。境外商业银行在我国设立41家外资法人银行和115家外国银行分行。保险公司民营资本占比达到49%，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占行业总数约27%。二是公司治理组织架构基本形成。普遍建立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三会一层”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初步形成。国有控股银行保险机构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并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内监督与企业内控结合等机制安排，确保党组织真正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三是公司治理运作机制趋向规范。通过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优化董事会结构、提高董事独立性和专业性等措施，董事会的地位和职能逐步得到强化。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履职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初步形成。推进收益与风险兼顾、长期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的绩效考核机制，加大风险合规类指标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引入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得到提升。四是经营发展模式不断优化。银行业基本树立资本约束的现代经营理念，经济资本、经济增加值和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在主要机构得到重视和应用，有力促进了资本配置、风险覆盖和激励考核机制的市场化和规范化。保险业实施以风险为导向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加快从重规模增长向重质量效率转型。五是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持续健全。绝大多数银行保险机构实行了全面风险管理策略，设立了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从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控制等方面，完善制度框架，实行统一管理。相互制约的前中后台“三道防线”运行模式初步建立，各类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和不断开放的趋势，尚不完全符合现代金融企业权利责任对等、激励约束相容、风险控制严格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些机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薄弱；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高管层职责定位存在偏差；监事会监督不到位；战略规划和绩效考核不科学。就中小银行和保险、信托公司而言，最突出的不良案例是大股东操控、内部控制，还有比较普遍的行政干预现象。要从多方面推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首先，要压实金融企业自身的主体责任。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银行保险机构要切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和完善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规则的现代企业制度。2016年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并发布公报，明确支持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和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只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参考借鉴良好实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优势，我们的现代公司治理实践一定能够走在世界前列。具体说来，就是要认真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结合公司治理指引已经明确的规范标准、治理框架和主要内容，持续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其次，管理部门要把公司治理作为基础性的监管要求。必须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推进公司治理监管工作。持续关注银行保险机构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一体化情况，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章党纪得到贯彻，现代企业制度落实落细。切实加强对银行保险机构尤其是中小机构公司治理的评估、指导与督促，定期评估公司治理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对存在的重大缺陷，特别是各种严重损害机构利益的现象，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强化股东行为监管，对通过隐瞒关联股东信息、股权代持等方式变相谋求银行保险机构控制权的，责令转让股权或者限制股东权利。进一步强化对“三会一层”履职评价和薪酬考核的监督检查，严肃追究不履职、不当履职和不当激励等行为责任。第三，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落到实处。除少数中央金融机构之外，绝大多数银行、保险和信托机构党的关系在地方。要针对党的领导虚化弱化情况，首先从政治上组织上强化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执行。从各机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团结各方，凝聚共识，推动落实“三会一层”决议。通过加强党的领导，使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保险机构真正成为守法合规的模范、服务客户的模范、落实民主管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模范。对于民营资本占主体或外资控股的银行保险机构，也要根据情况建立健全党组织，积极探索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方式，共同推动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第四，依法清理规范金融企业股权关系。金融管理部门要配合各级地方政府，认真做好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要做到坚守“三条底线”：一是“长期稳定”底线。依法保护产权，在保持股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持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大股东减持、增资扩股、扩大开放等方式，引进注重机构长远发展、资本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战略性股东。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必然进行许多兼并重组，但社会资本占主体的格局不会改变。二是“透明诚信”底线。严格规范股权管理，严格审查股东资质，有效识别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提高股权透明度。三是“公平合理”底线。切实加强股东行为约束，进一步规范股权质押、股份转让等行为，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严格约束控股股东行为，防止控股股东不当干预机构经营，侵犯中小股东利益。按照依法合规、分类处置、稳妥推进的原则，有序处置存量不合规股权。第五，充分发挥市场、中介机构和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作用。金融市场的各方主体、中介机构和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促进公司治理的重要力量，要着力构建发挥其监督作用的机制措施。一是加强对客户、员工、交易对手、上下游供应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尊重利益相关者权利，建立救济机制，鼓励员工参与公司治理，保障知情权，支持投诉举报，保障债权人利益。二是鼓励各类基金、理财、证券机构主动关注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状况，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公司，更积极主动地指导、帮助、督促金融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在遵守商业原则的同时履行更多社会责任。三是完善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特别是进一步细化对大规模投资者披露利益冲突的要求，规范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内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推动股本的市场价格真实反映公司治理状况。四是强化公众对银行保险机构的监督，建立长效机制，督促其主动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持续改进银行保险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现代化的银行保险机构而言，完善公司治理永远在路上。加强董事会建设。明确董事会职责定位，确保董事会在战略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董事会必须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独立承担公司经营决策的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加强董事履职能力建设。改进董事遴选机制，进一步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强化董事履职评价、考核和问责，提升董事的专业性和独立性。重点关注独立董事履职情况，多渠道选聘独立董事，引导独立董事真正发挥作用。建立健全各专门委员会，确保各专门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供独立、专业意见。执行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切实履行审慎义务和忠诚义务，公平对待所有股东，特别要关注和尊重小股东的诉求，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利益。做实监事会功能。优化监事会结构，增加外部监事占比，明确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确保监事会依法独立行使监督职责。推动监事会履职，深入开展财务、内控和履职尽职监督。定期对机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借助内外审计力量开展监督检查，建立监事与独立董事定期沟通机制，强化信息共享，建立健全监督成果核查、移交和整改机制，强化监督成果应用。规范高管层履职。切实加强高管层履职约束，完善高管层向董事会、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信息报告制度，严格落实岗位交流、履职问责等各项制度。确保高管层在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下开展经营管理活动，严防内部人控制。正确处理好内部治理机构关系，合理优化董事会对高管层经营授权，切实缩短经营决策链条，提高经营决策效率。严格限制董事会不当干预高管层经营管理活动。推进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持续提升高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改进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战略定位，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形势、风险承受能力和自身比较优势等因素，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明确市场定位，突出差异化和特色化。加强发展战略管理，董事会监事会要定期对发展战略进行评估与审议，管理层要在发展战略框架下制定年度经营计划。坚持改革创新，密切关注国内外金融形势变化和科技进步趋势，开展前瞻性研究规划。与此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克服短视、激进行为，保持发展战略的相对稳定性。优化激励约束机制。按照收益与风险兼顾、长期与短期并重、精神与物质兼备的原则，不断完善业绩考核机制，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目标实现。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市场变化及自身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等因素，完善考评指标体系，淡化规模指标，突出质量、风险、合规指标。对于可能产生重大风险的岗位、对稳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员，应实施薪酬延期支付制度。要加强对高管相关信息的披露，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外部监督机制。积极探索多种激励方式，对高管人员和基层员工，都要更加重视精神鼓励方式的探索和创新。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按照“了解客户、理解市场、全员参与、抓住关键”的原则，构建垂直独立的内控风险架构，形成上下联动的矩阵式风险防控网络，实现成长、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覆盖各种重要风险的控制指标体系，切实提升对全面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能力。坚持审慎的会计准则，动态调整资产风险分类，对风险分类存在争议的按“就低原则”处理，并按照最严的标准足额提取拨备。强化风险合规意识，树立合规经营理念，大力培育风险为本、合规优先的企业文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企业和职工广泛的权利和义务，能够更好地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金融机构要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助力打好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树立强烈的企业公民意识，增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感。在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高度重视公共关系管理，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治理机制的任务十分艰巨，意义重大而深远。金融系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提升企业公司治理的科学性、稳健性和有效性，为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财政贴息贷款、银担合作多手段推进 探索专项债补充银行资本金新途径 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金融协同发力促实体融资的政策实招频频打出。探索专项债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结合助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以及强化银担合作、发挥政府风险补偿的积极作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各个层面进行联动，改善市场主体的融资环境，促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财政和金融协同发力促“六稳”“六保”，大有可为。要强化资金监管力度，确保相关资金规范使用，真正发挥政策优势。 在中央层面，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与财政贴息政策相结合，以保证重点企业融资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央行数据显示，截至5月30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政策直接为防疫保供企业提供贷款，已经向7400家企业发放了2800亿元，在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是1.25%。7月1日，财政部下发通知，下达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优惠贷款贴息资金预算，要求各省市财政部门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尽快直接向企业拨付贴息资金。 “保市场主体、为企业纾困的过程中，流动性的增加起到了为实体经济输送养料的作用。财政金融政策举措配合、加强合作，围绕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统筹推进工作，能够改善市场主体的融资环境，保障市场主体资金链稳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 财政金融政策融合发力也施展出“新打法”。7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但受疫情影响和自身资产规模限制，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和金融服务能力有限。借助市场规则，地方政府专项债将社会闲置资金集中起来，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提高其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体现了财政助金融更好发挥市场活血的抗疫功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财税学系主任毛捷表示。 在地方层面，金融和财政政策也频频打出组合拳协同发力，尤其是强化银担合作，发挥政府风险补偿的作用。7月1日，上海发布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18条新举措，强调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包括设立首期120亿元纾困专项贷款。对专项贷款中需担保增信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保尽保，给予全覆盖支持。贷款本金的风险责任，原则上银行承担比例不低于15%，市融资担保基金承担比例不高于85%，专项贷款担保代偿率可以达到5%。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最近也出台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加强地方政策协同发挥“几家抬”政策合力，健全财政奖补、风险分担、融资增信、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体制机制，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小微企业在资金可获得性方面不如大企业，多数需要抵押担保等增信手段，而发挥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担保的作用，本身就是一种增信手段，可以助推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资金。”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表示。 记者在宁夏调研了解到，为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工业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宁夏设立10亿元的专项工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按照1∶10撬动银行信贷资金定向支持工业企业。 截至今年5月底，累计向247户企业提供贷款238.3亿元。合作银行对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30%，对于超出基准利率20%部分由财政给予贴息，目前已落实贴息637万元。粗略测算，综合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4000余万元。 “目前，合作银行已涵盖国有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等15家银行。一旦发生风险，政府按30%的比例进行承担。”宁夏工信厅创业和融资服务处副处长丁晓表示，为更好发挥风险补偿金的激励增信作用，同时有效控制代偿风险，风险补偿金设置为激励资金和风险代偿两个账户，依据银行贷款发放情况，按季度动态调整两个账户内资金，将风险补偿金的代偿风险隔离。通过严格分析补偿金备案程序，截至目前，宁夏没有发生一笔代偿补偿。 业内人士表示，财政和金融协同发力促“六稳”“六保”，尤为关键。毛捷表示，对于市场经济而言，金融是血液，血液流动通畅是市场主体保持自身免疫力所必不可少的，而财政是疫苗，财政支持有助于市场主体更好地克服困难和抵抗风险。既要“打疫苗”，发挥财政的风险兜底作用，也要“多锻炼”，发挥金融的市场活血功效。 李旭红也表示，更好发挥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同作用，要强化资金监管力度，全面掌握、动态跟踪资金使用方向，确保相关资金规范使用，真正发挥政策优势，助力疫情防控及经济发展，并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及金融风险。另外，疫情背景下，财政金融组合举措涉及政府部门、市场实体、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影响较为广泛深远。相关责任的压实与问责机制的优化是释放政策红利、恢复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在接受《财新》访问，谈到中概股问题时说，做企业总归要有一个盈利模式，靠着烧钱、讲故事、炒题材，没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长期亏损，不适合上市。他话音刚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最大黄金首饰制造商之一的湖北武汉金凰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凰珠宝，KGJI.US）就爆出大雷，刷新了易主席的认知。金凰珠宝向多家信托公司质押了大量黄金进行融资，然而在信托公司送检准备处置时，发现送检的竟然是包金的铜块。据悉，目前未到期融资额约160亿元，对应质押黄金83.03吨。1据公开资料显示，金凰珠宝2002年8月成立，2007年10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2010年8月18日在纳斯达克上市。从2015年起，金凰珠宝以“黄金质押+保单增信”的模式进行融资，提供Au999.9足金的质押物，在信托机构融资。目前的资金提供方包括多家信托公司和一家股份制银行，以及湖北中经贸易、湖北融资租赁、湖北永泰小贷等机构。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金凰珠宝的多个信托计划出现逾期，按合同约定，出资的信托机构有权处置变卖被抵押的黄金。在处置黄金之前，必须经过法院检测环节。以为黄金在手、一点都不慌的这些出资机构没想到的是，一检测却爆出了大雷，送检的是假黄金。今年2月，东莞信托随机抽取了金凰珠宝质押黄金中的一根1公斤重量的金条送去检测。结果显示，金条表面镀金，但内部成分却是铜合金，并非Au999.9足金。可能当时正值疫情暴发，东莞信托并没有声张，也许是想自己悄悄地全身而退，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此后，针对坊间四起的传闻，金凰珠宝董事长贾志宏义正辞言矢口否认黄金是假的，只说是“早年收购的老人民银行金子成色不是很好”云云。即使面对《财新》记者的质问，贾老板也理直气壮：“如果黄金有假，东莞信托为什么不报案？都过去五六个月了。如果有假，赶紧报警抓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个逻辑。”“哪里有假？保险公司都开了保单的。”到了今年5月，民生信托有一个6亿元的信托计划还有一个月到期。按要求，民生信托要对融资方金凰珠宝所质押的黄金开箱检测。据《财新》披露，开箱结果出来前一晚，贾志宏“强烈希望叫停检测”，被明确拒绝后，贾志宏发了条短信，大意是感谢多年来金融机构对金凰珠宝这家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帮助。短信的最后两个字是“别了”。这两个字把所有与其有融资和借款往来的信托、银行、保险机构吓得魂飞魄散。“我一看这俩字，就知道那抵押的金子百分之百是假的，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民生信托一高管对《财新》讲述了当时的心情。纸里再也包不住火，金凰珠宝颇具黑色幽默的假黄金案终于败露。283.03吨什么概念？2019年中国黄金的官方储备为1958吨，年消费量1000吨，年生产量380吨。而中国黄金产量最大的公司——紫金矿业黄金年产量约为40吨。金凰珠宝质押的黄金居然是紫金矿业年生产量的2倍。稍动点脑筋想想，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惊天的局。事发后，一位业内人士质疑说：金凰珠宝采购黄金的唯一渠道是上海黄金交易所，银行保险柜中质押的黄金都有上金所的发票，且发票水单和金条编号一一对应。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金凰珠宝作为上金所会员，完全可以直接把自己的黄金托管在上金所账户内抵押融资，而用不着自找麻烦用“实物质押+保单增信”的非标手段融资。信托融资的资金成本要比上海黄金交易所高出一倍，200亿的融资，一年的资金成本要多出近10个亿，不是贾志宏的脑子坏了，就是放款给他的信托机构脑子坏了。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这些信托、银行类机构怎么就不多问个为什么，就把200亿奉上了呢？其实，以假黄金行骗早已不是孤案，2015年陕西潼关19家金融机构被骗子用假黄金骗了190亿，骗子的手段就是“一路用钱砸”，从上往下砸，从下往上砸，一路都用钱摆平。案发后，当地金融机构“大塌方”，抓了一大批人。金凰珠宝事件爆发后，不知会有多少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事情引爆后，已有人提出了几个问题：信托机构在贷前入库时对黄金是如何检验的？主要经办人、审批人等一条线上的人，会不会像上次陕西黄金骗案一样，被钱砸晕，从而默许或者对真铜锭假黄金入库睁只眼闭只眼？内外勾结，还引入保险公司增信，有没有核心主导者策划联手做局？3随着事态日益公开化，人们发现，2020年以来，金凰珠宝作为被执行人案件已达22次，累计执行标的额达102.57亿元，其中有多个标的被重复执行。最大的一笔执行标的达16.36亿元，董事长贾志宏持有的金凰系相关公司股权也已被冻结。金凰珠宝的实际控制人贾志宏并不满足于纳斯达克市场。2018年在三环集团改制方案中，贾志宏以69.98亿元的价格，拿下三环集团及旗下上市公司襄阳轴承（000678）的控制权，以此实现回A的心愿。数据显示，从2015年开始，金凰珠宝的资产负债率就直线上升。从2014年的17.17%上升到了2015年的43.43%，到并购发生的2018年，资产负债率已高达76.35%。贾志宏质押融来的钱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用于收购、而收购结果不达预期、进而无法偿还到期融资？目前卷入金凰珠宝案件的至少有四家信托机构。最近一段时间，信托业颇不平静。老牌上市公司安信信托随着监管部门介入调查，逾百亿信托产品兑付逾期、项目踩雷、业绩跳水等问题浮出水面。四川信托也爆出大面积项目踩雷和产品兑付逾期。负责危机处置和投资者沟通的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信托市场“黑天鹅”频飞，是行业野蛮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宿命。在什么资产都能通过信托手段来实现证券化、通道化的那几年，信托行业门槛不断降低，风控日渐粗放，相当一部分底层资产失真，无法穿透，“臭鱼烂虾都打包在内”，这些有毒的高风险通道类产品，项目现金流和收益都不满足信贷市场的授信要求，但是通过涂脂抹粉的包装，居然可以通过信托和银行理财来实现“通道融资”。在货币宽松和大面积资产荒的年代，由于流动性极度充裕，钱多人傻的中小法人银行打着“做大资管、做大通道、做大表外、做大投行”的四大战略，盲目开展委外业务，把卖理财产品融来的体系内外资金高进高出“配”表外资产，看上去表内加表外的资产规模“肚子”鼓得很大，“一肚子气”。大量资金在非实体部门空转，一些传统信贷无法逾越的项目通过绕道信托或者其他通道，轻松获得资金，尤其以民企类、市政项目和房地产项目为最。其最大的诱惑在于，双方都敢开高价。前几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信托融资，资金成本都在15%左右。当一个行业所投项目大部分没有现金流覆盖，而是通过不断再融资实现现金流时，最终就演变为一场庞氏融资，风险不言而喻。当规模足够大、分散的个体风险累积到市场所不能承受的极限时，必然出现“安信”和“川信”这样的“末日轮事件”。4金凰珠宝事件有待更深入的调查和有效信息的披露。但其中的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和行业野蛮发展中暴露的诸多问题，注定是具有教科书意义的。特别是对于跨市场风险的监管和隔离来说，“金凰事件”是一张严峻的考卷。在金融体系中，跨市场风险一直存在。美国人说金融体系就像是水泵房内的动力学结构图，而不是会计手中简单的资产负债表。它就像到处都是水管、锅炉和储水罐的复杂迷宫，液压阀、水管装置和辅助泵无所不在，并彼此精巧地相互连接。金融体系不同板块之间的风险联动机制，已经带给我们很多教训。信托类非银金融不仅为存量资金提供中介融通，还能创造信贷、高能货币和购买力，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管道型系统中，每个市场主体都是互为关联的转轴、齿轮和水泵房中错综复杂的管线。当前，金融市场整体脆弱性加大，从去年的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到锦州银行事件，再到今年多家信托机构的集体沦陷，暴露了一部分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严重缺失和短板。每一波风险都不是孤立的事件，每一次新的挑战都会引起链式的连锁反应。一个环节出事可能就会火烧连营，迅速传导到相关市场，并互相强化共振。正如一个复杂的高杠杆交易型系统一旦出问题，其严重性不是用程度来衡量，而是用级别来衡量的。所以，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信托等非银领域，针对个体风险要有总体预案，及时做好风险处置和隔离，防止风险的“链式传导”引发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崩塌，防止恐慌和风险共振的病毒性发酵式传导，危及整个系统安全。
内容摘要 核心观点 流动性是驱动下半年大类资产走势的核心，大类资产“顺水行舟”的核心是对“水”的判断，M2显著大于GDP+CPI时，会形成M2冗余，必将反映在资产价格中，在房住不炒的大逻辑下，资金很难像过去大量流入地产，股债之间，由于利率较低，资金较难进入债券，所以流动性最有可能体现在股市上涨，大类资产我们最看好股票。我们认为今年3月以来A股形成结构性慢牛，调整看四季度货币政策是否收紧。 股票：核心逻辑在扩信用，三季度保持相对乐观，四季度关注流动性边际变化 股票市场走势的核心逻辑在于扩信用，M2冗余和“房住不炒”的背景下过剩资金大概率流入股市，预计三季度随着扩信用延续，股市有望继续慢牛行情，但四季度需关注基本面预期反映充分、流动性边际收紧的可能性对股市带来的冲击。同时我们提示股市需关注的国内外风险，国内风险在于经济增速没有回到合理区间的两个次生风险：失业压力再次升温及企业资金链断裂带来的信用收缩风险；国际风险主要在于中美博弈加剧，目前看两个风险总体可控。 债券：7、8月可能存在交易性机会，四季度关注流动性拐点 债市下半年走势仍核心取决于央行流动性调控，7、8月失业率可能面临阶段性上行压力，货币政策大概率有宽松操作，此时无风险利率可能形成一个W型的底部，出现阶段性交易性机会，如何才能出现这个W型的第二个底部？我们认为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市场不再担心债市供给；第二，市场博弈的货币政策工具的释放，即货币政策宽松操作如降准降息的落地。四季度是短端流动性变化最重要的观察期，若流动性确认拐点，可确认无风险利率上行的中期趋势，从配置价值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8%至3.2%之间具备了一定的配置价值。 地产能否跑赢股债？概率不大 今年房地产调控整体基调仍是“房住不炒”，即使流动性冗余，政策严控下房价大幅上涨概率不大，总体将保持平稳。在“一城一策”的背景下，一二线城市因不能依赖转移支付，只能加大土地供应，购房需求在压抑三年左右有一定释放，形成总体价格的均衡，个别人口净流入、土地供给有限城市有房价上涨压力，中期看，我们仍然认为棚改货币化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推动已过，未来更为看好一二线城市地产保值属性。 大宗商品将有一定修复行情，但预计涨幅不大 随着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速的触底回升，大宗商品仍将有一定的修复行情，但涨幅比较有限。目前最主要的不确定性来自美国与印度基建计划的实际落地情况，但两者均面临国内政治因素及资金的掣肘，预计难以带动全球经济强势复苏，意味着商品年内较难出现大的机会。原油主要受经济修复和减产进度影响，预计下半年将继续震荡修复，黄金下半年处于长周期上涨中的消化期，阶段性的不确定性会推升金价。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进度超预期，使得央行流动性收紧节奏提前，监管政策加码， 扰动大类资产表现。 目 / 录 正 文 流动性是驱动下半年大类资产走势的核心，大类资产“顺水行舟”的核心是对“水”的判断。今年M2增速将显著大于GDP+CPI，会形成M2冗余，必将反映在资产价格中，在房住不炒的大逻辑下，资金很难像过去大量流入地产，股债之间，由于利率较低，资金较难进入债券，所以流动性最有可能体现在股市上涨，大类资产我们最看好股票。我们认为今年3月以来A股形成结构性慢牛，股市的调整主要关注四季度货币政策是否收紧。股票和债券面临的中期调整风险因素均为货币政策收紧，如果三、四季度经济回到合理区间，保就业和稳增长重要性逐渐弱化，货币政策将出现边际转向，提示关注三季度末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表述及DR007走势。大宗商品在全球经济反弹趋势中将走出一定修复行情，但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国与印度的基建落地情况仍存阻力，难以给商品带来大的投资机会。 股票：核心逻辑在扩信用，三季度保持相对乐观，四季度关注流动性边际变化 股市核心逻辑在扩信用 股票市场走势的核心逻辑在于扩信用，M2冗余和“房住不炒”的背景下过剩资金大概率流入股市，预计三季度随着扩信用延续，股市有望继续慢牛行情，但四季度需关注基本面预期反映充分、流动性边际收紧的可能性对股市带来的冲击。 当前阶段，保就业和稳增长仍是央行首要目标，货币政策维持稳健略宽松，而宽货币+宽信用的货币政策将更加向宽信用倾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我们预计央行将继续通过推高M2和社融增速，实现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作用，预测今年信贷增速13%，社融增速13%，M2增速12%，均明显高于去年末水平，同时也显著高于今年名义GDP增速。M2冗余、货币环境宽裕叠加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趋严，过剩的流动性要么反映在物价中，要么反映在资产价格中，年内物价大概率持续走低，流动性将更多地反映在资产价格中，而“房住不炒”总基调下，资金很难像过去大量流入地产，股债之间，由于利率较低，资金较难进入债券，所以流动性最有可能体现在股市上涨。我国疫情拐点及经济恢复均领先全球其他经济体，使得我国股票市场更具吸引力，今年以来北上资金保持累计净流入，银行理财和保险固收+策略会增加权益配置，散户通过购买公募基金或直接入市等，预计下半年将继续提供增量资金。其中，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港股03988）业理财市场报告》数据显示， 2019年6月末非保本理财产品资产中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为9.25%，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随着监管政策的引导以及理财产品完成净值化转型，以固收类资产配置为主的“保底保收益”运营模式将逐渐向更为市场化的模式转变，推动权益类资产配置规模进一步提升。股票和基金占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比重近两年波动上行，已经自2018年末的低点11.7%提高至2020年5月的13.3%。 股票和债券市场面临的共同的中期调整风险就是货币政策的收紧，我们在未来央行流动性调控“由松到紧”三段论中强调，需关注四季度流动性边际收紧的拐点。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轮转来看，如果三、四季度经济回到合理区间，保就业和稳增长重要性逐渐弱化，货币政策将出现边际转向。提示关注三季度末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表述及DR007走势，若三季度末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政策表述中去掉“六保”或“六稳”等措辞，重新强调结构调整、强化监管等措辞，则意味着政策大基调的转向，货币政策将遵循整体政策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切换。其次，若DR007持续高于央行7天逆回购政策利率，也是确认央行收紧流动性的重要信号。 股市需关注国内外风险：国内经济未回到合理区间的次生风险、中美摩擦升温 但我们提示股市最需关注的两项风险，国内风险在于经济增速没有回到合理区间的两个次生风险：失业压力再次升温及企业资金链断裂带来的信用收缩风险。尽管经济在修复，但是对于微观企业主体而言，工资和房租等成本是刚性的，当订单在修复中获得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就可能面临倒闭。我们初步测算，若下半年经济回归到6%附近的合理区间，调查失业率中枢有望回落至5.7%附近，若下半年GDP增速仍在3%以下，调查失业率将保持在6%的高位，失业压力将持续存在。同时，民营、小微企业在疫情中首当其冲，其资金链较为脆弱，融资渠道却相对受限，容易出现信用风险。一旦下半年经济未恢复至合理区间，失业压力和信用风险可能对市场风险情绪构成较大冲击。 但疫情发生以来，央行已先后出台多项针对性举措保证中小民营企业稳定资金来源及稳健经营，6月1日出台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对今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和利息采取延期安排，最长至2021年3月31日；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央行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保障中小企业现金流，虽然总规模不大，但维稳的信号意义重大。我们预计未来中小企业大规模信用事件出现的概率比较小，同时也有助于稳定就业，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以上两项国内风险。 国际风险主要在于中美博弈加剧。5月以来，随着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后半场、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中美摩擦升温。下半年需关注特朗普为大选增加对华制裁以转移国内矛盾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中美博弈主要体现在非金融和金融两个领域，非金融领域主要包括政治、贸易、科技等维度。政治领域涉及美国对华战略及干预我国内政，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会递交了《美国对华战略报告》，报告指出美国为应对中国的挑战，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了“以竞争迫使中国合作，达到美国要求”的对华竞争方针。贸易领域，当前中美贸易正在履行第一阶段协议，受疫情冲击，贸易谈判进程受阻，未来需关注随着经济回暖，特朗普再次激化贸易争端的可能性。科技领域，5 月15 日，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公司出台出口管制新规，升级了海外企业对华为的出口限制政策。5月22日，美国商务部将33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主要针对的是我国新兴技术行业，集中在通信、半导体、安防、人工智能等行业，反映了中美摩擦向科技领域持续蔓延。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我国股市已经逐渐适应了中美双方博弈的长期性及短期摩擦的节奏，对于中美关系W型走势预期已较为充分，后续贸易、科技领域的摩擦升级对我国股市或只有短期冲击，不会影响市场中期趋势。 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的摩擦对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据路透社5月12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以让其停止投资中国相关的股票，可能涉及的资金规模约45亿美元。随后FRTIB宣布，将无限期推迟对某些中国公司的投资计划。5月20日，美国参议院批准《外国公司担责法案》，禁止任何未能连续3年通过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审计的外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未来美国与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摩擦可能涉及到对我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限制养老金投资中国市场、对我国金融机构加大制裁、限制我国机构使用美元结算系统、限制我国企业在美融资上市等手段，金融制裁一旦实施，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会更大。但另一方面看，金融领域的冲突往往是两败俱伤，对美股的冲击也将比较大，且考虑到我国大概率也会进行对等反制，特朗普在总统竞选前激化大规模金融摩擦的概率不大，此项风险总体可控。 债券：7、8月可能存在交易性机会，四季度关注流动性拐点 无风险收益率7、8月可能出现W型走势第二底部，四季度随流动性变化转为谨慎 受政府债券发行量大增、经济基本面数据确定性反弹及央行收紧短端流动性、银保监会监管强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5月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调整，6月23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2.9%，收于2.91%，相比4月29日的本轮低点2.48%调整幅度达43BP。 债市下半年走势仍核心取决于央行流动性调控，依据我们提出的未来央行流动性调控“由松到紧”三段论，7、8月失业率可能面临阶段性上行压力，货币政策大概率有宽松操作，此时无风险利率可能形成一个W型的底部，出现阶段性交易性机会。 如何才能形成无风险利率W型的第二个底部？我们认为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市场不再担心债市供给；第二，市场博弈的货币政策工具的释放，即货币政策宽松操作如降准降息的落地。 随着特别国债逐渐发行，第一个条件逐渐兑现。今年抗疫特别国债总规模1万亿，将全部采用市场化方式发行，目前已分期发行，随着后续额度发行安排的陆续落地，发行方式和发行节奏的确认将使市场对债市供给的担忧减弱，供需角度对无风险利率的压制将有缓解。 对于第二个条件，虽然4月短端流动性宽松很可能是全年最宽松的点，但我国失业率7、8月份上行压力的加大及中美博弈等外部不确定性升温可能触发央行货币宽松。截至5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9%，距离全年目标值6%仍较为接近，从历史调查失业率季节性波动来看，7月大学生毕业季将使失业率上行+0.2至+0.3个百分点，今年超800万高校毕业生将进入劳动力市场，调查失业率存在二次冲高风险，就业为今年最重要的政策底线，保就业压力可能触发央行降息降准。另外，近期美国将疫情责任不断推向中国，升级对华为制裁等做法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博弈和摩擦将是持续且多领域的，随着特朗普大选支持率降低，中美摩擦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升温，外部环境也可能触发货币宽松。 若以上两项逻辑兑现，我们认为无风险利率将进入W型走势的向下区间，而直到我们可以确认流动性的确定性收紧，才能判断其上行的中期趋势。正如上文所述，我们认为四季度是短端流动性变化最重要的观察期，提示关注三季度末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表述及DR007走势。进一步，明年一季度经济和就业矛盾均会缓解，保就业和稳增长目标的重要性将有弱化，此时货币政策不需要等到通胀压力或资本流出压力出现，就会提前采取前瞻性手段，确定性收紧流动性，主要目的是去债市杠杆，保证一旦出现通胀，货币政策可以顺利收紧，一旦经济大幅走高叠加流动性收紧，无风险利率将进入中期上行通道。虽然今年2月初银保监会答记者问中表示“按照资管新规要求，稳妥有序完成存量资管业务规范整改工作，对到2020年底确实难以完成处置的，允许适当延长过渡期”，资管新规今年存在因为疫情推迟过渡期的可能性，但如果经济回到合理区间，未来可能继续推进，并也会对债券市场形成不确定因素。从配置价值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8%至3.2%之间具备了一定的配置价值。 政策加码保障企业资金来源，信用利差或有收窄 5月以来在流动性边际收紧的情况下，信用债收益率与无风险利率同步上行，截至6月24日，1年、3年、5年和10年期AA级中债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分别为3.19%、3.74%、4.38%及4.82%，分别较4月底数值调整幅度为82、71、69和11BP，历史时期除个别时间段信用违约事件集中爆发使得两者背离外，信用债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率走势基本都是趋同的。但上述企业债与国债信用利差却有收窄，截至6月24日，信用利差相比4月底分别回落19、29、11和21BP，我们认为主要体现的是资金直达实体、经济基本面修复带来的企业信用风险压力的缓解。预计下半年，政策强化金融系统让利实体经济、持续加码保障中小微企业融资来源的情况下，未来信用利差有望继续收窄。 地产能否跑赢股债？概率不大 今年房地产调控整体基调仍是“房住不炒”，即使流动性冗余，政策严控下资金很难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价大幅上涨概率不大，总体将保持平稳。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因城施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即使在当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体现出本轮地产调控的政策定力，年内地产政策大规模放开的概率不大。疫情严控期过后，房地产市场出现一定销量回补，在部分城市边际放松地产政策的带动下，房价环比有所上行，但监管政策持续跟进，6月24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整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违规开展房地产业务，严防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在这样的监管环境下，资金难以大量进入地产市场。 在“一城一策”的背景下，一二线城市因不能依赖转移支付，只能加大土地供应，今年以来，一线城市土地成交总价同比增速迅速上行，4月成交总价648亿元，同比增长208%，5月成交总价964亿元，同比增长196%，而购房需求在压抑三年左右有一定释放，形成总体价格的均衡，2020年以来，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的环比、同比表现均好于二、三线城市。我们认为个别人口净流入、土地供给有限的城市有房价上涨压力，中期看，我们仍然认为棚改货币化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推动已过，未来更为看好一二线城市地产保值属性。 大宗商品将有一定修复行情，但预计涨幅不大 为什么年内商品没有大的机会？ 我们预计随着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速的触底回升，大宗商品仍将有一定的修复行情，但涨幅比较有限。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于二季度见底下半年逐步修复的趋势基本确认，支撑商品价格曲折上行。另外，我们预计全球避险情绪回落、叠加欧美经济基本面差距收窄，美元指数将自今年上半年的高位进入缓慢下行通道，这将对大宗商品构成利好。 为什么商品没有大的机会？我们认为最主要的不确定性来自美国与印度基建计划的实际落地情况，目前两者均存在较大阻力，难以带动全球经济强势复苏，意味着商品年内较难有大的涨幅。 受政治和资金双重阻碍，美国基建计划推行不易。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1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宣布一项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主要用于修复道路和桥梁、5G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宽带接入。此外，美国众议院民主党6月18日公布了一项1.5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要求大幅增加资金用于修复道路和桥梁，同时扩大农村地区的宽带接入。基建计划有利于创造就业以缓解新冠疫情带来的失业压力，同时美国基础设施确实存在老化现象，但政治博弈和资金来源对美国基建计划实行构成双重限制。 基建计划曾多次受阻，国会能否通过此次基建计划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特朗普早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就提出要推行总额1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发行“基建债券”，然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基建计划却屡屡未能通过国会，今年4月1日，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提振经济，特朗普政府又提出2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与控制众议院民主党达成一致，但依然被控制参议院的共和党以“基础设施建设与疫情无关”为由拒绝。民主党5月提交的政府投入3万亿美元、主要以基建方式刺激经济的议案，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表示，目前并没有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紧迫性”，该方案遭到共和党的反对。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各州环保核查的限制。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各机构就新项目获得公众反馈并将任何新的联邦或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相关的潜在环境危害都考虑在内，而根据美国《清洁水法案》第401条规则，美国各州和地方当局可以在审查联邦政府批准的项目时行使“拒绝权”，即州政府只要认定该项目及相关建设活动对当地水质产生任何潜在负面影响，都可以拒绝签发批准证，这极大地限制了特朗普政府推行基建计划的可行性。对此，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打破《清洁水法案》对基建的限制，去年4月特朗普发布“简化能源项目审查”行政命令，而近日美国环保署宣布，将对《清洁水法案》进行部分重修，重修内容就包括第401条规则的行使权力，强制规定各州必须在一年内完成最终审批，同时仅需考察项目是否对当地水质带来直接影响，而无需考虑气候变化等方面影响。即使该法案修订，各州审批也需要较长时间。 印度基建计划激进，但实际推行难度同样较大。2019年9月，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对外宣布基础设施建设的5年计划，表示将投入100万亿卢比（约9.75万亿人民币），启动多项大型项目建设工程，以此带动印度产业变革和促进经济发展。今年1月27日，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国家公路管理局（NHAI）和财政部宣布了基建项目投标结果和开展进度，9家建筑商中标并需要在2020年完成10000公里的新建公路。然而截至5月31日，NHAI官网公告显示9家建筑商完成的新建公路不到1000公里，不足计划的1/10。 印度国内矛盾除了种姓制度根深蒂固、政府主导权弱、土地征用拆迁阻力大以外，资金是最大掣肘。印度基建能否顺利落地，关键在于资金安排，缺少资金将是基建实施的重要限制。印度财政部2019年7月披露，为支持基建计划，在现有的预算内资金安排、债务融资安排的基础上，新引入三种融资方式支持基建，其一、印度央行牵头通过信用增进方式为项目融资助力；其二，通过长期债券计划，借助金融市场重点支持基建发展；其三，从制度上突破，鼓励外资进入印度基建领域。新增的三项融资措施本质上是由于财政预算内资金有限，希望增加社会资本（包括外资）对基建的投入力度，我们认为此举较难实现，基建项目长、收益率低、不确定性高等特点决定了民间资本参与热情低，更不必说外资。遵循日本、中国的发展历程，政府部门将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后，私营部门才会有较高的投资热情如增加设备、厂房等投资，结合人口红利才能实现出口+制造业的发展路径。因此我们认为，印度基建计划完成的不确定性较高，年内较难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原油主要受经济修复和减产进度影响，预计将震荡修复 从需求端看，下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自底部反弹，推升原油需求，从供给端看，“OPEC+”初步达成原油减产协议，有利于压缩供给，在此前的减产协议中，5-6月减产规模为每日970万桶，7月至年底减产规模降至每日770万桶。在此基础上，6月6日，OPEC与非OPEC产油国再次达成减产协议，同意将目前日均970万桶的原油减产规模延长至7月底，并且原油减产执行率未达100%国家承诺7-9月补偿。总体看，预计油价在美元指数回落及供需关系友好的情况下，下半年将是震荡修复的行情。但是疫情的反复仍是需求侧不确定因素，目前主要发展中国家疫情形势仍未得到有效防控，将是压制油价无法大幅上行的拖累因素。 下半年黄金处于长周期上涨中的消化期，阶段性的不确定性会推升金价 6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创疫情爆发以来最大单日增幅，市场对疫情二次爆发以及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的担忧升温，避险情绪加重，叠加美元指数自5月中旬以来的波动下行，短期黄金价格上涨。我们认为下半年黄金处于长周期上涨中的消化期，阶段性的不确定性会推升金价，如中美摩擦升温、美国大选、全球地缘政治事件的不确定性可能在短期提振黄金走势。我们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看多的判断，未来7-10年美元大概率进入下行通道，我们坚定看好黄金长期投资价值。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进度超预期，使得央行流动性收紧节奏提前，监管政策加码，扰动大类资产表现。
近期，美联储动作不断，不仅放松沃尔克监管规则，还披露了单个公司债券交易规模。财信证券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29日在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预期，下半年美联储仍将保持宽松政策立场，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缩减的可能性并不大。 上周，美联储投票通过了修改沃尔克规则，将允许银行增加对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另外，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取消了银行在与其关联机构交易衍生品时必须持有保证金的要求。修改后的规则将于10月1日生效。 伍超明解读称，美联储放松沃尔克规则，原因有二：一是美国疫情二次爆发风险凸显，美国多州宣布暂停或推迟经济重启，同时美联储连续两周缩表，流动性宽松预期被打破，美股回调风险增加，美联储此时放松沃尔克规则，将为市场提高增量资金，为美股等“补血”，避免金融市场再次动荡。另外，他认为不排除有美国大选因素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促成沃尔克规则修改，放松对资本、金融的监管，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华尔街的支持，另一方面希望规则修改能够助力美股反弹，以赢得更多的支持率。 放松沃尔克规则是否会加剧金融风险？伍超明认为，适当放松沃尔克规则，短期有利于增加市场流动性，推动经济复苏步伐。但长期看，放松沃尔克规则会增加银行表外套利和投机行为，使银行脱离本源业务，造成信贷资金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资金形成挤占，不利于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削弱经济长期增长动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美联储下半年政策，伍超明预期，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严重，下半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但不会持续加大宽松力度，因为美联储本轮扩表规模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且美国经济已经重启，货币加大宽松力度的必要性在减弱。但如果疫情出现大幅反弹，不排除美联储打破常规，再度开启直升飞机撒钱模式。 近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持续缩小。伍超明认为，这表明美元流动性供给已有所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已大幅收紧。因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缩小，有一部分原因是外国政府对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需求下滑，这并不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内的流动性。 伍超明认为，未来美联储继续大幅缩表的概率不大，因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旧疲弱，不支持货币大幅收紧。 美联储近期披露了购买单个公司债券计划的首次交易情况。数据显示，美联储购买了4.28亿美元单个公司债券，投资对象包括沃尔玛、AT&T、可口可乐。 “对于公司而言，美联储直接购买公司债券，可以直接有效地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缓解其资金链断裂风险。但美联储购债只能暂时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将债务违约风险后移。如果经济恢复持续慢于预期，企业生产经营迟迟无法恢复正常，新增加的债务也就是新增加的风险，届时市场将面临更大的债务违约压力。”伍超明说。
6月30日，中国银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于北京召开，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主持大会。 股东会上，刘连舸等人先后宣读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等14项议案。 会上，汇金公司就中国银行全年经营情况展望情况进行提问。中国银行行长王江回应称，中国银行围绕“六稳”“六保”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持续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1-5月该行境内人民币贷款新增6227亿元，同比多增2180亿元。新增贷款主要投向民营企业、普惠金融和制造业等领域。 同时，中国银行积极开展地方债投资，1-5月地方债投资新增2177亿元，同比多增632亿元。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债券融资，前五个月承销债券超过7253亿元，居于市场前列。 在小微企业信贷支持方面，截至今年5月末，中国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超过30%，阶段性完成了监管要求。今年以来，中国银行将确保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不低于40%。 稳定就业方面，中国银行主动扩大招聘岗位规模，全行招聘计划增加至1.1万人。 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银行共有员工30.94万人，较上年年末的31.01万人净减少735人。中国银行在年报中表示，为响应国家“稳就业”号召，保持每年1万余人的招聘规模，加大复合背景人才、科技人才招聘力度，连续12年位居“中国大学生金融业最佳雇主”榜首。 Choice金融终端显示，通过“（支付给员工薪酬+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员工人数”计算，中国银行2018年、2019年员工人均年薪分别为27.58万元和29.33万元，2019年员工薪酬在六大行中排名第三。 王江表示，今年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中国银行今年面临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深入增长的压力较大。目前市场利率呈现下行态势，低利率、负利率的环境对中国银行的收入和净息差负面的影响比较大。 年初以来，中国银行LPR一年期利率累计下降了30个基点，五年期以上LPR利率下降了15个基点，预计减少全年净利息收入38亿元。 国际市场美元市场利率年初以来大幅下行超过160个基点，相应减少中行净利息收入83亿元。“我们测算未来美元利率每下降10基点，我行净利息收入将减少7亿元。”王江称。 在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方面，王江表示，中国银行积极落实贷款利率下行，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减少收费等政策，积极向实体经济让利。 “今年面对复杂的外部形势，我们的净息差将收窄，净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承压已经是不争的现实”，王江表示。 资产质量方面压力也增大，受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影响，个人贷款银行卡逾期金额增长较快，企业违约风险上升，拨备计提将有所增加，对盈利产生一定影响。 全面风险管控压力上升，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较大，主权债务风险、市场主体违约风险上升，各类风险交织叠加、相互传染可能性增大。 针对复杂的外部形势，下一阶段，中国银行将积极担当国有大行的责任，与国内市场主体同舟共济，迎接风险挑战，坚持在服务实体经济中防范化解风险，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加大不良资产核销处置力度，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实现1481.06亿元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1%；实现525.8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17%。 从收入结构看，中国银行一季度实现利息净收入961.66亿元，同比增7.59%；净息差1.80%，同比下降0.02个百分点；非利息收入为519.40亿元，同比增0.56%，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79.17亿元，同比增长2.05%。 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的资产减值损为325.51亿元，同比增19.08%。不良贷款总额为1906.57亿元，不良贷款率1.39%，比上年末上升0.0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184.72%，比上年末上升1.8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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