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深圳，人们总会想到一个名字——腾讯。短短20来年，腾讯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公司变身为深圳的一张闪耀名片。 自1998年创立以来，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的滋养下，腾讯“小马奔腾”，至今已升腾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巨头，并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企业，犹如“万马奔腾”。 “腾讯速度”的背后，是一代新深商“创新、敢闯、务实、开放”精神的缩影。 提及深圳，人们总会想到一个名字——腾讯。短短20来年，腾讯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公司变身为深圳的一张闪耀名片。 腾讯所立足的这片热土，深圳，也在短短40年中，从一个边陲渔村蝶变为全球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第一次感受如此惊奇的速度，是在他13岁那年。1984年，马化腾随父母由海南搬家到深圳，就住在创下“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附近，每次路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牌，深深触动他的心灵。 自1998年创立以来，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的滋养下，腾讯“小马奔腾”，至今已升腾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巨头，并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企业，犹如“万马奔腾”。 潮起：时代催生的互联网“深商” 上世纪的尾巴上，腾讯在马化腾的母校深圳大学附近悄然成立。没有人会知道，这家不起眼的小网络公司在未来会急速成长为一家互联网的巨头企业。 “腾讯速度”的背后，是一代新深商“创新、敢闯、务实、开放”精神的缩影。 “对时间、效率非常看重，而且可以在公开场合谈金钱，在那个时间来说是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化腾仍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震撼，在谈及深商精神时他也以此作为案例。 在《腾讯传》中，大行业和大时代被认为是羞涩文静的马化腾成为企业家的原因之一。而与众多受益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公司不同，马化腾创立的腾讯还站在了互联网发展的潮头。 深圳是中国第一批接入互联网的城市，马化腾读大四时的第一份实习、独立开发项目的第一桶金，甚至结识到的第一批创业伙伴，也都与互联网相关。 “应该说腾讯诞生于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是非常幸运的。”腾讯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马化腾携团队初创腾讯时，深圳特区正处于向高科技产业转型的窗口期。 正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让当时所有人内心创业的烈火、发展的烈火、改革的烈火都燃起来了，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汇聚到了深圳，身处特区建设第一线的他们，日后也成为了一代新“深商”代表。 风来：技术创新与资本加持做“乘法” 姿态放得低，心却在“野望”。 你可能不知道，马化腾与资本市场的密切关联可以追溯至他的第一份实习。他独立开发出产品，实现第一桶金，也与资本市场高度相关——一款非常实用的“股票分析软件”。 22岁那年，马化腾读大四，在深圳黎明电脑网络有限公司实习。他学以致用，开发出了一套股票分析软件，当时很超前地利用了独特的图形化设计。后来，一家公司以5万元的“天价”竞得了该软件，放在当年，这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3年的薪水。 2000年，是马化腾创业最窘迫的时候，几位创始人被迫增资减薪，公司甚至一度要四处求卖。 这时，深圳创新的资本生态成为腾讯活下来的最重要因素。那些最早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如IDG、盈科等，在腾讯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输血作用。2004年，腾讯在港交所上市。 在腾讯的成长历程中，深圳有一大批企业创新求变，大胆尝新。这为腾讯等类型的企业提供了“源头活水”，也得益于它们的理解和包容，为日后互联网行业各种超前产品和项目提供了生存空间。 举例而言，2000年，万科等深圳知名企业就成为BQQ的首批试用者，QQ在企业服务上的探索由此开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万科这些“吃螃蟹”的公司，这些创新创意很可能走不出实验室。 “深圳是一座创新永无止境、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忆及这些创业细节，腾讯内部人士坦言，每到一个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企业与个人都能第一时间动起来，通过产业升级、人才牵引、创业带动，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特区精神下，实现“腾笼换鸟”和新旧动能转换，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硬件之都”和比肩硅谷的“科创之都”，这些都让腾讯深受启发。 借势：容错与狼性 创造性地去破坏并重构 一位深圳的资深学者在接受记者调研时表示：“深圳是一个从富翁变为负翁不用担心被笑话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2004年上市前夕，腾讯正处于一场被动的战略调整期。当时，腾讯接近七成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业务，而后者在腾讯上市的前一天发布了清理整顿的“通知”。 2005年，马化腾提出了“在线生活”的新战略主张，并重塑了组织架构。接下来的15年间，无论是“连接”“互联网+”“数字经济”“产业互联网”，马化腾总能第一时间抓住互联网的下一个热点，在他的带领下，腾讯的市值屡创新高，如今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 有腾讯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腾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往往在公司内部提供一些冗余度，容忍失败，鼓励内部竞争和试错。由于相对包容和多元的企业文化，使得不少中途加入的人才也能够带着创始人的心态在公司里成长起来。可以说，深圳这种“宽容失败”的氛围，给了腾讯更多内部创新的底气。 “从PC互联网转向移动互联网的快速转型中，腾讯有多个团队同时开发新的即时通讯工具，最后成功跑出了微信。良好的内部竞争氛围，是公司保证自身组织活力的关键点，更是在时代与行业变革大潮中把握机遇的重要着力点。” 腾讯内部人士揭秘称：“每一次变革，对于我们自身而言都是一次自我颠覆。腾讯想的是，与其被别人颠覆还不如自己做，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颠覆自己。现在我们再来看，QQ与微信之间，也实现了很好的互补与协同发展。与此同时，微众银行、区块链电子发票、微信乘车码等重要业务创新在深圳的开展，无不与深圳开放的金融科技行业氛围、敢于先行先试的特区精神息息相关，腾讯获益于此。” 人们可能会问，互联网公司每个人都看重创新，但为什么产品经理出身的马化腾，每次都能踩到点儿上？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对马化腾的评价，或许能让你找到答案。“马化腾对于用户的保护像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一样。约他吃个饭几天不回微信，如果和他说哪个产品出了Bug，10秒钟就回你，永远把对于用户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张磊说，马化腾对于公司的策略可能一直在演变，但他做中国最好的互联网公司的精神却从没变过。 2017年，马化腾在《致合作伙伴的公开信》中呼吁行业从零和博弈的“窄平台”向共赢共生的“宽平台”转变，从而形成一个“数字生态共同体”。2018年，20岁的腾讯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全面转型“产业互联网”，以备战下一个20年。 破浪：抓住大湾区建设的战略机遇 随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深圳正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深圳标准”“深圳设计”“深圳品牌”不断升级。 腾讯的全球总部位于深圳南山，得益于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腾讯才能不断蜕变、发展壮大。腾讯方面表示，在腾讯创业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都给予了公司很多支持和帮助。除了营商环境好，在创新氛围打造方面，深圳南山同样表现出众。在吸引全球科创人才方面，深圳市7个诺奖实验室中，南山区占了5个。政府平台搭得好，扶持资金与政策给的到位，企业招才引智就有保障。 腾讯也受益于深圳开放的人才政策氛围，公司多媒体实验室、量子实验室、AI Lab等多个前沿科技实验室的负责人，很多都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公司都是通过全球引智的方式招徕贤才，共谋深圳创新发展。 “企业对于良好营商环境的依赖，有如生命对空气、阳光和水的渴求。相信未来深圳市和南山区的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腾讯相关人士表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快涌动，为众多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和人才红利。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曾连续多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相关建议。比如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门户作用，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到大湾区设立总部，比如组建湾区开发银行，研究设立“湾区大学”，研究制订“湾区英才计划”等。 展望未来，在资金、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依托金融科技手段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优势，助力粤港澳地区证件电子化与人员往来便利化，在银行证券开户、交通出行等场景实现证件互通互认，推动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也成为腾讯的努力方向。 如今，众多出身于腾讯的创业者，也在腾讯的生态半径中，找到了自己的“南极圈”。当年的财付通产品总监肖文杰创办的乐信已在纳斯达克上市，原腾讯AI平台部负责人吴悦创办了企业级智能AI独角兽追一科技。而早期团队创始人、高级副总裁曾李青、吴宵光、陈一丹等更成为天使投资人，投资了小鹏汽车、每日优鲜等新兴独角兽公司。 马化腾喜爱天文，他的目标正是星辰大海。在他看来，相比40年前，机会比成绩更多。
“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 南岭，1955年1月生，湖北浠水县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岭是深圳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曾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职。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期间，南岭参与过深圳市多项重大规划、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推进。卸任政府职务后，南岭仍心系深圳改革发展，笔耕不辍，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圳未来转型方向等议题，为深圳探索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建言献策。 当过深圳市体改办主任，担任过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从高校讲台走出来的南岭，身上始终带着谠论侃侃的赤诚之心和思深忧远的学者之气。 与改革开放偕行四十余载，如今，卸下公职的南岭又重回研究的角度，出任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总结深圳经验、审视深圳现状、建言深圳未来，初心未泯。 透过南岭平时办公的窗户向外望，深圳河缓缓流过，对岸就是香港的一方风土。 “我很喜欢在这里看窗外的景致。”南岭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自己平时喜欢拿起手机拍拍窗景，时见河岸春生绿，时闻芦苇晚风起，深圳河两岸的变化，仿佛都寓于这一方“画框”之中。 “不过，当年的深圳河可没有眼前的平静。”南岭笑着说，现在看深圳的发展成就，可谓举世瞩目。 四十春秋，时移势迁，沧海桑田。“闭塞渔村”变“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圳奇迹”如何写就？透过南岭深情凝望的眼神，我们看到根植深圳基因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生发播撒，立足开放新格局的“双区叠加”驱动发展正在加速推动，顺应创新发展潮涌的数字化经济大浪滚滚而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上下齐心的改革突破口 “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南岭开门见山地说。 深圳经济特区持续快速增长40年，由农业经济区一跃进入中国城市经济第一方阵，其基本共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而这一特色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当下的改革又有怎样的价值呢？ 南岭认为，站在今天进行回顾和总结，意义深远。 197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深刻改变了深圳的历史命运。 此前被视作阶级斗争产物的“逃港事件”，得到了重新审视。深港两地经济水平落差是主要矛盾，这促使广东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民间经贸交往由此萌动，大量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急切回到故土，建设家乡。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一年后，“出口特区”正式改称“经济特区”，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一次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跃出地平线。 “今天看来，这一重大制度创新，远超一般性的优惠政策，为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岭评价道。 此后，更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法规文件相继落地。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出台，标志着土地流转开始从计划划拨向市场决定过渡。1983年，《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将采用合同制的范围从蛇口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特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大规模拉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国家财政拨款仅占3%，倒逼深圳在资金筹措上走市场化的路子。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萌发的同时，深圳的商品市场也破茧而出…… 南岭举了一个“高价饭”的例子：80年代初，粮食凭票供应，实行定人定额管理，如何解决部分无粮票配额人员的吃饭问题？当时，深圳一家餐馆就推出了“高价饭”：有粮票的5分一碗，没有的5角一碗。餐馆再出去买高价粮，这样一来，高价粮需求大了，供应也就上来了，竞争就充分了，饭价又重新走低，直至市场回归均衡。 南岭感慨道：“一个无法用计划手段解决的问题，市场给出了正确回答。” “如同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也是回应群众的呼声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而设立的。”在南岭看来，这种自发的、分散的创新是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生长点，经济特区的出现，属于执政者行动与民众行动的高度汇合。 粤港澳大湾区： 携手并进的发展新机遇 “地理上的湾区是自古形成的，而城市与区域经济意义的湾区则是近40年才崛起的。”在南岭眼中，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基本经验，全面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又为大湾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格局。 从历史数据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还很小：香港GDP刚越过千亿港元关口，广东全省经济总量则不足300亿元人民币，深圳经济总量甚至不足2亿元，而且各经济体联系也较弱。 开放带来的成效，表现为大湾区内“经济数据”的跨越式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1.6万亿元，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内，香港、深圳、广州三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均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 对这一令人惊叹的崛起速度，南岭总结出了十点开放性经验：一是坚持“一国”，善用“两制”；二是制定税收、用地、用工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促进外贸；三是制定涉外经济法律，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四是制定和修改出入境规定，提高服务便利化；五是降低关税，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六是丰富惠及大湾区的政策，如自由行、CEPA等；七是完善重大基础设施，如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八是建立粤港澳、深港澳政府联系机制，解决大湾区发展中的问题；九是通过粤港澳市场经济体制，为内地探索改革提供借鉴；十是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内地在开放中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总之，大湾区9+2格局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形成的，大湾区经济体的特色和优势是在40年的开放环境下竞争合作的产物。”南岭说，开放是大湾区弥足珍贵的经验，也是新发展的保证。 近年来，随着新的开放举措不断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也逐步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以服务贸易为例，南岭介绍道，香港在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物流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优势突出，广州、深圳则在信息服务上有一定优势，大湾区内各经济体间服务业市场空间大，结构互补。 “服务业的开放不只是合作领域宽了，合作机遇多了，从某种意义上看，高端服务业将构成高端制造业的支撑。服务业的开放关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未来，合作十分迫切，前景十分广阔。”南岭表示。 数字化转型： 再立潮头的时代新动能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在创新发展的浪涌中，深圳每每勇立潮头。这是时代赋予的良机，是人民奋斗的成果，也是“双区驱动”下的发展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将怎样继续做时代的“弄潮儿”？ “数字化转型。”南岭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指向的道路却很开阔。“所谓‘数字化’，简要来说，即指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地应用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生产方式被生产力更高的方式所取代，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创造出来。” 当下，数字化正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生产过程、企业管理过程、物流和销售过程全面数字化，实现了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服务经济领域，数字化在金融、商贸、物流、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度介入；社会联系和交往领域，数字化逐步取代传统方式渐成主流；政府治理开始步入数字化，包括政务服务的网上办理等；产业组织和社会也因数字化而重构，生产组织向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发展。 “数字化支持下的原子型（个体化）社会正成为一种新形态。”南岭认为，分散的而非聚集的、线上的而非面对面的解决方案，未来将成为一种自觉选择。 数字化的各种应用背后，离不开芯片、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研发支撑。“毫不夸张地说，谁在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产业化、市场化上取得领先并实现良性循环，谁就拥有了未来。”南岭表示。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引进了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上世纪末，深圳将城市经济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文化产业；本世纪前十年，深圳又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建设人才聚集高地、发展风险投资和创新型金融，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深圳却化危为机，及时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划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体制机制引进和培育研发机构、创新创业团队…… 南岭直言，这就是深圳特区40年来“奇迹”不断的根源——不破不立、勇往直前。他说：“呼啸而来的数字化转型是世界性的，也是时代性的，不亚于任何一场大潮。来时的路告诉深圳，在这里，必须有一场新的蜕变！” 如果说数字化大潮涌起为深圳提供了“赶潮”的机缘，那么独特的产业、技术、社会环境则是深圳搏风击浪的“风帆”。 在南岭看来，深圳正迎来一个数字化转型的“窗口期”：一方面，中国5G的全面启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深圳具备数字化转型的竞争优势。此外，深圳还具有一定的体制机制先行先试权，大胆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 “当然，不止如此。深圳的发展，从来就超出了自身的意义。”南岭表示：“深圳特区自建立以来，就承担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排头兵’的历史使命。国家寄望深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当好示范。因此，面对着数字化转型这个最激烈的赛道，国家更期待新的‘深圳速度’。”
“没有这个时代，成就不了迈瑞。但如果仅仅依靠时代红利，没有去努力，我们也成为不了今天的迈瑞。”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中国第一台磁共振成像系统、第一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深圳，自主创新的医疗器械是深圳特区建立40年以来的重要产业名片之一，迈瑞医疗则在这张名片上占据重要一角。 “正是由于好的环境及政策，才能让一家公司真正成长起来。”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认为，深圳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与这座城市特有的电子信息技术优势、政府支持及创新创业氛围紧密相关。 迈瑞医疗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根植于深圳，汲取养分于深圳，凭借对研发创新的坚持，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领军者。 今年以来，在积极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后，迈瑞医疗又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取得良好开局。目前，迈瑞医疗的产品及解决方案覆盖国内近11万家医疗机构和99%以上的三甲医院，并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没有这个时代，成就不了迈瑞。但如果仅仅依靠时代红利，没有去努力，我们也成为不了今天的迈瑞。”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李西廷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说。 南下深圳创业的特殊情感 从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下海”，南下到深圳创业，李西廷对深圳有着极为浓厚的感情。 1986年，中国科学院与美国Analogic合资成立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安科”），主要从事大型医疗影像设备的研产销。 作为中国最早被政府认定的高技术企业之一，深圳安科也被称为深圳医疗器械的“黄埔军校”——诸多深圳本土医疗器械企业创始人、核心技术团队，大都出自于此。 李西廷便是其中之一。深圳安科成立初期，便从中科院优选人才。彼时，李西廷在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工作，研究的专业方向是超导磁体，优异的成绩让他被选中。自此，李西廷从武汉来到深圳，人生轨迹也与这座改革开放前沿之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深圳安科工作期间，李西廷发现，当时国内医疗器械技术落后，医院的监护仪等重要医疗设备基本被进口品牌垄断，价格高昂，仅有北上广等地的大型医院能够负担得起。 李西廷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一家综合性医院要想配齐全部医疗设备的话，所需的器械种类就超过1万种。这意味着，背后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 在巨大的市场机会面前，1991年，李西廷与同事徐航、成明和等人一拍即合，离开深圳安科，创立迈瑞医疗。 “我从中科院到深圳安科已经是‘下海’。当时，就是想试试能不能再往深海里走，能不能通过自主创新，做中国自己的医疗器械。如果做不成，大不了再去打工。”李西廷笑着说。 自主创新非易事。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正处于“三来一补”的加工制造快车道。如果当时继续做风险低、来钱快的医疗器械代理，那么当时的迈瑞也能“过得很滋润”。 不过，李西廷则坚持自主研发的方向。这对创业之初的迈瑞来说，支撑研发的资金问题，是个拦路虎。 “好在深圳市政府当时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成长，只要有好的项目，就提供资金支持，让你好好做产品和研发。”李西廷回忆，正是深圳科技局提供的95万元贷款支持，初创期的迈瑞才顺利推出了第一款自主研发的产品——单参数血氧饱和度监护仪。 到了产品生产阶段，迈瑞的资金仍然捉襟见肘。此后，又是深圳市政府出面协调，帮助迈瑞医疗拿到500万元贷款，生产线才得以开工。 时隔多年，李西廷依然清晰地记得公司第一款自研产品诞生并顺利投产时的情形。“那时，我们很高兴。但这种喜悦却很短暂，因为国内医疗器械市场太大，我们就像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骄傲不起来。” 李西廷很清楚，如果迈瑞想进一步做大，就必须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公司目标一直很明晰，就是要做深圳制造、中国制造。” 这片土壤的创新精神给了我们养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特区建立40年来的奇迹，其养分就来源于根植在这片土壤的创新精神。 在专注于自主品牌研发的20余年里，迈瑞医疗相继推出中国第一台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第一台准全自动三分类血液细胞分析仪、第一台全数字彩色超声……一系列产品填补了国内医疗器械领域技术的空白。 如今，迈瑞医疗的监护、除颤、麻醉、血液细胞分析、超声等产品的市占率均居全球前六、中国前三。 “你看电视节目里，无论是新闻还是影视剧，只要拍到医院的医疗设备，基本上都能见到迈瑞的产品。”说及此，李西廷颇为自豪。 更让这位掌舵者骄傲的是，迈瑞医疗在国际市场上的收获越来越多。 以麻醉机为例，李西廷告诉记者，目前，迈瑞的麻醉机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三。迄今为止，该产品尚未出现过一起医疗事故，因此获得了很多美国医院及医生的信任。 此外，迈瑞医疗的超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也在逐步提高。据了解，在美国前20大教学医院中，就有19家医院在使用迈瑞的彩超器械。 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迈瑞对核心技术的持续投入。与药品创新不同，医疗器械创新更多属于改进型创新，原创技术更迭慢，产品迭代快，因此，需要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才能保证产品的更新频率，从而不被市场淘汰。 “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较晚，很多国外医疗器械公司都有百年历史了，但迈瑞才创立不到30年。如果不做到最好，根本没人会选择你。”李西廷说。 迈瑞医疗对研发的重视从一组数据便可窥见一斑：公司拥有研发人员2000余人，坚持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创新，平均每年研发7至10款新产品。 研发的方向取决于市场需求。迈瑞医疗组建了一支六七百人的团队，专门研究市场需求以及不同地区医院、医生的使用习惯。李西廷说，市场是成就公司的根本。做医疗器械必须始终盯着市场，了解市场需要什么产品、国际上有哪些新动向，才能决定投入的方向以及调整产品的研发细节。 李西廷常以“工匠精神”自勉，并将它渗透到迈瑞的每一项工作中，尤其是对产品细节的关注。他告诉记者，迈瑞每一台超声设备探头的连接线，至少要做十几万次的弯曲试验。 “探头连接线内每一条细小的线均对应着一个小镜片，一旦转断了，就会影响超声设备的成像效果。我们只能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李西廷说。 产业集群优势让我们如鱼得水 2013年以来，迈瑞医疗连续4次登上商业战略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发布的“全球挑战者榜单”。这一榜单由全球100家来自新兴市场、正在加速全球化的企业组成。波士顿咨询认为，这些企业正在“改变世界”，为创新设立新标准，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角逐。 在李西廷看来，公司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共同作用的成果，缺一不可。 “如果不跟着时代以及当地政府政策走，一家企业再怎么坚持自主研发，都成长不起来。换言之，再好的时代，你不去努力创新，一定没有办法成功。”李西廷说。 近年来，国内医疗器械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整个产业进一步朝着国产化、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方向高速发展。 作为我国最早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的城市，多年来，深圳乘改革东风，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设立投资资金等措施，扶持产业做大做强，培育了一批医疗器械领域的优秀企业，迈瑞正是其中之一。 李西廷说，迈瑞跟上了国家战略，赶上了深圳特区的好政策，踏准了特区的发展鼓点。深圳对医疗器械企业的培育和滋养，不仅有资金、政策的扶持，更来自于这座城市的产业集群优势。 “以迈瑞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总部为原点，公司产品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元器件，都可以在方圆40公里以内采购到。这在其他城市几乎是没有的，深圳的医疗器械产业能够成长，也是因为它能够低成本地获得供应链支持。”他说。 现在的迈瑞医疗，已成为深圳医疗器械的一张名片，并且以国产医疗器械领军者的身份进入世界舞台，参与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开拓新局面。 在今年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迈瑞医疗的抗疫脚步就从国内迈向国际，不断在提速。 数据显示，从1月底至5月中旬，迈瑞医疗共计发货20余万台设备支援抗疫，其中，发往海外的数量就有近10万台。 “在这次全球抗疫过程中，中国制造实实在在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西廷感叹道，这次疫情大大缩短了欧洲医院对迈瑞品牌认知的时间，“至少提前了5年。” 如何进一步推进医疗器械自主创新，实现进口替代？迈瑞给出的答案始终如一，即创新和坚持。 “如果你看到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那是永远当不了企业家的。经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一定不能浮躁，就是要看准一个方向死磕。”李西廷说。 站在迈瑞总部大厦顶层的落地窗前，李西廷脚下的高新科技园区俯身可拾，周围环绕着TCL、长虹、飞亚达、康佳等知名企业的办公大楼。作为国产医疗器械行业领军企业，如今李西廷掌舵的迈瑞医疗市值已逾3000亿元。而李西廷的目光早已投向更遥远的风景——下一个十年，迈瑞要进入全球医疗器械供应商的前20名。 李西廷告诉记者，迈瑞将重点布局尚未实现替代的高端影像设备、体外诊断产品等。“让这些产品像我们的监护仪一样，打遍全球无敌手。”
在深圳特区高速发展的40年间，资本市场无疑是其崛起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禹国刚，男，汉族，中共党员，1944年2月出生，陕西安康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他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1988年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学习借鉴境外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牵头拟订《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度基础，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在2018年12月18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禹国刚成为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之一，在大会上受到表彰，核心原因在于禹国刚对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贡献。 禹国刚的成功，与深圳资本市场的崛起密不可分。从1980年开始，禹国刚的人生轨迹，就与深圳特区和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绑定了。 1983年，禹国刚即将迈入不惑之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仅有的两个名额之一，被选派去日本留学，专门学习证券方面的知识。 当时，日本媒体就向他发出尖锐的提问：“你学习证券业务虽然出众，但你回中国后能派上用场吗？” 当时，禹国刚没有直接“硬刚”，数年之后他用一记铿锵的敲钟声回应了抛出疑问的人。 在日本饱学证券专业知识后，禹国刚回国，随后便参与了深交所的筹建工作。那是在1988年，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不知证券为何物，知道的人也对此带有较大的偏见。 在深圳特区高速发展的40年间，资本市场无疑是其崛起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老一辈资本市场的探路人，禹国刚勉励后来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充满希望。在他家中，有一块用日文写的牌匾，翻译成汉语意为：“中国证券市场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着机会和希望的、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 体验搬家的“深圳速度” 改革开放的春风，率先从南方吹起，沸腾着无数年轻人的热血。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不断对外开放的信号，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南下拓荒。出生在陕西安康的禹国刚，在广东一位亲戚来信的“鼓动”下，毅然变卖了家里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带着所得的600多元钱和一家四口，从黄土高坡来到深圳。 来到深圳，禹国刚眼前看到的是荒凉。他回忆称，从福田区的深圳市政府门口走到罗湖火车站，一路上就找不到一栋三层高的小楼，遍地是荒田。 不过，他心底仍挥不去亲戚信中的一句话：“你别看现在的深圳很荒凉，但它未来可能是 ‘中国的旧金山’。” 恰巧爱华电子公司在深圳招聘干部，陕西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的禹国刚，很快就成了公司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彼时，不同于现在人才流动的便捷，1981年调动工作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但是，禹国刚全家搬到深圳，办完手续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 “这就是深圳速度吧。” 禹国刚说。 自此，禹国刚的人生开始与深圳紧密相连，之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证券人”，是深圳资本市场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禹国刚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的两名留学生之一。能够获得这样难得的机会，既有禹国刚个人的努力，也是大时代下深圳给他带来的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资本市场的种子也就此播下。 按照当时招考小组对选派人员的要求，首先是政治过硬，其次是日语水平要听说读写译都能过关。这两个条件其实都不太难，难的是最后一个条件，那就是去日本学习前必须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 很多人都被最后一个条件难倒了。因为，当时国内证券业务为零，高校尚未开设证券专业课程。但禹国刚却对证券知识相对“驾轻就熟”，日语和证券的两场考试中，他都提前交了卷。 禹国刚回忆称，他日语专业毕业，又在爱华电子公司任职日语翻译，日语能力不是问题。而且，爱华电子公司与日企业务往来，在商务谈判中常常会涉及股东股份、股票市场和证券交易等知识，禹国刚在工作中学会了很多专业知识，同时他又对此非常感兴趣，经常去香港浏览、阅读金融证券书籍，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他没想到，这些知识竟然派上了大用处。 “在一个大时代下，深圳给人带来非同寻常的机会。”禹国刚说，如果他当年没来深圳，而是留在陕西，就不会有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资本市场成就了今天的深圳 自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深圳也成为资本市场“先行先试”的一块“试验田”。 1983年，深圳有了全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宝安；1987年起，又有了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等股票并进行柜台交易，之后更建立了深交所。 禹国刚向上海证券报记者总结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毗邻香港是深圳的一大优势。”禹国刚以筹建深交所谈起：1988年，他担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的专家小组组长，首要工作就是借鉴境外证券法律法规，而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他在深圳筹建深交所时遇到什么疑问，就去一河之隔的香港咨询，非常方便。 筹建深交所期间，禹国刚频繁去香港“取经”。虽然他在香港一次最多也只能待7天，但可以过罗湖口岸回深圳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接着再去香港，又可以待7天，这比内地其他城市赴港要方便很多。 从1988年11月至1989年4月，禹国刚率领专家小组首先翻译了境外的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者保护法、会计制度、会计准则、证券交易所章程、股价指数编制方法等200多万字的外文资料，再移植借鉴国际证券市场成功的经验，写成与之对应的证券法规、章程、业务规则，经过多次论证定稿，编辑印刷成新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所“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奠定了深交所的制度基础。 1990年12月1日，深圳特区利用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行先试，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试营业。禹国刚与他的搭档——时任深交所副总经理王健一同敲响了深交所首次开市的钟声。 “深圳很多高新科技企业都是由资本市场孵化出来的。”禹国刚认为，深圳能够成为一线城市之一，有赖于双轮驱动：一只“轮子”是深圳资本市场，另一只“轮子”是深圳资本市场培育并支撑起的高新科技企业，包括腾讯、比亚迪等一大批公司。深圳上市企业绝大多数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深圳资本市场为它们带来了融资渠道，帮助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能获得资本的扶持。 30年来，深圳本地企业在深交所上市数量超过350家，市值超过10万亿元，是深圳2018年GDP 2.42万亿元的4.3倍。截至今年7月31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261家，其中主板469家、中小板959家、创业板833家，总市值高达31.72万亿元。 禹国刚表示，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探索出一条新路”，在中国资本市场强有力的支持下，一定能以一城改革创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探索出一条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新路径。 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未来可期 深圳特区“四十不惑”，深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但相比于很多城市与海外成熟市场，深圳还很年轻。 “年轻人”有活力，善于学习新知识，惟其小才有希望。深交所创立之初，便在交易技术上与国际接轨，之后更是匹敌世界领先水平。 2019年11月26日，深交所与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签订了交易与监察系统升级项目协议。据介绍，彼时有十几个国际顶尖电脑软件供应商激烈竞争，最后由深交所的证券交易电脑技术胜出，由此开启了中国证券交易电脑技术走出国门的先河。 目前，深交所的交易系统已经推出了第5版，接下来还将推出第6版。禹国刚表示，深交所在硬件方面已经优于众多对手，对于区块链技术也在探讨中，这是需要不断钻研革新才能取得的成果。 禹国刚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硬件”全球领先，仅仅成长了30年，就已走完了西方证券市场一两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很不简单。但在“软件”方面，如公司运作、证券法规、会计和审计标准等方面，还需要学习境外成功的经验，按国际惯例运作。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要培养视野开阔、胆识过人、能打胜仗的队伍。在与国际资本市场高手同场竞技时，要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前，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未来，注册制也将向全市场铺开。对于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禹国刚认为，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是监管重心的后移和监管制度的升级。 目前，相关配套制度修订工作已逐步开展。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采访临近尾声时，禹国刚不忘勉励年轻人：“中国资本市场和深圳的发展前景可期。年轻人一定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年轻人犹如朝阳，前程远大，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有用之才，要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贡献。”
这里孕育了包括腾讯、华为、万科、平安等一众明星企业，拥有3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深圳军团”。 这里拥有集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于一身的交易平台：截至8月21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263家，总市值达31.73万亿元，2019年全年成交总额超过100万亿元。 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18家企业鸣钟上市，一场涉及“增量+存量”的注册制改革吹响了向纵深推进的号角。 30年栉风沐雨。深圳资本市场早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中迅速壮大，并滋润和哺育了沿途众多的经济实体企业。资本浪潮拍岸，卷起的是深圳不懈探索之姿，回荡的是其不竭创新之音。 试一试：试出资本市场“满园春色” 30年前的12月1日上午，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楼，当时深交所的主要筹备者王健和禹国刚敲响了试营业的钟声，深交所就这样诞生了。 “一波三折。”禹国刚如是形容深交所筹办过程的曲折。 1988年，从欧洲考察回来的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提出，要利用中央给予深圳改革开放的特权创建深交所，调整特区产业结构，同时利用证券市场吸引更多外资。 在无人、无钱、无地的“三无”窘状下，深交所筹备组成立，由王健（筹备组负责人）与禹国刚（专家小组组长）共同负责深交所的夯基工程。两位深圳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拓荒人”，后来成为了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 “我们专家小组用了整整一年半时间，先把境外证券市场的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者保护法、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交易所章程、各项业务规则等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约200万字。然后移植借鉴境外证券市场成功的经验，并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写成30多万字的法规、章程、业务规则等。”禹国刚娓娓道来。 这部完全由“荒地”拓垦而出的草案，因其封面呈浅蓝色，故称“蓝皮书”。它奠定了深交所最基本的规章制度，勾画出一个新兴资本市场的雏形。 就这样，深交所“破土而出”。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下达了批文，深交所终于拿到了“出生证”。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一番论述，直击新中国资本市场探索与改革的灵魂深处。 “坚决地试！”试出了深圳资本市场的“满园春色”。 闯一闯：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双轮驱动” “深圳为什么能成功？靠的是两只轮子。” 禹国刚口中的“两只轮子”，一只是深圳强有力的资本市场支持，另一只是深圳不断涌现的高新技术企业。 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广东省委提出，要利用自身毗邻港澳的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发展补偿贸易、加工配套和合作经营。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的一席话，让多少“明星企业”从深圳这片土地“闯”了出来。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在深圳南油A区的一间居民楼里创立了华为。从最初一家香港交换机的代理商，一路成长为世界瞩目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今年二季度，华为智能手机销量全球夺冠，打破了9年以来三星和苹果智能手机销量轮做第一的局面。 1995年，王传福从北京南下，以250万元的资本在深圳注册了比亚迪。从充电电池起家，经过20多年发展，比亚迪现在已经形成横跨汽车、轨道交通、电子和新能源4个板块的国际化集团。 1998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化腾和张志东在深圳一家咖啡店决定建立的腾讯公司，如今已快走过22个年头。自2004年上市以来，腾讯股价上涨逾600倍。插着流量和资本的翅膀，这只憨厚可掬的“企鹅”仍在越飞越高…… 与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辅车相依，30年风雨兼程，深圳资本市场也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成立30年来，深交所建成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创业板等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成为全国重要的资金聚集地和辐射源。截至7月31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261家，其中主板469家、中小板959家、创业板833家，总市值高达31.72万亿元。 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最早的“老五股”发展至300多家A股公司，深圳本地目前的上市公司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其中280家通过深交所上市，占比高达89%。借助IPO、配股、增发、可转债、优先股等多种手段，这280家公司累计获得1.11万亿元融资，充足的发展资金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深圳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全国十大证券公司中深圳有3家，全国公募基金20强中深圳有6家，创投企业20强深圳有5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数量，深圳位居全国第二。 从机构数量看，截至2020年6月底，深圳共有证券公司23家，超过北京（18家），仅次于上海（26家），自2015年以来稳居全国第二。截至2020年6月底，深圳证券公司总资产2万亿元，上半年证券公司营业收入511亿元，均位列全国第一；深圳证券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指标也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二。从IPO储备项目看，目前全国在审企业700余家，其中深圳证券公司储备160余家，高于北京和上海。 公募基金方面，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上半年，按照基金公司资产净值全口径统计，深圳公募基金规模分别为4.13万亿元，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剔除货币基金与短期理财债券基金，深圳的公募基金（非货）管理规模达到2.37万亿元。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白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底，深圳地区非公募资产净值规模（包括年金、社保、专户）合计1.85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23.33%，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7.57%。据此计算，截至2019年底，深圳基金行业资管总规模超过6万亿元。 阳光私募方面，目前，深圳拥有4493家私募机构，管理产品1.51万只，管理规模1.9万亿元，机构和管理产品数量位居全国第二。 资本市场搞活了企业，也搞活了经济。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73%。在资本市场强有力的支持下，深圳去年GDP达到2.69万亿元，由1978年GDP不到2亿元的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全国第三大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深圳资本市场就没有深圳的今天。”禹国刚说。 探一探：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路奔腾不息 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自20世纪90年代初才刚刚起步。在30年迎头追赶的过程中，搭建起一个先进的交易系统，既是中国资本市场内在活力的一种表征，也是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3年，成立仅两年的深交所，实现了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重大转变。 深交所的“四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和运作无大堂化）不仅为中国资本市场探索出了一条规范、高效、安全、低成本的发展道路，还使深交所成为2010年度和2017年度全球IPO即新股发行融资金额均名列第一的资本市场。直至今天，深交所的交易能力依然处在世界领先水平。 今年4月，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方案出炉。证监会和深交所就《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则征求意见。 6月12日，证监会发布《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配套规则。在汲取前期科创板经验的基础上，创业板同步优化了诸多制度，构建起更符合自身特点的持续监管体系。 3天后，深交所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申请。截至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获受理企业合计535家，其中申请IPO企业365家、申请再融资企业161家、申请重大资产重组企业9家。 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企业正式上市交易，18只新股均大幅上涨，成为深圳资本市场30岁生日最好的“献礼”。 三十而立，立于创新。奔腾不息的深圳资本市场，虽经蜿蜒曲折，亦不改勇闯本色。资本浪潮拍岸，卷起的是深圳不懈探索之姿，回荡的是其不竭创新之音。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一经提出，迅速响彻深圳，传遍全国。在这个口号的带动下，深圳在建设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时，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速度。 在1984年、1992年两次到南方视察广东、深圳后，邓小平留下了足以穿透历史的精辟评语：“深圳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敢闯！”坚持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是深圳特区短短40年就奇迹般崛起的成功基因所在。 从“杀出一条血路”走向“闯出一条新路”，40年来，深圳特区始终埋头探索新路。这条路上没有前人足迹，只有坚定向前、踏实苦干、披荆斩棘，才能闯出一番新天地。“向前走，莫回头”——在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这六个大字呈现在一面墙上，令人难忘。 没有人会忘记，1979年7月8日的那一声“春雷”——10吨炸药的隆隆巨响拉开了蛇口开山镇海的帷幕，这是深圳的破壳新生，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 没有人会忘记，一年之后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世界为之惊叹：“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今天，深圳特区迎来建立40周年，昔日的小渔村早已蝶变为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漫步深圳蛇口，耸立的高楼大厦和喧嚣的车水马龙，甚至淹没了海边的潮浪声，却让坐落于一角的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显得更为静谧。 走进博物馆，珍贵的历史影像唤回了那个筚路蓝缕、热火朝天的时代，让人听到开创者、奋斗者们留下的历史回响，依然荡气回肠、振聋发聩！ 时移世易，沧桑巨变。深圳特区早已度过了拓荒，站在了更高的舞台，肩负起更重要的使命，但是，这些刻在历史回音壁上的声音，依然没有理由忘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简单的口号，其实并不简单。光喊出这12个字，就不是一件顺利的事。 提及深圳，就不能忘记一个人——曾担任蛇口工业区总指挥的袁庚。改革开放之初，以袁庚为代表的蛇口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誓要闯出一片天。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600米长的顺岸码头工程动工。先是采取惯用的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工人积极性不高，每人每天只运泥20至30车。为加快工程进度，承建商从当年10月份起实行奖励制度，即完成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励4分钱。由此开启了“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故事。 实行这一奖励制度，让任务提前一个月完成，为国家多创造的价值达130万元，但该制度却被有关部门以“滥发奖金”为由勒令停止，工人积极性顿时受挫，工程进度又明显变慢。随后，一份“关于蛇口码头延误工程”的内参，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在中央领导批示奖金办法可行后，制度恢复并推广。此后，一批项目提前竣工，“蛇口效率”也成了外商来此投资的一个先决条件。 袁庚并不满足于在物质上的激励，他更想从精神层面进一步激发建设蛇口的热情，比如，用一个响亮的口号来提升凝聚力和号召力。 1980年3月，在从香港到蛇口的船上，袁庚草拟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四句话。经过修订后，最终删掉了后面两句。 一个星期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用红漆写在三合板上，竖立在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等几栋楼房前。但仅在两三天后，这个标牌就被当地农民拆掉当柴火烧了。 大半年之后，袁庚在一次培训讲话时又重提这个口号。不久，在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口，一块一米多高的标语牌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然而在无数的争议之下，这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标牌在半年后悄悄拆下。 1982年，在前往蛇口码头的必经之路上，一块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此后便一直矗立20多年。 1984年1月，袁庚向前来视察蛇口工业区的邓小平做汇报，最后特别请示这句口号对不对。老人家回答：对！ 简单的12个字，经过4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袁庚长舒了一口气。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句口号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说蛇口开山炮响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那么，这句呐喊被誉为“冲破旧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这也是“蛇口精神”的一个缩影，这块矗立的标牌，成为一代创业者和奋斗者的精神图腾。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一经提出，迅速响彻深圳，传遍全国。在这个口号的带动下，深圳在建设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时，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速度。 “敢为天下先” 走进深圳证券交易所金融博览中心，犹如走进新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长廊，一张张图片、一幅幅史料，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在博览中心的一角，数个大小不同的铜钟依次排列。这是深交所成立30年来使用过的铜钟，从小到大，谱写着深圳证券市场一步步从弱到强的成长曲。 深交所的酝酿始于1988年。当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率团到欧洲招商引资，回国后就提出了在特区建立资本市场的设想。 彼时，“资本市场”仍是一个非常陌生、更是非常敏感的词。不过，深圳还是拿出了敢闯敢试的勇气。同年11月，深圳市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禹国刚任专家组组长；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 1990年8月18日，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成立。事实上，这一天原本也是深交所计划开业的日子，但最终被否定。其后，深圳市又计划在10月13日开业，也未能如愿。 等到11月中旬，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王健听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已获批准，并将于12月开业，他心急如焚。11月21日，他找到李灏，李灏沉思了一下说：明天就去现场决定。 次日，李灏带着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来到深交所筹备现场，他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王健、禹国刚等建议，要立即开业，尽早结束深圳股市的混乱状况；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北京层面还没批准就开业，问起来恐怕不好交待。 当时，李灏问了几个问题：第一，成立证券交易所对股市规范有好处吗？答曰有；第二，准备怎么样了，交易大厅、计算机等行不行？答曰没问题；第三，既然如此，为何不开业？答曰上级没批准开不了。 李灏再问：如果我拍板，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开业？王健和禹国刚几乎同时回答：您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可以开业！ 李灏说，好，北京方面会有通盘考虑，但我们是特区，特区特办，我们叫试营业。 “再给你们9天时间，12月1日试营业。”李灏说。在准备离开时，李灏又表示，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1990年12月1日9点整，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层，王健敲响了深交所试营业的钟声。 试营业当天，由于老5股没有办好托管手续等原因，只有深安达（现在更名为*ST国农）1只股票“试营业”。钟声过后，整个上午无任何报盘交易，空市开盘。难堪的局面直到下午才得到开解：国投基金部出市代表温彤筠和有色证券部出市代表伍德民完成了第一笔交易——深安达成交了5笔8000股。 深交所“先生孩子后领证”的窘境，也在次年得到圆满解决。1991年4月11日，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7月3日定为正式开业日。 30年来，深交所不断探索前行，务实创新，上市企业从最早的“老5股”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家，上市公司数量、股票市价总值都位于世界前列。而立之年的深交所，又开始推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未来的道路更加光明。 深交所的创立，是深圳特区砥砺前行的一个缩影。在1984年、1992年两次到南方视察广东、深圳后，邓小平留下了足以穿透历史的精辟评语：“深圳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敢闯！” 坚持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是深圳特区短短40年就奇迹般崛起的成功基因所在。 “深圳，你被谁抛弃？” 当21世纪的钟声敲响，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格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全方位对外开放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形势下，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变得相对弱化，“特区不特”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已经成为客观现实。 在此背景下，一场围绕深圳被抛弃的“世纪大讨论”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2002年11月16日下午，署名“我为伊狂”的长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首次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发展论坛发表，此后迅速在全网扩散。 全文洋洋洒洒1.8万字，虽然从几家大公司“迁都”的坊间传闻出发，也有较多欠妥之实，但由此提出的问题和引发的思考，触动了很多关心和关注深圳特区的人。 “深圳，你被谁抛弃？”一语惊人。这一来自于民间的声音，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也唤起了整个城市的忧患意识。 该文发出之后两个月，一场官方和民间的对话再次将大讨论推向高潮。2003年1月9日，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与网名为“我为伊狂”的呙中校进行了坦承的面对面交流和对话。 于幼军表示，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于幼军说，带一支哀兵要远远好过带一支骄兵。缺乏忧患意识、老以为自己是第一，这不好，这样的队伍没有战斗力。深圳想打造一支哀兵队伍，继续卧薪尝胆、奋发有为、励精图治。 一篇网文引发了一场“世纪大讨论”：深圳，你被谁抛弃？ 此后，中央也给深圳吃了一颗“定心丸”。2003年7月，温家宝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视察深圳时表示，今后深圳仍然可以作为新形势下改革的试验地、开放的窗口，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一些重要的改革还可以放在深圳进行试验、进行试点。 2005年9月中旬，温家宝表示，中央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 2010年，深圳撤关，特区扩容到全市辖区范围。深圳特区不断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探索新的前行道路，从未被抛弃。 在不断获得更多新成就的同时，深圳也获得更多的赞美之声。但尽管如此，“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声音，依然不能被“抛弃”，反而显得弥足珍贵，因为，这个声音会激励深圳不断勇往直前。 “向前走，莫回头” 从“杀出一条血路”走向“闯出一条新路”，40年来，深圳特区始终埋头探索新路。这条路上没有前人足迹，只有坚定向前、踏实苦干、披荆斩棘，才能闯出一番新天地。 对于深圳取得的成就，英国《经济学人》曾不吝赞美之词：“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鲜花和赞美，是对既有成绩的肯定，但如果不能保持冷静和理性，就会迷失方向，迷失自我。 “向前走，莫回头”——在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有六个大字呈现在一面墙上，令人难忘。这是袁庚的一句口头禅。1993年3月，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留下一句话——“向前走，莫回头”。这6个字蕴含双关，这是他对改革实践的凝练。不要后退，后退没有出路。2016年1月，袁庚老人离世。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2010年，深圳前海以“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目标定位，实行了一系列先行先试政策，成为“特区中的特区”。 2014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其中包含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深圳勇于扛起当好改革开放“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示范区”的伟大使命，蹄疾步稳向前迈进。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离京视察第一站就来到深圳，对深圳寄予殷殷厚望。在这里，总书记向世界发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示。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深圳视察指导，在这里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 不忘来时路，每前行一步，就抵达一个新的起点；前行路上仍有困难曲折，但只要坚定信念，坚守初心，就能劈波斩浪驶向光辉未来。 距离深交所新大楼不远处，就是莲花山。莲花山顶，邓小平塑像昂首阔步，坚毅从容。山下铺展的就是改革开放创造的深圳奇迹：雨后春笋般的现代化高楼改写着都市天际线，充满魅力、动力和活力的国际化创新之城掩映在竞放的簕杜鹃之间，蓬勃向上、生机盎然，仿佛演奏着春天的故事的永恒旋律。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平安金融中心目前是深圳这座城市的地标 平安的成功，既来自于“赢得时间”的抢跑思维，也得益于“快速变革”的高效执行力，更来自于对经济发展大势的把握，以及对“创新引领发展”这一理念的笃行。平安的基因里，有着深圳的独特烙印：在强者环伺的竞争中突围的渴望，激发出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 事实上，平安为我们讲述的不只是国内首家股份制保险企业的成长史，亦是一座城市从边陲渔村到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史。平安成长之路，印证了深圳40年沧桑变幻。而这个故事还在延续…… 南国吹来的海风，饱含着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澎湃激情。 32年前，一个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工作的年轻人，紧紧抓住了深圳开创市场化经济和我国保险业打破“大一统”的机遇，迅速撕开一个口子。 这个敢想敢做的年轻人，就是马明哲。 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现在仍记忆犹新，当年他在招商银行考察时，有个年轻人笔挺地站在门口，向他发出“要不要去马路另一边看看”的邀请。 他在《平安心语》一书中回忆说：“那实在是一家太小的企业：一个楼层，十几个员工。但真正让我记住的，是以马明哲为首的那群年轻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 这家不起眼的企业，就是后来成长为全球保险公司市值第一的中国平安。 平安的成功，既来自于“赢得时间”的抢跑思维，也得益于“快速变革”的高效执行力，更来自于对经济发展大势的把握，以及对“创新引领发展”这一理念的笃行。平安的基因里，有着深圳的独特烙印：在强者环伺的竞争中突围的渴望，激发出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 事实上，平安为我们讲述的不只是国内首家股份制保险企业的成长史，亦是一座城市从边陲渔村到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史。平安成长之路，印证了深圳40年沧桑变幻。而这个故事还在延续…… 深圳速度：机会是抢出来的，我们别无选择 在深圳寸土寸金的CBD，一幢近600米高的大楼在阳光下光彩熠熠。这里驻扎着平安的总部。这幢世界第四高建筑，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地标，也被视作深圳金融创新成果的象征之一。 斗转星移，32年间，伴随着深圳的蜕变，平安从一家偏于一隅的财险公司，成长为覆盖全金融领域的综合金融集团，并且还在将触角延伸至科技领域，不断加固“护城河”。白手起家、非国有背景的平安，深谙“机会是抢出来”的生存法则。 探索现代保险道路，构建综合金融模式，确立“金融+科技”双轮驱动战略——平安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定位，几乎踩准了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每一个节奏。在平安集团总经理兼联席CEO谢永林看来，在紧紧抓住制度和趋势红利的同时，这种持续的领先感，还源于平安前瞻性的战略，强大的执行力，以及关键的内部文化——危机意识。 谢永林清楚地记得，马明哲曾连续五年在平安年度干部大会上发表题为《我们别无选择》的演讲。这个演讲金句迭出，广为平安员工所知：如果河上有桥，付点过桥费就能很快过桥，何必摸着石头过河；和市场比赛，内部首先要比赛。 “过桥论”体现的是平安对于领先人才、先进模式的开放姿态；“赛马”文化、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反映的是平安提倡高度竞争、追求效率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思路。 这些被深深烙印在平安文化之中的特质，正是来自于深圳成长的内在基因。地处广州与香港之间，如何在强者环伺的竞争中突围，给深圳植入了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这从蛇口最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的口号中就可见一斑。 “平安的成长早已融入深圳的崛起之中，深圳的城市精神也塑造了平安的文化气质。”让谢永林来形容深圳之于平安的影响，他说，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发达的市场经济水平，服务型政府及其打造的良好营商环境，开放包容、竞争创新的城市文化，高质量的人力结构和技术资源以及尊重、弘扬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成就平安的深圳因素。 深圳深度：请人“革自己的命”，自我探索“无人区” 即便是已壮大至今时今日的规模，平安的危机感依旧。 作为平安创始元老中的股肱之臣，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孙建一偶尔也会“吐槽”一下老战友。“平安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定位，都是他（马明哲）挑的头。他还时常提醒我们：不创新就完了。现在公司每年的收入、利润都增长得不错，但他还是担心：增长还能保持几年？未来的增长靠什么？所以，集团每个业务板块每隔三五年，必须要进行一次改革。” 始终敬畏市场、敬畏变化，根深蒂固的危机感，不断给平安注入创新突变的血液，提供源源不断的变革激情。 平安与麦肯锡的渊源，在金融业早已耳熟能详。1996年，马明哲提出已经8岁的平安应该请个“洋大夫”对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架构和战略必须彻底梳理。摩根和高盛给他推荐了麦肯锡，那是一家曾帮助诸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进行流程再造的世界顶尖咨询公司。而在此后平安每一次变革中，都会出现麦肯锡等咨询公司的身影。 三十而立的平安，愈发体会到“改革与开放是企业根与魂”的内涵。前面三十年，平安一直在寻找最佳参照物，倒逼和鞭策自己实现超越。对于第四个十年的构想，马明哲定下的目标是——深化“金融+科技”，探索“金融+生态”，成为“世界前十大市值的科技公司”“前十大市值的公司”“全球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的服务集团”。 一边奋力奔跑，一边不断变革，对于成长型企业也许并不罕见。但对于已覆盖全金融领域、达到万亿营收体量的平安而言，要保持持续的前瞻力，且如此高密度的新技术、新模块、新方法被植入公司体内，光有自上而下的危机感文化是不够的，必须要把制度固化成企业运作的流程，从而将个人主导变成群体的价值认同以及企业规范运行的制度保障，最终呈现出强大的执行力。 眼下，平安的新探索，已经进入无人区、深水区，放眼世界，无先例可循。诚如深圳创造的城市崛起奇迹：曾经，深圳创造了“三天盖一层楼”的发展速度，“深圳速度”是一个时代快速发展的符号。如今，深圳以“平均一天227件发明专利”的发展率先实现创新驱动，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样本。 深圳广度：以科技为轴，去探一探世界 勇立潮头、锐意改革、创新实践、顽强拼搏，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先行者、奋进者角色，正是马明哲这样一批优秀企业家汇聚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个令人惊叹的“深圳奇迹”。 作为一毕业就加入平安的“老人”，谢永林对马明哲颇为了解。“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强烈的好奇心、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跨界思维，马总的这些特点可能在很多成功企业家上都有共性。但30多年来，他始终自我驱动式地不断打破舒适圈，最近几年更是跳出金融领域，这种自我革新和跨界思维能力可能并不多见。” 马明哲曾披露过他的日常节奏——基本上白天开会，晚上处理邮件，深夜思考复杂的问题，周末的下午画画规划图纸。 圈内有人开玩笑说，谁让他姓马呢，马就喜欢跑。孙建一更是直白，“像他这样的企业家，是用灵魂入股了企业。30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工作13-15个小时。” 时势造英雄易，英雄造时势难。马明哲用其勤奋、智慧和超前视野缔造了平安，而平安重塑了中国保险业和金融业格局，甚至未来还将重塑科技业格局。 平安正踏上新征程，以科技为轴，去探一探世界。谢永林告诉记者：“过去十年，平安已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用于创新科技的研发与应用，相关科技技术已广泛应用在金融、医疗及智慧城市等领域，极大提升了传统业务的价值，且部分核心技术已对外输出。” 在今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金融科技专利榜单上，平安以1604项专利位居榜首。更重要的是，平安广阔的业务场景又为前沿的技术打造了最好的试炼场，能够批量锻造出与产业贴合的科技赋能方案，从而支撑起技术输出的商业模式，孵化出金融壹账通、平安好医生等一批领跑行业的新科技“独角兽”。 目前，陆金所、金融壹账通、平安好医生已分别在新加坡、泰国、日本等市场落子布局，技术输出的版图已从境内延伸到了海外。已在港股上市的平安好医生和在美股上市的金融壹账通更是在今年双双录得市值翻番的优异表现，让平安的科技业务收获了真金白银的市场认可。 但在马明哲眼中，科技业务更宏大的价值则在于生态的塑造。近年来甚少发声的马明哲曾在2018年的平安业绩发布会上，首次亲自描绘平安未来最重要的战略发展路径：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 在这条战略路径上，当下的平安已行之过半。未来生态圈中的各环节如何在跨界共生中实现价值的二次缔造和释放，是平安最大的发展看点和市值期待，也将诠释马明哲从“大胜靠平台”到“常胜靠生态”的战略内涵。 40年风雨路，谁主沉浮。从生于夹缝到市值问鼎全球保险业，从20年前花数百万“请洋大夫来革自己的命”，到如今将科技技术向全球输出，平安的一路成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深圳乃至中国金融市场的勃兴。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