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纬新材发行惊险过关，创下科创板新股发行市盈率、募资额的新低。 为此， 那么，其他上市公司如何看待上纬新材发行结果？首发募资不足对上市公司影响几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家上市公司，发现大部分公司能够理性看待这一现象，并认为随着注册制改革推进，优质企业会获得更好发展机遇。 市场化之辩 “上纬新材募资新低一事更多是市场行为，我认为不需要做过多解读。注册制赋予市场更多主动权，优胜劣汰机制会更大地发挥作用，募资不足只是市场的一个信号，今后发行失败都是有可能的，应该理性看待。”楚江新材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打破过去23倍市盈率“铁律”，注册制下的询价制度给了市场足够大的想象空间，也给市场化估值创造了条件。不过近日被媒体曝出的机构“抱团报低价”情况让市场化定价机制饱受质疑，这也被视为上纬新材募资创下新低的关键因素。 不过，刚刚经历询价发行的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高管告诉记者，上纬新材的情况，恰恰说明了目前股票发行市场化程度还不足。现行询价发行制度下，参与报价的机构基本上会在一定导向基础上形成默契，而这个导向往往并不一定基于公司实际情况，所以才会出现很多股票上市前几日大涨大跌的情况。不过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即便对发行价格不满意，咬着牙也会选择发行上市，先获得资本市场的“入场券“，后续通过修炼内功向市场证明自己，获得更为合理的估值。 业内人士表示，一二级市场价差带来的套利空间是国内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发行方与投资者之间博弈凸显，亟需在制度和监管层面持续优化。 针对目前询价机制市场化争论，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认为，在注册制推行初期，中国资本市场还在探索过程中，询价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并不是发行价格越低越好，而是价格越合理越好。相对客观公允的价格，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实现上市公司目标，同时也是注册制真正内涵所在。 苦练内功方能凸显价值 “我认为首发募集资金低于预期对上市公司影响不会太大。相比于融资规模，IPO对于企业更大的意义在于获得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楚江新材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经营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并不是一锤子买卖，不需要太过于在意一时估值或者一次募资多少。借力资本市场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后续的直接或间接的融资通道也将逐步打开，真正坚持长期发展的企业会获得投资者更多的青睐。” 数据显示，楚江新材首发募集资金规模仅为4亿元，上市以后以年复合增长率超30%的速度“一路疾驰“，增发募集资金近40亿元，近两年来二级市场股价涨幅达78%。 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场化定价机制下，两极分化或许会越发明显。华东地区一家上市公司高管认为，优质上市公司依然会受到资本市场的热捧，但对于相对弱势的上市公司来说，募资不足直接的影响是对公司发展项目造成拖累。长远来看，对公司的信用、形象、未来资本运作均会带来负面拖累。 惠而浦相关负责人认为，上市公司在融资过程中，首先要吃透规则，谨慎选择上市条件，匹配优秀的券商和中介机构，合理制定发行方案；其次要保证所处的行业曲线与融资节奏合拍，只有企业实力够强、前景够美、行业够蓝海，才更容易获得资本青睐。
坚决落实国家政策导向 与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不同，本轮市场化债转股完全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旨在降低企业杠杆率、完善企业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交银投资成立以来，深刻把握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导向和实施机构成为债转股主力军的定位要求，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债转股主责主业。作为债转股专职实施机构，交银投资将政治责任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降杆杆、控风险的政策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债转股工作，努力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交银投资始终牢记“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的重要论述，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自身的初心使命，紧跟国家政策要求，以市场化债转股助推企业深化改革，降低杠杆率，增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贯彻“扶优限劣”导向。《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均鼓励对发展前景良好、暂时遇到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防止资源配置进入过剩产能、增加库存领域，并严禁“僵尸企业”、失信企业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作为市场化债转股对象。交银投资始终坚守这一业务导向，严控项目准入，不给僵尸企业、失信企业等可趁之机。 ――坚持创新开拓。市场化债转股是新领域、新业务，国际上也无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对此，交银投资不断解放思想、打破惯性思维，积极适应传统商业银行债性业务向投资机构股权业务的转变，探索各类去杠杆、降成本、促改革、助转型等综合效果好的业务模式。同时，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强化机制创新，逐步建立与债转股特点相符的公司治理与约束激励机制。 全力推进项目落地， 圆满完成市场化债转股第一阶段任务 为支持债转股落实，2018年7月5日，人民银行下调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要求各家商业银行运用定向降准资金实施债转股，并实现1:1撬动社会资金参与的目标。政策发布后，交行及交银投资紧跟政策要求，全力以赴完成降准任务，实现了业内三个“首家”。 ――首家落地降准资金使用。在定向降准资金使用路径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交行行领导亲自挂帅，牵头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率先确立了定向降准资金使用路径和内部审批流程，最终按照“不转手、不加通道、不加价”的原则，成为市场首家落地定向降准资金的实施机构，这一“交银模式”也后续成为同业效仿的典范，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和表扬。 ――首家完成全部降准资金投放。2019年10月16日，交银投资完成全部246亿元债转股定向降准资金投放，所有资金均用于实体经济降杠杆，成为市场上首家完成定向降准资金投放的实施机构。 ――首家实现1:1撬动社会资金。2019年11月13日，提前完成定向降准资金1:1撬动社会资金的工作任务，推动交行在市场上率先完成市场化债转股第一阶段政策目标。 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取得良好成效 通过2年多的实践和努力，交银投资已成长为一家起步较稳、初具规模及特色、经营良好的债转股实施机构。截至2020年8月末，交银投资总资产达453亿元，累计投放债转股项目55个，落地总金额361亿元，项目落地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已在全国23个省份落地债转股项目，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是有效降低企业高杠杆风险。交银投资的所有投资均用于实体经济。从已落地的项目看，实施对象包括央企及子公司、地方国企、民营企业等共55家企业；从行业分布看，电力行业占比22%、制造业占比21%、建筑业占比35%、交通运输业占比10%、其他行业占比13%，均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行业。通过债转股，标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下降达15%，最高下降49%，企业资本结构明显改善，发展后劲显著提升，达到了降杠杆、防风险、优结构的目的。 二是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助力国企深化改革。对企业实施债转股的同时，积极参与企业管理，重点完善标的企业治理结构。截至8月底，交银投资共派驻董事或监事人员45人次，参加标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366次，就1089项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参与经营管理活动，探索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结合，有效帮助企业突出主业、改进经营、提高绩效。 三是帮助企业重组纾困，有效化解风险。遵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重点做好优质企业债转股的同时，对陷入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支持，累计向企业纾困32.77亿元，帮助企业资产重组、走出困境。例如广西阳鹿高速公路公司，该公司项目因超概算、后续建设资金无法落实等原因，自2014年8月起停工，企业处于长期停摆状态。2018年10月，交银投资联合其他机构以债转股方式对企业进行重整，重整后公司全面恢复正常经营，2019年7月阳鹿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资产得到盘活，风险有效化解。 进一步推进 市场化债转股“增量扩面提质” 今年以来，随着国企混改全面展开及疫情后纾困需求激增，市场化债转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一方面，近期审议通过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要求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进“双百行动”，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推动国企混改的需求显著增大；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符合政策导向、发展前景较好的优质企业面临阶段性经营困境，通过债转股进行金融纾困的需求进一步上升。 下一步，交银投资将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六保”要求，聚焦主业，保持定力，加快业务投放，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增量扩面提质”，进一步向着成为债转股主力军的目标奋进，积极参与央企及地方国资国企改革配套业务，结合双百/混改企业名单，积极营销、深化合作；持续推动优质民营企业、科创企业项目落地，提升民营企业业务占比；贯彻扶优限劣导向，重点支持制造业等行业和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快落地实施。（CIS） 近年来，从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看，去杠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有关部门就降低企业杠杆率、落实新发展理念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16年10月10日颁布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的全面启动。2017年12月，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应势而生，作为全国首批成立的银行系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交银投资承担着交银集团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降杠杆控风险政策的重要使命。 有关部门领导到访指导工作
图片来源：微摄 央行今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增刊——有序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领域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关键环节，是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机制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但长期以来存在利率“双轨”问题，推动利率“两轨合一轨”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迫切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牢牢抓住贷款利率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推动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并轨为重点，于2019年8月17日宣布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利率。 改革后的LPR由各报价行按照对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LPR的报价行由原有10家扩大至18家，并在原有1年期一个期限品种基础上增加了5年期以上期限品种。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将LPR运用情况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推动银行将LPR嵌入到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中，并于2020年3~8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在推进LPR改革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协调推进相关措施，加强存款利率自律管理，推动明示贷款年化利率，积极参与国际基准利率改革，形成了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合力。 经过一年来持续推进，LPR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效。一是LPR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特征。LPR报价逐步下行，发挥了方向性和指导性作用。二是LPR已经成为银行贷款利率的定价基准。金融机构绝大部分新发放贷款已将LPR作为基准定价，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已于2020年8月末顺利完成，转换率超过92%。三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向贷款利率传导的效率明显增强。贷款利率隐性下限被完全打破，银行内部定价和传导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四是以改革的办法促进降低贷款利率成效显著。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金融结构进一步优化。五是LPR利率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金融机构利率风险管理手段不断丰富。六是促进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推动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也开始逐步并轨。 总体看，中国的LPR改革取得重要成效，主要有以下经验：一是抓住主要矛盾。厘清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逻辑和思路，牢牢抓住贷款利率这个关键点实现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二是设计科学方案。立足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体系为主的基本国情，从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入手推动改革，增强LPR对贷款利率的方向性和指导性，带动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并进一步推动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三是明确改革进度。对银行运用LPR定价提出既清晰明确又切合实际的时间表，及时推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有效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避免改革久拖不决形成僵持局面。四是坚持统筹兼顾。既通过改革破解利率传导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又实现降低贷款利率的现实目标，还促进优化金融结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继续深化LPR改革，推动实现利率“两轨合一轨”，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形成新发展格局。
深圳住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表示，新加坡是深圳学习榜样，目标是让将来深圳市60%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住房管理局的局长张学凡是这么表示的：深圳公共租赁住房目标为110万套，深圳每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10万套，将通过5年甚至8年补短板，力争使得住房供需矛盾得到较好地缓解，以此稳定房地产市场，让市民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对于饱受高房价之苦的人而言，深圳的这个表态绝对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然而，我想说的是，新加坡没有那么好学，在各种制度和政策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承诺政府将提供60%的租和售的住房百分之一万属于画饼充饥。 其实，张学凡的这个说法并非其自己的意见，而是2018年8月1日深圳市发布的《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第一次，这个说法的根据是6月5日，深圳市出台了《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深圳的这个房改意见，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20年后，面临全国性的“二次房改”之际，地方拿出的第一个房地产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先把这个意见出台以后深圳房价又经历了暴涨的事压到后面说！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意见提到的深圳房改的主要内容： 第一，《意见》提到，深圳房改的指导思想是“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构建系统完善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大家注意，这里提到的可是“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而张学凡说的政府提供60%以上的租和售的房屋，很显然违背“以市场为主的说法”。难道要把深圳60%的人纳入保障体系？请问，深圳拿什么来保障60%的人的住房？钱呢？地呢？要算算账。如果60%的人的住房问题政府来解决，很显然违背了市场化为主的初衷。 第二，《意见》将深圳的住房分为四大类： 一是市场商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40%左右，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 二是人才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 三是安居型商品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重点面向符合收入财产限额标准等条件的户籍居民供应； 四是公共租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面向符合条件的户籍中低收入居民、为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行业人员、先进制造业职工等群体。 在统筹考虑未来新增人口对各类住房的需求基础上，计划到2035年，筹集建设各类住房170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按照这个《意见》的具体规划： 第一阶段，2018—2020年建设筹集各类住房42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25万套。 第二阶段（中期），2021—2025年建设筹集各类住房45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25万套。 第三阶段（远期），2026—2035年建设筹集各类住房83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50万套。 假定这样的画饼是可行的，那么深圳初步设想的在2018年到2020年第一阶段要供应各类住房42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25万套。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第一阶段深圳供应了多少房子。2018年深圳供应了安居房总共46346套，2019年计划供应3.4万套，实际完成情况我没有查到，但应该差距不大；2020年计划供应4万套。 3年时间，完成的安居房供应不到计划的一半，商品房的供应量也差不多不到计划的一半。也就是说，深圳的这个《意见》规划，第一个阶段就远远最多完成计划的一半！已经吹牛了。 说实话，深圳的这个房改方案在征求意见之初，我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众所周知，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一直承担着改革的排头兵和开路先锋的作用，全国先行先试的政策，大多选择在深圳落地试点，深圳曾多次不负众望，在中国诸多改革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二次房改”启动之际，大家对深圳的房改是有期待的，这是事实。深圳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房改方案，深圳在二次房改上有哪些突破和创新，对全国都具有示范作用和重大意义，而解决好住房问题，解决好中国房地产健康发展问题，无疑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深圳居然提出了一个要学习新加坡的房改模式，提出深圳未来住房市场的结构60%以政府提供的保障为主，市场商品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只有40%。 首先，让政府解决60%的人的住房违背了市场化的大方向。市场只占40%，而政府保障部分达到了60%，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解决未来住房问题的改革思路。而这也是今年深圳房价再次出现暴涨的主要原因。 必须指出，从98年开始的第一次房改，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房价如何暴涨，不管房地产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多少问题，第一次房改的20年解决了中国人住房短缺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此而言第一次房改的市场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第一次房改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市场化的方向错了，而是与住房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落后。在各地把房地产当成支柱产业和唐僧肉的情况下，房地产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中国在住房制度建设层面几乎处于一片空白，几乎都是短期的调控政策，要么为调控高房价疲于奔命，要么为刺激房地产绞尽脑汁。但市场化的总方向没有错，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因为市场化，才在短短的20年解决了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放弃了市场化的大方向，重新回到政府主导供应的格局，我认为这是中国住房改革的一大倒退，是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20年出现的问题要么是市场化不彻底，比如土地供应，要么是政府错位，干预太多导致，而不是市场化的方向出了问题。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如果犯错误，代价将是惨重的。我们很难想象，深圳未来60%的住房供应靠政府解决。 第二，深圳房价屡屡暴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供应不足，商品房供应的量远远赶不上新增人口。虽然深圳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一只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谜。但深圳是过去5年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这点没有异议。2017年常住人口增加55万，2018年接近50万，2019年是40多万，在全国所有城市中遥遥领先。 面对这么多的新增人口，深圳又供应了多少地？今年4月份，网上有一篇《 深圳楼市：“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的文章，里面对深圳这么多年来土地供应结构等进行了剖析，这篇文章的水准不错。这篇文章在谈及深圳的土地供应时引用了一些数据：过去十年，深圳住宅用地成交面积为431.5万平米，位居103个城市中倒数第四，不到北京十分之一，上海5.8%；从2012年到2017年，深圳新增700多万平方米商住工业土地供应中，居住用地只有8%。 深圳居住用地占整个城市面积只有11%。与国际大都市相比，这个数据低得惊人，伦敦、纽约、东京的居住用地占比都超过50%。这个数据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仅比香港的8%高一点。在2014-2018年的五年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达225万，新增住房供应仅约24万套。深圳房价暴涨是商品房供应不够，商品房供应不够的原因是政府供地太少！不加大供地力度，却梦幻般提出一个政府解决60%的人的住房的方案，换取老百姓的叫好之后，又根本没有可能做到，这是很可怕的。 第三，新加坡没有那么好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地方学习新加坡，但很多地方也没有学成功。就是因为不懂得新加坡模式的精髓。而且，我特别奇怪的是，新加坡一个人口500多万的国家，一个城市国家，你如何去学？如果中国只是一个500万人口的国家，我相信我们搞得不会比新加坡差。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600多个城市，深圳未来的人口肯定达到2000万。政府要供应60%人的住房，这个帐究竟怎么算的？钱在哪里？地在哪里？可行性在哪里。先不说是不是画饼吹牛，假定可以做到，那么，其他城市的老百姓肯定全跑到深圳来，深圳是重新拿起户籍武器阻止大家来，还是放开大门让大家来？ 就人的本性而言，住便宜的大房子，甚至不劳而获得到房子是人潜意识里的本性。深圳说，要学新加坡，得到了喝彩，但要是学不到，倒彩和臭鸡蛋随之就会而来。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真正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起码要学习和中国自己的国情、人口相近的情况，而不是学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说好听的话容易，但是做不到，对一个城市的信誉伤害很大。对于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而言，“住房不炒”的前提下，如何构建住房的公共政策体系，需要探索。 习总书记在 2013年10月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对于中国房地产制度有非常精辟的描述，值得中国在“二次房改”中认真学习和贯彻，他提出了住房制度四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住房存在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还有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 第二，提出要处理好住房建设上的 “四大关系”，包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 第三，肯定了住房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提出了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保障20%，市场解决80%； 第四，提出住房的顶层设计设计问题，要求总结我国住房改革发展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 特别是，他肯定了市场化的方向，政府只能保障那些的确需要保障的人群。 房子应该回归民生，这没有错，但回归民生不等于回到福利分房，不等于放弃市场化的方向，回到政府主导的道路上来。就此而言，深圳是学不了新加坡的，这一点深圳自己也很明白。我对深圳房改的方案是极其失望的，不仅没有在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方面有任何大的突破，反而在市场化的方向上做出了令人不得不怀疑的选择。这势必误导其他城市的房地产改革。 我倒觉得，深圳在房改方面，在其他地方是可以突破的。比如，在供应主体上，《意见》提出“支持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和原村民，通过“城中村”综合整治和改造，提供各类符合规定的租赁住房”，以及“支持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建设筹集具有公益性质的各类住房。” 这两点很好啊，让各类主体都参与建房，供应问题就解决了。再比如，在土地供应上，《意见》提出开展城际合作，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动建立都市圈城际住房合作机制，结合轨道交通和产业布局，在临深片区开发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这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如果有重大突破，可谓进步。深圳应该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在集体土地入市方面取得突破解决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而不是玩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画饼游戏。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之一。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能不能保护好并进一步激发这些市场主体的活力，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8·11”汇改迎来5周年。 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这一调整，使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更加真实地反映当期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8·11”汇改序幕就此拉开。 5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取得长足发展，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提升、市场承受力加强、参与者预期更为理性、金融市场愈加完善……时至今日，人民币汇率已基本实现双向波动，一步步迈向完全实现清洁浮动的终极汇改目标。 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 “人民币汇率改革最大的成效是，使人民币汇率成为应对外部强烈冲击的‘缓冲器’。”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说，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有助于抵御海外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从而保障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回顾汇改5年来的走势，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不再单边升值。 “8·11”汇改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一次性下调1136个基点。2016年底、2018年底和2019第二季度，人民币汇率三次遇“7”不破。2019年8月，第四次到达“7”关口，市场适应了双向波动节奏，“7”应声而破。 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看来，“破7”不是简单的汇率贬值，更重要的是，打开了汇率可上可下的空间，提高了汇率市场化程度。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宽幅震荡，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世界经济衰退等诸多因素掺杂的复杂市场环境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频率明显增加，但市场反应始终平稳。 市场参与者预期更为理性 “8·11”汇改5年的历程，给市场带来了什么？ 市场化，始终是这一历程上的重要路标。“8·11”汇改后，中间价定价机制按照市场变化多次微调。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下，市场力量以及市场预期的作用，得以更为突出地反映。 “人民币汇率改革，机制比水平更重要。”管涛认为，理论上讲，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助于放松资本（外汇）管制和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没有绝对的市场化，只有充分的市场化。”法国巴黎银行金融市场部中国汇率及本地市场策略主管季天鹤表示，从改革成效来看，中间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汇率的实际运行空间扩大，汇率越发由市场因素主导，基本达成预定目标。 在此机制下，市场主体对于汇率波动的适应性也在逐步增强。季天鹤表示，近年来，企业和家庭的外汇头寸基本稳定，市场影响力大幅下降，市场客盘交易者对于汇率波动的关注度显著减少。 同时，市场主体的汇率风险意识和汇率管理能力顺势提升。“汇率的双向波动和弹性增大，企业对汇率波动的适应能力显著增强。”连平认为，越来越多的外向型企业能够运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从而有助于提高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 “这恰恰折射出市场承受能力明显增强，汇率市场日趋成熟。”季天鹤表示，“8·11”汇改显著增强了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市场运行的韧性，清洁浮动的基础逐渐稳固。 人民币国际化也在汇率市场化过程中稳中有进。管涛表示，虽然“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整体下跌，甚至在2020年5月份，中间价和交易价都创下过去12年新低。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功能，即作为投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贮藏功能，在汇改后得到进一步提升。 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应对外部挑战 日前发布的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站在5周年的时点，汇率市场化改革也正迈进关键阶段。市场对汇率政策有哪些期待？在通往清洁浮动的征途上，汇率市场的改革跨越，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承受住疫情考验，基本面较其他国家表现相对更健康，中美利差又处于较宽水平，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开放也有利于吸引资金流入，而且美元处于弱周期，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迎来一个好时机。”汤森路透中文财经资讯分析师张金栋说。 他建议，持续推进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比如，尽量坚持中间价定价机制，确保定价机制的权威性；逐渐提高供求部分的权重，降低货币篮子的影响，逐渐靠近通过交易形成定盘价。 连平表示，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仍需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一方面，为顺应国内经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允许企业部门在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方面有更大自主权。同时，应适当允许汇率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推动企业更多地运用金融机构的衍生产品来规避汇率风险。 连平还建议完善离岸和在岸市场的协同管理。“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有效地管理境外人民币市场汇率波动的影响，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
新疆持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从今年年初开始实现电力市场化交易全准入后，参与交易用户数量增加，交易电量增速明显。上半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达6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 今年上半年，400余家发电企业、60家售电公司、1500余家电力用户进行双边、多边自主交易。数据显示，上半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达657亿千瓦时。其中，直接交易电量560亿千瓦时，新能源替代交易电量15亿千瓦时。 新疆电力交易中心在全国首创了直流配套新能源与疆内自备电厂调峰替代交易，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能力。截至6月底，新能源企业疆内市场化成交电量5年累计超500亿千瓦时。 2016年，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成立初期，仅有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工业用户可以电力交易，交易范围和规模有限。经过多方共同建设，截至2019年末，已有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硅基新材料、石油化工和云计算7个行业电力用户进入新疆电力市场进行市场化交易。 2019年11月，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通知》。根据《通知》，在符合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用户等任何有电力需求的用户，都可进行电力市场化交易。 “这几个阶段的变化，展现了新疆电力交易市场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成果。电力市场化交易全准入后，今年我们服务的电力用户中新增了除7大行业外的1290家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用户数量大幅上升，进一步繁荣了电力市场。”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疆内交易组织专责易炳星说。 截至目前，新疆电力交易中心已注册各类市场主体3031家，其中发电企业782家、售电公司298家、电力用户1951家，涵盖全部工业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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