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我们提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成为业内广为采用的经典分析框架，人口人才是区域经济和各行各业兴衰的根基。我们在前期系列报告中提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逻辑，指出人口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人才价值日益凸显，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以期准确把握人才流动趋势。 摘要 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智联招聘拥有约2亿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约630万；其中85%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14.6%。在求职者中，约四成为流动的跨城求职者。人才求职和跨城求职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性，高峰均在春节后的3月。从性别看，2019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60%，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4%，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2%为本科及以上，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37%，高学历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作年限看，流动人才中46%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总体的44%，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资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5%月收入超6000元，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0%，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1%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 榜单概览：上海连续3年成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为衡量不同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海归人才流入占比的加权结果。其中，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力，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和海归人才流入占比反映城市对年轻高学历人才和海归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从结果看，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自2017年起连续三年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2019年应届生和海归人才流向北上深广的比重分别占比24.5%、28.7%，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北上广深的比重20.2%，应届生和海归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2）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人才流出。分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8%、-2.4%、-0.2%、-3.2%，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西部持续流出但有所收窄，东北持续流出且幅度扩大。分线城市看，2019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7%、1.1%、1.8%、-0.3%，2018年分别为-0.9%、4.9%、-0.3%、-2.3%；结合近4年数据观察，一线因京沪控人持续流出，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14%、13%、7%、7%，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0%、2.8%、-4.0%、0.0%、-0.5%，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受北京控人影响人才净流出，成渝和长江中游基本平衡。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1）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持续为负且降幅扩大，主因北京严控人口、疏解产业，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北京流向上海、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上海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持续净流入但逐渐下降，主因上海控制人口及产业转移；深圳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4%、0.2%，主因深圳活力强、人才政策吸引力大；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广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持续稳定净流入，主因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杭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始终为正且比较稳定，主因南京发展速度较快且2018年“宁聚计划”实施吸引人才；重庆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2018年由负转正主因信息技术产业等发展吸引人才；武汉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2017年由负转正，主因2017年“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 风险提示：样本偏差；简历投递与实际人才流动可能存在一定出入 目录 1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 2 榜单浏览：上海持续3年成为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1 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 2.2 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聚集、京津冀人才流出 3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 3.1 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 3.2 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 正文 1 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但当前能够反映人才流动的数据缺乏。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比例分别在2011、2013年见顶，标志着过去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消逝，中国亟需转向人才红利。并且，从人口自然增长趋势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随后进入负增长。在此背景下，2017年以来全国约100城先后掀起 “抢人大战”，既是抢年轻人口更是抢人才。一般可通过官方常住人口数据分析人口流动，但反映人才流动的数据缺乏，特别是在非普查年份。为此，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以期准确把握人才流动态势。 数据说明及特征：智联招聘拥有约2亿个人注册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含登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630万，其中，求职人才即当年有简历投递行为的用户中约85%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14.6%（2015年小普查数据）；在求职人才中，约四成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投向城市不同的流动人才。人才求职和跨城求职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性，求职高峰一般在春节后的3月，2019年3月求职人数和流动人数占比分别为11.3%、13.1%，2018年分别为12.1%、12.3%。 1）从性别看，2019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60%，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4%，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智联招聘平台求职人才中男女比例为54：46，其中流动人才男女比例为60：40，说明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54：46、64：36，2019年流动人才的性别比例更加平衡。 2）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2019年求职人才中18-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岁及以上分别占比30.2%、34.5%、20.5%、8.8%、3.4%、2.6%；流动人才中各年龄段人才分别占比30.7%、34.1%、19.6%、8.8%、3.7%、3.1%，求职人才和流动人才的年龄结构较为吻合，18-35岁分别占比85.1%、84.4%，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86.1%、78.6%，2019年流动人才更加集中于18-35岁。 3）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2%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7%，表明高学历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求职人才中初中及以下、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2.5%、13.0%、38.4%、41.5%、4.7%，其中流动人才各学历分别占比为2.1%、10.4%、36.8%、45.0%、5.7%，流动人才中本科、研究生学历比重均高于整体水平，2019年流动人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0.7%、较求职整体的46.2%高出4.5个百分点，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50.5%、47.5%，说明本科及以上的求职者职场竞争力较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4）从工作年限看，流动人才中46%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总体的44%，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求职人才中工作年限为1年及以下、1-3年、3-5年、5-10年、10-20年、20年以上分别占3.1%、21.1%、19.4%、30.3%、22.3%、3.8%，流动人才中各工作年限人才分别占比3.3%、23.0%、19.3%、28.2%、21.9%、4.3%，其中工作5年以下的分别占比43.6%、45.7%，说明部分职场新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愿景尚有较大不确定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39.3%、40.4%，2019年流动人才更加集中于5年及以下。 5）从工资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5%月收入超6000元，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0%，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求职人才中月收入4000元及以下、4001-6000元、6001-8000元、8001-10000元、10001-15000元、15000元以上分别占比29.3%、30.8%、17.2%、9.4%、8.0%、5.3%，流动人才中各收入人才分别占比26.4%、28.8%、18.1%、10.6%、9.6%、6.5%，其中6000元以上的分别占比39.9%、44.8%，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39.9%、45.8%，说明收入更高的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6）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1%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2019年求职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是IT|通信|电子|互联网、房地产|建筑业、生产|加工|制造，分别占比19.4%、14.9%、13.9%，合计占比48.3%；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也是上述三个行业，分别占比19.0%、17.5%、14.8%，合计占比51.4%，说明流动人才分布更加集中，且流动人才在房地产|建筑业的分布远高于求职人才。从二级行业分布来看，2019年求职人才最多的前五行业分别是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互联网/电子商务、教育/培训/院校、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酒店/餐饮，合计占比33.7%；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五行业则略有不同，第四和第五名分别是加工制造（原料加工/模具）、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合计占比34.7%。 2 榜单概览：上海持续3年成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 从人才吸引力指数观察，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连续三年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为衡量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海归人才流入占比的加权结果。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人才净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力。其中，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不在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该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为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其他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指现居住地和简历投向地不一致的人才。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应届生流动人才/应届生流动人才总量，海归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海归流动人才/海归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城市对年轻高学历人才和海归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从结果看，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的上海市人才吸引力指数2017年由第二名升至第一名，随后三年持续第一；由于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人才政策吸引力强，2016-2019年深圳排名第3、3、3、2位；北京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排名为第1、2、2、3位，有所下降；广州则始终为第4位；杭州因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连续四年稳居第5；南京为第6、6、7、6名；成都2019年为第7名且近三年较为稳定；济南2019年为第8名，比2018年的第14名有所上升；苏州为第7、8、9、9，较为稳定；天津为第8、10、12、10名。2019年前50强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33、6、8、3个；一二三四线分别有4、32、14、0个，分别占一二三四线城市数量的100%、91%、17%、0%；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有12、7、5、2、3个。 2019年应届生、海归将简历投向北上深广的比重分别占比24.5%、28.7%，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北上广深的整体比重20.2%，应届生和海归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集聚。从应届生看，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前四名分别是北上深广，合计占比24.5%，高于北上深广的人才流入占比20.2%；应届生人才流入前十城市还有成都、杭州、郑州、南京、西安、天津，前十合计占比45.2%，高于前十城市的人才流入占比36.1%，意味着和流动人才相比，应届生人才更加向一二线城市集聚。和2018年相比，2019年流入北京、武汉、成都的应届生占比分别下降0.5%、0.5%、0.4%，流入济南、深圳的应届生占比分别上升0.3%、0.2%。从海归看，海归人才流入占比前四名分别是北上深广，合计占比28.7%，高于北上广深人才流入占比的20.2%；海归人才流入前十城市还有杭州、成都、南京、天津、苏州、青岛，前十合计占比44.6%，高于前十城市的人才流入占比35.5%，意味着和流动人才相比，海归人才也更加向一二线城市集聚，尤其是向一线城市集聚。和2018年相比，流入北京、成都的海归人才占比分别下降0.9%、0.3%，流入东莞、深圳、长沙、无锡的人才分别上升0.3%、0.2%、0.2%、0.2%。 2.2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人才流出 人才净流入占比是人才吸引力指数的核心指标，等于（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 1）分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8%、-2.4%、-0.2%、-3.2%，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西部持续流出但有所收窄，东北持续流出且幅度扩大。全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不含三沙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分别有87、80、95、34个。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2016-2019年东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4.2%、63.2%、60.8%、61.6%，均超六成但稍有下降，意味着全国流动人才超6成向东部集聚；中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而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西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和流出占比均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0%、5.9%、5.3%、5.3%，逐年下降，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8.2%、8.2%、8.3%、8.5%，逐年上升。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东部分别为7.8%、6.2%、5.7%、5.8%，虽略有下降但仍维持较高水平；中部分别为-4.0%、-3.2%、-2.4%、-2.4%，虽逐年上升但人才仍然净流出；西部分别为-1.6%、-0.7%、-0.3%、-0.2%，人才净流出但逐年上升至基本平衡状态；东北分别为-2.2%、-2.3%、-3.0%、-3.2%，人才净流出且幅度扩大。 2）分线城市看，2019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7%、1.1%、1.8%、-0.3%，2018年分别为-0.9%、4.9%、-0.3%、-2.3%，结合近4年数据观察，一线因京沪控人持续流出，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我们把全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二线城市35个，三线城市81个，四线城市176个（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呈下降趋势，人才流出占比基本稳定；二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44.9%、46.3%、47.9%、46.4%，呈上升趋势且约半数人才流入二线城市，人才流出占比基本稳定；三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0.5%、19.3%、18.6%、20.8%，2019年上升较为明显，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四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12.2%、11.6%、11.6%、12.6%，2019年上升较为明显，人才流出占比呈下降趋势。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一线分别为0.8%、-0.5%、-0.9%、-2.7%，受京沪控人影响一线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开始由正转负；二线分别为0.6%、3.2%、3.6%、1.1%，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分别为0.4%、-0.3%、-0.3%、1.8%，较为平衡；四线分别为-1.8%、-2.5%、-2.3%、-0.3%，人才持续净流出。 3）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0%、2.8%、-4.0%、0.0%、-0.5%，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受北京控人影响人才净流出，成渝和长江中游基本平衡。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长三角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均呈下降趋势，2019年分别为22.6%、17.6%；珠三角人才流入占比较为稳定，人才流出占比分别逐年微降，2019年分别为13.9%、11.1%；京津冀2016-2019年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14.3%、16.2%、17.0%、17.3%，逐年上升；成渝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均较为稳定；长江中游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2016-2019年分别有64.6%、64.7%、64.5%、63.1%的人才流入五大城市群，均超6成。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长三角分别为4.7%、4.6%、4.6%、5.0%，人才净流入且占比高于其他城市群，人才大量向长三角集聚；珠三角分别为1.7%、2.0%、2.2%、2.8%，人才净流入且逐年上升；京津冀分别为-0.4%、-1.9%、-2.9%、-4.0%，人才净流出且流出规模逐渐扩大，主要受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大幅下降影响；成渝分别为-0.7%、-0.2%、0.3%、0.0%，流入流出基本平衡；长江中游分别为-1.3%、-1.0%、-0.3%、-0.5%，流入流出基本平衡。 3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 从重点城市看，我们选取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重庆、天津、杭州）作为观察对象，并根据一二线城市对其划分进行具体分析（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5月报告《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排名：2019》）。 3.1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 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四个一线城市北上深广分别为-3.9%、0.5%、0.2%、0.6%，广州最高、北京最低。从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的趋势变化看，北京、上海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而逐年下降，分别从-0.7%、1.3%降至-3.9%、0.5%；广州逐年上升、深圳呈上升趋势，分别从0.3%、-0.2%升至0.6%、0.2%，主要因为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大学生数量全国最多，深圳经济发展速度快且人才吸引政策力度大。 1）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持续为负且降幅扩大，主因北京严控人口、疏解产业；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北京流向上海、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北京常住人口增量逐年下滑，2011-2018年从57万降至-17万，2019年缩窄至-1万，2017-2019年连续3年为负，2016-201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始终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6-2019年北京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7.2%、7.3%、7.1%、6.3%，但人才流出占比持续攀升，分别达7.9%、9.6%、9.9%、10.2%，北京的人才流入和人才流出均居全国城市首位，但流出逐年攀升、流出明显大于流入，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从来源看，2019年人才向北京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天津、郑州、深圳、廊坊、石家庄、西安、成都、沈阳、武汉，合计占比达44.7%。其中，京津冀城市有3个，合计占比达15.6%。人才流入北京主要因为北京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GDP规模达到3.5万亿，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二，同时13个行业中北京有8个的薪酬位于所有城市之首。从去向看，北京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天津、深圳、成都、廊坊、济南、杭州、广州、石家庄、西安，合计占比达42.5%。其中，流出北京的人才中7.7%流向上海，流出上海的人才中13.1%流向北京，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北京流向上海和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流出北京的人才增多主要因为北京控制人口、疏解产业。2013年北京开始严控人口，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北京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2020年及之后北京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根据北京市发改委，截至2019年底，北京市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2.28万件；2014-2019年北京市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759家，疏解提升市场631个、物流中心122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2018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累计减少489家。2019年北京流出人才的29.7%来源于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深圳外的其他8个重点城市，也高于北京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23.4%。 2）上海：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持续净流入但逐渐下降，主因上海控制人口及产业转移。2011-2019年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放缓，增量从44万降至4万，其中有两年为负。2016-2019年上海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3%、6.1%、5.6%、5.2%，持续下降，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4.9%、4.9%、4.7%、4.8%，流入大于流出，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从来源看，人才向上海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苏州、深圳、青岛、杭州、南京、合肥、郑州、成都、武汉，合计占比达48.1%，显著高于2018年前十来源地的45.7%，上海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北京占比15.1%，而长三角城市有4个、合计占比16.3%。人才流入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上海GDP规模达到3.8万亿、位列全国城市第一。2019年上海流入人才中9.9%流向商业服务，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13个行业中上海有4个薪酬位列第一、8个位列第二，其中商业服务位列第一。从去向看，上海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杭州、苏州、深圳、南京、广州、合肥、成都、郑州、无锡，合计占比达51.6%。其中，长三角城市有5个，合计占比达25.9%，长三角城市对上海的人才有分流作用。人才流出上海主要因为上海控制人口规模和产业转移，2016年上海“十三五规划”及《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15-2040）》均要求2020年及之后上海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8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减少1666家。2019年上海流出人才的7.6%、7.4%来源于服务业和金融业，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也高于上海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4.4%、5.7%。 3）深圳：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4%、0.2%，主因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才政策有吸引力；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2015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从2014年的15万大幅上升至60万，2015-2018年平均增量为56万。2016-2019年深圳人才流入占比基本稳定在4.9%左右，分别为4.8%、5.1%、5.0%、4.7%，但人才流出占比呈下降趋势，分别为5.0%、4.9%、4.6%、4.6%。从来源看，人才向深圳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广州、北京、天津、东莞、上海、成都、长沙、武汉、惠州、佛山，合计占比达52.8%，高于2018年前十来源地的50.4%，深圳的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珠三角城市有4个，占比22.9%；流入深圳的人才中13.1%来自广州，流入广州的人才中17.4%来自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来源城市的第1位。人才流入深圳主要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和人才政策有吸引力。2019年深圳GDP增速6.7%，高于全国平均的6.1%，也高于北京和上海的6.1%、6.0%；2016-2019年深圳平均GDP增速为8.0%，高于广州、北京、上海的7.0%、6.6%、6.6%。深圳还拥有华为、腾讯、平安等众多著名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吸引大量人才。深圳的落户政策逐渐放宽，且补贴幅度较大，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2016年深圳将全日制本科生、硕士、博士的租房相关补贴从6000、9000、12000元分别提高至15000、25000、30000元，2017年落户门槛放宽至35岁以下专科学历人才，对新引进的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分别给予300万、200万、160万的奖励。从去向看，深圳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广州、东莞、上海、北京、惠州、佛山、长沙、杭州、武汉、成都，合计占比达53.9%，低于2018年前十去向地的56.4%，深圳人才流向的方向更加分散。其中，广州占比达15.0%，珠三角城市有4所，合计占比32.3%，深圳和珠三角地区人才流动频繁；流出深圳的人才中15.0%流向广州，流出广州的人才中18.6%流向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 4）广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人才净流入且持续稳定增长，主因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广州常住人口增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2019年从4万升至40万。2016-2019年广州人才流入占比基本稳定在4.2%左右，分别为4.2%、4.3%、4.2%、3.9%，2019年略有下降，人才流出占比持续下降，分别为3.9%、3.8%、3.6%、3.3%，流入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逐年上升。从来源看，人才向广州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北京、佛山、东莞、上海、长沙、成都、武汉、珠海、郑州，人才流入占比合计达50.8%。其中，深圳占比17.4%，珠三角城市有4个，合计占比29.6%。人才流入广州主要因为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较低。2019年广州GDP增速为6.8%，高于北京、上海、深圳的6.1%、6.0%、6.7%。广州的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根据英国经济分析智囊机构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在全球133个城市样本中，上海与深圳排名并列第25位，北京、广州分别排名49、68位；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7.8、21.5、23.8、14.8年，广州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9年广州流入人才的13.3%、5.3%流入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以及服务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从去向看，广州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佛山、东莞、北京、上海、珠海、杭州、中山、惠州、长沙，人才流出占比合计达57.2%。其中，深圳和佛山占比分别为18.6%、12.1%，珠三角城市有6个，合计占比44.9%，与北京13.6%的人才流向京津冀都市圈、上海25.9%的人才流向长三角都市圈和深圳32.3%的人才流向珠三角都市圈相比，广州人才流向珠三角都市圈城市的比重显著更高。一方面是因为珠三角多为粤语城市、文化相近，另一方面是广州高校数量较多，广东省人才为求学向广州集聚，毕业后从广州回流至省内其他城市。根据教育部数据，广州普通高校数、211高校数分别为37、6所，分别排名第5、6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广州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为108.6万人、位列全国第一。 3.2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 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6个重点二线城市杭宁渝汉津蓉分别为1.4%、0.9%、0.3%、0.1%、-0.1%、-0.7%，杭州最高、成都最低。从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变化看，杭州从0.8%逐年升至1.4%，因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且薪酬相对较高；南京、重庆、武汉呈上升趋势，分别从0.8%、-0.1%、-0.3%升至0.9%、0.3%、0.1%，南京经济增速在十城中排名第一且2018年实施“宁聚计划”吸引人才，重庆的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武汉2017年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留住人才；天津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从0.2%降至-0.1%，主要因为发展速度放缓且薪资水平在十城中倒数第一，成都在-0.3%至-0.8%区间波动，主要由于薪资水平相对较低。 1）杭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2013-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从4万逐渐增至55万，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杭州排名全国第一。2016-2019年杭州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0%、3.3%、3.3%、3.4%，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2%、2.3%、2.1%、2.0%，人才流入明显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逐年攀升，2018-2019年居全国之首。从来源看，人才向杭州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合肥、宁波、郑州、南京、广州、苏州、成都，合计占比达46.6%，明显高于2018年杭州人才前十来源地的44.0%，杭州的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上升。其中，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人才合计占比23.6%，杭州发展所需人才主要在一线城市中，杭州也具有从一线城市抢夺人才的能力。且杭州前十来源地有5个来自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25.1%。人才流入杭州主要是因为产业发展迅速，尤其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行业发展较快。根据杭州市统计局，2019年杭州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增长15.1%，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14.6%，均高于杭州GDP增速6.8%。2019年杭州流入人才28.8%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其中，12.8%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二级行业，高于除重庆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同时杭州薪酬较有吸引力，在十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四，高于广州，其中13个行业中杭州有1个位列第一（交通|运输|物流|仓储），1个位列第二，2个位列第三，7个位列第四。从去向看，杭州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宁波、南京、深圳、苏州、嘉兴、绍兴、广州、金华，合计占比达44.9%。其中，有7个去向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32.3%。 2）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始终为正且比较稳定，主因南京发展速度较快且2018年“宁聚计划”实施吸引人才。和上述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常住人口增量相对稳定，2011-2019年始终在2-10万区间波动、2019年为6万。2016-2019年南京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1%、3.0%、2.9%、2.8%，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3%、2.1%、1.9%、1.9%，均逐年下降，但人才流出明显大于流出，使得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基本稳定。主要因为落户条件放宽且电子通信、制造业等行业增长速度较快。2018年“宁聚计划”即《人才落户实施办法》实施，不再以就业为落户前提，年龄条件也从35岁放宽到40岁。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2019年南京GDP同比增长7.8%，不仅高于全国的6.1%，也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2018年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高于全国的6.2%，其中，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53.1%、108.9%、29.6%，高于全国的66.2%、6.4%、11.2%。从来源看，人才向南京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合肥、杭州、西安、深圳、徐州、成都，合计占比达45.7%。其中，有5个是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25.8%。从去向看，南京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苏州、北京、无锡、杭州、常州、徐州、合肥、扬州、镇江，合计占比达49.5%。其中，有8个是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40.8%。南京和长三角的人才互动非常频繁，部分因为南京高校较多，长三角人才为求学向南京集聚，毕业后从南京回流至长三角其他城市。根据教育部数据，南京普通高校数、211高校数分别为34、10所，分别排名第6、3名。 3）重庆：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2018年由负转正主因对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重庆常住人口增量维持在高位，2011-2019年增量平均为27万。2016-2019年重庆人才流入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为1.3%、1.3%、2.0%、1.8%，人才流出占比在2016-2018年均为1.4%、2019年上升至1.6%，导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逐年上升且2018年由负转正。从来源看，人才向重庆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成都、北京、西安、长沙、上海、深圳、天津、贵阳、广州、武汉，合计占比达62.8%。其中，成都流入重庆占比达26.4%，高于大部分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电子产业等具有较强吸引力。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25.7%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杭州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也明显高于流出人才从事该行业的比例13.1%，其中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14.4%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的二级行业中，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重庆电子商务企业个数2013-2018年从640个增加到2545个；重庆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个数2008-2017年从68个增加到540个。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重庆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45.2%，高于全国2019年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速的20.8%。从去向看，重庆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成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杭州、贵阳、武汉、昆明，合计占比达51.0%。 4）武汉：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2017年由负转正，主因“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2011-2019年武汉常住人口增量平均为16万人，常住人口保持较高增长。2016-2019年武汉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1%、2.2%、2.7%、1.9%，人才流出占比2.3%、2.1%、1.9%、1.8%，逐年下降，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主要因为2017年开始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大学生可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或租到租赁房；不满40周岁的留汉大学毕业生可凭毕业证落户，硕士、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分别为4万元、5万元、6万元、8万元。根据武汉市委组织部，2017-2019年新增留汉大学生共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2017年确定的五年达到100万的目标。从来源看，人才向武汉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郑州、长沙、成都、广州、西安、杭州、襄阳，合计占比达45.0%。从去向看，武汉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长沙、南京、成都、郑州、宜昌，合计占比达45.1%。 5）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天津常住人口增量呈下降趋势，2011-2019年从56万降至2万。2016-2019年天津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2%、2.2%、2.3%，较为稳定，流出占比分别为2.0%、2.1%、2.3%、2.4%，逐年上升，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从来源看，人才向天津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沈阳、石家庄、廊坊、深圳、唐山、保定、西安、郑州，合计占比达55.1%。其中，北京占比高达31.8%，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从去向看，的天津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石家庄、廊坊、济南、广州、杭州、重庆、保定，合计占比达54.5%。其中，北京占比22.8%，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第一去向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北京工作机会多。人才流出天津主要因为发展速度放缓且薪资水平低，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天津2019年GDP增速为5.3%，在十大重点城市中倒数第一；2017-2019年GDP同比增速平均为4.0%，不仅远低于2010-2016年的平均增速12.6%，也远低于2017-2019年杭州、南京的平均增速7.2%、7.9%；同时天津薪酬较低，2019年4季度平均月薪为7813元，在十城中排名倒数第一，13个行业中天津有10个在十城中位列最后。 6）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成都常住人口增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2019年从2万升至25万，2016年变动较大、高达126万。2016-2019年成都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8%、3.7%、2.9%，流出占比分别为3.2%、3.1%、4.0%、3.6%，流出始终大于流入且差距在2017-2019年逐年增大，使得人口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净流出成都的人才较多是因为薪资水平低，2019年4季度成都平均月薪为8326元，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倒数第二，13个行业中有7个在十大城市中薪资水平排倒数第二。从来源看，人才向成都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重庆、西安、上海、深圳、绵阳、长沙、广州、郑州、贵阳，合计占比达47.5%。从去向看，成都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重庆、北京、深圳、西安、上海、绵阳、眉山、广州、德阳、南充，合计占比达46.2%。其中，流出重庆的人才中17.9%流向成都，流出成都的人才中13.6%流向重庆，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成都流向重庆和重庆流向成都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5%、0.4%，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2019年成都流出人才的30.6%来源于房地产|建筑业，显著高于其他9个重点城市，且远高于成都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13.1%。 智联招聘课题组专家李强 王一新 周培 李小丽 北京大学黄玉致、伦敦大学学院闫婧对本文有贡献
张文静 发自上海 2020年12月31日下午，“2021挑战未来——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在上海新静安体育中心举行，现场超3000人聆听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的分享。自2016年始，“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已成功举办4届，成为中国地产行业最受关注的盛会之一。 丁祖昱提到，未来除了一线城市，二房将逐渐退出舞台，各城市上车户型就是三房或“2+1”房。 2020年改善型需求持续释放，112个重点监测城市三房仍是成交主力，成交占比进一步提升至59.24%，较2019年净增长2.3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刚需市场整体低迷，两房去化速度明显放缓，成交占比降至16.36%，较2019年净减少2.33个百分点。 从2015年-2020年各城市商品住宅各房型成交套数占比来看，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三房成交占比均不断提升，而二房成交占比明显逐年降低。 2020年，一线城市一房、二房成交占比仅29.7%，而2015年这一占比达40%多。二线和三四线城市一房、二房成交占比降幅更为明显。2015年，二线城市一、二房成交占比在45%所有，2020年降至18.5%，三四线城市2020年也降到了15.5%。未来，三房或“2+1”房将成主流户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柳静）特殊的2020年，对于商业界来说，虽然始终充满着挑战与危机，但仍然是话题不断、热闹非凡的一年。直播电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云生活”方式，开年之初便引发业界关于互联网商业模式重构的热议。 任正非马云占据“年度十大热门商业人物”前二 日前，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热门商业人物》、《2020年度十大热门企业》两大榜单，依托于企查查平台舆情监测大数据，从新闻舆情的热度出发，盘点本年度最具话题性的商业人物与公司。 纵观整个TOP10榜单，华为与阿里成为最大赢家。除了任正非牢牢占据榜首位置，频频代表华为抛头露面的余承东，也入围本次榜单并高居第5。而在阿里方面，马云仅次于任正非位列第二，其继任者张勇同样跻身TOP10。 想一直保持低调，奈何实力不允许，或许是对马化腾在公众形象方面最好的概括。坐拥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在年中经历了起诉老干妈、收购搜狗两件大事，让马化腾位列十大热门商界人物第6名。同时，归属于腾讯系的刘强东、王兴分别排名第4和第6，彰显着腾讯生态在整个中国商业界的地位。 刚刚庆祝完小米十周年的雷军，打着“一往无前”的口号，正在向高端化转型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本次榜单中仅次于任正非、马云稳坐探花之位。蔚来汽车的李斌跻身TOP10，成为一匹不大不小的黑马，体现着新能源汽车在这一年迎来高光时刻。而今年放下身段亲自为格力带货直播的董明珠，则是唯一上榜的商界女性人物。 “阿里系”霸榜年度热门企业TOP10 在年度热门企业TOP10榜单中，阿里系表现得尤为抢眼。不仅天猫、阿里云、饿了么三大阿里系企业霸占前三名的位置，而且淘宝也跻身榜单位居第8。抖音紧随其后排名第4。此外，入围榜单的还有京东、中国联通（600050）、快手、滴滴和蔚来。 从行业来看，互联网公司是无可争议的流量担当。上榜十家企业中，互联网公司高达9家，唯有中国联通从事通信行业，但也与互联网行业高度相关。 细究上榜企业新闻舆情中竞品、合伙伙伴舆情的占比，企查查数据显示，“天猫”舆情中与“京东”相关的占比3.2%，与“拼多多”相关的占比1.7%。而“淘宝”舆情中与“京东”相关的占比3.4%，与“拼多多”相关的高达6.1%。由此可见，拼多多和淘宝之间的对标竞争关系更为显著。 此外，“快手”舆情中与“抖音”相关的占比10.1%，与“京东”相关的占比3.6%。而“抖音”舆情中与“快手”相关的占比8.0%，与“B站”相关的占比2.0%。这组数据说明了好几个细节：其一，快手与抖音（短视频领域）的竞争关系比电商领域更为激烈；其二，今年，京东与快手达成战略合作，溅起了不少水花；其三，至少从当下来看，B站与抖音之间的竞争关系仍然相对和缓。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0日讯今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投诉量5568件，环比增长最高，为70.6%。 2020年第三季度，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量的中位数为4397件。其中，工商银行5854件，环比增长45.6%，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21.5%；建设银行5568件，环比增长70.6%，占比20.4%；交通银行4432件，环比增长43.0%，占比16.2%；中国银行4362件，环比减少48.1%，占比16.0%；农业银行4033件，环比增长59.6%，占比14.8%；邮储银行3029件，环比增长38.3%，占比11.1%。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情况（单位：件）
分析和比较中美股市对投资决策和政策建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的来说，中美股市反映了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经济成分的差异，不应该简单机械地对比和追求接轨，但在注册制改革、健全退市制度、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以及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等方面，A股应该学习美股的经验，加快自身的发展和成熟。 一、上市公司分布反映中美经济构成的差异 1.1 金融和传统制造业在A股中占比显著高于美股 过去三四十年中，中国经济依托人口优势，向发达经济体发起赶超。而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历了超过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表现在产业结构上，美国的服务业及高科技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已经占比很高，而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的飞速发展，传统制造业已经实现了超越，但在高科技和服务业等领域仍处于追赶状态。这种经济构成上的差异反映在了股市上，即A股中金融、工业、原材料和能源等传统行业的市值占比都明显高于美股，而通信、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行业的市值占比明显偏低。 沪深300与标普500行业构成对比来源：Bloomberg，中泰证券研究所 1.2 上市公司行业分布的差异反映了中美两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 从上市公司具体行业占比来看，A股中信息技术、通信服务等科技类行业占比明显低于美股，反映了中国高科技领域仍在奋力追赶的现状。在消费品行业中，A股日常消费品(必需消费品)占比高于美股，而非日常生活消费品(可选消费品)占比低于美股，这可能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还处在明显低于美国的阶段有关。 过去30年中美两国GDP中二产和三产的占比演变图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不过，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持续优化。2009年以来，传统周期(能源、材料、工业)行业指数市值占比由48%下降至25%，大消费(可选、消费、医药)行业指数市值占比由9%上升至30%，科技(信息、电信)行业指数市值占比由2%上升至11%，金融行业指数市值占比相对稳定。从中证一级行业指数来看，消费、医药、信息行业占比明显上升，能源行业占比明显下降。 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优化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1.3 A股国企市值占比较高，但民营经济比重在显著上升 A股市场的国有控股企业的市值占比一直比较高，虽然自2007年以来国企市值占比明显下降，但到目前仍在40%以上。以金融、能源、传统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在A股中占有较高比重，也是与美股的重要差异。 过去20年A股国有企业市值占比变化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是，最近两年来，民营经济的比重在显著上升。从指数市值占比来看，中证民企指数市值占比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与更多优质民企上市有关。在2017和2018年，民企指数市值占比有阶段性回落，这或许与当时大力去杠杆、信用收缩的政策环境有关，信用收缩下民企受到的影响更大。2019年之后，民企市值占比重回升势。 民企指数市值占比提升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二、多因素导致A股估值高于美股 2.1 A股整体估值水平长期高于美股 比较A股和美股的主要股票指数的市盈率(PE)，除了沪深300指数受权重较大、估值较低的银行股影响外，其他A股主要指数的市盈率过去长期高于美股。如果从各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中位数来看，A股主要指数的市盈率过去长期明显高于美股。 中美主要指数成分股PE中位数来源：Bloomberg，中泰证券研究所 2.2 审批制下A股供给不足和缺乏严格退市机制是A股高估值的主要原因 A股市场长期的高估值现象与A股的供给机制有关。以过去很长时间绩差股受追捧的现象为例，在缺乏严格的退市制度时，小市值的绩差壳股退市的风险有限；同时审批制下股票市场的供给不足，因此即使业绩很差，但在“借壳”、跨界并购重组等事件的驱动下，绩差壳股可能获得很惊人的涨幅。 2.3 A股个人投资者占比高、市场波动大 A股市场中个人投资者较多，市场非理性程度较高，也造成了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高换手的现象。更剧烈的短期波动、更大的投机氛围会造成投资者更关注股价短期波动，而降低对估值等中长期指标的关注。长期以来，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中，个体散户日均成交量仅占总体成交量的11%左右。今年上半年美国散户交易异常活跃，散户交易量占比也仅上升至20%左右。而根据上交所公布的数据，A股市场中散户交易占比常年保持在80%以上。 2.4 A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升空间大 过去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显著高于美国，但A股的整体涨幅大幅低于美股，A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明显偏低。在经济增速更高的大环境下，盈利能力却明显偏低，这说明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统计发现，美股近10年ROE(净资产收益率)稳定高于15%的公司有161家，近10年ROA(资产收益率)稳定高于10%的公司有53家。而在A股市场中，近10年ROE稳定高于15%的公司仅18家，是美股数量的10%；尚没有近10年ROA稳定高于10%的公司。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A股部分优质公司上市仍不满10年，但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升空间较大的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中美长期高ROE和高ROA个股数量来源：Bloomberg，中泰证券研究所 2.5 静态估值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未来预期的差异 美股短期激励力度大，静态估值可能被低估。在理性和有效的市场中，静态估值反映未来的预期，即假如预期未来上市公司的盈利上升空间大，则市场会给予当前更高的静态估值，反之则给予更低的静态估值。美股上市公司短期激励力度大，华尔街资本和经营层的职业经理人都有极大的动力做高当期的盈利，从而使得静态估值看起来比较低。 A股静态估值偏高可能与未来提升空间大的预期有关。理论上讲，给“好公司”更高的估值、给“差公司”更低的估值才是理性的。但如果是看静态估值的话，更严谨的说法应该是给“未来会变好的公司”更高的估值。因此，认为“A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低、盈利能力差，所以估值应该比美股低”的结论是不充分的。假如市场预期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激励机制在未来能改善，那么当前更高的静态估值就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中美股市对比下的启示 3.1 加快推进注册制和退市制度等市场化改革 加快推进注册制以及退市制度，才能有效扩大供给，实现优胜劣汰，使得A股整体估值水平保持合理。以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为例，上市后累计涨幅超过1000倍的公司有6家，超过100倍的有50家以上，超过10倍的有200家以上，但是累计退市的公司超过10000家。可见纳斯达克指数的巨大涨幅以及伟大公司的出现都是建立在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存量时代，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加剧，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让更多企业得以在资本市场中竞争，并在退市制度下淘汰落后公司，保留优质企业，这样才能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也才能真正发挥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A股龙头指数ROE较高，且盈利能力的优势在扩大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3.2 培育和壮大机构投资者，提升A股的开放度 资本市场要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需要对上市公司的质地和发展前景等进行专业的评估，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而大部分个人投资者很难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国内外的实证数据都表明，当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上升时，市场的波动率、换手率以及非理性特征都会明显增加。可见，培育和壮大机构投资者，引导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专业机构参与股票市场投资，能提升市场的理性程度，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此外，提升A股的开放度，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内地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外资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对监管的需求等能促进A股市场的成熟发展和监管制度的完善。 3.3 全面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全面提升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高长期盈利能力，才能给长期投资者、价值投资者带来较高的回报，才能促进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的良性发展。 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提高违法成本，消除各种制度套利和“钻空子”的空间，遏制各种“赚短钱、赚快钱”投机风气，促使上市公司更加专注长期经营和提升长期盈利能力。近年来，监管力度已经明显增强，也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等方面的问询、批评、谴责等数量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还需要更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更完善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更强的企业家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整体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对长期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可能至关重要。 3.4 多举措需要协同推进 促进A股市场的发展成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举措协同推进。比如，在审批制和缺乏退市制度下，A股供给受限，“壳股”容易被炒作，这些会造成整体估值偏高、市场波动大等，从而会诱导投资者频繁交易、相互博弈，追逐短期投机收益，而更理性的机构投资者不容易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偏低，长期盈利能力不足也会使得价值投资理念失去市场。 此外，市场整体估值偏高，投机氛围浓厚，又会使得上市公司股东和经营层有更高的“赚快钱”和“钻空子”的冲动，甚至可能存在少数企业主将上市套现作为“终极目标”，而失去专注长期经营的动力，这会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可见，这些阻碍A股市场发展成熟的问题相互影响、错综复杂。需要多举措协同并进，才能打破这些恶性循环，促进A股市场成熟发展。(中新经纬APP)
12月9日，央行发布2020年11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 初步统计，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3.2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70.45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21万亿元，同比增长3.1%；委托贷款余额为11.11万亿元，同比下降4%；信托贷款余额为6.81万亿元，同比下降9.9%；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企业债券余额为27.6万亿元，同比增长19.3%；政府债券余额为45.35万亿元，同比增长21.4%；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8.14万亿元，同比增长11.3%。 从结构看，11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2%，同比低0.2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0.8%，同比低0.1个百分点；委托贷款余额占比3.9%，同比低0.7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2.4%，同比低0.6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1.3%，与上年同期持平；企业债券余额占比9.7%，同比高0.4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16%，同比高1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2.9%，与上年同期持平。
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张冀华介绍了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结构特征。一是中小散户多，机构投资者少。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A股个人账户数占比达到99%，持股市值仅占约28%。二是交易量大，长期投资少。证券市场约86%的交易量是由中小投资者贡献，平均持股周期达到半年的中小投资者则不足15%。三是直接投资多，专业投资少。个人投资者资产直接投资于股票的比例占到30%以上，投资基金和理财产品的比例不足30%。(上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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