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数字科技，势在必行 文/孟永辉 蚂蚁金服上市的搁浅，再度向我们证明了金融进化的迫切性。同样地，它告诉我们，仅仅只是做概念上的创新，并不长久，金融行业的发展需要真正实质性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才可以把金融行业的发展带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数字科技依然需要更多的发展和进化，才能真正承担起金融进化的重任，从而真正能够将金融进化带入到一个新阶段。 同样地，蚂蚁金服上市受阻扯掉了数字科技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它告诉人们，即使是头部玩家主打的数字科技概念依然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科技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同样可以确定的是，数字科技并不是一个圈钱的概念，而是真正能够给金融行业甚至泛金融行业带来深度改变的全新存在。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把数字科技看成是一种概念，但却不去做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科技，那么，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终归会有被揭穿的那一天。 数字科技，势在必行。 这句话并不仅仅只是对科技公司来讲的，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数字科技同样迫在眉睫。头部的科技公司之所以可以假借数字科技的概念来进行流量收割，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金融体系的供给模式业已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科技公司开始假借金融创新的概念来迎合用户需求发生的变化，从而完成新一轮的流量收割。从本质上来看，金融体系的进化缓慢，最终导致了这一系列乱象的出现，想要改变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从数字科技的角度来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不过，数字科技并不像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那样简单、快捷。说到底，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依然是流量的买卖，只不过，互联网金融的流量对象是C端用户，而金融科技的流量对象则变成了B端用户而已。数字科技则不一样，它更加关注的是落地和应用，更加关注的是对于金融新功能和属性的开拓与创新。因此，数字科技比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当流量主导的发展模式遭遇越来越多的困境，我们需要从数字科技的角度来寻找新的突破口。 同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仅仅只是依靠概念抑或是依靠改造对象的转移便可以获得新的增长不同，数字科技则需要具备更多的特质和条件。 首先，互联网技术不再万能，新技术成为新动能。互联网金融自不待言，即使是金融科技依然是对互联网技术有着非常强烈的依赖的。我们看到很多的金融科技玩家其实就是把互联网金融的那一套应用到了传统金融身上，只不过他们不再收割C端流量，而是在收割B端流量而已。 可以想见的是，这种以收割流量为终极追求的发展模式并不会带来长久的发展，等到流量红利被消耗殆尽，金融科技的发展依然会回到原点。数字科技则完全不同。它需要对金融行业进行深入且全面的改造，这种改变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金融本身，甚至在某些时候数字科技已经蜕变成为了另外一种全新的形式。如果仅仅只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抑或是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衍生品，很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的是经过嬗变的互联网技术，通过这些新技术的改造，金融行业本身业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金融行业的功能和属性早已不复存在。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说金融行业的这些功能和属性消失了，而是说，金融行业蜕变成了另外一种新的形式，并且这种新的形式更好地回归到了实体，更好地将金融的功能和属性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发挥。 其次，金融行业本质发生深刻改变，数字成为新功能。何谓金融？金融其实就是促进行业更好地发展和运行的“毛细血管”。换句话说，金融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当互联网时代落幕，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从平台经济蜕变成为数字经济，在这种大背景下，金融行业的本质同样需要一轮全新的蜕变，才能满足数字经济时代来临的需要。换句话说，金融行业的功能和属性需要从传统意义上的属性蜕变成为与数字相关的功能和属性。 在这个过程中，仅仅只是按照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科技的套路进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行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将“金融”与“科技”两种元素深度融合，最终蜕变成为数字科技，并且让数字相关的功能和属性成为金融行业的新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数字科技玩家仅仅只是把数字科技看成是一种改造金融行业的方式和方法，显然是不恰当的。这种发展思路说到底依然没有改变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行业，仅仅只是把金融行业的改造方式从互联网转移到了数字技术而已。如果非要给这种发展方式找到一个称谓的话，用金融科技这个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科技并不是用新技术对金融行业进行改造，而是要挖掘金融行业的数字化的功能和属性，让自己的盈利模式不再是依靠收割流量的方式来获得的，而是通过新的数字功能的落地和应用来实现的。当数字科技真正跳出了收割流量的思维，真正进入到了新的，以数字功能和属性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才算是真正得到了蜕变。这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大趋势，更加符合金融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深逻辑。在数字经济依然成为趋势的大背景下，数字科技的发展迫在眉睫。 再次，资本不再万能，新商业模式亟待出现。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科技，说白了依然是依靠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即使是那些头部的科技剧巨头依然没有逃脱资本的魔咒。在资本驱动型的发展模式遭遇越来越多的诟病的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来实现新的发展。在这个时候，数字科技的成熟和完善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同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时代对于资本的极端依赖不同，数字科技是一个能够建立协调发展的全新存在。换句话说，真正驱动数字科技发展的不是资本，而是数字科技本身的自我造血。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数字科技的手段将行业的发展带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数字科技为金融行业的发展找到了新方向，如果我们借助数字科技让金融行业的功能和属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那么，资本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将不再那样重要，而是真正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蚂蚁金服上市搁浅告诉我们，仅仅只是做流量的买卖，而不去更多地思考商业模式的创新，就算是再强大的发展都仅仅只是过眼云烟，等到真正的考验开始，一切的谎言和欺骗都将被证实。 当资本不再奏效，当流量不再是红利，数字科技，势在必行。 —完— 作者：孟永辉，资深撰稿人，专栏作家，特约评论员，行业研究专家，战略咨询顾问。长期专注行业研究，累计发表财经科技文章超400万字。支持保留作者来源的分享，转载请保留作者版权信息，违者必究。
“要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保证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做到使用而不滥用。” 近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促进征信业发展提质、建立健全征信体系的会议精神，坚持征信为民，规范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加强征信监督管理，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人民银行发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又将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起步较晚，但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大、征信需求增加，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在短时间内快速建立。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就开始进行征信体系建设的探索，直到2004年和2005年，分别建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是征信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从此征信行业有法可依，进入规范发展的阶段。 从根本上来讲，征信的发展一要走量，二要走质，量可以理解为准入，质理解为其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征信的量变在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征信开放力度。我国征信业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政府帮助征信行业迅速度过发展初期的无序状态，形成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不过，征信行业同其他行业一样，同样需要丰富的市场主体，在不同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相较于依靠国家力量建立的公共征信系统，市场化的征信机构一直发展缓慢。但征信本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信用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企业法人来说，都是一种隐形的财富，但信用的度量又是具有一定困难和争议的，单靠政府力量很难支撑起社会整体的征信体系，征信所需的庞大数据信息也是单靠一家机构难以收集的。 所幸近几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经济社会中的数据数量呈指数式增加，给各类市场化的征信机构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发展思路。实际上，信用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企业法人来说，都是一种隐形的财富。进入数字时代，众多企业也开始为便捷自身业务从不同的角度对个人、企业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从而得出信用评分，为之后的经营交易活动提供参考。但企业的征信行为说到底还是单打独斗，没有纳入体系之中，一方面使得大量数据不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还加大了对这些零散征信机构的监管难度。笔者认为，加大征信业开放力度相当于聚合这部分社会资源，促使征信服务机构提供多维度个人信用评分制度，提高行业整体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建立多元化个人征信体系，在经济系统内形成良性循环。 征信业务的质变一定要体现在应用之上，目前国内现有的征信数据服务大都停留在整理原始数据的起步阶段，信用数据分析服务不能满足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信用服务需求，这是我国征信市场较为欠缺的地方。《办法》在这一方面也给予了关注，对征信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引导征信业务向更广范围，更深领域发展，同时也将更多的业务纳入监管当中，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 对于征信机构而言，应用是目的，独立性则是保障，征信机构必须具有第三方的独立性，而关于信用信息规范化使用，保障用于合法目的也正是《办法》的关键内容所在。要保证征信机构在运用其掌握的海量公民信息同时，不至于因利益关联或利益冲突而进行违规使用。除此之外，要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保证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做到使用而不滥用。 实际上，不论是之前开放征信机构还是近日的《办法》出台，对于征信而言，数据隐私问题都是重中之重，征信信息的获取源自于公民、企业等信用主体的交易行为，涉及到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不过可以看到，《办法》对于相关业务的监管也做了相应的安排，我们相信监管不会走先放任后治理的道路，能够有效从源头上杜绝滥用公民信息的行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本文原发于国际金融报
全球宏观形势的三大关键词 我先用三个关键词，来刻画一下当前的全球宏观形势。 第一，疫情。截止去年12月底，全球新冠累计确诊人数突破八千万。这个趋势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拐点，依然以很快速度在全球蔓延。目前全球排名前三的重灾国是美国、印度、巴西。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美国很快会有三千万人确诊，这意味着10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确诊，这个比例着实不低。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新增人数都落后于美国，但去年9、10月份欧洲新增人数突然出现爆发式增长并一度超过美国，这是当时为什么美元指数能触底反弹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市场开始下调对2021年欧元区经济增速的预测。 第二，衰退。2020年的经济衰退是过去150年来全球经济第四深的衰退。前三深的衰退均发生在一战到二战期间，因此去年是二战以后和平时期全球经济的最深衰退。比经济下行更令我们担忧的，是全球贸易的减速。在2009年之前的二十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约等于全球经济年均增速的两倍，而在2009年之后至今，两者几乎持平。从2018年起，全球贸易增速变得显著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趋势，这令我们非常不安。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疫苗的推出。疫苗大概率是先在发达国家大规模接种，其次是新兴市场，最后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个逻辑，疫情之后发达国家跟新兴市场之间的分化恐怕会加剧。这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形刚好相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格局是“南升北降”。而在这次疫情之后，格局却很可能是“北升南降”。IMF估算了主要国家未来五年内因为疫情而导致永久性产出损失，排名越高的国家损失越大。排名靠前的都是新兴市场，排名靠后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在内）。 第三，动荡。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自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均值在100上下，去年一度突破400，目前依然在300左右。这正是为什么黄金价格能够在去年8月创出历史新高的原因。当前，全球局势依然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全球动荡加剧在资产价格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呢？从金油比指标的运动来看，总体上有利于黄金、不利于原油。超高的金油比意味着中东地区未来爆发冲突的概率较高。2021年全球油价如何运动，这背后蕴含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期内三大担忧 展望中期的全球经济金融，我个人有三个担忧。 第一个担忧是负利率。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央行开闸放水。美联储在不到半年内把总资产从不到4万亿扩展到7万亿以上，如此宽松前所未有。当前全球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加深。目前发达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超过2%的已经没有了，收益率为负的占四分之一，收益率为0-1%的占60%左右。负格局未来进一步深化，让我们不由得不担忧，未来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商业银行在资产端收益率受碾压时会怎么办，是否会因此引发新一轮风险追逐行为？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第二个担忧是高政府债务。新冠疫情爆发后，G20国家平均的财政抗疫支出占到GDP的8%，部分国家超过了15%。这意味着政府债务会进一步攀升。事实上到2019年，各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历史相对峰值，和大萧条期间非常接近。而到2020年底，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还往上走8-10个百分点。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的确看到，在大萧条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均出现显著下降，但那是通过打仗和战后重建来实现政府去杠杆的。在当前这个时点，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又到了历史高点，未来的去杠杆的路径会是怎样的？是有序平静的，还是动荡混乱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第三个担忧，也是最深层次的忧虑，是1970年以来全球收入财产分配失衡不断扩大，该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就很有代表性，其财富分配程度极化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可堪比拟，同样是一战之后二战之前的大萧条时期。我们的确看到，在大萧条之后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修复，但那是通过打仗而实现的。打仗既会摧毁存量财富，也会推动财富的再分配。在当前这个时点，全球的收入财富分配失衡又发展到这样一个非常极化的程度，那么未来等待我们的再平衡路径会是怎样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讲到这里，我想提一个猜想。在未来10年至15年，哪个国家能在实现国内收入财富再平衡方面取得突出进展，同时又不显著挫伤各类主体的工作积极性，那么这个国家就有望在未来赛道中处于领跑位置。 双循环新发展模式的背景与内容 下面我分析一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它是跟随着1990年代的沿海大发展战略而来。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行业，大力引入FDI，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行业，这种“以外促内”的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两个条件的变化使这种以外促内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首先，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格局，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且可能长期持续，这使得外部需求变得不再稳定和可靠。其次，中国经济体量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为全球第二，在本身体量迅速膨胀后，再靠外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就变得有些力不从心。换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外部压力使然，也是内部转型的必然。 怎么系统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呢？我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两块，其一是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这背后有三大支柱：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其二是如何实现内外循环互促，可以从贸易、金融、开放、机制等四个层面进行思考。 先看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发展格局的三大支柱。 如何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呢？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需求角度讲，最关键的是要持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怎么持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呢？五方面的改革我觉得一定要做。 首先，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层面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 其次，在居民部门通过一系列新举措来纠正收入分配过度失衡。去年两会期间，总理说中国有6亿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一千块，这个数据令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实上是有扎实的数据支撑的。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非常重要，虽然难度很大，但不得不做。 再次，房住不炒的调控政策一定会长期持续。2015年之后房地产过度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日益明显。当前的调控措施虽然行政化色彩很强，但是不得不为之的次优选择，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第四，考虑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一千块的六亿人主要分布在农村，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就是一句空话。这意味着要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地流转，以提高农民收入。 第五，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了80%的就业。如果民营企业没有发展壮大的空间，如何实现这80%劳动力的收入提升？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让国进民退的现象重演。 从供给角度讲，这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有旺盛消费需求，但优质服务供不应求的行业发展起来，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这里面的关键是破除国有企业垄断，让优质民营资本加快进入。 接着看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如果我们想努力促进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光靠政府加强相关投入是不够的，有三件事必须要做。一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防止国进民退重演，2008年之后的数轮国进民退对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是不利的。三是教育理念必须要调整，过去我们的教育体制擅长培养工程师，它鼓励集体性、一致性的思维，而未来促进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就必须鼓励思维的独立性、创造性、批判性，这种思维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被长期忽视了。 再看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作为国内大循环的第三个支柱，它非常重要，可能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最重要的趋势。一旦我们通过推动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然会发生新一轮要素聚集，因此未来有些地方的区域一体化必将加速推进。 我们非常看好以下五个区域：一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为深圳、广州、佛山），这里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已经形成了创新与金融的两翼，这里将会演变为中国版的硅谷；二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为上海、杭州、南京），这里国有、民营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是区域发展程度最均衡区域；三是京津冀。京津冀过去的问题是河北一直没能发展起来，而如果未来雄安作为新的城市崛起的话，就可能带动河北的发展。京津冀既是中国的科创中心，也是资源分配中心；四是由郑州、合肥、武汉构成的中三角，这里是中国的大通道，是高铁时代最大的获益者，未来也将成为勾连其他四个区域的中枢地带；五是由成都、重庆、西安构成的西三角，这里教育科研实力较强，且人均人力资本成本较低，可以很好地吸纳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三角扩散出来的产业。 未来上述五个区域、15个核心城市，将成为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地方。然而，新一轮区域一体化有一个副作用，即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加剧。例如，上述五大区域都位于胡焕庸线的东南，西部只有西三角，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京津冀。换言之，如果未来要鼓励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那么就需要承受一段时期内地区之间发展差异的拉大。 如何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由于时间所限，我不能展开了，就各用一句话谈谈四个层面如何推进。在贸易层面，要打造国内版和国际版的雁阵模式。国际版雁阵模式可以在RCEP的范围内展开。在金融层面，要开展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核心是要增强货币的计价功能和培养货币的真实需求。在开放层面，要把目前的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并在加快金融开放时防范风险。在机制层面，既要维护旧的国际多边机制，也要推动新兴市场主导的新型多边机制建设。前段时间RCEP的成功签署，就是一个例证。 注：本文为笔者于2021年1月10日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的演讲实录，已经笔者本人审阅。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国家发展改革委：拟将三大区域城际市域铁路作为重大工程纳入“十四五”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结合“十四五”规划研究，提出拟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城际和市域(郊)铁路作为重大工程纳入“十四五”规划，整体推进建设。 孟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大区域“十四五”期间计划新开工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共1万公里左右。到2025年，基本形成城市群1至2小时出行圈和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建成。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司负责人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条件最为成熟、需求最为迫切，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这位负责人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铁集团、相关地方，梳理形成了近三年滚动项目清单，拟新开工项目70余个、总里程超过6000公里。在京津冀地区，新开工项目约1000公里，加快构建“四纵四横一环”通道格局，形成北京、天津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的“1小时通勤圈”，京雄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在长三角地区，新开工项目约4000公里，打造1小时到1个半小时城际交通圈、城市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组团间半小时到1小时通勤网。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开工项目约1000公里，加快形成以广深港、广珠澳和跨珠江口为主轴，“轴带支撑、极轴放射”的多层次铁路网络，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 孟玮强调，要把握好城际铁路的功能定位和建设标准，“避免把城际铁路建成高铁、建成地铁。” 高铁主要服务区际出行，新建高铁时速一般在250公里及以上；地铁主要服务中心城区通勤出行，时速一般在80至100公里。孟玮说，城际铁路主要承担城市间经常性、大容量客运需求，技术标准要避免“两头化”现象，设计速度宜为每小时160至200公里。(安蓓)
“要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保证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做到使用而不滥用。” 近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促进征信业发展提质、建立健全征信体系的会议精神，坚持征信为民，规范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加强征信监督管理，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人民银行发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又将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起步较晚，但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大、征信需求增加，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在短时间内快速建立。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就开始进行征信体系建设的探索，直到2004年和2005年，分别建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是征信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从此征信行业有法可依，进入规范发展的阶段。 从根本上来讲，征信的发展一要走量，二要走质，量可以理解为准入，质理解为其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征信的量变在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征信开放力度。我国征信业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政府帮助征信行业迅速度过发展初期的无序状态，形成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不过，征信行业同其他行业一样，同样需要丰富的市场主体，在不同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相较于依靠国家力量建立的公共征信系统，市场化的征信机构一直发展缓慢。但征信本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信用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企业法人来说，都是一种隐形的财富，但信用的度量又是具有一定困难和争议的，单靠政府力量很难支撑起社会整体的征信体系，征信所需的庞大数据信息也是单靠一家机构难以收集的。 所幸近几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经济社会中的数据数量呈指数式增加，给各类市场化的征信机构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发展思路。实际上，信用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企业法人来说，都是一种隐形的财富。进入数字时代，众多企业也开始为便捷自身业务从不同的角度对个人、企业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从而得出信用评分，为之后的经营交易活动提供参考。但企业的征信行为说到底还是单打独斗，没有纳入体系之中，一方面使得大量数据不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还加大了对这些零散征信机构的监管难度。笔者认为，加大征信业开放力度相当于聚合这部分社会资源，促使征信服务机构提供多维度个人信用评分制度，提高行业整体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建立多元化个人征信体系，在经济系统内形成良性循环。 征信业务的质变一定要体现在应用之上，目前国内现有的征信数据服务大都停留在整理原始数据的起步阶段，信用数据分析服务不能满足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信用服务需求，这是我国征信市场较为欠缺的地方。《办法》在这一方面也给予了关注，对征信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引导征信业务向更广范围，更深领域发展，同时也将更多的业务纳入监管当中，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 对于征信机构而言，应用是目的，独立性则是保障，征信机构必须具有第三方的独立性，而关于信用信息规范化使用，保障用于合法目的也正是《办法》的关键内容所在。要保证征信机构在运用其掌握的海量公民信息同时，不至于因利益关联或利益冲突而进行违规使用。除此之外，要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保证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做到使用而不滥用。 实际上，不论是之前开放征信机构还是近日的《办法》出台，对于征信而言，数据隐私问题都是重中之重，征信信息的获取源自于公民、企业等信用主体的交易行为，涉及到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不过可以看到，《办法》对于相关业务的监管也做了相应的安排，我们相信监管不会走先放任后治理的道路，能够有效从源头上杜绝滥用公民信息的行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本文原发于网易研究局
摘 要： 碳金融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30·60目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还面临政策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低、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推动碳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和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在健全政策框架和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础上，未来可适当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与产品服务创新。 关键词：碳市场 碳金融 问题 政策建议 在全球更加关注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之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金融市场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本文结合国际碳市场的发展经验，在总结我国碳市场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碳市场最新进展及主要矛盾 （一）最新进展和疫情影响 随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全球碳市场积极扩张，目前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21个，覆盖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0%[2]。截至2019年末，碳市场累计筹资逾780亿美元，资金用途主要用于支持能效提升、低碳交通、弱势群体等。发达国家碳市场在运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参与日益广泛，交易所作用不断增大，交易的金融工具品种日益丰富。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每年交易规模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起步最早、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品种是碳期货，年交易额占1/3。 新冠肺炎疫情对碳市场造成较大影响。疫情全球暴发之初，碳市场严重受挫，国际碳价大幅波动。美国加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加拿大魁北克二级市场价格均下跌。2020年3月中旬欧盟碳价跌至15欧元左右，比疫情前下跌超过30%，创2018年11月以来的历史新低。瑞士将履约期限推迟4个月，3月和6月的拍卖结果宣告无效，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连接也被推迟到9月。韩国碳市场将履约期限延长1个月，配额价格在5月下降后波动逐步加大。其后，受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推出一系列突出绿色发展的疫情复苏计划的激励，国际碳价逐渐回升，主流碳市场价格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近期欧洲碳价更是创出新高。此外，疫情将导致航空业未来排放量上升。2020年6月30日，国际民航组织同意在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3]前三年仅以2019年排放量为基准。 （二）全球碳市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是市场分割。《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个机制均涉及不同国家和市场间的业务关系。不同市场在法律法规、配额分配方式、交易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复杂的法律适用和地域管辖增加了市场主体的风险，跨国项目的审批认证存在较大障碍和较高成本。 二是不确定风险。如国际公约的全面性和延续性问题产生碳泄露[4]，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部分国家考虑征收碳边境调节税。 三是碳价低迷。世界银行发布的《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指出，尽管全球碳价不断上涨，但仍低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价格。截至2020年3月末，全球碳价近一半低于10美元/吨，仅不到5%的碳价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5]一致。 四是碳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由于碳金融专业人才缺乏，部分政府尚未完全放开建设碳市场、对待碳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比较谨慎等原因，全球碳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仍滞后于需求。 二、我国碳市场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当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已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作为重要的市场化减排工具，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由于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刚刚起步，还需针对政策框架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不足、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一）碳市场整体政策框架尚不完善、国际地位较低 截至2019年末，京、津、沪、渝、粤、鄂、深7省市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3.56亿吨，金额超过73亿元。受疫情影响，部分试点延迟了2020年的履约日期，但碳价未有明显波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火电行业）于2017年底正式建立，2021年1月1日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从国内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制度位阶低，监管规则、统计制度、披露要求等细则尚不明确。此外，碳排放权资产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价值评估体系薄弱，阻碍了碳金融产品工具的推广与创新。从国际看，碳定价权被发达国家掌握，我国在碳定价和交易中处从属地位。欧元是现阶段碳交易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我国碳市场仍处于产业链末端，话语权较小。 （二）碳市场金融化程度总体偏低 试点地区和金融机构陆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跨境碳资产回购、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等产品，但碳金融仍处于零星试点状态，区域发展不均衡，缺乏系统完善的碳金融市场，不能满足控排企业的碳资产管理需求，更不足以辐射和服务“一带一路”等相关区域的碳交易。此外，专业化投资者群体不发达，碳金融发展缺乏专业的长期资金支持。 （三）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 国际实践证明，碳金融市场发展高度依赖于碳排放控制强度和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的成熟度。与欧美将金融功能内置于碳市场[6]不同，我国更多将碳金融定位为服务于碳减排的从属性市场工具，这也成为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重要原因。一是碳减排硬约束效力不足。由于担心限制碳排放会抑制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和居民就业，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控碳减排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二是碳减排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碳排放配额占全国CO2排放量的比重不到30%，碳交易量则更低，市场主体参与度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企业生产活动收缩、碳排放下降，控排企业对配额的需求低。另一方面，碳价低迷影响了碳配额的投资价值。由于过去年份各试点发放的配额剩余存量较大，碳市场存在过度供给，多数试点碳价偏低，控排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基于碳配额开展投融资活动的动力不足。 三、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发展碳金融市场，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 第一，提高认识，强化约束，争取提前实现2030达峰目标。一方面，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继续强化碳排放硬约束。加强宣传教育和政策激励，提升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落实“十三五”碳排放控制目标的意识、决心和行动，争取提前达峰，并探索推动部分先进地区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研究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将总量控制目标细化分解至各行业、各地区，并强化考核。另一方面，培育交易活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尽快推动正式开展交易。遵循适度从紧原则确定碳配额总额，确保形成合理碳价。在交易方式方面给予交易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开展连续交易和集合竞价。引入中央对手方机制，建立碳定价中心，设立碳配额预留机制与碳市场平准基金，完善价格调控。 第二，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碳金融市场需求。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碳捕集和封存等低碳技术，弥补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退出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实体经济对包括碳金融在内的绿色金融的市场需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如新增投资尽可能向绿色项目倾斜，在救助计划中附带“减排提效”条件等。 第三，完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法律层面明确碳排放权的属性。建议在《民法典》执行过程中，对包括碳排放权在内的环境权益的法律属性及可否出质等进一步予以明确。在部门规章层面，建议制定碳金融市场监管和交易管理政策，统一市场监管、交易制度、法律责任、激励约束机制、会计及税收处理等相关内容。 第四，提升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威性和交易效率。适当放宽准入，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和碳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市场交易、创新产品工具。探索建立碳金融行业自律机制。培育中介机构和市场，鼓励发展融资类、投资类、保障类、信息咨询服务类中介机构。鼓励数字技术与碳金融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智能投顾等先进技术在客户筛选、投资决策、交易定价、投/贷后管理、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1] 课题组成员：研究局局长王信，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研究局市场处杨娉、王琰。 [2]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ICAP），“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Status Report 2020”，第7页。 [3] 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由国际民航组织推动构建，是第一个全球性行业减排市场，原定于2021年正式启动，目标是将全球航空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在以2019、2020年平均碳排放总量为基准的范围内。截至2020年初，已有82个国家和地区自愿加入第一个控制期，覆盖全球航空业77%的碳排放量。 [4] 碳泄露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加国际联盟的条件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用的减排行动可能导致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进一步增加碳排放的情况。碳泄露问题因《京都议定书》下的不对称减排机制而引发全球关注，也成为南北方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5] 到2020年达到40-8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2030年达到50-10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6] EU-ETS的定位是高度金融化的市场工具，一启动就是期货现货同步推出的一体化市场。RGGI体系中期货交易甚至早于现货出现。RGGI现货交易于2009年1月1日启动，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下属的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在2008年8月便开始了RGGI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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