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证券指出，对比美日等发达市场，我国速冻食品行业发展空间广阔。火锅料制品行业龙头品牌崛起，速冻新式面点黑马辈出，预制菜肴有望成为新蓝海。速冻食品行业供需两旺，冷链发展助力行业增长。行业内各可比标的公司核心壁垒特征明显，疫情红利下，2C企业受益明显，业绩迎来新突破。其中，三全食品（002216）依靠水饺、汤圆、面点三张王牌，加之红标、绿标渠道优化管理模式，推出涮烤汇、早餐、备餐场景概念，老派龙头地位稳固；安井食品（603345）依靠销地产模式，BC双轮驱动，推出大单品战略，结合全国化渠道优势，发展势头正盛；海欣食品（002702）强化C端布局，注重线上化销售模式，扩产增能打好基础；惠发食品（603536）依托丸制品和油炸品两大主力产品，重视商场渠道优化，精细化管理经销商渠道，不断加强新品研发进程；千味央厨背靠大牌合作企业，定制品和通用品相结合，高比例自产保证产品品质，客户保有率高，以定制研发为主，自主研发为辅，挖掘面点赛道新机会。
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摘 要： 碳金融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30·60目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还面临政策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低、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推动碳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和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在健全政策框架和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础上，未来可适当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与产品服务创新。 关键词：碳市场 碳金融 问题 政策建议 在全球更加关注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之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金融市场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本文结合国际碳市场的发展经验，在总结我国碳市场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碳市场最新进展及主要矛盾 （一）最新进展和疫情影响 随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全球碳市场积极扩张，目前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21个，覆盖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0%[2]。截至2019年末，碳市场累计筹资逾780亿美元，资金用途主要用于支持能效提升、低碳交通、弱势群体等。发达国家碳市场在运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参与日益广泛，交易所作用不断增大，交易的金融工具品种日益丰富。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每年交易规模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起步最早、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品种是碳期货，年交易额占1/3。 新冠肺炎疫情对碳市场造成较大影响。疫情全球暴发之初，碳市场严重受挫，国际碳价大幅波动。美国加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加拿大魁北克二级市场价格均下跌。2020年3月中旬欧盟碳价跌至15欧元左右，比疫情前下跌超过30%，创2018年11月以来的历史新低。瑞士将履约期限推迟4个月，3月和6月的拍卖结果宣告无效，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连接也被推迟到9月。韩国碳市场将履约期限延长1个月，配额价格在5月下降后波动逐步加大。其后，受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推出一系列突出绿色发展的疫情复苏计划的激励，国际碳价逐渐回升，主流碳市场价格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近期欧洲碳价更是创出新高。此外，疫情将导致航空业未来排放量上升。2020年6月30日，国际民航组织同意在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3]前三年仅以2019年排放量为基准。 （二）全球碳市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是市场分割。《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个机制均涉及不同国家和市场间的业务关系。不同市场在法律法规、配额分配方式、交易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复杂的法律适用和地域管辖增加了市场主体的风险，跨国项目的审批认证存在较大障碍和较高成本。 二是不确定风险。如国际公约的全面性和延续性问题产生碳泄露[4]，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部分国家考虑征收碳边境调节税。 三是碳价低迷。世界银行发布的《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指出，尽管全球碳价不断上涨，但仍低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价格。截至2020年3月末，全球碳价近一半低于10美元/吨，仅不到5%的碳价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5]一致。 四是碳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由于碳金融专业人才缺乏，部分政府尚未完全放开建设碳市场、对待碳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比较谨慎等原因，全球碳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仍滞后于需求。 二、我国碳市场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当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已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作为重要的市场化减排工具，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由于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刚刚起步，还需针对政策框架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不足、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一）碳市场整体政策框架尚不完善、国际地位较低 截至2019年末，京、津、沪、渝、粤、鄂、深7省市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3.56亿吨，金额超过73亿元。受疫情影响，部分试点延迟了2020年的履约日期，但碳价未有明显波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火电行业）于2017年底正式建立，2021年1月1日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从国内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制度位阶低，监管规则、统计制度、披露要求等细则尚不明确。此外，碳排放权资产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价值评估体系薄弱，阻碍了碳金融产品工具的推广与创新。从国际看，碳定价权被发达国家掌握，我国在碳定价和交易中处从属地位。欧元是现阶段碳交易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我国碳市场仍处于产业链末端，话语权较小。 （二）碳市场金融化程度总体偏低 试点地区和金融机构陆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跨境碳资产回购、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等产品，但碳金融仍处于零星试点状态，区域发展不均衡，缺乏系统完善的碳金融市场，不能满足控排企业的碳资产管理需求，更不足以辐射和服务“一带一路”等相关区域的碳交易。此外，专业化投资者群体不发达，碳金融发展缺乏专业的长期资金支持。 （三）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 国际实践证明，碳金融市场发展高度依赖于碳排放控制强度和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的成熟度。与欧美将金融功能内置于碳市场[6]不同，我国更多将碳金融定位为服务于碳减排的从属性市场工具，这也成为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重要原因。一是碳减排硬约束效力不足。由于担心限制碳排放会抑制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和居民就业，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控碳减排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二是碳减排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碳排放配额占全国CO2排放量的比重不到30%，碳交易量则更低，市场主体参与度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企业生产活动收缩、碳排放下降，控排企业对配额的需求低。另一方面，碳价低迷影响了碳配额的投资价值。由于过去年份各试点发放的配额剩余存量较大，碳市场存在过度供给，多数试点碳价偏低，控排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基于碳配额开展投融资活动的动力不足。 三、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发展碳金融市场，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 第一，提高认识，强化约束，争取提前实现2030达峰目标。一方面，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继续强化碳排放硬约束。加强宣传教育和政策激励，提升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落实“十三五”碳排放控制目标的意识、决心和行动，争取提前达峰，并探索推动部分先进地区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研究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将总量控制目标细化分解至各行业、各地区，并强化考核。另一方面，培育交易活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尽快推动正式开展交易。遵循适度从紧原则确定碳配额总额，确保形成合理碳价。在交易方式方面给予交易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开展连续交易和集合竞价。引入中央对手方机制，建立碳定价中心，设立碳配额预留机制与碳市场平准基金，完善价格调控。 第二，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碳金融市场需求。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碳捕集和封存等低碳技术，弥补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退出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实体经济对包括碳金融在内的绿色金融的市场需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如新增投资尽可能向绿色项目倾斜，在救助计划中附带“减排提效”条件等。 第三，完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法律层面明确碳排放权的属性。建议在《民法典》执行过程中，对包括碳排放权在内的环境权益的法律属性及可否出质等进一步予以明确。在部门规章层面，建议制定碳金融市场监管和交易管理政策，统一市场监管、交易制度、法律责任、激励约束机制、会计及税收处理等相关内容。 第四，提升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威性和交易效率。适当放宽准入，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和碳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市场交易、创新产品工具。探索建立碳金融行业自律机制。培育中介机构和市场，鼓励发展融资类、投资类、保障类、信息咨询服务类中介机构。鼓励数字技术与碳金融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智能投顾等先进技术在客户筛选、投资决策、交易定价、投/贷后管理、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1] 课题组成员：研究局局长王信，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研究局市场处杨娉、王琰。 [2]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ICAP），“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Status Report 2020”，第7页。 [3] 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由国际民航组织推动构建，是第一个全球性行业减排市场，原定于2021年正式启动，目标是将全球航空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在以2019、2020年平均碳排放总量为基准的范围内。截至2020年初，已有82个国家和地区自愿加入第一个控制期，覆盖全球航空业77%的碳排放量。 [4] 碳泄露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加国际联盟的条件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用的减排行动可能导致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进一步增加碳排放的情况。碳泄露问题因《京都议定书》下的不对称减排机制而引发全球关注，也成为南北方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5] 到2020年达到40-8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2030年达到50-10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6] EU-ETS的定位是高度金融化的市场工具，一启动就是期货现货同步推出的一体化市场。RGGI体系中期货交易甚至早于现货出现。RGGI现货交易于2009年1月1日启动，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下属的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在2008年8月便开始了RGGI期货交易。
当地时间9日晚，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0视频年度晚宴上发表讲话，称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这一危险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对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难以修复的创伤。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利益紧密交融的时代，“新冷战”和“脱钩”根本没有出路；中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超越分歧，重建两国关系合作共赢、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 以下是讲话全文。 崔天凯大使在美中贸委会2020视频年度晚宴上的致辞 尊敬的兰博文主席、马蒂斯将军、艾伦会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晚上好。很高兴通过视频方式同各位新老朋友相聚。 几天前，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美中贸委会董事会成员代表举行了视频会议，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看法。感谢美中贸委会为此所做精心周到安排。 艰难的2020年即将过去，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期盼2021年是一个真正的“牛年”，对中美关系而言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无法把这视作理所当然的事。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贸易投资受阻，科技合作被打断，人文交流被破坏，对抗摩擦似乎一触即发。一些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把中美关系推向悬崖边缘。有的朋友忧心忡忡地指出，中美关系正站在“冷战的山脚下”，“经济铁幕”正在落下。而这样的危险趋势仍在持续，如果任由其发展，将对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难以修复的创伤。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越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越要聚焦光明。值此艰难时刻，我们特别要登高望远，为中美关系找到正确方向。 ——2021年是中美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之年。 明年是基辛格博士首次秘密访华和“乒乓外交”50周年。半个世纪来，中美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冷战对抗，取得巨大发展，积极影响了中美两国，也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有些人试图否定这些基本事实，以冲突对抗重新定义两国关系，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否定，是给未来“埋雷”设障，将把中美关系引入危险的歧途。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美关系不会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但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未来，重要历史经验必须铭记。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之间虽然有差异和分歧，但共同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差异都不应成为冲突对抗的理由。 我们相信，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利益紧密交融的时代，“新冷战”和“脱钩”根本没有出路。中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超越分歧，重建两国关系合作共赢、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 ——2021年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之年，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新动力。 不久前，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闭门内顾，而是要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使这个引擎更高效持续地运转，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动力。 中国努力创造更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实施了新外商投资法，进一步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强化深化深圳和浦东的改革开放举措。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将为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企业提供更多合作机遇。 ——2021年是迎接后疫情时代曙光的关键之年，中美合作不能也不应缺位。 当前各国疫苗和药物研发取得积极进展，给人们带来更多希望和信心。然而，后疫情时代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我们认为，每当人类社会面临重大难题和挑战，世界各国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从抗击疫情，到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再到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和架构，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都应该成为中美协调合作的重点领域，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 朋友们， 习近平主席在给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的贺电中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我们衷心期待与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为此而共同努力。 长期以来，美中贸委会及其会员企业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见证者、支持者、贡献者。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在中国人民遭遇重大灾难，特别是今年初遭受严重疫情时，向我们伸出的温暖援手。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为维护促进两国关系做出的重要努力。在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之际，美中贸委会及其会员企业仍然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你们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了两国人民长远利益的一边。我愿借此机会再次向各位表示赞赏和支持。值此重要历史关口，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为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谢谢大家。
近日，万通发展与国网综能联合组织的“新城市可持续发展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商汤科技、普洛斯、福建电子、太极股份、中国瑞达等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约30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围绕如何落实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联合体运营机制，成立“智库研究院”等议题展开讨论。以“数字中国”城市建设为蓝本和目标，更好地发挥联合体各方独特优势，形成赋能新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生态协作平台。 据悉，2020年10月，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万通发展曾牵头多家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了“新城市可持续发展运营联合体”。国网综能副总经理樊功成称，“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不仅是当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客观要求，也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未来构建智慧社会的重要基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城市间、部门间、政企间的对接配合，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通过联合体这个平台，促进各方加强合作，发挥优势，实现共享共赢。” 联合体以城市运营顶层设计为统筹，梳理、研究城市发展制约因素和痛点，助力城市转型升级，为城市发展提供系统化综合解决方案，助力城市未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万通发展CEO张家静表示：“万通要做好联合体的组织协调工作，服务好成员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推进联合体的协同发展。”此外，张家静建议成立“智库研究院”或“新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由各成员单位领导牵头，根据需要选择各领域专家及资深团队加入，提出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质量建设方案；共同发挥核心优势，落地实施赋能提升；共同制定商业模式，实现业务创新发展，最大限度发挥联合体聚合效力，为地方政府及城市持续发展做好服务。
2021年1月6日，大亚圣象和圣象集团总部正式迁入上海浦东北蔡科创园区，从此迈入发展新阶段。作为地板行业的领军企业，圣象在发展之初就确定了“绿色产业链战略、国际化战略和大家居战略”三大企业战略。在乔迁庆典仪式上，大亚圣象及圣象集团董事长陈建军表示，圣象确立了“创造绿色人居生活空间”的企业新愿景，为集团三大战略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即以“设计价值”驱动的一体化设计专业解决方案入手，全面面向新的市场环境，接轨多种商业模式。借助总部乔迁，大亚圣象将在2021年冲刺木业赛道新高地。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迁入新址的包括大亚圣象和圣象集团的总部以及圣象的研发设计中心、产品体验中心、营销管理中心和大数据平台等。这里被中国林产工业协会设立为“中国林产工业创新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并与中国林科院全国各林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将科研成果打造成消费升级的生产力，为木业产业优秀人才的发展提供良好沃土。 陈建军表示，公司将充分利用浦东科创基地地域资源优势为圣象自主研发开启创新潮流、对标国际一流打开新窗口，同时以国际视野聚焦优秀创新人才，为圣象品牌创新、设计能力提升进行有力加持。 据公司方面人士介绍，截至2020年底，圣象地板累计产销规模达7亿平方米，用户规模超过2000万户，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据了解，2020年，圣象地板位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建材行业榜首，品牌评估价值572.59亿元。品牌战略助力企业营收增长，据大亚圣象公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公告显示，该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1.16亿元，同比增长4.21%。大亚圣象市值连年稳步增长。 “未来，大亚圣象将以需求为导向，以研发成果产业化落地为目标，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并大规模引进、培养各方面优秀人才，围绕创新和发展建立全新组织架构和科学运营管理体系，以数字技术为整个产业发展全面赋能。”上述公司方面人士如是说。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十四五”期间计划新开工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共1万公里左右，到2025年，基本形成城市群1-2小时出行圈和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要基本建成。 这是12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据介绍，综合规划支撑、发展需求、前期工作深度、资金落实、运营效益等因素，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铁集团、相关地方，梳理形成了近三年滚动项目清单，拟新开工项目70余个、总里程超过6000公里。 具体来看，在京津冀地区，新开工项目约1000公里，加快构建“四纵四横一环”通道格局，形成北京、天津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的“1小时通勤圈”，京雄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在长三角地区，新开工项目约4000公里，打造1小时到1个半小时城际交通圈、城市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组团间半小时到1小时通勤网。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开工项目约1000公里，加快形成以广深港、广珠澳和跨珠江口为主轴，“轴带支撑、极轴放射”的多层次铁路网络，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群、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目前，三大区域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正朝纵深推进，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已经初具规模。“相比较而言，市域（郊）等铁路发展还比较滞后，一定程度上影响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效率。”孟玮强调，需要准确把握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定位和路网功能，发挥好“承上启下”、填补轨道交通网络空白的作用。 孟玮表示，在规划设计上，重点是加强统筹谋划和方案论证，避免功能错配导致效率低下。在建设标准上，城际铁路主要承担城市间经常性、大容量客运需求，线路走向和站点设置要突出对沿线重要经济据点、人口较多城镇的覆盖，避免把城际铁路建成高铁、地铁。 目前，三大区域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建设蓝图已经绘就，任务已经明确，推动实施中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等多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在建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思路，构建远近结合、梯次接续的发展格局，建立年度动态滚动更新的重点项目库，明确时间表、制订路线图。 建设资金保障也是一大重点。按照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统筹用好地方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创新投融资方式，充分挖掘城际和市域（郊）铁路项目资源、潜力和价值，用好土地综合开发政策，积极探索PPP+TOD模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管，吸引社会长期资本参与项目建设，破解资金筹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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