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人身保险扩面提质稳健发展的措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通过《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人身保险平稳较快发展，目前商业人身保险已在全国达到一定覆盖面，但也存在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要适应群众对健康、养老、安全保障等需求，推动保险业深化改革开放、突出重点优化供给，提供丰富优质的人身保险产品。一是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支持开发更多针对大病的保险产品，做好与基本医保等的衔接补充，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保障能力。促进开发适应广大老龄群体需要和支付能力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将医保目录外的合理医疗费用纳入保障范围。通过有序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提升健康保险发展和服务水平。二是按照统一规范要求，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强化商业养老保险保障功能，支持开发投保简便、交费灵活、收益稳健的养老保险，积极发展年金化领取的保险产品。针对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就业人员需要，开发合适的补充养老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提供老龄照护、养老社区等服务。鼓励保险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三是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防止保险资金运用投机化，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加强风险防控。对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设置差异化监管比例，最高可至公司总资产的45%，鼓励保险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建设，更好发挥支持实体经济作用。深入开展关联交易专项整治，坚决打击挪用、套取、侵占保险公司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龙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此次会议提出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以及鼓励保险公司提供老龄照护、养老社区等服务，鼓励保险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有助于促进人身保险行业产品创新和扩展服务范围，提升人身险行业的整体实力以及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商业保险是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的关键力量，有助于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促进商业人身险扩面、提质和稳健发展，不仅有助于服务民生保障，也是践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下一步，商业保险在对接基本医保扩充医疗保障、补充基本养老增进养老保障、做好经办助力建立长护保险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空间。(班娟娟)
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议还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在各方面得到进一步体现。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乃至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等等，都将以不同的速度从概念一步步变为现实。为了促进数字化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需要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把一系列问题厘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少。我今天仅从一个角度谈谈个人的一点思考，就是数字化发展给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它们给我们一直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的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总以为新的科技进步，包括数字化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就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是对的。因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人们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已经为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例如许多事都比过去便捷了，方便了，一些事情隔着时空来处理也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我们都看到了的。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的。而生产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人们相互关系。那么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进步的影响会不会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呢？这中间有没有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呢？ 当前技术的进步，使得数据在各行各业的产生、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各类数据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产，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因为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的主要定义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些数据是属于原始数据来源方？属于社交行为者、生产行为者、交易行为者？还是属于数据平台方、数据归集者、算法提供者、信息整理者、发布者？或是其它什么方面？这个问题前些年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近年来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主要似乎还是从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的角度考虑的，并没有从数字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不同性质的数据是否应该归不同所有者；不同的数据使用者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因赢利目的而使用、交易数据获得的收益，是否应该向数据所有者支付必要的对价，等等，都是亟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理解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中央之所以强调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视野，顺应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在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如何制定，其相关内容和规定如何做到既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相衔接，又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并且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诠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政治经济学还有关于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和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观点。这更是我们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以上我主要讲的是，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对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点新思考。其实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它也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讲的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那么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它应该由什么市场主体来配置？如何来实现这种配置？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是讲资源充分利用的，如果数字化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各类数据资源仅靠一些数据平台公司，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 总之，这些问题坦率地说，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今天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和批评。
【相关阅读】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几经修补的世界经济依然没能走出过往历史的阴影缠绕，思想领域对现代性破碎的反思结合实体经济的疲弱、不均发展，最终促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曾经高歌猛进一往无前的全球分工贸易体系的局部瓦解和回潮。在国外，经济全球化遭遇民粹思潮狙击，再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在国内，疫情爆发及其后的常态防控固然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型已成定局，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成为重要战略抉择。 诚然，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新时代中国顺应当前国内外形势进入新发展阶段而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择，在这个框架下，安全将再次超过发展成为首要关注对象，一系列生产要素面临盘整，历史的惯性由此转向。过去尤其是改革开放早期，中国高速发展一直有赖于对外开放，后者的作用不仅是直接作用于拉动生产，更在于对经济面貌整体的重塑，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呈现正相关的态势。展望未来，双循环如何接棒“外循环”，继续助力经济高质量成长，就成为社会各界不仅热议，而且需要解答的话题。 具体到金融领域，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陈雨露副行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的，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要看到格局中既有“国内大循环”，又有“国内国际双循环”，前者为“主体”，后者则要“相互促进”，要以独立自主为着眼点畅通国内大循环，通过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国际循环，坚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以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让我们随着陈雨露副行长的思路深入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新时期、新格局下的金融发展战略，自身也仍然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把握第四次金融革命的机遇，引领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科创金融体系，继续支持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是金融行业乃至整体经济当前所面临挑战的破题关键。陈雨露副行长明确，新发展格局中的最大痛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首先，是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融资体系，有力地支持高端制造业、创新企业和引领性产业集群的发展；其次，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探索以数字普惠金融等方式推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通过金融支持民生发展和乡村振兴；最后，在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同时，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国际金融资源参与“双循环”。围绕着以上论述，陈雨露副行长进一步提出了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十大问题，涵盖了金融科技、科创体系、基础设施、绿色金融、产业链金融、普惠金融暨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当前热点。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从“供给侧”到“双循环”，国家对创新的追求将持续深化。而所谓创新，除了基础科学、前沿科技之外，也更多依赖市场主体在商业应用层面的探索与尝试。科技引领下的金融改革开放新格局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相关各方的协同参与，需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才有可能“知行合一”，实现效能提升与风险防控、经济发展与普惠民生的平衡统一，最终达至双循环体系的畅通发展。 一是深化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合作。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机构无疑是主力军，其责任自然当仁不让。但也应该看到，科技不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长项，不但面临着能力鸿沟的跨越，也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和金融结构的合作，既保证了其科技利器有了用武之地，同时避免了其独自发展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因此，需继续引导各方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常态可持续的合作机制，避免前期短视、无序发展对金融乃至社会秩序的破坏。 二是引导渠道拓展向风控深化的转移。当前，金融机构对科技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获客渠道的扩展与服务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这无疑是金融科技的一大亮点。但也应该看到，金融机构的核心功能与作用是风险定价，与之相应金融科技的核心作用其实也应在于重构金融机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化，引导各方深化和改革现有的风控制度和模型，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 三是维护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金融技术产品的创新，既会带来新的风险，更有可能放大现有的风险，显著增强其风险烈度。金融科技带来的新风险，还需在金融科技本身获得解决思路与途径。一方面要积极吸纳科技创新的前沿成果为我所用，大力发展监管科技，特别是在风险实时监测、平台安全评估、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快速落地，在企业合规信息报送和行业风险全息图谱等方面深化扩展。另一方面则要探索与新格局下新业务需求和风险形势相适应的柔性监管手段，完善包容审慎的创新监管工具应用范围和长效机制，将风险防范的思维、方法贯彻金融创新始终。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金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方能真正助力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行稳致远。
在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下称“国常会”）重点提及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之后，12月9日召开的国常会上，促进人身保险发展再次成为重要议题。 而从国常会上传递出的信息来看，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商业养老保险，以及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则是促进人身保险扩面提质、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商业健康养老保险成人身险发展重点 “近年来我国人身保险平稳较快发展，目前商业人身保险已在全国达到一定覆盖面，但也存在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要适应群众对健康、养老、安全保障等需求，推动保险业深化改革开放、突出重点优化供给，提供丰富优质的人身保险产品。”国常会指出。 而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和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设成为促进人身保险发展的两大重点。 针对商业健康险、商业养老保险两大领域，国常会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措施。 在商业健康险方面，国常会提出，支持开发更多针对大病的保险产品，做好与基本医保等的衔接补充，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保障能力。促进开发适应广大老龄群体需要和支付能力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将医保目录外的合理医疗费用纳入保障范围。通过有序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提升健康保险发展和服务水平。 而在商业养老险方面，国常会则强调需强化商业养老保险保障功能，支持开发投保简便、交费灵活、收益稳健的养老保险，积极发展年金化领取的保险产品。针对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就业人员需要，开发合适的补充养老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提供老龄照护、养老社区等服务。鼓励保险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面对我国老龄化的发展以及民众对于健康保障需求的增强，健康险和养老险一直是政府大力推动的方向，在人身险业内也被视为是未来的增长点。 “国际寿险业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对风险的关注越来越多地从死亡风险转向生存风险，越来越关注养老和健康。2018年，美国寿险业务结构中将近一半是与养老相关的年金业务，30%来自于健康险业务，25%则是传统寿险业务。中国人口老龄化预计在顶峰时，老龄人口将达4.6亿至4.8亿，总人口不超过15亿，老龄人口占比超过30%，需要商业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在多层次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去年12月30日召开的国常会上，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就曾被重点提及。而那次国常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则为未来6年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设立了具体的目标。 该意见明确，未来6年，中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要保持19%的年均增长率。到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力争到2025年，为参保人积累不低于6万亿元养老保险责任准备金。 由于疫情催生了健康险的热度，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6年预估商业健康保险保持19%的年均增长率并不高。此外，2019年商业健康保险赔款和给付支出是2350万元，仅占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的3.6%，与发达国家相比相距甚远。因此他们认为，上述两万亿元的目标大概率可以超额实现。 而在商业养老保险方面，朱俊生认为，加强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鼓励保险机构发展满足消费者终身、长期领取需求的多样化养老保险产品，在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可以促进人身保险业务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立足风险管理和保障的独特优势，遵循寿险发展规律，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保费增长模式上由趸交业务转向期交业务，由短期期交转向中长期期交，在产品发展形态上由理财型产品转向保障和长期储蓄型产品。 但也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一些商业养老险种的发展也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例如，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可通过优化税优政策的力度和试点面来增强吸引力；又如此次国常会提到的长期护理保险则需要进一步统一各地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 除了对商业健康、养老保险等保险负债端的规划，此次国常会对于保险公司的资产端也重点提及。 国常会指出，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防止保险资金运用投机化，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加强风险防控。对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设置差异化监管比例，最高可至公司总资产的45%，鼓励保险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建设，更好发挥支持实体经济作用。深入开展关联交易专项整治，坚决打击挪用、套取、侵占保险公司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 事实上，对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在今年7月已经落地。 今年7月，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指出根据偿付能力等指标，对险企的权益类资产投资监管比例进行差异化设置，最高能够达到上季末总资产的45%。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满足通知所规定的偿付能力要求、能够突破此前30%比例限制的险企多达几十家，其中也包括绝大多数上市大型险企。不过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根据偿付能力等指标来进行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的差异化监管更为精准，对于经营稳定的险企来说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资自主权，有利于推进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同时为资本市场输送长期稳定的资金。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大多数大型险企的投资比例上限得以提高，但短期内险企并不会就此盲目加仓，还是会在权衡各方面之后根据自身情况来操作。 朱俊生认为，和其他资金相比，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的优势，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特别是随着保险行业回归保障，保险公司加快向长期期交保障型业务转型，人身险行业的负债久期逐步拉长。2018年，人身险公司负债平均久期为11.18年，2019年二季度末，人身险公司负债平均久期拉长至13.19年，对长期资金的积聚作用更加显著。不过，目前我国保险资产规模较小，保险机构作为契约型金融机构汇聚长期资金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随着预防性储蓄不断向保险资产转化，保险资金提振投资的空间将不断得到释放。
成立于1999年的佳兆业集团（01638.HK），近日迎来了其上市十一周年庆。常言道，十年一轮回，上市迈过第十一个年头，这无疑意味着公司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从当下来看，佳兆业已经与上市之初的体量不可同日而语。2009年其销售额仅为60亿，总资产为180亿，如今2020年其销售目标已经是冲刺千亿，而截至今年中期其总资产规模则已达到2924亿，足足较上市当年翻了逾16倍。 正所谓水大鱼大，作为国内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佳兆业受益于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的大机遇，取得了亮眼的成绩。过去十年，是国内商品房销售面积飞速增长的十年，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0年至2019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7.6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金额达到98.6万亿元。跟随时代起舞，佳兆业成为行业中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在20多年的发展之路上，其展现的也是一个行业长期主义选手的底色，尤其是当下伴随房地产行业步入存量时代，佳兆业的种种布局以及核心能力的构建已经让其成为行业竞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1、久经考验的长期优秀型选手，城市更新持续打开成长空间 佳兆业的发展起源于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公司走在时代的前沿，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大红利下，不断加码布局城市房地产开发，并交出了一份抢眼的成绩单。 结合财报数据来看，2009年至2019年，佳兆业的营收规模从47亿元增长到480亿元，增长了超10倍；而净利润规模则从5.5亿元增长到46亿元，增长逾8倍。销售额方面，2009-2019年，年复合销售增速达到30.8%。 高成长性的背后，佳兆业搭上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 我们知道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第40周年，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变身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大都市，深圳这种大跨步发展的背后，佳兆业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时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佳兆业不仅赢得了发展的先机，同时在持续的区域深耕中，亦积极抢占新机遇。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区域战略的落地以及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全面铺开，佳兆业在未来也将长时间受益，尤其是公司在旧改领域的核心优势，为其赋予了巨大的成长空间。 截至今年中期，佳兆业旧改项目总数达167个，旧改储备项目占地面积达4200万平方米，预计货值约2.6万亿元，且99%都位于大湾区，其中深圳旧改占地面积占比27%，共计112个项目；广州占比36%，中山占比20%。 从区域经济发展视角来看，当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占了全国0.6%的面积，却贡献了全国12%的GDP，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持续涌入，对于城市空间的需求迫切，然而湾区城市经过多年发展开发程度普遍较高。根据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的研究报告，2018年深圳和东莞的开发程度已接近50%，远远超出国际城市开发警戒线30%；珠海、佛山也已超过35%。未来城市土地资源的获取也将更多的来自于城市更新，对于素有 "旧改之王"称号的佳兆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深处黄金赛道之中，佳兆业亦在长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较于普通的地产开发，城市更新因为牵涉利益复杂且广泛往往有着更高的准入门槛，而佳兆业多年来在旧改领域历练丰富，积累了众多优势资源，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旧改团队近890人，专业化的操盘团队在资源协同和整合能力上极具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佳兆业旧改潜力也正呈现持续加速释放的姿态，并不断推动公司业绩规模提速，迈向跨越式的增长。最新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合约销售中旧改项目就贡献了三分之一。 此外，再进一步关注到土储方面，佳兆业深度布局大湾区亦成为支撑其业绩稳步增长的根基所在，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总土地储备约2680万平方米，总货值超5800亿，其中78%的土储面积位于一线及重点二线城市，大湾区占比52.2%，而大湾区城市中，深圳及广州土储占比达大湾区的41.1%。充裕且优质的土储为其后续的成长性释放积蓄了强劲动能。 2、紧踏行业切换节奏，净负债率五连降彰显强劲财务管控能力 房地产行业行棋至此，不论是从宏观调控层面还是行业供需的变迁，都在倒逼房企追求更稳健的发展模式。今年三道红线融资新规的出炉，为行业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着实，从过去来看，唯规模是举的发展路径下，高负债、高杠杆的打法是行业常态，以至于融资新规出炉，能够真正达标的企业并不多。 就佳兆业而言，公司一直力求把负债控制在行业可接受的水平，并持续优化财务结构，过去五年公司净负债率从2015年的521%下降至2019年的144%，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130%。净负债率五连降的背后，体现了佳兆业在负债端的深度把控能力，公司始终在安全合理资金结构下保持有节奏的扩张速度，这不仅能够有助于其顺应行业周期做大做强，同时又能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保障企业稳健的经营发展。 截至今年6月30日，佳兆业拥有货币储备约40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充裕的现金储备得益于公司在销售去化及回款方面不断的努力，财报显示，公司回款率由2019年末的75%上升12个百分点至2020年中期的87%。 此外，在现金短债比方面，其由2019年末的1.1倍提升至2020年中期的1.2倍，公司现金流宽裕稳健，偿债能力持续增强。债务结构得到改善的同时，佳兆业融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截至今年中期末，佳兆业平均融资成本为8.8%。 不难看到，佳兆业持续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改善净负债率、现金短债比、融资成本等指标，随着公司即将迈向千亿时代，这也意味着借助规模优势，公司在土储获取、融资等方面将获得更大的便利，这也将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持续经营能力。 3、多元化业务布局推动业绩释放，行业转型标杆凸显跨周期经营实力 站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佳兆业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也让其在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与传统房地产开发企业不一样的路径。 公司持续加快多元化布局，涉足商业运营、文化体育、医疗健康、互联网等多个产业，旗下拥有佳兆业健康、佳兆业美好、佳云科技、南太地产等多个上市平台，同时亦发展了其他十几项新业务。 从布局逻辑上而言，佳兆业强调对美好生活产业的布局，持续深挖城市运营产业链。凭借公司强劲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运营能力，公司多元化战略布局之下构建了一个与城市共舞的大生态，其同时也成为了一家具备城市运营能力、代表消费升级的平台型企业，是城市公共服务商。 在这一路经之下，不仅进一步构筑了佳兆业在业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具备了强劲的复制和对外输出能力。当前随着城市发展步入新阶段，地方政府更强调房企在当地能够带来的产业机会和经济社会价值，而并非单纯的"拿地-开发-卖房"的简单模式。所以这也意味着具备城市运营能力和产业优势的企业，将更容易受到亲赖，而这也是未来整个城市发展的方向所在。从这一点而言，佳兆业再度把脉了时代的趋势，在房企变革的新赛道上提前卡位了优势点位，在地产主业之外打开了新的增长引擎的同时，也进一步反哺主业，推动企业形成穿越周期的经营能力，不断在行业中加速领跑。 4、加速海外市场开拓之路，助力优势输出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曾有学者按照社会总产值的变化来测算我国的经济周期大概长度为5年。以此而观之，作为一家创立二十一年，上市亦有十一年的企业，佳兆业无疑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开端。公司过去在旧改领域积累的资源和优势让其在房地产存量时代有着更大的底气，不断厚积薄发，加速赶超。而在多元化战略布局下，更进一步带来了产业协同，提升了企业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大发展以及中国消费和产业升级等大趋势下，佳兆业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展现了其综合发展的大格局，而在业务协同共进之中，佳兆业也早已经构筑了一道坚固高耸的护城墙。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发展开端，佳兆业也正式迈开海外扩展的步伐。公司今年首次进军香港住宅市场，相继在香港拿下多个项目，其中长沙湾弦雅项目已经正式入市，而西环东边街的旧楼改造项目已经成功转换，而这也是公司首次涉足香港旧楼改造市场，此外屯门旧楼重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之中，两个项目均有望在2022年同时上市。公司持续发挥大湾区旧改优势及区域协同效应，不仅在香港打开市场机遇，同时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旧改及跨区域市场经验。从财务层面来看，未来海外项目销售也将有助于对冲外汇风险，进一步夯实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推动企业长远稳健高质量发展。
11月17日，中国银保监会公布了《中国银保监会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668号（财税金融类084号）提案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中提到，我国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面临的养老保障压力也越来越大。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54亿，占总人口的18.1%。探索发挥信托制度优势缓解养老保障压力,既是增强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可持续性的有效举措，也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于仿照成熟国家的做法，给养老信托提供适当税收优惠的建议，《答复》明确，财政部将根据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情况统筹研究。下一步，银保监会将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尽快出台养老信托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养老信托规范、健康发展。 关于推动修改信托法，完善信托相关制度建设的建议，《答复》认为，通过设立信托，有利于实现财产权利与利益相分离，有利于实现财产独立和破产隔离，有利于实现财产管理的长期性和稳定性。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支持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开发养老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养老金融产品。下一步，银保监会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进一步完善信托财产转移、信托登记、信托税收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为养老信托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关于设置专门行业协会推动养老信托工作的建议，《答复》明确，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团按照章程规定，可按照业务需要设立分支机构。如信托业协会计划设立相关专业委员会，可由其依据章程按程序设立。银保监会将会同相关部门，鼓励信托业协会开展相关研究。 此外，关于放宽养老信托现行政策约束的建议，《答复》明确，在支持养老体系建设方面，应当充分发挥信托“风险隔离”的制度优势和信托公司的专业投资优势。财政部、人民银行认为，目前放宽养老信托现行政策约束及提供国家层面的保险机制，时机还不成熟。如果通过国家层面保险机制的做法强化刚兑，可能会对其他养老保险资金管理模式形成挤出效应。下一步，银保监会将会同相关部门，视养老信托发展情况进行审慎研究。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刘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在《建议》中具有重要地位，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要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一、充分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遇到的诸多问题是中长期的，不少问题以前未曾经历，需要从战略角度深化认识和有效应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化解挑战就是机遇。《建议》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第一，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经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关联方式，要求发展方式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后相当时间内，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我们发挥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机会，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模式，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解决这一矛盾，要求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关口，我们要主动适应变化，努力攻坚克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二，这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呈现趋势性变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收缩，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第三，这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快速成长，国内大循环的条件和基础日益完善。从需求潜力看，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张。从供给能力看，我国储蓄率仍然较高，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从供求双方看，我们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内外双循环的诸多条件，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扩大内需，可以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经济发展战略的导向，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顺应经济全球化态势，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取得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我们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中央及时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性思路，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党中央准确研判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递进深化，也是我国以往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二、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要以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为目标，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科学指导实践，需要把握好几个重大关系。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看，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两者是统一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可以说，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从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关系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我们必须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扫除阻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三、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制定具体的规划、政策和措施，使新发展格局变为现实、落到实处。（一）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扬科学家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和合理质疑，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应用研究。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要发挥我国市场优势，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实现技术沿着从可用到好用的路径发展。创新驱动最终取决于人才和教育。要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在开放条件下促进科技能力提升。（二）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优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在优化供给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要依法平等保护产权，为企业家捕捉新需求、发展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创造新模式提供良好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房地产业影响投资和消费，事关民生和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三）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要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要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结算体系建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个过程既创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给。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城乡区域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将经济发展的底盘牢牢托住。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释放农村农民的需求。要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推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供优势产品。要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五）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更充分就业。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对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拉动结构升级具有基础作用。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支撑投资和消费。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营商环境，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六）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在更高水平上引进外资。要加快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提升出口质量，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要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位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要面向未来，主动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创新，牢牢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的战略机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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