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基金佳问》栏目（点击进入专题） 2020年关将至，回顾今年，新冠疫情冲击为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A股市场行情持续变幻。 搜狐财经《基金佳问》栏目特别推出“基遇2021”专题系列报道，盘点A股市场以及细分领域年内行情，展望及预测2021年各行业板块未来中长期的投资机遇，挑选具有投资潜力的基金产品。 做客本期《基遇2021》的基金经理，是来自创金合信基金的创金合信工业周期基金经理李游，本期聚焦的主题为分享2021年工业周期及相关子行业的投资赛道。 李游，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硕士；曾任五矿期货研究员、华创证券研究员、第一创业证券研究员；2014年8月加入创金合信基金担任研究部行业研究员，现任创金合信工业周期基金经理。 截至2020年12月15日，创金合信工业周期基金A类份额今年以来收益率为104.89%，同类（普通股票型基金）排名3/404；最近一年收益率为122.67%，同类排名5/389。 在工业周期相关领域，创金合信基金李游继续看好传统周期的龙头公司和新能源两大方向。传统周期行业中更偏重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的龙头公司；新能源行业则看好光伏和电动车。 今年下半年以来，伴随国内疫情有效控制，近期全球疫苗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内需求好转，化工行业的景气度迎来回升。 据同花顺显示，自今年7月初以来，有色金属、煤炭分别累计上涨22.98%、8.40%；但与此同时，水泥指数自8月以来面临波动，如何把握2021年工业周期产品的投资机遇是投资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众多对冲基金看好金属类大宗商品的投资行情，伴随近期，有色、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上涨，有市场观点预测明年会迎来大通胀。 李游表示，预计明年全球经济不会有特别强劲的复苏，而且中长周期来看，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方中国的经济仍然会减速，大宗商品缺乏中长期上涨的逻辑。 此外，李游预计，2021年市场仍然是结构性牛市，只是预期收益率会明显低于前两年。相对而言，明年更看好低估值的顺周期板块。全球经济复苏会带来顺周期板块阶段性业绩改善，而且本身估值合理偏低，面临的流动性收紧压力也更小。 基金佳问：明年对于工业周期相关的子行业，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赛道？对于明年的市场，您最看好哪些细分领域，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李游：明年我会继续看好传统周期的龙头公司和新能源两大方向，大的战略方向不会变，只会做一些战术上的结构调整。 对于传统周期行业，我会继续重点配置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的龙头公司，看好的大逻辑是行业供给端的结构优化，龙头公司凭借技术、规模、成本优势继续提升市占率，这些行业中相对最看好化工，因为化工很多产品出口占比较大，更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 对于新能源行业，我继续看好光伏和电动车，看好的大逻辑是新能源成本降低加速行业成长，而且在主要经济体大力推动碳减排的大背景下，新能源行业未来增长的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基金佳问：今年内，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光伏行情火爆，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2021年，新能源行情是否会延续下去？投资者应如何把握明年新能源行业的投资机会？ 李游： 光伏行情火爆的原因主要是疫情使得组件价格大幅下跌，全球光伏平价时代提前到来，并刺激全球装机在下半年大幅增长。 疫情过后国内电动车销量在下半年快速增长，爆款车型推出和降价是主要推动力；另外，疫情期间欧洲许多国家出台了绿色经济刺激计划，提高电动车补贴成为重要一环，加上欧洲本土一些传统车企推出有竞争力的电动车型，这都加速了欧洲电动车的增长和渗透率的提高。 明年我觉得新能源行业仍然有较大的投资机会，预计光伏和电动车的景气度还会继续往上。对应明年业绩，光伏行业龙头公司的估值仍然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重点看好成本和规模优势明显的龙头公司，因光伏行业周期波动会明显减弱，现金流边际好转，估值会得到提升。 新能源产业链方面，最看好电池和隔膜环节，因为这两个环节龙头公司的技术和成本优势最明显，可以保持甚至进一步提高全球市场占有率。此外，电动车龙头公司估值不便宜，但仍然有可能挣到业绩超预期的钱。 基金佳问：对于传统周期板块来说，有色、煤炭始终是传统周期的重要赛道，您认为明年上述领域会有哪些投资机会？ 李游：全球经济复苏，有色板块会相对更加受益，因为有色的需求在全球，而且在海外经济明显复苏之前，宽松的流动性大背景不会改变，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对有色金属价格都有支撑。 除此之外，还看好新能源汽车的上游锂钴行业，随着需求爆发以及短期供给释放需要时间，锂钴的价格存在大幅上涨的可能。煤炭的需求在国内，目前的煤价对国内经济复苏已经有充分的反映，继续大幅上涨的概率不大。 基金佳问：目前，众多对冲基金看好金属类大宗商品的投资行情，伴随近期，有色、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上涨，有市场观点预测明年会迎来大通胀？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请分析一下金属类大宗商品的投资机会？ 李游：短期我看好大宗商品价格的表现，具体逻辑上文有提到。但是，由于缺乏进一步的刺激手段，我倾向于认为明年全球经济不会有特别强劲的复苏，而且中长周期来看，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方中国的经济仍然会减速，大宗商品缺乏中长期上涨的逻辑。 总体而言，我认为全球通胀水平会往上但不会出现大通胀。大宗商品的投资机会仍然是阶段性的，需要把握好节奏。 基金佳问：今年疫情爆发后，我国快速复工复产，随着国内制造业产能的快速复苏，有市场观点认为，重点看好能够实现进口替代的高端制造行业。请问，高端制造业的投资机会主要在哪里？ 李游：疫情期间，由于国外产能受限，很多需要进口的高端制造领域，国产品牌迎来了加速进口替代的契机，比如工程机械液压泵阀、工控自动化和风机主轴等领域。随着海外疫情未来好转，有一些订单会流转回海外，同样会有一些客户和订单会留存下来，因为中国制造确实在过去一些年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工程机械行业过去几年行业景气度没有大幅波动，因该行业销售从过去完全依靠投资拉动过渡至劳动力替代需求和更新需求拉动。在行业销量相对平稳的背景下，龙头公司依靠高研发投入竞争力越来越强，未来进口替代和全球替代的空间还很大，有望不断提升在国内和海外的市占率。 此外，预计未来国内高端制造会在更高精尖的科技领域加速进口替代，比如军工、生物医疗和半导体等。 基金佳问：周期行业过去通常主要根据行业景气度做投资，但最近两年这样的逻辑在一些周期核心资产的投资上发生了变化，请问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李游：过去周期行业主要通过判断所在的行业景气度进行投资，那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还处在高增长高波动阶段，行业波动比较明显，也就是周期性比较明显，此时周期行业的需求端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投资体现在需求逻辑上，以获取行业景气往上的β收益为主，稳定性较差。 但是，近两年中国进入存量经济时代，周期性行业的中长期投资逻辑发生了变化，投资体现在供给端集中度提高的逻辑，即行业内结构优化，以获取公司内生α收益为主，更稳定更持续。总的而言，就是市场的投资逻辑更加注重长期成长，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基金佳问：您在基金定期报告里提出以配置周期成长股为主，请问您是如何定义这类资产的？您管理创金合信工业周期时的投资逻辑是怎样的？ 李游：周期成长股是指具有较强周期性，但拉长看能够凭借内生成长性穿越周期，反映到资本市场上，这些公司的业绩、股价波动上行，最典型的例子是水泥和MDI行业的龙头公司。 创金合信工业周期基金采用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方法，因为投资的行业周期性较强，所以需要“自上而下”研究；又由于其具有很强的成长性，所以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精选个股。其中行业周期是β，公司内生成长性是α，既注重行业景气度，又重视公司的内生成长性，力争获取行业周期景气度往上和公司内生性成长相叠加的双重收益。 投资的具体路径是先选出好赛道、好公司。周期性行业选股的标准是要在成本差异大的行业中寻找成本优势最明显的龙头公司。因为周期行业大多生产的是标准工业品，且较为同质，公司之间比拼的主要是成本，一般成本差异小的周期行业竞争格局不会太好，很难出龙头公司。然后再根据行业景气度做择时，因为周期股的股价波动相对较大，所以需要进行择时，一般行业底部区间是比较好的介入时机。
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是继今年11月份签署RCEP之后中国对外开放领域又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捍卫了贸易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有力地挫败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边缘化中国的险恶用心，是贸易反围堵的又一重大胜利。 适时启动，好事多磨 2013年11月，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正式宣布启动。旨在为中欧投资关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取代中国和欧盟里26个成员国之间的现有双边投资条约。2015年在第8轮谈判中，在协定议题范围上取得重大进展，开始制作合并文本。2018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明确提出将协定谈判作为双方“最优先的事项”，谈判骤然提速。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历时7年45轮谈判终于完成，为中欧贸易和投资活动注入新的活力（表1）。 中欧是双方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2019年欧盟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00亿美元，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与此同时，双方的直接投资金额却少得可怜。中国在2016-2019年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金额每年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而2019年欧盟对华投资金额更是仅有73.1亿美元，占中欧贸易金额的比例不足3%（图2和图3）。中国要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必须扩大与欧盟的投资开放，促进中欧直接投资的增长。而欧盟自2008年以来，饱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双重打击，经济举步维艰，也亟需一个高质量的投资协定，提升其增长前景。在此背景下，双方于2013年决定启动中欧投资协定（BIT）谈判。 与RCEP等贸易协定聚焦于关税和进出口门槛不同，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独立的投资协定，不包括贸易问题，其范围将超越通常的投资保护层面，其核心内容在于双边投资准入，主要包括投资保护、市场准入、投资监管、可持续运营发展四个方面。此外，与传统的投资协定相比，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主要聚焦于是引入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关注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推动高端服务业更高层次的开放。以往的投资协定往往只涉及投资，而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个全面的投资协定，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等相关问题。它跟投资相关，又超越了投资。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意味着只要是清单以外，都可以投资，使中欧双方的投资领域扩大，投资障碍减少。 双方希望协定达到的具体目标包括： 1） 为中国和欧盟投资者进入欧盟和中国市场提供新的机会和改善的条件； 2） 应对监管环境的关键挑战，包括与透明度、许可和授权程序有关的挑战； 3） 为在中国的欧盟投资者和在欧盟的中国投资者的待遇提供保障，包括防止不公平和不公平待遇、非法歧视和不受阻碍地转移与投资有关的资本和付款； 4） 通过鼓励负责任的投资和促进核心环境和劳工标准，支持可持续发展倡议； 5） 允许通过缔约方和投资者可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执行承诺。 协议签订，体现了战略决断力 过去一年多中，双方谈判进入最后也是最艰难的阶段。双方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在谈判中遇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双方都想让对方在核心关切点上做出关键让步，导致谈判步履维艰。谈判过程中，欧盟主要对中国提出行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对等开放、补贴透明度、解决“强制性”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环保等方面问题。而中国则重点希望突破欧洲对华高技术领域的投资限制放开、切实保护华为等在欧洲的设备投资安全。 为了推动谈判顺利完成，双方都在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显著让步。欧盟对中国承诺其较高的市场准入水平，并在能源批发和零售市场（但不包括交易平台）、可再生能源市场等领域对中国扩大开放（欧盟国家的上限为5%，且设有对等机制）。中国方面也相应做出了较大让步包括： 1） 改善航空运输服务等行业的准入条件； 2） 取消计算机预订系统的合资要求； 3） 在清洁能源车辆、云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健康等领域提供新机遇； 4） 批准或加入国际劳工方面的一些公约； 5） 国有企业作为服务购买者时做出无歧视承诺；提高透明度服务业的透明度以及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 妥协和让步总是艰难的，意味着自身要做出调整，甚至某些牺牲。但长远来看，双方都将在开放中获益。因此，双方能从对方关切出发，做出让步，让协议达成，体现了战略判断力和决断力，体现了历史担当。 协议达成是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 中欧投资协定达成无论对中欧双方，还是对全球贸易格局来讲，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 一方面，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对于提升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如前面所讲，双方投资额和服务贸易规模远小于货物贸易规模，成为抑制双边经贸合作的“短板”。协定达成后，中国在投资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将极大激发双方贸易潜力。投资协定也将激发国内改革的动力。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改革和开放均相对滞后，存在一些“玻璃门”和各种潜在保护。而中欧协定的高标准，意味着我们必须主动做出一些调整，从长远看，有助于我们与国际接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协定达成对于全球多边主义和中国地缘经济格局影响也非常深远。过去数年，美国倡导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使贸易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遭受重大打击。而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成为捍卫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旗手。而欧洲无论是从体量，还是影响力方面，又是极为重要的一极。因此，争取欧洲的支持，对于捍卫多边主义至关重要。同时，也将给深陷疫情和经济困境的欧洲带来了更多希望。 更重要的是，中欧协议达成，是对美国企图把中国从国际贸易秩序中“边缘化”阴谋的一次重击，是中国经贸外交的重大胜利。过去数年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包括瘫痪WHO、主导TPP谈判等，都反映了美国企图重新“建群”、边缘化中国的险恶用心。这次中欧贸易谈判中，包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各种方式向欧方施压，要求延缓达成协议，美欧双方协调对华经贸政策。但中欧双方审时度势，在关键问题上均作出实质性让步，在拜登上台之前完成了协定的谈判。谈判完成，是中欧双方的共同胜利。对欧洲而言，表明其不是美国的附庸，而是有独立诉求的第三极；从理念上讲，欧洲也是拥护多边主义的核心力量。对于中国而言，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完成，使我们在中美经贸争端中主动性大幅提高，充分利用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根据程序，谈判完成后，接下来协议文本需要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完成审批，同时国内也需要走完程序后。虽然仍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整体上大局已定，美国掀起风浪的可能性不大了，其企图遏制中国外贸的战略遭遇重大挫败。
11月中国经济各项数据继续向好，多项指标增速升至全年最高或年内首次转正。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复苏态势，体现了疫情“先进先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韧性。生产端：工业部门复苏持续工业部门是中国下半年以来经济得以向潜在增速快速接近的主导力量。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1.03%。其中，制造业增长7.7%，引领工业部门复苏。疫情以来，工业部门的复苏经历了三个逻辑转换：一季度，政策推动下的复工复产，率先从供给端修复工业活动；二季度以来，信贷政策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加上减税降费政策，企业现金流和资金压力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三季度，房地产和基建产业链拉动工业制造业持续复苏，制造业盈利情况持续改善。四季度随着补库周期重新开启、投资活动回暖，工业部门复苏有望进入年内第四轮逻辑转换，即内生性的复苏。从11月份的数据看，工业部门确实在政策逐渐退出后，表现出稳定的自身修复趋势。不过，少了积极宽松政策下的强力刺激，内生性的复苏速度是受限的，货币政策甚至减税降费等托底政策都有可能较疫情期间继续弱化，这也将压低工业部门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预期。但未来似乎还可以期待的是财政政策保持一定力度，促进基建产业链需求回升托底工业部门需求。需求端：消费缓慢爬升，投资存在掣肘11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5.0%，较上月提升0.7个百分点，略低于预期，但仍保持了平稳复苏态势，环比增长1.31%。与工业部门和投资领域不同，疫后消费的复苏一直遵循内生修复的逻辑。一方面，尽管速度相对较慢，反映了消费对政策的不敏感，但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体现了消费的顺周期性，只要经济不存在新的明显外生冲击，消费仍将继续复苏，并有望在明年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时，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也将支撑消费进一步回暖，11月城镇居民调查失业率降至5.3%，远低于今年的目标上限6.0%，同时低于去年的目标上限5.5%。未来随着反垄断政策加强、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居民收入公平化和就业的增长仍然是可期的。前期消费复苏过程中的薄弱部门，限额以下消费增速在经过短暂波动后，在11月同比再次转正，支撑了消费增长，同时限额以上消费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增速已经达到近几年高点，背后是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网上消费的持续回暖。11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3.5%，降幅较上月收窄1.8个百分点，恢复速度有所加快。背后有两大因素：一是信贷扩张过程中，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继续增长，在前期的股市、房市、结构性存款等投资渠道弱化后，这些贷款中企业实际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有可能是提高的，这将支撑未来制造业中长期投资继续回暖；二是出口高增加速了工业部门开启新一轮补库周期，促进制造业库存投资增加。此外，未来消费的继续回暖也有望从下游向上游继续传导需求，最终刺激企业增加产能投资。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8%，较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虽然经过几年的“房住不炒”“一城一策”的严格和精准调控，但始终保持较强的韧性，明年这种韧性并未看到明显的弱化，因此房地产投资仍然会在严格调控的压力下保持一定的增速。从资金来源看，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收窄，但下半年以来主要房企仍然保持销售的平稳增长，自有资金相对充裕，预计将有效支撑未来投资活动的平稳增长。三四五新规预计明年会在有限范围内开展试点，但大概率不会普遍实行，因而不会造成行业系统性的资金紧张。11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较上月提高0.3个百分点。近几个月基建增速低于预期，很大程度上和前期财政资金淤积、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有关，根源在于资金快速进入最前端的县市域财政环节后，并未找到足够多的合适项目。11月、12月北方进入冬季，对基建实务工作量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但考虑到明年可能会对财政资金效率进行针对性的提高，以及重大项目的规划，基建依然有持续稳步回暖的可能。经济复苏未到拐点，货币政策如何走？经济复苏持续，市场对货币政策退出的预期渐强。但12月15日央行超额续作MLF，投放规模达到9500亿元，创下单日MLF投放新高。尽管市场对此次MLF投放量有乐观预期，但规模如此大的投放规模仍然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一方面，调节同业存单的利率，降低银行中期资金成本，是MLF的重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在预期信用将逐步放缓扩张速度、信用债市场波动、信用开始分层的情况下，维护流动性，尤其是维护中小银行的流动性，是央行近期比较关注的事项。然而，正是因为流动性将保持充裕，信用端的收缩才变得更加可能。流动性的充裕，更像是为了信用的收缩而做的托底工作。2020年，实体经济为抗击疫情和重启复苏，增加了大量的信贷和债务，在央行“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实体经济中的债务不能再继续快速地积累了。同时由于银行间流动性需要维护，央行不愿意通过减少基础货币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方法来牺牲流动性，同时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市场对货币政策明显转向的恐慌性预期，因而只能通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窗口指导的手段，让商业银行直接减少信贷业务的拓展，而这种信贷收缩的速度很可能是比较快的，因此有可能看到信贷增速在2021年一季度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
2020年即将结束，2021年即将到来。相比于2020年，2021年的A股市场可能遇到更多的变数。其中，从二级市场的角度出发，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外部市场环境的波动风险，此外还需要考虑到近两年市场的上涨行情，目前A股市场已基本上完成了一轮估值修复的过程，对接下来的市场走向，确实带来了不少的未知数。 国内经济基本面的持续回暖、股市价值中枢的持续上移，这些因素都是成为A股上行的重要支撑因素。但是，从过去多年A股市场的走势分析，股市与经济之间的联动性未必过于密切，股市属于经济晴雨表的定位未必完全准确。即使是比A股更为成熟的美股市场，这些年来也并未展现出充分的经济晴雨表功能，而更像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晴雨表。由此一来，对A股市场的未来走向，仍然取决于货币政策以及市场的资金面环境，这些因素可能比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更为明显。 这些年来，A股市场开始实施注册制改革，但从最近一两年的时间内，注册制改革带给A股市场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市场容量的持续膨胀，市场的扩容压力骤然增加。与此同时，与同期的股市上市率相比，A股市场的退市率却并未得到显著地提升，由此导致了现阶段内A股市场的优胜劣汰效率仍然不高，市场的投资活力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作为以资金推动作为主导的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受到市场资金面环境的影响。注册制对A股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A股市场包容性与开放性的提升，但目前在优胜劣汰机制上仍显不足，这也是未来A股市场有待提升的地方。但是，从二级市场的走势来看，注册制改革给市场带来的直接影响，则是越来越多的资金聚集到少数头部企业之中，并促使头部企业的估值溢价越来越高，推动A股市场的美股化走向，这也是现阶段内注册制改革下的市场写照。 一方面是头部企业估值溢价的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则是普通股票的价格持续边缘化，造成这一种市场现象的背后，还是离不开存量博弈的市场环境，注册制改革尚未从根本上推动市场的增量资金流入，市场仍然以存量资金作为主导。在仅有的存量资金博弈的背景下，却促使更多资金涌向了头部企业，更被动接受更高的估值溢价。 与注册制改革相比，房住不炒会间接引导局部资金流向股票市场，但因A股市场长期的投资回报率并不稳定，对投资房产的资金来说，短时间很难改变他们的风险偏好以及投资需求，要引导大量房产资金流向股票市场，恐怕也并不现实。但是，从二级市场的表现来看，房住不炒的政策定调对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影响确实非常深刻，不少房地产上市公司已经处于历史估值底部的区域，且市场资金不敢轻易接触这类行业板块，因为它们需要承受的的未知政策风险较大，对炒作资金来说，更可能考虑到时间成本等问题。 除此以外，打破刚性兑付同样也是近年来市场比较流行的话题。与此同时，打破刚性兑付不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而且已经在国内市场多个主要投资渠道中有所体现，包括P2P的大洗牌、信用债的实质性违约等，这些市场现象也是刚性兑付打破的真实写照。 与注册制改革及房住不炒等措施相比，打破刚性兑付可以把不少资金引导至股票市场之中，同时也会从本质上改变这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在最高峰的阶段，P2P的市场规模高达数万亿以上的级别，但随着行业洗牌的加快，不少投资者开始意识到投资的风险，并逐渐改变原来的投资思维。与投资房产、投资信用债、投资银行理财等渠道相比，增加股票资产的配置比例或许还是更为安全与明智的策略，这些年来通过刚性兑付逐渐打破而逐渐引导过来的增量资金也越来越多，刚性兑付打破对股市增量资金的补充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不过，与海外成熟市场相比，国内市场刚性兑付打破的任务仍显任重道远，且国内居民的存款资金庞大，要想加快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仍需要一段比较漫长的时间。但是，对这部分资金来说，在刚性兑付逐渐打破的背景下，只要他们看到股票市场确定性的机会以及持续性的赚钱效应，那么将会提升这部分资金流入股票市场的热情。例如，在科创板正式成立之后，却在短时间内盘活了数百万个科创板新增账户，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科创板注册制下的新股赚钱效应，这恰恰反映出国内市场不缺乏资金，只缺乏投资渠道以及投资信心的问题。 在刚性兑付逐渐打破的背景下，加上股票市场的投资吸引力在不断提升，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步伐有望加快。但是，从本质上分析，居民储蓄还是偏稳健型的资金，要加快这部分资金的投资入市，仍需要营造出一个具有持续赚钱效应，且拥有持续稳定的市场环境，让这部分资金安心投资、放心安心，才可能促使更多的储蓄资金进入股市，并成为未来A股市场有效的增量资金补充。
要说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相信不少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巴菲特。可是在波澜壮阔的金融江湖之中叱咤风云的，绝不只有“股神”一人。 比如本文的主角，比巴菲特早出生18天的乔治·索罗斯。 说起索罗斯，有人将他誉为“金融奇才”，因为他创造过日赚10亿美元的惊世记录；有人骂他是“金融流氓”，只因他凭借着诡异的做空手段令不少国家的货币体系一度错乱坍塌；他是很多人心中的“投资舵手”，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引来八方投资客的羊群般跟风；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慈善老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在慷慨地为穷人花钱…… 不同于巴菲特对于价值投资的坚守，索罗斯更像是个投机者，他的风格更加“嚣张跋扈”，论投资业绩，索罗斯创下的年复合投资收益率，甚至比巴菲特还要高出不少。 正因如此，索罗斯才成为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巨鳄”——他既能在国际金融界兴风作浪，令许多国家苦不堪言，又能展现出一颗悲悯之心，改变很多穷人的命运，就像疯狂吞噬猎物却又流着眼泪的鳄鱼一般。 1 1930年8月12日，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反犹太主义不断抬头的时期，匈牙利更是被当作争夺与博弈的筹码，处在东西方对峙的前沿。 当索罗斯刚刚开始上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入侵布达佩斯，索罗斯全家不得已开始了逃亡生涯，直到纳粹德国投降，索罗斯才得以重返故里。据索罗斯自己回忆，幼年的背景让他从小就深深体会到了一种“不确定”的生存动荡。 1944年是索罗斯生命里极不寻常的一年。目睹意大利的投降，耳闻苏联反攻胜利的喜讯，匈牙利的所有人都笃定纳粹败局已定。和大多数人一样，索罗斯也乐观地认为犹太人的命运不会太坏，然而就在这一年，丧心病狂的纳粹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有数十万犹太人丧生。 万幸的是，凭借着父亲的高度警觉与大胆冒险，索罗斯一家逃过了这场浩劫，可是这段“预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仍给索罗斯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索罗斯价值观和投资观——你所感到的哪怕最确定的东西，也可能和现实发展不一致，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要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同时，这些经历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索罗斯一生的冒险倾向，“为了生存，冒险是值得的。” 二战结束后，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并于1949年进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经济学专业，那里云集了欧洲多位顶级大师。其中，大经济学家冯·哈耶克和大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索罗斯，尤其是卡尔·波普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不仅为索罗斯的求知生活奠定了基础，还影响了索罗斯的一生。在以后的岁月中，索罗斯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到这位老师，其哲学思想也成为了索罗斯能够在华尔街获取财富的理论之源。 毕业之后，索罗斯做了一段时间的推销员，不甘于现状的他于1956年来到美国华尔街，从此开启了自己的金融投资生涯。经过了十几年的历练，索罗斯决定试水基金领域，并创办了自己的首个投资基金业务——双鹰基金。也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吉姆·罗杰斯，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管理双鹰基金，专门从事欧洲与美国证券市场间的套利交易。而后不久，索罗斯和罗杰斯又一起创立了量子基金管理公司，他们一个负责投资决策，一个负责市场分析，成为了当时华尔街著名的黄金搭档。 此后，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以及大胆果断的投资决策，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场屡屡告捷，管理资产规模不断扩张，索罗斯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此外，在量子基金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均每年都能给投资者带来35%左右的回报率，某种意义上讲，量子基金已然成为了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代名词。 这时的索罗斯，市场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人生中的巅峰时刻，直到1992年的来临。 2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英镑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货币之一，主宰这一强势货币的是资本实力雄厚且管理经验丰富的英格兰银行。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向财大气粗的英格兰银行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德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与此同时，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也推进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当欧洲12个国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了欧洲汇率体系的新框架后，几乎所有人都预感到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联合体即将问世。 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单方面地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盯住；每种货币都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以稳定该国货币汇率。 制定这一规则，本意是要维持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各自基于国家利益，很难做到真正一条心，导致彼此间经济基本面相去甚远，这便是该汇率机制的巨大漏洞。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英国经济正处于日渐衰退的阶段，财政支出困难重重，英国当局理应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为了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又必须要继续推行高利率，致使英镑汇率价格不至于走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英国的处境非常尴尬。 这一切，都被索罗斯看在眼里。他敏锐地预见到，由于要重建原东德，德国肯定要过一段经济拮据的日子，而无暇帮助其他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必将会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果然，英国政府对于提振国内经济渐觉力不从心，不得已向德国联邦银行提出了降低利率的要求，却收到了后者的坚决反对。面对英镑汇率的一再走弱，英格兰银行无奈之下只得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仍未能扭转颓势。 此时的索罗斯，已瞄准了他的猎物，蓄势待发。 1992年9月16日，索罗斯一口气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并买入60亿美元的马克，同时又卖掉了巨额的德国股票，买入了大量的英国股票。紧接着，国际资本疯狂跟进，纷纷抛售英镑。尽管英格兰银行动用了高达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甚至以一日内两度升息的极致手段表示决心，但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这一天，被英国人称为“黑色星期三”。 经此一役，索罗斯声名鹊起，据公开信息显示，索罗斯一人动用了100亿美元，并于当天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豪取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杂志盛赞索罗斯是“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此后几年，索罗斯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翻云覆雨：1994年，他瞄准了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和墨币比索的弱点，在期权、期货市场大规模卖空比索，致使墨西哥国家外汇储备短时间内告罄，引发了比索大幅贬值与本国股市的一泻千里；1997年，索罗斯故技重施，以泰国为切入点，对汇率存在高估的东南亚国家发动了货币攻击，引发了多个国家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并直接推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索罗斯自己收获的财富，可以购买价值19万美元的劳斯莱斯轿车5790辆，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每个学生支付3年多的学费。 虽然索罗斯一次又一次地声名大噪，其拥趸也越来越多，但仍有不少国家对于索罗斯的投机行为痛恨不已，诸如“金融流氓”、“金融恶棍”、“金融魔鬼”之类的谩骂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索罗斯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 3 如果说一次成功尚属运气，那么接二连三的成功就一定是实力了。 虽然索罗斯被世人公认为金融投资大师，但他本人却并不喜欢这个称谓，而是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哲学家。在实践中，索罗斯将自己的投资思想概括为“金融炼金术”，这一思想源自于他的一个别样的哲学理念——认知的“可错性”。 在索罗斯看来，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反映同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其中必然存在某种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即便是在个别情况下认知与现实完全相符，充其量也是偶然的和一时的，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本身，既不能在事先预知这种偏差，也未必能在事后完全把握，这便是“可错性”的含义，它继承了卡尔·波普“可证伪性”的思想。 基于“可错性”的逻辑，金融投资者同样不可能完全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的理性，金融价格也不可能是金融资产内在价值的无偏估计，因此只要承认人类认知与行为存在犯错的可能，就必须要重视这些认知与行为偏差对金融市场价格发展的实际影响，这就是索罗斯金融投资思想的精髓所在。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反身性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但索罗斯却认为：“均衡是极为荒谬的概念，它使经济理论的一切结论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金融市场上，均衡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参与者希望了解其所参与的情况；另一方面，他的了解将作为决策的基础，并影响事件的发展。这两种角色会不可避免地相互干扰，若是仅从某一方面来探索市场，必然无法完整地把握市场规律。索罗斯称这种交互作用为“反身性”。 索罗斯认为，“反身性”之所以存在，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认知的“可错性”，为此，索罗斯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表达了极大的失望，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按照索罗斯的观点，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备的程度，亦或者说，错误一定存在于人们对市场的认知当中。 第二，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利。 由于“可错性”与“反身性”的存在，金融市场价格的演化势必要同时受到价值“基本面”和“认知偏差”的影响，而市场价格也很难精准地表达其价值，因此索罗斯坚决反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坚称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市场崩溃只不过是问题长期积累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极端现象。 正因为索罗斯坚信市场是错的，因此他才能从市场的错误中大获其利，比如1992年索罗斯对英镑的成功狙击，便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英格兰银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同样认为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与别人一样大，这种敢于直面自身错误的勇气难能可贵。 第三，反对投资中的一般性方法论。 索罗斯认为，不可能概括出赢取超额利润的通用方法，否则人们便可以运用它通吃市场，市场将不复存在。基于这一思想，索罗斯提出了“金融炼金术”，其真谛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验证投资者市场猜想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从某个合理的逻辑猜测起点出发，构造某种反身性的市场假说并将其付诸投资，然后以市场实际发展进程来检验该假说的有效性；但市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倘若该假说为市场接受，那么投资者便可从趋势把握中获取超额利润，否则投资者就应该尽快抛离原有假说并寻找新的逻辑起点。考虑到不同的假说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故而并不存在能够稳定获利的通用方法。 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因而索罗斯认为，任何预设假定前提并套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归纳金融市场的历史过程，或者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般性盈利方法的努力，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此，索罗斯强烈反对在投资管理中的数学化、工程化倾向，他常常说：“我们从不使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我所知道的数学符号也不比α、β更多。” 上述种种，与其说是索罗斯的投资思想，倒不如说是一套别致哲学体系。就如他自己所言：“我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地试图研究我是怎样在股市上赚钱的，而是更多地注重我的哲学理念。” 4 索罗斯还是个大慈善家。 他常常说，自己的兴趣就是为别人花钱，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赶紧把钱花出去，慈善给了我工作的理由，赋予我生命更高的意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撒钱的慷慨程度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公开资料显示，索罗斯曾经为一项对身患绝症者提供“临终关怀”的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曾为一个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有人做过估计，如果根据索罗斯的家产和他慈善捐款的比例来衡量，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 有意思的是，虽然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宛如巨鳄一般，对待猎物是残忍无情地吞噬，但他同样热衷于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提供资金援助。他曾捐献了5000万美元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建造紧急供水系统，也曾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而承担了他们中将近1/3人的年薪。 在东欧、亚洲的一些国家，索罗斯成立了大量的慈善基金，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保护公民权利、支持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为此，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特别授予索罗斯名誉博士学位，意大利波伦亚大学也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加在了索罗斯的身上。 在爱他的人心中，他是个天使；在恨他的人眼里，他与魔鬼无异。投资家、慈善家也好，流氓、投机分子也罢，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多面性的存在，才塑造了如此魅力无限的乔治·索罗斯。 2011年，索罗斯正式宣布退休，结束自己40多年对冲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一代宗师归隐田园，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虽然已身不在江湖，但 “金融巨鳄”的传说，从未远离。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4日讯因赛集团(300781.SZ)今日下跌18.90%，截至收盘报35.74元。 据金融界报道，最近一个月内，因赛集团共计登上龙虎榜0次，表明因赛集团股性不活跃。 截至三季度末，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价值成长1期私募投资基金与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自有资金现身因赛集团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前者持股数量为58.33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2.118%，是因赛集团第二大流通股股东。后者持股数量为51.12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1.856%，是因赛集团第四大流通股股东。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明汯价值成长1期成立于2017年8月30日，截至其最新净值披露日2020年12月4日，该基金的最新净值为2.4148元，今年来收益率为50.80%，成立来收益率为141.48%。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总经理为裘慧明，此前在美国长期从事量化投资策略，事件驱动和宏观套利的投资工作，历任对冲基金HAPCapital高级投资经理，Millennium投资经理，还曾在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投资银行、瑞银投资银行的自营量化交易部门担任投资经理。其也是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60%。解环宇在2018年加入明汯投资担任合伙人、投资总监，持股40%。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23日，为中国香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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