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国经济各项数据继续向好，多项指标增速升至全年最高或年内首次转正。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复苏态势，体现了疫情“先进先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韧性。 生产端：工业部门复苏持续 工业部门是中国下半年以来经济得以向潜在增速快速接近的主导力量。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1.03%。其中，制造业增长7.7%，引领工业部门复苏。 疫情以来，工业部门的复苏经历了三个逻辑转换：一季度，政策推动下的复工复产，率先从供给端修复工业活动；二季度以来，信贷政策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加上减税降费政策，企业现金流和资金压力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三季度，房地产和基建产业链拉动工业制造业持续复苏，制造业盈利情况持续改善。四季度随着补库周期重新开启、投资活动回暖，工业部门复苏有望进入年内第四轮逻辑转换，即内生性的复苏。从11月份的数据看，工业部门确实在政策逐渐退出后，表现出稳定的自身修复趋势。 不过，少了积极宽松政策下的强力刺激，内生性的复苏速度是受限的，货币政策甚至减税降费等托底政策都有可能较疫情期间继续弱化，这也将压低工业部门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预期。但未来似乎还可以期待的是财政政策保持一定力度，促进基建产业链需求回升托底工业部门需求。 需求端：消费缓慢爬升，投资存在掣肘 11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5.0%，较上月提升0.7个百分点，略低于预期，但仍保持了平稳复苏态势，环比增长1.31%。与工业部门和投资领域不同，疫后消费的复苏一直遵循内生修复的逻辑。一方面，尽管速度相对较慢，反映了消费对政策的不敏感，但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体现了消费的顺周期性，只要经济不存在新的明显外生冲击，消费仍将继续复苏，并有望在明年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同时，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也将支撑消费进一步回暖，11月城镇居民调查失业率降至5.3%，远低于今年的目标上限6.0%，同时低于去年的目标上限5.5%。未来随着反垄断政策加强、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居民收入公平化和就业的增长仍然是可期的。 前期消费复苏过程中的薄弱部门，限额以下消费增速在经过短暂波动后，在11月同比再次转正，支撑了消费增长，同时限额以上消费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增速已经达到近几年高点，背后是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网上消费的持续回暖。 11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3.5%，降幅较上月收窄1.8个百分点，恢复速度有所加快。背后有两大因素：一是信贷扩张过程中，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继续增长，在前期的股市、房市、结构性存款等投资渠道弱化后，这些贷款中企业实际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有可能是提高的，这将支撑未来制造业中长期投资继续回暖；二是出口高增加速了工业部门开启新一轮补库周期，促进制造业库存投资增加。此外，未来消费的继续回暖也有望从下游向上游继续传导需求，最终刺激企业增加产能投资。 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8%，较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虽然经过几年的“房住不炒”“一城一策”的严格和精准调控，但始终保持较强的韧性，明年这种韧性并未看到明显的弱化，因此房地产投资仍然会在严格调控的压力下保持一定的增速。从资金来源看，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收窄，但下半年以来主要房企仍然保持销售的平稳增长，自有资金相对充裕，预计将有效支撑未来投资活动的平稳增长。三四五新规预计明年会在有限范围内开展试点，但大概率不会普遍实行，因而不会造成行业系统性的资金紧张。 11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较上月提高0.3个百分点。近几个月基建增速低于预期，很大程度上和前期财政资金淤积、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有关，根源在于资金快速进入最前端的县市域财政环节后，并未找到足够多的合适项目。11月、12月北方进入冬季，对基建实务工作量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但考虑到明年可能会对财政资金效率进行针对性的提高，以及重大项目的规划，基建依然有持续稳步回暖的可能。 经济复苏未到拐点，货币政策如何走？ 经济复苏持续，市场对货币政策退出的预期渐强。但12月15日央行超额续作MLF，投放规模达到9500亿元，创下单日MLF投放新高。尽管市场对此次MLF投放量有乐观预期，但规模如此大的投放规模仍然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一方面，调节同业存单的利率，降低银行中期资金成本，是MLF的重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在预期信用将逐步放缓扩张速度、信用债市场波动、信用开始分层的情况下，维护流动性，尤其是维护中小银行的流动性，是央行近期比较关注的事项。 然而，正是因为流动性将保持充裕，信用端的收缩才变得更加可能。流动性的充裕，更像是为了信用的收缩而做的托底工作。2020年，实体经济为抗击疫情和重启复苏，增加了大量的信贷和债务，在央行“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实体经济中的债务不能再继续快速地积累了。同时由于银行间流动性需要维护，央行不愿意通过减少基础货币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方法来牺牲流动性，同时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市场对货币政策明显转向的恐慌性预期，因而只能通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窗口指导的手段，让商业银行直接减少信贷业务的拓展，而这种信贷收缩的速度很可能是比较快的，因此有可能看到信贷增速在2021年一季度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组、济南市监察委员会消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监事长张宏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东省济南市监委监察调查。 张宏安简历 张宏安，男，汉族，1965年12月出生，湖北孝感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1987年8月参加工作，198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财政部办公厅部长办公室秘书（正处长级）、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部副主任、主任等职。2011年5月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5月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监事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组、济南市监察委员会）
险资权益类投资的分类监管政策使劲“扇动着翅膀”，资本市场能收集到多少“暖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防止保险资金运用投机化，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加强风险防控。对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设置差异化监管比例，最高可至公司总资产的45%。 实际上，该项会议内容是对4个月前银保监会发布的政策的“升维”推动。今年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内容包括根据险企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等指标，设置差异化的八档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最高可到占上季末总资产的45%。 笔者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险资分类监管作出部署，重点在于对保险机构发挥资本市场重要机构投资者作用进行“顶层引导”，以及提升优质险企对于险资运用的自主决策空间，从而在提升险企发展质量的同时，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首先，“最高至45%”的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是对于风控表现优异险企的特别授权，为其加速成长提供更大空间和可能。 目前，险企主要的资金运用渠道包括存款、债券等固收类投资以及权益类投资。由于存款和固收类投资更多的是依靠规模获取收益，因此险企的个性化竞争赛道主要集中于权益类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余额为4.38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22.57%，占上一个季度末总资产（2019年年底）的21.3%，而彼时险企权益类投资的占比上限为30%。也就是说，险企对于权益类投资权限的使用还是比较积极的。 这种积极一方面是源于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初心；另一方面，也在借此实现差异化竞争，提升险企自身经营业绩，以及其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其次，资本市场欢迎中长期资金，但必然需要对资金设定“质量门槛”。 在供给非常充分的商品流通市场，只要是善意的资金，其进出的自由度通常较高，因为流通基本上是买卖双方的权利兑现，并不会对市场中其他个体产生比较大的扰动。但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需要对进场资金的质量设限，质量的评价维度包括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运作方式等。 这是因为，一方面，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需要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具体板块相匹配，这一点在散户方面，体现为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中的不同层级对投资经验和资金门槛的设置；对机构而言，虽然门槛不像散户那样直观，但是差异化监管显然明示了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资金的运作期限等具体运作方式也需要适合资本市场。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其行为与资本市场生态可能产生明显的交互作用，并进而可能影响其他资金权利的实现。因此，监管部门一直强调的是推进中长期资金入市。 保险资金先天具有长期性，且具有相对低风险下的相对高回报需求，与资本市场“气质匹配”。因此，监管部门愿意给予其中的风控“优等生”以更高的投资权限。 第三，险资权益类投资比例上限提升，虽然并不等于“直接入市”增加，但是资本市场越来越有能力从中赢取更多“流量”。 有部分观点认为，险资对于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投入在整个险资运用余额和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中均不突出，如今上限的提升，可能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险资年内投资运用余额20.85万亿元，较去年年底的18.53万亿元增长12.52%。其中，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2.75万亿元，较去年年底的2.44万亿元增长12.7%。截至10月末，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在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的占比为13.19%，较去年年底的13.17%小幅上升。此外，从一季度末的数据来看，股票、股基及混合型基金余额在权益类投资余额中的合计占比略低于50%。 从上述数据来看，险资好像对于A股投资的主动性略有不足，但实际并非如此。其一，险资大量的权益类投资可以跟随企业登陆多层次资本市场，因为险资对于实体企业的投资可能潜伏于从孵化期到PRE-IPO之间的任何阶段，这部分资金实际上为A股市场培育了优秀的拟上市、拟挂牌公司；其二，即便是暂时没有入市的险资，其考察的投资方向中也必然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而近年来不断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资本市场，自然有动力和能力吸引更多的险资进驻。 笔者认为，监管部门通过分类监管赋予险资的虽然是投资的权利，但是鉴于险资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职能、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共同目标，鉴于险企自身的发展诉求，有能力的险企和险资将必然更好地行使权利，而主动变革、主动作为的资本市场有望收集到更多的政策“暖风”。
李奇霖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还在继续恢复中。工业增加值同比高位回升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从1.8%提高到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4.3%提高到5.0%。结合11月官方制造业PMI来看，当前经济处在主动补库存阶段。我们这篇文章聚焦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上。重点分析这个平时不太受关注的指标，原因有三：一是它前11个月累计同比增长0.2%，今年首次转正；二是它的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比较强的同步性，分析民间投资有助于判断制造业投资的趋势；三是相比于房地产和基建，民间投资受政策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它更多是企业自主行为。增速转正意味着疫情对民营企业预期的扰动，快消退殆尽了。严格从定义上看，民间投资和平时所理解的有点不太一样。很多人习惯上把民间投资等同于民营企业的投资，但实际上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分类看，除了纯民间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外，民间投资还包括工商登记注册为混合经济成分中，由集体、私营、个人控股的投资主体单位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简单来说，就是民间投资除了民营企业的投资外，还包括了少量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投资。不过这部分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已经降到5%以下了，占全部民间投资的比例也低于10%，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有限。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自负盈亏，是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一群主体。它们在做固定资产投资的决策时，除了看当下的订单需求和盈利情况外，还要看未来的盈利预期。通常只有当未来的预期收入，能够覆盖投资成本，也就是能够赚到钱时，民营企业才会主动扩大投资。推动民间投资累计增速转正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最重要的肯定是订单恢复。如果没订单，现有产能都还有不少闲置的，企业是没有动力去扩大投资的。目前国内需求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外需也一次次地超预期，企业加大马力生产。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已连续3个月高于7%，而且高于整体的工业增加值同比，也要比疫情前的水平要高。订单多了，生产强了，企业有动力去扩大投资。相比于内需恢复，出口强劲对民间投资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国内需求里，固定资产投资恢复的速度，要比消费快得多，结果是工业品涨价压力明显大于消费品。中上游的工业品生产企业，以国企为主，因此内需恢复对国企需求的拉动可能更大。而出口强势，让民营企业更受益。支撑今年中国出口的一股重要力量是海外需求缺口，尤其是消费品的缺口，消费品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主要是民企在生产。因此，出口回升，让民企订单恢复得更快。这在数据上也有体现。海关总署把出口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其他性质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今年5月以来，其他性质企业的出口表现，要远好于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它9月和10月的增速都在20%以上。历史数据显示，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回升，不一定能够带动民间投资增速向上，但民间投资增速向上的时期，都有先出现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回升。出口强势，不光给民营企业带来眼前的订单，还能改善它们对未来的预期。人们在判断未来的时候，很容易套用亲身经验。一季度疫情主要在国内，采取了严厉的物理隔离措施，国内需求断崖式下滑。海外疫情爆发初期，出口企业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认为海外需求会和国内一样冻结，有些企业返工后又停工。但实际情况是，疫情在海外失控，现在都没有出现拐点。欧美大放水，它们消费受到的冲击比生产小，库存去化，通胀预期升温。新兴市场国家忙于抗疫，也满足不了缺口，出口份额向中国转移。一些出口企业手里的订单，生产计划都排到2021年年中了。这自然会改善它们对未来的预期，以及扩大资本开支的意愿。我们看到，今年制造业的贷款需求指数首次超过基础设施业，最近几个月的M1同比也快速回升，存款活期化，为资本开支提供资金支持。在今年信用环境整体宽松的基础上，政策还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制造业企业以民企为主，中小企业基本都是民企。根据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今年9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为30.5%，连续11个月回升；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6%，近7个月增速连创有统计以来新高。订单回升、预期好转，加上信贷政策的重点支持，民间投资将继续修复。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将是下一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回升的重要力量。但后续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改提高生产率的概率要更高一些，因为前几年产能过剩的教训太惨痛了，而且人力成本和原料价格的刚性成本压力还在，通过技改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还可以降低成本，更可能被企业接受。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大增，侧面也反映了技改在加快。民间投资增速转正，加之出口强势，能够带动就业，这又会向消费传导。民间投资、出口和消费，都是经济内生性的动能，这些经济内生性力量强了之后，对房地产和基建这两条老路的依赖就少了，地产调控和地方债务监管有可能会进一步收紧，需要关注土地产业链的风险。（作者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为了推动经济复苏，各个地方政府密集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一波基建投资已经在路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截至3月10日，有25个省区市公布了未来的投资规划，2.2万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9.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7.6万亿元。中央财经大学中财—中证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今年很有可能在去年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赤字率、增发长期国债，增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通过债务筹集一部分资金，从而增加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0150万亿投资计划版图2月2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指出，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非常时刻，多省份密集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随着各地重点工程的复工及一批重点项目名单的下发，近50万亿元的投资版图浮出水面。不过，近50万亿元基建投资计划，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数字吗？事实上，这些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指的是各省份未来的总投资计划，并不仅仅意味着当年投资总规模。其中包括前一年已经开工需要继续建设的、今年计划开工建设的甚至处于备案审批阶段的项目总规模。实际上落到2020年内的投资计划总规模仅有7.5万亿元。中泰证券研究发现，如果按照总计划规模进行比较，今年公布的计划项目规模不仅没有增加，还有所减少。统计云南、四川、福建等11个省份2020年公布的重点项目投资规模，总计约27.68万亿元，相比2019年公布的27.74万亿元，减少了500多亿元。从目前各省市公布的具体投资项目来看，基建投资仍占一席之地。例如，云南省2020年的“四个一百”重点项目计划即将出炉，2020年将推出52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5万亿元，2020年计划完成投资4400多亿元。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郭金华表示，2020年的“四个一百”项目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项目占比有明显提升。525个项目中，总投资50亿元（含）以上的项目232个，100亿元（含）以上项目146个。年内将建成香格里拉至丽江高速公路、大理至临沧铁路、腾冲艾思奇干部培训学院等一批重点项目。此外，将新开工建设澜沧至孟连高速公路、清水河大型水利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北京市2020年重点工程计划》则包括300个项目，覆盖三大领域，计划完成投资约2523亿元。其中，100项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完成投资662亿元，包含7个国铁项目、5个市郊铁路项目、16个地铁项目、12个公路项目、16个城市道路项目。加快进度，加快审批，加速开工。在稳增长的压力下，近期基建项目的批复速度也在提高。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3日，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基建项目达2286.05亿元，比去年同期多了930.29亿元；截至2月25日，全国533个重大交通项目复工率为70.17%。02新基建成重要投资方向疫情之下，数十万亿基建项目如期而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下称“新基建”）项目尤为亮眼，成为本轮投资中的热点。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指出要“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新基建主要是指与高技术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今年以来，“新基建”被提到新的高度。1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21日、3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提到新基建。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般认为，新基建区别于传统的“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板块。其中，“5G”是毫无疑问的亮点，成为各省份稳增长发力的重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9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其中有6个省市明确规划了2020年新建5G基站的数量，合计超过17.8万个。中国移动提出，计划在2020年底完成30万座5G基站建设目标，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力争前三季度提前完成全年25万座基站的建设目标。“要着眼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加快5G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务实推动5G快速发展。”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说。5G建设本身包括芯片、器件、材料、精密加工等硬件以及操作系统、云平台、数据库等软件。5G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联技术结合，又将带动诸多行业，为很多领域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据中国信通院预测，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未来5年工业企业开展网络化改造投资规模有望达到5000亿元。5G网络建设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资本市场的种种表现无疑是经济活动的投射。连日来，在A股市场上，以5G、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概念股行情火爆。3月10日，出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密切联动的担忧，大部分人都预计中国股市会受到欧美股市暴跌影响。但沪深两市仅在早盘小幅低开，随后就开始反弹。午后，两市主要指数全部翻红，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分别大涨1.82%、2.14%和2.66%。其中5G板块更是成为反弹急先锋，中证5G通信主题指数单日涨幅为6.51%。03专项债加力撬动投资不过，在疫情之下，原本就财力紧张的地方财政面对的压力更大。钱从哪儿来成为新一轮大基建投资中待解的问题。地方财政压力有多大？"2月10日，财政部公布了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382亿元，同比增长3.8%，未能完成预算报告中的目标。此外，2019年税收收入为15799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83%，增速1%，该增速为1969年以来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增速。"近年来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备受压力，教师讨薪、公务员欠薪消息已不稀奇。在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背景下，中央暂“借”给了地方政府1100亿元，要求年底“偿还”。3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会议决定：一是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留用比例。3月1日至6月底，在已核定的各省份当年留用比例基础上统一提高5个百分点，新增留用约1100亿元资金，全部留给县级使用。二是加快下达转移支付资金，指导各地优先用于疫情防控和“三保”支出按时足额支付。有缺口的地区一律要调减其他项目支出。三是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除疫情防控需要外，严控新的增支政策。“今年财政收支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因为最近几年经济在下行，2019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仅有3.8%，而税收几乎是零增长。再加上减税降费，2020年财政确实比较吃紧。”中央财经大学中财—中证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这种情形下，为什么还要“勒紧裤带上项目”？在温来成看来，从新冠肺炎疫情表现的危害性看,疫情的全球蔓延以至进一步恶化将造成严重的经济冲击和社会影响。如果全球经济受到影响，会进一步波及我国的对外贸易，进而影响到国内财政收入。“因此，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首先要保持国内经济的相对平稳稳定，在财政收支的安排上就不能按照常规的方式进行。”温来成直言。不过，政府预算内财政投资并不占基建投资的“大头”。温来成亦指出，从近年来社会基本建设投资格局来看，主要投资还是以社会投资为主，政府预算内投资占这个基建投资的比例仅为5%左右。“政府投资，主要起带动、示范、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中泰证券研报亦显示，预算内财政支出投向基建的比例并不高，从历史趋势来看，预算内资金投向基建领域的比例有所上升，2015—2017年该比例分别为10.87％、11.54％和11.86％。“从大家的判断来看，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形势可能不比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或者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更好。因此，今年在做预算收支安排，可能就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应对危机的方法，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债务发行等等，克服当前的困难之后，再进行调整。”他直言。从资金来源来看，专项债和政策银行金融债可能成为为基建“加力”的主要来源。去年下半年以来，明确专项债发行用途、提前下达1万亿元专项债额度、允许专项债作为部分重大项目资本金等政策相继出台，意在提振基建投资进而稳增长。近期，相关部门的公开表态也明确释放了这一信号。"2月24日，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公开表示，要集中使用部分中央部门存量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确保资金要跟着项目走。2月27日，国家发改委基础司司长罗国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加快下达中央预算投资，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以及要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参与重大项目建设。3月4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欧鸿透露，下一步，为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面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快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组织地方抓紧准备专项债项目等。"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专项债的发行也在提速。数据显示，截至2月末，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2230亿元，地方债提前批发行进度已达到66%。中泰证券分析认为，从基建资金结构来看，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这三大部分资金占基建资金来源的90％左右。预算内资金的发力主要来自赤字率的上调和调入资金增加；自筹资金中，专项债和政策银行金融债可能成为今年基建发力的主要来源；受益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下调，基建领域贷款会有边际改善。具体来看：1、预算内资金(财政收入+赤字规模+其他净调入资金）规模为3.4万亿元，2、自筹资金（专项债、政策银行金融债）为2万亿元，2、国内贷款约为 3.4万亿元。整体来看，主要的几项资金或比去年增加1.5万亿元，拉动基建投资增速回升至8％。非常时期，新一轮大规模基建能否承担起稳增长重任？或许，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考验才刚刚开始。
作为上市公司司尔特的控股股东，正在接受破产重整的安徽国购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国购集团”）眼下又有了新的烦心事：根据司尔特三季报显示，宁国市智同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同投资”）、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国建投”）突然跻身司尔特第三大、第四大流通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99%和4.86%。 目前来看，国购集团持有的司尔特25.27%股份此前已高比例质押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且全部1.82亿股股份已经被司法冻结。有接近司尔特的业内人士赵勇（化名）对记者表示，智同投资、宁国建投都是当地政府的平台公司，二者同时增持，难免引发关注。 两政府平台公司 持股比例合计9.85% 司尔特三季报显示，智同投资、宁国建投跻身公司第三大、第四大流通股东，分别持有3580万股和3493.39万股，持股比例分别为4.99%和4.86%。而国购集团通过其持股90%的平台公司国购产控持有司尔特25.35%股份，司尔特实际控制人为袁启宏。 对比半年报来看，智同投资和宁国建投此前并不在司尔特前十大流动股东名单中，由此判断，两家企业均是在第三季度进场。 司尔特缘何引来当地两家企业的青睐？ 公告显示，智同投资成立于今年7月27日，出资总额5.05亿元。智同投资的GP是安徽国厚智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0.99%。三个LP中，宁国市国新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持股39.60%、上海经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29.70%、宣城国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9.70%。其中，宣城国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安徽国厚智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 进一步来看，智同投资的第一大份额持有人是宁国市国新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宁国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完全持股，后者属于宁国市国资委全资企业。因此可以推断，智同投资实际上是受宁国市政府控制的基金公司。 而宁国建投成立于2003年，由宁国市经开区管委会全资持股。在今年10月26日，其注册资本由3.5亿元增加至20亿元。 资料显示，宁国市国新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宁国建投的原控股股东均系宁国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后宁国建投在宁国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了股权划拨。 今年8月25日，宁国建投通过股东会决议，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司尔特不超过5%的股份。而智同投资成立于今年7月27日，根据现有资料判断，二者买入上市公司股份的时间存在重合。 “一个是宁国市国资委的平台公司，一个是宁国市经开区的平台公司，两家企业没有关联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赵勇认为，“两家公司在同一阶段买入股票的做法或带有某种特定目的。” 对于两家公司的增持行为，深交所也于近日进行了问询，主要关注其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司尔特在12月4日回复深交所问询时表示，智同投资、宁国建投在给司尔特董事会的回函中称，二者均认为其相互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约定，且其各自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均未持有司尔特股票。此外，智同投资还明确表示，不会提供其合伙协议和本次收购司尔特的相关投资决策文件。宁国建投则对司尔特董事会的要求，比如提供本次收购的内部决策文件等未予回应。 记者了解到，宁国当地政府对司尔特的控制权问题也保持着高度关注。 司尔特在公告中表示，宁国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主要领导曾经询问长城资管对国购集团享有的债券是否有转让的意向。宁国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今年4月份曾考察国厚资产管理公司，就未来盘活存量资产的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国购集团重整计划 正在编制中 有接近宁国市国资系统的相关人士郑晓勤（化名）对记者表示，“国购集团收购司尔特后基本上是放任管理的。国购只是作为控股股东，剩下的都是原董事长领着自己的团队运营。” 国购集团曾是安徽最大的房企，在合肥人眼中，它被称为“小万达”。2004年，国购集团在合肥三里庵区域开发了当地首个国购广场，是当前合肥人气最旺的商业综合体。2013年，国购集团完成了对合肥当地房企蓝鼎置地的收购，2013年末其资产规模超过250亿元，负债达到了186亿元。 但从2015年开始，国购集团逐渐偏离房地产的主航道，公司实控人袁启宏开始进行多元化布局。 2015年，国购集团以1.3亿元入局中发科技（现为文一科技），后以1.5亿元将所持股份卖给了文一集团。2016年10月份，国购集团旗下核心资产国购产投以8.8元/股的价格，合计15.8亿元获得了司尔特25%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袁启宏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7年，国购集团并购蓝鼎置地的后遗症显现，公司在建项目多达13个，总面积1187万平方米，资金缺口超过150亿元。2018年，国购集团多个项目被迫停工，并“爽约”安凯客车的增发项目，最终在缴款日结束时仍未拿出3.5亿元认缴资金。随后，公司债务危机也开始显现。 时至今日，国购广场的人气依然很旺，但国购集团却走上了破产重整之路，国购广场二期工程的建设也没了时间表。2019年11月6日，合肥市中院下达《民事裁定书》，正式对国购集团重整进行立案，同时指定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作为联合机构继续担任重整管理人。 “目前，国购集团的总负债大概300多亿元，司尔特的控制权是最具吸引力的资产。”赵勇对记者说，国购集团的重整是安徽省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破产项目，也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合肥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的项目。如果司尔特的控制权出现了问题，将对国购集团的重整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国购集团第一次债权人大会已经开完，会议选定了债委会成员名单。公司的重整计划正在编制过程中，预计2021年一季度会出炉。
截至目前，全球三大主要债券指数均已用行动表明对中国债券的青睐，这是对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肯定，也是中国金融业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体现。目前，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心态已经从观望和试水阶段转向制定系统性的长期投资计划。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投资程度提高是可持续的。11月5日，全球主要债券指数供应机构彭博公司宣布，11月初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已经完全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目前，中国债券在该指数权重约为6%，人民币在该指数中成为继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的第四大计价货币。随着中国债券陆续纳入全球主要债券指数，外资投资中国债券热情持续增强。 11月4日，债券通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末，境外机构累计持有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达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三大指数陆续纳入中国债券目前，全球有彭博、摩根大通和富时罗素3家主要债券指数供应机构。其中，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指数和富时世界国债指数（分别简称BBGA、GBI-EM和WGBI）是各自旗下最主要的指数。2019年1月31日，彭博公司宣布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从2019年4月份起纳入BBGA。摩根大通紧随其后，于2019年9月份宣布从2020年2月28日起，将9只中国国债纳入GBI-EM，纳入后中国国债占比将达10%，已经达到国别占比上限。这一过程将分10个月完成。市场估算，完全纳入GBI-EM可带来200亿美元资金流入。2020年9月25日，富时罗素宣布从2021年10月份起将中国债券纳入WGBI，并将于2021年3月份进一步确认。至此，全球三大主要债券指数均已用行动表明对中国债券的青睐。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这是对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肯定，也是金融业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体现。对于这些全球债券指数来说，纳入中国债券有利于增强其代表性和吸引力，也有利于全球投资者更合理地配置债券资产。今年10月份，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券交易量为5454.28亿元，日均交易量为320.84亿元。其中，买入债券3328.12亿元，卖出债券2126.16亿元，净买入量为1201.95亿元。外资持有中国债券创新高11月4日，债券通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末，境外机构累计持有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达3万亿元。彭博大中华区总裁李冰表示，自2019年宣布中国债券开始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到现在，国际投资者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目前，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心态已经从观望和试水阶段转向了制定系统性的长期投资计划。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投资程度提高是可持续的。今年以来，境外机构持续增持我国债券。11月3日，中央结算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末，该机构为境外机构托管债券面额达26826.76亿元，环比增加866.21亿元，增幅为3.34%。自2018年12月份以来，已连续23个月增加。自“债券通”推出以来，境外机构持债规模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持债规模连创新高也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信心。当前，我国债券市场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债券品种丰富，交易工具序列齐全，已经具备相当的市场深度与广度。我国债券净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重已由5年前的24.1%跃升至36.2%。债券交易更加活跃，年换手率由5年前的2.03上升至2.6。彭博亚太区指数业务负责人庄戟表示，利差也是中国债券吸引力较大的原因之一。当前，中国债券收益率仍然保持基本稳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3%以上，企业债收益率普遍在4%以上。今年以来，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持续走阔，已从150个基点升至240个基点左右。从债券违约率看，二季度末，按金额计算的公司信用类债券滚动违约率为0.73%,明显低于2020年6月末商业银行1.94%的不良贷款率，也远低于2019年国际市场1.48%的滚动违约率。在此情形下，我国债券市场的参与者越来越丰富。近年来，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债券的配置需求快速增加，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人民币境外清算行和参加行、境外保险机构等境外机构已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投资总监胡剑认为，今年以来汇率走升也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当前市场各方已经达成了共识：未来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还会进一步增强。外资投资热情有望提高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之后，外资是否会进一步拓展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投资深度和广度，比如加大对中国信用债券的投资，是市场各方关注的热点。11月5日，彭博宣布推出彭博巴克莱中国高流动性信用债（Liquid China Credit， LCC）指数，追踪中国银行间信用债市场中以人民币计价具有较高流动性、可交易的债券。李冰认为，作为投资者，在进入任何一个市场时，参与初期都是从信用评级最高、流动性最好的品种开始，再逐渐下沉。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继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全面纳入全球综合指数后，LCC指数的创建将帮助全球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和投资中国信用债市场。胡剑表示，中国债券纳入国际主要指数后，对于境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有引导作用。从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被动投资开始，在被动跟随指数投资后，国际投资者也可能转而尝试主动投资。从这一角度看，LCC指数对于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信用债来说，具有“破冰”意义。当前，国际投资者不能接受信用债的主要原因是其缺乏国际机构评级，因而在选择投资标的时面临一定困难。胡剑认为，在将部分高流动性信用债纳入LCC指数后，会有更多指数公司关注中国信用债券。不过，境外投资者加大投资中国信用债券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评级公司覆盖中国主要信用债品种尚需一定时间。近年来，中国评级市场加快改革步伐，国际评级公司也可以进入中国设立独资机构。从2019年开始，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包括标普全球公司和美国惠誉评级公司已经陆续进入中国。（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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