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费收入和参保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税延养老险为何叫好不叫座 截至今年4月底，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累计实现保费收入3亿元，参保人数4.76万人，这与此前市场预计的规模相去甚远。专家认为，政策效果未完全呈现、政策优惠覆盖面窄、税收优惠额度低是税延养老保险“遇冷”原因。下一步，税延保险试点政策将继续完善，保险公司应服务好存量客户，保持好先发优势以赢得后续的竞争。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主要面向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社会公众，公众投保该商业养老年金保险，缴纳的保险费允许税前列支，养老金积累阶段免税，领取养老金时再相应缴纳，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采用较多的税收优惠模式。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23家保险公司参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其中19家公司出单，累计实现保费收入3亿元，参保人数4.76万人。税延养老保险虽然热度高，却遭遇“叫好不叫座”。 相对来说，今年一季度，商业养老年金保险保费收入325亿元，期末有效承保人次6758万，积累了超过5320亿元的保险责任准备金，较年初增长11.7%。 二者相比差距不小。为何税延养老保险试点“遇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实际规模与估算相去甚远 2018年5月1日，税延养老保险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三地正式开启为期一年的试点。即使是这样，也是历经了整整10年调研，千呼万唤才出来的结果。可见税延养老保险推广的难度之大。 当时市场非常看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后续走向。有专业机构曾经测算，这一业务可为保险市场带来每年近8000亿元的保费收入。这一数字无疑非常具有吸引力。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30995亿元，而这8000亿元的增量保费空间相当可观。 事实上，税延养老保险的推出的确非常受市场欢迎。“从我们对市场的感受来看，市场对税延养老保险政策反响非常热烈。试点期间，我们接到大量客户主动呼入电话，咨询了解税延养老保险政策事宜。”中国太保寿险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保险公司方面的准备也相当完备。以试点地区主力销售公司中国太保为例，其不仅在行业内率先开发了税延养老保险计算器，让客户可以自主进行税延养老保险税收优惠额度测算；还提供出十种场景化、多样化投保模式，供客户自由选择。 但两年过去了，不仅试点地区的政策陷入了一年的“空窗期”，而且试点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扩大试点似乎暂时难有下文。 为何一个大家均看好的发展方向，却落入这般尴尬境地？与曾经热推的“以房养老”的保险养老模式有些类似，税延养老保险听上去很热闹，很有市场质感，但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 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出现了低于预期的结果。试点一年后的调研数据显示，3个试点地方的投保率均较低，较被看好的上海市场仅有1.3万人参保，有的企业参保员工甚至是个位数。 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黄志强说的一句话很能代表行业从业者的心情，他说：“税延养老保险政策出来之前，整个行业内报以极大的期望，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它可能还不是行业可以依靠的大树。” 税收优惠额度偏低 税延养老保险是个“舶来品”，并非我国首创。众所周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税收优惠型养老保险制度发达。特别是美国，是利用税收优惠激励政策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据统计，税收优惠比例每提高1%就可使参加保险的人数增加3.52%。在税收优惠推动下，美国的“DC计划”等成为40多年来美国养老金资产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 税延养老保险有成功的国际经验在先，为何在我国却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呢？目前业内普遍认为有3大问题。一是试点区域窄、时间短，政策效果未完全呈现。税延养老保险政策试点仅在上海、福建(含厦门)、苏州工业园区实施，覆盖人群范围有限；二是领取期税率较高，政策优惠覆盖面窄，特别是2018年10月个税起征点调整后，政策覆盖人群进一步减少；三是税收优惠额度低。税延养老保险保费优惠限额是按照当月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的6%和1000元孰低办法确定，即使个人有超额缴费意愿和能力，因超额缴费部分不能享受税延政策优惠，将面临缴费期和领取期双重征税问题。 还有专家提出，代表国际主流发展趋势的递延纳税型补充养老保险(EET)模式移植到国内，与我国现行分类所得税制存在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认为，这种冲突会导致任何EET模式在中国“难产”，包括个人商业保险及企业年金。他建议进行过渡性试行，待时机成熟，再转向“纯粹EET”。 对于下一步税延养老保险应该何去何从？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国军说：“在宏观层面，继续推进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是我国应对‘白发浪潮’的必然选择，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建立税收递延优惠和直接补贴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他提出，要改造税延养老产品，提高参保人缴费水平，简化税延抵扣业务流程，努力让政策红利得到最大程度释放。 保险公司还有多大机会 虽然税延养老保险面临诸多问题，但对保险公司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机会领域。当下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一支柱，几乎承担了全部养老责任，面临较为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压力，亟待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展第二、第三养老支柱来平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政策。这有利于保险业在养老第三支柱建设中获得更大的空间，如果能进一步发展税延养老保险，机遇更是显而易见。 如果按此前专业机构的测算，假设税延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即使在每月缴费额度1000元、缴纳人数3000万人、参与度50%的情况下，每年也将新增1800亿元的保费。这种增量发展空间给保险机构带来的将是持续而稳定的新业务价值增长机会。 从种种迹象看，目前监管层面对推动税延养老保险还是相当关注的。比如银保监会近期有明确表态，下一步将积极协调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完善税延保险试点政策，扩大试点地区范围。不过，目前进一步的动作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根据此前《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一年试点期限结束之后，会“有序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范围，将公募基金等产品纳入个人商业养老账户投资范围”。有人担心，在后续税延养老保险新政中，保险公司将不能再独享蛋糕，而需要与银行、基金、信托等金融行业分割税延养老保险市场。尽管存在这些疑惑，但最重要的是保险公司如何在政策“空窗期”服务好存量客户，保持住自己的先发优势，积蓄能量以便能在后续的竞争中强劲胜出。
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 1 经济全球化大不如前，要做好最坏的准备。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或者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确实让人非常担忧。理想的蓝图是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是另一方面。我比较认同Ray Dalio的推演，未来世界可能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平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退化，国际合作进一步退化，很多国际公共产品无法被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最大的病毒并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全球公共产品没有提供、领导。本来这个事情应该美国人牵头，全球共同抗疫，做惠及全世界、全人类的事。在病毒面前，人类真的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但其它国家还没有能力取代美国的位置，没有足够的能力能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个时候美国撂挑子，其实对全球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同时，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近况非常糟糕，再加上疫情冲击，航线中断、大规模缩小，贸易之间的联系开始减弱退化，原来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其实不复存在了，甚至很多机构认为，未来三五年里，会下降30-40%。对于原来产业链全球布局来讲，其实是个灾难性消息，这种情况会不断影响到原来的产业布局、生产制造、资产配置、各国资本市场、汇率、人们的生活等。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或者有比较大的概率发生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好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要做好最坏准备。 从四五月份的直接投资数据和外贸数据来看，在全球各个经济体受到冲击下，原本我们担心的产业链移出中国，中国被边缘化，正在得到缓解。为什么？全球都受到冲击，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齐全的，中国的生态是最好的，所以很多贸易合作伙伴反而在疫情冲击下，把合作机会给了中国企业，这也是我们看到在疫情之下，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者来讲可能是个欣慰的消息。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全球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近况大不如前，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未必是光明的。如果和全球贸易最鼎盛的时期相比，全球前景并不是光明的。Ray Dalio强调的就是这点，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环境。 2 当前政策要适度宽松，为今后留个余地，储备一定的政策工具。之前曾用龙王下雨这个故事来来解释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重要逻辑。我们知道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开启了大力度刺激经济的先河，格林斯潘按动了这个电钮。2001年以后，世界进入新一轮增长，所谓的一轮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期，随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冲击，但当时中美联手共同应对了2008年的全球危机，使得中美两个大国迅速地从危机泥潭中走出来，这就能看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2008年以后，各个国家走上不同的路，但有个共同点，欧洲、美国、日本，包括中国，都走向了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路径。欧美叫量化宽松，因为没有更多改革的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也不像中国这么大，因此量化宽松的力度、实施规模和持续时间比较长。中国在2008-2018年的十年，经历了2009、2012、2014三次大宽松， 2009年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是防止经济跌破7.5，2014年防止经济跌破7，当时的考量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看到，即便出台这么大的宽松政策，也没有遏制住经济连续下台阶的势头，这里既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但归根到底，我们进入中高增长速度的阶段，不是需求层面出了问题，而要从供给层面找原因。 2009、2012、2014年这三次大宽松应该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也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后遗症，比如长达接近20年的房价上涨，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2014年宽松之后，股市出现巨大的泡沫，2015年6月份爆发股灾，还有债灾，宽松政策加上监管漏洞，导致资产不断出现泡沫，然后泡沫破灭，出现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2017年以后监管下决心整顿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2017年是整个金融周期从上行转向下行的拐点，从数据指标上来讲，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5%，这个数据创造了历史峰值，同时这个峰值高于日本、美国，分别在他们80年代金融泡沫期和2008年金融泡沫期当时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金融繁荣比当年美国和日本最繁荣的时候还要繁荣，也就是很多金融学者讲的过度繁荣，也就是实体经济没跟上金融的步伐。客观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金融风险的累积，债务风险的累积，结构调整的困难。因此，龙王下雨实际上解释了这个过程。 龙王下雨，雨水从天上下来，有的地方地势高，有的地方地势低，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金融空转问题，距离龙王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最先得到雨水，他们把雨水尽快倒给距离龙王比较远的地方，这就是金融空转的现象。当然，学术界现在也在讨论，我们仍然基于传统经济学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的。比如国外比较盛行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国国内很多学者反思——4万亿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是本身的问题，还是退出4万亿过早引发的问题？还有很多学者反思，现在有人不主张搞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或不主张大水漫灌的形式，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可以考虑抄欧洲的作业等等。全世界在反思，目前通过我们观察，至少执行层面对国内宏观政策还是比较克制的，这也是总理在两会上反复强调的问题。 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政策工具了，只能持续不断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所谓的大放水。问题在于，如果靠印钱解决问题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经济问题了。而且欧洲、美国的金融结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简单照抄欧美在宽松宏观上的作业，我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做的可圈可点，是对的。总理讲，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在2月疫情爆发之初我就在讲，现在大灾大疫之年，老祖宗教给我们一些智慧，在这样的情景下，要学会修养生息，与民休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解决此次经济危机除了靠新基建，还需要新组合拳。从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来看，一直是靠基建支撑过来的，这次也着重强调了新基建，但这次新基建力量显然不会像之前2008年4万亿计划那么大。 具体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作为短期应对危机的措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修路、架桥、盖房子，还是现在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刺激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确实从大萧条以后，应对到来的危机，人类历史上的传统办法都是用凯恩斯模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将经济从危机低谷中拖出来。我们经历过的98年、08年，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这次和以往不同，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也出现了问题。有效需求不足的特点是，通胀很低，人们没有消费能力，这时就需要创造需求，但现在问题是，通胀和通缩并存——疫情冲击整个供给，CPI处于相对高位；需求不足造成通缩，这是因为疫情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收入下降所以需求不足。 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里，应该是通胀越高，就业形势越好，但现在一边有通胀一边有失业，所以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凯恩斯模型。也就是说，应对这场危机，不能只靠刺激总需求去摆脱危机，更多是要通过供给层面解决问题。所以在谈到新基建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点，不是说新基建不好，也不是说新基建不必要，非常重要，非常好，但是需要新的组合拳去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 4 新基建投资主体应为企业，政府起引导作用。“新基建投资钱从哪来”本质问题就是谁来投资。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是4万亿措施，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平台公司，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投资，带动社会企业、民间企业投资，形成链条。这个链条有效解决了当时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后遗症，比如说现在仍然在消化的债务过高问题、金融风险问题。 启动新基建就有“谁来投资”的问题，如果再让政府，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纷纷加杠杆投资的话，会给目前的债务风险、金融风险雪上加霜。新基建主体应该交还给企业，让企业根据政府倡导或指引，投入到新基建建设中，这里既包含一部分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但更多则是社会企业和民间企业。当然，对于新基建投资，很多企业比较纠结、谨慎，因为融资很难，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所以在投融资方面我们确实还要进一步改革，包括融资成本、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等等，这些都需要同步推进。 5 宏观管理要寻找新动力，要做到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现在需要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但更重要的在供给端。既然疫情冲击到了企业的运营，冲击到了人们的收入水平，那就必须要考虑从短期和长期解决供给侧问题。 短期就是民生救助、企业纾困，需要真金白银砸在企业、民生身上，这就是两会上总理所讲的。这次特别国债要直接到企业，直接到民生。但也应该清楚，疫情冲击不是简单出几个政策就能马上见效，对很多企业和行业的影响是永久性的、摧毁性的，比如餐饮行业，文化旅游行业，线下教育行业，这个冲击非常大。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必须要寻找新动力，这就需要长期的供给端改革，这不外乎之前提到的思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强化市场是指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需要梳理不必要的政府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其实我们可以梳理出很多。要防止部门主义、官僚主义，束缚市场的发展。所谓放松管制，在某些领域，一些管制措施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不合理的，甚至是过度的，这些管制措施如果能够放松甚至取消，市场力量也会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媒体行业、娱乐行业。在很多领域我们可以提高监管容忍度，可以充分让现有市场主体和现有赛道、产业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整体改善供给。从中长期来看，需要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大数据。我相信这轮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如果能得到有效贯彻和真实落实，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是一种极大的促进，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会率先走出衰退，率先抵消疫情冲击。 6 未来应重视国有资本改革、土地改革，反哺农民。中国的金融结构、城乡差异、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表明，我们很难用欧洲和美国的刺激政策。欧美这样的政策下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资产再次飙升，树往天上长，但问题是不能长到天上去的，会导致财富差距，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继续累积，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不符合新发展观的。所以从宏观政策来讲一定要认清这点。 尽管我们GDP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人均GDP刚刚破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还有很多短板，比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其实这些差距也是我们下一步能够通过改革方式去释放的动力。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 首先，国有资本改革，围绕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真正的管资本，这方面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目前的改革我觉得和理想方案的差距比较大。 其次，土地改革，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如何改革？要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这方面我要多说一句，我们很多地方在土地改革时，只拿土地实现集约化利用，这是不对的。土地化改革要从基本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上去改革。 过去70年中国有一个群体一直在做贡献的，农民群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农民群体是通过农业工业做贡献支撑全国，给全国做贡献。改革开放40年，农民群体实际上是通过城乡土地剪刀差来支撑城市，继续给全城做贡献。改革开放41年了，新中国成立也71年了，推动土地改革时，我们务必要明确一点，一定要反哺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产者，把土地交还给农民，实现城乡统一大市场，这点对于我们下一步经济可持续增长，摆脱疫情的冲击，启动消费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个问题与现行法律和传统观念的束缚，现在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很多地方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打着土地集约利用的旗号，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上，可做的文章非常大，一定要重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7 上证指数编制调整方案落地对A股市场总体不会有太大影响。其实我们有很多指数可以参照，比如上证50，中证300，只不过大家习惯说上证指数十年没涨很丧气，其实这和上证指数编制有关。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交易所也调整了上证指数编制方法，上证指数确实有可能比原来表现好。 但问题在于中国市场走势难道因为指数调整编制方法就改变了吗？难道不应该是由企业盈利情况改善、流动性变化决定的吗？所以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中国股市变化，我觉得肯定是以偏概全的，即便上证指数表现比原来好点，我们仍然是需要根据流动性情况，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根据监管政策变化，根据很多中长期制度的变化去判断未来股市，而不仅仅是上证指数编制方法调整去判断股市走势。 8 十年十倍股有三个必备特征。伟大的极品公司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投资风格，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门派，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出招、初心、架式都不一样，但殊途同归，要找到好的所谓的标的。过去三十年股票市场也不乏所谓的好公司，十年十倍股票的极品公司通常具有几个特点：一是所处的赛道跟整个中国的发展阶段相符，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演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跟中国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的阶段高度相关，因为资本市场肯定是领先几年，所以它跟发展阶段有关系。主要集中在消费、科技、生物医药三大赛道。二是每年的盈利情况非常稳健，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出了很多大牛股。三是从微观来讲，团队的稳定性，公司的体制机制，比如国有企业其实是比较难做成极品公司的，不是说没有，有，但比较难，概率很小。 9 不建议普通投资者追热点，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买股票。追热点也是看对谁说，对于专业的、执业投资者追热点无可厚非，而且投资和投机在资本市场都是很必要的，投机被完全遏制或取消是不对的，一个市场没有投机，市场就不会活跃，这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但对一般普通投资者我不建议追热点，因为等你知道这个是热点的时候一般就凉了。 我一直有个说法，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进去了呢？觉得买股票比买大白菜要简单吗？恰恰相反，买股票其实非常难，在什么时间点买股票，什么时间点卖股票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 我建议一般投资者不要直接买股票，还是把自己的资金分散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打理，尽管他未必能帮你赚钱，但对冲风险能力一定比你强。所以从投资者角度讲，普通的非专业投资者不建议自己买股票，专业投资者追热点我觉得无可厚非，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热点在哪里起作用？是投资情绪改善，还是估值，还是企业盈利层面，这是要区分的，不同的热点投资的方式也不一样。 10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应从规范资本市场开始。对于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而言，上市公司只要做到信息充分披露、完全真实、阳光规范。所谓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本身这个话就是错的，上市公司质量不应该有好有坏，只有价格高与低，好与坏不是监管部门或发行机构去确定的，是市场、投资者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投出来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差就不能上市？不是，但它可能卖不到好价钱，没有好的估值，这个应该由投资者来决定，这就需要我们真正规范发行制度，严厉惩罚违规违法的上市公司，真正做到信息充分披露，真正做到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严行峻法。 最近瑞幸咖啡的事件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抄点美国的作业，一旦发现这种造假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惩不怠，不但有巨额罚款，而且涉及到刑事责任。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我相信在未来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方面，我们应该比过去30年要走得更好，所以很多理念也要改变，上市公司只要做到合法、合规上市，经过核准，质量高低应该交给市场去选择。而监管机构和发行机构，或者审核机构，其实应该逐步脱钩，真正实行监审分离。监管根据制度规章处罚违法违规现象，发行机构则是市场化企业，应该接受公共监督。上市公司一定要做到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公司应该受到监管的惩罚，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监审一体，监审不分，甚至也有人说，我们新的注册制已经成了一个变相的核准制，这一定是改革之初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退市率低是个顽疾。首先，建立资本市场之初是想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融资，初心现在看是不合时宜的，不能说当时错了，当时这么想没什么问题，但现在再这么想就有问题了。其次，之所以很难退市，这也我们法律法规执行不严，监管不够阳光化，不够规范化，不够透明化，过于行政化有很大关系，这点在今后的监管中，我希望投资者以及第三方机构、媒体充分发挥作用。第三，很多公司不能退市，因为上市公司主体是国企，甚至是中央企业，这点也导致了执法难度加大，所以要解决退市难，就要按照新的证券法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同时改善我们之前关于退市的要求，原来只有财务指标，现在还有交易指标，这已经是一个改善了。所以我想在未来，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市场上，退市制度将会越常态化，越来越规范和阳光。 对于造假情况，处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和老的证券法规定有关系，顶格处罚60万，这种确实有当时的问题，好在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人看到处罚，其实也不是只是罚款了之，这里面很多案例进入到司法程序，所以这种处罚并不是大家想象只是罚了60万，其它不管了，造假成本如此低，这个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那样，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处罚金额这样规定，确实是有它的问题的，这是当年老证券法的大BUG。 对于上市造假公司严厉处罚，非常必要。我们要通过对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严厉打击去保护投资者，而不是天天去给投资者做所谓风险教育。风险教育很重要，但真正的对投资者的保护就是确保公平、阳光、规范的投资环境。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无论是大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都有风险自负的选择。另外，对于优秀公司、优秀第三方机构要有更多的业务、单子，这是市场的褒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第三方机构给出问题的上市公司做审计、法律服务、投行服务，结果出事了这些第三方发现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个人主张在充分做好风险提示的基础上，尽快恢复T+0和取消涨跌停板，让投资者真正在风险环境适度的市场中为自己的投资负责，第三方机构，无论是保监机构，还是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也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发布，海南体育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海南对境外企业投资、贸易、资金流动、税收以及人员进出方面的政策倾斜，将吸引一批国际赛事和企业、机构落户。 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暨腾讯电竞年度发布会、TGC腾讯数字文创节将于今年落地海南。根据《方案》，电竞企业将可以在海南国际电竞港获得“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政策支持，比如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等；对于电竞人才而言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有利于举办国际性的赛事。近日，海南省旅文厅厅长孙颖与国际乒联主席特别商业顾问季文元达成共识，拟将国家乒乓球南方基地、T2永久赛馆落户海南。 海南对境外企业投资、贸易和资金流动方面的优惠政策，将吸引部分境外企业或机构将其区域总部或中国总部转移到海南。海南省旅文厅与国际摩托艇联合会日前达成共识，拟在海南打造体育产业园，欢迎国际摩托艇联合会在海南设立中国总部，摩托艇世锦赛有望落户海南。 《方案》的发布为海南旅游、文化、体育等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针”。与此同时，包括旅游文体行业在内的许多行业龙头和领军企业纷纷加码布局海南市场，海南旅游文体产业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能。
上海、江苏、浙江7月3日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共同发布《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下称《支持政策》），这是两省一市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动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政策支撑和改革举措。 建设一体化示范区，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主任、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马春雷在发布会上说，《支持政策》是一个不同的省级行政主体对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毗邻地区实施的共同政策，也是实现共同发展的政策，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一体化示范区将拥有更大改革自主权 一体化示范区的初心是生态绿色和一体化发展，使命是“两个率先”，即率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率先探索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围绕践行这一初心和使命，《支持政策》对贯彻实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作了细化和补充规定。 围绕改革赋权、财政金融支持、用地保障、新基建建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要素流动、管理和服务创新、组织保障8个方面，在两省一市政府事权范围内，《支持政策》明确了22条具体支持政策。 其中，政策有8大看点：一是赋予一体化示范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和必要的管理权限；二是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三是强化用地保障；四是加快推进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五是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六是促进资源要素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七是进一步推进管理和服务创新；八是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落实。 支持政策的亮点之一，就是赋予一体化示范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和必要的管理权限。这意味着，两省一市实施的改革创新试点示范成果，均可在示范区推广分享。同时，政策还进一步明确执委会负责先行启动区内除国家另有规定以外的跨区域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和备案管理权限，以及联合两区一县政府行使先行启动区控详规的审批权，有利于提高跨域项目审批效率，加强先行启动区规划的统筹，有利于探索和示范跨域项目的管理新模式。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专项资金3年不少于100亿元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方面，《支持政策》提出，两省一市共同出资设立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项资金，3年累计不少于100亿元。积极争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券的财政支持，以及中央财政和两省一市财政共同出资设立示范区投资基金。 记者获悉，两省一市将按比例共同出资设立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项资金，用于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建设发展以及相关运行保障。在此基础上，两省一市还将加大对示范区财政支持力度（具体办法由两省一市自行制定）。 《支持政策》提出，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扩大金融领域开放，积极发展与一体化示范区相匹配的特色金融。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通过金融组织、融资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等创新，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记者获悉，一体化示范区将通过加大金融领域开放，支持长三角地区城（农）商行、外资银行在示范区设立异地机构，并有序提升层级，创新发展小微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方面，目前，一体化示范区正在积极对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世界银行全球绿色基金等，支持示范区绿色发展。 注重一体化制度安排：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承载着特有的使命，要求在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前提下，探索出一条区域协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为此，22条政策中特别注重一体化发展中的政策制度安排，共有13条内容涉及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要素流动、管理和服务创新的内容和任务。 其中，为加快推进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政策》提出，加快实施5G、千兆光纤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跨区域共建共享，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署。推进数字制造、量子通讯、智慧交通、未来社区等应用，加快“城市大脑”建设。 为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支持政策》提出，争取高水平大学在示范区设立分校区、联合大学和研究机构，探索跨省职业教育“中高贯通”“中本贯通”改革试点。推进医疗资源互补、医保信息互通、医保标准互认、业务经办互认、监管检查联合，全面实现异地就医门诊、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7月1日，A股市场风格快速切换，上半年从表现亮眼的科技，医药快速转入金融，地产等市场低估板块。在这类权重股的带动下，沪深两市总成交额再度突破1万亿元。7月2日，权重行情延续，大金融/煤炭有色板块带动下，上半年表现萎靡的行业纷纷大涨，助力大盘指数站上3100点。 一、地产受青睐，资金持续买买买 权重板块除开金融券商流入资金最多之外，其次是地产行业，根据万得数据显示，近20日以来房地产行业资金净流入大于20亿元，在6月30日至近短短4个交易日时间，地产个股纷纷大涨，其中绿地控股大涨32.85%，金地集团24.10%，金科股份23.19%。 1、地产行业估值已经初在底部，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行业，跟经济环境始终紧密相联。房地产自2016年开启调控之后，房价趋向稳定，整个地产行业也在经历洗牌，在严控地产资金链之下，众多小房企逐步退出。 这种情况在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冲击下表现更为明显。在国内一季度实际GDP同比下降6.8%的背后房地产行业线下售楼处大量关闭、项目施工停滞1-2个月，根据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房地产投资分别同比下降26.3%、 27.2%与7.7%。 政策施压加疫情影响，房地产成为今年除银行之外表现最差的板块，万得地产指数以6月30日截至整体跌幅达到12.44%。对应的估值也来到近3年以来的最低点，在今年5月份，地产估值在8.32，低于2014年3月和2018年8月的估值底，处于历史的低位。 2、六月销售超预期，下半年是地产旺季 红六月出现万人摇局面，在杭州，新房多盘出现了“万人摇”，部分千万豪宅出现抢购，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杭州市区新房成交了68399套，半年度总成交金额2013.3亿元。其中，6月的成交量达到19528套，创下2017年6月以来新房单月成交量的最高值。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因为上半年一般实地产的淡季，二季度开始地产企业为了冲年中业绩都会开启放盘销售，而六月份又是最后一天，房企通常会实行优惠政策刺激购买力。直接带来龙头房企的销售数据好于预期。在今年二季度，百强房企整体的销售恢复情况好于预期，TOP100房企二季度全口径业绩规模高于去年同期。 如恒大、世茂、金茂、绿城、禹洲、花样年等，上半年业绩表现较为突出，累计业绩同比实现逆势增长。 以此次行情龙头金地集团为例，6月实现签约金额338.2亿元，同比增长61.7%，实现签约面积173.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1.2%。1-6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金额1,016.3亿元，同比增长18.7%，实现累计签约面积484.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3%。 在点燃“红六月”同时，下半年更是地产的销售旺季，有着金九银十之称。在行业特点高周转之际，快速的销售回款能够保证企业现金流，所以六月龙头销售数据，给与市场积极的信号。 二、各项数据稳步向好，地产行情下半年值得关注 仔细来看2020年整个行情，地产依附行业比如精装修，家居类板块涨幅节节升高。原因在于地产建设周期从建设到竣工销售交房大致在5年左右，而在2015年-2017年是近几年来房地产投资建设最火热的时期，积累的大量房源装修需求堆积在2020年，所以精装修迎来的爆发。 今年来看的话，地产行情始终是要围绕着房企的经营数据以及政策。 首先当前房企马太效应，维持强者恒强局面。众所周知房企是通过高周转，高速度的开发建设销售，才能减少成本支出，获取最大利润，并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开发盈利中。所以在2016年以来房地产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在15-18年间，前10强房企市占率从16.9%大幅提升至28.3%。再加上房企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的新时期，直接造就当景气度下行、政策持续收紧时，集中度提升却明显加快，基本维持强者恒强的格局。 在走出疫情逐步复工之下，房企开工节奏逐步恢复正常水平，维持高位运转。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2020 年 1-5 月，房屋新开工累计面积 69533 万平方米，累计同比减少12.8%，5 月单月同比增加 2.5%，年内首次转正；房屋施工累计面积 762628 万平方米，累计同比 2.3%，5 月单月同比减少2.9%。 国家政策维持“房住不炒”主基调，趋向于缓和。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房住不炒”，同时要求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不过“渡难关”政策也让往年高压的局面趋于缓和。比如各地政府的“因城施策”，通过放宽落户、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政策释放城市购房需求，比如惠州、天津、江西、山东等地放松人才限贷政策，南宁降低人才补贴认定门槛，西安出台新人才补贴政策。 另一方面，房企皆是高杠杆企业，通过不断融资保持自身现金流。根据数据显示，1～5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62654亿元，同比下降6.1%，降幅环比收窄4.3个百分点，其中，其他资金中定金及预收款及个人按揭贷款分别为19479亿元和1015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3.0%和0.9%，降幅环比分别收窄5.9个百分点和4.5个百分点。 从上述来看，房地产可以说最快走出疫情影响的行业之下，各项数据都在往向好的趋势走，不能否认下半年地产股的确是一个机会。平安证券认为：经济企稳、楼市复苏下政策由托底转向观察期，但供给持续放量背景下，下半年楼市调整压力犹存、叠加政府工作报告中因城施策表述，及疫情仍存在反复可能，年末或迎来新的政策窗口期。 不过房企高额的负债是投资者眼中的一根刺，截至到2020年一季度，A股房企负债率前三分别是京投发展，中南建设以及中交地产，均是在88%以上。在外围经济环境逐步变差，国内经济还在恢复的背景之下，这个风险因素不能不忽略。 三、小结 地产作为经济的支柱型产业，经济的逐步恢复也必然会带动其产业的向好，在调控政策保持稳定，地产销售的持续回暖以及基本面支撑的背景之下，低估的地产公司是值得关注的！
穆迪近期发布了2020年至2021年全球宏观展望报告。该机构预计，全球经济将从下半年开始逐渐复苏，但复苏力度取决于政府能否在防控疫情的同时重启经济，未来消费需求反弹力度将决定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恢复程度。 穆迪观察认为，经济封锁措施对全球二季度经济活动的影响或会超出此前预期。穆迪预计，G20经济体2020年经济整体萎缩4.6%，2021年将增长5.2%。 其中，G20发达经济体2020年经济整体萎缩6.4%，2021年增长4.8%。G20 新兴市场2020年经济整体萎缩1.6%，2021年将增长5.9%。但是，若不包含中国在内，G20新兴市场2020年经济将萎缩4.7%，2021年增长4.3%。 “政策支持方式和力度的差异使得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一，因为政策支持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一揽子支持政策的规模，还取决于支持政策的类型以及流动性措施的使用情况。”报告称。 穆迪认为，全球金融市场大多已经复苏，但波动风险依然较高。如果新一轮疫情难以控制，各国政府将再度采取大范围关停措施，金融风险将加剧。此外，政策支持若不充分或提早解除也会造成金融稳定性风险。
7月1日开盘后，银行板块持续走强，几乎全线飘红。截至下午3时收盘，银行板块涨幅为1.61%。其中光大银行领涨，涨幅为7.26%。 光大银行领涨或许与6月30日发布的通告有关。昨天，光大银行发布公告称，银保监会同意光大集团受让中央汇金持有的光大银行102.51亿股股份。有分析人士认为，光大集团受让中央汇金持有的光大银行股份，或为理顺光大集团股权、寻求整体上市做准备。 另外，截至下午3时，苏州银行、杭州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张家港行等多家涨幅也在2%以上。上市银行中，除了常熟银行股价没有变动外，其他银行全线飘红。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记者表示，银行股的走高，主要是央行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这可以适当补偿银行所承担的小微、三农贷款的信用风险。这一政策也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这部分来自于央行的资金成本，提升商业银行主动进行信贷投放的动力；也可以看成是中央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金融系统让利1.5万亿，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央行来承担的，而并非完全由商业银行承担。 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共生共荣，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记者统计，在上市银行中，市净率在1以上的银行依然寥寥无几，有超过90%的银行市净率在1以下，不少银行市净率甚至在0.5以下。“银行股的未来走势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目前很难判断。中长期看宏观经济，短期中期看政策的刺激。现在疫情是一个较大的变量。”一位业内分析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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