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政策适度但不会收紧，降息降准未来仍有空间 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先后推出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和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今年上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灵活适度，突出“直达实体”和精准滴灌，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展望下半年，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货币政策将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但方向不会收紧，降息和降准均有空间和必要，与此同时，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将更为凸显。 结构性政策凸显“直达性” “上半年，我们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已经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包括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如是表示。 “直达性”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今年货币政策的关键词，即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政策传导链条，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疫情发生以来，央行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防疫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融资支持。 备受市场关注的是，央行近期再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即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与之前的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相比，新创设的工具具有更为显著的市场化、普惠性和直达性等特点。 “经济政策能否直达实体经济与基层民生，将长远地决定经济能否走出本次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央行迅速推出直达性货币政策，有助于提早防范疫情下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巩固中国经济的稳步修复趋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表示，上述两项工具预计将形成共振效应，有力支持金融系统让利1.5万亿元目标的实现。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在疫情影响周期拉长的背景下，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将有效缓解企业流动性压力，而且“应延尽延”也扩大了政策覆盖面，能够直接服务于“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目标。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首先能够降低企业在担保、抵押费用等方面的实际融资成本；其次，还能提升小微企业的首贷率，一些无法提供担保抵押的小微企业也可获得银行信用贷款。 “推出两大创新工具，直接目的是强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定向滴灌效果，也在间接向市场传达央行不搞大水漫灌的决心。”王青说。 政策不会转而收紧 展望下半年，日前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例会勾勒出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坚持总量政策适度”的提法引发市场关注。易纲此前也表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急刹车”，最近MLF缩量续作以及中标利率未下调，释放了央行防范资金空转的信号，央行会把握市场流动性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但货币政策不会转向。 程实表示，短期来看，5月至6月市场短端利率较快抬升，央行聚力击破套利行为，是“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的必然选择。长期来看，当政策对套利行为形成威胁之后，短端利率将回归较低水平，波动亦将趋于平缓，以降低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难度，避免“宽信用”出现政策堵点。由此推测，下半年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方向不会动摇，边际力度将因时调整。 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团队报告指出，短期来看，7月底之前特别国债的密集发行需要央行提供一定的流动性支持。同时，除了6月底的半年末因素外，7月也是缴税大月，流动性还面临税款上缴带来的短期冲击。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央行可能适当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平稳。 降息降准仍有空间 “就下半年而言，我们认为在金融空转套利得到有效遏制后，央行会择机通过降息降准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再度引导市场利率适度下行。”王青表示，这是下半年企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能够持续下行的重要基础。总体上看，今年在金融系统加大对实体经济让利，央行着力发挥直达工具等结构性政策作用的同时，以宽货币推动宽信用仍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路径。 降息降准仍有空间和必要成为大部分分析人士的共识。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下阶段，货币金融政策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随着CPI涨幅进一步回落，降准和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适时适度调降存款基准利率，引导LPR下行，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成本‘双下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程实表示，下半年，降准降息的力度将与上半年总体持平，预计有望定向降准两次，1年期LPR下调约30个基点，但是调整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较小。 王青预计，下半年MLF利率还有大约40个基点左右的下调空间，全面降准也有可能再实施两次，共下调1个百分点左右。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昨日发布《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下称《公告》），自2020年7月1日起实施。 《公告》明确，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为10万元，不限次；扩大免税商品种类，增加电子消费产品等7类消费者青睐商品；仅限定化妆品、手机和酒类商品的单次购买数量；旅客购买商品超出免税限额、限量的部分，照章征收进境物品进口税；具有免税品经销资格的经营主体可按规定参与海南离岛免税经营。 离岛免税政策是指对乘飞机、火车、轮船离岛（不包括离境）旅客实行限值、限量、限品种免进口税购物，在实施离岛免税政策的免税商店（以下称离岛免税店）内或经批准的网上销售窗口付款，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指定区域提货离岛的税收优惠政策。离岛免税政策免税税种为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财政部2018年11月曾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与此前政策相比，《公告》主要调整包括：一是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至10万元。二是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三是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规定。四是以额度管理为主，大幅减少单次购买数量限制的商品种类。五是鼓励适度竞争，具有免税品经销资格的经营主体均可平等参与海南离岛免税经营。六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明确参与倒卖、走私的个人、企业、离岛免税店将承担的法律责任。 我国自2011年4月开始试行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以来，总体运行情况良好，促进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带动了海南旅游消费及相关产业发展。据海关统计，截至2019年底，累计购物1631万人次，免税销售额538亿元。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力度大，将大幅改善消费者购物体验，释放政策红利，提升群众获得感，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增强各界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信心。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了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弥漫悲观情绪，为应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央行充分发挥了货币政策“实施快、见效快”的特点，施策精准，及时投放流动性并引导利率下行，安排股票市场如期开市，设立债券市场 “绿色通道”，整体效果来看，金融血脉畅通，市场预期稳定，可以说，为“六稳六保”创造了积极的金融环境。 4月份以来，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同时，个别金融领域出现杠杆率回升和资金空转现象，金融风险苗头隐现。人民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也灵活调整了政策操作，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适时退出，其目的是为经济金融长期持续稳定健康运行夯实基础。 平心而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达到了政策预期效果，对于这一点，市场有目共睹。站在市场观察者的角度看，市场机构还是需要正确认识特殊政策的阶段性特征，秉承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不能靠短期投机一条路走到黑。人民银行也应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强与市场的沟通，稳定市场预期。 第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货币政策出手早见效快，稳定了市场信心，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在保主体、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供应链中断、经营性现金流萎缩，各类市场主体压力巨大、恐慌情绪有所蔓延。受此影响，1-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13.5%，2月PMI大幅回落至35.7%，均为有数据以来最低值。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创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跌幅，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若不采取措施及时恢复金融市场运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和经营主体现金流压力，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人民银行多措并举，应对积极。其中，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总量上向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专项优惠再贷款和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合计1.8万亿元，确保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融资。针对小微企业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普惠工具。以上措施取得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前5个月新增贷款10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即便如此，刺激政策仍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范围内，没有搞外国央行的大水漫灌，为未来操作预留了空间。 第二，经济数据回暖、金融风险苗头隐现，对预防刺激政策“后遗症”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新要求。随着复产复工有序进行，4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数据呈现回暖迹象，工业增加值同比降幅持续收窄。5月份，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5.87%，统计局PMI连续3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汽车消费同比增长3.5%，较前期明显好转；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1.13个百分点至8.09%，已恢复至疫情发生前。随着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刺激政策的力度是否需要提前做好调整，避免相关后遗症影响今后经济稳定运行成为重要考虑。 观察金融领域，随着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货币市场利率逐步进入历史低位，隔夜和七天回购在4月底均出现近十年最低值，而3月银行间市场杠杆水平回升至110%的近年来高位。除了金融机构通过杠杆操作盈利，也出现部分企业套利现象。今年以来结构化存款规模大幅上涨超2万亿元，M2增速与M1增速的剪刀差从2月的4%持续上升至4月的5.6%。资金空转和金融风险苗头已经出现，对人民银行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急踩刹车”收紧货币，目的是为了“退空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从近期的调整看，DR007回归至接近2.2%的政策利率水平，利率债中短端品种在接近年初的水平停止上行趋势，作为市场“压舱石”的长期品种在全过程未发生大波动。一级市场发行回暖，券商短融本月发行规模同比上升1.7倍，同业存单发行连续两周环比回升。银行间市场信用债收益率在经历前期波动后稳定在较年初低约20个基点的水平。伴随信用债供给回升，近一周发行成功率反弹至95%，中长端发行占比回升至四成，前期一度发行困难的永续债重新启动，占比回升6个百分点至10%。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并未发生逆转，结构上还有优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近期的金融市场调整，针对的是刺激政策实施后难以完全避免的套利甚至资金空转行为，政策目的是为了及时遏制泡沫膨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避免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为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第四，市场各方应当做好预期管理和信息沟通，正确看待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专业应对市场波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是在全面汇总相关信息基础上统筹考量的结果。针对突发事件推出的特殊政策有其阶段性，不可能长期持续存在，必然存在适时退出的一刻。投资者应当结合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专业判断，既要避免投机心理，又要对“退空转”政策的影响提前应对。市场利率自4月底开始回升后，前期盈利颇丰的机构纷纷获利了结，对于部分不舍得“下车”的，以及以抄底为目的“后上车”者，更应该秉持盈亏自负的良好心态。（作者系资深学者）
记者28日自央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总第89次）例会于6月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其中，坚持总量政策适度，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可控，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针对性和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果显现，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会议提醒，当前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但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 会议指出，要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具体而言，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新创设的直达实体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发放信用贷款。 会议还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有效对冲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了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弥漫悲观情绪，为应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央行充分发挥了货币政策“实施快、见效快”的特点，施策精准，及时投放流动性并引导利率下行，安排股票市场如期开市，设立债券市场 “绿色通道”，整体效果来看，金融血脉畅通，市场预期稳定，可以说，为“六稳六保”创造了积极的金融环境。 4月份以来，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同时，个别金融领域出现杠杆率回升和资金空转现象，金融风险苗头隐现。人民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也灵活调整了政策操作，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适时退出，其目的是为经济金融长期持续稳定健康运行夯实基础。 平心而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达到了政策预期效果，对于这一点，市场有目共睹。站在市场观察者的角度看，市场机构还是需要正确认识特殊政策的阶段性特征，秉承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不能靠短期投机一条路走到黑。人民银行也应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强与市场的沟通，稳定市场预期。 第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货币政策出手早见效快，稳定了市场信心，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在保主体、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供应链中断、经营性现金流萎缩，各类市场主体压力巨大、恐慌情绪有所蔓延。受此影响，1-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13.5%，2月PMI大幅回落至35.7%，均为有数据以来最低值。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创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跌幅，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若不采取措施及时恢复金融市场运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和经营主体现金流压力，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人民银行多措并举，应对积极。其中，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总量上向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专项优惠再贷款和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合计1.8万亿元，确保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融资。针对小微企业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普惠工具。以上措施取得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前5个月新增贷款10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即便如此，刺激政策仍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范围内，没有搞外国央行的大水漫灌，为未来操作预留了空间。 第二，经济数据回暖、金融风险苗头隐现，对预防刺激政策“后遗症”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新要求。随着复产复工有序进行，4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数据呈现回暖迹象，工业增加值同比降幅持续收窄。5月份，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5.87%，统计局PMI连续3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汽车消费同比增长3.5%，较前期明显好转；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1.13个百分点至8.09%，已恢复至疫情发生前。随着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刺激政策的力度是否需要提前做好调整，避免相关后遗症影响今后经济稳定运行成为重要考虑。 观察金融领域，随着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货币市场利率逐步进入历史低位，隔夜和七天回购在4月底均出现近十年最低值，而3月银行间市场杠杆水平回升至110%的近年来高位。除了金融机构通过杠杆操作盈利，也出现部分企业套利现象。今年以来结构化存款规模大幅上涨超2万亿元，M2增速与M1增速的剪刀差从2月的4%持续上升至4月的5.6%。资金空转和金融风险苗头已经出现，对人民银行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急踩刹车”收紧货币，目的是为了“退空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从近期的调整看，DR007回归至接近2.2%的政策利率水平，利率债中短端品种在接近年初的水平停止上行趋势，作为市场“压舱石”的长期品种在全过程未发生大波动。一级市场发行回暖，券商短融本月发行规模同比上升1.7倍，同业存单发行连续两周环比回升。银行间市场信用债收益率在经历前期波动后稳定在较年初低约20个基点的水平。伴随信用债供给回升，近一周发行成功率反弹至95%，中长端发行占比回升至四成，前期一度发行困难的永续债重新启动，占比回升6个百分点至10%。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并未发生逆转，结构上还有优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近期的金融市场调整，针对的是刺激政策实施后难以完全避免的套利甚至资金空转行为，政策目的是为了及时遏制泡沫膨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避免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为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第四，市场各方应当做好预期管理和信息沟通，正确看待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专业应对市场波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是在全面汇总相关信息基础上统筹考量的结果。针对突发事件推出的特殊政策有其阶段性，不可能长期持续存在，必然存在适时退出的一刻。投资者应当结合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专业判断，既要避免投机心理，又要对“退空转”政策的影响提前应对。市场利率自4月底开始回升后，前期盈利颇丰的机构纷纷获利了结，对于部分不舍得“下车”的，以及以抄底为目的“后上车”者，更应该秉持盈亏自负的良好心态。
失衡的世界：投资向“上”，政策向“下”。综上所述，在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已经步入并将长期位于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中，未来的投资与政策将沿循两条截然不同的核心逻辑。 “人之道损不足，天之道补不足。”近期，全球每日新增新冠病例连创新高，疫情时代的长期延续已成大势所趋。随着时间维度拉长，疫情冲击正由周期性压力深化为结构性问题，三重失衡将系统性地改变世界。第一，全球价值链重构，在转型受阻、“病毒关税”、供应链裂变的共振之下，新兴市场内部将弱者更弱。第二，全球投资格局蜕变，无论是资金端还是资产端，头部优势都将持续扩张，引致金融市场强者更强。第三，疫情放大“马太效应”，社会弱势群体陷入难者更难的困局，并诱发更多次生风险。基于此，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投资与政策预计将沿循截然相反的核心逻辑。投资向“上”，循强以求胜，聚力于放大多层次的头部优势，用好失衡中的结构性机遇。政策“向下”，助弱以求稳，能否有力救助民生、再造新均衡，将长远决定复苏路径是“V”、“U”还是“L”。 失衡之一：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兴市场弱者更弱。随着新冠疫情的长期化演进，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深度重构，新兴市场中的中低收入国家将在三个层面遭遇沉重压力。第一，转型受阻。过去数十年中，借由全球价值链，中低收入国家能够以出口大宗商品为起点，逐步发展基本制造业，从而完成产业升级和居民收入提升。但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低迷，延缓了这些国家自身的资本积累，而全球FDI预计大幅下滑[1]，又将阻隔国际资本、技术与本国资源红利的结合，因此产业升级将放缓甚至中断。第二，“病毒关税”。近期全球疫情显示，病毒借由货物贸易进行跨境传播的风险大幅上升，预计将引致全球范围内更为严格的进出口检疫，拖慢运输、通关等一系列环节。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对于大部分贸易品而言，一天的延误就相当于加征超过1%的关税。我们认为，这如同施加了额外的“病毒关税”。较之于发达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产品集中于低端领域，价格弹性更高，因此将因“病毒关税”蒙受更大损失。第三，供应链裂变。面对疫情的长期威胁，低成本不再是供应链的最重要参考，稳定性正在得到跨国公司的加倍重视。除了将部分供应链回迁至母国，跨国公司也已对全球供应链开启新一轮数字化改造，加强对海外供应各环节的监控、调节和联动能力。缺少相应人才、基建、技术支持的中低收入国家，将面临被数字化供应链排除在外的风险。考虑到每1%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通常支撑1%以上的人均收入提升[2]，中低收入国家或将陷入长期困局。 失衡之二：全球投资格局蜕变，金融市场强者更强。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两条主线正在推动全球投资变局：在资金端，由于发达国家央行开启超常规刺激浪潮，全球流动性预计将长期保持充沛甚至泛滥；在资产端，疫情催化新经济加速发展，更多高成长性的标的将涌现于新赛道。这两条主线共同指向了“强者更强”的长期趋势。从资金端来看，充盈的全球流动性并非雨露均沾，而是主要流向了各领域的头部公司。以美股为例，我们以标普100指数与标普500指数的累计收益率之差，衡量传统经济的头部优势。以纳斯达克1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的累计收益率之差，衡量新经济的头部优势。数据显示（详见附图），在今年3月疫情冲击重创美股之后，无论是传统经济还是新经济，头部优势均出现大幅且持续的扩张。这表明，虽然3月下旬至今美联储全方位的流动性投放带动了美股历史性反弹，但是从结构来看，头部公司得到的价值修复更为强劲；并且较之于传统经济，新经济领域的头部优势更为显著。从资产端来看，新经济的未来机遇主要集中于美国和中国，双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CB Insights 的数据显示（详见附图），在疫情影响下，美国、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保持高增长，英、德、法、日、韩、印等国家的增速则明显放缓。截至2020年6月，在全球独角兽企业中，中美共占约74%，成为未来全球高成长性资产的最主要源泉，较其他国家的优势进一步拉大。 失衡之三：社会“马太效应”加剧，底层民生难者更难。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失衡不仅表现在全球格局之上，亦已深入经济体的内部结构。根据IMF研究[3]，从历史经验来看，全球性疫情通常会对贫穷、弱势的社会群体形成更为沉重的冲击，进而导致长期的贫富差距扩大。最新实证研究表明[4] [5] [6] [7]，这一效应目前已从多个层面显现。在收入层面，较之于高技术、高收入岗位，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岗位更易受到防疫隔离的限制（详见附图），因而承受更大失业压力。在性别层面，女性就业所集中的家政服务、酒店餐饮等行业，难以进行远程办公，因此女性岗位损失率超过男性，这与2008年“大衰退”时期相反。在年龄层面， 2008年“大衰退”时期，中年人（25-44岁）的岗位损失率最高。而在疫情时代，年轻人（20-24岁）的岗位损失率位居各年龄段榜首。考虑到这一年龄段的群体尚未累积充足的储蓄缓冲垫，因此更加难以应对失业后的生活困顿。从种族来看，美国数据表明，少数族裔的岗位损失率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综合来看，在疫情时代，社会弱势群体陷入了“难者更难”的泥淖。由此出发，一方面，贫富分化的加剧将削弱消费引擎的修复动力。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失衡将进一步推动民粹主义的高涨，对内激化各层次社会矛盾，对外催化地缘政治风险。受此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路径将更为曲折难测。 失衡的世界：投资向“上”，政策向“下”。综上所述，在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已经步入并将长期位于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中，未来的投资与政策将沿循两条截然不同的核心逻辑。 第一，投资向“上”，循强以求胜。如上所述，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都将凸显“强者更强”的趋势。由此，在宏观层面，需要主动规避新兴市场中部分基础弱、政策储备少的经济体，更加聚焦于长期表现稳健、政策空间充裕的经济体。在微观层面，充分利用各领域头部公司的优势，把握市场分化中的结构性机遇。其中，考虑到较之于传统经济，新经济赛道中的头部优势更为显著，而中美经济将是新赛道独角兽的主要提供者，因此相应的战略侧重亦是大势所趋。 第二，政策向“下”，助弱以求稳。世界越是失衡，越要求政策走向均衡。即使不考虑政策空间的有限性，一味地“开闸放水”以维持金融市场繁荣，也将导致社会“马太效应”进一步放大，动摇经济社会的稳定基石。由此，从长期来看，针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仅重在规模，更重在结构。在全球走出3月份的美元流动性危机后，政策措施能否重心向“下”，更加强调结构性、有效救助底层民生，将是决定经济金融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这也将为我们审视疫情时代各国经济的长期前景提供新视角。 参考文献 [1]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Yan Liu， Monica Paganini， Victor Steenberg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wake of COVID-19 [R]． The World Bank． May， 2020． [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R]． The World Bank． October， 2019． [3] Davide Furceri， Prakash Loungani， Jonathan D． Ostry． How Pandemics Leave the Poor Even Farther Behind [R]． IMF． May， 2020． [4] Fana， M．， Tolan， S．， Torrejón， S．， Urzi Brancati， C．， Fernández-Macías， E．， The COVID confinement measures and EU labour markets [R]． European Commission． May， 2020． [5] Abigail Adams-Prassl， Teodora Boneva， Marta Golin， Christopher Rauh， The large and unequal impact of COVID-19 on workers [R]． VOX CEPR Policy Portal． April， 2020． [6] Laura Montenovo， Xuan Jiang， Felipe Lozano Rojas， et al．， Determinants of Disparities in Covid-19 Job Losses [R]． NBER Working Paper． May， 2020． [7] Sumedha Gupta， Laura Montenovo， Thuy D． Nguyen， et al．， Effects of Social Distancing Policy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R]． NBER Working Paper． May， 2020．
金融开放非常重要，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也需要一些特定的政策机制，来保证开放的过程中，经济金融体系能够维持稳定。金融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波动性的增加，如果控制不好金融开放带来的波动，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金融开放中需要避免的。 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出现“大缓和”的现象，货币政策能够很好地维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货币政策也许只是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并没有控制住金融风险。所以，货币政策能否维持金融稳定？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实行了很多量化宽松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稳定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承受了这些政策的“外部性”，发达国家货币宽松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也很充裕，发达国家货币紧缩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也出现了特别明显的收缩，这导致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要进行进一步的开放，但是怎样在开放过程中保持稳定？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研究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的监管框架是“双支柱调控框架”，也就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共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这个政策不是中国独特的研究，很多国际组织，包括FSB（金融稳定理事会）、BIS（国际清算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的研究。 在一些场景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发挥的效力不一致，两者可以相互合作，同时发挥效力，维护宏观经济的总体稳定。 从金融渠道和贸易渠道的相对影响来看，贸易渠道表明，货币贬值能增加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和产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金融渠道也越来越重要，货币贬值的时候，很可能会鼓励资本外流，这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两种渠道的影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利用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不同的政策机制应对“资金流动突然停顿”的影响。金融市场开放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流的突然停顿。金融危机往往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大幅上升，这时从外部流入的资金就会突然停止，导致这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产生一系列的恶化。 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外部资金突然停顿的时候，国内一些宏观变量会出现大幅的调整。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缓冲这个调整的过程，因为货币政策可以进行逆周期调节，但如果加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另外，分析中我们发现，如果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从不太灵活的固定汇率，转变成相对灵活的浮动汇率后，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最终的结论是，金融开放的同时，需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共同作用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来支持和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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