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利率下行 降低负债成本 减少金融收费 在国常会定调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目标后，日前包括央行、银保监会在内的多部委迅速展开部署。据了解，下一步金融监管部门将推动落实降低债券利率、打击资金空转、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减少金融业收费等多项举措。业内人士预计，货币政策方面，降准政策仍有空间。 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近日指出，要推动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进而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实体经济。此外，要推进银行机构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减少人工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针对整个金融系统，不过考虑到银行业在金融体系的地位及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该让利政策任务大部分集中在商业银行。据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推算，今年银行通过信贷对实体让利将达到约1.18万亿，占1.5万亿的79%。 为进一步推动金融系统“合理让利”，监管层还将通过系列政策为其腾挪更多空间。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目前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还在研究和准备中，后续待开展一段时间、经验成熟后，会逐步放宽试点范围。同时他指出，给实体让利，今年银行利润会受影响，但银行还有很多其他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银保监会正与其他单位一起研究，包括开发更多的资本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等。 中信证券认为，近期监管层大力整治结构性存款，意在打破银行负债利率难以下行的桎梏，同时将贷款和LPR利差纳入MPA考核指标，继续压缩银行信贷利差。 货币政策方面，机构预计降准可能性有所增加。17日国常会指出，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进一步指出，让利会对银行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这一影响取决于负债端的利率下降的幅度。“下一步视情况可以考虑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因为对中小银行而言，它的主要负债来源是以存款为主，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对中小银行负债成本下降有很大作用，能够对中小银行让利提供更好的支持。”他表示。
多地前5月减税成绩单陆续披露 近期，包括河北、山西等地前5月的减税“成绩单”陆续披露，地方在落实落细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出真招出实招，一系列政策措施优惠力度大、受益范围广，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与此同时，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还在持续跟踪减税降费落地情况，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多举措确保政策落到实处。稳企业、惠民生，2.5万亿减税降费不断落地生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效果正在不断显现。 在山东烟台，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十万吨豌豆精深加工车间内，操作员在中控室通过大屏幕指挥和调度车间巡查人员，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所得税的减免和退税款的及时到账，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笔直接的现金流注入，为我们顺利渡过难关、实现新发展注入了充足的动力，也进一步加快了科技研发步伐。”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税收优惠给力、退税到账迅速、企业资金充足，一季度公司业绩逆势强劲增长，实现销售收入4.27亿元，同比增长18.30%。近几月的企业生产效能已达到甚至远超去年同期水平。 真金白银的支持，有效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3月奥润顺达正式复工复产，4月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生产经营水平。2至6月，该公司共享受减免税及社保费用共计348.98万元。 减税降费的红利正在多地显现，近期披露的减税数据与企业的直观感受形成呼应。山西省6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山西全省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已达63.78亿元。另据测算，通过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和提高起征点标准，全年预计减税20亿元，近10万户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直接享受优惠。 来自河北省税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河北省税务部门共办理新增减税降费457.5亿元。其中，落实帮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相关优惠政策，惠及纳税人109.6万户次；落实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相关优惠政策，惠及企业和个人13.5万户次。 全国来看，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累计新增减税降费9066亿元，其中今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降税降费4857亿元。 2月至4月，阿里研究院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连续3个月向淘宝、天猫平台上的中小企业发送线上问卷，调研疫情给平台上的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困难和挑战。调查数据显示，中小企业感受最明显的政策就是税费减免。 在去年2.36万亿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基础上，今年我国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效，为市场主体减负。此前召开的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对切实兑现减税降费做出系列具体部署。 近段时间，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等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税费政策。一方面，继续实施2019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政策；另一方面，新出台减税政策、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和减免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收费政策等。 这些政策围绕对冲企业经营困难，通过制度性安排和阶段性政策并举，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目前来看，减税降费红利开始向深度释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效果正在不断显现。减税降费政策正在不断落实落细。为了弥补因减税降费带来的基层财力缺口，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等举措也将推动财力下沉，保障基层民生。 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指出，近年来，我国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是制度性、持续性的，比如增值税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等，叠加累积效应很大，企业减负会越来越明显。在此基础上，新政策的出台给企业带来更多减税红利。 “小微企业数量大，覆盖面广，容纳就业的人数多，保障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十分重要。”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我国在疫情开始之初就及时地出台了一揽子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这些政策直接切入小微企业的现实困难，例如降低社会保险可以缓解其人工成本高的问题；银税互动可以缓解其资金实力薄弱无资产抵押担保而产生的融资难问题；所得税延期纳税以及非接触式办税可以解决其人力不足管理能力低下的问题；此外，增值税的减免可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减税降费如同细水长流，能够从根本上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与企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李旭红表示，减税降费不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更具市场竞争优势；而且提升企业的成长能力，通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支持企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同时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的冲击提供保障。
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透露了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重要信息。他表示，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 “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易纲提醒说。 据易纲介绍，上半年，央行通过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总量供给，重点解决融资难问题。推出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包括：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 从目前来看，上述综合举措已取得良好效果。截至5月末，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均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 与此同时，央行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行，推动金融部门向企业合理让利，着力缓解融资贵问题。易纲介绍说，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他预计，今年全年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背后，政策还需要着力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易纲称，在疫情冲击下，银行不良贷款会有所增加，因此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是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措施。这也是金融部门承担实体经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实体经济的贡献。 近年来，关于央行资产负债表“缩表”的问题备受市场关注。易纲称，2018年以来，央行10次降准，释放流动性约8万多亿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至目前的9%左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后，商业银行可以自主使用的钱相应增加，货币乘数上升。降准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缩表”；另一方面体现为商业银行通过发放更多贷款形成的货币扩张效应。与此同时，央行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又会相应“扩表”。 他总结说，我国央行降准和增加再贷款是双扩张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则前者是“缩表”、后者是“扩表”。这几年“扩表”和“缩表”在金额上大体相当，所以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稳定在36万亿元左右，这与目前国际上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的机理是不同的。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持续合理扩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断提高，市场机制运行良好。 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易纲表示，上海正成为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金融开放中心、优质营商环境的示范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 何为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易纲解释说：“全球一流的投资者，只要投资人民币资产，首先就会想到上海。全球机构投资者都能够方便地在上海开展跨境投融资活动。”他特别提到，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货币政策仍在正常区间，人民币利率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低的，但相对主要可兑换货币仍保持较高的正利差，人民币资产对全球资本配置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开幕，论坛上，深化全球合作被重点提及，其中就包括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表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特别是要促进宏观政策的全球经济合作，促进全球在应对疫情、恢复经济方面发挥更好作用。 在屠光绍看来，面对疫情，要意识到全球宏观政策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关注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他将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对疫情时采取的宏观政策归结为“1+5”，即首先是抗疫救灾，这是最突出的任务。 具体而言，还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民生救助；二是纾困企业，小企业和大企业都包含在内；三是稳定金融，包括市场流动性的稳定，金融服务的稳定，以及对产业和企业服务的稳定；四是避免危机，即避免因疫情冲击演变为经济危机；五是引导预期，并为经济逐步恢复做好安排和准备。 另外，屠光绍还强调，要关注宏观政策后续的影响性，纵观已出台的宏观政策，基本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从常态管理到非常态管理非常明显；二是力度空前，且连续加码；三是政策操作方式打破常规，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既包括总量又包括具体的方式。 “这么多的政策，我们要对它的有效性做一点评价，但是现在这个评价还在过程当中，政策也还在继续过程当中。”屠光绍说道。 还需注意的是，宏观政策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全球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和杠杆率产生影响。此前，从熔断到反弹，美国股市走出了一波“V”型反弹行情，屠光绍直言，这一轮美国股市的V型反转，是靠货币政策支撑的，也就是所谓的“大水漫灌”。 他进一步分析道，从3月初到现在，美国股市的交易量已经大于疫情之前，有大量资金涌入到股市。积极的作用是，1月到5月，美国融资量逐步增加，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恢复；但另一方面，股市脱离经济基本面，靠货币政策来支撑，这就使得股市的基本关系出现了变异。 屠光绍称，“现在美国的股市可能就是在对赌美国央行、对赌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政策特别是美国央行、美联储货币政策均有极大外部性，对于全球的影响需要特别关注。 屠光绍还说道，货币政策就像弹药，不能没有，但不能乱打，更不能一下打光，要特别关注宏观政策的当前影响和后续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宏观政策相对来讲是很积极的，宏观政策和财政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稳健且‘瞻前顾后’的措施，既应对当前面临的困难，同时又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 “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因而需要为未来的日子留下余地。” 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频出接地气的“金句”。“金句”背后，一是折射出我国金融管理者对东西方不同经济金融政策的深入思考，蕴含东方智慧；二是传递出我国金融调控政策的务实思路；三是展现出我国金融业加强国际社会沟通协调，希冀形成合力的积极态度。 美股在今年3月经历4次熔断后持续反弹，截至目前，道指、纳指、标普500指数较3月下旬低点上涨逾40%。“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高歌猛进，这种情况很难让人理解。”郭树清表示，国际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认为，美国这一轮股市上涨，实际上是靠货币政策来支持的，也就是所谓的“大水漫灌”。 美联储数据显示，祭出“无限量QE”货币政策后，过去三个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扩张速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郭树清指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而近在2008年，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 而且，当前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早在“无限量QE”推出之初，便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将寻找其他资产，可能“大水漫灌”至其他国家，吹起其他市场的泡沫。 郭树清呼吁，大型经济体应当主动考虑自身政策的外溢效应，自觉平衡好内外部影响。美联储如果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内向”，就有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也很可能会透支美元和美国的信用。 环顾全球市场，当前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对此，郭树清建议“三思而行”，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毕竟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生活并行共存。 如果说上述观点体现出一位金融管理者的东方智慧，认为一些其他经济体的刺激方案值得商榷的话，那“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的表态，则传递出我国金融调控政策的务实思路。 这一务实思路主要体现为政策善打“组合拳”，避免了极端单一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多措并举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人民银行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银保监会适当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推动银行落实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务实思路还体现为政策善打“提前量”，提前谋划和布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也提醒称，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在务实的金融调控政策下，5月末，我国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 如何应对疫情冲击，是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共同难题。“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郭树清的话语里，流露出我国金融业希冀加强国际沟通协作的积极态度。 他呼吁，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制定和出台政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平滑外溢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正如他在此次论坛演讲开场白时所说，“以视频形式交流，虽有较长的物理距离，但没有任何心理距离。”各国也应该尽快拉近心理距离，携起手来，共渡难关。
图片来源：微摄 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今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易纲：应对疫情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提前考虑适时退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说，我们认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意政策设计要激励相融，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易纲还表示，全球机构投资者都能够方便的在上海开展跨境投融资活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货币政策仍在正常区间，人民币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相比较人民币利率是最低的，但是对主要可兑换货币还保持较高利差，所以人民币资产对于全球资产配置有很大吸引力。 郭树清：中国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说，各国已经出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之巨大，史无前例。在初期作用甚大，边际效用逐步在递减。目前来看，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我们的生活并行共存。我们知道，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郭树清还表示，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制定和出台政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平滑外溢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周边和全球的欠发达国家影响很大。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内向”，就有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也很可能会透支美元和美国信用。 易会满：疫情未消除前，全球主要市场剧烈震荡还可能继续出现 中国证监会主席、论坛共同轮值主席易会满在开幕致辞时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步伐，不仅没有因疫情而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目前，证券基金、期货机构外资股比限制提早全面放开，6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已经顺利落地，QFII、RQFII全面取消额度限制。与境外机构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增强了相互信任，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加快与境外监管机构合作，共同打击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保持定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科创板制度创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等重大举措正在落地实施。 易会满说，春节以来，全球主要市场接连发生历史罕见的剧烈震荡，在这一次疫情危机没有消除之前，这种情况还可能继续出现。
钟伟（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股市从动荡到修复，经历了波澜壮阔的V型反转。为什么？ 一是生命第一，还是经济第一？许多人会这么考虑，时至今日，疫情本身，已不构成复工复产的制约。美股下跌之前，许多人已意识到，美国经济经历了比克林顿“新经济”时期还长的超长景气，美股较之次贷危机之时，已有约三倍的涨幅。股市调整势所难免。美股下跌之中，许多人将此视为“大萧条”复归，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并提出，任何应对新危机冲击的政策，都不算过度应对。此时恐慌压倒了一切，激烈的货币财政刺激，决定了今时美股大涨。美股从下跌到反转之后，回头看，美国疫情未退，经济重启伊始，生命第一也好经济第一也罢，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美疫情蔓延到这种程度，迫在眉睫的经济重启，也许只能和旷日持久的新冠肺炎疫情伴随。政策决策已不存在等待成功防控后，才重启经济的选项。或者说，美股反转，是在真实的疫情和经济不美好的情况下，在股市上演的美好，资产价格的美好。 二是周期已死，通胀已死。不好的实体经济，和美好的虚拟经济缘何并存？在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也许已经死了，恶性通胀也已经死了。回顾过去20年，日本股市上涨了2.5倍，然而日本GDP和人口无甚增长。次贷危机至今，道琼斯涨3倍而美GDP涨约50%。西方经济体股市市值/GDP占比持续上升。其间并非没有科技创新，3G在次贷前后开始普及，4G的普及则在2015年之后，互联网技术也在廿年间有很大跃升。这些重大科技进步带来了一些什么，但显然没有带来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由此看未来，经济周期可能已死，疫情冲击带来增长波动之后，长期增长持续低迷是可预期的。同样的，日美等西方国家也并未出现持续通胀，高通胀已是偶发现象。普罗大众可怜的一点需求回升，可以被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浩瀚供给瞬间淹没。增长羸弱和有效需求萎缩之下，股市持续高估值，既可以视为对俯拾皆是、不再稀缺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也可以视为对日渐稀缺的增长和创新的珍惜吧。 三是贫富分化过于悬殊，财富创造可真可幻。为什么有效需求如此不足？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贫富分化到了惊人程度。美国大多数家庭银行储蓄不超2000美元。不管名义上大公司和超级富豪要面对的累进税率是多少，经过税务、法律、金融等一圈市场中介服务，跨国公司和富裕人群的实际税负不重。实际税负沉重的，是随时可能跌入中低收入的白领阶层。这种阶层结构下，家庭部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大公司和富裕人群资本支出热情不足。货币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常被形容为面和水的关系，但加入资产价格这个海绵之后，人们不难发现，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减税政策，往往使得更多水流入了本就不缺水的大公司大富豪，实体经济那点“面”对应的是居民更可怜的一点儿“水”，几乎没有什么是供不应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大富豪也清楚，通过增加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创新产品和服务来获取真实利润是艰难曲折的；通过股票回购、公司分拆、兼并收购、市值管理等，增加财富更稳妥可行，更多的水注入了资产价格的海绵。水和面的博弈，转化为水、面和海绵的博弈。美股涨了，主要操控者和受益者，不是白领和穷人，而是大公司大富豪。 四是失能企业也是企业，宏观政策已经嬗变。当政府无力面对贫富悬殊时，相应地意味着税收体系的失败和政府债务的攀升。当政府面对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时，也不可能削减财政福利支出。赤字货币化似乎是唯一出路。西方经济体政府债务负担率大致相当于GDP的150%，财政盈余是可遇不可求的，预算赤字率3%甚至更高则比比皆是。政府怎么可能承受哪怕2%以上的长期国债利率？这些系统性难题的纠结，导致危机降临时，让市场物竞天择、有生有死的彻底出清，已不太可能成为政策选项。失能企业也是企业，只要它还活着还有雇主雇员；现代货币理论框架下，货币即国债，内债不是债。超发货币之水，通过资产价格膨胀，对企业富人有利；通过社会福利刚性开支，对穷人和竞选选票有利。连市场经济的扛旗者克鲁格曼都不得不承认，人们必须做好宽松的宏观政策长期化的心理准备。宏观政策的优序选择，可能首选就业，次选通胀，再次选择增长。增长遥不可期，在没有持续高通胀之前，宏观政策指向的，唯有就业。 美股的V型反转，既真实又虚幻，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财富亦真亦幻，这也许是个缩影，它遮掩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贫富分化悬殊和政府治理困境。人们应对大冲击大危机也无力选择市场出清，因为市场出清带来的企业倒闭，劳工失业太过痛苦；更糟的是，付出这些痛苦代价也未必能换来新一轮强劲创新和增长。人们陶醉在宏观宽松和资产价格之中，造成这些困局，在于我们亏待了一个人群。欧洲一位医生，面对政府要求尽快拿出对症药物甚至疫苗时，苦涩地回答，政府应该去找足球明星完成这些工作，因为他们的周薪相当于医生若干年的薪酬。埃隆·马斯克则说，配置在金融法律等行业的人太多了，真正做科研做企业的冒险者创新者太少了。决定未来命运的，并不是美股年内会否创新高，而在于人类对待科学家群体的态度，以及对待实体经济创新的态度。公元前后，人类寿命在约20岁；1900年前后，西方国家预期寿命翻倍到了40岁；如今再翻倍约80岁。人类福祉的绝大部分，拜科技昌明文明发展之赐，过去，现在和将来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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