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9年论坛嘉宾、新派公寓创始人兼CEO王戈宏先生。对话时间2018年6月。 以下是与王戈宏的对话（精选版） 新派要做成具有定价权的消费品牌 : 新派与其他长租公寓有何不同? 王戈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首先想反问，你觉得在运动品牌里，Nike跟阿迪达斯有什么区别？长租公寓，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个简单的居住概念，我个人把长租公寓当成一个消费品来看，消费品的关键是品牌。咱们说吃穿住行都是一个消费。如果作为一个消费品,你会发现品牌最后代表的是态度，品牌拥有的是定价权。它是消费者的一种消费标签。我们新派公寓，住的很多是海归人士，我们叫三高人群，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这就带有很强烈的标签。 我们新派这个CBD的公寓，当年刚开业的时候，周边40或45平米的租金是5500元每月，新派公寓当年开盘就是7500元每月，现在做到了8500元了。所以咱们知道星巴克的咖啡要比其他咖啡贵一些。做消费品的核心就是打造品牌定价权。消费者往往是为那些没法定价的东西付出高价。我现在做到8500元每月，这是还是纯租金，还不包含水电的消耗，要加上所有可能上万元。 第二个，新派不是简单做公寓，我们定制了人和空间的关系。这里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叫三大，第二个标准是三高。三大之一是大鞋柜，我们调研发现年轻人的鞋很多，每个公寓无论面积是15平米25米或者35平米，我们都要有能放下50双以上鞋的大鞋柜；二是大衣柜，现在衣服都很多，前两天我们有个客户搬家，公寓可能只有20平米左右，结果搬出了20多包东西，我们管家问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客户说你们的收纳做得特别好，所以新派公寓从来不会去买衣柜，我们都是在房间里定制衣柜；第三是大床，房间再小，我们尽量要做到1米5的大床。年轻人希望床大。 第二个标准：三高，是什么？一是高品质床垫，床垫非常重要；二是高品质的马桶；三是高品质的花洒。你会发现当一个家里的马桶、花洒、床垫品质高的时候，家的品质自然就高。所以新派有一个口号：enjoy live，就是要快乐得住，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有品质的居住，有尊严的创业”。总结下，你看我们跟其他长途公寓没什么区别，可能从硬件软件没什么区别，但是我们在消费者的空间居住研究上，消费者的行为研究上做了大量的研究。你会发现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也不单是装修，而是对消费者新的消费需求的满足。 北上广深租赁市场不可限量 : 当时您是怎么进入长租公寓领域的？ 王戈宏:2008年的时候正是金融危机，我在美国就发现，危机期间公寓REITs收益率很高。这是为什么？后来发现其实公寓满足了年轻人的居住需求。在中国在2009年以前，还没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做这个年轻人的公寓市场。后来我做了北上广深的调研后发现，北上广深租房子是一个很艰苦的事情。如果是一个单身女孩子，很难找的理想的房子住，因为不需要大的房子，需要的是一居室，或者你需要一个独立空间。但中国开发商几十年来盖的都是家庭的大房子。我们没有一个开发商在过去30年里专门为年轻人盖房子。 年轻人需要的房子其实很简单， 15平米、25平米、35平米就够了，但必须在空间上满足他的需求，这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概念。我就花4年半来做这个。 : 整体看长租公寓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 王戈宏: 现在他们有几个数据，好像说是2025年左右，中国的租赁市场能做到4万亿规模。我觉得很正常，如果一个人一年4万块租金，不高吧。那一亿人就是4万亿。中国的有十多个城市有巨大的市场，北上广深杭成都重庆武汉厦门南京西安。如果把十多个城市租赁市场都激发出来的话，市场规模非常大，而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租赁市场不可限量。因为大量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在向它们聚集。 另外，我给你举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前年欧洲评选世界青春城市。结果北京在百名之后。为什么？因为评选标准是年轻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工作的比例，特别是在市区居住的比例。北京你看年轻人基本都是白天在市里面工作，晚上坐着地铁或者公交去郊区睡觉，所以北京的这种青春程度不够。但是深圳就不一样。深圳25岁到45岁的人，据说占到了70%。未来城市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要让年轻人都搬到市中心住。所以说，我做的项目都基本在城市中心，像CBD、故宫。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住在都市的中心。我们知道世界的城市，纽约东京巴黎柏林这些城市，它的朝气是因为年轻人在里面住。 : 目前做长租公寓的困难在哪里？ 王戈宏: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没遇到政策明显支持。工商局都没有公寓行业。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很多公寓的叫法都非常奇怪，有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有叫生活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有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但我们公司终于在上个月在深圳注册了叫新派（深圳）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把名字给名正言顺了。 第二点公寓的消防是个大事，但现在中国缺乏一个对公寓行业的消防法规。我到底是做成酒店、office还是住宅呢？如果是住宅，不需要消防设备的。我们新派公寓把各项目花很大的成本做成了酒店的消防。但这个消防因为没有公寓的标准，所以投资非常大。 又比如，中国二房东这个包租模式，缺乏租赁法规的保护，当公寓管理机构用二房东模式来租这个房子之后，当大房东变化，如何来这个保护公寓管理机构的利益等等。所以，公寓行业都是在摸着石头在过河，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参照。 类REITs发行最后半小时仍现危机 : 新派类REITs成功发行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声誉，客观来看成功发行的价值在哪里? 王戈宏: 这个问题非常好。价值是因为我们完成了一个资产管理的闭环。我们四年半以前发起了一个私募基金，我们在发起的时候，当时中国房地产都是靠信托基金在做，这是一种债券思维。就是通过信托基金来投房地产，相当于就放了一个债。我们是中国第一个在这个领域用一个私募基金，买一个资产，买楼，之后我们用这个基金来进行装修运营，四年左右的时间，使得这个租金坪效相当于翻了100%，资产价值翻了将近四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4到5年的时间，在中国又发行了一个REITs。当时的投资人通过REITs就成功退出了。在中国房地产业的价值就是它实现了整个资产的一个闭环。 所以我们老在谈如何盘活存量资产，就是一定要通过资产的收购，从拥有资产到改造和运营管理资产，一直到资本的退出，使得投资人获得一个很好的收益。这一点的新派公寓做到了。这个我们第一个价值点。 第二点新派公寓这次获得的是3A评级。3A评级什么概念？现在你们看到有很多3A评级的长租，通俗讲是拼爹的，比如它的爹是开发商，有开发商进行担保这个长租公寓的现金流。但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担保，我们靠的是自己。怎么评估出来3A呢？就是通过我们几年的运营能力，创造现金流的能力。这个我觉得意义很大，所以运营机构的能力更重要，而不是你的爹有多么重要。 :讲讲REITs发行成功前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怎么样的？ 王戈宏: 我记得当时是晚上5点钟，交易所要发这个新闻发布会，前半个小时，我们这事情还出现了重大的风险，重大的危机。我就在这个办公室里。 后来我们采取了大量的所谓的创新，半个小时去处理这个危机。整体看，危机很多，九死一生。我们在36小时前，在24小时前，在30分钟前，都面临崩溃。 这件事在各方面都创新，对我们整个团队，对类REITs，不论是中介、券商、评级机构还是资产管理机构、律师各方面都是个考验。 我们大概是在最后的十分钟搞定的。 那个时刻我觉得是很难形容。我就在办公室呆着，打了几个电话吧。其实我告诉你一个人遇到很重大抉择的时候，重大危机的时候，包括重大成就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你会非常开心，其实，在那一刻，你很平静。 第二个时刻，就是我在深交所敲钟的时候，面对着记者，面对所有人。我当时很奇怪，脑子是空白的，我觉得很平静。然后我发言感激很多人，感谢投资人，感谢团队，感谢一堆，最后我说我要感谢我的租户，我说因为住户按时付租金。如果没有按时付租金，我的REITs不可能成功。我觉得真的我特别感谢这些租户们。 今年宁蓉深汉杭会开新派 : 请谈谈新派扩张计划和发展阶段 王戈宏: 我们的扩张比较慢一些。我觉得做长租，类似跑马拉松，一开始跑在前面的人，最后不一定是冲刺的人，关键是你的节奏。所以我们用四年的时间把新派公寓的产品标准化，完成了我们对做成新派公寓未来品牌定价权产品标准和我们的客户群定位，包括IT都已经做好，就是说我完成了一个可以复制的系统出来。 如果谈什么叫新派公寓，我就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一个都市青年居住的消费品牌。第二是一个资产价值创造的系统。你要知道把一个品牌一个系统做出来其实非常难。我先不做规模，我是先做系统、质量、标准。在去年底我们把这个标准刚刚做完。今年开始扩张。我不在北京做。我在中国的十个城市的CBD，准备再做十个旗舰店。让当地的消费者、物业主、开发商看到我的产品。真正发力是在以后两年。今年我们会在南京、成都、深圳、武汉、杭州开出来了。 : 新派公寓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 王戈宏: 亚马逊创始人说，如果你的眼光在3到5年，你的身边都是竞争者。如果你的眼光在七年、十年以后，你的身边就没有竞争者。这句话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当时给我所有的员工，包括投资人说，第一这是我的事业，这不是我的生意，生意跟事业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第二点，我想一个问题，在十年后，这个品牌是否存在？现在中国十年的企业都非常少，我真的在想新派公寓十年后是什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能不能成为都市青年所追逐的一个居住的消费品牌；第二，我要有定价权，我现在有创客公寓、白领公寓、精品公寓、家庭公寓，这四档产品，我要有定价权；第三点，我要做的有节奏，我要变成一个强大的公司，自然会变成一个有规模的公司。我的哲学，不太愿意说先变成大再做强，我更愿意先变强再去做大。我想变成一个很牛的牌子，未来可能不光做公寓了，就像咱们现在知道的那些无印良品开始做酒店了，知乎开始做酒店，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品牌到最后跟这个物件的关系重要也不重要的。关键在于态度。是否能把你的品牌做成一个态度，一个标签，影响一群人，人们就会追逐你。 深圳房价未来会远超北京 : 作为房地产资深从业者之一您如何看大城市的房价走势. 王戈宏: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幸运，研究了全世界大城市的房价体系，发现一个现象，每个城市它第一次房价上涨是靠它本城市自身的人群和他国内的人群。第二个上涨是城市的国际地位。纽约柏林巴黎东京伦敦的房价，在本身城市需求推动已经差不多的时候，接下来是全世界人在这些城市的需求。那么问题来了，你认为北京跟深圳的房价未来谁会最高？ 我的观点是深圳，未来真正成为国际化都市的可能性最大是深圳而不是北京。深圳靠近香港，香港的房价比深圳高那么多。而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未来深圳有可能成为全亚洲人的硅谷。你想那房价会到什么程度，所以说深圳接下来的房价不是国内人决定的，可能是国际买家，印度人、欧洲人、美国人去买，你注意看一个现象，现在深圳的老外非常多。所以说城市的房价第一轮是国内需求，第二轮是看城市国际化程度。 北上深这三个城市，接下来上海北京的房价有可能就（涨得）比较缓了。我觉得房价未来最贵的可能是深圳，北京房价真的是永远不会跌，但是涨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核心地段）从15万跳到30万，我预测可能是深圳最先达到。你就研究哪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净流入国际化程度最高，这个城市房价会特别高。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召开了主题为“中期展望：当前宏观形势与经济走向”的专题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专家学者与市场人士就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下半年经济走向、相应的对策建议等进行分析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作主题发言，解答了与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相关的三个核心问题。 //主要内容 问题一：中国经济复工复产与复苏进程如何？ 从参数看，二季度较最低点的回升幅度十分迅猛，说明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比预期要好。 问题二：如何看待各类指标的反弹？ 行政性复工复产是这一轮各类数据反弹的一个关键动力，其中有五大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对于高频数据的反弹不宜过度解读；二是复工复产不等于产能利用率恢复；三是供给侧改善幅度大于需求侧改善的幅度；四是价格参数持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快速显化；五是就业的问题还没有显化，未来压力严峻。 问题三：经济复苏下一步的关键点在哪儿？ 第一，中小企业的救助与中小企业的复苏。第二，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企业投资。第三，快速缩小供需缺口。第四，让“双直达”在基层发挥救助功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刺激需求。第五，有效对冲三四季度外部的冲击。 下半年，要高度关注一是地缘政治变化，大国博弈可能激化；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发达国家金融可能有第二波冲击。政策要保持力度，特别是在三季度，力度要有所强化。财政政策不应是简单规模性调整，而要对实施主体和发力点进行调整。 以下为发言全文 目前，大家可能都在讨论一系列的问题：今年上半年的复工、复产和复苏进程如何？各类指标全面反弹的性质是什么？外部环境是否像二季度数据显示得那样乐观？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不是足够？未来的空间是不是充分？为了防止资金空转、金融泡沫以及脱实向虚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应不应当对货币政策做出一系列调整？下一步“六稳”“六保”工作的着力点是否应当作出调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探讨的核心，也是我们要定位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必须首先解答的几大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把一些重点放在前面两个问题和最后这个问题之上。 问题一：中国经济复工复产与复苏进程如何？ 当前复工、复产、复苏的进程的确非常不错。先行指数，特别是信心指数回升。高频指数已经反映出经济社会从一季度停摆状态开始快速复苏，货运指数和发电量指数到6-7月份已经达到了常态化水平，挖掘机指数出现超常态的高增长。此外，支撑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板块——房地产和汽车也出现了非常好的复苏现象。前期大家所预测的，房地产可能出现一种崩塌式的变化，目前看，这种预测已经不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目前的分化非常严重。 从参数看，二季度较最低点的回升幅度十分迅猛，说明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比预期要好。工业增加值回升18.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速回升了接近15个百分点，固定投资回升了接近28个点，消费品回升了22个点。原来我们预计外资、外贸可能会在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进程中遭到重创，出现深度下滑，但事实上，出口在4-6月都分部出现了正增长，同时，外资也在5、6月出现了正增长。也就是说，对于去中国化的担忧，并不是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 问题二：各类指标反弹的性质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能要对目前反弹的一些数据的性质进行定性。很重要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行政性的复工复产是这一轮各类数据反弹的一个关键动力。复苏的不均衡和参数的分化是当前复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复苏的不均衡反映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在行政性供给侧恢复的状况下，供给侧恢复大大快速需求侧，需求缺口的快速出现成为制约经济内生动力形成的关键因素，下一步需求侧的大推动是市场经济循环常态化的关键。因此，对目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现在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向常态化转变的关键期，控制这个关键期的核心因素是，快速地提升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 高频数据的反弹不宜过度解读，其快速反弹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活动的常态化 为什么这么说？观察发电量、货运量、交通指数、拥挤指数等高频数据最近的变化，这些高频数据在6月7日上升到100%，但随后却出现了部分回落和波动，到7月7日，八大类数据合成的高频数据指数又恢复到100%以下。因此，对于很多基于大数据对目前经济社会常态化的解读要审慎。对各个团队所做的一些调查数据进行比对和分析发现：由于所选择的参数在不同的时点、区域、样本所带来的差异化，不同调研数据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目前一些样本所给出的一些偏乐观的数据。 复工复产完成不等于产能利用率恢复 目前更重要的是，复工复产基本完成，但是产能利用率的恢复状况还远没有达到常态水平，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正常水平，服务业产能利用率比常态化产能利用率差得更远，比去年同期达产率比较状况更差。“智慧足迹”数据显示，在复工复产全面进展的过程中间，出现了很多企业第二次停工停产，导致已经返城的农民工出现第二次返乡。5月底，二次返乡超过7%，个别省市达到10%的水平。这是一个应当高度关注的现象。快速地推进全产业链、全域的复工复产，的确非常好，但是，在没有充足订单的状况下，复工复产就可能导致就业率质量的全面下降，企业的运行成本进一步上扬，部分企业亏损更严重。也就致使，部分企业在下一步常态化状态下，没有真正地内生动力，没有造血机能，从而使市场循环很难正常，导致第二次停工停产和第二轮的返乡潮。 供给侧改善幅度大于需求侧改善的幅度，建筑、工业快于服务业 更为重要的，进行测算可以发现，供给侧的复苏远远大于需求侧的复苏。固定投资和消费品累积的数据都是负的，也就是说，如果从供给侧衡量GDP的增长速度，绝对不是二季度的3.2%，我们估计可能在0左右的水平。从二季度产出缺口本身和整个供需缺口本身来看，发现可能会达到接近3个百分点的缺口，也就是说需求缺口越来越大。复苏进程在加快，为什么需求缺口在扩大？原因是，行政性的复工复产非常有效，但是需求扩张政策跟不上这样的速度，从而导致供给侧大大快于需求侧，工业大大快于服务业，投资大大快于消费，龙头企业的复苏大大快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复苏大大快于民营企业，这种不均衡的复苏是我们在救助过程中间的一种常态。但是，我们要高度关注，如果这种不均衡过度了，其后续的支撑力可能就会减弱。 价格参数持续回落，进一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经快速显化，并成为复工复产的最大阻碍。 另外一个需要被高度关注的是价格参数。目前价格参数回落明显，虽然6月份CPI出现了趋稳迹象，但是最近的核心CPI已经下降到0.9%的水平，表示紧缩。其次很重要的是，GDP平减指数也下降得非常厉害，按照二季度所测算的快接近于0了。大家就会看到，价格变化表明的有效需求不足是非常明显的。有人就讲，6月份CPI趋稳了，大家一定记住，上半年CPI的翘尾因素是非常大的，7月份以后，翘尾因素会大幅度下降，从而会导致价格水平出现明显回落。这里面可能是一个争议的很重要的分化：很多人认为下一步是通货膨胀，需求会快速回升，目前要防通胀。我觉得这可能是严重的误判。利用这种方法来说明币政策要转向，是错误的。 就业问题还没有完全显化，未来面临压力依然严峻 刚才提到大型企业复工复产很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很差，但是更重要的，就业问题还没有显化，未来的压力依然严峻。虽然6月份就业数据上扬的还是不错，但这主要依靠这几个月“保就业”“保主体”的行政性政策发力，各级政府利用各种方法要求很多企业不能够解聘员工，要求一些企事业单位扩招。如果政策常态化，一些失业问题会从隐性状态向显性方向转化。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农民工的一些参数所体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不像大家所看到的那么好。 问题三：经济复苏下一步的关键在哪儿？ 通过以上判断，下半年的核心问题到底怎么抓？我们认为，下半年的确压力非常大。 第一，中小企业的救助与中小企业的复苏是关键点。很多人把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的核心放在中小企业，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对中小企业的救助一定有一个度。虽然通过各种财政补贴，货币政策的扶持，能够维持短期中小企业主体的平稳，但是如果没有有效需求，没有真正的订单，没有整体市场循环的常态，中小企业是不能复苏的。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自身的活动无法产生自我造血的功能。中小企业救助与中小企业复苏是两码事，救助成功不等于中小企业能够复苏。 第二，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企业投资是整个经济复苏的关键。民营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非常大，民营经济的复苏是整体经济复苏的标志。民营经济投资的复苏标志着整个民营经济的复苏，所以民营经济投资的复苏十分重要。但事实是，民营投资复苏的情况大大落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投资缺口，从前年接近正的8%，已经扩展到现在的-9.4%。也就是说，目前疫情救助和复苏计划所有制的偏向性是非常明显的，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规模化中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如何缩小民营与国有投资增速不断扩大的缺口，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功课。前段时间总书记座谈会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针对于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包括《民法典》颁布也是要给予民营经济以信心。但在政策控制中，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投资的反弹，是我们各项政策、各种改革的一个试金石和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如果这个把握不住，我相信，下半年的问题将很严峻。 第三，如何快速缩小供需缺口。在5、6月份，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缺口可能在两个百分点左右。这个缺口如果越扩越大，导致的潜在损失就会越来越大，导致的第二轮停摆、第二轮返乡潮就会进一步加大。很多人提出下半年的重点是扩大内需，我认为这个说法只对了80%。因为简单平稳地扩大内需，并不能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快速地复工复产之后，必须要快速地缩小供需缺口，也就是扩大内需必须要有速度。如果没有速度，我们的循环就很难常态化，基本面就很得到巩固。 第四，如何让“双直达”在基层发挥救助功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刺激需求。“双直达”政策我们认为很重要，特别是在疫情救助中很重要。但是，“双直达”要想产生快速扩大有效需求的效果是非常难的，原因就是基层很难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形成有效的大项目、大刺激，这是大家一定要认识的。同时，中小企业也很难在大规模的帮扶下产生内生的造血功能，而只会出现“存款搬家”等一些行为的变异。 第五，如何有效对冲三四季度外部的冲击。我们认为，在世界范围，疫情不仅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广泛，同时，持续的时间可能也越来越长。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世界经济下滑的底部，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出现在二季度，有可能会出现二次停摆，特别是欧美国家。同时，下半年欧美金融市场的调整、疫情长期化带来的政策变异、地缘政治恶化带来的风险外溢都可能给中国外部环境带来巨大的冲击，疫情所诱发的黑天鹅效应并没有远离。 因此，下半年，有几个问题要高度关注。一是地缘政治变化，大国博弈可能激化。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发达国家金融可能有第二波冲击。从这些角度来看，下半年，我们的政策要保持力度，特别是在三季度，力度要有所强化。在财政，货币上的定位，并非快速地进行收缩，因为我们所看到的6月份财政支出力度在减弱，主要因为基层实施主体和中小企业等救助主体很难组织有效的项目和扩张的计划。因此，财政调整不是简单规模性调整，而是实施主体和发力点的一些调整。
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首先我们能够对比的参照系就是发达国家，毕竟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美国，但也只是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其他发达国家中，总人口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就是日本，人口为1.27亿，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多。 如果仅用这些国家作为对比，来说明中国人口的多少，应该没有办法进行参照。而如果要对比人口质量，那就涉及到人均GDP、就业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等。 按照此方法比较，中国人口总量多的劣势显而易见。因为只要涉及到人均指标的比较，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就大大靠后。 我们提出的人口发展政策涉及到发展目标，是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看齐，还是与欠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如果向发达国家看齐，当然我们还要力争让各项人均指标的水平取得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而空谈人口数量的增长或者是忧心生育率下降会导致人口减少的危机，意义何在呢？ “人越多越好”不是一个真命题 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虽然梁建章的预测是基于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1.1左右而得出的，甚至得出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低到6.71亿人的结论。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因为联合国关于人口的预测有9种方案，梁建章采用的是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即使是按照他的方案，2100年中国人口降至6.71亿人——这仍然是美国现有人口的两倍多。何况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在下降。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而且，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关于生育的政策红利可以释放，例如放宽或者取消现在的控制生育政策，也会带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但是至少到现在，我并不认为中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而且仍然存在着如何解决更多人口的就业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挑战。 梁建章反复强调人口数量与劳动力过剩没有关系，这代表了一部分人口学者思维上的严重误区。我注意到一些人口学者在提出中国未来会因为人口减少会引发危机时，反复强调“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但难道“人口红利”仅仅就是指的人口增长和消费吗？显然不是。 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吸纳更多的就业，同时还能保持收入水平的增长。因为就业的人口红利无法持续，显然指望由于人口过多而带来的消费市场膨胀的预期也很难实现。 如果仅看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质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国家与外部世界竞争的现状，当然就会得出“人越多越好”的结论。如果人口数量多了以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者是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过低，那么如何能够证明“人越多越好”？假如认定人口数量是第一大优势，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人口优势如何体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分歧所在。 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即使是年轻人总量足够多，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充分就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国民收入水平低和公共服务能力弱的问题，同样也解决不了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公共卫生保障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如何与发达国家竞争？如何摆脱长期困扰它们的贫困问题？我们总不能睁眼说瞎话，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口越多对世界来说是好事，认为人口多是未来的发展机会。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中虽然是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而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孱弱。 增加人口能解决现实难题吗？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只选择农业转移人口的情况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中国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以现行学制年数为系数，结合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数量（见表1）计算，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9.73年。 当然，因为没有考虑学制的差异，也忽略了肄业的情况，所以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略有高估。也就是说，近些年由于国家大力提高教育，中国农民工平均已经基本达到了初中水平。这仅仅是农民工的情况，如果将农业就业人员考虑进去，那么平均受教育年限还要降低。 实际上，大部分农民工在50岁左右就会离开就业岗位回到农村。根据农民工年龄结构（见表2）计算得出50岁以上农民工为715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4.6%，相当于总量的四分之一。假定2.2亿16-50岁的农民工都是50岁就回乡，意味着他们在城镇至少将少就业10年。这10年可以折算成劳动力约4855万人，相当于各类城镇务工就业的实际人口比现有农业转移人口又减少了将近5000万人，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实际吸收的农业劳动人口为2.4亿多人。 如果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2019年农民工月均工资为3962元人民币，折合564美元。按照农民工每年工作约10个月计算，其年均工资为5640美元。与欧美日年平均工资为3万-4万美元相比，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前者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再看中国2019年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1.6万元人民币，约折合938美元，仅相当于欧美日国家人均工资收入水平的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占中国总人口56%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怎样才能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这仍是中国发展中的重点难题。存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难题还悬而未决，难道通过继续鼓励增加人口，就能使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即使未来再给我们80年的时间，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的态势下，如何实现梁建章他们信心满满的人口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总量继续增加，那么显然就要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支出。2019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仅为GDP的3.49%，而巴西为6.24%，英国为5.49%，德国为4.8%、美国为4.6%、俄罗斯为3.74%，韩国4.59%、日本为3.19%（图1）。中国30岁以下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约为920美元，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2018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总费用为4148.1元人民币（627美元），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2017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0246美元）的十六分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国力在增强。确实，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国力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基数过大，导致人均国民收入等各项人均指标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缩小。这就是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人口困境。仅就公共服务差距而言，如果要使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到和发达国家同等标准，那么就需要国家财力成数倍甚至十数倍的上升。我们在未来的50年和100年能做到吗？ 按照梁建章的观点，人口少了可能就会面临发展危机。但是这个判断是建立在海量人口规模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有限的人口规模基础上，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正是因为人口过多，使得我们在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的时候面临着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困境。即使到了2050年，甚至是2100年，我们仍然会面临着这个困境。 除非，未来中国有能力把世界上最多、最优的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能通过各种方式把全球财富吸引到中国来。或许，这一切能成为现实，但前提是人口质量得大幅度提高，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人口规模发挥出巨大的创新作用。这一理想化的结果，还是在不考虑外部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目前中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7月29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李铁说：“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我们对李铁的上述言论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此前的文章主要谈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即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关于性别结构，我们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对男女比例失调难辞其咎》分析过这个问题。 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在7月3日的文章中专门有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谈过这个问题，在7月17日的文章中又专门用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分析过这个问题。 人口数据的“权威标准”是什么？ 李铁说：“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 2017年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仍有10亿左右，是按照未来生育率为1.8左右来预测的，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因为即使近几年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生育率也达不到1.8，何况未来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1.8。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为6.2亿，是按照1.3左右的生育率预测的，比中方案更接近实际生育率，也就是概率比较大的情况，而不是李铁所说的“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事实上，我们一般不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方案，因为即使是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也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分析，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如果不尽快鼓励生育，两三代人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 李铁说：“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看来李铁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因为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那么老龄化程度会远远高于美国现有的水平，生育率也远远低于美国现有的水平；如果按照1.1的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并且，在人口负增长之后，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会一直下降下去，并不是降到6.71亿就停止了，而是会继续下降至3亿甚至2亿以下，怎么不是人口危机呢？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生育率，却极为困难。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李铁说：“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 李铁对“人口红利”的理解似乎并不正确。按照以人口学家蔡昉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理论，随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下降，产出中更大比例可用于积累，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获得人口红利。 但我们认为，其实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少生一些孩子在短期可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涨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用两个假设来看“中国人口过多论”的荒谬 李铁一再用“人口基数过大”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并且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下面我们用两个假设来看看这种论证方法是否成立： 第一个假设：假设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人口基数马上就变少了，按李铁的逻辑，就不存在“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了。 第二个假设：假设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姑且称为“外国”），那么这个“外国”的人口高达63亿，远远多于中国现有的14亿人口，按李铁的逻辑，这个“外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问题。 虽然上面这两个假设是不会实现的，但从这两个假设，可以看出仅凭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就判断这个国家“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是极为荒谬的。 贫穷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吗？ 李铁说：“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美国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缓了。 一个国家的贫穷，既不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也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假如人口多的国家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政府同样可以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少！” 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吗？ 李铁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李铁是在假定“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但我们从未看见李铁论证过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减少人口无助于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富国；也有日本、韩国这种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还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这种人口密度很小，却很贫穷的，以及孟加拉国这样人口密度高的穷国。 我们此前的文章，也已经分析过：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也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往往高于小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降低生育率而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综合国力，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不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的前提下出生更多人口，以更多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过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作者：中泰证券(行情600918,诊股)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一、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疫情加速衰退步伐 1.疫情加速经济下行步伐：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全球经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也是变化比较大。既有疫情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同时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等相互交错，所以比较复杂。全球经济处在一个结构的失衡当中，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所以说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美国复工之后，疫情爆发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强，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也就是说，没有疫情的话，经济由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增长乏力，经济增速在缓慢地下行；疫情则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改变的是斜率，并没有改变趋势，即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1）美国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拉美、南非、印度失控中 我们曾经在今年2月3日，也就是股市开始的第一天发布了一个基于流行病预测的数学模型，对于新冠疫情做了预判。我们当时预判的累计人数是8.8万左右，我们现在还接近8.8万这个数；同时，我们也预测了海外疫情会失控。所以，我们对国内疫情的预判还是比较准确的。总体来讲，我们对于国内疫情和海外疫情失控这方面做了一个比较早的判断，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医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共同参与的重要会议，所以说对于中国国内的疫情，预测还是比较容易把控。但是美国的疫情应该是出乎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这主要是它的防范举措研究的不到位，实际上背后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判断的失误。美国行政当局犯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致使疫情蔓延。迄今为止，拉美、南非和印度，这些国家的疫情在失控当中；美国因疫情而新增的确诊人数，当天的新增人数最高是超过8万人，相对于中国累积到今天的确诊人数的数量。 这也反映出对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还是要予以足够重视。比如说，像这轮疫情会不会复发，现在确实也不好说了，因为第一轮疫情到现在还没有过去，我们再来谈第二轮疫情会不会再起来，我觉得为时尚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由于疫情的加剧，使得全球贸易出现了一个增速的下降，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为止，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400万，疫情使得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了阻断，从而使得全球贸易更加低迷。而在疫情之前已经有逆全球化的思潮，甚至有些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在这样一种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恶化，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但我还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昨天晚上《新闻联播》讲到习总书记在跟企业家座谈。在座谈会上，他也强调了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一些短期因素、人为因素而改变。因为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来自于资本追求投资回报率的需求、来自于人的资本，他要追求高收益，也来自于通过交换或者价差收益贸易的需求，所以我想这种大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在目前疫情之下或者在某些国家的阻碍之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会有所放缓，这是一个对于全球化的判断。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要加大开放的力度来抵御逆全球化的思潮。 （2）全球化告一段落，疫情加剧全球贸易更低迷 由于全球受到疫情影响，全球贸易的放缓使得今年全球GDP的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在3月份和6月份做过两次预测，在3月份的这次预测当中，它认为全球的GDP增速是-3%，到了6月份再做预测的时候又把它进一步下调到了-4.9%，其中美国是-8%，OEH、日本、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都出现了负的增长。能够保持正的增长的话，只有中国。所以中国这次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确实是反映出我们独特的体制优势，这方面我想国际社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2.资本的力量：全球化仍是大趋势 现在要应对疫情、应对全球经济的停摆，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对策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地降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债务问题不断地上升。美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最近美元指数也在下行，这表明了大家对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贬值的担忧。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是下行的，即便是通过货币超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量举债的所谓财政支持政策，它能够使得经济不停摆，能够使得流动性危机不爆发，但它导致的副作用就是债务的增长。 当然，我认为债务的最大风险不是美国，而是欧洲。在欧洲，主要还是被称为欧洲五国的那几个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峻。最近，因汇率问题而把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由3个B下调到了3个B-，这与垃圾债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股市涨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往后移。 我之所以在前面强调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了。不仅发达经济体如此，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以消费主导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是不利的，因为我们消费的主力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之所在。全球经济不如到一个低增长、高振荡的态势当中。 全球经济在以往虽然也有很多次波动，但它总是有亮点。比如说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之后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到了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中国经济也放缓了，谁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呢？似乎没有。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所以它起不到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这张图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是全球第二，但中国GDP每年新增的量要占到全球新增的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之所在，因为中国经济在减速，这也使得全球经济也在减速。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 二、中国经济减速增长：政策特征与改革路径 1.2020年不设GDP增速目标，存量经济特征日渐明显 在中国经济方面，刚刚公布了2020年的半年报，我们的GDP增速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走势，上半年是-1.6%，其中二季度是出现了3.2%的正增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全年可以达到3%左右的增长。这比货币基金组织给我们的预期要好，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今年中国大概是1%左右的增长。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能够实现3%的增长，但还是一种下行的趋势。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全球经济还是在一个缓慢的下行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下行幅度更大、更加明显。这跟我们的经济体量有关系。当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即便不缩小，那么增长速度也下来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关键是能否转型。目前来讲，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是越来越明显了。存量经济的表现形式跟增量经济是不一样的。在增量经济中，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在存量经济主导下，则表现为如何来切分蛋糕。这对于我们的投资逻辑，对于我们资产配置逻辑会有一个明显的影响。 2.生产：新经济、基建相关增长较快 整体来讲，今年上半年的GDP表现应该还是略超预期的。因为本来大家预期中国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没想到美国倒成了重灾区。中国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复工复产总体情况也比较理想。二季度GDP增速明显加快，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讲，都还可以。虽然前两驾马车（即投资和消费）都是负增长，但出口对GDP做了一个正的贡献。从各个行业来看，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比较快；从产品来看，工程机械和新经济相关的产品增长比较快，比如说挖掘机、铲土运输器械、工业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集成电路等等，在上半年都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服务业生产增速回升到了2.3%，恢复还是偏慢。上半年，我们金融行业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可能因为消费少了，储蓄增加了，很多人把储蓄用来投资了。 3.投资：基建、地产增速放缓，制造业仍负增；消费：必需品强劲、可选品分化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基建投资、地产投资都还可以，尤其在第二季度表现比较好，制造业还是处在一个负的增长，说明还是需求不足，我们的实际有效需求仍不足。基建投资在4、5月份增长势头比较强劲，6月份反而有所回落。 从全年来看，今年财政刺激可能还不够弥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的缺口，所以政策空间或许没有那么大。我的基本判断是：到三、四季度的话，可能这一轮经济增长会进入一个平台期。第一季度是下降态势，第二季度是反弹，第三季度则在反弹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平台平稳运行的阶段，大概GDP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还是偏弱，消费偏弱说明整个需求端的恢复进入到瓶颈期了，有部分消费，比如说像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它不可能恢复到100%的水平，在80%左右这样的水平，它就基本上停住了。 从消费结构来看，必需品的消费依然还是保持高增长，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和日用品，它的增速都超过10%。可选消费品首先分化，汽车的零售是负增长，化妆品、家电、通信器材回升比较明显。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必需品的消费增长10%，这里面主要还是靠消费升级，而不是说我们吃东西吃多了增长10%，这与我们整个的消费升级有关系。既然有疫情的话，大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这是我要解释的。 4.出口：疫情产品高增长 出口还是要好于预期。这里面有两大因素：第一，疫情产品的高增长对出口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比如，6月份医疗仪器和器械出口增速扩大到100%，纺织纱线、织物制品出口增速高达56.7%，中药材等出口增速也扩大到11.2%。这些产品6月份增速是-2.9%，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是错位，即全球都在遭遇疫情，中国的复工复产比较明显，故此，全球有部分订单就被中国拿走了。这是一个错位的因素。 5.2020年CPI管理目标为3.5%：通胀、滞涨还是通缩？ 大家对于货币超发会否引发通胀有比较大的争议。就我的判断而言，整体来讲，我们还是面临通缩的压力。为什么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胀？这缘于我们的资金流向了高端，真正流向低端的并不多。前不久央行也有一个调查，发现居民的储蓄增加了，消费减少了。如果说居民的有效需求没有增加，你产出却增加了，那就会形成一个负的产出缺口。负的产出缺口就支持了通胀的上行，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容易解释的。以日本为例，日本长期的货币超发，但是为什么它的通胀率非常低呢？它还是要想方设法来使得CPI能够上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结构的问题，就是你超发的货币没有能够提供给居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都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是我讲的关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是一个V型反弹，下半年的经济进入到一个平台期。 6.财政政策积极而稳健，货币政策稳健而积极 （1）财政政策：力度强于前两年 政策又是怎么样呢？我的判断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发现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偏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力度来讲，它是强于前两年，我们有1万亿的特别国债，有把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2.8%提升到了今年的3.6%，这也增加1万亿。另外，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也普遍上升。但我们还要看到财政收入的下降。虽然补充了这样一些支出，但是由于疫情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使得我们财政总支出的规模跟去年比并没有上升多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不能够看一两项数据，而是要把整体的数据汇总在一起，看总收入和总支出到底有多少。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今年的财政实际上还是偏紧的。 （2）广义赤字提升，但比起2016年仍低 我们同样可以算一下广义赤字，也就是包括了政府一般性的财政赤字，也包含了我们三大开发行的负债、新增的负债，也包括地方政府的那些隐形的债务。把这些加总起来，就构成了广义财政赤字。与2016年相比，广义财政的赤字率较低，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部门来讲，今年有一个紧财政的举措，即压缩政府的支出。政府的一些差旅费等各方面是非常紧的，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举措。美国是为了总统连任，联邦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赤字率是非常激进的，基本上创了近几十年来的新高，财政赤字率达到15%以上，整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这种高举债的方式，我觉得是很难持续的，也会酿成隐患。我们国家可能是从长计议，虽然我们的财政举债的能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有政府的各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自然资源，也有行政性资产，还有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规模巨大，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可以举债的部分都去用掉，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去为我们经济长远发展、为提高经济效率去考虑。 （3）稳货币，宽信用：降准降息，增加流动性 货币政策从今年以来，一年期的LPR也下降了0.46，到了3.85，五年期的LPR下降了0.2个百分点，到了4.65。所以总体来讲，我们降息这个部分还是成立的。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那些举措实际上是一个宽信用，宽信用之后是不是不需要降息了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因为一个社会资金的成本跟经济增速相比还是偏高的，所以需要降下来。单纯通过宽信用的这个政策的用意是明确的，但政策的目标能不能充分得到实现，这个还确实不好说，所以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应该还有可能继续降准降息。 （4）货币政策：中长期来看没有收紧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的迹象，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从2019年以来，基本上还是处在持续恢复当中，当前的表内资产的扩张提速明显，我前面也讲到整个利率水平也在一个下行当中。所以整个货币政策，我觉得还是偏宽松的。 （5）过去的政策偏重“稳中求进”，今年的政策偏重“底线思维” 对于政策的解读，我想用两句话来归纳：第一句话，政策的上限是稳中求进，政策的下限是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的具体表现就是2018年所提出的“六稳”，政策下限之底线思维的具体表现是今年所提出来的“六保”。2018年提出“六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发展目标，但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不设目标了，所以就变成底线思维了，也就是我们要“六保”，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等，其实就是确保我们的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政策，其实这是这些政策的下限，要有底线思维，所以对于政策的过度刺激，这种预期不应该有。 7.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推动改革 （1）改革驱动：国企改革，利益转移，增加中下层居民收入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的政策有一个明显区别的地方，即通过改革去解决根本问题。而像美国发生了因警察的过度执法而导致黑人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示威游行、部分地区骚乱的问题，说明它的内部矛盾也出现了激化。但是对我们而言，疫情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倒逼改革，所以改革的部门、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就是要处理好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哪三大部门呢？就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内部结构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就是要把国债的钱直达地方，这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加杠杆，地方政府至少是稳杠杆，不让它继续上升。另外，政府要对企业降税减费，要处理好与企业部门的结构、企业部门的关系。政府部门除了对企业减税降费之外，也要对居民部门进行减税降费，即减少居民的个税，同时提高对居民社保的补贴，尤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这也表明，三大部门之间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结构、改善结构，解决结构固化的问题。作为企业部门来讲，国有企业也要对民营企业让利，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对非金融企业让利，这些举措也有。 有人说，不是说“两个毫无保留”吗？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但是你看一下，像2019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当中有一部分收入是大幅上升的，就是税费收入，税费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国有企业通过多上缴利润来支持我们减税降费两万亿规模举措的实现，所以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间接在给民营企业让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银行要给企业让利，尤其要给中小微企业让利。所以总体来讲，我想这样一种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明晰的。 （2）改革驱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但是具体怎么来操作呢？主要还是通过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推进，比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大培育技术和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这都是以供给侧来进行改革的。 （3）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促发展 所以，其实涉及的面非常广，推进力度也是非常大。以我们的金融市场为例的话，金融市场也是作为一个要素的交易市场，我们进行注册制的试点，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然后要加大这种开放的力度，所以这些举措其实也是一个改革作用的部分，对我们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资本市场的改革有助于提振市场的风险偏好。 今年以来，无论是开户的数量，还是公募基金发行的规模，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在疫情持续、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之下，资本市场倒是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牛市，当然也有部分人认为是全面牛市，我还是认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它正在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周期，改革的层面也很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等，方方面面都在推进，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于我们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实体经济都是有利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三、疫情错位下的投资逻辑 1.投资的逻辑因时而变 第三部分跟大家来交流一下，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疫情控制非常好，全球疫情还在蔓延，这样一种疫情错位下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阶段的投资逻辑，投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 我大概归纳过三个阶段，即中国经济与我们的投资相关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短缺经济时代。从1980年开始算起的话，从1980年到1990年代，这个基本上属于短缺经济时代。此时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钱少、资产少，整体来讲，经济百废待兴，要引进外资，要创造更多的资产，我们大搞建设，搞基建、搞投资。在这个年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钱的。所以温州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到处打工赚钱，不仅在国内打工，还跑到欧洲去打工。我曾写过两篇文章：《跟着温州人赚钱》《温州人的“一带一路”》，文章主旨即论述温州人基本上沿着两条线进行赚钱的。温州人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投资一些加工业，赚到钱后又去投一些服务行业，继而投资房地产、投金融，这个逻辑是非常鲜明的。但是第一阶段的话，在短缺经济时代主要是表现为通货膨胀。 2000年以后就变成资金少、好资产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起点差不多，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我们钱少，但是好资产多。比如说像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四大行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坏账率太高，属于技术性的破产，为此设立了四大管理公司把那些不良资产剥离，为什么后来这四大管理公司都赚了那么多的钱呢？因为经济在增长，那些原先的不良资产变成了好资产，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作为投资来讲就应该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钱少，整个MR只有30多万亿，现在MR是200多万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只要肯加杠杆，那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此后，随着货币的超发，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货币泛滥、好资产少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资产化的时代，即优质资产化的时代。我在2008年又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你不需要加杠杆了，因为钱足够多了，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资产、能不能买到好的资产。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用这三个阶段来概括。 2.大类资产配置：增量资产将流向权益、基金、债券 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配置的是金融资产，因为房地产配置比例是最高的。我们红色的部分是住房。住房是中国居民比例最高的资产，今年新房的销量，我想肯定是要回落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房住不炒”，最近对于深圳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非常具体、非常严厉，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大的投资方向，其实还是要把增量的资产向权益资产、基金、债券，向部分的理财产品配置。 （1）7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纸币泛滥的时代；纸币超发下黄金价格大幅上涨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全球经济下行，全球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还会面临新危机爆发的风险，包括局部战争的风险。在这种风险之下，配置黄金是有它的逻辑，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避险工具。同时，它不仅是避险工具，还是一个投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50年当中，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为什么说是过去50年？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超发，所以过去50年美元超发导致了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也都在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是一文不值。 这是一个逻辑。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黄金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实际上从1971年到现在，CPI的涨幅其实并不高，黄金的涨幅是超过股票的，股票的涨幅超过房地产。当然解释一下，这张图是美国黄金涨了34倍，美国的股市涨了31倍，房地产的价格上涨12倍，普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5.3倍，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只有1.5倍，所以居民还是远远跑输了通胀。由此，我们尽量地不要去持有现金。目前又面临新一轮的纸币超发，在此阶段，这样配置应该是没有错的。 （2）大宗商品：机会有但不大 第二类资产，即大宗商品，我觉得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个别的机会应该有，比如铁矿石、粗钢等等，最近好像价格又有所上涨，但是我发现用M1-M0来反映企业经营的活跃度，这个指标是领先于大宗商品的，M1-M0的话，整体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当然，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有所反弹，但大的趋势还是下行，因为经济在下行，所以我觉得大宗商品机会并不大。 （3）房地产进入后周期 至于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这张图是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中国房地产总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之合，美国+欧盟+日本是60万亿，中国是65万亿，这跟我们GDP的体量并不相称，跟我们国家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比的话也是不相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估值偏高的嫌疑。 当然，房地产的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就像我反复强调股市有结构性机会一样。整体来讲，人口的流向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房地产投资的逻辑就是应该跟着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来走。如果这四大“流”整体往某个城市集中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的房地产还是会有相对多的机会。具体细分来看，实际上我只看好三条线：第一条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二条是长三角的杭州湾的湾区，第三条是长江经济带，它贯穿于东线的长线上面。其他地方虽然有亮点，但是没有足够亮。从人口角度来讲，京津冀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长三角里面除了浙江去年人口净增加85万以外，江苏人口只增加了2.5万，安徽增加了4.5万，说明从整个省份来讲，只有杭州湾湾区是可以的。浙江增加的85万人里面，杭州与宁波两个城市的占比达到90%以上。整个广东其实也是分化的。广东肯定是中国GDP第一的省份，广东的GDP跟韩国、俄罗斯的GDP差不多，但其GDP主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带产生的，主要流入的人口就是三大城市，即广州、深圳、佛山。这三大城市的人口是在大幅流入，其他地方的人口基本上是流出的。整个广东的粤西、粤北、粤南都很落后，同珠三角的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我们要抓住这条线。长江经济带就是贯穿东西，这里面看好的东部这一段有前面讲到的杭州、宁波、上海，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南通等发达的城市，往中部地区的话就是以长沙、武汉为代表的，往西部地区就是以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人口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在分化的时代，人口在分化，区域也在分化，对房地产应该是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4）债券很难走熊，利率震荡下行 在债券方面，我觉得利率债还是可以配置，利率债的牛市还会延续，主要的逻辑是因为利率还在下行，利率的下行趋势不会改变。 （5）人民币：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 对人民币而言，长期以来，尤其是2015年以后，都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贬值趋势当中。由于美元的超发，最近美元指数也持续走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应当有所提升。大家也在担心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卢布或者是下一个卢比，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三个曾经发生过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新兴经济体来比的话，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我们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比较低。我认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有望加快，这也是我想提的一个建议：将来的资产配置，要看重人民币资产。 3.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在延续 最后谈一下A股。我认为，这一轮所谓的牛市是结构性牛市，而且结构性牛市还会持续下去。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从技术性熊市变成技术性牛市，这样一种反转主要是疫情所导致的货币超发，导致的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刺激，来带动了资金进入到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的资产。 A股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增量资金持续进入到我们的A股市场，所以这两张图其实都反映了新成立的偏股型的基金份额在这几个月内均明显上升，海外资金、北上资金，它累积的流入量也在明显地上升，这两大资金都是以机构资金为主，为我们的股市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就整个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来讲，并没有处在一个历史上偏低的位置，但是基本上是处在中位数的水平。其中，一些行业增长比较迅猛，像医药生物、电子、食品、饮料、通讯、计算机等，都处在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这也说明了投资者对这些行业乐观的预期。传统产业大部分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比如说像金融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等，还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分化，中国经济在发生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比重在逐步上升，传统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作为资产配置来讲，传统产业要选头部企业、选龙头，新兴行业看科技含量。从上半年基金半年报的披露，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市值前四百大的股票要占到了公募基金配置比的90%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案例，美国从1990年到201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大市值股票的市值占比从10%不到，到现在的70%以上，这里面所谓的大市值是指500亿美元以上市值的，黄色线部分是讲到了市值的占比，市值的占比要占到了70%以上；蓝线的部分是讲个股的占比，个股的占比在20%左右。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在中国，这种大势的股票占比也会继续上升。其次，真正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股票市值的占比也是明显上升的，基金经理更喜欢配置这些有科技含量的新的产业。 总体而言，在疫情背景之下，我们对于股票市场的配置思路，第一个要遵循产业趋势，就是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新兴产业，比如说居民的消费升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健康养老的需求在上升。对于像线上的那些教育、医疗设备、云计算、住宅经济等等，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没有疫情之前，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疫情只是加速了大家对这类资产的配置。 第二个方面，要关注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像新基建，像对5G的投入，对5G基站大量的投入，人工智能的投入，云计算上面的投入，物联网，对于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等，政策要稳定内需、刺激内需，这个也不是短期的，也是有它的长期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结构的分化。中国经济步入到一个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存量经济跟增量经济根本的不同在于，增量经济的特点是鸡犬升天，所以在2017年之前，你看小市值股票、绩差股的表现很好，因为这个时候是散户时代，大家不大关注基本面。现在步入到存量经济时代，此消彼涨是它的特征了。所以选择错误要扣分，过去你选错了不会扣分，因为在增量经济时代的话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存量经济时代是如何切分蛋糕的过程，所以在投资上面还是要抓大放小，因为头部企业会强者恒强。这是我想讲的一个主要思路，这个是讲的好的方面。 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险，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整个境外对于中国的指责，对中国采取的不正当举措，包括边境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的外部因素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同时全球经济还在走弱当中，疫情还没有结束，也不排除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像信用危机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第二，是监管政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经济不行，希望股市好，通过股市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想法是比较低级的。我觉得，目前的监管更加严厉，新的证券法之后对于违规事件的处置力度明显加大，同时政策调控越来越趋向于精准化，调控的频率明显提高。在经济下行、各类泡沫滋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是趋向于管控的加强。我们可以回顾人类历史，从过去二三十年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的。当一个国家经济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管控了，当一个国家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那么就更加市场化了，就更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在经济问题多的时候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目前来讲，我们政策的侧重点在于：资金不要空转，资金要进入到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对于实体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推进，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吃透政策，一定要规避风险。 四、问答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您觉得从2008年到现在，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最像历史上的哪个阶段？ 李迅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阶段跟2015年是有点类似。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跟2015年有点类似，是因为2015年降准降息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2015年资本市场有过一轮比较震撼的行情，当然到后来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至少在前半段是有点像。同样在2015年，我们鼓励比较多的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有点类似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因为刚才李老师也重点讲到了资产方的问题，我自己最近做了一个研究是叫安全资产方，安全资产其实就是典型的像美国国债、德国国债，还有2008年之前的NBS，其实都是。我们注意到在梳理数据的过程当中，本世纪以来，在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权益类资产的风险溢价却在不断上行，无风险收益下降对应的其实就是安全资产方的问题，这背后的一个原因跟您第一部分讲到的主题一样，就是全球失衡。简单来说，是全球经济的多极化与金融体系的单极化之间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现有的单极金融体系下是比较难解决的，而且这也是压抑过去20多年来利率不断下行的一个重要解释。我们反过来来理解，利率下行可以被作为或者看作是安全资产短缺的一个结果。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名义利率基本上触及到了零下限。我的问题就是，未来美国实施负利率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美国实施负利率，会有什么影响？ 李迅雷：凡事皆可能。你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其实背景就是整个经济的下行。经济下行，所以不断地降息。这一轮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往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次贷危机，在它的危机之前、破灭之前，利率水平都是比较高的。但这一轮的话，疫情所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已经使利率水平处在历史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了。日本跟欧盟做了负利率，美国联保基金利率也是目标到0.25，我想如果经济再进一步恶化的话，也不排除负利率的可能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两难问题：如果是负利率的话，美元作为一个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挤兑现象，美国的国债会出现抛售现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来应对？这也是我们全球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短期来讲，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主持人：欧洲也实施了负利率。欧洲实施负利率好像对欧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您觉得是不是美元也会有这种可能呢？是不是我们太关注、太看重了美国实施负利率，包括美联储自己可能也没有底气，我们实施负利率是不是跟别人一样？这中间是不是有区别？ 李迅雷：这个因为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们在推论方面可能也有一定难度，因为毕竟美元的交易作为一个储备货币大概要占到全球60%左右，这么高的比例，你如果说之前负利率的话，对于我们全球的资产配置，对于投资人的行为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沙盘推演的话是需要好好推演一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它能够崛起的话，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毕竟现在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体而言，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那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彼岸的时代了。在彼岸的时代的话，你即便是负利率也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彼岸的时代里面，中国还能够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可能给中国的机会会更多一点。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能够大规模地推进下去。 主持人：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听众问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其实李老师在讲资产配置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而且刚才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讲到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货币之间的比价，除了看中国国内怎么做，还要看美国、欧洲这些国家怎么做。货币币值的变化，除了与我们所说的增长、利差、通胀之类明显相关之外，亦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所以经济上，其实还是要强调国家信用。 直播间的听众有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问道：昨天的会议，会不会成为730政治局会议的一个前奏、一个定调？ 李迅雷：昨天是不是讲的企业？ 主持人：对，企业家的，习主席的。 李迅雷：座谈会上，非常强调的其实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发展科技，包括中资与外资，国有大型企业、个体工商户，都是市场主体，在疫情之下要发扬爱国精神，共同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我注意到没有金融行业，也没有房地产行业，就是这两个行业都没有，说明还是比较注重实体经济，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我想“房住不炒”，这个还是在强调的。 主持人：我们非常多的听众问到了中美的问题、全球化的问题，问到外部环境对国内的影响，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我简单地追问李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政治的一些问题，您刚才谈到全球化的问题，觉得未来还会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短期会受阻。全球化肯定是符合共同利益最大化，这是均衡的，但现在老大跟老二之间的博弈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大家都自私自利，站在这个出发点，最后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很差的，而且历史上这种均衡会经常出现。您觉得中美进入到“囚徒困境”时，这一最差均衡结果的概率大概有多大？ 李迅雷：这个不好回答，因为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学者，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相对确定性的东西，把研究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也有矛盾的可能性。首先，我觉得中美之间在目前来讲是处在一个比较差的阶段，这确实有它的诸多原因。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地去关注当下的情况、当下的事件。未来各种事件可能都会发生，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事件就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拐点，是一个转折性的，代表了下一步会更加恶化。其实很多时候它都是有一个突发的事件，然后接下来又有些相应的对策，有相应的博弈。我们现在对于最坏的打算可能就是战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从二战到现在为止已经75年时间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战争，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核武器在过去75年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核战争的代价与成本是没有一个经济大国能够承受的。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可能也是一种灭顶之灾。所以为什么在过去75年当中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的和平，这与核武器是相关的。核武器形成了对战争的一种制衡。另外来讲，国与国之间有合作有竞争，这是必然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看到竞争的一面，但竞争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会导致一些更差的事情发生，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相信大国之间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理智与理性的。虽然近期来看，有恶化的迹象，有很多问题的出现，也引发大家诸多担忧，但我们把历史拉长来看的话，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类似事件的发生，但最终这些事件都没有酿成一个大的历史性的事件或者引发人类的灾难。对当下的这些事件，我们不要给予其过大的权重。把历史拉长了来讲，我们更要看重历史上的案例。当下事件对于人类的影响、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问黄金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其实李老师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讲黄金。最后，李老师您能否帮我们再总结一下未来的趋势，以及它背后的逻辑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李迅雷：我是从2016年就推荐黄金了，当然推荐确实有点早。在2016年，我就写过两篇文章，换美元还是买黄金，我当初的结论就是买黄金比换美元要好。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货币超发，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前面讲到，过去5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了97%，即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次，新兴市场货币，如卢布、卢比等等，又大幅缩水90%以上。在黄金面前，那些新兴市场的货币根本就不算钱了，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很多人把黄金价格跟通胀联系在一起，认为物价CPI上涨了，黄金才会涨。或者跟利率在一起，利率往下走了，黄金才会涨；利率一旦往上走，黄金就应该是往下走了。这些都是一些短期的影响。长期来看，根本原因还是货币的严重超发，这是它的投资属性。此外，它还有避险属性。经济下行，如果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大家对战争的担忧等等，这都会引发黄金价格的上涨。在当下或者今后10年，全球经济面临一种下行压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黄金无论是作为一个避险工具，还是作为一个投资工具，都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手段。我认为，黄金价格的涨幅要超出大家的预期。 主持人：在李老师讲黄金的时候，其实我在直播间里放了一张图，这张图源自最近比较出名的LiLu老师的一本书。这张图把黄金、美元，还有美国主要的一些像股票、长期国债、短期国债等在过去200年的走势给刻画出来了，这张图能够为李老师对黄金的观点做一个注脚。以美元为例，在过去的200年中，从1元钱降到了今天的5分钱，而且主要是从1971年以来它的贬值区间，这个贬值区间是经过CPI来调整的。再来看2008年—2020年这两次大的放水，均可以支撑李老师对于黄金的一些看法。
【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8年论坛嘉宾、厚土机构创始人林少洲先生。对话时间2018年6月。 以下是与林少洲的对话（精选版） 切入文旅和自身优势有关 ：这次创业为什么会选择切入文旅产业？ 林少洲：第一，我看好这个领域和它的前景。中国发展到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文旅产业大发展的时候。过去30年，我们把大的城市化的进程解决了。下一步，这一批城市化的人，他们面临的需求是什么？其实就是精神领域、文化领域的需求，这方面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未来一个非常朝阳的产业。 第二，创业还是要选择跟自己优势相关的东西。即便市场很好，如果没有优势也不适合去做。我个人的天赋和从业经历，比较适合做一些和精神需求、文化需求相关的产业。简单粗暴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一个精致美好的新时代即将来临，需要一批有新思维的人去创造。文旅这个领域拿地门槛低，但是竞争激烈，客户选择性强，做好做不好往往是冰火两重天，对人才、团队甚至企业基因有很高的要求，需要一批具有天赋而又足够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才能做好。 ：您的创业主体更偏向B端么？ 林少洲：我们是一个轻资产管理公司，从事项目运营管理和咨询顾问两方面业务。项目层面要与投资方合作，但产品必须要去面对C端消费者。我做房地产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内容、做运营，基本上没有在房地产最主流的盈利模式上受益。房地产行业最主流的盈利模式是靠土地涨价挣钱，这个跟我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我一直是靠内容和运营这些软件在市场中去参与竞争的，所以市场转型了，我反而很习惯。 我过去十几年经手的项目，多数都是很偏很远很难做的，光靠土地和房子卖不出去，我们通过做内容、做运营、搞产品创新、打造品牌，赋予项目以全新的意义和生命，在市场中创造了价值，经常实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硬是把房地产这么一个资源型的行业做成了创新型的业务。所以严格来说我不是一个地产商，我一直就是个运营商。我们这些方法和经验已经炉火纯青，应用到文旅领域，价值非常高，前景非常广阔。 ：文旅平台是怎样的运营模式？ 林少洲：厚土文旅公司目前按照创业投资的模式组建，先期引入战略投资人，阳光100将会是最早的投资人之一。这种模式团队拥有较大自主权，可以去充分发挥。在项目的层面上，我们有一个合作的机制，跟不同的项目去合作，去输出管理，合作方式上包括代建、小股操盘等模式，也提供研发策划规划设计等智库服务。面对的项目，主要是需要强大的软件、优秀的内容和持续运营的，包括文旅度假、医疗康养、教育娱乐这些内容导向型的项目。 一个价值创造的时代到来了 ：第一轮创业和第二轮创业，您觉得有哪些不一样？ 林少洲：天时地利人和都变了。第一轮创业我的状态是闯荡江湖，并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调令事件对我内心伤害很大，以至于长期远离主流媒体，做项目专门去小地方，有山有水很偏远的地方，去各种山里面做项目，感觉像个隐士一样，有点遁世的情结。 中间很多大老板来找我合作，给我的条件都很好，但万科的这一段经历让我心里有了阴影，我对他们强势的风格比较敏感，内心没有安全感。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小老板，很热情很客气，反而让我容易产生安全感，会容易选择跟他们合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我不会再是这样。人性很多时候都是相似的，有些问题其实在我自己身上。我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让自己内心变得更成熟、更强大、也更平和，更善于处理这些人性的东西。 另外现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秩序变得健康透明了，有真本事和创造能力的人会更加受欢迎，一个价值创造的时代到来了。我喜欢这样的环境，它会更加公平。 ：当时您去阳光100，是因为有感于易小迪的为人？ 林少洲：易总对我的意义有两个。第一个是我这次创业最坚实的支持者和投资人。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几年我基本上处在一种自我放逐和屡屡受伤的过程中，心灵深处这些负面的伤痛郁积很久，最终是在阳光一百总裁的任上完成了这个释放的过程。是阳光一百和易总让我彻底完成了心理恢复，重新积累了再出发的能量和勇气。 提名“王石和宋卫平” ：请您提名地产40年里2个人物及理由。 林少洲：第一个人是王石。他是一个有大胸怀、大格局的人，他的很多过人之处都植根于此，尤其是大胆用人、打造团队的气魄和胸怀。早期万科有个口号叫“人才是万科的资本”，万科是用现在互联网行业的特点在搞房地产。另外一个很少被提及的优点，当我还在万科的时候，王石就可以做到什么事都不管，买地、融资这些事情都放手，却只管一件事，所有万科的客户都可以直接找他投诉，他有渠道直接面对客户投诉。这么大公司的一把手，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 第二个人是宋卫平。他是一个有作品情结的人，很执着、很坚持，为了作品可以付出很大代价，做出牺牲。他有一颗匠心，锻造产品品质，不惜代价。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也是一种稀缺资源。
7月30日，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POLITICO网站发表题为《站到历史正确一边，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的评论文章，强调世界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不是加剧分裂。各国应互为伙伴而非假想敌；中美关系的前途命运还是在对话合作，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希望美方能重回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轨。 以下是崔大使评论的译文： 1979年初，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先生在中美建交后不久即访美，正是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他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这一幕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永久象征。 也是在那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国将第一个驻美总领馆设在了休斯敦。此后40多年来，总领馆贴近当地，推动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服务于中美地方间经贸、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 中国人因为姚明将火箭队视为半个主队，得州牛排摆上了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休斯敦纪事报》社论称，中国是该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相关统计数据也充分显示了彼此关系的重要性：2018年中国与领区的贸易总额达1251亿美元，到2019年有近300家中资企业在美南地区落地，投资总额超过232亿美元。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总领馆多年来努力推动双方友好合作氛围是分不开的。我本人也多次到访休斯敦和美南其他地方，对于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美国老百姓的淳朴、友好和勤奋，有很多收获。 但就在7月21日，美国务院悍然要求中方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一国际外交实践中罕见的举动令世人震惊。美方此举将给领区人民申办领事证件造成不便，阻碍双方人文交流，损害两国合作。从大背景看，这只是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一些人妖魔化中国、制造中美意识形态对抗的一步而已。然而，无知、傲慢、短视甚至仇恨不能成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有人企图全盘否定美历届政府对华政策，但两国交往的历史应予铭记。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打开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当时尼克松总统曾说，今天我们走到一起“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希望，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 两国建交就是基于尊重彼此不同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此后40多年双边关系发展历程有顺境也有曲折，一再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而遵循上述原则是中美关系不断发展并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的基础。 还有一些人包括美方一些政客企图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搞对立，这注定不会得逞。中国共产党得到5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始终以代表人民利益、赢得人民信赖为工作标准，找到的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政府享有中国人民广泛支持，最近哈佛大学和爱德曼公关公司的调查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 本世纪以来，“9·11”恐怖袭击、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三场危机足以让我们明白，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全球性挑战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担当。在此方面，使领馆能发挥独特作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驻休斯敦总领馆为双方共同应对疫情发挥了桥梁作用，这就是我们守望相助的写照。 如果非要选边站队，中美乃至所有国家都应选择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好自己的国家治理，并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世界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不是加剧分裂。各国应互为伙伴而非假想敌。 中美关系的前途命运还是在对话合作，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的对美政策没有变化。本周中方根据对等原则要求美方关闭驻成都总领馆，仅是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正当和必要反应，符合外交惯例，也是主权国家的应有权利。我们仍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希望美方能重回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轨。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曾引用美国之父华盛顿的话，“对所有国家恪守信念与公正。与所有国家发展和平与和谐。”今天听来依旧震耳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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