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来自于一些重大的事件。 01 重启经济的一个重点是重启“来来往往”、重启“互联互通” 最突出的两个事件，一个是美国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第二个是新冠病毒向全球蔓延，给全世界人类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 这两个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机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人类的来来往往、互联互通、全球化，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的时候，当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高度依赖来来往往时，发生了一个突发的冲击。一个是通过强加的高关税，让各国的产能带来的贸易流量大幅度下降。一个是病毒的危害导致人群的大规模隔离，国和国、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的正常来往受到阻碍。 这两个事件，其实从反面教育我们，来来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旦受到挫折，会带来经济流量的难以想象的下降，会对经济增长、普通人的生活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在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应该高度重视，在重启经济过程中，把一个重点放在重启“来来往往”，重启“互联互通”。因为“互联互通”对经济的增长有决定性的意义。 02 “来来往往”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白银的收入 如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家庭，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白银的收入。任何财富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他人来往，和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来往。 可以说当代的财富是在来来往往当中生产的。在来来往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节点上，通过这些节点不断向外部辐射，然后构成了一种连接。 今天财富和经济的生产过程，和古代、和早期人类方式有很大的差异。早期一个地方的大多数活动只是在一个狭小特定的范围之内完成。比如一个村庄的农业活动，财富和经济增长都是在本村庄之内完成的，只有极少数一部分力量去赶个集、买卖东西。但是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高速现代化以来，来来往往的水平越来越高。这个道理在于，在来来往往当中，分工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企业，才能择专而精，选择生产它最有效率的东西，然后用所生产的东西，去和其他各方去交换生产资料。 这就是来来往往的经济，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当中要高度重视来来往往的根源。 我们一个地方的政府当然要为本地人民服务。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各个地方的人民，要提高收入，要从事精神文明生产和物质文明生产，就一定要和其他地区来往。 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是为人民、为因为疫情封起来的人民的物质增长和精神需求服务，而且也要为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来往服务，要确保互联互通，确保来来往往，不断提高来来往往的水平。 03 “来来往往”要打大算盘，主动向更远地方开放，提供更多的服务 当然，在来来往往当中都是要打算盘，个人和个人，家庭和家庭，企业和企业，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盘。算盘打得最好的是打大算盘。 什么是大算盘呢？从经验上来看，就是主动给其他地区，其他的人们提供服务，提供得越多，算盘打得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 从长三角的调查来看，洋家乐如果只对德清本地区人们开放，只对湖州人民开放，绝对不可能一个晚上收入达到5000块钱。只有面向上海、杭州、香港，或是更远地方的人们开放，才会有这么高的收入水平，这就是大算盘。 2019年，上海的金融交易总额达到了1933万亿，我们一年的GDP是100万亿，而上海一年的金融成交量就有1933万亿。这肯定不只是给上海人、上海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上海人、上海企业也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反过来，更重要的是，这1933万亿的金融交易总额，不仅仅是上海人民、上海企业的储蓄，这个资金来源于全国各地、方方面面，部分来自于境外。 04 增加“来来往往”的层次、频率、多样性，成为网络节点当中的出类拔萃者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来看，什么叫一个网络当中的重要节点？它就是给别人提供的服务多。中心城市也罢，核心城市也罢，增长极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别人提供的东西多。 我过去讲过很多次，纽约人口才多少？纽约的地盘才多大？曼哈顿城只是60平方公里，可是我们最大的企业——阿里，要跑到纽约去上市。因为纽约能给出那么大的资金量，当然这个资金量不是纽约人的储蓄，是吸收了全球的资金。这个经济规律就是，你越给别人东西多，资源就越往这个地方汇集。 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提招商引资，但是你要想好，招来干什么？招商引资不是招来了关起门来为自己服务，而是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企业可以为更广大的地区、更广大的市场来提供服务，最好是为全球服务。一个地区的产品服务能够提供给更广大的客户，更广阔的市场，你这个地区就越发达，越可能成为网络节点当中的出类拔萃者。 过去我们有很多规划上的用语：城市圈、城市带、一体化，比如我们的长三角一体化。我也想过很久，“长三角一体化”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绝不是说，要把长三角这几个省、市的人搬到一起住，也不是要构造另一个城市圈，另外一个层级、经济圈，经济带，根本就在于增加城市之间的来来往往的层次，增加来来往往的频率，增加来来往往的多样性。 05 在经济政策、经济观念、经济行为当中，减少“来来往往”的障碍和摩擦 从村庄、集市、城镇，再到中心城市，不是由它的行政级别来决定的，而是由它集聚的能量和给其他人提供的服务决定的。你的产品辐射得越远，你的影响力就越大。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不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不是占地面积最广的城市，而是提供的服务、提供的产品最多的城市。其他人得到的服务越多，享受你的产品的范围越宽越好，这就是大算盘。大算盘会在我们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们往往误以为来来往往，司空见惯，没有多大意义。有时候我们看着街上也很难理解，怎么需要这么多车？我这两天在宾馆看窗底下，看这一条河上有多少个桥？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桥？因为现在社会生活高度分工和协作，需要很高投资的基础设施，才能提供这样的来来往往。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经济观念、经济行为当中，减少对来来往往的障碍和摩擦。摩擦系数越高，很多运动就会停止，摩擦系数降低，很多运动就会活跃，经济就会活跃。 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长三角一体化”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个月在我不同的地方做调查，深有体会。到一个省市去，要省码，到地区去，要地区码，到另一个地区又要另外一个地区的码。但是你看上海到杭州，就一个码。不要小看这个便利性，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便利性，会大大刺激经济来往的需求。来来往往当中，思想会激发思想，新的创新会激发新的创新。 这个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不是靠资源投入，而是靠效率，靠专业化，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06 高水平“来来往往”的实质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当然，仅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来来往往，高水平的来来往往，做得不够，还要有更大的发展。现在特朗普政府这么一折腾，我们国内国际都对全球化都觉得打上了一个很重的阴影，全球化还能不能继续，还能不能重启到过去全球化达到的水平，还能不能超过这个水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的观点是，全球化从来都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别之间的全球化；一个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去年5月我访问华为，华为给我的信息非常清晰，是美国政府的少数人在遏制华为，不是美国在遏制华为，尤其不是美国的企业和产业界在遏制华为。你是他的大客户，他为什么要遏制你？它的芯片卖给你，它才能赚钱。遏制华为，是政府少部分人为了追求政治利益、短期的选战利益，或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国家战略的考虑，才设置障碍。 美国的产业界和企业界不是这么想问题的。去年5月他们给的信号是，华为供货商的律师和华为的律师一起来研究怎么越过美国商业部设置的障碍，他们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听凭你关税涨到让生意中断呢？中国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美国总统宣布涨了25%的税，或者涨了75%的税，那我就老老实实给你交，或者就干脆不做这个生意了。 浙江台州一家公司，我从2005年追踪观察到现在。它是做塑料产品的，给世界最大的快餐公司提供塑料制品：刀叉和吸管。长期的商业经验证明，吸管从中国生产，再运到美国去很不划算，所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设了一个厂，招了65个美国工人，副州长就来出席开幕仪式。 不光是福耀玻璃去了美国，从商业角度看，很多中国企业也可以去美国开工厂。你开了工厂，有些利益就一致了，你的就业就在当地了，但是技术、产品、品牌，在中国企业这儿。 我这次来，又打电话问了一下这家公司，他们去年11月份在墨西哥又开了个厂。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收高关税，但你美墨之间是有低关税协定的。中国公司可以到墨西哥边境去生产，然后进到美国市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也设了一个厂，因为快餐配套产品全世界都需要。 美国有那么多跨国公司，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相应多的跨国公司？中国公司只适合在中国作战吗？中国公司不适合在全球布局吗？我们除了为中国人民、中国客户服务，不可以拿我们的好产品和服务为全球消费者、为全球客户服务吗？ 我刚访问了佛山，有一家做塑料高分子材料的企业，过去就看不上日本市场，觉得日本人是在这个领域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但是如果产品进口，就100万、200万美元，生意太小看不上。现在他们打进了日本市场，他们说，不要看那是100万200万美元的市场，这样打进去，对于你产品进入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一个路条。因为日本能接受，证明你的品质达到了一个水平。这是佛山一家制造企业现在的考虑。 还有一个企业，我听到在疫情之中，它的机器制造设备——工作母机，出口到德国。要知道，德国是号称“工作母机之家”的国家。疫情期间他们派了工程师到德国去做服务。这跟当年华为在很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去铺基站的故事是一样的。这是这个时代真正优秀的企业家的战略选择，证明中国企业是可以全球作战、全球布局的。 特朗普政府再胡闹，也不可能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设置高壁垒、高关税，那么做的话美国经济就完了，美国消费者、美国企业、美国产业是不可能答应的，总会要反弹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的产品、服务、信息、商业网络，在更广的全球市场上推出去。 07 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大学现在设置很多障碍，北大的年轻学生都在交换信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交流也可以着眼全球。以色列的4所大学从全球来看是一流水平，荷兰农业大学是世界顶呱呱的。荷兰这个国家，那么小的国土面积，却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荷兰就是靠有技术含量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这个世界很大，不仅仅只有一个美国，而且美国也不仅仅只有美国政府，还包括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企业，所有这些，中国企业都应该尽收眼底。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在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我们要把国内的、国际的、国家之间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谢谢大家！
我很low，但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而我可以为你们找回丢失的工作。就是凭着这样的逻辑，特朗普最终获胜。 美国大选结果还有几个月即将揭晓。大选是双方无所不用其极的过程，除了要努力展示自己的英明政见和高尚品格，还要拼命打击对手，爆料对手的一切丑闻，无论是真的、添油加醋的还是虚构的。就此而言，选举也是一场审丑真人秀。 尽管选民从来不会天真地认为，政客会有高人一等的人格，但四年前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那场竞选，还是在人品方面刷新了认知底线。吊诡的是，尽管政客人格进一步触底，对选举结果来说却显得无所谓。 2016年10月，在选民投票前的一个多月，特朗普在2005年的一段三分钟音频被媒体曝光。当时他坐着巴士去录制《走进好莱坞》的名人秀，路上和主持人比利·布什闲聊，讲述他如何抚摸女性，勾引有夫之妇上床。他还谈到自己“自然而然就会被美女吸引”，“我会开始亲吻她们”，“我都等不及了”，“当你成为明星时，她们会让你这么做，你可以做任何事”，“抓住她们的性器官”。 由于这段录音是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怀上他们的儿子巴伦时录下的，不少人认为它的发布意味着特朗普竞选的结束，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也明显下降。他很紧张，挨个问竞选团队成员，他的支持者中还有多少人会选自己。有人说20%，有人说30%，只有竞选团队CEO史蒂夫·班农说100%，“这是更衣室话题，他们不在乎，他们在乎自己的工作”。 班农立即策划了一个对冲的活动，在一间酒店的总统套房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来四个“受过克林顿强暴的人”出席，特朗普坐在她们中间说：“这四个勇敢女性都要求来到这里，帮助她们是我们的荣幸。” 特朗普还对媒体回应说，音频只是多年前的私人对话，就像朋友在储物室说笑一样，“克林顿曾在高尔夫球场向我说过更差劲的话，比这差得多”。 我很low，但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而我可以为你们找回丢失的工作。就是凭着这样的逻辑，特朗普最终获胜。 经过四年锤炼，如今的特朗普越战越勇。对外，他喜欢冲突争斗，把水搅浑，混淆真相，模糊重点；在共和党内部，他擅长打压清洗，塑造对他的恐惧感并培养“马屁精”政治，“让共和党完全屈服于他”。四年前音频门事件爆发时，他还会脸红，红到脖子，现在即使再有类似事件，他也会应付自如，视若不见。 …… 以上的故事和对特朗普的评价，出自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今年播出的一部大型纪录片《美利坚大分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片子分上下集，各2小时左右。我看了两遍。 第一遍看，看得很绝望。是对政治生态中的人性的绝望。人类的科技不知进化了多少倍，财富不知增长了多少倍，可预期寿命也更长了，但作为认知与情感结合体的世道人心，其进化程度远远落后，有时还会倒退。 第二遍再看，看得很无奈。感到特朗普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是有基础（base）的，社会分裂、阶层断裂、族群撕裂的加剧造就了特朗普。特朗普现象可能会长期存在，而分裂也没有什么好的解药。 我对人类的未来一直是乐观的，但《美利坚大分裂》让我在精神上出现了缺氧，有些呼吸困难。片子给我的最强烈冲击是—— 当人身处一种政治化的情境，从特朗普团队到普通选民，为什么会自动放弃那些天经地义的价值标准？ 为什么他们会把挑边、站队、击垮对手，看得比事实本身和是非曲直更重要？ 为什么为了获胜，有人宁可罔顾真实，制造“真相”，“弃善”而“择恶”？ 如果没有任何可以超越党派、族群、阶层而共同坚守的价值，人类将回到零和博弈的丛林时代，还有什么希望？！ 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需要一个锚。这个锚，有人认为是目标，人因目标与希望而活着；有人认为是价值观，是伦理规范，人与人相处必须“知止”，知道不应该做什么，如此，社会才能维系和延续。 也就是说，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总要追求一些什么，这是积极的角度；同时总要遵守一些什么，这是消极的角度。 我想到《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如果用英文诠释，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那句“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非常贴切。 按一般的理解，“上达”是指达于仁义，达于道，“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日日长进向上；“下达”是指达于财利，达于器，“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污下”，日日沉沦向下。也有学者解释说，君子在大处成功，小人在小事成功。 我很赞同学者赵又春的一个注解，君子的目光总是向着德才居于自己之上的人，小人的目光总是向着自己之下、比自己更差的人。 《美利坚大分裂》让我看得绝望，是因为看到，在今天的党争和竞选中，比的不是“上达”，“下达”“下流”反而是必选项，因为这样才“够真实”，“能和真实的美国人对话”。追求向上的君子则被视为“伪善之人”，在社交媒体的压力下动辄得咎，只好少说为佳，把空间都留给那些不怕吵、不怕闹、不怕骂、不管对错、只担心没有存在感的政客及其支持者。 来看一个案例。 2016年共和党党内竞选提名的电视直播中，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梅根·凯利向特朗普提问，你的一些言论为何不尊重女性？比如称不喜欢的女性为“肥猪”、“狗”、“笨蛋”和“恶心动物”，这不像是总统应有的气质。梅根的提问是以事实为依据、以价值为准绳的，但结果是，她陷入了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身攻击，最后不得不从福克斯电视台离职。 当天的直播一结束，特朗普就对记者说这是不公平的问题（没有向其他候选人提出），凌晨他愤愤不平地在Twitter上发难，声讨梅根。这是特朗普一向的习惯，就是人分两类，“喜欢我的人”和“不喜欢我的人”，不喜欢我的人就是我的敌人。而班农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看到特朗普挑战梅根这样高高在上的强大女性，于是他利用自己控制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找人整理出和梅根相关的20个故事，利用受众的力量“把她从牧群里驱逐”。网上很快充斥着一片“她是下层娘们”、“不要再看福克斯”、“我们要把她的腿砍掉”、“梅根是在男盥洗室乱搞的人”等等，评论多达1.5万条。 因为特朗普代表“民意”，福克斯电视台最终退缩，让梅根离开，完全不管这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正在担心她会有性命之忧。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大局已定后，福克斯更是坚定站在特朗普一边。 “（在梅根事件中）他赢了，这也是未来的一种象征，残酷，分裂，啥都能干。”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句无奈的评价。这是一个缺乏尊重的时代，特朗普假设对方“不仅是政治对手，还是敌人”。 特朗普和支持者们创造了一种“非典型政治”的赤裸裸的超级打法，不仅对手难以招架，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也无地自容，这种打法的核心就是——“下达”比“上达”更有效，粗鄙比条理更可靠，诉诸分裂而不是诉诸团结才能在竞选中获胜。 例如，移民问题是特朗普在竞选时的一大武器。“为什么不说你要造一堵墙？一堵很大的墙，并且你会让墨西哥付款。”这是当时班农团队给特朗普的建议。墙是分裂的象征，但也是简洁有力、一听就能记住的“助记”手段。跟随这样的建议，特朗普在每一站竞选大会上都重复一样的说辞，“我不是说移民都不是好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罪犯、贩毒者、强奸犯……”台下一片欢呼。他越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渲染，收视率就越高，以至于各大电视台紧跟他的行踪，他还没有走上舞台就开始直播。希拉里得到的镜头和他无法相比。 班农就像一枚能穿透一切的穿甲弹，他帮助特朗普粉碎他想粉碎的任何东西。 回过头再来看看奥巴马的境遇。他是这部纪录片上集的主角。 奥巴马是怀着“把个人的故事嵌入美国的故事”的念头踏上竞选之路的。他在民主党提名大会的演讲中说，“我在这个讲台上出现，似乎不太可能。我的父亲是个外国留学生，在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出生长大”。他希望成为从白人美国到更加多元化、国际化的美国这一变化的象征，所以他的诉求是，“没有自由派美国和保守派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黑人美国、白人美国、拉丁裔美国、亚裔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奥巴马2008年11月胜选后，立即面对着双重挑战。 一是共和党担心成为“永久少数派”，开始对他“全场紧逼”，试图挫败他的每一个希望，特别是全民医改方案。 二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平民和草根阶层要求严惩华尔街的银行家，但财政部长盖特纳等认为，此时惩罚银行将导致经济更糟，他建议奥巴马“不要太追求政治意图的效果”。谨慎的奥巴马放了华尔街一马，但这让他在阶层民众中失分，认为“富人搞砸了事情却让普通人分担”，在他们失去工作被抛弃时，奥巴马却“站在有钱人一边而忘了他们”。 奥巴马八年执政始终都要面对的一大困扰，是被社交媒体强化的社会分裂。Twitter和Facebook为缺乏通道的普通人提供了发言便利，也为虚构事实、以偏概全、把谎言说成真理提供了“新政治武器”。社交媒体上的赢家往往是那些说的最多、最敢说、说的最极端最吸引眼球的人。 2008年大选时和麦凯恩搭档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就是此中高手，她被认为是政客中最早娴熟运用社交媒体的人。虽然“麦凯恩+佩林”组合在竞选中失败，但佩林却建立起了“真实美国人”的人设。她说“我不是常设政治机构成员”，她就事论事，接地气，不高调，讲话不修饰，善于利用民众的牢骚向精英造反。她从互联网上东捡一点西捡一点东西，不管是不是事实，哪怕撒谎也无所谓，但往往能制造出极为强烈的概念效果。 奥巴马推动全民医改时，佩林在Facebook上发帖抨击，“我们不仅说不，而且说绝不”。（We’re saying not just no， but hell no！）她第一个把奥巴马的医改方案称为“death panel”（死亡陪审组），这个词组风行一时，佩林利用民众对大政府通过医改掌控人们的生死大权的怀疑，在网上发起了大量反对活动。 和佩林这样的政治网红类似，著名DJ出身的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格林贝克更是“造反的催化剂”，他在电视上长期歇斯底里地攻击奥巴马，在脱口秀上经常说出“奥巴马正在试图控制你的生活”、“他有一个A或者Y秘密计划”、“他对白人或白人文化有深刻仇恨”等充满攻击性的言语。 对奥巴马最可笑的质疑是怀疑这位美国总统不是美国人。这就是所谓“出生纸事件”。特朗普用他一贯的听起来非常朴素的语调一次次很认真地在电视上说，奥巴马可能不是美国人，他没有出生在美国，为什么他不出示出生证明？逼得奥巴马在白宫出示他1961年8月4日在夏威夷卡皮欧拉尼医院出生的证明。在历史上，没有一位白人总统被要求出示过出生纸。但在这种毫无依据的猜测被夏威夷州政府出具的文书证伪后，民调显示依然有40%的美国人还在怀疑奥巴马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在这种针对总统的种族主义猜忌中，特朗普站在最前沿，表现的如鱼得水。 社会的分裂让奥巴马倍感无力，“他们（指共和党）会对任何事情说同意吗？”（Can they say yes to anything？）同时也让奥巴马在评论种族事件时倍加小心，因为那“只会刺激反对我的力量”。 在奥巴马任内，美国发生过多次黑人遭遇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他的表态都小心翼翼，刻意维持“我是美国总统而不是美国黑人总统”的基调。他担心自己过于明确地表态后，会招致难以预料的麻烦，比如白人主义者会说：“黑人正在占领世界，为什么黑人杀白人会被忽略？” 奥巴马的这种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他刚上任时的一桩案件的影响。那是2009年7月16日，一位名叫亨利·路易斯·盖茨的非洲裔哈佛大学教授晚上回家，未能顺利打开自家的门，在警方查验身份时发生争执被捕。盖茨指责负责此案的警察詹姆斯·克劳利有种族偏见。奥巴马称警方“行为愚蠢”，但在警察中引起争议，认为总统不应该在一桩普通案件中发表看法，这会使警方今后因为有所顾忌而难以对有色人种进行执法，甚至可能使原本已经改善的种族关系重新恶化。媒体调查也显示，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公开对地方警察的执法发表措辞严厉的评论是不妥的。 盖茨事件后，奥巴马在涉及“黑白”问题上变得无比小心，尽量少说。直到2015年6月，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发生了一名白人枪手在晚间袭击一座黑人教堂，枪杀9人后逃逸的事件。目击者称，这名枪手说他杀人“只因他们是黑人”。 在总统任期已接近尾声之时，奥巴马终于跳出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牢笼，有了真情彻底流露的一刻。他内心带着“黑人替我挨枪”的创痛，亲自来到查尔斯顿，出席黑人教堂枪击案死者之一、黑人牧师兼州参议员平克尼的葬礼，并哼唱出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的歌词。5000多民众报以掌声，纷纷起立，一起合唱——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 |奥巴马演唱《Amazing Grace》 “上帝让我们看到曾经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种恩泽，一切都会改变。”奥巴马在悼念致辞中说。 发自真心，也很无奈，现实如此，无法改变，只能寄望上帝的恩泽。 看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挺奥巴马、怼特朗普的人。其实这并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只是想表达《美利坚大分裂》带给我的深深的悲哀和悲凉，借此反思当今世界的政治与社会生态。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曾被视为“实现美国政治的最高期望的人”，但事实上，他的八年几乎没有实现什么自己的期望。他上任之初豪言壮语中对团结的承诺几乎都破灭了。 而特朗普，这个非传统、反建制的政治人物，以“让感到委屈的人有个去处”为诉求，以“我是你们生气的化身，一旦选我，我会帮助你们消除路障”为旗帜，以“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打破既得利益者的统治为口号，风云一时，意外胜选，但最终也只不过是在制造更多沼泽，催生新的既得利益格局。美国的断层线依然严峻。 我在第二遍看《美利坚大分裂》的时候，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尽管特朗普身上有极其鲜明的功利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特征，很粗糙，但他并不傻，他其实很聪明，装傻充愣只是他的面具。他的很多说法和做法看似鲁莽，其实都是选择的结果。他在刻意制造一种效果，以符合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要为白人失业者打抱不平、要为美国这个国家打抱不平的人设。在对社会分裂的挖掘中，他选择成为一部分民众的共同命运的代言人，成为某种既已存在且不断上升的反现实、反建制、反精英情绪的代言人。 “君子上达”，暗含的意思是奋斗到社会上层的都是君子，都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捍卫者。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在不少草根阶层看来，很多“上达者”都是牢固的既得利益者，所谓大家要共同遵守的“秩序”不过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精心设计的。比如法治，对一个能用重金请得起大律师为之辩护的人来说，法治确实是好东西，可以帮他们减轻和逃脱一般人脱不了的惩罚，但这种“程序正义”真的就是正义吗？ 此外，教育，医疗，就业，金融，社会保障，林林总总，在现有的价值标准及其实现程序的背后，有多少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打着公平合理的旗号天天在发生？ 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不少国家、地区、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受的伤害大于收益。资本和供应链在全球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流行病、走私、贩毒、电信诈骗等等也在全球化。草根阶层向上发展的流动性通道越来越窄，新的平等诉求在不断挑战自由的秩序。这是“反建制主义”兴起的背景。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所有这些潮流或逆流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特朗普的很多做法令人不耻，但如他所言，“华盛顿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如果穿透那些“密室政治”，又有多少经得起阳光照耀？ 作为商人的特朗普，作为电视真人秀明星的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到底哪个是更真实的自己，可能他本人无法确切地知道。通过《美利坚大分裂》，唯一能看得清楚的，是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找到了利用国家分歧释放愤怒的路径，他因分裂和愤怒而当选，不是为了弥合，就是为了当选。 这篇文章写的并不明亮。好在政治并不是社会的全部。 为了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让我引用米歇尔·奥巴马那篇著名演讲中的几句话—— “我们努力地引导我们的孩子，鼓励她们不去在意别人对她们的爸爸的国籍或信念的质疑。我们坚持让她们相信，电视上那些公共人物说出来的满带恨意的话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真正的精神。我们向她们解释，有些人可能残忍而霸道，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堕落到与他们一样。绝不可以，我们的信条是，当别人往道德的低处走时，我们要继续向高处前行。 “就算当我们苦苦挣扎的时候，也要回报这个社会，因为总有人的生活比你还艰难。我们没吃他们的苦，是因为上帝眷顾。 “当危机到来时，我们绝不分崩离析。我们互相倾听，相互扶持，因为团结才会让我们更加强大。 “曾有世世代代的人遭受着压迫和束缚，被奴役的耻辱和被隔离的痛苦。但是他们始终怀揣着希望，不息地抗争，所以今天的我才能每天在由奴隶建造的白宫里醒来，看着我的女儿们，两个美丽聪敏的黑皮肤少女，与狗狗们在白宫的草坪上嬉戏。” 人性之中，始终存有无法克服的心魔，但也有善良的天使，永远闪烁。 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人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人性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走出沉沦？在下周的“大视野”中，我会和大家继续探讨。
6月29日消息，今日，在线教育平台作业帮宣布完成E轮7.5亿美元融资。据作业帮透露，此次融资由方源资本、Tiger Global领投，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软银愿景基金一期、天图投资、襄禾资本等新老股东跟投。泰合资本继续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作业帮创始人、CEO侯建彬发布全员信表示，中国在线教育加速发展，但产品和服务品质始终是核心。本次融资后，作业帮将继续对课程服务、产品研发进行持续投入，为用户不断创造学习价值，同时将加大对新模式、新业务的探索。 方源资本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唐葵表示，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在线教育和作业帮的发展前景。作业帮在教研和技术上持续投入，已经成为中国在线教育的领军企业。我们很高兴成为作业帮的股东，希望协助公司实现下一阶段的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作业帮创立于2015年，最近一轮融资发生在2018年11月，软银愿景基金一期投资D+轮5亿美元。据作业帮官方介绍显示，其是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的K12在线教育平台，致力于用科技手段助力教育普惠，解决教育领域“痛点”，旗下有作业帮、作业帮直播课、作业帮口算等多款教育产品；旗下产品总日活用户超5000万，月活用户超1.7亿，累计激活用户超8亿。 以下为侯建彬致员工邮件全文： 敬畏教育、成就用户――写在作业帮E轮融资之际 各位作业帮的伙伴们， 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公司刚刚完成7.5亿美元E轮融资。新融资由方源资本和Tiger Global领投，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软银愿景基金一期、天图投资、襄禾资本等新老股东跟投。在线教育这个需要长期和耐心的赛道上，我们又有了更多同路人。 这背后，有用户的信任，有伙伴们的努力，更有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机会： 未来10年，有超过9000万人将陆续走进大学校园，更有超过1.5亿人将先后步入社会职场。文明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个体融入其中的门槛就越高。帮助更多人融入社会并成就自我，正是教育行业的责任。这也是时代对我们的召唤。 近2亿K12学生家庭中，宽带普及率早已超过90%，智能设备无处不在，5G应用也指日可待。如何利用技术提升学习效率，是在线教育的使命。这也是时代对我们的馈赠。 今天，我们已经覆盖超5000万日活用户，单季服务超130万正价直播课学员，研发超过200个品类优质课程体系，在全国11个城市拥有超过1.7万名小伙伴。这些，以及更多同路人的加入，正是过去五年我们投身时代、不断奋进的结果。 在线教育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普惠。在此之前，整个教培体系从不缺乏优秀的老师和优质的内容，缺乏的是把这些资源放大、迁移、匹配的便捷管道。而今天，我们正有幸建设这样的基础管道。作业帮先后在超过8亿台智能设备上被激活，每月连接超过1.7亿用户，这一积累构成了这个管道最底层的能力。今天，我们已经有超过50%的直播课学员来自非一二线城市，初步显示出我们管道的普惠能力，这让我们欣慰。这个比例还会越来越高。 在线教育的最大挑战，还是在于效果。因为人的时间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单位时间内的用户习得。这背后涉及内容、师资、服务、功能，以及技术如何在其中穿针引线。过去五年整个行业都有了长足进步，双师直播、小组互动、出镜批改等新形式一直在丰富课堂体验。但这些还不够。随着规模的增长，不同地域、年龄、水平的用户不断涌入，在线教育的形式及品质，仍然需要不断探索和革新。在学习效果的追逐上，我们永远不能自满。 这次融资以及历次融资，就像是驶过一个个加油站。这之后，我们将有机会跑得更远更稳更快。而如何前行，和以往并无不同，也无捷径可通，唯一要做的依然是：敬畏教育、成就用户，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做出每一个选择。孩子们求知向上的渴望，正如你我当年。面对他们，我们不能有半点松懈和怠慢。我们要始终把用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保持专注，不断精进。这也是指引我们一路走来的不二法门。 这么多伙伴选择和我们一路同行，我们对未来会更坚定；我们对未来更坚定，我们对当下就更从容。
Photo by Resi Kling@unsplash自三月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高校陆续作出停学或全部转向网课的通知，随着疫情发展，国际航空一票难求、官方的包机运力有限；住所问题、机票问题，让近160万中国海外留学人员陷入纠结。回，还是不回？怎么回？留学生们和他们的家庭被迫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选择、寻找回国途径。焦虑，牵挂，权衡，还有无限期的等待，解决问题……留学生群体，在这场全球危机之下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考验。如今，部分留学生已安然回家，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海外。这 100 多天里，一千个家庭即有一千种故事，App采访到三个关于“回家”的故事，希望关照危机下的个体命运、逆境中的中国孩子。感谢每一个人对我们的讲述，故事各有不同，相同的是爱与成长。故事一：“100多天里，孩子成长了，心态也更包容。”受访人：Jane妈，留美学生母亲（Jane 15岁，在洛杉矶就读美高）6月14日，孩子终于结束隔离，从杭州独自搭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家里。我正给她做凉皮儿。都说“家国天下”，我们真是每一样全占上了，没有一样儿不占。孩子在这 100 天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但坦白说，我们家的经历算不上“曲折”，孩子算是几十万人中的幸运儿。直到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仍在想办法到处找票。Jane告诉我，她们坐的包机在杭州入境，一落地就看到机场拉起的横幅「欢迎海外学子安全回家」，心里很触动，觉得特别温暖。但因为当时还穿着防护服，甚至没来得及拍照。说到Jane回国的历程，我其实很心酸呢。留学生入境后按要求隔离，Jane居住的隔离酒店（照片由受访人提供）我们最早知道美国疫情爆发是在3月8号至10号左右，Jane第一时间告诉了我，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了新闻。Jane学校即将放春假，在3月13日就通知停课，全部改为网课。不过我们没在第一时间急着回国。一方面，疫情早期阶段，安检等各个环节上手段应该还不够齐备，当时美国回来的航班以及出现了不少病例，那时孩子手里只有口罩，万一防护不周，旅途风险太高；另一方面，回国后要上网课，肯定要倒时差来学习，太辛苦。根据国内抗疫经验，居家隔离是最安全的嘛，我就让孩子安心居家，假期后再回国。我们商量订了5月24日的机票，机票已经涨价、直飞航线也没了，只订到了先飞旧金山再转机回北京的。万万没想到，这趟机票被取消了。接下来只能继续与孩子分隔两地。4月16日，大使馆开始登记包机回国的问卷（3月底4月初中国驻美、驻英大使馆组织小留学生包机回国，App注），我们设定了5月21日的时间来申请。在等待过程中，听到的都是各种航班取消的消息，让我们无所适从。5月14日，美国时间晚上8:00多吧，洛杉矶领事馆工作人员给Jane打来电话问，“包机回国走不走？” 当时我们正在视频中，立刻做出决定：回！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煎熬。先是等5月19日的一批，到武汉航班，没排上；然后5月25日洛杉矶到南昌的，也没排上；后来大使馆通知我们有希望排上5月30日洛杉矶飞杭州的机票，但直到5月27日都没进一步通知。大家一直在等。最终，这趟航班改到了6月1日。提前两天，Jane 终于收到了国航发来的购票问卷，确认、付款，付款只开放30分钟！我们第一时间完成购票。我个人觉得，大使馆的排队周期是相对公平的。不过留学生确实太多，等待比较漫长。此外，有些留学生在美国习惯于“不接陌生来电”，所以不少孩子没接到电话，导致错失了申请包机的机会。在所有等待过程中，我们准备的护目镜等防护用品也寄到了孩子手上。回顾过去100天，几乎每天都跟Jane视频交流，每天3-6个小时视频，各种找话题聊，也会在微信上互相晒午饭吃什么；有时候我工作要开电话会，Jane就在视频的那一头听着。最让我担心的并不是买票。整个过程中，我最焦虑和担心的几天，其实是Jane和她 Home Stay 的住家女主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起因是关于到底要不要额外多交一部分租金，Jane 提出了异议。后来双方沟通进行不下去，Jane最郁闷的时候，我在北京这边远程支持她，可以说是和住家斗智斗勇。后来，Jane自己尝试通过邮件与Home Stay的中介服务机构投诉、沟通，自己解决了问题。我数了一下，先后反复六次的往返函件，一次又一次的沟通，最终Jane心里很平静，等待中介的处理结果。结果是，中介给我打来电话，表示站在我们这一方，并且通知我们，未来这个住家家庭要从当地 Home Stay 机构名单中除名了。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讲，她尽管处于弱势，但在这一次处理冲突的时候，她英文邮件的交涉，有理有据有节，让我很惊喜。她甚至还说过，“往后应该多学习学习当地的法律，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了。”我觉得，这次冲突对她而言是一次成长的机会。过去在国内，在我们父母身边，交流简单，直来直去，不用很多的去考量“怎么表达”，但在一个文化不同的国家，就要有很多的变通了。事实上，每一个留学生都很难。只要孩子走出了家门，每个人都很难，很多问题都需要独自去面对。无论是学业上的，还是和当地人在生活方面的沟通，再加上文化冲突下的一些问题，要如何处理，都需要孩子自己来解决和面对。作为家长，更多是劝她用一种包容的心态去接纳。毕竟是我们到对方的国土上求学，很多事情的“兼容性”，需要自己去探索和尝试。再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难免有冲突，对周围打交道的人要保有尊重和真诚，“能让则让”。故事二：回家的机票，痛心的价格受访人：Jessica，22岁 多伦多大学商科大四学生5月23日，我终于登上了东方航空公司从多伦多飞往上海的航班。除了行李，当然还有标配：N-95口罩、手套和防护衣。据我观察，飞机上座率约75%。刷票2个多月后，登上东航多伦多飞往上海的航班，拍下辛苦得来的登机卡，留作纪念。中国民航局3月26日宣布开始执行“五个一”（一航司一国一线、一周一班）的新规，还规定客座率最高不能超过75%。按这个估计，每月仅有4000多人左右可以从加拿大回国。而我读书的多伦多大学，就有1.1万多名中国留学生了，而加拿大应该总共有接近20多万中国留学生......所以现有航班的载客量是十分有限的。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加拿大抗疫了，确实很多同学会羡慕我。疫情早期那会儿，我自己还没有归心似箭，但爸妈在3月初就开始焦虑万分。爸爸在国内订票，我自己也开始在网上刷机票。3月31日，买到了第一张机票，东航的商务舱，是正常价格买到；后来改签到4月份，这时的机票已经涨到40000多了......我在网上买机票的花费，一度超过了支付宝的上限。最后我自己预定的四张票中，一趟南航从多伦多到广州的航班停飞了；而东航的，4月和5月的两班铁定飞不了，成了空票。我甚至考虑过从台北转机回国，但后来发现由于疫情无法转机，不得不放弃。这中间，爸妈还帮我订到一张4月8日的机票，但这张票经过票贩子手里，价格已成了12万！恰好赶上我学校的最后一门考试，所以不得不退了票。事实上，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也组织了“包机”回国，一周一班。不过主要是给“确有”困难的人员，比如在加拿大没有医保但从国内带的药物已经吃完的老年人、公派访问学者或者未成年留学生。中国公民可以在使领馆登记，然后外交官根据紧急程度进行排序，之后把名单提供给航空公司。使馆不参与航空公司的运营，机票价格和商业航班相同。就在我回国前一周，公寓楼里出现一例疑似新冠病例，正在隔离中。我担心离开前被感染，认真做好了防护。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按要求做了核酸检测，再按要求隔离两周。所幸，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隔离结束后，终于被爸爸接回家。关于机票，一位航空公司的朋友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位本科毕业的男生连续好几天出现在机场，他拉着行李，等待最后一分钟没有露面的乘客空出来的座位。终于有一天，飞机起飞前30分钟，有位乘客没出现，机组人员通过男生预留的3个电话号码联系，都无人接听；联系他国内父母，也不知本人行踪。等到最终联系上本人，他却说“不飞了”，因为这张“捡漏”来的机票价格高达7万一张！怅然中，这位男生拉着行李离开了机场。关于未来也很不确定。多伦多大学已通知我们，预计9月份继续上网课。但我自己的情况是，已经签约了今年5月到明年5月的公寓，但恐怕，9月份很难再回到学校了。曾有位中国留学生6月下旬在加拿大海关申请入境时被拒。据他称，当时海关官员说：“所有学校都在上网课，你回来做什么？” 今年学校的毕业典礼也改到了网上举行，有点遗憾。不过，乌云的银边是我毕业典礼后可以吃到杭州的外卖了，多伦多的饭菜实在太乏味了。故事三：回不了国，我选择在英国抗疫受访人：郑东，23岁，英国卡迪夫大学在读原本计划，6月末，我将回国接上父母重新返回英国威尔士，带他们来逛一逛；交完毕业论文后，再和同学一起去西班牙完成毕业旅行，给自己的留学生活圆满地画上句点。之后9月回国找工作，开启人生下一个阶段......一切都值得期待。不过，所有完美的计划都被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拦截，打碎。现实是：没机会带父母来英国参观、没有毕业旅行，就连我能否顺利回国都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叫郑东，23岁，英国卡迪夫大学在读，今年9月即将毕业。回顾之前，为这趟留学我筹备了两年。我来英国留学的理由很纯粹，想提升自己的学历和竞争力，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开阔自己的眼界。我成长在普通家庭，战线拉长两年也是为了让家里有时间筹备一些钱。我就读的是商学院，一年学费是20950英镑（约18万元人民币）。留学日常过得朴素，并非大众对留学生的刻板印象那般安逸奢侈，事实上我身边很多同学也都很省吃俭用。从国内疫情爆发到威尔士疫情爆发，我一直都在持续关注，心被揪着。飘在异国他乡，我们其实压力更大，甚至处于弱势一端。身边有很多同学尝试买回国的机票，有些人机票被退掉7次、有些人遇到假黄牛被诈骗、有些机票翻了8倍你依旧抢不到。看新闻说，那时国内医疗资源也很紧张，对我来说风险最大的是回国旅途中被感染。那时英国并没有执行严格的防护措施，途中的聚集都是有风险的。按当时的预估，只要回去就很可能回不来了，万一回不来学业只能终止......我不希望我的留学生涯意外夭折，所以，“到底回不回”我必须慎重选择。权衡之下，我选择留在原地。这是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个体命运在大环境下的无力，我只能被动地迎接变化然后谨慎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自此，我开始了在英国的抗疫隔离生活。3月23日开始，英国威尔士正式进入封城状态。大批商店禁止营业，超市虽然正常开放，但是限流限购，出口和入口一次只能允许一名顾客出入，单件商品一次购买不得超过三样。亚马逊上的防护用品全部被抢空，街道上人流大范围减少。学校开始正式停课，全部改为线上教学。好在学生公寓允许我们继续住下去，不过活动范围只限于自己的宿舍，公寓所有的公共区域全部关闭，自习室、游戏室等全部关闭了。由于一部分学生已经办了退房，整栋公寓变得安静又冷清。以前楼下的8个大型垃圾桶一天就会被填得满满当当，但如今一周才勉强被塞满四个。英国政府不会明确限制我们的出行，但只允许去公园运动、采购生活必需品或参加必要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公寓，但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比如不能乘坐火车。3月初在这里封城前，我和朋友一起坐火车去伦敦办毕业旅行的签证。考虑火车上人流密集，我们都戴了口罩。当时，整节车厢的人几乎都盯着我们几个戴口罩的学生，气氛很怪。那种来自四面八方紧盯的注视追随着我们移动的脚步，仿佛我们是患有重病的外星人......而如今，很明显，街上戴口罩的英国人大范围增多。实际上疫情3月份在英国大范围爆发的时候我已经有“经验”了，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时候，其实是在1、2月份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当时，每天浏览国内新闻，每天担心自己家人“中招”，担心家里老人买不到食物，从焦虑、担心已经过渡到“创伤后应激障碍”了。从武汉封城开始，我在英国就开始有意识的囤积防护物资了。郑东在墙上贴的小字条，不同字条上面分别写着：“洗手！” “今天开心了吗？”在公寓自我隔离期间，我学会了下厨，自己做料理，辣椒炒香干、鸡肉土豆都可以很快炒出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很煎熬，异国他乡独自一人，如果内心不够强大的话，会陷入深深的恐惧中。我会帮助身边同学做点心理疏导，舒缓他们的焦虑，帮他们出主意，劝他们更理性的对待疫情。我们还建了一个“留守群”，里面都是来威尔士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大家在群里互相加油打气，也随时分享彼此的心情，把个人情绪释放出来，能缓解恐惧和焦虑。为了冲淡恐惧，分散注意力，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动物森友会”游戏群，彼此交流玩法，及时分享大头菜的价格。郑东和同学们给街边没有防护用品的流浪汉发的“口罩包”，每袋中有3个口罩英国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看到街上的流浪汉没有任何防护用品，决定和同学一起做些什么。我们买100个口罩发给了一些老人、流浪汉等弱势群体。我们在口罩包上贴上了中国和英国的国旗，并写着 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在国外疫情爆发后，网络上有很多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我们想作为中国人做一些什么。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看到市中心的流浪汉全部都戴上了口罩，知道是中国人做的，那一刻觉得特别开心，很值。最近我在关注一些国内的工作机会，但实际上作用不大。身边有朋友已经通过线上面试拿到offer，但因为无法及时到岗被换掉了。以前我更依赖父母，好像除了学业不需要操心什么。经历这次疫情，我变得更加独立，内心也更加强大。现在最迫切希望生活回到正轨，按时上课、所有的商店都开门营业、我可以尽快去理个头发、顺利毕业、早日回国和家人团聚。我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回到平常的样子，但我知道那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日常。一切看似都相似，但一切又都有所不同。（本文讲述均为真实故事，受访者皆为化名）
在过去的一年，B站万粉以上，UP主的增长速度是82%，接近一倍。 6月26日，哔哩哔哩（简称B站）迎来了第十一个年头。今年，B站十一年周年的活动沿用了去年演讲的形式，并将舞台搬到了线上。B站董事长兼CEO陈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UP主“机智的党妹”、歌手周深和歌手腾格尔等嘉宾上台演讲，分享了各自与B站的故事。同时，B站副董事长兼COO李旎也公布了B站在公益教育领域的最新动作。 在当晚的演讲中，陈睿主要回应了关于“B站变了”的相关争议。他从数据角度指出，B站月活用户已达1.72亿，是五年前的10倍。而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仍高达87分钟。UP主的数量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月均活跃UP主数量达180万，与此同时，内容质量越来越高，用户给UP主创作点赞同比增长164%。 但同时，他表示过去三年，B站新增用户的平均年龄均为21岁，B站主流的用户仍然是年轻人。虽然B站的内容品类在越变越多，但是核心内容的优势并没有随着品类的变多而稀释，反而在不断的增强。比如番剧动画的观看人数同比增长87%；UP主创作的二次元类ACG的内容，播放数同比增长108%。 陈睿提出了B站的三个使命：构建一个属于用户的社区，一个用户感受美好的社区；为创作者搭建一个舞台，让优秀的创作者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让中国原创的动画、游戏受到全世界范围的欢迎。 陈睿表示，B站一直遵守尊重创作者，创作优先，内容品质优先的原则，“我们坚持的是让优质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流量。我们从UP主的运营方法，到我们内容推荐的智能推荐手段，我们都是为优质的内容服务，我们都是看用户给这个内容的点赞、投币、正反馈，来判定这个内容是否优质，而不是这个内容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点击。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让优质的内容得到更多的流量，优质的UP主才会越变越多，而优质的UP主越变越多，它能够产生更多的好内容，自然平台的流量一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长期的信念，也是在我们这样的坚持下，我们70%的流量其实都是分配给中小UP主，甚至是不知名的UP主。” 据陈睿介绍，在整个B站的内容生态里，成长最快的其实也是新兴UP主。在过去的一年，B站万粉以上，UP主的增长速度是82%，接近一倍。
精彩观点： 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步伐，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要比大家预测的要长。 虽然降息、无限量的释放流动性，这些措施的效果对于股市是有利的，但对整个经济的复苏所起的作用仍非常有限。政策没有办法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 存量经济的结构性分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和区域经济的分化、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新旧动能转换的分化、企业的分化。 关注人口和货币净流入区域的投资机会。浙江的人口净流入量超过广东，成为整个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浙江的经济体量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五位左右。广东是第一位，其人口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 资产配置方面看好黄金、房地产、利率债的投资价值。结构性分化之下，股市的投资风险会越来越大，要做到“抓大放小”。 6月23日上午，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发表主旨演讲《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存量改革与投资机会》，针对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分化现象，以及后疫情阶段的存量改革与结构性投资机会分享最新观点。 以下为李迅雷演讲实录：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存量改革与投资机会，整体内容分4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步伐。这次疫情从1月末突然暴发，到现在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时间。截至目前，可以说中国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整个东亚(控制的)也还可以，但是欧美地区就呈现急速蔓延的趋势。虽然到现在为止，欧洲的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美国的R0(传播系数)也降到0.9，但美国的疫情仍然处在平台期，还没有显著的下行。此外，像拉美、印度等地又相继暴发，这些地区目前基本处在失控的状态。所以以此来判断的话，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要比大家预测的要长，尤其像拉美、非洲、印度这些情势失控且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疫情继续蔓延的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实际上，即使没有疫情，全球贸易也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其增速要低于GDP的增速。而疫情的到来则使得全球经济停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通过数据来看，我们5月份的外贸出口出现了负增长，向德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应对疫情，我们采取的手段还是有限的。欧洲、美国、日本，都是通过降低利率水平或者采取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现在的利率已经处在历史低位了，像欧盟、日本的利率本身就是负的，美国利率经过两次的调整之后，现在也是零利率。目前稳经济所采取的大规模放水措施，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比如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率估计会达到15%以上，二战后最高。 虽然降息、无限量的释放流动性，这些措施的效果对于股市是有利的，但我认为，其对整个经济的复苏所起的作用仍非常有限。二战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扩大，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极度分化的趋势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由黑人反歧视运动引发的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甚至“打砸抢”事件，背后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分化、贫富差距的分化、居民财富收入的分化。比如1%的人拥有50%的财富，这种社会必然导致不平衡。 我们看到历史上每一次美国的暴乱都与低利率相关，每当利率不断下行或者处在历史低位的时候，就发生了暴动。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下行触发了利率的下调和失业率的上升，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的反感情绪。所以全球经济原本的衰退曲线是比较平缓的，而疫情的到来改变了衰退曲线的斜率，政府采取各种政策的目的是让陡峭的斜率再平缓一些，但是政策没有办法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 那么全球经济从二战以来已经经历了75年的迅猛发展，每个阶段都拥有一个领跑者，起初是美国，后来是日本，现在则是中国。但是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速也在放缓，那么下一个领跑者是谁呢？有人寄希望于印度来领跑，但是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1/5，其经济增速比现在的中国还要缓慢。因此在当下全球经济没有“热点”(领跑者)，且全球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经济衰退恐怕还是难以避免。所以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可能会步入一个低增长、高震荡的阶段，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地缘政治的冲突等等可能成为将来的一个常态。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压力。 第二部分我想讲的是，中国越来越明显的存量经济特征。我们看这张图体现出我们的经济增速目标在过去10年中的每一年都在下调，2020年我们没有提及GDP增长目标，这是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但是拉长时间轴来看，为什么过去十年的GDP目标在不断下调呢？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显现出来了。所以增量的部分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这也就是我所讲的，中国的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 存量经济与增量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存量经济的特征是“此消彼长”，而增量经济的特征是各行业欣欣向荣、大小企业都有盈利空间。 存量经济更多体现在结构性分化方面，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分化是人口和区域经济的分化。当中国经济步入到减速阶段的时候，对应的就是人口的老龄化。经济增速的下滑也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体现为一种数学现象，即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对分母的影响自然在变小，这是为什么增速会放缓；其二则源自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在不断的上升，当经济减速之后，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有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而是会出现地域分化与不均衡。所以总体来看，人口是往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2019年的显著特点是浙江的人口净流入量超过广东，成为整个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浙江的经济体量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五位左右。广东是第一位，其人口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 为什么浙江的人口流量那么大呢？显然它的经济的亮点更多，投资机会更多，新兴产业发展更快。我们看到杭州的人口也超过了深圳，这体现的趋势就是人口正在往浙江和长江三角洲一带流动。同时，深圳排名第二，说明第二个人口流入大方向是往珠江三角洲流动。 那么哪些地方的人口在流出呢？总体来讲是“三北”，东北、西北、华北。所以经济的此消彼长是非常明显的，将来经济的发展的重心也会随着存量经济下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的城镇化率的上升的速度也在下降。过去城镇化的进程每年大概要增加1.4个百分点，现在则已经降到了1个百分点，在今后几年可能还会继续降低。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在逐步的减少，由于人口的老龄化，流动人口数量也在减少，从2012年到现在八年时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净减少了2800多万。所以我们不要给予城镇化过高的期望，与此相对应的是要关注“大城市化”，更多的人口往大城市流动，往省会城市、经济发达的这些热门城市流动。所以中国城镇化率增长幅度放缓，但是大城市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这也与我们的人口分化和区域分化是相关的。 第二个分化是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这一方面是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因为这种分化对于我们的消费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整体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处于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是个好现象。 但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举个例子，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是29%，而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只有19%，差距进一步扩大。这表现在我们的消费领域就是，奢侈品的消费非常火爆，但是我们整个社会零售品的消费增速却在逐年下降。放眼长期则会带来经济动能的下降。因为中国经济也步入到消费主导的阶段，消费的主体是中等收入的人群。如果说人们的收入增速放缓的话，消费也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 比如整个汽车行业的销量是在下降的，但是豪华车的销量却保持正增长。我们疫情期间，欧美奢侈品消费总额降低了20-30%，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上升了30-50%，这也就表明了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消费领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扭曲。 第三个分化，我认为是好的分化，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分化。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猛，传统产业增速放缓。增速最大的还是信息传输和软件，增长了18.4%。 反观我们的房地产行业去年增长了3%，包括像建筑业等等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的增长区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传统产业增速的下降，会带来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虽然新兴产业也可以解决就业，但是两个群体的人数相比是不对称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GDP上升一个百分点，我们的就业可以增加200多万；但如果GDP下行1个百分点，我们的失业会增加300多万，因为失业的是传统产业，新增的就业往往来自新兴产业，所以产业分化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第四个分化是企业的分化，产业往头部集中，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的提升。 比如大家多数所熟知的家电行业，三大巨头的市场份额在明显上升，格力、美的、海尔。房地产领域也是如此，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这对提高企业的效率是有好处的，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提高了，而中小微企业对于就业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总体来讲，分化是存量经济下的一个特征，分化导致了优胜劣汰，也提升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对我们就业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实际上，西方社会的分化早就发生且体现在了资本市场上。 我统计了过去11年当中，也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中美股市的表现差异。美股以纳斯达克为例，截至目前达斯达克已经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了，现在剩下的是2800家上市公司，这2800家上市公司在过去11年当中的涨幅的中位数只有33%，非常之低。但涨幅最大的前10%的股票也就280家上市公司，它的平均涨幅达到了19.6倍，接近20倍。而这些股票所占的市值要占到整个纳斯达克的总市值的50%。 这就是典型的28现象，中国的未来股市也是这样，涨的股票是少数，但是它们市值大、权重大，对指数的带动作用会非常明显。未来股指上涨是必然的，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股票都会涨，可能绝大部分股票都涨不了，甚至还会下跌。 第三部分要讲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前面提到了存量经济下的分化有弊有利，从应对方法来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 而在投资方面，我们怎么来配置资产？首先我还是看好黄金这个避险工具。在过去50年间，黄金的涨幅是领先于其他类的资产。黄金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货币的超发，尤其是美元超发，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的涨幅就明显的加大。美元的含金量在过去50年间平均缩水了97%，而其他货币又较美元平均贬值90%。 黄金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作为避险工具来应对经济衰退，来应对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下降，此外黄金天然是货币，具备投资功能，其他货币泛滥之后黄金虽然也上涨，但是它的上涨幅度远不及货币的超发的幅度。 第二类看好的资产是大家都普遍关注的房地产。很多人都在问未来货币的超发以及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会陆续的不断的宽松，我们应对贬值是不是可以配置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中国已经出现了四大分化，房价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与我国人口的流向和货币的流向是相关的。 所以我认为无论房地产也好，还是股市也好，它更多的是表现为结构性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的话，政策覆盖了全国的所有的土地，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区域，但是不可能每个区域都会发展得非常好，而是分化的。 过去我们喊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大范围的振兴，比如说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一体化，比如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然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等。我想这些是政策上追求平衡，但现实却不平衡的。 既然现实中不平衡，我们则要追求投资的精神。比如在长三角地区，我前面也讲到浙江是发展最快、人口流入最多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杭州湾的湾区；珠三角整体发展也很快，但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地方是粤港澳湾区，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这些城市人口是净流入的，而那些广东省的其他那些城市，尤其在粤西、粤北的人口都是净流出的。如果要配置房地产的话，要配置未来5年到10年人口净流入的地方，或者是资金净流入的地方，或者是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的地方。 现在投资应该从面找到线，接下来的话要从线找到点，找到哪些点是值得投资的，因为分化是必然的。像美国也存在“铁锈地带”，经济往热点城市集中的特征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进入到一个存量经济时代，分化时代一定要精准投资。 第三类资产配置我看好利率债，虽然近期利率债的价格再次出现了下调，主要原因是大家对于宽信用的预期，认为利率降不了多少。不过在我看来利率还会继续降低，因为经济还在往下走，全球大衰退的局面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利率债这类资产是值得配置的。 股票市场方面，我们要看的更加长远。我也多次提过股市是结构性机会，不可能迎来一个全面普涨的大牛市。A股的退市率只有美国1/10，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值，而接下来会有一批股票退市，因此投资风险也在加大。所以要关注到好的行业，尤其是那些新兴的有前景的行业，要加大配置力度；同时要抓住头部投资机会，简单来说就是抓大放小。 过去我们看好小市值的股票，因为认为小市值股票有壳资源，在注册制之后退市率会上升，“壳”会越来越不值钱。A股总体会与欧美市场越来越接轨，大市值股票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总结来说，寻找投资机会要具备三大思路，第一要明确产业发展的趋势、方向；第二要理清政策导向，即政策在主张、提倡、支持什么；第三要关注企业的分化机会。在这个分化的时代，改革在同步推进，结构在转型，我们的资产配置也要顺应这样的趋势。 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中国证监会 近日，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就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中美跨境监管合作问题坦诚地谈了他的看法。 易会满指出，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上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出台和落实金融改革开放举措。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放缓，还会继续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是适应全球金融市场开放和风险防范的必然选择。其中，开展联合检查是国际审计监管合作的通行路径和普遍做法。“只要美方真正愿意解决问题，完全能找到审计监管合作路径。”易会满表示。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易会满表示，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借鉴全球最佳实践，充分考虑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这个中国市场结构特点，积极向前推动，做到“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下一步将全面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外部干扰和风险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财新记者：瑞幸咖啡造假事件曝光以来，境内外对中概股都十分关注，担心有关问题无法解决，中概股会被迫从美国摘牌。中国证监会对此如何看？ 易会满：企业跨境上市是资本全球化环境下的“共赢”选择。中概股选择赴美上市，本是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功能发挥的重要体现，对进一步丰富当地市场资产选择和提高全球投资者投资收益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是件“多赢”的好事。 近期出现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完全不能代表全部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在“后疫情”时期，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的环境下，各主要金融市场可能共同面临“资产荒”的局面，对优质上市资源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美国一些政治势力逼迫中概股退市，必然引发“双输”或“多输”的结果，这既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相信也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华尔街不愿看到的。 资本是逐利的，也是最聪明的。相信美国有关方面会珍惜纽约对优质资产和全球投资者的集聚作用和吸引力；国际投资者会根据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需要，作出明智选择；相关在美上市公司也会审时度势，根据自身情况作出妥善应对。 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持续发展都要依靠全球发行人和投资者的信任。国际金融中心是在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优越的金融生态，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全球投资者对投资环境和上市企业投资价值的信任和认可。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其持续发展还要依靠全球发行人和投资者的信任。 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统计，截至2020年4月底，纽交所2152家上市公司中有507家是外国公司，占比23.6%；纳斯达克3141家上市公司中有457家外国公司，占比14.5%。据美国财政部相关统计数据测算,2019年底美国金融市场上境外投资者持有股票市值的占比约为25%。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结构也与美国市场特点大体类似。 财新记者：目前如何能推进有效的跨境监管合作呢？ 易会满：中国证监会高度重视跨境监管合作，始终坚持开放合作态度。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各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共同职责。在跨境证券监管合作领域，我们坚持尊重国际惯例、体现相互尊重、开展有效沟通、寻求互信共赢的基本原则。 多年来，中国证监会与美国证监会（SEC）、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保持积极沟通，也有不少成功合作的案例。尽管目前美国政治层面出现了一些杂音，中国证监会仍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美国监管同行的合作。在共同查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我们的原则是认真履行跨境监管合作义务，按照国际组织的多边执法合作安排对外提供执法协助，共同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理解并尊重美国资本市场“宽进严管”的监管理念，针对瑞幸咖啡等个别跨境上市公司出现的监管问题，我们认为加强跨境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最近，美国SEC前主席阿瑟•利维特( Arthur Levitt)就专门撰文，建议加强中美跨境监管合作，他的观点我们非常赞成。 财新记者：审计工作底稿是中美审计监管合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市场长期关注的热点。中方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向美方提供会计底稿？ 易会满：中方从未禁止或阻止相关会计事务所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审计工作底稿。我们理解，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实质是，审计工作底稿这类信息应通过监管合作渠道来交换，并符合安全保密的相关规定。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已向美国SEC和 PCAOB提供了14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仅2019年就向SEC提供了3家。长期以来，我们与美国 PCAOB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努力寻求审计监管合作的有效路径。从2012年 PCAOB入境观察，到2017年我们协助 PCAOB对一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试点检查，双方尝试了许多办法，试点期间也向PCAOB提供了若干审计项目的工作底稿，应该说当时合作还是比较顺畅的。 财新记者：美方与全球其他不少国家签有监管合作协议，这方面中美之间有什么国际惯例可以借鉴吗？ 易会满：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磨合，我们认为，按照国际惯例开展“联合检查”应当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我们希望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沿着这个方向与美方继续推进合作。 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向PCAOB明确表示同意就“联合检查”方式开展磋商，并多次主动向 PCAOB提出具体方案建议，但美方至今未予积极反馈。 我想，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下，PCAOB可能面临一些压力。那么，下一步推进双方合作的关键就是，美国方面是否真正想解决问题。我们随时欢迎 PCAOB与我们坐下来谈。我们认为，双方的合作的基础大于分歧，只要从解决问题的目标出发，以专业方式开展平等磋商，就一定能够找到令双方满意和适当的合作路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通过合作来解决分歧。 财新记者：提供审计工作底稿，就能一举解决跨境监管中的各种违法问题了吗？ 易会满：打击国际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联合检查和审计工作底稿当然很重要，但这些只是跨境监管合作一个重要环节或载体。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充分沟通协作建立监管者之间高度的相互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缺乏信任与合作，解决不了有效打击财务造假的问题。 现在，跨境监管合作中很多专业问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政治化了。我想，在专业监管方面中美首先要建立起互信，要向市场传递这方面的信心。我始终认为，在当前法律法规条件下，合作没有障碍，我们也完全可以找到合作路径，只要美方愿意坐下来谈，分歧一定能解决。 财新记者：对于想要回归A股市场的中概股公司，目前路径是否畅通？对于不能满足境内上市条件的中概股是否可以允许他们在新三板挂牌？ 易会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都有自己的一套上市标准和条件。近期，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的公告》，沪深交易所也针对红筹企业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分别发布了相应的监管安排和信息披露指引。从目前在美上市公司的情况看，有一些不一定能够满足境内的上市条件。 做企业总归要有一个盈利模式。靠着烧钱、讲故事、炒题材，没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长期亏损，不适合上市。这是各方监管共识。 财新记者：财务造假的中概股在海外败坏的是中国企业的名声。对此有何评价？ 易会满：这些行为是资本市场的“毒瘤”，也是中外监管机构共同打击的对象。我们应该加强监管合作，共同肃清害群之马，使造假者得到应有的惩处。选择去美国和香港等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企业，上市流程本身高度市场化，无需在中国监管部门经过任何前置程序，我们监管部门事前很难知道哪些企业去海外上市了，很多时候是事后才看到。海外投资者在买卖这类企业股票的时候，应该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情况，并把这些因素纳入到股票的风险定价中。即便如此，我们仍将和上市地监管机关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财新记者：对英国伦敦市场可以有什么新的期待？ 易会满：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当地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国际投资机构在全球有一定影响力。脱欧之后，英国也会更加注重发展这方面的实力，以继续保持伦敦金融城全球吸引力。 英国十分重视中英金融合作，在推动“沪伦通”发展方面态度十分积极。“沪伦通”下的跨境上市公司都是已经在本地上市、经过市场检验的公司，相信对于上市公司质量，投资者可以相对比较放心，沪伦通目前运行比较平稳。 当然，在“沪伦通”机制下，也同样有跨境监管合作的问题。企业在不同市场跨境上市，就要符合上市地公开发行、信息披露等监管要求，这必然需要监管部门之间密切合作。我们与英国监管部门有多年良好合作的经验，随着双方市场合作的深入，我们将在监管信息交换、信息披露、审计监管合作等多方面与英方加强合作。 财新记者：在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关系紧张局势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整体节奏和步伐会受到影响吗？ 易会满：中国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2018年4月博鳌论坛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代表金融业宣布了多项对外开放措施。其中，涉及中国证监会职责的5项行业和市场开放措施已经全部落实，包括放宽证券、基金、期货业外资股比到51%，开通沪伦通，扩大沪深港通额度等。 2019年陆家嘴论坛期间，我代表中国证监会宣布了9项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其中6项举措已经落地实施，涉及外资机构“一参一控”、股东资质要求、基金托管资格和全面推开H股“全流通”、增加期货特定品种等；其余3项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QFII/RQFIL新规即将颁布，交易所债券市场开放也将加快推进。 在市场和产品开放领域，QFII/RQFIL额度限制已全部取消，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期货国际化品种范围不断拓展，风险管理工具日益丰富。受今年疫情和经济环境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而A股市场韧性明显增强，沪深港通运行基本平稳，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的态势，这充分体现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的信心和信任。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仅没有因疫情和中美摩擦等因素而放缓，反而不断加快。我们提前取消了期货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承诺顺利落地。截至目前，已有瑞银、野村、摩根大通等6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批。这是金融业开放的一个核心内容，即外资证券、基金和期货公司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上与境内机构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在全面实现国民待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坚信，扩大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既是优化市场生态，提升行业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共同应对当前全球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我们真诚地欢迎境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来华投资展业。 财新记者：尽管以北向资金为代表的外资近期不断呈现“净流入”态势，但外资持股占A股总市值的比例较低，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资持股比例。对此，中国证监会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何进一步举措？ 易会满：中国证监会将坚定不移继续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一是持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这既包括我们正在推进的资本市场自身的多项改革，也包括对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等制度的完善。二是不断深化全方位国际合作。进一步优化沪深港通机制，不断丰富内地和香港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进一步完善沪伦通，拓宽跨境ETF互通机制，加强中欧金融合作；同时全面推进监管改善和风险防范，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跨境监管协调协作和信息数据共享，做到“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确保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行。 吸引外资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经济基础市场空间和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外资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信心，就会来投资。对于外资反映的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交易结算制度、风险管理工具和交易习惯等方面，我们会根据整个市场情况和发展阶段，充分考虑外资的诉求，逐步推进完善。 财新记者：缺乏有效风险管理工具是外资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证监会是否会授权境外机构从事或研发包含A股指数的风险对冲产品？ 易会满：完善风险管理工具，丰富在岸和离岸的风险管理工具是中国证监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要符合当前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和特征，要建立配套的监管手段和风险管控能力。只有如此，这些风险管理工具的推出才会比较平稳。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全球最佳实践，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特征，比如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的现实。数据显示，当前A股1.6亿投资者中，90%以上是账户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散户投资者，而且这种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如果衍生品步子走得太快，我们担心会带来风险，甚至是系统性风险。因此风险管理工具中的期货产品、衍生产品只能审慎地稳步往前推进，中国证监会也在努力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与其他各方利益中寻求平衡点。 对于成熟资本市场来说，完善的多空机制对于市场自动寻求平衡非常重要，今后的发展趋势肯定是要推出相关风险管理工具，但当前情况下，“稳”即是“进”。 财新记者：从“引进来”看，当前金融业对外资机构基本实现了国民待遇，但中资机构“走出去”仍然困难重重，至今尚未有中国的机构在美国获得承销牌照，你分析原因何在？ 易会满：中资机构到美国展业表面看上去没有任何门槛，但实际监管要求很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负责监管的“婆婆”更多，有的属于美国证监会管，还有的属于美联储监管。我们国内有的有实力的证券机构跟银行有一定关系，到了美国之后会被当成是“银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来看待，必须遵守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由美联储进行监管，包括业务牌照的审批发放与信息的报备与披露，监管门槛相当高，这也是至今国际化业务做的比较好的国内券商很难拿到美国承销牌照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也一直在跟美方商谈。银行实际并未参与这些券商的管理，两者是非常独立的。我们希望美联储等监管部门能够充分考虑这些实际情况，支持中国证券机构在美展业。此前美联储也有在这方面给予豁免的一些先例。我们还将积极推动此事。 财新记者：最近香港的境遇让人为未来担忧，甚至有人担心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终将被取代，你怎么看？ 易会满：过去四十年，香港在内地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香港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国两制”制度环境，背靠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 香港首先是承载全球信任的国际金融中心。截至2020年4月末，香港193家银行中就有137家来自境外，其中美资、英资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份额占比合计达到34%。香港165家保险公司中，有70家为境外机构。全球前一百家大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中，有超过七成在港开展业务，摩根士丹利、高盛、JP摩根、UBS、贝莱德、富达、领航等全球著名的投资银行、资管机构均在港设有地区总部或重要分支机构。全球前二十大保险公司中，英国保诚、加拿大宏利等15家均在港开展业务。 香港又是富有中国元素的国际金融中心。截至目前，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内地公司(包括H股和大小红筹公司)数量占比超过50%，市值占比超过70%。 应该看到，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更是世界的香港。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这个新时代。建设好、发展好和维护好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符合全球利益，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中国证监会将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两地在市场、机构、产品等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外部干扰和风险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香港与沪深交易所的竞争？ 易会满：我们认为，适度竞争是有利于发展、创新的。如果只有一家交易所，服务质量肯定上不去。内地和香港的三家证券交易所客观上会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合作还是主流，沪深港通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每个交易所的特点不一样，企业愿意选择哪个交易所上市，最终是一个市场化的选择。三家交易所提供了多地、多元的选择，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作为监管者也乐见其成，尊重市场选择。 财新记者：当前香港有一些政治问题需要解决，这令市场担心香港资本市场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应对之策是要加快发展国内资本市场，还是要对香港进行政策性倾斜，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稳固和提升？ 易会满：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今后其独特的功能也需要继续发挥好。香港金融中心和内地的上海、深圳是互相促进的，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我们全力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 财新记者：怎样能坚定香港投资者的信心？ 易会满：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内地。如果他们仍然看重内地这一巨大市场、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有信心的话，资本是逐利的，哪里有机会就会到哪里去。对此，不容怀疑。 财新记者：惩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配套修订的法律有哪些？ 易会满：中国证监会将认真落实刘鹤副总理提出的“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坚持零容忍、强制度、严打击的原则。财务造假是资本市场体内的毒瘤，中国证监会始终对此绝不姑息，严厉打击。近期集中力量查办了康得新（002450.SZ）、康美药业（600518.SH）等一批市场高度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起到了震慑作用。 在加强打击造假的法治化建设方面，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已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大幅增加了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中国《会计法》对会计审计业务作出了严格要求，正在修订中的《刑法》也将大幅提高财务造假犯罪行为的量刑力度。 财新记者：对于欺诈发行的上市公司实控人顶格罚款从60万提高至2000万，是否会有效震慑市场违法违规？ 易会满：治理财务造假行政罚款多少不是最主要的，后续的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构成了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更为重要。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资本市场不法行为者，一怕坐牢，二怕被大众投资者诉讼索赔。中国证监会将和有关方面一起行动，一方面抓紧推进中国特色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落地，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作用，既让投资者得到补偿，又能有效避免滥诉；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刑法修订，大幅提高证券期货犯罪的刑期上限和罚金标准，让违法犯罪者承担应有的责任。 当前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话，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小投资者损失，这要比对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只是罚款的效果更好。当前我们的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是“默示加入”原则，这也就意味着财务造假要面临着众多中小投资者民事赔偿。今年会有几个投资者诉讼的案例出来，我们相信，会形成良好的市场示范和震慑效应。 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形成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互相支持的立体、有机体系，对造假者形成有效震慑，显著改善市场的生态，保障我国资本市场沿着法治诚信的道路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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