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我们提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成为业内广为采用的经典分析框架，人口人才是区域经济和各行各业兴衰的根基。我们在前期系列报告中提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逻辑，指出人口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人才价值日益凸显，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以期准确把握人才流动趋势。 摘要 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智联招聘拥有约2亿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约630万；其中85%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14.6%。在求职者中，约四成为流动的跨城求职者。人才求职和跨城求职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性，高峰均在春节后的3月。从性别看，2019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60%，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4%，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2%为本科及以上，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37%，高学历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作年限看，流动人才中46%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总体的44%，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资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5%月收入超6000元，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0%，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1%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 榜单概览：上海连续3年成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为衡量不同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海归人才流入占比的加权结果。其中，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力，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和海归人才流入占比反映城市对年轻高学历人才和海归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从结果看，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自2017年起连续三年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2019年应届生和海归人才流向北上深广的比重分别占比24.5%、28.7%，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北上广深的比重20.2%，应届生和海归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2）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人才流出。分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8%、-2.4%、-0.2%、-3.2%，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西部持续流出但有所收窄，东北持续流出且幅度扩大。分线城市看，2019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7%、1.1%、1.8%、-0.3%，2018年分别为-0.9%、4.9%、-0.3%、-2.3%；结合近4年数据观察，一线因京沪控人持续流出，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14%、13%、7%、7%，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0%、2.8%、-4.0%、0.0%、-0.5%，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受北京控人影响人才净流出，成渝和长江中游基本平衡。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1）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持续为负且降幅扩大，主因北京严控人口、疏解产业，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北京流向上海、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上海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持续净流入但逐渐下降，主因上海控制人口及产业转移；深圳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4%、0.2%，主因深圳活力强、人才政策吸引力大；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广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持续稳定净流入，主因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杭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始终为正且比较稳定，主因南京发展速度较快且2018年“宁聚计划”实施吸引人才；重庆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2018年由负转正主因信息技术产业等发展吸引人才；武汉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2017年由负转正，主因2017年“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 风险提示：样本偏差；简历投递与实际人才流动可能存在一定出入 目录 1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 2 榜单浏览：上海持续3年成为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1 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 2.2 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聚集、京津冀人才流出 3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 3.1 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 3.2 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 正文 1 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但当前能够反映人才流动的数据缺乏。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比例分别在2011、2013年见顶，标志着过去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消逝，中国亟需转向人才红利。并且，从人口自然增长趋势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随后进入负增长。在此背景下，2017年以来全国约100城先后掀起 “抢人大战”，既是抢年轻人口更是抢人才。一般可通过官方常住人口数据分析人口流动，但反映人才流动的数据缺乏，特别是在非普查年份。为此，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以期准确把握人才流动态势。 数据说明及特征：智联招聘拥有约2亿个人注册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含登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630万，其中，求职人才即当年有简历投递行为的用户中约85%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14.6%（2015年小普查数据）；在求职人才中，约四成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投向城市不同的流动人才。人才求职和跨城求职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性，求职高峰一般在春节后的3月，2019年3月求职人数和流动人数占比分别为11.3%、13.1%，2018年分别为12.1%、12.3%。 1）从性别看，2019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60%，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4%，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智联招聘平台求职人才中男女比例为54：46，其中流动人才男女比例为60：40，说明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54：46、64：36，2019年流动人才的性别比例更加平衡。 2）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2019年求职人才中18-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岁及以上分别占比30.2%、34.5%、20.5%、8.8%、3.4%、2.6%；流动人才中各年龄段人才分别占比30.7%、34.1%、19.6%、8.8%、3.7%、3.1%，求职人才和流动人才的年龄结构较为吻合，18-35岁分别占比85.1%、84.4%，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86.1%、78.6%，2019年流动人才更加集中于18-35岁。 3）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2%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7%，表明高学历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求职人才中初中及以下、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2.5%、13.0%、38.4%、41.5%、4.7%，其中流动人才各学历分别占比为2.1%、10.4%、36.8%、45.0%、5.7%，流动人才中本科、研究生学历比重均高于整体水平，2019年流动人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0.7%、较求职整体的46.2%高出4.5个百分点，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50.5%、47.5%，说明本科及以上的求职者职场竞争力较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4）从工作年限看，流动人才中46%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总体的44%，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求职人才中工作年限为1年及以下、1-3年、3-5年、5-10年、10-20年、20年以上分别占3.1%、21.1%、19.4%、30.3%、22.3%、3.8%，流动人才中各工作年限人才分别占比3.3%、23.0%、19.3%、28.2%、21.9%、4.3%，其中工作5年以下的分别占比43.6%、45.7%，说明部分职场新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愿景尚有较大不确定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39.3%、40.4%，2019年流动人才更加集中于5年及以下。 5）从工资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5%月收入超6000元，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0%，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求职人才中月收入4000元及以下、4001-6000元、6001-8000元、8001-10000元、10001-15000元、15000元以上分别占比29.3%、30.8%、17.2%、9.4%、8.0%、5.3%，流动人才中各收入人才分别占比26.4%、28.8%、18.1%、10.6%、9.6%、6.5%，其中6000元以上的分别占比39.9%、44.8%，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39.9%、45.8%，说明收入更高的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6）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1%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2019年求职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是IT|通信|电子|互联网、房地产|建筑业、生产|加工|制造，分别占比19.4%、14.9%、13.9%，合计占比48.3%；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也是上述三个行业，分别占比19.0%、17.5%、14.8%，合计占比51.4%，说明流动人才分布更加集中，且流动人才在房地产|建筑业的分布远高于求职人才。从二级行业分布来看，2019年求职人才最多的前五行业分别是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互联网/电子商务、教育/培训/院校、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酒店/餐饮，合计占比33.7%；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五行业则略有不同，第四和第五名分别是加工制造（原料加工/模具）、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合计占比34.7%。 2 榜单概览：上海持续3年成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 从人才吸引力指数观察，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连续三年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为衡量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海归人才流入占比的加权结果。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人才净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力。其中，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不在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该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为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其他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指现居住地和简历投向地不一致的人才。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应届生流动人才/应届生流动人才总量，海归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海归流动人才/海归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城市对年轻高学历人才和海归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从结果看，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的上海市人才吸引力指数2017年由第二名升至第一名，随后三年持续第一；由于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人才政策吸引力强，2016-2019年深圳排名第3、3、3、2位；北京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排名为第1、2、2、3位，有所下降；广州则始终为第4位；杭州因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连续四年稳居第5；南京为第6、6、7、6名；成都2019年为第7名且近三年较为稳定；济南2019年为第8名，比2018年的第14名有所上升；苏州为第7、8、9、9，较为稳定；天津为第8、10、12、10名。2019年前50强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33、6、8、3个；一二三四线分别有4、32、14、0个，分别占一二三四线城市数量的100%、91%、17%、0%；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有12、7、5、2、3个。 2019年应届生、海归将简历投向北上深广的比重分别占比24.5%、28.7%，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北上广深的整体比重20.2%，应届生和海归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集聚。从应届生看，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前四名分别是北上深广，合计占比24.5%，高于北上深广的人才流入占比20.2%；应届生人才流入前十城市还有成都、杭州、郑州、南京、西安、天津，前十合计占比45.2%，高于前十城市的人才流入占比36.1%，意味着和流动人才相比，应届生人才更加向一二线城市集聚。和2018年相比，2019年流入北京、武汉、成都的应届生占比分别下降0.5%、0.5%、0.4%，流入济南、深圳的应届生占比分别上升0.3%、0.2%。从海归看，海归人才流入占比前四名分别是北上深广，合计占比28.7%，高于北上广深人才流入占比的20.2%；海归人才流入前十城市还有杭州、成都、南京、天津、苏州、青岛，前十合计占比44.6%，高于前十城市的人才流入占比35.5%，意味着和流动人才相比，海归人才也更加向一二线城市集聚，尤其是向一线城市集聚。和2018年相比，流入北京、成都的海归人才占比分别下降0.9%、0.3%，流入东莞、深圳、长沙、无锡的人才分别上升0.3%、0.2%、0.2%、0.2%。 2.2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人才流出 人才净流入占比是人才吸引力指数的核心指标，等于（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 1）分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8%、-2.4%、-0.2%、-3.2%，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西部持续流出但有所收窄，东北持续流出且幅度扩大。全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不含三沙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分别有87、80、95、34个。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2016-2019年东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4.2%、63.2%、60.8%、61.6%，均超六成但稍有下降，意味着全国流动人才超6成向东部集聚；中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而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西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和流出占比均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0%、5.9%、5.3%、5.3%，逐年下降，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8.2%、8.2%、8.3%、8.5%，逐年上升。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东部分别为7.8%、6.2%、5.7%、5.8%，虽略有下降但仍维持较高水平；中部分别为-4.0%、-3.2%、-2.4%、-2.4%，虽逐年上升但人才仍然净流出；西部分别为-1.6%、-0.7%、-0.3%、-0.2%，人才净流出但逐年上升至基本平衡状态；东北分别为-2.2%、-2.3%、-3.0%、-3.2%，人才净流出且幅度扩大。 2）分线城市看，2019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7%、1.1%、1.8%、-0.3%，2018年分别为-0.9%、4.9%、-0.3%、-2.3%，结合近4年数据观察，一线因京沪控人持续流出，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我们把全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二线城市35个，三线城市81个，四线城市176个（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呈下降趋势，人才流出占比基本稳定；二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44.9%、46.3%、47.9%、46.4%，呈上升趋势且约半数人才流入二线城市，人才流出占比基本稳定；三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0.5%、19.3%、18.6%、20.8%，2019年上升较为明显，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四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12.2%、11.6%、11.6%、12.6%，2019年上升较为明显，人才流出占比呈下降趋势。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一线分别为0.8%、-0.5%、-0.9%、-2.7%，受京沪控人影响一线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开始由正转负；二线分别为0.6%、3.2%、3.6%、1.1%，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分别为0.4%、-0.3%、-0.3%、1.8%，较为平衡；四线分别为-1.8%、-2.5%、-2.3%、-0.3%，人才持续净流出。 3）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0%、2.8%、-4.0%、0.0%、-0.5%，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受北京控人影响人才净流出，成渝和长江中游基本平衡。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长三角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均呈下降趋势，2019年分别为22.6%、17.6%；珠三角人才流入占比较为稳定，人才流出占比分别逐年微降，2019年分别为13.9%、11.1%；京津冀2016-2019年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14.3%、16.2%、17.0%、17.3%，逐年上升；成渝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均较为稳定；长江中游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2016-2019年分别有64.6%、64.7%、64.5%、63.1%的人才流入五大城市群，均超6成。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长三角分别为4.7%、4.6%、4.6%、5.0%，人才净流入且占比高于其他城市群，人才大量向长三角集聚；珠三角分别为1.7%、2.0%、2.2%、2.8%，人才净流入且逐年上升；京津冀分别为-0.4%、-1.9%、-2.9%、-4.0%，人才净流出且流出规模逐渐扩大，主要受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大幅下降影响；成渝分别为-0.7%、-0.2%、0.3%、0.0%，流入流出基本平衡；长江中游分别为-1.3%、-1.0%、-0.3%、-0.5%，流入流出基本平衡。 3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 从重点城市看，我们选取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重庆、天津、杭州）作为观察对象，并根据一二线城市对其划分进行具体分析（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5月报告《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排名：2019》）。 3.1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 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四个一线城市北上深广分别为-3.9%、0.5%、0.2%、0.6%，广州最高、北京最低。从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的趋势变化看，北京、上海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而逐年下降，分别从-0.7%、1.3%降至-3.9%、0.5%；广州逐年上升、深圳呈上升趋势，分别从0.3%、-0.2%升至0.6%、0.2%，主要因为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大学生数量全国最多，深圳经济发展速度快且人才吸引政策力度大。 1）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持续为负且降幅扩大，主因北京严控人口、疏解产业；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北京流向上海、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北京常住人口增量逐年下滑，2011-2018年从57万降至-17万，2019年缩窄至-1万，2017-2019年连续3年为负，2016-201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始终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6-2019年北京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7.2%、7.3%、7.1%、6.3%，但人才流出占比持续攀升，分别达7.9%、9.6%、9.9%、10.2%，北京的人才流入和人才流出均居全国城市首位，但流出逐年攀升、流出明显大于流入，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从来源看，2019年人才向北京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天津、郑州、深圳、廊坊、石家庄、西安、成都、沈阳、武汉，合计占比达44.7%。其中，京津冀城市有3个，合计占比达15.6%。人才流入北京主要因为北京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GDP规模达到3.5万亿，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二，同时13个行业中北京有8个的薪酬位于所有城市之首。从去向看，北京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天津、深圳、成都、廊坊、济南、杭州、广州、石家庄、西安，合计占比达42.5%。其中，流出北京的人才中7.7%流向上海，流出上海的人才中13.1%流向北京，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北京流向上海和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流出北京的人才增多主要因为北京控制人口、疏解产业。2013年北京开始严控人口，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北京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2020年及之后北京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根据北京市发改委，截至2019年底，北京市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2.28万件；2014-2019年北京市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759家，疏解提升市场631个、物流中心122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2018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累计减少489家。2019年北京流出人才的29.7%来源于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深圳外的其他8个重点城市，也高于北京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23.4%。 2）上海：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持续净流入但逐渐下降，主因上海控制人口及产业转移。2011-2019年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放缓，增量从44万降至4万，其中有两年为负。2016-2019年上海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3%、6.1%、5.6%、5.2%，持续下降，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4.9%、4.9%、4.7%、4.8%，流入大于流出，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从来源看，人才向上海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苏州、深圳、青岛、杭州、南京、合肥、郑州、成都、武汉，合计占比达48.1%，显著高于2018年前十来源地的45.7%，上海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北京占比15.1%，而长三角城市有4个、合计占比16.3%。人才流入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上海GDP规模达到3.8万亿、位列全国城市第一。2019年上海流入人才中9.9%流向商业服务，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13个行业中上海有4个薪酬位列第一、8个位列第二，其中商业服务位列第一。从去向看，上海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杭州、苏州、深圳、南京、广州、合肥、成都、郑州、无锡，合计占比达51.6%。其中，长三角城市有5个，合计占比达25.9%，长三角城市对上海的人才有分流作用。人才流出上海主要因为上海控制人口规模和产业转移，2016年上海“十三五规划”及《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15-2040）》均要求2020年及之后上海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8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减少1666家。2019年上海流出人才的7.6%、7.4%来源于服务业和金融业，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也高于上海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4.4%、5.7%。 3）深圳：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4%、0.2%，主因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才政策有吸引力；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2015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从2014年的15万大幅上升至60万，2015-2018年平均增量为56万。2016-2019年深圳人才流入占比基本稳定在4.9%左右，分别为4.8%、5.1%、5.0%、4.7%，但人才流出占比呈下降趋势，分别为5.0%、4.9%、4.6%、4.6%。从来源看，人才向深圳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广州、北京、天津、东莞、上海、成都、长沙、武汉、惠州、佛山，合计占比达52.8%，高于2018年前十来源地的50.4%，深圳的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珠三角城市有4个，占比22.9%；流入深圳的人才中13.1%来自广州，流入广州的人才中17.4%来自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来源城市的第1位。人才流入深圳主要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和人才政策有吸引力。2019年深圳GDP增速6.7%，高于全国平均的6.1%，也高于北京和上海的6.1%、6.0%；2016-2019年深圳平均GDP增速为8.0%，高于广州、北京、上海的7.0%、6.6%、6.6%。深圳还拥有华为、腾讯、平安等众多著名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吸引大量人才。深圳的落户政策逐渐放宽，且补贴幅度较大，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2016年深圳将全日制本科生、硕士、博士的租房相关补贴从6000、9000、12000元分别提高至15000、25000、30000元，2017年落户门槛放宽至35岁以下专科学历人才，对新引进的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分别给予300万、200万、160万的奖励。从去向看，深圳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广州、东莞、上海、北京、惠州、佛山、长沙、杭州、武汉、成都，合计占比达53.9%，低于2018年前十去向地的56.4%，深圳人才流向的方向更加分散。其中，广州占比达15.0%，珠三角城市有4所，合计占比32.3%，深圳和珠三角地区人才流动频繁；流出深圳的人才中15.0%流向广州，流出广州的人才中18.6%流向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 4）广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人才净流入且持续稳定增长，主因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广州常住人口增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2019年从4万升至40万。2016-2019年广州人才流入占比基本稳定在4.2%左右，分别为4.2%、4.3%、4.2%、3.9%，2019年略有下降，人才流出占比持续下降，分别为3.9%、3.8%、3.6%、3.3%，流入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逐年上升。从来源看，人才向广州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北京、佛山、东莞、上海、长沙、成都、武汉、珠海、郑州，人才流入占比合计达50.8%。其中，深圳占比17.4%，珠三角城市有4个，合计占比29.6%。人才流入广州主要因为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较低。2019年广州GDP增速为6.8%，高于北京、上海、深圳的6.1%、6.0%、6.7%。广州的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根据英国经济分析智囊机构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在全球133个城市样本中，上海与深圳排名并列第25位，北京、广州分别排名49、68位；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7.8、21.5、23.8、14.8年，广州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9年广州流入人才的13.3%、5.3%流入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以及服务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从去向看，广州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佛山、东莞、北京、上海、珠海、杭州、中山、惠州、长沙，人才流出占比合计达57.2%。其中，深圳和佛山占比分别为18.6%、12.1%，珠三角城市有6个，合计占比44.9%，与北京13.6%的人才流向京津冀都市圈、上海25.9%的人才流向长三角都市圈和深圳32.3%的人才流向珠三角都市圈相比，广州人才流向珠三角都市圈城市的比重显著更高。一方面是因为珠三角多为粤语城市、文化相近，另一方面是广州高校数量较多，广东省人才为求学向广州集聚，毕业后从广州回流至省内其他城市。根据教育部数据，广州普通高校数、211高校数分别为37、6所，分别排名第5、6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广州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为108.6万人、位列全国第一。 3.2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 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6个重点二线城市杭宁渝汉津蓉分别为1.4%、0.9%、0.3%、0.1%、-0.1%、-0.7%，杭州最高、成都最低。从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变化看，杭州从0.8%逐年升至1.4%，因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且薪酬相对较高；南京、重庆、武汉呈上升趋势，分别从0.8%、-0.1%、-0.3%升至0.9%、0.3%、0.1%，南京经济增速在十城中排名第一且2018年实施“宁聚计划”吸引人才，重庆的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武汉2017年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留住人才；天津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从0.2%降至-0.1%，主要因为发展速度放缓且薪资水平在十城中倒数第一，成都在-0.3%至-0.8%区间波动，主要由于薪资水平相对较低。 1）杭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2013-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从4万逐渐增至55万，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杭州排名全国第一。2016-2019年杭州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0%、3.3%、3.3%、3.4%，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2%、2.3%、2.1%、2.0%，人才流入明显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逐年攀升，2018-2019年居全国之首。从来源看，人才向杭州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合肥、宁波、郑州、南京、广州、苏州、成都，合计占比达46.6%，明显高于2018年杭州人才前十来源地的44.0%，杭州的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上升。其中，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人才合计占比23.6%，杭州发展所需人才主要在一线城市中，杭州也具有从一线城市抢夺人才的能力。且杭州前十来源地有5个来自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25.1%。人才流入杭州主要是因为产业发展迅速，尤其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行业发展较快。根据杭州市统计局，2019年杭州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增长15.1%，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14.6%，均高于杭州GDP增速6.8%。2019年杭州流入人才28.8%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其中，12.8%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二级行业，高于除重庆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同时杭州薪酬较有吸引力，在十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四，高于广州，其中13个行业中杭州有1个位列第一（交通|运输|物流|仓储），1个位列第二，2个位列第三，7个位列第四。从去向看，杭州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宁波、南京、深圳、苏州、嘉兴、绍兴、广州、金华，合计占比达44.9%。其中，有7个去向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32.3%。 2）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始终为正且比较稳定，主因南京发展速度较快且2018年“宁聚计划”实施吸引人才。和上述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常住人口增量相对稳定，2011-2019年始终在2-10万区间波动、2019年为6万。2016-2019年南京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1%、3.0%、2.9%、2.8%，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3%、2.1%、1.9%、1.9%，均逐年下降，但人才流出明显大于流出，使得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基本稳定。主要因为落户条件放宽且电子通信、制造业等行业增长速度较快。2018年“宁聚计划”即《人才落户实施办法》实施，不再以就业为落户前提，年龄条件也从35岁放宽到40岁。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2019年南京GDP同比增长7.8%，不仅高于全国的6.1%，也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2018年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高于全国的6.2%，其中，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53.1%、108.9%、29.6%，高于全国的66.2%、6.4%、11.2%。从来源看，人才向南京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合肥、杭州、西安、深圳、徐州、成都，合计占比达45.7%。其中，有5个是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25.8%。从去向看，南京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苏州、北京、无锡、杭州、常州、徐州、合肥、扬州、镇江，合计占比达49.5%。其中，有8个是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40.8%。南京和长三角的人才互动非常频繁，部分因为南京高校较多，长三角人才为求学向南京集聚，毕业后从南京回流至长三角其他城市。根据教育部数据，南京普通高校数、211高校数分别为34、10所，分别排名第6、3名。 3）重庆：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2018年由负转正主因对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重庆常住人口增量维持在高位，2011-2019年增量平均为27万。2016-2019年重庆人才流入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为1.3%、1.3%、2.0%、1.8%，人才流出占比在2016-2018年均为1.4%、2019年上升至1.6%，导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逐年上升且2018年由负转正。从来源看，人才向重庆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成都、北京、西安、长沙、上海、深圳、天津、贵阳、广州、武汉，合计占比达62.8%。其中，成都流入重庆占比达26.4%，高于大部分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电子产业等具有较强吸引力。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25.7%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杭州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也明显高于流出人才从事该行业的比例13.1%，其中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14.4%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的二级行业中，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重庆电子商务企业个数2013-2018年从640个增加到2545个；重庆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个数2008-2017年从68个增加到540个。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重庆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45.2%，高于全国2019年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速的20.8%。从去向看，重庆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成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杭州、贵阳、武汉、昆明，合计占比达51.0%。 4）武汉：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2017年由负转正，主因“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2011-2019年武汉常住人口增量平均为16万人，常住人口保持较高增长。2016-2019年武汉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1%、2.2%、2.7%、1.9%，人才流出占比2.3%、2.1%、1.9%、1.8%，逐年下降，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主要因为2017年开始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大学生可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或租到租赁房；不满40周岁的留汉大学毕业生可凭毕业证落户，硕士、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分别为4万元、5万元、6万元、8万元。根据武汉市委组织部，2017-2019年新增留汉大学生共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2017年确定的五年达到100万的目标。从来源看，人才向武汉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郑州、长沙、成都、广州、西安、杭州、襄阳，合计占比达45.0%。从去向看，武汉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长沙、南京、成都、郑州、宜昌，合计占比达45.1%。 5）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天津常住人口增量呈下降趋势，2011-2019年从56万降至2万。2016-2019年天津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2%、2.2%、2.3%，较为稳定，流出占比分别为2.0%、2.1%、2.3%、2.4%，逐年上升，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从来源看，人才向天津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沈阳、石家庄、廊坊、深圳、唐山、保定、西安、郑州，合计占比达55.1%。其中，北京占比高达31.8%，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从去向看，的天津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石家庄、廊坊、济南、广州、杭州、重庆、保定，合计占比达54.5%。其中，北京占比22.8%，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第一去向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北京工作机会多。人才流出天津主要因为发展速度放缓且薪资水平低，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天津2019年GDP增速为5.3%，在十大重点城市中倒数第一；2017-2019年GDP同比增速平均为4.0%，不仅远低于2010-2016年的平均增速12.6%，也远低于2017-2019年杭州、南京的平均增速7.2%、7.9%；同时天津薪酬较低，2019年4季度平均月薪为7813元，在十城中排名倒数第一，13个行业中天津有10个在十城中位列最后。 6）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成都常住人口增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2019年从2万升至25万，2016年变动较大、高达126万。2016-2019年成都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8%、3.7%、2.9%，流出占比分别为3.2%、3.1%、4.0%、3.6%，流出始终大于流入且差距在2017-2019年逐年增大，使得人口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净流出成都的人才较多是因为薪资水平低，2019年4季度成都平均月薪为8326元，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倒数第二，13个行业中有7个在十大城市中薪资水平排倒数第二。从来源看，人才向成都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重庆、西安、上海、深圳、绵阳、长沙、广州、郑州、贵阳，合计占比达47.5%。从去向看，成都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重庆、北京、深圳、西安、上海、绵阳、眉山、广州、德阳、南充，合计占比达46.2%。其中，流出重庆的人才中17.9%流向成都，流出成都的人才中13.6%流向重庆，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成都流向重庆和重庆流向成都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5%、0.4%，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2019年成都流出人才的30.6%来源于房地产|建筑业，显著高于其他9个重点城市，且远高于成都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13.1%。 智联招聘课题组专家李强 王一新 周培 李小丽 北京大学黄玉致、伦敦大学学院闫婧对本文有贡献
张文静 发自上海 2020年12月31日下午，“2021挑战未来——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在上海新静安体育中心举行，现场超3000人聆听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的分享。自2016年始，“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已成功举办4届，成为中国地产行业最受关注的盛会之一。 丁祖昱提到，未来除了一线城市，二房将逐渐退出舞台，各城市上车户型就是三房或“2+1”房。 2020年改善型需求持续释放，112个重点监测城市三房仍是成交主力，成交占比进一步提升至59.24%，较2019年净增长2.3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刚需市场整体低迷，两房去化速度明显放缓，成交占比降至16.36%，较2019年净减少2.33个百分点。 从2015年-2020年各城市商品住宅各房型成交套数占比来看，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三房成交占比均不断提升，而二房成交占比明显逐年降低。 2020年，一线城市一房、二房成交占比仅29.7%，而2015年这一占比达40%多。二线和三四线城市一房、二房成交占比降幅更为明显。2015年，二线城市一、二房成交占比在45%所有，2020年降至18.5%，三四线城市2020年也降到了15.5%。未来，三房或“2+1”房将成主流户型。
深圳将实施“未来产业引领”计划，前瞻布局量子科技、深海深空、氢燃料电池、增材制造、微纳米材料等前沿技术创新领域。 《中共深圳市委关于制定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稿）昨日正式出炉，建议稿共15个部分、73条，约2.7万字，详细阐述了深圳今后5年、10年乃至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路线图及目标。 建议稿提出，“十四五”时期，深圳的目标是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新经济发展国际领先，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更高台阶，经济总量超过4万亿元。而到2035年，则要实现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实现“两个翻番”。 “三个五年”滚动推进 建议稿描绘了深圳到本世纪中叶的图景，形成到2035“三个五年”一体安排、滚动推进的发展战略和实施路径。 建议稿提出，到2025年，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到2030年，建成引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和居民人均收入大幅跃升，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全面建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能级跃居世界城市前列；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资源配置功能显著增强，国际交流更加广泛，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跻身全球先进城市行列。 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 建议稿展望，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将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成为全球城市版图中的璀璨明珠。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根据建议稿中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目标，深圳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将达到世界一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将达5%左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突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深圳作为全国信息产业重镇，拥有先进技术支撑和高端数字要素资源，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经济业态集聚发展、势头良好。建议稿将“建设数字深圳”作为深圳“十四五”时期重大战略、重要抓手，将其单独成章，旗帜鲜明提出“打造全球数字先锋城市”的战略目标，率先推进城市数字化整体转型。 建议稿提出，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规划，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壮大数字经济生产力，实现数字经济五年翻番。实施“5G＋8K＋AI＋云”新引擎战略，加快推进未来城市场景应用和融合，打造鲲鹏生态体系，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加快培育平台经济等数字化新业态，拓展数字创意、数字影音等数字文化内容。实施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等发展，建设更多灯塔工厂、无人工厂、智慧车间，发展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服务业数字化进程。 建议稿还提出，实施“未来产业引领”计划，前瞻布局量子科技、深海深空、氢燃料电池、增材制造、微纳米材料等前沿技术创新领域，并提出建设未来产业试验区。
原标题：杭州闯进前四，“北上深杭”金融新格局初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是未来支撑城市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证券时报社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和新财富编制的《2020中国内地省会城市金融竞争力 排行榜》从经济竞争力、资本市场规模、金融机构实力、资本市场活跃度等维度选取29个指标，对国内省会城市金融发展成果及潜力进行评估，探究其在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为各省会城市明确未来金融发展方向，抢抓发展机遇提供参考。 27城3个梯队 金融资源集中趋势明显 采用统计软件对经济竞争力等四个子项的得分进行聚类分析，27个省会城市被划分成3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杭州、广州，金融竞争力综合得分均大于30； 第二梯队为南京、成都、济南、长沙、武汉5城，金融竞争力综合得分介于15至30之间； 第三梯队为西安、福州、合肥、郑州、昆明、乌鲁木齐、哈尔滨、呼和浩特、沈阳、海口、石家庄、长春、南昌、贵阳、太原、兰州、南宁、银川、拉萨、西宁20城，金融竞争力综合得分小于15。 从整个榜单来看，第一梯队远超后两个梯队，第三梯队城市间金融竞争力得分平均差距最小，为0.5。 从榜单上的四个维度考察，资本市场规模、金融机构实力、资本活跃度三个维度上，头尾部城市间的差距巨大，显示出省会城市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杭州、广州等头部几个城市。 杭州凭什么拔得头筹？ 榜单显示，杭州金融竞争力得分险胜广州，仅高出0.95分，在内地所有城市的得分中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成为第四大金融中心城市。 从城市定位来看，杭州定位为全国一流新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广州立足广东、辐射华南、面向东南亚,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在金融实力上各具优势，而杭州在资本市场规模和资本市场活跃度优势更为明显，总得分稍高出广州。 在资本市场规模方面，杭州得分为39.9，超出广州近两成，上市公司数量及总市值、新增上市公司市值均高于杭州。截至11月30日，杭州上市公司数量为201家，多出广州12家，总市值达8.58万亿元，为广州的2.64倍，2020年新增上市公司市值为广州的2.18倍，彰显其民营经济发达带来的充足活力。 在资本市场活跃度方面，广州辖区证券营业部股债基交易金额、创业投资额及投资案例均低于杭州。杭州2019年股债基交易额达7.1万亿元，高出广州两成，2020年创投投资金额为广州的2.1倍，创投案例数比广州多出46%。 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科技。 杭州作为新一线城市，在金融科技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方面，发展势头迅猛。在浙大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的《2019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中，北京蝉联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榜首，杭州、深圳逐鹿激烈，并列全球第六，国内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第三位。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发源地，杭州不仅拥有世界级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金服，还拥有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超50家上市科技企业，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杭州去年5月发布了《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项规划》，致力于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四地两区”，即国际化的金融科技研发与创新策源地、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先行区、金融科技产业与应用集聚地、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示范区、金融科技产业集聚首选地、金融科技政策低洼地。力争到2022年底，打造10家以上国际知名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实现杭州市在全球金融科技企业市值总额城市排名中进入前三；杭州金融科技产业增加值达到1200亿元以上，占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20%以上。广州也发布了《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定位为国内金融科技强市，用3到5年时间推动建成数字化、电子化、智能化的广州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此外，杭州2018年7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意见》，旨在推动金融产业聚集发展，对总部金融机构及其一级分支机构、私募投资机构、金融科技企业设立均有大力度扶持政策，如对金融机构总部累计最高给予5000万元落户奖励。加之其在打造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创新中心上动作不断，杭州未来的金融竞争力非常值得关注。 未来谁将更胜一筹？ 与广州相比，杭州在经济竞争力和金融机构实力上仍存差距。 在经济竞争力上，广州去年GDP为2.36万亿元，仅次于北上深，在省会城市位居第一，高出杭州超五成；去年金融业增加值达2079.46亿元，高出杭州14%，为其第四大支柱产业。不过广州金融业增加值2019年增速为8.2%，低于杭州的9.1%。 与此同时，广州在金融机构实力得分上也明显高于杭州。广州2018年保险机构保费收入为1153.1亿元，高出杭州超七成；在广州注册的券商有中信证券（华南）、广发证券等4家，合计注册资本达220.6亿元，在浙江注册的券商有浙商证券、财通证券等5家，合计注册资本为85.2亿元。 广州今年9月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行动方案》，明确指出要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落地，配合有关部委做好交易所落地及交易品种研究储备；加快推动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等。 广州去年1月还发布了《关于支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对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落户、增资扩股、并购最高分别奖励25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对金融机构地区总部、金融机构专业子公司最高奖励200万元,对保险中介机构最高奖励500万元,对全国性金融市场交易平台奖励2000万元。《规定》还聚焦金融科技发展,增加金融科技相关补贴项目,对金融科技类主体最高奖励300万元。 杭州与广州各具优势，杭州作为新一线城市，在金融业增加值增速、民营经济和金融科技等方面优势明显；广州作为一线城市，拥有经济体量上的优势，目前两个城市的金融竞争力水平得分差距很小，且都对金融业给与了较大的政策支持，未来在金融业上必定还有一番较量。 2020中国内地省市金融竞争力排行榜系列： 作者系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研究员
01 限购退出 年底了，展望一下2021年。 近期，几个城市的主管部门咨询，是不是2021年住房限购要退出了？因为，近期国家部署2021年的经济工作时，在“扩大内需”方面，提出“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谈到限制消费，一个是限制购车消费，比如摇号、限制异地上牌、过户，另一个就是住房限购了。 2014年，当时在贯彻高层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指示时，也提出要退出行政干预。我记得，2014年下半年开始，除了4个一线城市和三亚，全国43个限购城市全部退出限购。紧接着，2015-2018年楼市迎来了史上最火行情。抄底使然，大家特别关注限购动向。 我问了这几个主管部门，你们是怎么看的？他们很坦白地说，我们希望能够放开住房限购，因为本地住房消费升级特别快、改善性需求量也大，有的家庭希望买第三套，但现在的政策不允许。 可见，很多地方政府还是希望限购能松绑，激活当下的楼市，甚至再来一波上涨行情。 02 有的城市，限购不得不退出 但我个人认为，今非昔比、物是人非。 首先，当下不可能赤裸裸地松绑限购了。因为，房住不炒、“不以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这是谁也不能触碰的顶层红线。即便楼市确实下行明显，退出限购或许能托一托底，毕竟稳定压倒一切，但退出这个举动，依然传达的是“短期刺激”的信号，也违背了房住不炒。 所以，即便2021年有的城市退出限购，也不会直接这样做，在楼市治理上太low。怎么操作呢？聪明一点儿的，就是往政策导向上靠。既然直接松绑吃相不好看，那就把松绑限购的私货，夹带在“吸引人口”、“招商引资”中，并给市场传达这样的信号，地产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比如，近期有传言称，天津要退出限购，“符合天津产业发展的外地职工，由企业统一申报，不用落户即可享受天津市民购房同等资格”。尽管官方辟谣了，但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境来说，无风不起浪。多说一句，貌似是发改部门出面辟谣的。调控是住建的事，其他部门当然义正言辞了。 可见，如果能在地产与人口引入、产业和区域发展上，能把“限购不得不松绑”这事儿给圆了，压力会小很多，操作起来心理就不会犯难。特别是，如果楼市下行，很多地方蠢蠢欲动。 当下，楼市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演进。 下表是贝壳总结的2020年房价跌幅较大的TOP10城市，很多热点二三线城市上榜。过去几年，棚改、去库存刺激，加上都市圈打造，楼市风生水起。但是，人口和企业引进、产业打造、公服配套、城市面貌等，这不是2-3年就能搞定的。说白了，一个城市不可能短短几年就脱胎换骨。 所以，当前期棚改和去库存等刺激政策退出后，今年的疫后纾困政策也开始退出，而源源不断的新房供应开始压顶，二手房挂牌量也开始暴增，房价就从最反映交易情绪的二手房市场撕开一道口子。所以，不管愿不愿意，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估计2021年部分城市的限购政策要退出。 03 大家一定要相信，趋势的力量 不过，千万不能高估限购退出的效果。近期，某都市圈热点城市，将外围区域限购进一步松绑，非户籍可以买两套。但效果怎么样呢？很一般，市场并未明显回升。 其实，这几年“抢人大战”将入户门槛不断降低，变相突破了限购。即便不入户，持有形形色色的人才卡，有的地区也睁眼闭眼。 近日，在大湾区某城市调研，发现有些区域外地购房客户占到60%以上的份额。我反问到，不是有限购吗？在座的开发商或支支吾吾，或诡异地笑，你懂的！ 可见，但凡楼市平稳或下行，限购需要提交的材料要求就松了很多。但是，我们发现，即便限购松了，但房价并没有大涨。 很重要的原因是，进入楼市的资金明显被控制了。也就是说，光松绑限购还不行，还得杠杆这个神器。今年上半年纾困疫情，杠杆率上升了，但流向楼市的资金增速下行。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权威期刊撰文指出，房地产贷款增速三年下降12个百分点，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 据珊瑚数据监测，今年，深圳、东莞、宁波、上海等少数城市房价上涨，但掩盖不了大部分城市房价比较稳定，甚至下行的趋势。其实，只要资金端能控得住，房价就不会大涨。当前，各大城市的房价已在历史最高位，当上涨幅度小了，谁都担心买了不划算、覆盖不了成本，或者砸在手里。 近期，不断有朋友咨询我，手上的房子卖不掉，之前还有买家咨询，现在看房的都没有了，该怎么办？ 现在，除了京沪深，各个城市都不缺房子，不但新房继续扎堆儿，前几年楼市繁荣，加上2-3年的限售开始到期，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都创新高了，二手房的消化周期都在80个月以上。 当下，在多数城市，入户几年的人口、有钱的人等，在地产上基本高配了，再增加地产配置的意愿降低了。没房的，买房意愿强烈的，就是那些刚入户的、外来的人口。 04 贸然冲进去，要站一生岗了 所以，除了京沪深，少数热点城市的核心区，还具有限购的必要性外，其他的都可能要退出了。对于购房者来说，但凡哪个城市要取消限购，我个人觉得，不要贸然冲进去，即便短期楼市企稳回升，2-3年后下跌是必然的事情。 因为，限购退出，其实就是为了启动新一轮去库存。问题是，上一轮去库存，是“从上到下”推，有强力杠杆支持才实现的，未来呢？ 近期，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在住房方面，国家多个重要的会议和文件，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发展住房保障和长租房市场。在促进“内循环”、打造消费增长极、塑造新动能的新时期，谁抓住了机会，谁就在新发展格局上占得先机。所以，这就是为何，国家强调大力发展住房保障和长租房。 其实，这也是国家也在各地“出招”，告诉你城市和楼市的未来在哪？ 谁的保障房和长租房做的好，谁就能集聚更多的人口。哪个城市的楼市表现好，不要看全国普涨时，它涨了多少，而要看全国回调期，它能不能撑得住。近些年，一线城市及杭州、西安、佛山、东莞、宁波等城市的楼市表现好，除了大环境外，关键是长期人口净流入，刚需底座不断夯实。 下表是2017-2020年房价上涨TOP10城市。当告别回升期，还留在这个榜单的，基本都是人口净流入、刚需底蕴厚的城市。2017-2018年，棚改货币化、去库存正酣，很多城市借此上位，如济南、天津、青岛。2020年，前期宽松政策退出，海量供应没了接盘侠，二手房价就开始下跌了。 2021年，形势更加明朗了。一方面，楼市一定不会有刺激政策。另一方面，疫情后的纾困政策开始退出。尽管强调货币和财政宽松“不急转弯”，但转弯是必然的，只是不要那么急。这意味着，社融和M2增速已经触顶回落，这是必然的，货币对楼市“去杠杆”也是必然的。 大家想想，今年疫情冲击那么大，纾困政策那么多，杠杆率提升了那么多，特别是居民杠杆率首次突破了60%。但是，居然还有很多核心城市的二手房价下跌。这与过去货币宽松，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很简单，信息很透明，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很聪明，资本也很聪明，谁也不愿意被收割。 2021年，没了货币这个助燃剂，今年借疫情窗口期获利的有些城市，楼市大概率要裸泳了。所以，即便有的区域限购退出，但不一定是好消息。 2015-2018年楼市普涨，转化到现在，就是海量二手房挂牌。同时，过去几年各个城市供地都非常多，新房供应也很多，如果没有接盘的，贸然进入者就会高位站岗了。 放在过去，站几年岗还能解套，未来想解套恐怕不行了。 05 未来是城市竞争的时代 所以，这就是为何，近期福州、石家庄、南昌、济南等热点二三线城市，祭出了零门槛落户的政策。 为何，贵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外围7个区将落户门槛降至大专；为何最牛地级市苏州，GDP排名全国第六，人口长期净流入，居然祭出“租房落户”政策。 因为，高瞻远瞩者，越发展越焦虑。 大家都在争抢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人口。取消限购，即便能将购买力刺激起来，但仍旧是投资客，手法娴熟的他们，知道怎么来坐庄、在哪里收割、如何轻松套现。他们会拉动房价上涨，并带来短期的楼市繁荣，但是，绝不会带来城市庞大的草根消费，不会夯实楼市的刚需底座。 看当下，很精致、很现实。房价上涨、一时挺爽，但再过2-3年、洗尽铅华，就会看到问题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外来人口、新增人口，他们会用脚投票。当他们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甚至因房价上涨，拉动物价上涨，生活都不易时，他们会去到更友好、更亲民的城市。 也就是那些公租房、保障房、长租房发展好的城市，包容性强的城市。这些城市不仅能让他们体面地、安全地扎根下来，还能让他们的小孩入读公办学校，企业也会给他们缴社保和公积金。这样，后续的消费、住房发展就会更有基础。所以，各地方政府一定要摒弃传统思维。 当下，整个社会已进入存量时代。存量时代是什么意思呢？类似“抢凳子”游戏，抢不到的，就没地方坐了。 过去，增量时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没了，还有桑榆，还能给自己的失误买单。未来，人口到了隔壁城市，就不会到你这个城市，可谓东隅没了，桑榆也没了。 如果盘点一下“库存大、房价跌”的城市，很多是错失了上一轮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创意文化、高端制造等产业发展的大好机遇。结果是，产业新区搞了很多，但基本都是房地产。房地产发展的越快，内需和内生增长动力就越差，实体经济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逼仄了。 恶性后果的循环自此开启，人口开始外流，失去了新一轮发展的机遇，整个城市会就此沉沦下去。而且，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再想追上就难了，就像新兴产业创造的上一轮经济繁荣，主要集中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少数城市，讲究集聚效应，其他城市想追上就难了，或只能打下手了。 所以，未来是城市竞争的时代。与其在取消限购上花心思、短线思维，不如想想，怎么把外来人口留下来，怎么靠优质的公共服务，包容的大环境，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这样，内需的底座厚实了，未来楼市和经济都不会太差。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一定要看清形势、抓住机会，不能拿旧思维看待当下楼市，不能在着迷于限购退出对短期楼市的利好了。 期待自上而下再来一次楼市的“去库存”，那是不可能的。都市圈新时代、存量资源时代，对经济也好、楼市也好，少数核心区域就是“基本盘”，这几个区域稳定住了，即便很多城市的经济和楼市很差，但经济和楼市就差不到哪去，几家倒闭，都不及一家开业。 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讲，贸然松绑限购，害人害己，未来将有一个更大的烂摊子等收拾，那就更被动了。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房住不炒”，地方调控政策不断。政策的持续加码使得多地新房价格涨幅放缓，而从12月楼市来看，楼市调控继续从严。据悉，7月以来已有逾30城收紧楼市政策。 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从新房价格变化来看，11月价格涨幅明显收窄。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价格上涨的城市数量下降到36个，是3月份以来最低值，而下跌城市数量增加到28个，也达到4月份以来最大值。从涨幅来看，各线城市的环比涨幅收敛到0.1%-0.2%的低位。 中指研究院上海研究总监方颃指出，新房价格涨幅放缓最重要的还是持续的政策调控，7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调控都在收紧，稳定市场预期。中央强调发现问题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出台调控政策的城市也从三季度的热点二线城市逐渐扩大到部分三四线城市。同时，在市场短期供应较为充足的背景下，房企为了冲业绩免不了在价格端采取促销打折的动作，以价换量。也有部分城市收紧信贷，提高首付比例等。 12月楼市调控继续从严，多城加码楼市调控 仅12月上半月就有多个城市加码楼市调控。 12月1日，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微信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商业贷款首付比例以及调整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同时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等。其中，对于在西安市已拥有住房面积在90平方米及以下的居民家庭：购买第二套住房面积在144平方米及以下的，商业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40%；购买第二套住房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上的，商业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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