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现代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而人口则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支撑。 临近年底，不少城市开始在吸引人才方面放大招。12月14日以来，就已经有5个城市出台落户及人才相关政策，其中，福州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现落户“零门槛”；广州更是将落户门槛放宽至大专学历，成为又一个对大专生开放的一线城市。而苏州“租房即可落户”政策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实际上，在抢人大战进入白热化的当下，联系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楼市的定调，在租购同权的大背景下，租房落户或将成为各大城市突破户籍制度的一大趋势。 01 抢人大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近年来，抢人大战一直没有停歇。克而瑞监测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全国至少有130个城市发布了不同力度的人才政策，其中2019年迎来首次“抢人”高峰，核心城市纷纷下场抢人，当年发布或升级人才新政的城市多达73个。 2020年抢人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截至目前已有约70个城市发布的人才政策涉及购房补贴，其中不乏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从发布时间上来看，购房优惠补贴政策出台最为密集的时间段尤以二季度为主，仅6月份上旬，就有广州、南京、衢州、南宁、长春等15城发布了购房补贴政策。四季度以来，无锡、福州、青岛人才新政及人才购房补贴再加码。 12月11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落户条件壮大人口规模若干措施》，提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现落户“零门槛”。 紧接着12月22日，苏州市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落户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 实际上，各大城市进一步放宽人才落户条件，降低落户门槛，一方面与全面放开户籍制度改革有关，另一方面与城市内生发展动力有一定的关系。以苏州为例，过去十年，苏州GDP一直在全国前十行业，但近年来苏州的存在感却在不断降低。要知道，2010年时苏州GDP在全国排在第五位，至2014年降至第七位，并持续了近五年，至2019年，苏州的GDP上升一位，至全国第六，在江苏省内仍然是稳坐头把交椅，也被称之为“最牛地级市”。
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总结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基础上，会议强调，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明年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 房地产行业面临的也是同样复杂的大环境。一方面，“十四五”规划中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表态，奠定了房地产依然拥有稳定需求的基调；另一方面，房地产已经进入了规模总量相对稳定阶段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新型城镇化的大潮中把握新机遇，开辟更具成长潜力的新赛道，将是房企们在下一个赛段构筑领先优势的重要砝码。 从目前国家公布的交通强国以及都市圈建设战略规划来看，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有望成为“十四五”期间的新风口。龙湖集团CEO邵明晓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就表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就是大城市、城市群、卫星城、大高铁、大交通，让年轻有支付能力、有活力的人口高度集聚在这些大节点上。而龙湖布局TOD正是契合了城市发展的大势。万科集团也已经将TOD提到与城市更新并行的高度，该公司总裁祝九胜认为，对于开发商来说，TOD过往是加分题，但今天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广阔市场，据机构测算，目前已经在运营的+在建部分的轨道交通线路对应的TOD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3万亿元，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潜在TOD规模还将不断扩大。不过，由于门槛高、难度大，这注定是少数房企才能拿到入门券的盛宴。正如京投发展总裁高一轩所说，“TOD是一个需要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优等生才能参与的事。” “十四五”规划中的TOD新机遇 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2020年即将走向尾声，在新旧交替之际，11月份公布的“十四五”规划为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指引了方向。文件提及，要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专家认为，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个过程既创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给。因此，“十四五”期间，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 过去粗放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在新时期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求。TOD模式因此备受关注。凭借强大的改善交通拥堵、高效资源配置以及制造新经济中心的能力，TOD模式更新了城市开发理念，重构城市运营方式，成为解决大型城市发展规划问题的首选模式。 而“十四五”规划也提及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有专家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轨道交通仍将快速发展，这意味着，可有效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空间价值的TOD模式将迎来发展良机。 保利投顾研究院持相似的看法，该机构认为，我国交通基建资金缺口、高度聚集的人口压力凸显、各城密集出台TOD政策，三大因素交织驱动我国TOD模式发展正在驶入快车道。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7城出台政策，从明确地铁物业开发方向、缓解融资困境，到推动综合开发，政策日益完善，助推TOD加速发展。 例如，东莞年初便表示，2020年将完成55个TOD站场规划编制，5月份又出台了《东莞市轨道交通TOD地区土地与空间复合利用管理规定》。作为全国人口第四高的城市，成都的轨交在建规模已经连续多年排名全国前三，目前正在推进的项目的总投资超1600亿元。 行业优等生的万亿级赛道 对于TOD的市场规模，曾有机构做过统计，得出来的结论是，已经在运营的+在建部分的轨道交通线路对应的车辆段TOD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3万亿元，若算上其他类型的TOD，保守估计市场规模将突破5万亿元。伴随着中国城市群的发展，TOD的市场容量还将不断扩大。 从市场层面来看，TOD的发展潜力已经得到各方认可，相关地块的成交热度不断上升。根据易居研究院的统计，今年前9月全国累计成交的TOD地块超过30宗，成交总面积近247万平方米。 深圳住建局局长张学凡在今年8月份曾表示，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铁路网络运营及在建里程将达到5700公里，主要城市之间都是一小时通达，实现“轨道上的大湾区”。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房地产开发模式实际上就是TOD的模式，而且将会引领未来一段时间。 一些触觉敏锐的房企已经抢先占据了TOD的高地。龙湖集团是国内TOD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截至目前，该公司拟持有商业项目近100个，其中TOD项目数量占比近7成。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龙湖集团新增土地价值590.9亿元，其中便有5幅TOD项目用地，拿地金额接近196亿元。 截至今年上半年，万科集团已累计获取49个TOD项目，累计总投入2400亿元。其管理层在6月底的股东会上表示，未来万科在地产开发上有两个重点方向，分别为城市更新和TOD，虽然在业绩上还没有充分体现，但未来潜力很大，会为传统开发业务带来新的增长曲线。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介入TOD模式的开发商仅有寥寥十余家，其中既包括万科、龙湖、保利等全国布局的企业，也有京投发展、越秀地产等专注于深耕北京、广州等区域市场。分析人士认为，TOD确实是蓝海，但这是一片波涛汹涌的蓝海，对于企业综合实力要求太高，管理起来也极其复杂，只有少数企业才有资格分享其中的巨大市场红利。 高一轩也曾公开表示，TOD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市场空间大，综合回报较高，因此成为众多房企的发力点。但TOD项目开发复杂，技术要求门槛高，且需要综合操盘能力，对于房企挑战也较大。在他看来，由于业态丰富、资金量大，TOD是一个需要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优等生才能参与的业务。短平快、快周转、赚把钱就走人的传统地产开发模式，并不适用于TOD。 从已经在TOD市场占据一定份额的企业来看，大多是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的“三好生”。例如，作为“三道红线”中为数不多处于“绿档”的房企，龙湖集团的平均融资成本已经连续4年维持在4.5%的水平，2020年上半年的净负债率51.4%，在手现金784亿元，现金短债比为4.55倍，财务及盈利指标均属行业较优水准。较低的融资成本、充足的现金流，可以形成“投、建、管、融”的良性循环，撬动投资回报期较长的TOD项目。与此同时，地产开发、商业运营、租赁住房、智慧服务等多元业态协同并举，以及突出的规划、设计、建造和运营等专业能力，也是龙湖能够在TOD赛道上保持长足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中信建投认为，贯穿“十四五”期间的最大国情便是中国进入城市化下半场。未来服务业、制造业、供应链的重整，包括科技创新的升级，大概率会在城市群里发生。因此，未来10年，龙湖也给自己锚定了方向，那就是紧随大势，聚焦TOD模式、深耕商业赛道，做城市的长期主义者。而TOD这条万亿级赛道，也将成为以龙湖、万科等为代表的行业优等生的专属。 （CIS）
导读 我们提出了业内广为采用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步入城市群都市圈时代，房地产市场已进入总量平衡、区域分化的新发展阶段，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快构建、“一城一策”推行，城市发展潜力差异巨大，城市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本课题是我们历经一年多对经典框架的细化与量化，在前期60多个指标、超过10万条数据基础上筛出27个指标、约5万条数据，以此建立多维度、多层次、可验证的城市发展潜力基本面+市场面评价模型，对全国除三沙市及港澳台外的336个地级行政单元的发展潜力进行客观排名。 本研究对于认识城市发展潜力、政府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居民安居乐业、企业投资决策等具有参考价值。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房地产市场进入总量平衡、区域分化的城市群时代。1）背景：房地产进入新周期，城市发展进入城市群都市圈时代。中国20-50岁人口于2013年见顶，存量住房套户比近1.1和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快构建，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告别高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周期。在中长期，城镇化、居住改善、城市更新三大红利将支撑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平稳发展。从区域看，中国进入城市群都市圈时代，区域分化突出，城市发展潜力差异巨大，城市研究价值更加凸显。2）分析框架：基本面分析趋势，市场面分析时机。基本面分析是城市发展潜力研判的核心，关键在于研判人口，逻辑链条是：人随产业走，产业决定城市兴衰，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等区位因素决定产业布局。我们在基本面关注需求侧的人口现状、人口潜力和人口购买能力，以及供给侧的住房存量及土地财政依赖度，共涉及23个指标。在市场面，用房价周期、需求透支率、库存去化、地价房价比等波动较大的4个短期指标研判城市市场热度，以在基本面分析基础上判断进入时机。根据历史数据回测，准确度为75%。 基本面：2019年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1）榜单概览：2019年深北上广稳居中长期发展潜力榜单前4名，二线城市中成都、南京、武汉、重庆、天津、杭州位居前十；东部地区有32座城市进入前50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表现尤其突出；东北地区有超八成城市位于200名之后。百强城市以全国13%的土地，集聚50%的人口，创造73%的GDP，占全国商品住宅销量的62%。2）人口现状：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聚，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从区域层面看，当前人口回流皖川桂豫等中西部省份与粤浙等东部省份人口再集聚并存，京沪津苏黑吉辽人口增长低迷甚至负增长。从分线城市看，人口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流入，三线城市全域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四线城市持续流出。从重点城市看，深圳、广州、杭州常住人口大幅增长，西安、成都、长沙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崛起，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等东部城市人口增长放缓。3）人口潜力：人随产业走，一二线产业基础及潜力突出。一二线城市以25.5%的人口创造了46.5%的GDP，人口集聚潜力很大。在产业创新方面，一二线城市头部效应显著，上市公司占比、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约70%、75%，其中京沪深占据绝对高地，杭州、广州、苏州、南京、成都等城市居前。在交通区位上，一二线城市占据交通枢纽地位，高铁始发终到趟数分别高达740、149趟，东部地区受益于自然地理和率先发展战略交通基础条件更优。在公共资源上，一二线城市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密集，城市轨道交通提升城市运行效率。4）购买能力：一二线城市绝对购买能力较高，相对购买能力较低。从绝对水平看，一线城市人均储蓄存款、可支配收入分别高达11.5、6.6万元，远高于其他城市。从相对水平看，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0.8、10.6、8.4、6.0年，但一线城市因供给不足，房价并非由中位数收入人群决定，而是由高收入人群决定。5）住房供给：一二线城市住房供给偏紧，二三线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一二线城市住房供给偏紧、套户比分别为0.97、1.02，东北地区有过剩风险、套户比超过1.1。东部、中部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分别为57%、52%；二三线城市较高，分别为64%、50%。 市场面：2019年百强城市何时布局最佳？1）榜单概览：在基本面分析基础上，结合市场面情况将发展潜力100强划为3档，其中深北上广等15个城市为一档，成都、武汉等25城为二档，兰州、徐州等60城为三档。2）量价趋势：部分三四线城市需求明显透支，部分一二线城市成交量有所回暖、市场有望趋稳。已经历明显调整的部分一二线城市及周边房价将逐渐趋稳，如供给不足或存在一定上涨压力；前期受棚改货币化刺激销量暴增、而又缺乏基本面支撑的部分三四线城市存在调整风险。3）库存去化：西部地区、四线城市总体库存风险较高。从可售库存看，2019年1月一线、二线、三四线样本城市库存去化周期分别为11.7、10.5、11.4个月，三四线城市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有一定上升。从广义库存看，2017年西部地区、四线城市土地消化周期分别为2.5、2.1年。4）拿地成本：2018年地价房价比总体回落，少数城市仍较高。2019年3月百城样本中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住宅类用地成交溢价率分别为4.2%、21.6%、21.4%，其中二线城市连续4个月上行、三四线城市连续5个月上行。2018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地价房价比分别为29%、25%、19%、13%，除一线城市较2017年小幅上升1个百分点外，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分别下降7、5、2个百分点。 拥抱城市群，把握大趋势。以中心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2019年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6个位于19大城市群，有54个位于24个千万级大都市圈。从人均生产效率看，分规模人均创造GDP呈现规模从大到小的递减现象；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创造14万元的GDP，是100-300万人城市的2.1倍，是20万人以下城市的约5倍。在城市群层面，19个城市群的核心在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5个城市群。预计到2030年，中国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其中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在都市圈层面，24个1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以6.7%的土地集聚33%的人口创造约54%的GDP，其中上海、北京、深莞惠、广佛肇等都市圈发展潜力明显居前。在大都市圈之外，仍有两类三四线城市值得关注：一类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比较突出的三四线城市，另一类是距离中心大城市较远、辖区或腹地人口规模大的内陆地方性中心城市，均多数位于城市群内。 实施真正的房地产长效机制，有助于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也是人民、政府、企业等各方的共同期盼。长效机制的关键在于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因城施策。对于人口持续流入、供地不足导致的房价过高城市，增加土地供应；对于人口持续流出、供地过多导致的库存过高城市，减少土地供应；通过人地挂钩实现供求平衡，解决此前人地分离、供求错配导致的一二线房价过高、三四线库存过高问题。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经验看，房地产过度金融杠杆化是风险之源，货币金融稳定是治本之策，要避免货币超发、杠杆过高和居民过度举债，通过货币、金融、税收、土地等多种手段，支持刚需和改善型需求，抑制投机型需求。 风险提示：模型预测存在一定偏差；部分指标尚未公布2018年数据，影响模型估计；旅游城市的逻辑与其他城市不同，模型未单独考虑。 目录 1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房地产市场进入总量平衡、区域分化的城市群时代 1.1 研究背景：房地产进入新周期，城市发展进入城市群都市圈时代 1.2 分析框架：基本面分析趋势，市场面分析时机 2 基本面：2019年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 2.1 榜单概览：深北上广居榜首，区域中心城市及长三角珠三角表现突出，东北整体落后 2.2 人口现状：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聚，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 2.3 人口潜力：人随产业走，一二线产业基础及潜力突出 2.4 购买能力：一二线城市绝对购买能力较高，相对购买能力较低 2.5 住房供给：一二线城市住房供给偏紧，二三线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 3 市场面：2019年百强城市何时布局最佳？ 3.1 榜单概览：发展潜力100强分3档 3.2 量价趋势：部分三四线城市需求明显透支，部分一二线城市成交量有所回暖房价趋稳 3.3 库存去化：西部地区、四线城市总体库存风险较高 3.4 拿地成本：地价房价比总体回落，少数城市仍较高 4拥抱城市群，把握大趋势 正文 1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房地产市场进入总量平衡、区域分化的城市群时代 1.1 研究背景：房地产进入新周期，城市发展进入城市群都市圈时代 从总体看，20-50岁人口于2013年见顶、需求峰值已过，存量住房套户比近1.1和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快构建，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告别高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周期。在需求侧，中国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规模于2013年达峰值，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超过14亿平的双峰，2018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14.8亿平方米、大概率为历史峰值。按照当前人口发展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24年左右见顶，如后续鼓励生育，见顶时间也最多延迟到2031年。在供给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实现从筒子楼到住宅小区，从全民蜗居到基本适居的历史性跨越，全国层面的城镇住房套户比从不到0.8上升到接近1.1，表明住房短缺时代终结。在政策层面，房地产调控思路发生重大转变，逐渐从短期调控政策向长效机制建设过渡。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调控目标在稳增长和控房价之间几经反复，调控思路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重短期调控轻长效机制，调控手段重行政调控轻经济手段，结果房价越调越涨。2016年12月中央明确定位“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开始提出建立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房地产调控思路逐渐从短期调控政策向长效机制建设过渡，从全国一盘棋向因城施策过渡，从以商品属性为主向构建强调居住属性的住房制度过渡。 在中长期，城镇化、居住改善、城市更新三大红利将支撑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平稳发展。一是城镇化红利。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6%，与发达国家平均约80%的城镇化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并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4%，市民化空间更是巨大。二是居住改善红利。当前同时拥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城镇住房成套率仅85%，且有20%的家庭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平房，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仅不到25平，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明显差距。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收入提高，加之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人均住房面积还将进一步增长。三是城市更新红利。随着住房存量市场日益庞大，住房存量更新、拆迁改造的规模将持续上升。总体来看，到2030年之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年均需求将在11-13亿平方米左右，需求虽有下滑，但规模仍然很大。（参见恒大研究院2018年12月报告《传统周期延续，还是长效机制破局？—2019年房地产市场展望》） 从区域看，中国进入城市群都市圈时代，区域分化突出，城市发展潜力差异巨大，城市研究价值更加凸显。在住房短缺时代，城市的发展潜力差异不大，但在住房总体平衡时代，城市的发展潜力则呈明显不同。住房存量套户比低、产业活力强、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显然更具发展潜力，而住房存量套户比高、产业不振、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缺乏发展潜力。在这一背景下，研判不同城市的发展潜力至关重要。从国际和中国经验看，人口迁移分为两个阶段：从乡村到城市迁移，到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都市圈城市群迁移。虽然中国从2006年“十一五”规划开始提出以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但明显推进城市群建设则开始于2014年启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19个城市群规划相继出台。2018年11月，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鉴于当前多数城市群发育不成熟，中央把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作为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和抓手。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以同城化为方向建设1小时通勤圈，标志着中国进入城市群都市圈时代。事实上，过去几年一二三四线城市房价走势明显分化，正是城市发展潜力呈明显差异的直接表现。一二线城市房价因人口大幅流入、土地供给不足在2015-2016年暴涨；三四线城市一度库存高企、后因去库存政策等在2017-2018年大涨。 1.2 分析框架：基本面分析趋势，市场面分析时机 在“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经典框架基础上，我们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位发展潜力（不含三沙），具体以基本面研判城市中长期发展潜力，以市场面辅助择时。 基本面分析是城市发展潜力研判的核心，关键在于研判人口趋势，逻辑链条是：人随产业走，产业布局决定于区位。其一，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人口决定需求。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更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本支撑。由于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18年中国人口仅增加530万，人口总量将在2024-2031年见顶，各地区已逐渐进入人口争夺的存量博弈时代。人口迁移的根本动力在于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差距，一般规律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其二，产业决定城市兴衰，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聚则人口聚。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区域产业格局明显变化。从地区层面看，东部沿海大量制造业受成本上升影响，已经并正向中国内地、东南亚转移。从城市群角度看，发达城市群内核心城市集聚高端制造和高端服务业、向周边转移一般制造业，发育中都市圈城市群制造业继续向核心城市集聚，城市群外一般城市产业结构多呈现低端制造业化和低端服务业化。其三，区位决定产业布局，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决定区位。企业产业布局以最大化利润为目标，区位选择至关重要。但区位因素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等因素变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关键并非是率先开放的政策，而是沿海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出口；从全球看，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沿海100公里范围内。高端制造和高端服务业聚集在核心大城市，主要是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高。 具体来看，我们在基本面关注需求侧的人口现状、人口潜力以及人口购买能力，以及供给侧的住房存量及土地财政依赖度，共涉及23个指标。其中，人口现状分为总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后者包括外来人口、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率、小学生等指标。基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基本逻辑，我们从经济实力、产业创新、交通区位和公共资源四个方面分析人口潜力。除经济总量外，我们以经济-人口比值（区域经济份额/人口份额）作为反映经济层面的总体人口吸引力，以A+H股上市公司数、发明专利授权量反映区域先进产业及创新能力，以高铁始发终到趟数、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到中心城市距离等反映交通区位，以在校大学生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城市轨道交通里程路网密度反映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情况。在购买能力方面，我们关注绝对水平的人均储蓄存款、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相对水平的房价收入比。在供给侧，我们关注套户比和土地财政依赖度两个指标；其中，套户比反映存量住房市场的总体平衡程度，土地财政依赖度反映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及与此相关的土地出让偏好。 在市场面，用库存去化、房价周期、需求透支率、地价房价比等波动较大的4个短期指标研判城市市场短期波动，以在基本面分析基础上判断进入时机及优先顺序。一些城市尽管从基本面上看中长期发展潜力较大，但如果短期需求透支严重，短期之内并无发展潜力。我们通过4个短期指标反映市场面，包括土地消化周期、房价周期、需求透支率、地价房价比等。由于可售库存数据不全，我们以土地消化周期这种广义库存去化指标反映城市住房库存。房价周期反映城市房价目前处于何种位置，是上涨中还是下跌中，以及相关持续时间。需求透支率即为当前住宅销售面积增速与过去几年增速的偏离程度，如果大幅偏离过去均值，则很可能意味着风险较大。地价房价比可大致反映房企当前拿地的预期成本收益比，不过如果缺乏人口和产业导入，地价房价比低的地区也缺乏发展潜力。 此外，短周期的金融指标多具有全国同一性、地区差异小，所以未纳入模型考量范围。金融政策（利率、流动性投放、信贷、首付比等）既是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也是对房地产市场短期波动影响最为显著的政策。住房的开发和购买都高度依赖银行信贷的支持，利率、首付比、信贷等政策将影响居民的支付能力，也影响开发商的资金回笼和预期，对房市供求波动影响较大。 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公开渠道，主要包括国家及各地方统计局、政府公开资料、Wind、部分房地产专业数据机构等。对部分地区或部分指标尚未公布2018年数据的情况，我们以2017年数据代替。 在数据处理上，为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对原始数据采取“最大值-最小值”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对于单调递增指标线性转换为0-100，对于单调递减指标逆向线性转换为0-100。 在权重处理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自上而下设置各级指标权重，并通过回测历史数据优化权重设置。在2015-2016年的数据回测中，模型对排名的准确度为75%，对指数的拟合优度为62%。 2 基本面：2019年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 2.1 榜单概览：深北上广居榜首，区域中心城市及长三角珠三角表现突出，东北整体落后 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将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城市，其中三沙市因公开数据缺失较多而不在本文榜单范围内。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2018年GDP在2万亿元以上；二线城市为除一线城市外的直辖市、多数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GDP大于7000亿元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4万元的少数发达地级市共35个；三线城市为少数弱小省会城市和GDP在2000亿元以上的其他地级单位共85个；四线城市为GDP在2000亿元以下的其余地级单位共213个。 2019年深北上广稳居中长期发展潜力榜单前4名，二线城市中成都、南京、武汉、重庆、天津、杭州位居前十；东部地区有32座城市进入前50名，东北地区有超八成城市位于200名之后。百强城市以全国13%的土地，集聚50%的人口，创造约73%的GDP，占全国商品住宅销量的约62%。深圳占据城市发展潜力榜首，北京、上海、广州紧随其后。二线城市中，成都、南京、武汉、重庆、天津、杭州位列前10名；郑州、长沙、西安、济南、合肥等省会城市，厦门、青岛等计划单列市，苏州、东莞、佛山等发达地级市进入前20名。省会城市除呼和浩特、银川、西宁、拉萨外均排名前50。在前50名城市中，东部地区多达32个，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6、8、4个。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前50名其余地级市大多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中长三角城市群8个，珠三角城市群4个，海西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各2个。分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排在200名之后的城市占比分别为4.6%、22%、64.1%；东北地区有30座城市位列200名之后，占本区域地级单位个数的83.3%，发展潜力总体靠后。需注意，各指标经标准化处理后合成的发展潜力指数仅具备序数意义。 2.2 人口现状：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聚，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 从区域层面看，当前人口回流皖川桂豫等中西部省份与粤浙等东部省份人口再集聚并存，京沪津苏黑吉辽人口增长低迷甚至负增长。改革开放后至2010年左右，人口大规模向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发达地区流动。2010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渐回流中西部，东部人口增速总体减缓，而东北地区人口开始负增长。当前人口回流明显的是安徽、四川、广西、河南、贵州等省，安徽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2000-2010年的-33万回升至2010-2015年的37万，再增至2015-2018年的60万，四川从-56万回升至32万，再增至46万。广东、浙江等省常住人口增长一度受人口回流而明显放缓，但2015-2018年人口重新明显集聚，当前年均增量分别为166、66万。江苏则从2000-2010年的54万降至2010-2015年的22万，2015-2018年为25万、无明显起色，江苏与广东的人口集聚差异类似经济发展差异，2016年开始两地经济总量逐渐拉大。 从分线城市看，人口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流入，三线城市全域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四线城市持续流出。1982-2017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一线城市增速更高，表明人口长期净流入、且向一线城市集聚更多。其中，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7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9%、3.4%、1.5%，二线城市分别为1.9%、1.8%、1%，表明2011年以来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放缓但仍保持集聚，放缓的原因包括京沪控人、人口老化农民工回流等。上述三个时期，三四线合计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3%、0.29%、0.44%，而全国人口平均增速为1.04%、0.57%、0.52%，表明2011年以来人口虽有回流但仍在持续净流出。其中，2001-2010年、2011-2017年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0%、0.44%，基本持平于全国0.57%、0.52%的人口增速；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为0.14%、0.3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重点城市看，深圳、广州、杭州常住人口大幅增长，西安、成都、长沙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崛起，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等东部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放缓。过去二十年，城市的人口集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除京沪从2013年开始主动控人外，其他城市近期多在“抢人”、但成效各异。2000-201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上海、北京、苏州、深圳、天津，分别年均增加66、61、37、34、31万。2010-2015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天津、北京、上海、深圳、郑州，分别年均增加50、42、22、20、18万。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深圳、广州、杭州、长沙、西安，分别年均增加55、47、26、24、23万；成都、郑州、重庆（主城）常住人口年均增加也超过15万，而传统的人口集聚大市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年均增加不足5万，北京2017-2018年持续两年负增长、天津2017年一度负增长。 从户籍情况看，主要大城市外来人口众多、人口本地化空间很大，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推进有望释放部分住房需求。中央要求，除北京、上海少数超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均需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当前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大于500万人的有上海、北京、深圳、东莞、广州、天津6座城市，在200-500万人的有苏州、佛山、武汉、郑州、宁波5座城市，在100-200万人的有15座城市，50-100万人的有18座城市。上述44城或为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或为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地区发达城市。近年在户籍制度改革和“抢人大战”的背景下，部分大城市户籍人口增长迅猛。2018年西安、成都、武汉、广州户籍人口分别较上年增加86.6、40.8、30.1、29.8万人，主要以户籍迁入的机械增长为主。 2.3 人口潜力：人随产业走，一二线产业基础及潜力突出 一二线城市以25.5%的人口创造了46.5%的GDP，人口集聚潜力很大。当前一线城市以5.2%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2.3%的GDP，二线城市以20.3%的人口创造了34.1%的GDP，三线城市的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基本持平、分别为33.9%、34.0%，四线城市的人口份额明显低于经济份额、分别为39.7%、24.5%（因统计问题，地区GDP合计与全国存在差异）。从经济—人口比值来看，2017年一、二、三、四线城市分别为2.4、1.7、1.0、0.6；从剔除工业因素的第三产业-人口比值看，2017年一、二、三、四线城市分别为3.2、1.7、0.8、0.5。从经济增速看，2015-2017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年均经济增速分别为7.5%、7.9%、7.8%、6.8%，四线经济规模基数小、但增速仍然乏力。从区域看，近几年经济增速比较低的地区是辽宁、山西等数据挤水分地区及东北、西部等偏远地区，经济增速多在6%以下；而中部不少地区经济增速在8-10%之间，西南部分地区更是在10%以上。总体上看，未来人口将继续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三四线城市全域人口未来将继续大幅流出。 在产业创新方面，一二线城市头部效应明显，京沪深占据绝对高地，杭州、广州、苏州、南京、成都等城市居前。产业创新的城市差异比经济实力更加明显，这主要因为创新需要高度集聚才更有效率。从反映龙头企业的A+H股上市公司数来看，北京占全国的比重达10.7%，京沪深合计占比高达27.5%，一二线城市合计占69.9%。从发明专利授权量来看，北京由于占尽产学研资源优势而独占全国的14.4%，京沪深合计占26.8%，一二线城市占比达到75.5%。产业创新排名相对靠前的三线城市主要是绍兴、常州、台州、嘉兴、珠海等长三角、珠三角城市。 在交通区位方面，一二线城市占据交通枢纽地位，高铁日始发终到趟数分别高达740、149趟，东部地区受益于自然地理和率先发展战略交通基础条件更优。从自然地理看，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先发的区位优势。在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下，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从高铁通达度看，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高铁日均通行班次分别为974、460、155、54趟；目前尚有107个城市未开通高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高铁日始发终到趟数看，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分别平均为740、149、17、6趟，其中广州、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武汉、重庆、天津、长沙、西安位居全国前十。从高速公路看，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路网密度差异仍然十分明显，分别为1001、506、330、99公里/万平方公里，四线城市仅为一线城市的10%。2016年国家发改委《铁路网中长期规划》要求，在“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的基础上，建设形成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区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充的高速铁路网。其中八纵是指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港（台）通道、京哈~京港澳通道、呼南通道、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兰（西）广通道；八横是指绥满通道、京兰通道、青银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道、厦渝通道、广昆通道。 在公共资源方面，一二线城市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密集，城市轨道交通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公共资源是产业发展的配套，优质公共资源对人口有着明显吸引力。从教育看，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多拥有区域内最优质的中小学和高等教育资源，拥有的985/211大学数合计占全国的81%，拥有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合计占全国的58%；其中，京津沪的一本升学率位居全国前三。从医疗资源看，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3.2、3.1、2.2、1.9，并且医疗资源的质量差异巨大，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从城市轨道交通看，根据各城市地铁公司官网及发改委最新批复，至2019年3月全国已通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的城市有35个，加上已批复未开通的城市则增至45个。二线城市中太原、呼和浩特、南通、泉州、烟台尚未开通城市轨道交通，三线城市目前仅温州开通。已批复未开通地铁的城市除太原、呼和浩特、南通3座二线城市外，还包含包头、徐州、常州、绍兴、金华、芜湖、洛阳等7座三线城市。 2.4 购买能力：一二线城市绝对购买能力较高，相对购买能力较低 一线城市人均储蓄存款、可支配收入分别高达11.5、6.6万元，远高于其他城市。绝对购买能力不仅是可支配收入，还应包括人均储蓄存款，尽管当前“存款搬家”现象明显，但仍能反映相关情况。从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看，2017年一线、二线城市分别为11.5、6.6万元，三线、四线城市分别为4.1、3.2万元。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看，2017年一线、二线城市分别为6.4、4.5万元，三线、四线城市分别为3.6、3.1万元。此外，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部分资源型城市人均储蓄存款及可支配收入也较高。 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0.8、10.6、8.4、6.0年；但一线城市因土地供给不足，房价并非由中位数收入人群决定，而是由高收入人群决定。2017年一线、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0.8、10.6、8.4、6.0年，城市间分化显著，这与全球其他经济体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较高的情况一致。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6.5、22、21.4年；二三线城市中三亚、厦门、福州房价收入比也很高，分别为31.2、24.2、21.5年，三亚为全国旅游城市、房价主要受外来者购房影响。从原则上讲，在供需基本平衡的市场，房价由中位数收入人群决定；在供给明显大于需求的市场，房价由低收入人群决定；在供给明显小于需求的市场，房价则由高收入人群决定。并且，与国外明显不同，因文化传统差异，中国人购房存在“六个钱包”现象，即父母等对子女的资金支持通常较大，这使得传统房价收入比的度量存在一定偏差。不过，考虑到现实并无更好的指标及数据衡量相对购买能力，本文依然采用房价收入比度量。 2.5 住房供给：一二线城市住房供给偏紧，二三线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 一二线城市住房供给偏紧、套户比分别为0.97、1.02，东北地区有过剩风险、套户比超过1.1。我们在2018年11月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估算了2017年各省级、地级单位城镇住宅套户比。分地区看，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包括学生及其宿舍的城镇套户比分别为0.99、1.05、1.03，东北地区为1.13；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不含学生及其宿舍的套户比分别为1.02、1.09、1.08，东北地区为1.17。分线看，2017年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套户比（含学生及其宿舍）分别为0.97、1.02、1.06，一二线城市住房供给偏紧。在全国336个地级单位（不含三沙）中，2017年有89个城市的套户比小于1，占比26.5%；有157个城市的套户比介于1.0-1.1之间，占比46.7%；有72个城市的套户比介于1.1-1.2之间，占比21.4%；有18个城市的套户比高于1.2，占比5.4%。 东部、中部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分别为57%、52%；二三线城市分别为64%、50%，高于一线、四线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政府对房价的依赖。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近三年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出让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57%、51.7%，高于西部、东北的31.6%、19.4%。这是由于西部、东北需求相对偏弱，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能力有限。分线看，二、三线城市近三年土地财政依赖度分别为64.2%、49.5%，高于一线城市的42.2%和四线城市的35%。其中，上海、深圳土地财政依赖度分别为25%、26%，而北京、广州达50%、68%。在全国336个地级单位（不含三沙）中，有16座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大于100%，占比4.8%；有31座城市在70%-100%之间，占比9.2%；有98座城市在40%-70%之间，占比29.2%；有191座城市在40%以下，占比56.8%。 3 市场面：2019年百强城市何时布局最佳？ 3.1 榜单概览：发展潜力100强分3档 在基本面分析基础上，我们结合市场面情况将发展潜力100强划为3档，其中深北上广等15个城市为一档，成都、武汉等25城为二档，兰州、徐州等60城为三档。市场面由库存去化周期、需求透支率、房价周期、地价房价比4项指标组成。我们首先将城市发展潜力100强按照发展潜力指数分为三档，再通过市场面指标分析，对当前市场趋势较好的城市升档，其他城市维持不变。 3.2 量价趋势：部分三四线城市需求明显透支，部分一二线城市成交量有所回暖房价趋稳 前期受棚改货币化刺激销量暴增、而又缺乏基本面支撑的部分三四线城市存在需求透支风险。比如，一个城市过去3-5年的销售增速均在20%以下，在基本面改变不大的情况下，某年销售增速突然飙升，比如达到50%及以上，这种城市在短期存在需求透支风险，从数据看主要是部分受棚改货币化刺激的三四线城市。2017年以来，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量明显下降，二线城市基本持平，三四线城市受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扩大而继续暴增。各线城市销量暴增的时间呈现轮动特征，一线城市2015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4%，二线城市2015、2016年分别增长10%、26%，三四线城市2016、2017年分别增长22%、13%，部分缺乏基本面支撑的三四线城市需求明显透支。 从房价周期看，前期经历明显调整的部分一二线城市及周边房价将逐渐趋稳，如供给不足或存在一定上涨压力。从历史经验看，过去不少城市的房价存在三年左右的小周期，涨一段调整一段，小周期的背后是房地产调控、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需求释放与透支等因素。2015-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及一些省会城市房价已连续低迷2年以上，目前成交量有所回暖，市场逐渐趋稳。此类城市在一线城市中有北上广深，二线城市中有天津、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济南、郑州、武汉、东莞等，三线城市中有廊坊、温州、嘉兴、珠海、惠州、中山等。而部分前期主要受棚改货币化刺激导致房价大涨、同时缺乏基本面支撑的三四线城市存在一定调整风险。 3.3 库存去化：西部地区、四线城市总体库存风险较高 从可售库存看，2019年3月一线、二线、三四线样本城市库存去化周期分别为11.7、10.5、11.4个月，三四线城市库存去化周期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有一定上升。可售商品住宅数据可得性较差，我们选取分线样本城市进行分析。一线城市选取4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二线城市选取16城：天津、重庆、南京、武汉、成都、苏州、厦门、西安、长沙、宁波、福州、青岛、长春、杭州、济南、南昌，三四线城市选取9城：徐州、莆田、东营、芜湖、焦作、南平、三明、滁州、安庆。2015年以来，得益于棚改货币化政策三四线城市可售库存去化周期持续走低，2018年5-6月最低不到7个月，但逐渐上升。2019年3月，一线、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可售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分别为11.7、10.5和11.4个月。需要注意的是，库存去化周期对销售非常敏感，比如部分城市商品住宅销量当前处于历史低位，一旦成交回暖，去化周期将明显下降。 从广义库存看，西部地区、四线城市库存偏高，2017年土地消化周期分别为2.5、2.1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库存持续改善，西部地区库存改善力度明显不足。2017年，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土地消化周期均在1.15-1.35年之间，而西部地区则高达2.5年。分线城市看，2017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土地消化周期分别为0.8、0.9、1.2、2.1。尽管一线城市受2016年930开始的调控收紧影响，市场销售持续降温，但土地消化周期基本小于1；四线城市销售乏力，土地供应持续增加，仍有较大库存风险。 3.4 拿地成本：地价房价比总体回落，少数城市仍较高 近期土地成交有所回暖。2018年百城样本中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住宅类用地成交溢价率分别为6.1%、12.5%、18.1%，均较2017年的21.9%、38.3%、45.3%明显下滑。不过，从最近半年数据看，土地成交有所回暖，2019年3月百城样本中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住宅类用地成交溢价率分别为4.2%、21.6%、21.4%，其中二线城市连续4个月上行、三四线城市连续5个月上行。 地价房价比总体回落，但少数城市地价成本仍较高。2018年一、二、三、四线城市地价房价比分别为29%、25%、19%、13%，除一线城市较2017年小幅上升1个百分点外，二、三、四线城市分别下降7、5、2个百分点（由于地级层面的新房价格数据不全，在此以二手房价格分析，由此估计的地价房价比可能偏低）。尽管各线城市地价房价比总体上差距不大，但具体城市之间差异巨大。此外，当前部分城市推行的“限房价、竞地价”土地出让模式有效地平抑了新房价格，但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新房抢购。 4 拥抱城市群，把握大趋势 以中心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根据基本面排名，2019年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6个位于19大城市群，其中处于24个千万级大都市圈的有54个。2018年11月，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以住建部城区常住人口为标准，将城市划分为1000万以上、500-1000万、300-500万、100-300万、50-100万、20-50万、20万以下七类。从人均生产效率看，分规模人均创造GDP呈现规模从大到小的递减现象；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创造14万元的GDP，是100-300万人城市的2.1倍，是20万人以下城市的约5倍。从人均城市建设用地看，大城市明显更节约土地资源，分规模人均创造GDP呈现规模从大到小的递增现象，2017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仅74.5平方米，而100-300万、20万以下城市分别为117.3、135.5平方米。 在城市群层面，19个城市群的核心在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5个城市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是其中最成熟的三个，以全国5%的土地面积集聚了23.3%的人口，创造了39.3%的GDP，成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目前均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三大城市群外，以成都、重庆、武汉为核心的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最具发展潜力，两大城市群以5.2%的土地面积集聚了15.5%的人口，创造了15.6%的GDP。其次则是山东半岛、海峡西岸、中原、关中平原、哈长、辽中南等城市群。预计到2030年，中国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其中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参见恒大研究院2018年7月报告《中国人口大迁移》）。 在都市圈层面， 24个1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以6.7%的土地集聚33%的人口创造约54%的GDP，其中上海、北京、深莞惠、广佛肇等都市圈发展潜力明显居前。鉴于当前多数城市群发育不成熟，且部分核心城市生产要素明显向周边溢出，中央把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作为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和抓手。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要求以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同城化为方向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强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加快建设统一开放市场、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包括以轨道交通等为基础打造1小时通勤圈。根据有关城市群规划及相关地方规划，当前中国有上海、北京、广佛肇、杭州、深莞惠等10个2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有重庆、青岛、厦泉漳等14个1000万-2000万人大都市圈。24个千万级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约33%的常住人口，创造约54%的GDP。从发展潜力看，上海、北京、深莞惠、广佛肇都市圈居前，之后则是苏锡常、天津、南京、长株潭、杭州、重庆等都市圈。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都市圈范围有重合，比如上海都市圈与杭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均有重合。 在24个大都市圈之外，仍有两类三四线城市值得关注：第一类是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比较突出的三四线城市，多数位于城市群内，如温州、珠海、中山、徐州、海口、金华、唐山、泰州、保定、威海等。珠海、中山是珠江口西岸中心城市，珠中江都市圈2017年末人口达958.7万，有望成为下一个千万级大都市圈。温州、威海均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工贸城市；唐山、保定分别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布局“三轴”中的“京唐秦”、“京保石”产业发展带上。该类城市中唯一不在19大城市群的是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2018年国家发改委《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北部淮海经济区”部分明确提出：“着力提升徐州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发挥连云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和陆海交汇枢纽作用，推动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并界定了淮海经济区包括以徐州为核心的3省10市，面积8.9万平方公里。 第二类是距离中心大城市较远、辖区或腹地人口规模大的中西部地方性中心城市，如洛阳、包头、银川、鄂尔多斯、岳阳、绵阳、衡阳、安阳、广安、遂宁、柳州、南阳等，也多数位于城市群内。其中，银川为省会城市，洛阳、包头、鄂尔多斯、岳阳、衡阳、柳州、南阳分别为所在省份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此外，宜昌、常德、遵义、襄阳、赣州等地方性中心城市目前不在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之列，但从长远看仍具备一定发展潜质。
近期，多地寒潮来袭，楼市也降温了！ 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总体平稳，略有回落。36城新房价格环比上涨，28城下跌，下跌数量创今年最高。分析人士认为，11月一二三线城市房价纷纷涨幅回落或持平，而北上广深，核心二、三线城市房价抗跌指数高。楼市降温态势与调控升级和房企促销等因素有关，未来新一轮调控政策有望继续升级。 2020年房价全年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有专家指出，11月公布的70城房价释放出四个信号，其一是房价进入探底；其二是部分城市调控收紧、加码告一段落；其三是城市涨跌分明，分化是未来一二三四线城市的主旋律；其四是货币放水，买房抄底拐点来了。 楼市降温 70城仅36城房价上涨 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解读称，初步测算，11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下降0.1%，上海和深圳持平，广州上涨0.9%。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5%，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5%、0.3%、0.8%和0.6%。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与上月相同。 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根据简单算术平均计算，11月份全国7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0.1%，同比涨幅为4.0%。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中新经纬客户端分析，“70城房价环比涨幅数据连续3个月收窄，同比涨幅连续5个月收窄，充分说明房价涨幅降温的态势。” “11月70城有36个城市新房价格上涨，这是疫情后最低数值。二手房上涨城市44个，基本持平。”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说，2020年“金九银十”已经过去，在7-8月楼市冲高后，9-11月整体楼市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涨幅放缓。 为何楼市降温了？张大伟认为，首先，调控政策持续升级，下半年以来32城收紧楼市政策，虽然力度不一，但都以收紧为主。对于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新建住宅的影响逐渐出现，很多城市的新建住宅限价政策影响了新建住宅价格。所以楼市数据逐渐上涨放缓。 其次，市场供应量增加，大部分企业销售都抓紧年末增加供应，部分企业也出现了促销行为。 严跃进也指出，“楼市降温态势，和今年的市场大环境有关。尤其是房企为了加快完成全年销售工作，也会有意识降价促销。另外，部分城市如西安、宁波等政策收紧，也说明年底对于稳房价的工作依然急迫，各地都会对高价项目进行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济宁成为此次房价环比上涨最快的城市，也是唯一一个涨幅超过1%的城市。严跃进认为，此类城市房价上涨和城市规划等有关。尤其是鲁西南的城市高铁等规划较好，楼市也容易抬升。 二手房价格略涨 广州成为领头羊 二手房方面，11月全国70个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0.1%，同比涨幅为2.1%。严跃进指出，和一手房的数据对应来看，二手房相对降温近期要少，至少没有出现过于明显的涨幅收窄。 由于一手房存在限价、限签的价格管制政策，二手房价格更真实。11月，广州、合肥、徐州、深圳、北京二手房价环比涨幅排在前五位，其中，广州、深圳、北京分别涨0.8%、0.6%和0.5%。张大伟认为，这些城市基本都是之前调控被明显抑制的城市，最近在全国热点城市包括深圳等上涨的影响下，房价复苏企稳。 “广州、深圳等城市房价处于前列，核心原因还是大湾区的经济恢复相对较好，投资属性相对较高，而各地落地的调控政策力度还未抑制住市场升温。”他认为，随着上述城市房价的上涨加速，新一轮调控政策有望继续升级。房价大部分城市上涨的趋势不变，但涨幅会继续放缓。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能抄底了？ 房价四个信号显现！ 著名房地产专家、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认为，11月70城房价释放出四个信号，其一是房价进入探底。其二是部分城市调控收紧、加码告一段落。其三是城市涨跌分明，分化是未来一二三四线城市的主旋律。其四是货币放水，买房抄底拐点来了。 不过，谢逸枫强调，因限价、限签的价格管制，房价的涨幅回落，不是意味着房价下跌了，是上涨的速度减速了。此外，由于网签的滞后性，房价的指数由于数据更新缓慢，存在与市场脱离的现象。 年内楼市调控高达458次 专家：年末房价继续放缓 来自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11月全国房地产调控累计次数为33次，1-11月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次数高达458次。 从7月开始，调控政策风向转变，从上半年的全面宽松，开始出现收紧趋势，抑制市场过热成为调控政策的新特征。具体来看，11月台州等多城升级加码调控政策。从7月开始已经累计有杭州、东莞、宁波、内蒙古、郑州、深圳、南京、长春、海口等30个城市纷纷出台调控政策，为楼市降温。 不过，在张大伟看来，11月各地收紧的调控政策虽然力度不大，但依然代表了房地产调控的趋势是一城一策，房住不炒，维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只要上涨过快必然会导致调控升级。 年底房价是涨还是跌？张大伟说，“楼市调控政策基本以‘稳’楼市为主，部分城市虽然出现了刺激市场的政策被收回，但对于市场的影响并没有出现全面转向。预计12月房价继续上涨，但涨幅放缓，越来越收紧的调控政策有望平稳市场。” 严跃进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12月是房企加快完成销售目标的关键时期，预计还是会有各类促销活动。而且各地政府积极落实房价调控，预计近期也还是会有对房屋交易秩序的管控。这都说明房价短期内涨幅反弹空间不大，总体以涨幅收窄为导向。
文丨西部菌 10月底，《求是》杂志刊发重磅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其中明确提出： 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城镇化是否再度转向的讨论。也让部分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强省会”模式将宣告终结？ 从现实来看，显然并非如此。 据日前多地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已至少有三个省份（自治区）把打造“强省会”明确为未来5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贵州提出： 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加快构建以黔中城市群为主体，贵阳贵安为龙头，贵阳-贵安-安顺都市圈和遵义都市圈为核心增长极，其他市（州）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 广西提出： 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深入推进北钦防一体化，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共建北部湾城市群，建优建强北部湾经济区，扬起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龙头。 山东提出： 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济南打造“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在“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提出后，为何仍有多地明确再提“强省会”战略？又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跟进？ 01 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注意“避免一市独大”，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 到底何谓有条件，这个当然要看具体情况，但它至少说明一点——不能“一刀切”。 这方面，济南、南宁、贵阳三个城市，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最明显的一点，这三个城市都称不上是“独大”。 济南自不用说，即便是在合并莱芜后，其2019年的GDP在山东省内排名也依然只能屈居第二，比第一名青岛足足低了2000亿以上。 要知道，这可是全国经济第三大省份的省会，连GDP万亿都没过，实在说不过去。 此外，济南要在多个城市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没有一定体量的支撑，胜算无疑要低得多。 此次建议中把实施强省会战略放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前面，足见这里面的逻辑关系。 还要提醒的一点是，济南可曾是被点名“引领带动作用不够”的七大中心城市之一。 所以，不管是对内挑起山东冲刺国家中心城市的重任，还是对外承担起国家对副省级城市的期许，做大做强济南都是山东的必然选择。 02 再来看南宁。 去年广西其实就印发实施了《关于实施强首府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把南宁市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 从广西的城市格局来看，做大做强首府，的确是非常现实的发展路径。 与济南不是“独大”不同，南宁则是连“大”都称不上。2019年，南宁GDP才4500亿，在万亿GDP城市即将突破20个的情况下，这一规模确实很是尴尬。 何况，广西和南宁的志向一直不小，目前不仅有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国家战略的加持，在《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意见》中，南宁也被点名要提高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 毫无疑问，首府目前的体量，显然难以支撑广西和南宁的发展野心。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沿海省份，广西一直被外界视为一把好牌被打坏的典型，在发展方向上可谓几经蹉跎。明确提出打造“强首府”，也算是一种务实选择。 一句话，存在感亟待增强的广西，需要一个更强的首府的支撑，国家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也需要一个更强的支点。 03 贵阳和南宁的境遇其实很像。GDP规模都在4000亿级别，算不上“大”，更难言“独大”。 今年上半年，贵州第二城遵义与贵阳的GDP差距，已经缩小到不足200亿。 在遵义加速融入成渝双圈的大背景下，贵阳确实需要有更大的危机感，才能真正“把全省城镇化的龙头舞起来”。 尽管这些年，贵阳以发展速度著称，但截至到2019年，其GDP才刚迈上4000亿台阶，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排名，仅高于太原、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银川、海口、西宁、拉萨。 这样一种体量，对于贵州的发展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劣势。 比如，这些年贵州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目前即将实现“市市通高铁”，如果省内没有一枚具有足够资源吸纳能力的“定海神针”，这不仅是对基建优势的浪费，也不利于人口的持续回流。 且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为贵阳的“做大做强”提供了现实抓手。 此次建议，把“贵阳贵安”一起定位为贵州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的龙头，也足见贵州层面的战略用意。 两者的融合发展，既利好贵阳，也有助于把贵安作为国家级新区的政策优势最大化变现。对贵州和贵阳来说，这样的优势和机遇，当然不能错过。 04 当然，衡量省会的“强弱”，不单单只是看其经济体量的大小，也要看它在省内的地位。这方面一个最直观的指标是首位度。 根据西部菌统计的2018年数据，济南、贵阳、南宁都属于GDP相对较低的省会城市。尤其是济南在2019年合并莱芜后，其仍处于首位度垫底的状态。 所以，它们实施强省会战略，是完全具备空间的。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两年明确提出强省会战略的省份除了贵州、广西、山东，还有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等。它们虽然并不完全来自中西部，但对应的省会城市，都无一例外属于低首位度。 为何不管东中西，省会首位度低的省份，都几乎无一例外要实施强省会战略？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都市圈时代，必须要有更强的中心城市的带动。 众所周知，与城市群不同，都市圈是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融合发展，相应的，中心城市的能级可以说决定了都市圈的边界和融合发展程度。 颇为巧合的是，此次贵州和广西在强调强省会战略的同时，也都提到了都市圈。前者是贵阳-贵安-安顺都市圈和遵义都市圈，后者是南宁都市圈。 在这个角度可以说，打造强省会，实际是各省谋求在都市圈时代的卡位。 05 尽管说愈发成为一种趋势，但社会对强省会战略还是多少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质疑。 比如，成都目前是强省会的代表城市。很多人习惯拿省内其他城市与成都的差距来评价成都强省会地位的得失。 但是，要注意的是，到底何时选择强省会，何时避免“一市独大”，只要遵循实际条件，就无所谓对错。 比如，在目前其他低首位度省会城市纷纷谋求做大做强的同时，成都则在都市圈建设上开启了大手笔。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动作是，上个月四川首条跨市城际轨道——资阳线，正式开建。 此外，四川在2018年就已明确提出要打造多个经济副中心。 同样的，在省会长沙首位度超过30%的湖南，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明确了要建设岳阳、衡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 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在强省会战略上的选择差异，其实只是一种阶段化的不同而已，几乎不存在可以例外的情况。 或许有人会说，一些东部省份在没有强省会的情况下，照样做到“多点开花”，难道不香吗？ 对此，西部菌想说的是，“多点开花”是需要资本的，不是每个中西部省份在一开始都有条件支持“多点开花”。 更何况，现在如济南、南京、福州等东部省会城市，也都喊出了强省会战略。 对大多数省份来说，强省会只会“迟到”，不会“缺席”。
王鸿近期，绿地控股集团执行总裁兼绿地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耿靖发表2021年市场研判。 在对房地产行业的研判中他指出，2020年，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的出台成为影响行业的核心变量，行业原有的高杠杆、高周转、高价拿地模式将难以为继。受此影响，行业将进入低速平稳发展期。 2021年，“三道红线”将倒逼房企收缩融资战线，土地购置费增速回落。有实力的房企现有土储还能维持3-5年，可开发项目供应充足，拿地更趋谨慎，而实力欠缺的房企拿地有心无力。 他预计2021年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5%左右。 从区域上看，各城市之间将进一步分化，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热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将因为资源聚焦而持续走强，产业导入和人口流入的支撑将助推住房租金上涨。 同时，限价导致的热点城市土地与房价的价差收敛以及一二手房价的倒挂，可能会倒逼部分城市放松对一手房的限价政策，纠正一手房的价格失真，实现一手房价的内生性增长。这也将有利于促进房企加快竣工，加速去化，畅通资金链。 2021年，房地产市场仍有较大规模支撑，房企提升经营效率、聚焦做强主业仍是发展着力点。融资、拿地、销售资源将向稳健型、低杠杆企业或龙头企业进一步靠拢，龙头房企的发展机会进一步增大，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细分赛道机会频现，尤其是向管理和科技要红利的物业管理、商业管理运营商的成长性更强，在政策上也有支持，将迎来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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