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SOHO中国发布2020年中期业绩报告。 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14.53亿元，同比上升63.5%；净利润约2.04亿元，同比下降64%。 此外上周四晚，SOHO中国公告称，终止早前要约私有化事项。 “卖不出去”的SOHO中国，未来何去何从？ SOHO中国净资产373亿元，市值仅119亿元 根据早前曝出的交易方案，黑石集团对SOHO中国私有化的交易对价为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76亿元。 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SOHO中国净资产为373亿元，净资产负债率约为42%。此外，平均借贷成本约4.8%，境外负债占全部负债约4.1%。 然而，截至8月21日收盘，SOHO中国市值仅133.6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119.2亿元。 SOHO中国多年未在土地市场竞拍新地块，最新一则项目是去年底开业的北京丽泽SOHO。 自2012年，SOHO中国提出从“销售”向“自持”物业转型开始，其主要收入来源由售楼转为租赁收入。 近年来，SOHO中国业绩持续下滑。根据此前数据，SOHO中国净利润已连续三年下滑，其中2017至2019年净利润分别为47.33亿元、19.25亿元、13.31亿元。 而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净利润仅2.04亿元，同比下降64%。 此外，SOHO中国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由去年年末的12.06亿元，降至本期末的7.46亿元，降幅达38.14%。 租金收入7.82亿同比降12%，卖车位增收6.71亿 然而，在疫情影响下，SOHO中国上半年投资物业平均出租率仅约为78%，与2018年96%的出租率相比，下滑了18个百分点。 分城市来看，一线城市写字楼平均租金二季度集体下跌，北上深平均租金水平创三年最低。其中，北京写字楼出租市场环比降幅最大为4.5%，上海降幅3.7%，深圳降幅2.7%。 作为SOHO中国的主要经营项目，租金收入下降明显。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租金收入7.82亿元，同比下降12%。 在租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录得营收正向增长，SOHO中国称，主要归功于车位销售。 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物业销售收入6.71亿元，而上年同期仅115万元，增幅超500倍。 SOHO中国“卖卖卖”并非首次。据不完全统计，SOHO中国从2014年至今已出售至少8笔资产，合计233.6亿元。 去年9月30日，SOHO发布公告称，出售北京建外SOHO、三里屯SOHO、SOHO尚都、朝外SOHO、银河SOHO等9个项目的停车位，合计约7.6亿元。 去年10月，市场再度曝出SOHO中国考虑以80亿美元的价格拟出售京沪八个商办物业。 营业成本增268%，财务费用4.69亿为净利润2倍 受益于车位出售，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营业收入同比上升63.5%，然而净利润却同比下降64%。 对于增收为何没有实现增利，SOHO中国在财报中分析认为，主要系投资物业评估增值减少所致。 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投资物业评估增值为零，相比之下，2019年同期投资物业的评估增值约为5.53亿元。 对此，SOHO中国表示，去年投资物业评估增值主要为古北SOHO和丽泽 SOHO两个在建项目的进度贡献，而本期无在建项目。 成本和费用的大幅增加，亦是增收不增利的原因之一。 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营业成本6.53亿元，较上年同期的营业成本1.77亿元，增幅达268.92%。 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销售费用2431.5万元，同比增长34.5%；财务费用4.69亿元，同比增幅达40.84%。
和之前市场预期的一样，上市险企上半年的净利润普遍承压。 继上周净利润下降19%的中国人保（601319.SH，01339.HK）半年报之后，中国太保（601601.SH，02601.HK）8月23日下午发布的半年报也遭遇了归母净利润12%的同比下滑。 分析其净利润下降的原因，疫情影响下的收入放缓、去年同期的高基数，以及对准备金假设中折现率的调整共同造成了此次净利润的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剔除评估假设变动影响等短期波动因素，中国太保上半年的归母营运利润则为同比增长28.1%。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寿险业务已出现明显回暖迹象，预计上市险企的下半年业绩将迎改善。而上半年实现“A+H+G”三地上市的中国太保长期坚定转型的方向明确，判断其转型效果有望于2021年初步显现。 净利下降营运利润上升 半年报显示，中国太保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42.39亿元，同比减少12.0%。 疫情影响下，其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放缓、由于去年同期税优政策所形成的同比大涨96.1%的高基数，以及长端利率下降造成的准备金计提的折现率假设变动共同影响，使净利润承压。 半年报数据显示，中国太保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354.81亿元，其中保险业务收入2165.97亿元，同比增长4.2%，这较去年同期7.9%的增长有所放缓，不过在疫情影响下仍然取得了正向增长。 而这4.2%的增长大多由太保产险业务贡献，寿险业务由于疫情造成的线下营销渠道受阻，叠加太保寿险自身营销员队伍转型阵痛，其保险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新业务价值更是同比减少24.8%。不过，由于强大的续期保费形成的“安全垫”，太保寿险今年上半年末的剩余边际余额仍旧较上年末增长5.3%，达3470.56亿元。 收入放缓之余，由于长端利率今年上半年呈现下降趋势，而750天移动平均的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是作为各家险企准备金计提的折现率出现的，因此各家险企在上半年普遍调整了折现率的假设，从而造成准备金计提增加，利润则相应降低。根据中国太保公告，今年上半年由于上述原因，利润总额减少了约42.36亿元。同样，上周发布半年报的中国人保也因为相似的原因，税前利润减少了16.72亿元。 如果剔除这一短期波动影响，同时剔除短期投资波动（今年上半年这一影响很小）等短期因素，中国太保的营运利润则呈现同比增长28.1%的结果，达到174.28亿元。 天风证券表示，预计上半年中国太保负债端表现受疫情影响较大，后续随着经济复苏、疫情好转，以及线下展业的逐步恢复，业绩短期提升的动能较显著。 而在投资方面，中国太保今年上半年保持平稳，年化总投资收益率4.8%，同比持平；而由于今年上半年市场利率下行，中国太保的年化净投资收益率（主要包含债券及存款的利息收入、股票分红、租金收入等）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至4.4%。同样，中国人保今年上半年的净投资收益率也下降了0.2个百分点至4.9%。 中国太保表示，今年上半年，在预期未来市场利率中枢下行的背景下积极做好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并把握战术机会，在市场利率反弹后积极配置长久期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延展资产久期。同时，在流动性可以承受的前提下加强对优质非公开市场融资工具的配置。考虑到固收市场仍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公司对于信用风险承担持续保持谨慎的态度。 从半年报数据来看，中国太保上述非公开市场融资工具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债权投资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上半年末，上述资产在中国太保的投资资产占比合计较去年末增加了1.6个百分点，是占比上升最多的一组大类资产，投资占比超过22%，该大类资产的平均名义投资收益率目前达到5.2%。 而在权益投资方面，太保资管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其深入研究并布局了A股和港股市场上的“核心资产”：一是着眼行业，选择产品具有独特性或盈利模式有创新、从而能够实现消费升级新需求的标的；二是顺应趋势，以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为视角，选择具有成本、资金、管理、技术等独特优势，能够顺应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资产；三是放眼全球，选择具有对标全球龙头能力的标的。 大力布局科技、康养 2020年，中国太保“转型2.0”进入了全面冲刺阶段，而其在科技、康养上的布局也开始进入发力期。 近日，中国太保一则7亿元筹建太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引起了市场的关注。据记者从接近中国太保人士处独家了解到，该公司目前的定位是将成为中国太保集团科技布局的市场化运作载体，承载各子公司的科技业务相关需求。 8月23日，从中国太保内部了解到，中国太保在第九届董事会下设立了科技创新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审核公司科技创新战略、规划以及总体工作目标，推动公司管理层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运作体系。据悉，目前中国太保推出了科技领军人才引入计划，通过市场化机制，已在架构规划、大数据、互联网运营等领域引进多位科技领军人才，负责科技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基础平台建设和重大项目攻关。而上述金融科技公司也正是为加快推进科技市场化改革而筹建。 中国太保董事长孔庆伟在半年报中表示，目前中国太保已编制完成了集团“新三年规划”及“大健康发展规划”。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养老产业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这次疫情反映出社会对公共健康的高度关注。未来，中国太保会在大健康、养老产业两大领域积极布局，推进“保险产品+健康管理”、“保险产品+养老服务”的新发展模式。
欢迎各位网友今天来到我的办公室。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个我的镇室之宝，这幅地图我每天来上班的第一眼就会看到它，这是一幅1717年的世界地图的原件，在这幅地图里面是描述的当时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300多年前对世界的认识，在这幅世界地图里面我们会看到，阿拉斯加和北冰洋并没有被发现，南极洲也没有被发现，在太平洋一带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都没有被发现。那么1717年以后的差不多半个世纪左右，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船长叫詹姆斯·库克，库克船长带着他的一干人等，发现了刚才我讲的全球疆域的1/4的面积，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发现，为后期英国的“日不落帝国”的创造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作为一个全球治理的研究的一名学者，每天上班来第一时间看到这幅地图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震撼的，我也鼓励我自己，30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康熙年间，还在闭关锁国，而英国人、欧洲人已经在绘制着全球的地图，而且用现代的墨卡托画法在绘制地图。 这是我收藏的另外一幅地图，这幅地图是我在英国的一个旧书店里购到的，这是1736年英国人绘画的珠江口的地图，这是珠江进入到南海的那个喇叭口，Macao澳门，在对面就是香港岛。那么这儿就是现在的东莞，这是珠海，崆峒就是现在的广州。在这幅地图里面，非常清晰地描述了珠江口那个喇叭口里面每一个小岛以及每一个锚点和航海的路线。我曾经去过进入珠江口它必经的一个要道，就是在虎门要道，英国人在这儿写了Tiger虎门。在这个要道里面，当时清代在这儿建了虎门的防御工事。 要道宽3公里，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炮台里面的炮的射程只能打一公里，两边的炮台加起来只能打二公里，而外国的军舰只要能够在中间的一公里，并且反射回我们的炮台，那么它自然可以制服我们在这里设立的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也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00年，英国人就已经绘制了如此清晰的地图。 再给大家展示一幅。这是1748年原件。1748年英国人绘制的广州城的地图，广州城的街道，广州城的城墙，非常清晰，所以从地图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地图的绘制密切相关。 中国学术界包括国际学术界，通常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诸多的宏观视角去思考，近代化以来中华帝国的崩溃的原因。不过却忽视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地图的绘制。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述了地图的绘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那么非常幸运的是，现代中国人已经杜绝了历史的重演。 在信息化时代，地图在中国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智能，潜移默化地对中国的崛起发挥了推动的作用。 中国人约有8亿人有智能手机，这就意味着只要你是成年人，几乎都是人手一部，许多小孩儿也有，每一部智能手机就是新时代绘制的地图的机器，那么通过各类APP告诉有需要的人，哪家餐厅更好吃，哪个旅游景点更有趣，哪家酒店更实惠，哪个快递服务更好，通过个人的评价、生活的方式、日常的工作，创造了社会互联互通的超级的大地图。而这个新版图正在成为信息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的组成。 在新冠疫情期，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利用智能手机发现新增病例的方位，比如说病例在哪里发现，患者住在哪里，哪个城市，甚至哪片街道是高风险地区，这幅超级大地图指导着中国人在特殊时期的生活和工作，增强了风险的意识，降低了感染率，使中国成为控制疫情最成功的国家。 21世纪地图的绘制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的能力，地图不再只强调山河湖水、交通路线，还在强化着每一个国家组成要素的互联互通的程度。这当然包括通信光缆、高速铁路、油气管道、都市群落的网络文明发展状况，更折射了高效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理念。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的绘制地图的能力背后反映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程度。 在5G时代，中国社会构成了每一个的要素，能源、交通、通信、物资、货币、技术甚至是生活方式，都逐渐地形成了万物互联的时代的图景，高效地完成了每一批生产、每一次运输、每一笔交易、每一场聚会和每一轮的创新。 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能够平衡稳定、发展、改革三角关系的关键的原因。社会要素之间的互联互通，技术进步推动了联通水平的改革升级，社会鸿沟随着升级弥合而呈现了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说中国低收入者通过超级大地图能够得到外卖、打车、无现金支付等社会均等化的服务。而过去这些只有那些拥有厨师、司机和会计的富人才能够享受到的生活的水准。 所以有人曾经调侃，说如果几个月前明尼苏达州如果有无现金支付很普及的话，就不会出现像乔治·弗洛依德那样使用20美元的假钞，然后被警察给跪死的那样的现象。那么如果美国的疫情地图能够像中国编制的那么完善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超过20万人死亡，甚至更多人的死亡，也不会让美国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导致现在民众愤怒的上街。一直到现在，美国的城市骚乱和社会的分裂仍然在继续，而这一切又起源于美国禁用华为，落后于5G时代。 当然这是一种调侃，不过严肃地讲，根据康纳一位非常著名的青年学者，他写了一本叫《超级版图》的这本书里的说法。在21世纪世界各国国力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力量和人口规模等国内因素，也取决于本国的互联互通的能力。 互联互通的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够配置多大的全球资源 所以在我看来，国家互联互通的能力不只是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也更在于国家内部的方便和快捷，这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够配置多大的全球资源。 那么从这些角度看，我觉得联想起中国在全球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推行了物联网、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强国的战略。我刚才讲的一系列从绘制地图到现在的手机的智能化，从每个人都融入到了地图的绘制中，这张超级的大地图，实际上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崛起还只是刚刚开始。
8月22日，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表示，最近银保监会批复了建信理财和贝莱德、富登公司设立合资理财公司，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这种外资和中资银行理财子公司合资的模式被称为“理财孙公司”。去年底，第一家理财孙公司汇华理财成立，其中东方汇理资管出资比例为55%，中银理财持股45%。 记者获悉，目前几家国有大行几乎都已物色了潜在合作方。今年6月，交银理财董事长涂宏曾公开表示，基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大行也在贯彻落实。目前交银理财已选了几家外资机构，希望在今年成立。 至此，外资已在中国资管市场多线布局，除了理财孙公司，其他形式包括，私募证券基金、合资或独资公募基金等，开拓中国资管市场吸引力巨大，但绝非坦途。 更多理财孙公司在路上 目前，宣布开业的银行理财子公司总计16家，其中六大行的理财子公司全部就位，今年，几家公司已经或即将迎来开业一周年。 去年12月，银保监会批准东方汇理和中银理财在上海合资筹建首家外方控股的资管公司。各界好奇的是，中银理财已经是一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再入股一家由外资控股的资管公司意欲何为？ 如今这一意图逐步明朗。祝树民称，“我们欢迎境外有经验的资产管理机构与中国的金融机构一道，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在股权、产品、管理和人才等方面开展合作，将国际上成熟的投资理念、经营策略、激励机制和风控体系运用到境内，提供差异化、个性化、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去年12月23日，东方汇理独家回复记者称，之所以选择中银理财，主要因为“合资公司将受益于中银理财和中国银行在财富管理市场的经验，以及其巨大的客户基础和品牌优势。东方汇理拥有多元化的产品和工具，也会将这些技能和操作经验用于开拓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我们的强项与中银理财的发展策略十分契合。” “合资公司计划在2020年四季度正式推出业务。”该机构表示，今年上半年，汇华理财完成了合资协议和商业合同；管理团队已经就位，包括首席执行官（CEO）、首席投资官（CIO）和首席运营官（COO）；超过半数的本地招聘已经完成；完成了基础设施筹备（公司场地、IT平台等）。 发行何种产品？ 对于理财孙公司将如何进行产品设计，市场报以极大关注。 据记者了解，除了中国银行理财子公司和公募基金推出的产品，外资控股的理财孙公司的差异化优势更多在于境外配置能力。多年来，境内的外资行财富管理部门大多代销由外资资管机构发行的中资美元债、境外股票产品。 事实上，当前银行理财子公司也开始涉足境外资产配置，外资的加盟将提升这方面能力。 据记者了解，多数理财子公司都成立了跨境投资部，港股、海外债券等是配置重点。多位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经理对记者表示，在海外配置中，股票和债券为五五开。之所以南下资金势头猛烈，部分资金也是由银行理财资金贡献，例如，交银理财所发行产品中，港股占到了整体权益资产配置的近一半。 “我们通过互认基金来实现部分境外债券的配置。由于境外债券通过场外交易的占比较高，因此对于投资和运营管理也提出了较高要求。”上述投资经理称。 外资在华做多手准备 中国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市场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更高的GDP增速是最大的潜能。然而，外资开拓中国市场之路并不好走，理财孙公司事实上也是外资多手准备、多线布局的战略体现。 贝莱德则是最佳的例子。2020年4月1日，证监会官网公示，贝莱德与路博迈已经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为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两家外资机构。富达国际也在5月递交了申请。当前，该申请已被证监会受理。 当前，贝莱德的独资控股公募基金实体仍在筹备中。此前，贝莱德在备案成为外商独资企业私募基金管理人（WFOE PFM）时发行了多只股票基金产品，如何让这些私募产品过渡到公募是待解的问题。 “又做公募基金，又做理财孙公司，这两者之间如何分工？”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要打开中国的市场渠道，做出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不容易，中国本土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公募基金的激励机制也很完善。” 各界认为，理财孙公司可充分利用中资银行的资源、销售渠道等，这可为初来乍到的外资解决一定的初期落地问题，但销售渠道的构建非短期内可实现，就连不少国内银行系基金子公司都曾表示难以“借光”母行的产品代销渠道，任何模式都没有捷径。 “但凡入场的外资都要抱着投资未来十年的眼光和耐心，扎扎实实地做好投研和市场拓展，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并且尊重行业规律，外资在中国并无捷径。”路博迈投资管理（上海）CEO刘颂此前对记者表示。
陈豪阮成发会见田国立一行 8月20日下午，省政府与中国建设银行在昆明签署合作协议。 省委书记陈豪、省长阮成发会见了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监事长王永庆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对建设银行给予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双方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强优势互补、深化互利合作进行了沟通，就借助“新金融+高科技”力量，合力推动“一部手机办事通”“一部手机云企贷”建设，加强智慧政务、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三农”服务等领域深度合作，助推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宗国英和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吕家进分别代表双方签约。按照协议，双方将围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创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建设“数字云南”等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合作。 建行云南省分行与省总工会、普洱市政府、省发展和改革委、省商务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分别签署建设“数字工会”合作协议、银政合作协议、金融支持“新基建”领域产业发展合作协议、金融支持商务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合作协议及住建大数据应用系统建设合作协议等5个子协议，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 云南省王树芬、陈舜、杨杰，中国建设银行王浩参加相关活动。
提前定好闹钟，闹铃一响就迅速打开电脑进入官网，花2分钟把挑选的商品放进购物车，发售时间一到就立即付款，然后等着快递把商品送到家门口。 王桐（化名）在优衣库官网抢IP联名款T恤的动作一气呵成。“优衣库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推出一些IP联名款T恤，很多图案的设计都是爆款，非常难抢。”王桐告诉记者，“比如电影、动漫、游戏等IP的联名款，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我作为这些IP的爱好者，肯定要第一时间抢到的。” 一边是优衣库在中国18个城市新开了19家线下门店，加速下沉跑入二三四线城市；另一边是Zara在中国关闭核心商圈门店，GAP集团下的OldNavy，以及Forever21退出中国；外资快时尚在中国市场两极分化趋势渐显。 外资快时尚在中国市场“破功” “疫情之前，外资快时尚品牌就已经体现出了这种两极分化的局势，只是疫情加速了局势的快速变化。”纺织服装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像Zara等品牌在中国只做一二线城市，虽然市场非常庞大，但与本土品牌和国际品牌间的激烈竞争，成本压力进一步凸显。如果品牌不能进一步去做增量，必然会被边缘化，面临被淘汰的局面。” 一组财报数据再次印证了部分外资快时尚品牌的市场颓势。 截至四月底的第一财季净亏损4.09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2亿元），Zara母公司西班牙服装巨头Inditex发布的财报数据并不好看。 Inditex称，计划永久关闭旗下1000-1200家门店，相当于其全球门店总数的13%-16%。 而拥有GAP、OldNavy等品牌的盖普公司在2020年第一财季（2020年2月1日-5月2日）净利润亏损9.3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其中，盖普公司旗下三大主力品牌，OldNavy、GAP和BananaRepublic销售额跌幅分别为42%、50%和47%。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将关闭170家GAP品牌门店。 “为什么优衣库能逆势上扬，而其他的外资快时尚品牌却亏损？”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告诉记者，“一方面，优衣库推出的很多产品都是设计简单、精耕细作的，应用场景多，复用率高，价格还便宜，整体的性价比就提了上来；另一方面，优衣库的品类也全，有内衣、内裤、袜子等等，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另外，在设计上，如Zara、H&M包括Forever21等外资时尚品牌偏年轻时尚，受众比较窄。”程伟雄坦言“而在版型研究上，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也不够。比如说很多服装的设计都是欧洲的版型，袖子都特别长，更适合身高在175cm以上的西方人穿。而发源于日本的优衣库在文化和体型上与中国人相似，设计出的衣服也更贴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当价格做不过中国品牌，品质也做不过优衣库的时候，就唯有撤离中国市场了。” 同样，购买商品的便捷度也成为衡量消费者是否会为此买单的关键因素。作为优衣库的资深“粉丝”，王桐对记者说道，“优衣库的品牌店铺分布的比较广，一般大型购物中心都能看到，像其他的品牌比如Zara，店铺数量相对较少，你得去特定的地方才找才会有。” 以北京为例，记者通过“大众点评APP”搜索，发现以“优衣库”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约有69个，而以“Zara”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仅约有24个。 “推陈出新”迎合消费者需求 “现在家里的这种IP联名款的T恤摞起来能有半米高了，虽然很多都没怎么穿过，但我也很喜欢收集。”王桐告诉记者。 “疯”抢联名款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文化情怀、彰显个性的需求。 “其实，优衣库一早就在通过IP联名的手段在做了，它运营的精细化、渠道的标准化，不仅值得外资快时尚品牌学习，也值得我们很多中国品牌去学习。”程伟雄解释称。 纵观国内市场，王鹏认为，在转型上做的比较好的案例就是李宁。 “在2008年以后，李宁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首先，店铺扩张太快导致现金流跟不上，而库存又积压过多；其次，品牌老化，目标客户年龄在增加；最后则是大量国外运动品牌入华，竞争激烈。”王鹏分析称。 经历了巨额亏损和长期阵痛以后，李宁断臂求生，通过新兴的时尚品牌“中国李宁”，成功转型。王鹏称，“中国李宁更有设计感、本土范、个性化，包括从设计装修到宣传文案，包括它的LOGO也跟运动品牌的李宁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切割。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案例，相当于这个品牌分化。” 疫情冲击之下，外资时尚品牌想要继续逐鹿中国市场，就需要做迎合消费者需求的“推陈出新”。 在程伟雄看来，未来要朝着两个路径进行转型。“一方面，可以做品牌溢价，突出商品的差异化、个性化；另一方面，疫情之下消费受到了压缩，品牌可以去做大众化价格的商品。”程伟雄表示，无论什么品牌，在疫情面前的起步都是一样的，未来在整个消费重构、用户迭代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好这种迎合消费需求的改变。 王鹏则认为，快时尚品牌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品牌定位和开店策略，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定价进行系统性的审视。“其实面对所谓的经济寒冬或者是经济下行压力，更应该储存弹药，而不是撒钱。”他建议，快时尚品牌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随着科技的发达和个性化需求的增加，是否能够实现个性化、智能化衣服穿搭的推荐。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去做电商。” 虽然“洋品牌”光环耀眼，但没有一种商业模式可以在市场中永远存续，停滞不前就没有未来。
前几天，我们在《九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一文的末尾，请李铁回答三个问题。8月16日，李铁发表文章《基于全局，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但他的回答，其实仍然是含糊不清，或答非所问。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你一再说“中国人口过多”，那么请你回答中国人口数量降到多少才不是过多，论证依据是什么？ 李铁的回答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李铁说“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论证依据，所以我们不知道李铁究竟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 如果是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那么难道把中国分成几十个国家，就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了？可见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是荒谬的。 如果是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那么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人口密度都高于中国，这些国家都不认为自己国家“人口过多”，都在鼓励生育。可见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也无法得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 无论是按人口数量还是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都得不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难道李铁得出“中国人口过多”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不争的现实”这个词？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是多少？ 李铁的回答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李铁其实并没有回答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只是发表了他对中国过去生育率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与李铁的分歧不大，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和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49和1.47，但这是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的情况下。我们之前的文章已分析过，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到1.1左右。 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人，出生人口就会减半。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生育就是正确的人口政策。 但李铁说：“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李铁对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已经极低，还以为一旦鼓励生育，出生人口就会大幅增加，他没有看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多年来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然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从生育意愿来看，中国人近年来的平均生育意愿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巨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 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的结论。比如，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25~1.41之间。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1至1.3之间。 参考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按照中国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这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那么，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1左右。 按照现在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以及参考东亚地区鼓励生育的经验来预测，无论是否鼓励生育，未来中国出生人口都会逐年下降，鼓励生育只是使下降速度变缓慢一些而已。所以，李铁所说的“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请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李铁的回答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李铁上面的回答，也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是问李铁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请李铁预测中国将来会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中国将来会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既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是李铁能决定的，而是决策者决定的。但是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提出政策建议，所以任何一个人口学者都应该有担当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虽然李铁没有明确回答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但从他的多篇文章中可以推测，他赞成将来中国全面放开生育，但并不赞成中国现在全面放开生育。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放开生育呢？李铁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 我们想反问李铁：难道现在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还没有得到缓解吗？事实上，现在中国人口不但不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而且即将进入负增长。那么李铁为何还要担心中国人口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呢？估计这与李铁过去的经验有关。李铁说：“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 我们查询的资料显示，李铁出生于1955年，那时中国的生育率确实很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二战后，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并且延长了人均寿命，世界各国人口普遍有较快的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那段时间中国人口的增幅并不突出。现在中国农村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但李铁这种惯性的思维还以为现在农村人的生育意愿很高。 中国从1978年以来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1970年出生了大量的人口，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 李铁接着说：“在那个年代（指李铁出生的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抚养多个孩子，在短期内确实会降低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从长期来看，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所创造的价值是会大于抚养孩子的成本。 例如，假设一对夫妇的家庭年收入是20万元，如果他们是丁克，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10万元；如果有一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6.67万元；如果有两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5万元；如果有三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4万元。所以，孩子越多，人均收入越低。只看短期利益的人，当然会认为“只生一个好”；然而，从长远来看，在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就会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更具有竞争优势。 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进入负增长，并且，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将近30年，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几乎不可能提升到更替水平，所以，中国人口在下降之后，很可能步入一直下降的漫漫长路，看不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防止未来中国人口一直下降下去？这是有关未来中华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长期来看，要避免中华民族走向消亡，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越早做到越好。 综上所述，对于第一个问题，李铁认为“中国人口过多”的依据是什么？李铁回答说“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论证的依据；而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对于第二个问题，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生育率将会是多少？李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什么如果鼓励生育，会有“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而我们认为，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到1.1左右。对于第三个问题，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李铁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什么“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而我们认为现在不但应该全面放开，而且还应该鼓励生育。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第十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基于全局 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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