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赴安徽考察调研 据新华视点微博8月18日消息，习近平总书记18日赴安徽考察调研。当天下午，他先后来到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闸、红亮箱包有限公司、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察看淮河水情，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等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为创业板改革“护航” 最高法发布司法保障意见 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意见》从增强为创业板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自觉性、依法保障改革顺利推进、依法提高市场主体违法违规成本、依法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四大方面提出了10条举措。 >>金融精准扶贫覆盖面持续扩大 更多支持政策“拍马赶到” 记者昨日获悉，银保监会近日内部通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精准扶贫覆盖面持续扩大，效果逐渐显现。下一步，监管部门还将出台更多政策支持精准扶贫。 >>银行收紧二次房抵贷 贷款流向仍是监管严查重点 北京吴女士打算将名下一套尚有按揭贷款的住房再次抵押给银行，申请个人经营性贷款，银行回复称“不可办理”。记者在近期调研中了解到，有部分股份行再度停办住房二次抵押贷款业务，才露出复苏苗头的二次房抵贷如今再次收紧。 >>134家券商上半年经营业绩排名公布 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券商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排名情况。中信证券的营收以及净利润继续位居行业第一位，且绝对金额相较去年增长较多。分项业务方面，中信建投的投行业务位居行业第一，华泰证券的资管业务位居第一，国泰君安的经纪业务位居第一，中信证券证券投资收益位居第一。单项排名榜单相较去年有所变动。
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从增强为创业板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自觉性、依法保障改革顺利推进、依法提高市场主体违法违规成本、依法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四大方面提出了10条举措。 证监会表示，《意见》对于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进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创业板改革配套司法保障意见 《意见》是最高法继推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的司法保障意见”后，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安排而专门制定的又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司法文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充分体现了新证券法的立法思想，也彰显了运用司法手段统筹推进增量与存量改革的理念。 《意见》提出，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创业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可在民事和行政案件审理时参照适用。《意见》还规定了“互相适用”原则，即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创业板上市公司案件时，《意见》未作规定的，参照适用科创板司法保障意见；在审理涉科创板上市公司案件时，科创板司法保障意见未作规定的，则参照适用本次发布的《意见》。 “《意见》的内容非常‘接地气’、有担当，有可诉性和可裁性。”刘俊海表示，比如，《意见》明确，对创业板注册制上市公司所涉证券民商事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将证券发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证券欺诈责任等一审民商事案件，指定深圳中院试点集中管辖，就是为了更加贴近证券市场，贴近证券交易所。 全面落实“零容忍”要求 为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意见》提出有关司法制裁措施。 在刑事审判方面，《意见》提出：支持依法加大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力度；对依法从严惩治申请发行、注册等环节易产生的各类欺诈和腐败犯罪，提出了具体举措；对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修改完善，以及典型案例的发布，提出了要求。 在民事审判方面，《意见》围绕创业板信息披露特点，提出要厘清不同责任主体对信息披露的责任边界，区分不同阶段信息披露的不同要求，严格落实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和证券中介机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核查把关责任，严格落实新证券法确立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违法违规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民事赔偿款和缴纳罚款、罚金、违法所得时，其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刘俊海表示，民事责任在《意见》中体现得非常全面，彰显了以投资者为本位的司法理念，对提振投资信心、改善和加强证券市场中的行政监管、激活交易所自律监管机制、强化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和内控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鼓励多元共治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刘俊海表示，《意见》鼓励多元共治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实现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政监管和司法救济之间的无缝对接、有机衔接和同频共振。 《意见》一方面要求各级法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另一方面，结合近年来各级法院的成功经验，在完善现有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加强证券诉讼配套程序、依托信息化手段提高证券司法能力、推广证券示范判决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举措。 《意见》对落实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司法措施要求，鼓励各级法院细化和完善证券代表人诉讼各项程序安排，并要求进一步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沟通协调。此外，《意见》还强调持续深化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通过诉调对接、先行赔付等方式，及时化解证券纠纷，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新旧制度衔接方面，《意见》提出，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尊重新旧制度规则，审慎评估、依法处理。 证监会表示，《意见》的发布实施，将有效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顺利推进，促进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措施行稳致远，有助于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夯实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在第二个一百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二是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这两个问题是相结合的。 如何理解过去的改革？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构成和形态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如果对四十年做一个总结，确实能够看到我们一直坚定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很多领域依然很活跃。比如，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依然不算完全站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政府对金融体系还有很多干预。 所以，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过去的改革逻辑和实际效果，主要有两点。 1、“双轨制”改革策略有利于维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 要解释上述现象，首先要意识到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双轨制改革”，或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双轨制很重要的特征是把经济分为旧的一轨、新的一轨。1978年改革开放要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我们同时有很庞大的国有企业。我们并未像前苏联、东欧那样实行“休克疗法”，一下子把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把计划经济原有的一套全部摧毁，希望明天醒来的时候，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因为市场机制的发展需要很长时间。 客观地讲，我们过去走的改革道路就是双轨制改革，是两条腿走路。简单说就是一方面让国有企业继续运行，这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要求，其实也是经济稳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快速成长。这是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的重要轨迹。实行双轨制主要是为了在获得市场化改革好处的同时保持相对平稳的过渡。 2、市场化的改革并不对称 中国通过双轨制改革使经济走向了市场化，但又属于“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不对称”指的是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但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仍然较多。到今天为止，政府在农产品、制造业产品、服务业产品等产品市场上的干预已经很少，由自由市场的供求决定价格。然而在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能源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在劳动力市场，政府的政策限制和干预仍然较多。劳动力市场比较特殊，政府基本不太干预工资的决定，尤其是农民工进城等，但是户口制度对于劳动力的流动和工资水平的决定有一定影响。 一方面是产品市场的放开，另一方面是要素市场的扭曲。要素市场的扭曲在金融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 我们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体系非常完备，规模非常庞大，第二是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各种干预较多，包括对利率和资金配置、对汇率水平、对大型金融机构的运行，尤其是对跨境资本的流动等，政府有着各种影响和干预。 为什么要素市场会有这么多扭曲？我个人的解读是：市场扭曲其实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政策。双轨制是既要国企继续发展，同时也鼓励民企和外企更快地成长。在过去这样一段时间，国企相对来说效率比较低，但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国企需要继续运行，需要一定的特别支持。我国财政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能力来支持这样一些国企，所以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通过干预要素市场，为国有企业或者国有部门提供变相的补贴，这是支持双轨制落地的一种做法。 所以，目前的情况是，大方向是市场化改革，但在具体政策上政府干预还比较多。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方向没有错，但为了改革过渡比较平稳，出现了很多看上去似乎是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做法。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到现在一直存在的现象，在乐观的人看来，我们一直朝着市场的方向走，但不太乐观的人可能觉得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干预太多，退出不够快，不够坚决。 未来的三个新挑战 回头看过去四十年改革期间的经济表现，我国在这段时间增长的绩效非常突出，尤其是在前三十年，经济增长年均保持10%左右，这在世界上都很罕见，有人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这说明，这套政策框架虽然有前面所述的不少问题，但实际上是很成功的。 成功背后的原因很多。一方面，过去三十年、四十年，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干预程度在降低，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在提高，这对提高效率很有帮助；另一方面，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发现，当市场经济机制还没有很完备的时候，适度的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支持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把改革的四十年全放在一起看，年均GDP增长仍然有9%以上，这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历过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增长进入一个小高峰，达到10%以上，但从那之后GDP增速不断往下走。这个持续下行的增长我们都感受到了，一开始大家以为政府出台一些宏观政策就可以稳住经济增长，但现在看仍然是在持续往下走。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特殊影响，第一季度增速是负增长，这应该说是我们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到第二季度开始复苏。整体来看，自2010年起，GDP增速已经从10%以上降到去年的6%，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减速在学界引起了很多讨论，到底是趋势性的结果还是周期性的结果，又或者是结构性的结果，我认为这些方面的因素可能都值得我们关注。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走向第二个百年计划，在未来三十年能保持什么样的增长？过去四十年我国算是比较成功，未来会怎样？ 在此，我集中讨论三个挑战，这三个挑战跟我们过去三十年、四十年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 新挑战一：从低成本到中高成本 改革开放开始时，我国人均GDP是200美元，在世界上属于很低的国家。那时，只要有低成本优势，能够生产产品就有竞争力，就能在市场上卖得出去。即便到2007年，全球危机的前一年，中国人均GDP 2600美元也属于中低收入水平，仍然有一定的低成本优势。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离世界银行设定的1.26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门坎已经比较接近。从中低收入水平到中高收入水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一个很重要很突出的挑战就是低成本优势不再，过去充满竞争力的很多产业难以为继。 经济政策讨论里经常说到“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大多数国家有能力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中高收入水平。未来十年、十五年，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失去低成本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过去没有，但将来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 新挑战二：从全球化到贸易战 1978年以来，我国的发展除了赶上人口红利，似乎还有一个巧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时代，贸易和金融都越来越自由化，而恰恰那个时候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恰好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过去这些年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出口这两大因素当中获益非常大，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的贸易开放度在全世界尤其在大国经济当中是非常高的。 然而，我们现在遇到了新的挑战。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后，2018年-2019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基本已回到二战以前的水平，也就是说，美国对外的贸易壁垒一下子退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水平。美国是表现最突出的，其他国家没有那么极端，但总体而言，全球化的步伐大都在放慢，出口的难度和投资的难度都在增加。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将来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除了面对国际化政策的变化，还有国际化影响力的新挑战。 我国从中低收入经济体变成今天的中高收入经济体，过去是小国经济，现在成为大国经济。从贸易角度看，大国经济就是你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经济扩张就会越来越难。因为当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重要贡献者时，其持续扩张就会对其他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一定意义上说，现在中美的贸易矛盾这么大，也是因为我国的体量、经济总规模，以及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反过来看，如果今天中国经济规模还像四十年前一样，美国是否还会发起这样一场贸易摩擦？我认为可能不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挑起贸易摩擦，而是有可能它针对的对象会发生转移。二三十年前美国曾经瞄准日本，也曾经一度瞄准德国。 因此，中国现在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有特朗普因素，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因素，同时也有中国自身带来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变大的因素，中国的进一步增长会对其他国家带来结构性的挑战，引发一些调整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政府现在提出的“内循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如果外部市场、外部投资对中国增长的贡献不能持续像过去那么大，我们如何继续保持增长？这是中国接下来要面对的第二个新挑战。 新挑战三：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 过去，我国劳动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但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降，同时老龄人口的比重在上升，所以抚养比在不断增长。 老龄化一方面使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口生产率开始下降，另一方面，需要供养的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对消费、储蓄、投资、医疗和养老开支都会有很多影响。总体来说，老龄化可能使我们过去通过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来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凡事都有两面，老龄化也不是说一定就对经济增长不好。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老龄化带来的机会，抓住随之产生的各种新需求，那么人力资本积累也许就会更快一些。但不管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也不管哪一面更重要，都意味着我国的增长模式可能不得不做出调整。 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 综合上述，展望未来三十年，我国的增长模式可能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什么？我认为归纳起来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 第一，经济环境实实在在的巨变使得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不断做出调整。中国经济已经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高收入，快接近高收入水平；从过去面对全球自由的市场转变为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困难，还面临包括贸易摩擦等更恶劣的政策环境；从原来的人口红利到现在慢慢转向老龄化等等，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很大影响。简而言之，过去支持了经济发展几十年的低成本优势和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在未来不可能再持续。未来可能需要依赖的是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当成本已经足够高之后，怎样才能保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那就必须有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效率的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才能不断改善。 第二，双轨制改革政策遇到了瓶颈。从双轨制到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不断地朝着市场化体制走，另一方面，政府确实维持了对经济体系的不少干预。这样的政策体系在过去没有妨碍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一方面确实还是在进行市场化，因而效率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在市场机制还未完全有效的时候，一些政策可能对增长的限制不是那么突出。 以金融业为例，政府过去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措施所造成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早期，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不太高，政府的适度干预不仅对于增长没有很多负面影响，甚至还有一些正面的支持。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很多银行的不良率很高，但却没有发生挤兑和银行危机，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银行都是政府持有，所以存款人对于银行的信心没有下降。与此同时，金融资源配置在相当长时期内比较偏好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效率损失，因为民营企业效率更高，发展更快，但是从资源配置的趋势看，是民营企业获得的越来越多，虽然年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大方向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从总体来看，我国这套金融体系的效率可能是受一定影响，但是它的有效性实际是很高的。只要有了储蓄，今天的储蓄就可能转化成明天的投资，直接支持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过去这套体系支持增长是有效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效率确实在下降。有研究显示，抑制性金融政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 这可能是因为市场化程度提高了，所以政策对效率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大。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增长模式改变了。过去是粗放式的增长，所以由国家主导的银行来配置资金所造成的问题不太大，但是现在变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如果还沿用过去那一套有很多政府干预的金融体系，那么增长的效率和速度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做个总结，过去四十年和未来三十年的增长，一方面增长模式确实在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过去一些曾经行之有效的政策现在对于增长和效率的约束越来越突出。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 未来的关键改革方向 我个人认为，如果给一个简单的建议，将来还是应该继续原有的改革方向走下去，但在具体做法上，可能需要一些改变。有四个方面的关键性改革我认为是绕不开的： 第一，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双轨制是不错的改革策略，但是到今天我们可能考虑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国企、民企与外企之间相对不平等的政策环境应该取消，实现竞争中性、公平竞争。 第二，过去市场化改革存在非常突出的不对称，一方面产品市场完全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的扭曲很明显。这么做在以前是有理由、有逻辑的，而且效果还不错。但是这样的要素市场扭曲，今天和今后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中央已经提出，推进市场化改革是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而且有很多方面的政策可以研究，比如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城市化。其实就是把过去对要素市场的一些约束取消，让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金融领域现在的政府干预仍比较多，应尽量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定价机制，增强竞争，支持金融创新，同时要平衡创新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三，因为现在要走向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如何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方面要支持基础研究，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采取一些政策工具来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 第四，坚持对外开放。今天的国际环境改变了，我们会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对支持增长的作用，但同时一定要继续保持开放。比如，我们现在跟美国的关系比较僵，但是不是每个领域都没有合作机会了？我想并非如此。而且除了美国以外，我们还可以和很多其他地区合作。过去四十年与改革相伴的一直是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开放，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将来还是应该继续坚持这种稳健开放的策略。
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推进合并 监管层频提推进机制改革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浪潮持续。近日，山西省内多家城商行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合并重组的议案。近一个月以来，监管先后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批复同意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已有超过10家地方城商行、农商行酝酿合并重组。 业内人士表示，在中小银行本轮合并重组浪潮的背后，离不开监管的大力推动，也与中小银行加速抱团、化解风险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尤其是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或将迎来重大突破。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浪潮持续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关注。近日，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长治银行先后发布通知，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合并重组的议案。据悉，4家城商行均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从资产规模来看，晋城银行和晋中银行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19年末，资产总额分别达862.13亿元和711.43亿元。而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则相对较小。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长治银行总资产403亿元；截至2018年末，阳泉市商业银行总资产457.81亿元。 除山西多家银行外，7月末，陕西银保监局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承继前两者的债权、债务；江苏银保监局批准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此前，四川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也公告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分析称，目前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方向有两类：第一类是盈利能力强、发展较好的城商行、农商行通过战略投资的形式，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以先进的带动相对落后的，在提升被参股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可以实现自身业务扩展。第二类是区域几家整体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中小银行，在地方政府的牵头之下通过合并重组形成实力更强的区域型银行，通过在资源禀赋等层面形成合力，增强竞争力。 业内人士指出，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影响下，中小银行生存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规模小的银行面临生存困境，在这种前提下，拓宽发展空间、提高抗风险能力的“抱团取暖”会是更多中小银行的选择。“2015年以前城商行合并主要是实现跨区域经营和经营规模的扩张，以达到整体经营实力的提升和实现A股、H股上市等目的。”徐承远表示，“而现阶段区域银行并购重组最主要的动力是化解金融机构风险，增强中小银行风险抵御能力。”他表示，引进财务实力强或者风控能力的战略投资者，对于化解中小银行风险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合并重组不是最终目的，增强自我的经营效能才是最终目的。除了形式上的整合，最重要的是在内部管理层面上进行相应整合，并妥善解决人员安置、网点设置、机构间的运转磨合等，真正提升机构的竞争力。 中小银行改革推进提速 徐承远预计，2020年以来，在疫情影响下，区域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风险在未来两年可能还会加速暴露，中小银行的整合重组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 合并重组是中小银行深化改革的具体方式之一，而改革无疑将成为今年中小银行的关键词之一。实际上，随着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业务结构、数字化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暴露，中小银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严峻。业内人士表示，我国中小银行亟须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活力。 “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利率市场化以及信用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部分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正在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亏损，通过利润来计提拨备和资本的空间也在缩小。而中小银行的资本结构相对单一，缺乏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他还说，由于中小银行多为区域性银行，整体水平不高，资金规模偏小，人才和科技能力的储备等均远远落后于大型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挑战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小银行面向未来的长期竞争能力也不容乐观。 今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把补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8月1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以加快中小银行改革为突破口，提升金融机构体系稳健性。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资金来源，加快补充资本，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把深化改革与化解风险、完善治理结合起来。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或迎新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今年或迎来新突破。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祝树民最新撰文指出，持续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公司治理规范性和有效性，促进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徐承远也表示，未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或将从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管理、增强资本实力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进行合并重组以增强业务竞争力等三方面进行推进。 另外，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提及要“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强化正向激励，统筹做好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 曾刚表示，现行的农信社省联社管理体制或将很快迎来新一轮改革，而在省联社改革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农商行的合并重组。他说，未来对于省联社的改革需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选定省联社的具体改革路径，切勿施行“一刀切”政策。但是，无论采取何种路径，省联社改革都要保持与农信机构的改革方向相一致，即坚持市场化、法制化、企业化的改革方向，坚持农信机构服务“三农”、保持农村金融机构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这一原则。
深化国企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期，云南国企改革大动作频频，引人瞩目。 云南冶金集团与中国铜业完成重组，加快打造“两平台一基地”产业链，尽快形成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云南白药吸收合并母公司实现整体上市，交易规模合计544.8亿元，成为近10年来中国医药行业第一大并购交易；云南交投集团引入各类社会资本组建高速公路项目投资联合体，加快全省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通”工程建设；云天化股份限制性股权激励试点被国务院国资委作为经验推广。 云南深化国企改革，紧盯稳增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齐增；紧盯防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紧盯改革发展，扎实搭建“1+1+X”改革架构；紧盯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国资布局；紧盯严监管，不断提升国资监管效能；紧盯强党建，推动国企党建质量持续提升。截至7月末，省属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3.0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降杠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1+1+X”改革任务即将完成 “全省深化国企改革‘1+1+X’框架体系构建完成，重点领域改革顺利推进，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有力发挥。”省国资委主任陈明表示，在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中，27户省属国企改革发展思路都经过了省委常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逐个过堂”，进一步明确了每户企业的功能定位以及改革发展战略和措施，并印发企业加快推进实施。省国资委将与企业一道，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落实落细改革发展实施路径和具体措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介绍，今年年底基本完成“1+1+X”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在云南省国有股权管理公司和云南金控集团两个“1”组建完成的基础上，全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持续深化，云投集团、云南航空产业集团等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正在推进。省属企业煤炭资源整合基本完成，电力、化工等产业资产重组有序推进，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企业专业优势更加突出。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云南深化国企改革的一大亮点，云南冶金集团与中国铜业实现重组，成为深化国企改革“央地合作的典范”。云南白药引入优质民营资本完成混改，走出省级国企混改的“云南模式”，为深化国企改革积累了国民共进的宝贵经验。截至2019年底，省属企业混改面达63.7%，超过全国地方国有企业平均混改面7.7个百分点；云天化集团、昆钢控股等7户企业混改面更是高达76%以上。“我们正在动态调整省国资委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挑选更多的优质企业向省上市办推荐申报‘金种子企业’。”省国资委改革和规划发展处负责人说。 在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省属企业内部资源整合也在换挡提速。昆钢控股将123家子公司整合组建成8个产业集团，农垦集团将8户天然橡胶企业和33个橡胶加工厂整合后组建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董事长李思军说：“新的云胶集团立足国家橡胶安全不断夯实国内橡胶产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与周边国家互惠互利开拓橡胶种植、加工基地，全力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撑起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改革越深入，省属企业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顶梁柱”作用越明显。今年1月至7月，省属企业累计实现收入4761.35亿元，同比增长0.52%；累计实现利润122.91亿元，同比增长19.36%；全省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916.61亿元，实交税费201.22亿元。而在去年，全省各级国资国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39.82亿元，同比增长12.35%，较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出3.8个百分点。 深化国企改革，云南克服企业债务风险压力大、现金流量紧、降杠杆任务重等一系列困难，充分发挥省属企业在全省经济中的“稳定器”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吃劲、防疫物资最紧缺的二三月份，在省内无生产企业、无库存、国内购买无来源“三无”的不利情况下，省国资委组织企业采购、捐赠300多万个医用防护口罩等一批医用防护物资。省属国企调整生产力布局，紧急布局医用防护物资“自己产、云南造”，填补了云南省不能生产医用N95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的空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省属企业走在前列，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 支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深化国企改革，就是为了让国有经济更好支撑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围绕构建“两型三化”产业方向、推进八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和“数字云南”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一批千亿级企业，推动落实能通全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任务，云南深化国企改革发力提速。 今年上半年，云南贵金属集团、云天化股份、云锡控股、云南能投集团、省设计院、天朗节能环保集团等6户企业进入国家“双百企业”，南天信息、云南钛业入选全国“百户科技型企业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专项行动”。“云南钛业将以此次入选专项行动为契机，将研发投入提升到销售收入的11%以上。”云南钛业风控部经理周亚玲表示，云钛公司将抓住改革发展机会，提升产品和技术装备研发能力的领先优势，到2025年发展成为全国行业领先企业，在海洋工程、钛合金油气及大口径流体管道等细分行业钛及钛合金市场份额占比进入全国前三。 2019年，省属企业研发投入70.78亿元，同比增长125%，累计获得专利1400多项，打造科技创新平台80多个，实施15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创新驱动成效显著。目前，省属企业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百千万人才、“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云岭学者”、“云岭产业技术领军人才”、“云岭青年人才”等各类人才达到275人。
我与黄奇帆先生的直接交往不多，但神交已久。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的朋友崔之元教授兴奋地向我介绍了黄市长的许多经济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我便十分关注黄市长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和他不时发表的经济观点。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能员”“干吏”中的佼佼者，而这些“能员”“干吏”则是中国贤治（meritocracy）的基础。黄奇帆先生似乎并不总按常理出牌，但他解决问题的超常能力却使我叹服。 一直以来，我都想知道黄奇帆先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结构性改革》 一书终于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见他的思想脉络和行事逻辑。如果中国其他同样富有实践经验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大员都能像黄奇帆先生这样，在退出一线之后，深入总结自己为政的经验教训，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那将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之幸，而且是国家之幸。 黄奇帆 《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中国最近二十几年来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还包括许多十分新潮的东西。囿于知识和阅历的限制，我没有能力全面评述此书，只能谈谈读后感。 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写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一方面，作为长期主政一方经济的政府大员，黄奇帆先生有着学者只能望洋兴叹的解决大小经济问题的丰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乐于思考的思想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丰富实践基础上的深入理论思考应该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由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俯拾皆是。我希望黄奇帆先生以后还能更多地与我们分享这类故事。 故事一。2008年，内陆地区尚不存在电子产业，因为把零部件、原材料从沿海运到内陆一般要历经2000千米，需要付出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地处内陆的重庆要发展电子产品，就要把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实现企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一体化。于是重庆承诺惠普董事长，如果对方把3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转移到重庆，就保证两年内在对方厂址的1小时路程之内配套1000家零部件厂，共同形成产业链集群。转过头来，重庆又承诺给富士康1000万台惠普电脑的整机生产订单，前提是富士康将对应数量的零部件厂商引进重庆。事实上，零部件企业只要到了重庆，不仅可以完成1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而且可以为更多生产企业服务。两年内，重庆达成了当时承诺的目标，拥有了1000多家电脑零部件厂商，并相继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电脑厂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多年保持产量稳定，占全球电脑生产总量的1/3。重庆成功打造了一整条齐全的产业链，相应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品牌商和产业链相互配合，中心零部件企业和供应链纽带无缝对接，成为一大核心竞争力。 故事二。重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2亿部手机，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而当时京东方的技术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但缺乏资金。重庆承诺帮助其筹集资金。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股票，每股2元多，由重庆企业买入，实现了200亿元投资，再向银行贷款140亿元，共计筹资340亿元。由于企业效益好、利润高，京东方的股票由最初的每股2元多涨到了每股4.5元，最高的时候甚至到了每股6元。在其股价为4.5元时，重庆企业将100亿股卖出，收回了200亿元，另外的250亿元并未被市政府征用，而是继续投资京东方，用于研发第六代柔性液晶面板。 故事三。“渝新欧”国际运输通道，满足了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对北美（30%）、亚洲（30%）和欧洲（40%）的分销，大大节省了时间与物流成本。如果产品在重庆生产后运到上海、广东等地，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耗时需两个月，另一方面物流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2 000千米内陆到沿海的距离。这条“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同时解决了三大难题：一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一体化；二是各个国家铁路部门运行统一编制的时刻表；三是敲定铁路运费价格，压低运输成本。2011年铁路价格是一个集装箱每千米1美元，现在降到了每千米0.5美元，12000千米距离只需要6000美元运费。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的货物价值足够高，“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的6000美元运费就是经济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愿意用铁路进行运输。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黄奇帆先生对许多全局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的思考也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关于城乡土地资源配置问题，黄奇帆先生指出，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城市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但农村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没有退出，城市发展又需要建设用地。为实现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作为土交所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在重庆市域内将农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产生的货币价值成为农民的原始资本，农民进城了，耕地总面积也并未减少。 关于人口红利问题，黄奇帆的角度同一般经济学家也不同。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了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干到45岁左右时，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来可以工作到60岁，现在只能工作到45岁，少了15年，相当于就业工龄少了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里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的时间相当于全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村户籍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生产力问题和人口红利的问题。 关于铁路运输问题，黄奇帆先生认为，因为把货物转移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货物装上汽车，进行长途运输，而汽车运输的成本是火车的3倍。但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通铁路。事实上，只要一家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产值几百亿元的企业的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 关于债务重组问题，黄奇帆也敢于触犯禁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坏账欠债的困难企业拿出整改的具体方案，如果只是把债务包层层转包，那是务虚、套利。比如，银行有100亿元坏账，企业把这100亿元打包按20亿元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把大包拆成小包，最后按30亿元又转出去。如果是这样的层层转包，最后接盘的人有什么能力帮助企业完成债转股或债务重组呢？倒霉的还是实体经济。 由于不仅有丰富的地方经验，而且有超越一时、一隅的大思路，黄奇帆先生成为借箸之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部地方大员的成功学或案例集锦。相反，黄奇帆先生不仅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力图澄清一些本来应该由职业经济学家阐明，但却被经济学家说糊涂了的理论问题。黄奇帆先生“入侵”不同领域经济学家专属地盘的意图可以从《结构性改革》的目录清楚地看出来。《结构性改革》涉及了从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到数字经济，从房地产开发到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等我们当前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由于知识和专业的限制，我对黄奇帆先生书中所涉猎的许多问题没有立场和观点，不敢妄评。这里，我仅就自己相对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看法。 黄奇帆先生大作第一章的标题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是高度重视的。我曾表示“供给侧”一词是日本汉字，读起来拗口。但如鲁迅先生所说，“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读得多了，也就不拗口了。比起“侧”这个词，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黄奇帆先生指出，“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用黄奇帆先生的话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通过“体制机制性的改革”，给经济“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我对黄奇帆先生的观点深以为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总需求管理则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体制机制性改革（“制度变迁”），同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也有所谓“供应学派”。但这个供应学派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黄奇帆先生对此也做了清楚的解释。我这里不再赘述。 黄奇帆先生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的意图和要点，提出了今后应该推进的十条改革措施。其中，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开放、降低运输成本、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大力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等属于生财型的改革，有利于创造新的财富；而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属于聚财型改革，可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而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企业年金制度、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深化投融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改革属于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可以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高质量发展。确实，正如黄奇帆先生指出的，如果各地方、各部门都可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框架开动脑筋，想一些真正能够起到实效的改革举措，共同努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必将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奇帆先生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是，一篇序言是不能写得过长的，我只好就此打住。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结构性改革》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个聪明人写给我们这些不太聪明的人读的好书。我强烈建议中国的各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都来认真研究黄奇帆先生的这部著作。
摘要 【曹中铭：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离不开改革与创新】科创板的改革红利已开始释放，一旦创业板改革进展顺利，将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奠定基础，注册制就有可能在A股市场全面铺开。我国资本市场要做大做强，离不开深化改革与持续创新。（金融投资报） 科创板的改革红利已开始释放，一旦创业板改革进展顺利，将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奠定基础，注册制就有可能在A股市场全面铺开。我国资本市场要做大做强，离不开深化改革与持续创新。 8月7日，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普遍下跌，且多家公司跌幅不小。据媒体报道，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都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要求，否则这些公司将被迫退市等消息成为幕后推手。笔者以为，基于中概股存在挤出风险的现状，也凸显出做大做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国内所有上市企业中，中概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国内众多企业纷纷赴美上市，既与美股上市门槛较低有关，也与美股市场的吸引力有关。但在美挂牌的中概股，却也往往成为受质疑的对象，频频成为做空的目标。 客观上讲，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虽然不乏像阿里巴巴等这样的优质企业，但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中概股的财务数据就常常遭到质疑，在这方面“爆雷”的中概股其实并不少。特别是今年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更是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案例。从这个意义讲，美股监管部门对于中概股及赴美上市的企业提出相关要求，却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还有可能存在因其他因素而导致退市的风险。 A股市场诞生近30年，无论是挂牌公司数量、中介机构、开户户数以及机构投资者规模，以及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方面，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此前由于制度建设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国内的互联网巨头、新经济企业，以及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优质企业只能赴美上市。这些企业大本营在国内，市场在国内，盈利也来自国内，但国内投资者却不能分享其经营发展的成果，这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不断深化改革与创新，并已开始取得成果。科创板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不仅开启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注册制试点，也实行更加包容的上市制度，科创板上市不再“唯利润论”，亏损企业、同股不同权企业、红筹企业等都可在科创板上市，实际上为更多新经济企业在A股上市打开了方便之门。 科创板的改革红利已开始释放，创业板改革即是红利释放的结果。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科创板的改革，创业板注册制试点是不可能启动的。创业板改革将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旦创业板改革进展顺利，将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奠定基础，注册制就有可能在A股市场全面铺开。我国资本市场要做大做强，离不开深化改革与持续创新。当年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优质企业只能赴境外上市的尴尬不能再重演了。 做大做强我国资本市场，除了不断深化改革与创新，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外，还需要从其他方面着手。 其一，提升资本市场的影响力。美国市场的涨跌，能够引发欧洲、亚太等主要市场出现波动，既与美国的综合国力有关，也与其资本市场有较强的影响力有关。虽然目前A股市场的影响力已得到提升，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其二，需要提高资本市场对于企业上市的承接能力。阿里巴巴赴美上市，首发融资高达243亿美元(其时折合1700亿人民币)，如果当时阿里巴巴在A股上市，如此高的融资额是不可想象的，市场或许无法承受。做大做强资本市场，必须过这一关。 其三，需要建立多家“航母级”券商，打造拥有话语权的全球知名投行。美股市场能有今天的规模与影响力，与美国拥有大摩、小摩、高盛等全球知名投行是分不开的。整体而言，目前国内券商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与大摩等存在较大的差距，打造“航母级”券商已迫在眉睫。 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不仅能吸纳不同的国内企业上市，中概股即使遭遇挤出风险也会有退路，而且也会催生出其他方面的红利，背后的意义无疑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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